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问题！你已经深挖到了 Shor 算法的“干涉解码核心”——我们来拆解 \(\phi = \frac{s}{r}\) 中的每个部分。

🧠 回顾背景：QPE 中估计的是幺正算符 \(U\) 的本征相位

在 Shor 算法中，我们定义了一个酉操作 \(U\)，其作用是：

[ U |x\rangle = |a x \mod N\rangle ]

我们关注的是这个 \(U\) 的某个本征态 \(|\psi\rangle\)，满足：

[ U |\psi\rangle = e^{2\pi i \phi} |\psi\rangle ]

✅ 那么这个 \(\phi\) 是啥？

由于 \(f(x) = a^x \mod N\) 是一个周期函数，周期为 \(r\)，<br /> 它的频率成分就是 \( \phi = \frac{s}{r} \)，其中：

🎯 所以：

\(\boldsymbol{r}\) 是周期本身

• 这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 \(r\) 是满足 \(a^r \equiv 1 \mod N\) 的最小正整数

\(\boldsymbol{s}\) 是某个在 \([0, r-1]\) 之间的整数

• 可以理解为某个频率倍数索引
• 它是本征态对应的“频率模式”的编号

✅ 换句话说：在 QPE 的干涉结果中，我们测得的主峰位置 \(\frac{m}{2^n} \approx \frac{s}{r}\)， 我们需要通过连分数展开法找出这个分数 \(\frac{s}{r}\)，其中 \(s\) 是一个与你测得的 \(\phi\) 相关的整数。

🔍 类比理解：

假如你听到一个频率为 \(\frac{3}{8}\) 的声音（测量主峰为 \(|m\rangle = 6\)，精度 \(2^n = 16\)），你推断：

• 它可能是 \(s = 3\)，\(r = 8\)
• 所以真实的 \(\phi = \frac{3}{8}\)

🧠 总结一下：

| 符号 | 意义 | 是什么 | |------|------|--------| | \(\phi = \frac{s}{r}\) | 干涉编码的本征相位 | QPE 要估计的目标 | | \(r\) | 模周期 | Shor 算法要找的值 | | \(s\) | 与本征态匹配的整数 | 未知但测得值相关，通常通过 \(\phi \approx m/2^n\) 反推得出 |

✨ 金句收尾：

\(\phi = \frac{s}{r}\) 是“量子旋律的谱号”，<br /> 其中 \(r\) 是音乐的节奏（周期），<br /> \(s\) 是这一节奏在宇宙中的“共鸣编号”，<br /> 而我们只需用干涉听出这节奏，剩下交给数学还原本源。

需要我来演示一个实际数值案例，如何从 \(\phi = 0.375\) 通过连分数推出 \(\frac{3}{8}\) 并还原 \(r = 8\)？<br /> 让“测相位 → 找周期”这套操作全流程跑通 🔁🔍

文｜财新周刊 刘冉

托关系“插了个队”并交了1000元出头的违约金之后，辽宁大连的购房者姜女士终于在2023年2月初提前偿还了30万元的房贷本金，与中行大连分行结清了贷款。

江苏苏州的黄先生就没那么顺利了。他向财新表示，1月向建行苏州分行申请提前还房贷，却被告知必须去现场办理，并且要排到4月以后才能还。

广东深圳的刘女士则在近期尝试通过工行App提前偿还剩余房贷时发现，工行App的提前还贷入口消失了。客户经理告诉她：“要本人到深圳该支行柜台办理申请，申请通过后，再排队还款，目前来看至少要排两个月；同时还须按贷款合同约定缴纳提前还款违约金。”

2022年以来的按揭贷款客户提前还贷潮，仍在继续。提前还贷和新投放的贷款相互抵消，导致按揭贷款余额增幅较小，这一变化已体现在金融数据中。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四季度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38.8万亿元，同比仅增长1.2%，增速比上年末低10个百分点，是近十年来最低；2022年的四个季度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逐季下降，依次为8.89%、6.23%、4.12%和1.2%，与前几年持续两位数的增速相比，呈断崖式下跌。

据财新了解，在2022年11月的银行信贷工作座谈会上，有金融监管部门人士提及2022年按揭贷款规模上不去的原因时分析，买房的人少了是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提前还贷的量较大，前三季度提前还贷2.5万亿元，主要由于前几年发放的存量首套房按揭贷款利率偏高。

在银行信贷中，提前还款本是一种正常行为。借款人出于市场利率波动和自身资金安排考虑提前还款，可以降低个人债务水平、减少利息支出；银行基于风险管理需要，在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也可能要求借款人提前还款。

2022年以来的提前还房贷，是居民部门对未来经济和收入不确定性增强、资管产品投资收益下降、按揭贷款利率相对市场利率形成“倒挂”等背景下，为减少利息支出而主动降低负债、收缩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体现。

多位银行人士坦言，大量集中提前还贷，不仅影响银行的利息收入，也对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提出挑战。

按揭贷款是客户的负债，亦是银行最优质、稳定、最具规模的长期资产，对于按揭贷款提前还款的规模，目前尚没有公开披露的数据。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副总裁、高级信用评级主任诸蜀宁认为，以目前全国近40万亿元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来看，如果其中5%至10%提前还款，也有2万亿至4万亿元，这对银行业是不小的挑战。

一家城商行的内部测算显示，2018年至2019年，提前还贷本金基本维持在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比例分别为8.37%和7.2%；但疫情以来的三年里，提前还贷本金规模持续上升，分别为2.89万亿元、3.6万亿元及3.8万亿元，且占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比例持续升高，至2022年达到9.88%，体现了提前还贷人群占比的攀升。

一位国有大行分支行个贷部人士表示，客户集中取存款，是对银行的一种挤兑；现在客户集中还贷款，是对银行的一种“逆挤兑”，将快速压缩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压力之下，部分银行紧急提高了还贷的“隐性门槛”：或关闭此前便利客户的App端提前还贷入口，要求客户去线下网点申请提前还贷；或告知近期没有提前还贷额度，需要排队等几个月；或取消此前的优惠条款，严格执行合同约定，收取提前还款违约金。

这些只顾银行自身利益、不顾居民正当利益与合理诉求的临时性做法引发了居民的广泛关注甚至声讨，认为银行此举侵害了金融消费者权益，前述苏州的黄先生近日就多次拨打了银行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热线“12378”。

据财新了解，在前述银行信贷工作座谈会上，曾提及正在研究如何降低存量首套房按揭贷款利率——既能降低利率，又能尽量减少对银行的影响。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分析人士指出，银行发放的居民房贷是中长期贷款，本身就有再融资风险，意味着利率下调而按揭利率不随之下调，必然会引发居民“借新还旧”。如果房贷合同针对提前还款有惩罚条款，银行执行合同即可；但如果人为限制提前还款，本质上或构成履约违约。事实上，对于提前还款对银行久期管理的挑战，可以通过资产负债久期匹配（利率互换）等方式管理；更可以和银行客户重新安排和设计贷款（Refinace），以合理的市场化的安排来挽留住客户与资产，减少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冲击。

为何扎堆提前还贷 　　对于提前还贷的原因，前述辽宁大连的姜女士解释，主要因为市场状况不太好，本来用于经营的资金没用出去，多出了一些“闲钱”，觉得最保险的去向还是还房贷。

姜女士这种心态颇具普遍性。过去一年多，房地产市场低迷，房价上涨预期减弱。同时，在疫情冲击下，实体经济的投资风险明显加大。此外，信托打破刚兑、银行理财不再“保本保收益”、存款利率下行，一些手中有“闲钱”的客户，在比较按揭贷款的利息成本和“闲钱”的投资收益后，觉得还是还房贷更划算。

据光大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测算，目前的存量按揭贷款绝大多数为2014年以后发放。其中，2014年至2016年的按揭利率下行时期，测算存量余额为7.6万亿元，占全部按揭贷款的19.5%左右；而2017年至2021年的利率高位时期，测算存量余额为28.5万亿元，占比73%左右。而且，2017年至2018年新发生按揭贷款利率大幅上行至5.55%，2019年至2021年在5.3%—5.6%区间内高位运行。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在2018年之前的几年中，国内创业创新势头涌动、房地产市场持续上行，金融环境宽松，各类融资产品频出，居民端年化收益在6%—10%的投资产品较多，且多为刚性兑付，因此即便房贷利率在5%以上，也能被接受。彼时，很多人希望尽量多申请房贷、少付首付，富余资金流向资管产品或再投入楼市。但是，后资管新规时代打破刚兑持续深化，叠加2021年以来民营房企爆雷、股市债市调整，信托等资管产品高收益不再，甚至有些投资者连追回本金都遥遥无期。

不仅高收益的资管产品销声匿迹，收益相对较低但基本可保本的银行理财，也在过去一年的净值化转型后变得不再稳妥，甚至出现亏损。2022年12月下旬的理财产品净值回撤高峰时，银行理财产品破净率（理财累计单位净值跌至1元以下）一度达到26%。

“大部分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收益高、风险低的理财渠道，因此提前还贷成了大家的共同选择。”房产大V“北京佳爷”解释。

除了居民对未来经济和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资管产品投资收益下降等因素，存量房贷与新增贷款之间的利差过大，也是居民提前还款的主要动因。

从新增房贷来看，2022年以来央行在首套房贷利率上不断向市场释放暖意。据央行披露，2022年12月新发放住房贷款利率4.26%，同比下降1.37个百分点，是2008年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新低。2023年1月5日，央行和银保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建立新发放首套住房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长效机制的通知》，对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和同比连续三个月均下降的城市，可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

基于2022年9月至11月的房价数据，70城中有38城在2023年一季度符合调整利率下限的条件。截至2023年2月5日，已有超过八个二线城市下调或取消当地首套房按揭利率下限，房贷利率正式进入“3时代”。比如，广东珠海的首套住房贷款利率可以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础上最多减60个基点，至3.7%。

而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国内房地产市场维持较热，当时购房者房贷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或LPR加点。前述城商行的内部测算显示，如果以2021年年中的5.63%加权平均利率为基准，到2022年四季度，全国新投放按揭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下跌150个基点。以最新下限3.7%作对比，新老按揭贷款利率有将近200个基点的差距，这种“倒挂”也催生了提前还贷需求。

前述刘女士于2017年办理的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最初为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即5.39%；2020年3月转为LPR定价模式之后，为当时的5年期以上LPR（4.80%）加59个基点，每年5月3日跟随LPR重新定价，但加点幅度不再调整。2022年5月3日的LPR为4.60%，因此该房贷利率目前降至5.19%，但比深圳的新增首套房利率还高59个基点。

对于存量按揭贷款客户，即便全部还清按揭贷款，也没有办法再次以同一房产申请低利率的按揭贷款，因此，一些手上没有那么多“闲钱”的人就动了用小微企业经营贷置换按揭贷款的心思。

目前，利率高位时期的存量按揭贷款利率，也明显高于小微企业经营贷利率。以北京为例，在现行“认房又认贷”政策下，马女士2022年上半年换西城区学区房，房贷利率按二套执行，为“LPR加105个基点”，即5.5%。她办完贷款不久，即接到贷款中介的经营贷推荐，通过一系列操作，申请到某股份制银行年利率为4.25%的经营贷，期限10年、可以续期；她随即申请经营贷，提前还了年利率5.5%的房贷。

银行为留客各显神功 　　居民提前偿还高利率的房贷，显而易见会影响银行的利息收入。一位头部城商行资产负债部门人士表示，如果提前还款成为趋势，可能对下半年特别是明年的经营业绩造成扰动。

因此，银行也想了多种方法来应对。最简单的就是加大提前还款的难度，拖长还款周期。比如，关闭便捷的银行App还款端口，要求必须本人到网点柜台申请；即使申请通过后，还要排队等待两至四个月才能还上。

有些银行甚至变更合同原本约定的提前还款违约条款，增加还款成本。2022年8月1日，交通银行官网发布公告称，11月起，对提前还款补偿金收费标准进行调整。调整前，对于部分提前还款补偿金，每年可免收补偿金进行部分提前还款一次；从第二次开始收取部分提前还款补偿金，补偿金额为当次提前还款本金金额的1%。调整后，个人按揭类贷款（包括个人住房贷款、个人商业用房贷款、个人厂房贷款）及个人线上抵押贷（消费），每年一次的提前还款补偿金免收政策取消了，变为“具体以贷款合同中约定为准，补偿金比例为提前还款本金金额的1%”。

