这或许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在过去四十年，每个人都在快速流动，为了追向未来而“悬浮”，生活里充满了机会主义，被高度商业化；人们放弃了直面、直接改变现实问题的努力，忽视彼此之间的联结，却日益依赖外部施加的秩序，尤其普遍对政府、国家怀有很强的道德预期。 这种情况下，学者和知识分子能够做什么呢？ “如何把民众的道德期望转化为一种明晰的语言，从而创造一种制度，来保障政府的道德承诺——这可能是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项飙在一场讲座的最后说道：“我们无法通过逃离政府来获取自由，自由需要建立在和政府积极、直接的互动之上。我们至少应当懂得如何去要求，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表达。权利比自由更为重要。”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