该公告一出，旋即引发热议。面对质疑，交行于8月2日迅速删除该公告。当时有交通银行的内部人士称，个人贷款合同按格式条款一般都会有补偿金的约定，但在实际执行中，银行为了维护优质客户，不少情况下会选择免收。

财新从多家银行了解的情况显示，各银行的提前还贷补偿金政策有所差异，有的银行明确表示没有补偿金，有的银行贷款合同约定在一定情况下收补偿金，比如客户还款未满三年等。

即使贷款合同约定了补偿金条款，银行在实际执行中，根据当时的政策环境也有一定的灵活度。例如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房贷经理对财新表示，之前该行也有提前还贷收取补偿金的要求，但2021年开始就全部免收了。当时政策调整的背景是，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政策刚出台，该行的贷款额度紧缺，新客户办理房贷等待时间延长，因此有吸引老客户提前还贷腾出额度的需要。

多位银行业分析师指出，除了上述手段，银行需要进一步精细化经营，为按揭客户推出更多能满足灵活资金需求的产品。

一位北京银行客户经理介绍，该行有一款“存贷盈”产品，实际上就是为想提前还贷的客户提供的房贷再定价服务。房女士在北京银行的房贷余额为80万元、等额本息还款方式、剩余还款期为20年；房女士仅需在“存贷盈”活期账户中存入达到她房贷余额的金额，银行就可以给她约3.4%的存款利率。而目前货币基金的年化收益普遍在2%出头，这相当于北京银行变相为房贷客户降低了1个多百分点的按揭利率。

房女士说：“置换存款是从2.2%的货币基金换成3.4%的北京银行‘存贷盈’，置换贷款是从5.1%的按揭换成3.7%的经营贷，二者差不多，置换存款又不需要贷款那么多麻烦的手续，是适合我的产品。”

此外，还有些银行为留住房贷客户，与市场上的一些融资中介机构合作，支持客户通过小微企业经营贷置换按揭贷款。

北京的梁女士是平安银行的二套房贷客户；2022年平安银行大力推行小微经营贷，为梁女士办理房贷的信贷经理主动联系了她，建议她把利率较高的房贷换成利率更低的经营贷，具体操作有三步：第一，先找一家小贷公司借到过桥贷款，用来偿还梁女士名下120万元的二套房贷；第二，在满足以家庭为单位、夫妻双方都没有大额负债的条件下，用梁女士丈夫名下的公司申请个人经营贷；第三，用个人经营贷资金偿还过桥贷款。

为何同一家银行的同一位信贷经理会主动劝说客户把高利率贷款换成低利率贷款？有平安银行人士向财新解释，因为银行对客户经理的考核是新增贷款，贷款发放后即使客户提前还款，也和信贷经理没关系了；之后为了完成经营贷的考核，客户经理当然有动力劝客户再贷一轮经营贷。“这么做带来了双赢：客户得到了实惠；信贷经理完成了业绩。其实，银行也没有亏，小微经营贷有财政贴息，资金成本较低。”

“现在很多银行为了留住客户都会主动提供这样的转贷服务。例如过程中需要的过桥资金、借款人名下的公司等，如果客户没有，信贷经理会主动介绍贷款中介来帮忙解决。”一位平安银行信贷经理介绍。

梁女士为了将年利率5.63%的120万元房贷转为年利率4.25%的经营贷，前后共花了不到1.5万元的手续费，包括20天的过桥资金利息5000元、找公司增股东所需手续费等。“其实找过桥资金、增股东等手续还是挺麻烦的，如果利率差别不大，我也不想折腾。”梁女士说。

近两年在政策支持下，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规模持续攀升。2022年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23.6万亿元，同比增长23.6%。虽然监管部门严格禁止小微企业贷款资金进入楼市，并屡屡对这类行为作出处罚，但随着房地产进入下行期，有部分银行悄悄放松了小微企业贷款的准入门槛和资金流向。

对于用经营贷置换按揭贷款，前述国有大行分支行个贷部人士提示了相关合规风险：如果拿10年期的经营贷置换期25年期的按揭贷，借款人是基于整体利息成本的缩减考虑，但会以加重月供为代价，而且要综合考虑置换费用。另外，如果小微经营贷的用途真实性有问题，以后万一政策环境变了，被监管部门查出来要提前收回贷款，客户怎么办？

存量按揭高利率争议 　　财新从多位大行和监管部门人士处了解到，提前还贷现象在2022年就已引发关注，监管部门也很清楚利差较大导致市场上存在用经营贷置换按揭贷的套利行为，过去几个月曾多次召集大行开会研讨应对方案，希望把存量首套房按揭利率降到合理水平，并让各家大行上报各类假设条件下对本行利息收入的影响。

一家国有大行的估算显示，在不分城市、不分存量增量、不分首套二套的极端假设下，如果该行所有按揭贷款利率都降到4.3%（目前的5年期以上LPR）的水平，每年将减少上千亿元的收入。

王一峰认为，下调存量房贷利率，从“防风险、扩消费、促公平”的角度看，具有现实意义，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缓解贷款早偿压力，进而促进按揭贷款平稳增长，甚至能够促进住房销售尽快复苏。具体而言，可以调降存量首套高利率房贷，压降LPR加点点差，对高利率的刚需购房按揭贷款予以优惠。

他分析道，考虑“因城施策”总框架下的房贷利率调整，即假设标杆意义较强的一线城市存量按揭利率暂不调整；其余城市中，房价出现环比下行、房屋库存较高去化缓慢、按揭贷款信用风险上行的城市更可能下调存量首套按揭利率。依照此假设，判断符合下调要求的按揭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在25%—50%之间，假设实际执行利率均降至5年期以上LPR的水平，则最终LPR加点点差压降幅度可能在40—50个基点，居民房贷利息支出将减少300亿—850亿元，对应上市银行营收增速下降0.6—1.4个百分点。

调整存量按揭贷款利率，此前也国内曾有过先例。2008年10月22日，在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中国经济明显承压的背景下，人民银行决定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由贷款基准利率的0.85倍扩大至0.7倍，当时这一政策仅针对增量按揭贷款。2009年1月，多家国有大行和股份支行相继发布公告称，遵照央行、银监会的有关规定，结合自身实际和同业情况，对于存量房贷，只要客户半年内没有拖欠还款记录，均可申请七折优惠房贷利率。

王一峰在研报中指出，当时存量按揭贷款利率下调对上市银行2009年营收冲击约2个百分点；股价表现上，存量利率下调初期银行板块承压，但后期随经济形势向好而出现反转。

不少银行人士直言：“国有银行在当前的政策背景下、站在以人民为本的立场上，如果国家让我们降存量贷款利率，我们就降。”

“历来全国‘两会’前的2月都是政策真空期，今年又适逢政府换届。”有观点认为，全国“两会”后，新的金融监管部门领导班子到位之后，可能会有政策调整。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全国“两会”后的经济形势和市场情绪可能已经发生变化，调整存量房贷利率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不一定还存在。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应关注降低存量按揭利率的连锁影响。如果按揭利率降了，银行为保持盈利稳定，可能降低存款利率，而居民储蓄是银行存款的主要来源，到头来还是老百姓的存款收益变少了。

此外，如果存量按揭利率统一下调，也可能出现一系列相关问题。比如，有银行人士指出，2009年有些房贷利率打了七折，但现在年利率只有百分之三点多，现在要不要上调？如果上调，客户肯定不同意；如果不上调，是否有失公平？另外，如果下调存量按揭贷款利率，前些年那些期限十几年至20年、利率较高的企业长期贷款，利率是不是也应该降一降？

前述头部城商行资产负债部人士称，该行在内部讨论过降低存量按揭贷款利率的可行性，除了对银行盈利的影响，“当时大家讨论的重点落在如果仅仅调整存量贷款利率，可能会形成更多的矛盾”。

他指出，房贷利率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经过激烈博弈形成的，与当时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和银行的信贷资源密切相关。如果存量贷款利率要统一调，也会有人不满意。比如，统一下调20个基点，对于原本利率是6%的人，影响是3%；但对于原本利率是4%的人，就影响了5%。原本利率高的人会觉得不公平。但如果同样下调利率的5%，原本利率低的人又觉得不公平。而且，一、二线与三、四、五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差异很大，导致同一家银行在不同区域的按揭利率不一样。“所以，调整存量贷款利率，是蛮复杂的一件事，讨论起来就发现不太好操作。”

“转按揭”与“Refinance” 　　近期，在抖音等社交媒体上，不少融资中介以“按揭转按揭”业务为噱头，宣称银行之间开始相互挖角存量贷款客户；该业务吸引了大量房贷人群关注。

所谓的“按揭转按揭”，就是购房者通过重新向另外一家银行申请低利率房贷置换此前银行的高利率房贷，新的按揭贷款利率按照目前利率计算，能够大幅降低购房者的还贷压力。以30年期、年化利率4.1%的100万元按揭贷款置换年化利率5.88%的贷款计算，购房者总计可以节省近40万元的利息。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早就禁止了银行提供个人住房贷款“转按揭”“加按揭”服务。2019年8月，央行发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基准调整公告时，再次重申了这一态度。

近日财新采访了部分银行，均答复“并未开展这类业务”。融资中介所说的这种业务，实际上还是利用过桥资金、经营贷等方式置换房贷。

早在2005年至2007年，不少城市的银行曾经大力推行过“加按揭”和“转按揭”，以及个人住房循环授信、存抵贷、房屋净值贷款等业务。

业内人士指出，这些贷款都有相同的特点，即房贷的贷款额度会随着房屋估值的上升以及欠款额的减少而增加。截至2007年8月底，全国16个城市主要金融机构个人住房转（加）按揭贷款余额约410亿元，是上年同期的3.5倍，当时甚至部分外资银行都推出了“转按揭”。时任央行副行长刘士余认为，在经济上行、房价持续上涨的环境下，这类业务极易放大住房信贷规模，且信贷资金大多用于购买多套住房或进入股市，增加了银行的潜在风险，加剧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成分。

2007年9月底，央行和原银监会规定，不得发放“随房价上涨追加贷款”的住房贷款，并指出，在房价出现剧烈波动时，“个人住房循环授信”等贷款产品的信用风险将显著上升。同年12月18日，央行首次明确叫停了“加按揭”和“转按揭”业务。

到了2008年，央行为应对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多次降低贷款基准利率，新放贷款的基准利率由7.74%降至5.94%，且增量按揭贷款利率可以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打七折。2008年11月，部分地区银行的“转按揭”业务再次死灰复燃。随着2009年初多家银行对存量按揭贷款利率也执行基准利率七折优惠，“转按揭”业务在严监管下逐步淡出。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银行业务中，个人申请住房贷款后，如果贷款利率大幅降低或者个人信用分数显著提升，为了减轻还贷压力，客户可以申请“重新贷款”（Refinance），以节省利息，既可以延长贷款期，也可以缩短期限。

但不能忽视的是，“重新贷款”是有一定成本的，客户需要支付过户结算费（Closing Costs），一般是贷款金额的3%—6%，此外也有可能失去原先贷款时的附加优惠条件；贷款客户可以自行权衡哪种方式更优惠。

一位国内银行业人士评价道，美国的贷款市场比较成熟，市场化程度高，“重新贷款”的规则也比较清晰，都在贷款合同中提前约定好，不容易形成扎堆提前还贷的情况。国内银行当前没有这种正规的业务，客户用经营贷置换房贷，实质上就类似美国的重新贷款。

对于类似的“重新贷款”业务，诸蜀宁认为，想要在中国推开，首先需要有社会共识这一基础作为先决条件，比如银行、老百姓都能够接受，并且要有完善的规则；其次，一定要根植于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产品设计问题。在当前的房地产宏观调控下，对于居民的刚需住房贷款是支持的态度，如果设计的产品与此相悖，就很难取得成功。

陈博、范浅蝉对此文亦有贡献

“大杀器”再战江湖？ 以股权融资放开为标志，金融纾困房地产的“三支箭”于2022年11月全面射出。至此，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的房地产调整周期，已在政策面完全转向。

最近的风向标就是，12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第五轮中国-欧盟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上发表的书面致辞。在致辞中，刘鹤指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针对当前出现的下行风险，我们已出台一些政策，正在考虑新的举措，努力改善行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引导市场预期和信心回暖。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城镇化仍处于较快发展阶段，有足够需求空间为房地产业稳定发展提供支撑。”

其实，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对地产经济的价值如何判断，人们都不得不承认，房地产过去20年一直扮演着连通投资与消费、金融与实体、地方财政与居民收入的重要角色。

作为经济调控的“大杀器”，在受到调控政策影响和疫情冲击之后，房地产如何重新定位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将会是2023年最被关注的话题之一。

支柱产业“正反观”

房地产之所以被称为“支柱产业”，首先在于其对GDP的贡献。虽然按生产法计算，房地产业增加值对GDP贡献不大，但是从支出法计算，房地产业的贡献比较显著。根据中银研究的测算，自2013年以来，房地产消费对支出法GDP增加的拉动作用基本保持在7.5%—8.5%左右；2002年至2020年期间，房地产开发投资对支出法GDP增长的贡献率波动相对较大，但近些年GDP增长的贡献率基本稳定在6.5%—7.5%左右。

其次，房地产业具有链条长、关联行业多的特点，因此房地产投资对其他行业增加值具有较强的间接拉动作用。

第三，住房商品化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家庭持有的房产不断升值，房产价值占到了家庭总资产的七成，因此房产的价格变动会极大影响消费者的财富体验。

更重要的是，房地产作为一项银行最为认可的抵押品，在贷款投放和派生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房地产行业的疲软会影响到经济的多个层面。在2021年中国经济周期转入下行之后，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从拉动转为拖累，并且牵动着金融机构、地方城投、购房群体等利益相关方。

首先行动的是地方政府，行动目标是救市场。开发商爆雷、商品房销售额持续下降直接导致土地出让不畅、地方财政收入锐减，进而危及城投平台债务偿还，最终削弱地方政府信用。在维稳与财政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频频出台需求端政策纾困房地产，“一城一策”鼓励购房，搭台唱戏维稳房市，怎奈购房者并不买账，市场仍在持续恶化。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鼓励购房的政策。融360发布的房贷利率报告显示，2022年11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已降至4.17%的低点，这意味着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已低于5年期以上LPR（4.30%），甚至部分城市主流首套房贷利率降至4%以下。如果再加上交易环节和税收环节的优惠政策，各级政府机构为推动购房者入市可谓用尽解数，但效果仍然堪忧。

真正触及政府和社会底线的，是预售楼盘烂尾对购房群体的影响。以“保交楼”政策启动为标志，决策层开始动员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对房地产项目的救助中。这就涉及到与房地产行业的利益绑定最深的行业——金融行业。

《财新周刊》11月25日的封面文章《稳住房地产》，就针对银行、债市、监管、市场“奋力”投身救市房地产的前前后后进行了梳理，理清了各类金融机构的救济动机与能力边界，从中可窥得各路资金真实的行动逻辑。

截至2022年三季末，银行持有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53.29万亿元，这其中包括个人住房贷款和开发贷两大类，而个人住房贷款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三。最近“保交楼”贷款（第一支箭）发放火热，背后的盘算是以小规模增量贷款“保交楼”、盘活已经发出的其他贷款。

不过，以信托资管AMC和债券市场为代表的影子银行已经被深度套牢。AMC们推动房地产纾困项目，恐怕其中很多都是在为自家资金解套而奋斗。

真正可能扭转战局的，是新注入的资金。首先，是央行再贷款和中债增信对开发商发债的支持；其次，是证监会放开上市房企的再融资。这两组政策分别被称为金融救助房地产的第二和第三支箭，为房地产公司带来了债券和股本方面的新资金，重新打开了资本市场的筹资渠道。特别是股权投资，作为可以撬动杠杆、吸纳损失的资本金。至此，对房地产行业的救助已经从救市场、救项目转为救企业，这对于重整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至关重要。

市场如何出清

有了“三支箭”在前方开路，房地产软着陆的概率已经增大许多。余下的问题是，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后，各行业恢复尚需时日，居民购房意愿的提升并不会一蹴而就。在这个焦灼的过度阶段，市场会如何出清。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是以救助房地产行业为总目标，但央行再贷款和中债增信的此番出手，必定会在维护宏观和金融稳定的同时，对行业的未来行为规范加以引导。从股市角度，投资者是要用真金白银参与定增，必然会要求一个能反映当前风险收益情况的合理价格，挑挑拣拣、坐地还钱是市场的常态。

其次，目前已有房企停牌准备再融资，投资者要真金白银投到上市房企的股权里，市场如何定价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无论如何，2023年当会是房地产并购的大年。

但是，市场真正出清还需要价格因素发挥作用。2022年，不时有地方政府鼓励公务员带头买房或者摊派任务买房的新闻传出，但这些措施目前的效果不彰。说到底，相对于目前国人的收入水平或收入预期，房价已经太高。这一轮房地产周期当中，虽然很多城市的一二手房价格出现明显回落，却仍然未达购房者预期。

精打细算的购房者等待着进一步降价，但是，随着金融支援的到达，此前负债加身的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条件持续改善，大规模降价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如此僵局中，房地产又能以何种姿态软着陆？

这里恐怕还是要靠新增资金来打开局面。一方面，上市房企再融资开闸，后续必然出现股权或资产层面的并购潮。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基金和房地产专项REITs也会在“排雷”的过程中大显身手。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近期就表示，要加快打造REITs市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板块，研究推动试点范围拓展到市场化的长租房及商业不动产等领域。

翻看新近发行的保租房REITs，可以发现测算回报率都能达到4%以上。相比北上广深各大城市的租金回报率，这是一个不错的收益水平。如何做到？关键就四个字“买的便宜”。

在开发商急需重整资产负债表的时刻，个人购房者能否捡漏抄底要看运气，但机构投资者们基于各种模型评估之后的杀价可能会非常狠辣，完全不会客气。

不要浪费危机

2016年，最高决策层已经提出“房住不炒”的理念，但直到2020年下半年，在房地产市场主管部门主导下，金融管理部门及各相关部门配合推出“三线两杠两集中”等政策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才正式进入调整期。

“房价永远涨”的神话不再，叠加疫情对家庭财务的持续压力，房地产市场中的各方面参与者，都应该从这一轮周期中吸取教训，并且做出实质性的改变。

一个乐观的估计是，经过机构杀价并购重组，房地产的租金回报价值将会凸显，并为“租售并举”的地产格局转型打开通路。

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这意味着长期以来靠房产增值带动家庭财富增长的模式将要改变；而且，经过三年疫情环境的考验，很多家庭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财务杠杆和现金流，通过保租房等渠道寻求在城市安居的更多办法，进而重新规划资产配置。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注重长期投资的个人养老金账户之开启和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近来多次提出央企国企上市公司的价值重估，二者背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股市与长期资金本就应该相互成就；其次，上市银行市值权重极大，在地产企稳之后，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也会回升，此轮房地产救市或许会成为央企国企价值重估的起点。

文｜财新 陈慧颖

【财新网】自2009年进入上海，叶简明和他的经济共同体依靠不断融资，建立了一个投机金字塔——利用贸易和金融对接的灰色领域，华信系从银行和国企获得了大量的低成本融资，通过做流水乃至虚构贸易背景，华信不仅实现了自身、也帮助跟其有业务关联的部分国企实现了营业收入的虚假膨胀。

连年进入世界500强，叶简明不是看不到金字塔地基下的沙滩。他对财新记者称：“我们的结构正在转型，有些后遗症就像地震的余震，调整到今年基本全部结束。”

后遗症应该是指用贸易链获取的信用证融资太脆弱,也易受到虚构贸易背景的质疑。截止2017年6月，上海华信资产总额显示为1601.19亿元，其中负债1167亿元，仅以企业债一项而言，华信目前尚未到期偿付的共210亿元、以及2.5亿的美元债。华信主要的债权银行是国家开发银行。截至2017年3月，上海华信在金融机构获得的授信额度共521.56亿元，其中国开行的授信额度为349.07亿元，其时已使用347.89亿元。

李勇介绍，国开行的授信主要就是贸易融资，由华信向国开行出质和转让应收账款。孙运峰也解释，“国开行的贷款我们2017年会还上，再争取国开行对收购俄油的项目贷款”。

“报表是各种权益的调配，实际上我们真正欠的所有的钱，就是银行的600多亿元，其中包括国开行的300多亿元。这600多亿今年都要还掉。”在2017年接受财新采访时，叶简明表示，会通过出售资产来偿还这600多亿元的银行贷款，“境内外有些资产，以及不少股权性的投资，包括航空板块、贸易系统等在内，今年通通要剥离，这些卖掉的话，反正都跟你说了，将近700亿元。以后剩下的就是油气权益资产和金融平台资产。”

“今年（2017年）我们内部为这事开了四次会议。”叶简明称，将包括贸易系统在内的产业剥离，是“经济共同体”的共同决策。

但这并不容易。占到整个华信体系营收近八成的上海华信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3月前，贸易在其整体营收中仍占比约95%。其借壳上市的华信国际盘子不大，2017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9.37亿元，驱动力也来自橡胶和成品油贸易。与此同时，曾在外围配合过华信串单的外围公司，即“经济共同体”的成员，他们该如何平稳剥离，也考验着叶简明对内的制衡能力。

“剥离并不意味着要把华信分了，就是帮助大家进行产业区分、区域区分。我们也不会拿到社会上去弄，否则别人以为我们已经卖资产了，我们会卖给核心骨干。”他补充说，“好比大生做农业，山东华信下一步做军工产业，他们（核心骨干）拿钱把（其它产业版块）买去，我就不要了；有的口头说要给我10%的股份，反正愿意给他们就给，有些我们商议好的核心骨干，像上海华信李勇这样的留在总部，其他都不留。”

叶简明给华信规划的双轮渠道新战略，核心一是能源，二是金融，为此，他近年来将触角伸到金融领域，试图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直接的融资通道。继2014年购入证券公司后，2015年上海华信又控股位于郑州的万达期货，更名华信期货，并将其注册资本增至18.3亿元，上海华信持有90.32%股份。叶简明提出，以强健的自有金融体系，推动公司产业发展战略，“自己有母鸡，就能下蛋。”

华信一名中层经理介绍它向金融平台的转身时，称“华信是在跑步中调整方向”——不变的主题或许是这家公司对资金的饥渴。“现在华信的状态跟当初没什么不同，只是需要的资金数量级不一样。”一位原华信财务相关人士称。

在资产管理的布局上，华信证券走在前面。华信证券的定期理财产品“金玉满堂1月期”用于补充发行人运营资金，每期规模约为3000万元，到2018年初已发行至1271号。高端理财“华睿尊享”系列已发行至51号，其中12个受让目标公司为华信外围公司“大生”系相关公司，共58.7亿元；3个受让目标为华信外围公司“国能”系的相关公司，共20亿元。

国能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牛芳。在2015年华信的总经理会议上，牛芳曾作为代表发言，李勇及华信的另外两位总经理邓国池、熊凤生曾担任过国能的法定代表人和监事。数位华信人士称，牛芳为人老实听话，其父曾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级干部，华信的多个物业和资产在国能名下。目前上海华信公布的投资性房地产共约74亿元。这远非全貌。仅以上海华信2016年购得的上海嘉汇广场89套房子及车位而言，国能在该项物业中拥有一半的股权。国能名下还包括安徽明天城市广场开发有限公司、海南的置业公司等。

2016年10月至12月，国能香港有限公司以4.87亿港元购买第一德胜（ 00918.HK ）66%股份，以6.48亿港元购入良斯集团（ 01683.HK ，后改名皇中国际）75%股份，又通过收购股份及债转股持有香港建屋贷款（ 00145.HK ）29.55%股权，成为主要股东。

了解叶简明的人士称，国能是其留下的后手。但叶简明对此予以否认：“我们通过国能先买几个壳，因为国内融资肯定会越来越难，香港今后会更放松。但这个壳不属于华信，这是对兄弟们的交待。这些公司是真给他们，不是假的。”

但另一种后遗症以出乎叶简明意料的方式出现了。2017年11月20日，美国司法部披露，华信下属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秘书长何志平已于当月18日在纽约被捕。

1950年生于中国香港的何志平是眼科医生，医学博士，曾任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等职。何志平是名人，其妻子是70年代台湾文艺片的玉女明星胡慧中。

美国检方指控，至少从2014年秋起，何志平与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前外交部长谢赫·加迪奥（Cheikh Gadio）合谋，以慈善捐款名义向乌干达、乍得两国政府高官行贿数百万美元。

起诉书显示，何志平向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乌干达外长库泰萨二人行贿，并承诺在筹设的合资公司利润分成——华信计划联合穆塞韦尼、库泰萨二人各自的家族企业，在乌干达设立合资公司，意在争取乌干达外交部协助华信获取商业竞争优势，所涉商业项目包括乌干达一家银行的潜在收购计划。

美国检方指控，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库泰萨曾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在此期间及之后，何志平均向库泰萨行贿；2016年5月，何志平向库泰萨指定银行账户汇款50万美元，汇款从香港发出，经由纽约银行系统，最终汇至乌干达；何志平还经加迪奥牵线，与时任乍得总统代比取得联系，在何志平运作下，华信向代比贿送200万美元，以期申请当地石油开采优先权。起诉书显示，加迪奥在该项贿赂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2015年，何志平向其汇款40万美元以示酬谢，汇款同样由香港发出，途径纽约银行系统。

在美国检方指控何志平涉嫌代表华信行贿的时间段，华信及叶简确实与乌干达、乍得等国存在往来：2015年8月2日，叶简明在香港会见时任第69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的库泰萨，被聘为联合国大会主席特别荣誉顾问，叶简明请库泰萨转达其对乌干达总统的诚挚问候，并表示愿意积极推动双方深入合作；2015年10月16日，叶简明在北京拜会代比，乍得石油部长、经济部长等主要内阁成员参与会见。当年12月，华信与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获得乍得三个油气区块35%股权。2016年9月，这笔股权转让以1.1亿美元交割。

针对美国检方的指控，华信与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均于11月21日发表声明予以否认，称基金会旨在开展民间公共外交，促进全球能源合作和文化交流，不参与华信的商业性活动，华信在乌干达没有任何投资活动，在乍得的投资项目是对台湾中油开展的财务性投资，不涉及与乍得政府的所谓利益关系。

2017年12月中旬，美司法部正式起诉何志平八项控罪，包括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洗黑钱及串谋洗黑钱等。2018年1月8日案件首次提堂时，何志平否认全部八项控罪；同年12月5日，经联邦陪审团裁定其中七项罪名成立。2019年3月25日，美国南纽约州联邦法院就此案宣判：何志平被判处三年监禁及罚款40万美元。到2020年6月8日，何志平获提前释放。

叶简明不断用借来的钱妆点更大的局面，再去借更大的钱，做更大的梦。很显然，与多数民营企业不同，华信给自己订立的公司新战略，无论能源还是金融，都是立足海外——叶简明深谙“携洋自重”的法门。

在华信的官方表述中，面对国内油气产业由央企和国企主导的局面，它宣称已在欧洲完成了销售、炼化、储运一体的终端体系，还将逐步转向其他新兴市场，完成对中东、东南亚、印度等市场的战略辐射，依托自身深厚的国际政治资源，开拓中亚、中东、非洲的上游油气资源；掌控了上游油气资源后，再在国内外建设大型石油储备，实现国际国内市场联动和产业链掌控；金融方面则发展全牌照，并与国内外大型金融机构共同设立全球并购基金，建立多元稳定的资金渠道，以匹配能源产业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量。

这是一个与之前的华信截然不同的大故事。华信描绘如此大场面的底气，来自于2015年12月以6.8亿美元对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KMG）子公司KMGI的51%股权及2016年3月以8亿欧元对捷克J&T金融集团50%股权的收购，这两家外国公司被华信列为双核心。KMGI前身为罗马尼亚国家石油公司（Rompetrol Group），注册地及主要资产位于罗马尼亚，此外在保加利亚、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国运营炼化、石化、零售等业务。

“我们第一阶段的目标就是能进入油气和金融的最高端圈子，能跟他们一起玩。”叶简明称。“从油来讲，像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亚一带，再过去就是中东，伊朗、卡塔尔、沙特，这些国家的油资源非常多。再延伸过去就是非洲，非洲主要还是西非跟南非。”他的思维在世界地图上跳跃，按照他的讲述，地球上富含能源的每一个角落，“都会被插上华信的旗帜”。

叶简明把新华信的规划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获取油气股权。2016年9月以1.1亿美元获得乍得油气区块35%的股权，这是它对外收购油企股份谈成的第一笔生意。这块区域尚未开采。据路透社报道，台湾中油卖出股份一是因为国际油价的下行，二是军人政权的不确定性。

2017年2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宣布，以9亿美元向华信转让阿布扎比陆上作业公司（ADCO）和陆上油田开发项目4%的股权。李勇介绍，ADCO项目从收购到最后的投入大概是18亿美金，国开行将提供80%的项目贷款。

叶简明称，这4%的股权对应每年300万吨的份额油，另外ADNOC也允诺了华信每年1000万吨的原油采购权，“等于他给了我1300万吨”。

以91亿美元收购俄油14.16%股权，是华信最大的一笔投资。据华信方面宣称，俄油同意自2018年起每年向华信出售1100万-1300万吨原油，采购规模最终将逐渐扩大至4200万吨。叶简明雄心勃勃的对财新记者称，俄油加阿布扎比ADCO项目，再加上在乍得、哈萨克斯坦的权益，“我们的油现在整个加起来将近8000万吨”。

不过，这些收购都不太顺利。2016年3月，华信宣布对J&T的持股比例将增至50%。但两个月后，华信的A股上市公司华信国际发布公告称，由于该收购事宜需要捷克、斯洛伐克、巴巴多斯等多国央行审批，审批流程复杂，时间具有不确定性，或将终止收购。从可见的最新数据，华信目前在J&T金融集团占股还只有17.9%。华信6.8亿美元对KMGI的控股收购也未完成，虽然2017年7月罗马尼亚政府批准了华信对KMGI51%的股权收购，但仍需欧盟监管机构的批准。

“华信号称对外的油气股权投资，到现在没有拿回一份石油技术，也尚未换回一桶石油。”华信的一位债权方负责人对财新记者说。

石油行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资金需求巨大，因此更大的疑问在于，华信的收购资金从何而来。在2017年4月第一次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叶简明只粗略的说：“我们通过在海外设立基金，在欧洲投了几千亿，我们没用中国的钱，实际上是用他们的钱收他们的东西。”他没有具体解释这“几千亿”是人民币还是美元，都投了哪些项目。

在2017年10月第二次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叶简明介绍，对KMGI和J&T的收购都是自有资金，“我们也发了一两百亿的债”。

叶简明还告诉财新记者：“在葡萄牙我们也控制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资金我自己做投资是不行的，但保险公司本身是财团；有些是葡语系的国家比如像安哥拉，我能拿到资源，但我的开采能力不够，将来可以跟俄油战略协同。”根据华信官网消息，2017年11月27日，华信控股葡萄牙蒙特彼奥互利会（Montepio Geral Associação Mutualista）旗下保险公司Montepio Seguros的签约仪式在华信上海总部举行，华信将通过增资的形式控股，不过该交易还需要公司股东大会和葡萄牙监管机构批准。

在叶简明三步走的计划中，第一步掌控了上游油气资源后，“第二步是油气深加工和产业链掌控”。华信官网表示，计划建设大型石油储备，实现国际国内市场联动：在海内外建立大型石油储备，发展国家战略储备与商业储备；与中铁、国储、中船、营口港、日照港等国企混合经营能源物流，布局关键油气物流节点，构建境内外一体的多元化储备体系；依托大型储备，建立欧洲、中东和国内石油储备串换机制。

但这些令人咋舌的合纵连横，基本都还只属于华信单方面的纸面宏大叙事。能查到的项目进展不过是：2016年4月，山东华信与内蒙古蒙铁石油有限公司、中铁特货汽车物流责任公司三方合作成立了中铁中亚天然气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山东华信持股50%，未有业务展开；2016年6月，上海华信与日照港集团合资成立了日照港富华国际码头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华信持股25%，2016年年报显示从业人数为“0”；2017年4月，营口市委领导带队去上海招商，与华信洽谈了贸易物流项目。

在油气产业链领域，或许只有在海南洋浦港的石油储备基地有了实实在在的基石。这个规划总库容1200万立方米的储备基地，一直到2017年5月，一期工程280万立方储备库的竣工验收会议终于召开，此时距离其开工仪式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年。

叶简明的第三步是开发燃料产品，“无非就是电”。他的话听起来像经过加密处理的文字碎片：“电，很重要的，它不单纯是这样。因为互联网时代一定会变成物联网时代。远程输送电，包括太阳能跟所有电的转换能力已经很强了，这个技术我们已经研究出来了。加上区块链金融，甚至我们都在研究更远的……”

随着叶简明被有关部门调查，这些沙上金字塔跟随华信神话一起坍塌。正如《零容忍》所说：随着叶简明于2018年涉嫌违法被调查，“华信系”迅速土崩瓦解，其经营中隐藏的诸多违法违规手段、靠高负债支撑的脆弱根基，都随着它的崩塌清晰地显现出来。如今它旗下71家公司已经合并破产，资产正在司法拍卖中。国开行至今有巨额贷款难以收回，给国家金融资产造成重大损失。（连载完）

【财新网】在诸多关于叶简明的猜测中，最引人联想是一份目前已经从华信官网上抹去的中英文声明。

“中国华信（CEFC）叶简明正式声明：

由于出现关于我个人的不实揣测，特此声明，我并不是叶选宁少将儿子，也不是叶剑英元帅孙子。

2002年6月11日，香港。”

叶简明解释自己为何发声：“周围很好的朋友，都说你是叶家的，我众口难辨。”

这份落款于2002年的声明带来了更多的疑问——它所有的要素都发生在不该发生的年代：2002年，中国华信尚未创立，这家公司采用英文缩写CEFC更在八年之后；2002年的叶简明尚叫叶建明，是一名25岁的闽北山区青年，彼时应无需澄清跟叶家的关系。

叶简明曾在各个场合只言片语地透露过自己的过去。早年他曾就读于南平市的建瓯一中。跟叶接触过的人士称，那是所很好的中学，但他在其中属于差生。

2002年时的“叶建明”，在建瓯县与人一起合作成立了五家以“新叶”命名的小公司，业务范围涵盖卫生用品、生化微肥、木竹业加工和消防器材经营部。

“建瓯是农业大县，最多就是木材和竹材，肯定是靠山吃山。”叶简明曾经的创业伙伴、华信早期董事局“常委”张奇称。

华信强调，叶简明1999年就定居香港，后以招商引资的身份回到内地投资。对于上述“新叶”公司，华信执行董事李勇的助理李帅解释称，“不是几个人开了几个小店，是叶主席家族的代持，很快就转让了。”

从公开材料看，当时即便在地方商界，“叶建明”也称不上瞩目。2004年，“叶建明”参加了首届“南平市十大青年杰出企业家”评选。《福建之窗》的“县市报导”一栏中转载了此条消息，介绍背景时称叶建明“大专文化，高级经济师，现任福建省巨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27岁的“叶建明”最终未能获得这个商业上的虚荣。关于他当时到底在从事何种事业，张奇语焉不详，“小地方的池子太小了，容不下他，他也经历了一些苦难，然后就离开了”。

所谓“苦难”，张奇解释，是实业上遇到的困难。“光做实业傻乎乎的。”张称，实业吃了亏以后，叶简明就领悟出来怎么做了。

引领“叶建明”的事业走向省城的，并非地方特色产业。“他最早在建瓯走的是武警消防那条线，做些武警消防车上的配件，当地领导调来调去，他的关系也跟着延伸。”华信一位早期高管称。

2005年9月，福建华信控股有限公司在福州成立。简陋的分类广告显示，它位于福建省防控指挥中心7层，主营业务为“金融”，联系人为“叶洪鸣”。这是他的第二个名字。

等到2009年左右到上海发展时，第三个名字叶简明出现了。上海华信早期员工回忆称，“是取‘大道至简’之意”。

叶简明解释，在其1999年去香港之前，叶建明和叶洪鸣一为真名，一为别名，到港后一直称叶简明，“到香港之后，国内的户口就没了，只有身份证”。

华信官网显示，叶简明的国籍为中国香港。他还拥有上海、湖南吉首两个户籍，相关文件显示，他生于1977年2月23日，而非华信官方公告的1977年6月5日。

不仅名字、户籍、出生年月多变，叶简明涉足能源行业的起源也模糊不清。在接受《财富》中文版杂志采访时，叶简明称自己接手了涉及“远华案”的厦门华航石油公司（下称华航石油）的牌照。叶简明早期的创业伙伴则透露，华信不仅成功接手了华航石油的牌照，而且还接收了包括物业在内的附带资产。福建省产权交易网显示，华航石油有限公司100%股权于2006年6月30日被拍卖，去向不详。

跟财新记者第一次见面时，叶简明的介绍有所不同：“这个拍卖是有复杂性的，拍下来之后对方反水了，并没有卖给我们，我们跟华航底下的人交流石油这个行业怎么做，他们就投奔我们了。”

到第二次见面时，叶简明的说法又有了修正，称拍卖虽未成功，“但华航石油被取缔后，厦门多了块石油牌照，我们就去省里谈，希望把牌照给我们，因为我们下面一批人是华航出来的。当时商务部就来考察，把牌照给了我们，华航是不可能给我们牌照的。”

后来的华信高层中确实有两名来自华航石油：华信执行董事兼总裁陈秋途是原华航石油总经理助理，原华航石油的副总经理庄苗忠后来成为香港华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直到2009年将总部迁往上海，华信的生意还是以大宗商品贸易为主。在进入上海前，叶简明的资产到底有多大规模？一位华信早期高管称：“那时经常发不出工资。早期跟着叶简明从福建来沪的老板是带钱过来的，借了大量的高利贷。常委就是要带钱、带资源进来，交投名状。”

这种类似于山寨绿林结盟的集资入股形式，或许就是华信自称集体民营企业的来由。在2011年内刊《华信新视野》中，叶简明称：“上百个老板在我们华信有出钱的，有出资产的，人家拿几十万出来，这都是心头肉，但为了华信的事业，包括我在内都是这么奉献的。”

出资较多的，除了“盟主”叶简明，就数张奇和周林，两人也因此在早期名列华信董事局“常委”。

1979年出生的周林来自以钢贸闻名的闽东北山区宁德市周宁县，1981年出生的张奇较叶简明和周林更为年轻，和叶简明是建瓯同乡。综合各方说法，当时闯荡上海滩的这三位年轻福建老板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种人：他们都没有获得过高中以上的学历，都野心勃勃充满欲望，经常出入KTV，能喝酒——在一场喝酒引发的健康事故中，叶简明的胃部被部分切除。

尽管学历不高，在对人性的洞察方面，叶简明堪称博士后。早期高管称，华信在上海徐汇苑买了数十套房子，每位董事局成员配置一套房一辆车，“去见地方领导，都是奔驰560以上的车队，那时没多少钱，多是二手车。这既能造势，老板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

“常委”张奇曾经负责华信的“外交”事务，频繁交游于高级干部，他回顾称：“主席给了我一个梦想，一个愿景。厉害的人就是把自己的思维装到别人的脑袋里，把别人的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正好他的目标也是我要去的，他只是告诉我怎么去。”

关于何时进入上海，华信提供的材料称，2008年，由陈秋途、臧建军、庄苗忠设立上海华信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之后组建中国华信。不过工商系统里查无这家公司。在叶简明2012年的一份简历上，他跟上海的渊源又往前拨了五年，简历显示其于2003-2005年担任上海国际友联会副秘书长。

工商资料显示，2009年4月底，上海航昱物资有限公司成立，由原华信董事、山东华信石油有限公司（下称山东华信）负责人苏卫忠担任法定代表人。这是华信登陆上海的前奏。2010年1月，航昱物资更名为上海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华信）。2009年11月，华信在北京成立另一家子公司北京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先后更名为北京华信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信国际能源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华信）。

“李光金给了叶简明很多指点。”华信早期一位核心成员透露，华信进入上海跟李光金调沪保持同步。李光金2006年起任福建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2009年5月调任上海警备区政委，并于次年7月退休，“华信刚到上海时，搞了很多将军书画展，都是李光金的作用。”

叶简明表示，跟李光金只是志趣和价值观相近的朋友，李光金在华信“等于是没拿工资，搞搞公益”。

在诸多连带关系中，由中央军委办公厅管理局负责财务营后建设的原副局长王宏源介绍，华信跟央企珠海振戎公司的创始人杨庆龙建立了联系。2014年去世的杨庆龙人称“石油李云龙”，其一手创建的珠海振戎曾是伊朗原油的全球最大买家。财新记者也从不同渠道听说了当年华信高管们陪杨庆龙喝酒的各种情节。

叶简明的英文简历还显示，他于2007年至2008年担任上海振戎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不过这个公司两年后才成立。2010年3月，华信与厦门韬略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厦门韬略）、珠海振戎及其子公司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上海市振戎石油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振戎）。珠海振戎及其子公司广东振戎共占股50%，厦门韬略占股12%，华信占38%。厦门韬略的实际控制人为台湾竹联帮元老、绰号“白狼”的张安乐。

“华信做了很多公关工作，上海振戎实际由华信运作。”相关人士称，作为央企的珠海振戎在银行拥有较高的综合授信额度，这是振戎为华信做出的贡献。

为了服务于“贸易带动金融”的定位，早期华信开发了“经济共同体”的概念。据内刊《华信新视野》的阐释，共同体内部核心是个相对集权的体制，外围企业则是分权的“联邦”，其独特的组织架构服从“五个统一”：统一领导、统一方略、统一号令、统一行动、统一步调。

“经济共同体”除华信外，还包括中能、大生、世平、巨力、五洲、益电等系列，即为各位常委和委员名下的企业，它们虽为外围企业，但对华信举足轻重。“为了获得金融市场的支持，外围必须要有一些企业作为上下游支撑，这些企业之间互相参股和担保，也互为贸易上下游。”上述华信早期高管称。

共同体充分体现了民企的灵活特性，“老总”可以带着公司加入华信，或者带着资源过来，华信助其成立卫星公司，并据其资金或资源获得“常委”“委员”的职务，享受对应的待遇，分管相应的企业。

人力资源的配置其时也刚起步。一位董事局委员曾是福建省外贸领域的处级干部，他坦率地表示“周林和张奇都不懂业务”。包括陈秋途在内的数位高管毕业于福建地方院校的财会专业，担任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从2010年起，中石油、中石化地方企业的一些员工逐渐加入华信。

而离开福建选择上海作为总部，因为这里让华信看到了玫瑰色的资本未来。张奇称，上海的人才资源、金融视野都比福建优越，可以带来更多可能性，“福建的银行行长只有10亿元的放贷权限，上海的行长有50亿元的权限”。

进入上海的华信，既带有它的既有基因，也在不断更新。“世平”系做钢贸，商业地产和橡胶也在叶简明的视野之中。他最为看重的、每个体系也都涉及的，还是贸易。

所谓“贸易带动金融”，华信相关人士介绍，初期就是通过信用证套现，获取比高利贷成本低的短期融资，套现资金用于贸易和房地产。除了给高管们在上海的徐汇苑买房，华信还在香港购置物业，“当时林鸿辉做橡胶，有段时间赚了一笔，日子还不错。”林鸿辉曾任华信外围公司上海大华国化石油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上海亚旭石油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上述人士介绍：“一个信用证融资周期通常为90天，更理想的是180天。下游企业在银行开立信用证，交20%以下的保证金甚至免交，银行先放款给上游，下游经过数月的销售期后回款给银行。华信的做法是通过关联公司循环套现，放大融资杠杆。”

对于利用信用证循环套现进行贸易融资，叶简明解释,“国内设计了3个月、6个月的信用证，这套设计是存在问题的。从订货、到销售到回款，至少要一年，这就导致回款赶不上信用证的刚性到期，而2009年无论大宗商品还是房地产都在不断上涨，很多公司都把贸易当成了融资工具。”

“民企最困难的是融资，起初大家没别的办法。”叶简明提了几个房地产商的名字，称他们最早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当然有些企业家更高尚，有远大目标，逐步完善管理，把这些问题停掉了”。

上海华信是华信旗下融资的主体，也是其门面，叶简明称，“上海华信就是中国华信”。上海华信业务以贸易为主，品种包括芳烃（调油的化工原料）、PX、燃料油等，2012前芳烃约占贸易量六成，2012年后油品的比重不断上升，到2015年第一季度已占贸易量的八成。

华信的信用证贸易融资，其贸易对手大多是自己的关联公司和经济共同体企业，通过不断左手倒右手的做流水。这种做法常隐藏着虚假贸易、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操作。“很多时候，这种做法只是贸易单据的旅行，货物空转甚至根本没有实际货物。也就是说可能一船货物停在港口一年都可以不动，但已经在关联公司间转手了几十上百次。”一位业内人士说。

上海华信的募资说明书为其贸易融资方式提供了注脚：上海华信自2011年以来上下游的主要交易对手，都属于关联的“华信经济共同体”，包括中能、大生、世平、巨力、盛洲、益电等外围公司，以及一家名为China Ocean Fuel （Hong Kong）Co. Limited 的离岸公司。以2011年上海华信PX 产品第二大供应商“厦门南湖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厦门益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恺蓉同时兼任上海世平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益电能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后者2013年以12.2亿元、2014年以26.6亿元的交易额，分别成为当年度上海华信芳烃产品第二和最大的供货商。

募资说明书只列出了上海华信的PX、芳烃和油品单项前五名主要供应商和销售商，约占上海华信整体业务量的40%-60%，因此无法描绘出全貌。交易是如此关联交错，而业务总量又巨大到以千百亿计，就连华信早期高管也认为，如果有一个上帝能准确掌握细节的话，那就是银行的流水。

“在华信，这叫把业务串一串。”早期高管称， 2011年前后，华信所有的银行授信额度也就几个亿，只能依靠不断融资来覆盖旧债，高利贷还在进行，银行的授信也在推进，通过做大流水、扩大授信额度，不断开立信用证，靠借来的时间生存。

虽然华信将主要油企列为其下游，但它们从未进入它的主要销售商名单。“举例来说，摩科瑞（Mercuria）是全球有名的大宗商品交易商，油企能直接与之对接，华信要是插一杠，贸易链通常也会复杂化：上游（如摩科瑞）→A→B→C→下游（油企），A、B、C都是华信或者外围公司。这样它们的流水都会做大，下游反正以市价或者略低些的价格拿到货，他们也不关心整个贸易的走向和流程。”上述高管称。

这也意味着，贸易是做大营业收入的最短路径。“贸易的营业收入是进出项都算，审计署也是允许的。”张奇称，一批货物在到达真正的终点之前，中间可能有上百次的转手机会，之所以通过高频次的交易做流水，是因为营业收入事关行业排名、企业品牌、 授信许可、谈判条件。对于这种做法是否涉及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张奇未予明确答复。

叶简明解释，作为共同体的经济模式，“都是兄弟们在一起，当时的财务不像现在管理那么严格，流水都会让他们走一走，等于帮他们做了些业绩，我们没意识到走流水会有问题，当时对这个认识不够，包括我自己。”

但这种支持并非单向，而是互相的，华信本身的流水也因之快速剧增。以上海华信为例，其2009-2016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3.35亿元、38.07亿元、126.91亿元、303.5亿元、1026.59亿元、1771亿元、2065.89亿元、2472.55亿元，七年内增长了700多倍，占整个华信营收的比例也从2012年的22.4%持续跃升至2015年的78.5%。叶简明介绍了华信营收的计算方法：“基本上算上游的进项，后来为了冲刺世界500强，其实下游也算进去了一部分。”这些上下游，就包括了“兄弟们”配合的流水。

2012-2013年，上海华信披露的关联交易额为81.87亿元和151.9亿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27.0%和14.8%，关联方包括北京华信，以及参股公司福建大生控股有限公司，其它由华信实际控制的交易对手，如上海承砚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振戎、镇江润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它们与华信的关联关系并未在上海华信的融资券募集说明书中得到充分披露。

早期高管透露，华信有的贸易甚至没有实际货权，纯粹虚构出来从银行套钱，这是比串流水更严重的虚假贸易问题。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叶简明对此矢口否认。（未完待续）

【财新网】民生银行与纠葛多年的股东之一泛海控股及其实控人卢志强彻底撕破了脸。

2023年1月20日，民生银行（ 600016.SH ）晚间公告，民生银行北京分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对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武汉中心大厦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武汉中央商务区公司”）、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泛海控股”， 000046.SZ ）及卢志强提起诉讼。借款人武汉中心大厦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泛海控股和卢志强未履行保证担保责任，要求判令被告偿还两笔借款本金39.72亿元和30.46亿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

就在前一天，民生银行1月19日晚间公告，本行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泛海集团”）因作为被执行人不履行相关法律义务，所持本行1，799，582，618股A股无限售流通股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36个月。泛海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行2，554，163，588股，占本行总股本比例为5.83%。其中质押股份2，550，563，587股，占泛海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行股份比例为99.86%；本次轮候冻结股份，占泛海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行股份比例为 70.46%，占本行总股本比例为4.11%。泛海集团还是被告泛海控股的大股东。卢志强是泛海集团的董事长，也是民生银行副董事长。

根据民生银行财报，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末，泛海集团持有民生银行4.12%股份，仅次于大家人寿保守型投资组合和稳健型投资组合的16.79%、同方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4.31%、新希望六和投资有限公司的4.18%。此外，泛海国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泛海国际”）还持有民生银行1.70%股份。截至2022年上半年末，泛海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在民生银行的贷款余额为212亿元。

2018年6月，武汉中心大厦公司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签订《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40亿元，尚欠本金39.72亿元。担保方式为武汉中心项目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泛海控股以及卢志强保证担保。

2020年3月，武汉中央商务区公司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签订《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30.66亿元，尚欠本金30.46亿元。担保方式为武汉中央商务区公司名下五块土地抵押、泛海控股及卢志强保证担保。

因武汉中心大厦公司和武汉中央商务区公司未按照双方签署的相关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北京分行向北京金融法院对武汉中心公司、武汉中央公司等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一是判令被告武汉中心大厦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9.72亿元、判令被告武汉中央商务区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46亿元，以及相应的利息、罚息以及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二是判令被告武汉中心中心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公司向原告支付因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全部费用；三是判令原告对被告武汉中心大厦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公司名下的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第一、二项诉讼请求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是判令被告泛海控股、卢志强对上述第一、二项诉讼请求确定的武汉中心公司、武汉中央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泛海系作为国内最大的民营金控集团之一，由原知名民营企业家商会组织“泰山会”核心成员卢志强创办，以地产起家。2014年卢志强决定抽身地产发力金融，加上早年布局，拿下的金融牌照有民生信托、民生证券、民生财富、亚太财险、民生期货、民生保险经纪、民生典当等；控股泛海控股、民生控股（ 000416.SZ ）、中泛控股（ 00715.HK ）、中国通海金融（ 00952.HK ），参股联想控股（ 03396.HK ）和民生银行（ 600016.SH ）、渤海银行（ 09668.HK ）等上市公司。除了地产与金融，泛海系的业务触角还延伸至数据信息、能源、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

民生银行于1996年1月12日在北京成立，是中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2000年、2009年先后在上交所和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2016年7月11日至14日，短短四天，原本只持有民生银行1.1个百分点股份的泛海系斥资75亿元买入民生银行股份，持股比例上升至5.69%。2018年1月24日，泛海通过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和泛海控股、泛海股权及隆亨资本合计持有民生银行6.94%的股份，成为民生银行第二大股东。

“泛海系”早年在民生银行就因作为股东超额贷款与当时的监管起了冲突，并被要求限时整改。泛海将泛海控股的主业由地产转为金融后，利用所控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为自己在海内外扩展房地产等项目供血。盲目国际化、多元化，再加上很快遇上的疫情等因素，“泛海系”曝出债券违约、处境困难，实控人卢志强目前正处于处置资产的自救阶段。

据财新此前报道，2021年2月以来，泛海系旗下民生信托、民生财富及泛海投资基金（下称“泛海基金”）类资金池产品全线爆雷，规模超过300亿元，基本以延期半年至一年不等处理。例如2022年4月18日，泛海控股（ 000046.SZ ）公告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通知书》，要求子公司向民生信托支付22.08亿元本金及相关违约金。泛海系通过泛海集团、泛海能源等合计持有泛海控股37亿股，持股比例71.23%，其中35.2亿股已被质押融资，因无力还债致股票质押融资逾期，多笔上市公司股份也遭到拍卖（参见财新网《大股东质押逾期 泛海控股3亿股拆5笔拍卖成交3笔》）。

民生银行1月20日收报于3.50元，涨0.57%。

本文选自“在场 ·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二季获奖作品，由端传媒免费联合发布。“在场 ·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是端传媒的内容合作伙伴，由 Matters Lab 与文艺复兴基金会发起，为独立写作者提供奖金与编辑支持。端传媒期待与更多独立创作人与时代纪录者同行，你可以通过订阅支持我们寻找、制作更多深度内容，或联络我们成为合作伙伴。

100欧元不是一笔小钱，但如果这笔钱可以买到一个欧洲国家的居民身份，又似乎太便宜了。

从2014年底到2022年9月，全世界一共有9万多人决定投资这100欧元，“买”到了来自波罗的海小国——爱沙尼亚的一张蓝色芯片身份卡。这张卡片上印著爱沙尼亚的国旗，颁发机构是爱沙尼亚政府，上面写著“数字身份证”（Digital Identity Card），并注明“仅供线上使用”（Electronic Use Only）。

100欧元换来的身份叫做“爱沙尼亚数字居民”（e-Residency of Estonia）。它不是真的居民身份，持有者没有爱沙尼亚居留权，也无法豁免签证，但持卡人通过这张卡片，可以远程接驳爱沙尼亚的政府和工商网络，享有开设银行帐户、组建公司、金融支付等和爱沙尼亚居民基本等同的服务。9万多个数字居民中，有4,600多名中国大陆护照持有者和94名香港护照持有者——对爱沙尼亚而言，中国是排在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芬兰之后的第五大数字居民输入国，也是排名第一的非欧洲国家。

在社交软件电报（Telegram）和微信（WeChat）上能找到多个使用简体中文交流的爱沙尼亚数字居民群。有人询问成为数字居民的实际用处，有人答，“办了就是斗气”，“精神移民，反正钱不多”。

大部分来自中国的数字居民都没有住在爱沙尼亚，甚至从未踏足过这个东临俄罗斯、与芬兰和瑞典隔海相望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现欧盟成员国。根据项目的官方统计，每100个数字居民，有24个会注册爱沙尼亚公司；而每100个中国籍的数字居民，只有8个会采取行动。

三年前，1997年出生的中国公民刘晓晨提交申请，成为爱沙尼亚的一名数字居民。他远程在欧洲的网络银行Wise上开户，办理了借记卡——用途很朴素，“境外旅游可以刷”。这是数字居民身份目前对他来说最大的用处。

2022年3月，住在上海的刘晓晨听到可能要封城的传言，他将自己的猫托给朋友寄养，“从上海逃出来”，先后去了新加坡和泰国曼谷短居。春天的封城给了他现实的一击，他说自己被2021年在上海短期的舒适生活蒙蔽了双眼，没有看到体制对国家发展的长期限制，“是要走下坡路的”。

刘晓晨一边说自己对国内政策的失望——防疫只是一个表象——“不想做中国人了”，另一边又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想搞钱”。我们聊天时，他正住在曼谷的一家三星酒店，付著一个月六千多人民币的房费，酒店“包网、包打扫、包健身房，还送每天两瓶水”。他活跃在比特币圈，是一个去中心化NFT游戏社区和软件的创始人，每天的生活被工作和健身占满，从早上8点的第一个会开始，为赚钱忙碌。

但数字游民也要面对签证到期的那天。不回到中国，就没有办法办理申根签证。“数字居民”不提供居留权，他没法去爱沙尼亚。他正在著手申请新加坡的永居身份。他说想要搬去一个他可以有选择权的地方生活，“想过数字游民的生活就过数字游民的生活；不想，也可以住著。”

爱沙尼亚“数字居民”项目办公室。 爱沙尼亚“数字居民”项目办公室。摄影：周悠游 打破“国别的边界”的愿景 爱沙尼亚“数字居民”的项目地址在首都塔林城中一家旧工厂改建的商务楼二层。办公室保留著厂房粗糙斑驳的内墙和排水管，蓝色霓虹灯管拼出的“e-Residency”字样被固定在墙上。开放的办公区域，是整排的宽频显示器和站立式办公桌。

项目在2014年建立的初衷，源于政府急需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爱沙尼亚的通讯、银行等基础服务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北欧企业提供的，政府想要为这些境外企业家、投资人在爱沙尼亚设立分公司，降低合作的运营成本。“数字居民”便可以让这些人在爱沙尼亚拥有政府背书的身份认证，以简单的程序设立爱沙尼亚企业，顺利地接入政府服务。

然而项目推出没有多久，就收到了出乎意料的热烈回应。除了已有的境外投资人，有更多人想成为数字居民，项目网站在推出首月就被流量冲垮。时任爱沙尼亚总统的Toomas Hendrik Ilves联合三位项目创始人，决定像运营初创企业一样来运营这个项目，招揽更多的“客户”来加入。创始人之一Kaspar Korjus在2016年的Ted演讲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说，爱沙尼亚的数字居民项目给出了一个“可以不受国籍、地域所限制，成为全球公民”的可能性。

因为在英文媒体做记者的缘故，我在2018年了解到爱沙尼亚的“数字居民”项目。作为去国离乡群体中的一员，每一次穿越国境线，在机场、公路被边检质询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这个日常生活中不存在、被建构的“国别的边界”，变得如此具体。“数字居民”项目所提供的那种可能的未来深深吸引了我：在理想的世界秩序中，“国别的边界”不再是主权国家的统治工具， “公民身份”（citizenship）将是可交易的、流动的、依靠技术的、以及享有共同愿景的。

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一时间，世界静止了，人们无法进行旅行和迁移。被各个国家断航、封关政策影响的别国公⺠尚可以通过游说政府实现亲人团聚、迁徙和商务往来的可能，中国护照持有者则完全没有这样的途径。在经济快速增⻓的背景下，拥有中国国籍不仅没有让个体享受到和世界连结的便捷，反而处处受限。

每日居家办公，“数字居民”的网页在我的浏览器中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打开网站，一幅全球地图在蓝色的背景上浮现，“今天就加入我们！”——申请的入口在网站首页就有四个。每当我忍不住点入，都无法下决心填写申请表：没有居留权的数字居民，除了美好的愿景，究竟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两年之后的秋天，我飞越大西洋，跨过波罗的海，来到了“数字居民”项目的诞生地，想看看这个跨越国别边界的愿景，在现实中是个什么模样。

这个像初创公司般运营的政府部门，把目标用户画像贴在办公室的墙上：住在西班牙的自由职业者，被政府手续所累的德国创业者，在脱欧后仍需维持欧盟商务联系的英国商人——这些人不一定会来到爱沙尼亚，但因为有实际的需求推动，他们有可能注册一家爱沙尼亚公司，可以为这个国家带来不菲的财政收入。

2022年9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商业区。 2022年9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商业区。摄：Sergei Grits/AP/达志影像 虽然全球有许多颇具吸引力的从商环境，但在爱沙尼亚，只要有数字居民的身份，不需要当地员工，就可以注册一个完全远程的公司，每年的维护费一两百欧起步——这比在香港、新加坡或者开曼群岛开设离岸公司要容易许多。虽然爱沙尼亚的税收并不低，但一个欧盟商业主体身份，对许多数字居民颇具吸引力。如今注册在爱沙尼亚的公司，有三成是数字居民创立的；2022年上半年，由数字居民创建的公司为政府提供了2,400万欧元的税收。项目的对外关系负责人Katrin Vaga对我说，“我们想要普及创业这件事。在这里开公司很容易，很便宜，很快，还可以远程操作。”

在少数拿著数字居民卡开公司的中国公民中，有人在深圳的Rubin。他运营著一家澳大利亚数字货币交易公司，做资产出入境，帮助客户完成数字资产和法币（指由各国央行发布的流通货币）之间的转换。2020年成为“数字居民”后，他注册了爱沙尼亚公司，将其作为澳大利亚公司在欧盟区的商业主体——“通过爱沙尼亚的公司，我把你的数字货币收过来，把欧元打给你。”

中文网站“爱沙尼亚电子居民社区”的创始人Marwel对我说，在他运营的大约有130人的网站衍生华人电报（Telegram）群里，相当一部分人希望通过申请“数字居民”获得一个境外身份，开设不受限的银行帐户，进行金融交易；另一些人希望开拓海外业务，与世界接轨，比如在爱沙尼亚开设公司。这是两个最常见的理由。

而对三十二岁的陈骏成来说，这张来自爱沙尼亚的蓝色芯片卡不仅帮助他开设了境外公司，更为他找到了出走的方向。

在区块链行业工作近十年的陈骏成如今生活在深圳。2017年比特币市值大幅跃升的时候，他尝到了快钱的甜头。但自那之后，中国大陆对数字货币监管加强，国内交易所纷纷关停或出走其他国家，陈骏成也萌生了离开的念头。他通过币圈的朋友了解到“数字居民”项目，决定申请。2022年5月的一天，他从深圳当日往返北京——这是爱沙尼亚在中国大陆唯一的使馆所在地，取回了他的数字居民身份卡，而北京，因为发现了新的新冠感染者，在他离开的“第二天就封了”。

2022年春天，韩国的稳定币Luna币崩盘，加剧了陈骏成的焦虑感，他迫切需要为自己的区块链公司找到一个境外主体。“美国监管严格，新加坡只会越来越严，而爱沙尼亚在欧盟经济体内，对Web3创业友好，”他立刻拿著数字居民卡注册了爱沙尼亚的公司。这是一个10人左右的团队，全部远程办公，做用以黄金为基准的标币进行结算的交易系统。

陈骏成了解到爱沙尼亚为初创企业设立的创业家签证 (startup visa)：如果企业被爱沙尼亚政府认为合规且有创新性，他可以获得一张短期的居留签证，在欧盟国家通行。他已著手申请，如果通过，他可以去爱沙尼亚居留五年。

2022年7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街头。 2022年7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街头。摄：Pavel Golovkin/AP/达志影像 陈骏成把出走类比为做金融产品仓外的风险把控，为了不被“爆仓”，这是一个“必须、不得不考虑”的事情。“我是坚持要往外走的，如果你（在中国）国内没有背景，一旦倒退回计划经济，就非常被动。我们这么多年在行业里沉淀的经验，在国内完全没有发挥空间。”

出生在武汉的陈骏成没有长时间在海外生活过。2019年他本想通过技术移民去澳大利亚定居，但疫情爆发，他改变了计划回到老家。经历了中国对数字货币的管控和长达三年的疫情管制之后，我问起他向往的生活，他答：“起码来说，能够和世界对话吧。”

自由意志主义者耸耸肩 在塔林的“数字居民”办公室里，我拿到了一份统计数据。中国公民加入“数字居民”项目有过三次高峰阶段；每一次高峰，都与中国大陆政府对数字货币的打击有关。

2017年9月之前，中国大陆可谓数字货币在全球扩张的温床——全球大约九成的比特币交易在大陆发生，近半数的比特币由位于中国的矿场挖出。情况在政府禁令发布后发生改变。2017年9月4日，中国政府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宣布把ICO（首次公开售币）定义为非法金融活动，禁止通过数字货币进行的融资活动，并要求进行中的项目停止交易。“94禁令”一出，由中国人创立、全球领头的数字货币交易所——火币和OK币，宣布停止数字货币和人民币之间的所有交易。中国首家数字货币交易所、全球交易量第二的BTC China，关停了所有在中国境内的交易。

2017年又是比特币市值大幅跃升的一年，不受政府监管的数字货币交易，导致大量人民币通过交易所流到境外。《金融时报》的分析文章说，“大陆政策上对数字货币的打击，可以看作是拥有无限权力的威权政府感受到了来自去中心化、不受中央权威限制的数字货币的威胁⋯⋯它让普通人可以不被政府监管地完成支付和投资。”

在监管加剧的情况下，爱沙尼亚“数字居民”项目在币圈流传开来。如今已经拿到“数字居民”身份卡的中国公民张弢回忆，当时币圈的一些意见领袖 （KOL） 会在群里自发推广这个项目。2018年3月，185名中国公民成为了爱沙尼亚的“数字居民”，创下中国申请者单月人数最高峰。

第二波高峰出现在2020年初。2019年末，中国大陆政府推出一系列进一步打击数字货币的信号性文件，其后疫情席卷全球，中国公民对“数字居民”的热情再次燃起。2020年，约有1.7亿元美金以数字货币的方式流出中国大陆，比前一年高出53%左右。

2021年比特币迎来新一轮牛市。当年九月，中国政府发布了更严格的限制文件，禁止所有在大陆范围内的交易和挖矿行为。在塔林的“数字居民”办公室里，数据分析师 Indrek Seppo 指著图上的曲线对我说，经历了一年多的稳定期后，2021年的最后三个月，中国申请者逐月上升，形成了第三次高峰。

比特币在中国的起伏和中国申请者的曲线，从数据上形成了清晰的联系。我问一心想要“搞钱”的刘晓晨：是因为在币圈的关系，才想要“跑路”吗？他反问我：为什么不是有了“跑路”的价值观之后，才进入了币圈呢？

十月的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已经快要入冬，黄叶凋零，厚重的云层时不时落下雨来，低头的颜色比抬头更多。在保留著中世纪建筑的塔林老城区里，我见到了“自由意志主义者学习会”（libertarian study group）的组织者缪志澄——几位数字居民都向我提到了他。缪志澄会讲多国语言，2011年因为工作搬到塔林，2016年开始挖矿，如今是一家完全远程的初创公司合伙人，为区块链企业提供电子支付系统底层协议。

缪志澄带我走过一个拱廊，上了一幢红砖白墙的小楼，来到二楼一个空旷的房间，里面只放著一张办公桌、一把工作椅和一台没有收起来的投影仪。他向我介绍，这是学习会的活动室，社团做一些税务方面的讲座，交流数字货币心得，也进行电影放映。上一次活动，他们放了基于五十年代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改编的同名电影，原著作者艾茵·兰德 （Ayn Rand）影响了这一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们——他们信奉无政府、无税收、自由市场。小说出版的五十多年后，区块链的技术进入公共视野，许多人成为了能够取代基于金钱的资本运作体系、去中心化的交易模式的追随者，小说的价值观与他们不谋而合。

缪志澄指给我看房间的门牌，上面写著爱沙尼亚语“Vabaduse Tuba”，翻译过来是“自由房间 ”（Freedom Room），这是他为活动室起的名字。他给社团成员们印发T恤，正中是美国经济学家、自由意志主义理论家Murray Rothbard的头像。Rothbard认为，税收就是抢劫，政府就是盗贼。T恤上还印著“自由市场，反对战争”（Free Market, Anti-War） 。他也给了我一件。

自由意志主义学习会的海报。 自由意志主义学习会的海报。摄影：周悠游 2015年区块链刚流行的时候，媒体对未知充满了希冀。“经济学人”称区块链为一台创造信任的机器（Trust Machine），它让人们在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机构的情况下，对互相协作建立起信心。

早在2018年，缪志澄就在公司博客上阐述过比特币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因为对中央系统（特别是政府）的幻灭，历史上总有一群人想要彻底改变社会运作的方式，他们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是最早涉猎比特币项目的人，正因为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特质，可以让他们不通过中央政府，完成相互之间的交易。这些‘科技理想主义者’ （techno-utopians）相信区块链技术可以让去中心化变成现实，最终取代中心化的组织模式。”

他接著论述：“选择去中心化，并不是为了更高效，或者更快扩张——这些在中心化的组织模式中可能更容易达到，而是为了创造一种可以改变世界运作方式的可能性。去中心化是目的，而非手段。”

开著澳大利亚公司进行数字货币交易的Rubin没有著急离开中国，因为他的业务还需要中国国内的资源，移民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目标。但“数字居民”的身份对他有现实之外的意义，他觉得这与他个人价值观不谋而合：他相信一个“去中心化”的未来，觉得爱沙尼亚的数字化治国，会是未来主权国家的发展型态。他和我说，在大陆币圈，许多人信奉一句美国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s Gibson） 在蒸汽朋克的代表作《差分机》中提到的一句话：“未来已来，只是尚未流行。”

在废墟上建立起数字王国 瑞典人类学家西格丽德·罗兴 (Sigrid Rausing) 在1993年到爱沙尼亚，这个两年前从前苏联统治中独立出来的新国家百废待兴，到处都是过去的痕迹和对未来不切实际的畅想，现实仿佛完全不存在。她写道：“贫穷的人们急切地希望摆脱被称为是苏联的过去，但他们只知道储存粮食，来抵御对未知的担忧，并消极地等待著未来的到来。”

三十年后迎接我的爱沙尼亚，处处是用过去与未来编制起来的现在。

仔细观察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街道，仿佛来到了未来世界。中间是车行道，行驶著对塔林居民免费的公交车，还有在特定路线进行试验的auve tech自动驾驶大巴以及Bolt电召车，和私家车共享这一车道；旁边的自行车道上，比自行车更常见的是Bolt和Juul的电动滑板车；再旁边的人行道上，除了走路的行人之外，还有一条约半米宽的窄道，给自动驾驶的快递车Starship机器人“行走”。爱沙尼亚是第一个让自动驾驶车在公共道路上合法通行、并为自动驾驶技术的测试和推广改建道路结构的国家。从auve tech, Starship, 到东欧各国随处可见的Bolt 和Juul, 这些都是爱沙尼亚的初创企业。

在居民区“行走”的快递机器人Starship。 在居民区“行走”的快递机器人Starship。摄影：周悠游 对爱沙尼亚人来说，数字治国、科技创新是这个国家最令人自豪的特点。自1991年独立以来，爱沙尼亚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全国范围内的数字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是普及数字身份 (digital ID)，以及推行全民数字化教育——前者为科技治国提供了技术基础，后者确保了普及率。

数字身份是一切的基础。在爱沙尼亚，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会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数字 ID 号码，他们电子医疗档案就此会和这个号码连在一起。等到十五周岁，他们可以领到一张带有照片的数字身份证（digital ID card）。2002年，爱沙尼亚政府向芬兰学习，要求每个居民都必须申请一个属于自己的数字身份。二十年后，芬兰的数字身份普及率大约在50%左右，在爱沙尼亚，99%的公民都已经拥有数字身份。

爱沙尼亚政府在独立后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全民化数字教育。1996年，后来成为总统并发起“数字居民”项目的Toomas Hendrik Ilves还是爱沙尼亚的驻美大使。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爱沙尼亚全国有一万七千个中学生，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万七千台电脑，就可以让我们的毕业生们获得一项非常有用的新技能。在爱沙尼亚，并不是只有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大学生才会用电脑，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点，我们整个国家，就可以一起跃入二十一世纪。这样的爱沙尼亚，一定会今非昔比。”

他的畅想变成了现实。爱沙尼亚的教育部启动了Tiger Leap Program，靠著政府出资加全国各界人士的资助，让爱沙尼亚的每一所中小学在2000年初就配备上了电脑。1999年入学的爱沙尼亚公民Erika Piirmets发现，从小学的课堂到图书馆，电脑无处不在——这一代的爱沙尼亚年轻人，都是在网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如今 Erika Piirmets 是爱沙尼亚政府的数字转型大使，她在“数字爱沙尼亚 ”（E-Estonia）大楼的底层迎接了我。出生在1992年的她，是和爱沙尼亚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Piirmets介绍说，在数字身份推行之初，虽然因为政府发行人手一份，但使用场景却很有限，除了交税，用的人很少。直到银行和电信公司也加入进来，用数字身份证取代各自发行的银行卡或者电信卡，来验证用户信息，这才把数字身份推广开来。

如今，爱沙尼亚居民可以使用自己的数字身份号码，加上两个密码（一个私人密码，一个随机生成的密码），一站式登录包括医疗、缴税、选举投票、工资和福利信息等所有的政府部门，并且查看自己在各个政府领域产生的数据——包括医疗、税收等。

Piirmets称她用数字身份系统报税，只需要3分钟。“所有的收入信息都已经被上传和同步了，我只需要看一遍是不是有错误。”

在爱沙尼亚，不同的政府部门只能读取相对应的用户信息——比如财政部的官员不能读取公民的医疗信息。同时，爱沙尼亚居民还可以选择把自己的一部分信息对任何人都不可见——比如隐藏心理咨询史，这样哪怕家庭医生有权限读取医疗档案，也没法看到被隐藏的信息。

更重要都是，网站包含了一份“数据使用情况的纪录档案”，记录了每一次个人数据被录入或读取的详细情况：包括何时、何部门、操作人等信息。Piirmets 介绍，有行医执照的医生都有权限翻看病人医疗档案，但如果一个不为妳看病的医生因为好奇而看了你的医疗信息，会在你的数据档案上留下痕迹，一旦被举报，又无正当理由，这个医生会被吊销行医执照。

“任何行为都需要正当的理由，我们的系统是建立在这个宗旨之上的，”Piirmets说。“不仅仅公民需要用数字身份登录，公职人员也要用数字身份登录。每一个行为都会留下纪录。”

Piirmets 说，爱沙尼亚人并不信任政府，但他们可以相信技术，因为技术确保了政府可以被监督。“个人的数据的所有权在个人，政府只是存放数据的容器。我有权利知道我的数据发生了什么。这和我在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上一旦产生了数据，数据就属于脸书了，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数据档案，我可以相信，政府收集我的数据是用来服务我的，而不会被用来牟利或者用来监控我。”

2022年10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街头。 2022年10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街头。摄：Sergei Grits/AP/达志影像 各个政府部门收集来的居民数据，被存储在一个名为x-road的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中，政府系统和私人公司都可以通过应用编程接口（ API ）接入系统，发出数据请求，来接触到他们请求的那部分的居民个人信息。同时，另一套开源的区块链系统在其之上，保证了每一步的操作都有迹可循，一旦数据行为被记录下来，就不可逆转、不可删除。

数字身份证是经过政府验证的个人身份认证，这对商家也很有用。在爱沙尼亚，你不需要银行卡、各种书店和电影院的会员卡、或者公共交通卡，这些卡都可以被数字身份证代替——只要你进行授权，商家可以通过数字身份证接入x-road，验证刷卡人的自然人身份。

对爱沙尼亚来说，技术治国有历史可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前苏联时期，为了杜绝各国之间的竞争，斯大林为东欧各国分配了各自的生产领域，无线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产业，被分配给了爱沙尼亚。这为爱沙尼亚的塔图大学带来了苏联时期最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充足的研究经费。爱沙尼亚的一所乡村学校在1965年成为了全苏联第一个配备计算机的学校，爱沙尼亚塔图大学的学生在八十年代创造出了后来被广泛用于苏联学校的 Juku电脑。八十年代塔图大学毕业的校友们，如今成为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企业家和投资人，他们懂得技术、发展技术，帮助独立后的政府进行数字转型。三十年来，爱沙尼亚还清了大部分国债，加入欧盟，如今是前苏联解体后独立的15个国家中，经济发展最快速、人均GDP最高的国家。爱沙尼亚曾培育了多个科技独角兽，其中包括后来卖给微软的Skype以及在伦敦交易所上市的Wise。2021年，仅Bolt就为爱沙尼亚带来了六亿欧元的投资。

“数字居民”项目给爱沙尼亚政府带来的税收回报高，投入却很低，是因为数字居民所需要的技术支持——从数据储存到数字化的政府服务——已是爱沙尼亚社会的一部分，“数字居民”项目只是把这些服务开放给世界各地的人。

“我们没有石油或者黄金，我们通过数字居民项目让大家看到爱沙尼亚的这些优势。”Vaga和我说，“如果马斯克 (Elon Musk) 要考虑去哪里创建他的下一个公司，我们希望他选择爱沙尼亚。”当时，马斯克还没有收购推特。

当理想遭遇现实 四年前，还在上海读研究生的张弢听闻了“数字居民”的项目，决定尝鲜。申请表上要求填写申请理由，他写的是：“非常热衷于区块链行业，希望去爱沙尼亚进行下一步发展。”申请通过了。2019年1月，张弢第一次来到北京，趁此机会玩了一圈，在颐和园滑冰，去爱沙尼亚在北京的大使馆领身份卡。“后来我因为工作又去过北京十几次，都没有那次玩得那么开心。”他回忆。

拿到身份卡之后，张弢马不停蹄地开了爱沙尼亚公司，在当地银行远程开户，很兴奋，“因为自己有一番事业要做起来了。”但这个身份和公司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期中的好处。他发现，仅仅凭借一张没有照片的数字芯片卡，连在海外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开户也无法做到；而爱沙尼亚在2020年后加强了对数字货币公司的准入要求，数字货币交易牌照不再容易获得，张弢在爱沙尼亚注册的公司没有派上用处。

一起创立公司的合伙人去了新加坡做 NFT 项目，张弢没有和他继续合作。“我从2017年玩到现在，也算一个‘小韭菜’。经历过这种区块链的暴涨暴跌，挺难受的，不想再赚这种暴涨暴跌的钱，”他说。

如今张弢在一家初创企业做区块链反洗钱工程师，为政府公安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在区块链圈和政府打交道，张弢非常清楚在中国做区块链的限制，他不推荐做虚拟货币项目的朋友留在国内，“我们也遇到过许多案子，项目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可能会被逮捕、扣押、判刑。”

2021年10月，土耳其伊斯坦堡街头一家Bitcoin交易所。 2021年10月，土耳其伊斯坦堡街头一家Bitcoin交易所。摄：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现在在国内做区块链，可能除了做合规、监管，其他都有很大风险。如果你能去新加坡、爱沙尼亚或者纽约申请一个实体，我觉得会比国内做这个事情好很多。”张弢说。

但是，吸纳区块链从业者并不在爱沙尼亚政府对“数字居民”的计划之中。恰恰相反，爱沙尼亚是欧盟第一个出台相关法律，对数字货币公司进行合规管制的国家。在“数字居民”项目的创始人之一 Siim Sikkut 看来，价值观没有那么可靠，真正做成一件事情，还需要很多很多钱。他认为，“数字居民”团队一直非常务实，这才是这个项目成功的原因。

Sikkut 在2022年初结束了为期五年的爱沙尼亚政府首席科技官的任期，成立了一家叫“数字国家 ”（Digital Nation）的咨询公司，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完成政府事务的数字转型。和我在塔林见面的那天，他穿著一件印有“ 进入数字爱沙尼亚（Enter e-Estonia） ”字样的套头衫。这件衣服他在许多公开场合都穿过。

“数字居民”团队很早就发现，“可以不受国籍、地域限制，成为世界公民”的愿景很难成为现实。

“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现实世界，”Sikkut 说。“数字居民”项目受到国际反洗钱法的限制，在把全球居民接入爱沙尼亚数字社会的时候，要小心不为别的主权国家增加洗钱风险。同时，国际税务和金融体系仍与个人所在的国家绑定在一起——虽然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Sikkut 以为这种绑定关系可能会出现松动，但结果没有。“仅仅靠爱沙尼亚，是不可能打破这个系统的。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改变项目，让它成为爱沙尼亚这个实际的国家中延伸出来的分支。”于是，2017年前后，项目团队开始调整口径，他们不再把“数字居民”社区宣传为“地球村”，而是把成为“数字居民”称作“一种接入爱沙尼亚政府服务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随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数字居民，那些仅仅是因为价值观、好奇心而来的申请者，没有给项目带来实际的收益。“那些全球主义者 (globalists) 从来就没有变成付费客户。他们被这个想法吸引来，却不会开设一家公司。”Sikkut说，“这个项目，归根结底，是一个政府的经济发展项目”——主要目标，是吸引境外投资人来爱沙尼亚注册公司，并产生税收。只有项目赚钱，才能更好地服务更多的数字居民。

项目也不考虑为数字居民提供进一步的移民路径。Sikkut认为，虽然有更多科技人才想移居爱沙尼亚是件好事，但这也偏离了项目的目的，“这由国家的移民局负责”。

Sikkut有比建立全球村更著眼于现实的愿景，他希望国际税务体系可以和所在国脱钩。“现在如果我在爱沙尼亚183天，我就要给这个国家交全年的税，那剩下的182天呢？如果税收可以根据实际工作地来收，会激励更多国家来创造适合人才流入的商业环境，吸引投资人。如今是非一即零。”

张弢不是没有想过离开中国。他申请了塔林理工大学，却没有通过面试。如今他也调整了期望，选择留下，“是想（在国内）做一些可以让区块链得到认可的事情。”自称“比特币粉丝”的张弢，也认为数字货币因为去中心化，是自由的。“我们都是通过比特币赚钱，我们当然希望比特币能够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一点不同的东西，都希望未来某一天商铺能支持比特币直接线下支付，不需要兑换成法币。”

2022年2月26日，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爱沙尼亚人民到当地自由广场集会声援乌克兰。 2022年2月26日，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爱沙尼亚人民到当地自由广场集会声援乌克兰。摄：Alessandro Rampazzo/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通往新身份之路 根据“数字居民”项目的统计，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者，平均年龄是34岁，比大部分其他国家的申请者更年轻。他们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和从无到有建设起来的资本市场，与爱沙尼亚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建立、成长不无相似之处。对中国政治历史曾有涉猎的Siim Sikkut援引邓小平的话：“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对吧？在爱沙尼亚我们也很认同这种实用主义。”

“不论政见，这种务实的精神，我们是一样的。”他补充。

我到爱沙尼亚的当天，是俄罗斯开始轰炸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第一天。塔林市政厅大楼被包裹在黄蓝灯光下，以表示对乌克兰对支持。俄罗斯使馆四周围著一圈铁栅栏，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抗议或反讽俄罗斯政府的海报和涂鸦。

爱沙尼亚在历史上层经历过两次被强邻吞并：18世纪被沙皇俄国吞并，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独立；二战时被苏联吞并，在苏联政变后独立。如今，爱沙尼亚有近三成的俄罗斯裔居民，俄语也是在爱沙尼亚语之后普遍流通的语言。但与其他前苏联国家不同的是，爱沙尼亚在文化上更接近隔著波罗的海84公里之外的芬兰，爱沙尼亚语也和芬兰语较为相似。虽然在传统的地理概念上爱沙尼亚属于东欧，但民调显示，爱沙尼亚裔的国民更认同自己是北欧人。

这与许多想要逃离旧秩序的申请者不谋而合。

科技创业者、来自俄罗斯的Kirill Soloviev在申请了“数字居民”后的第五年搬到了塔林，他对我说，住在爱沙尼亚像是住在一个平行宇宙——那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本可以成为的另一个模样。他看到的爱沙尼亚，人和人之间的“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小——普通市民容易接触到政府官员，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程度低——这和俄罗斯的官僚政府形成鲜明对比。过去的四十年，他习惯了每天在莫斯科通勤三小时的生活，一旦公司要和政府打交道，就要特别安排时间准备文件，来应对各个部门的要求，但在爱沙尼亚，“想做和做到之间基本没有障碍 ”。

Soloviev在爱沙尼亚创立的翻译软件公司有15名远程工作的员工，跨越四个时区，他是唯一一个住在爱沙尼亚的人。相比吵闹的莫斯科，他慢慢爱上了塔林安静的夜晚。“在莫斯科，妳和妳邻居的房子是紧挨著的——俄罗斯都是这样，我一点也不喜欢。在这里，相隔五米才叫邻居，我不用逼著自己去社交。”

Soloviev 在2015年春天第一次来到爱沙尼亚，是为了到塔林领取“数字居民”身份卡。那时还是项目开始的初期，申请者必须亲自到爱沙尼亚领取卡片。他回忆，四月的塔林，刚刚从一个漫长的冬天中醒来，红瓦白墙的老城开著鲜花，像是从油画中走出来。

2022年10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老城区。 2022年10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老城区。摄影：周悠游 “就像是从毛毛虫变成了蝴蝶。”Soloviev告诉我。“在2015年的时候，我没法看清楚还在茧里的自己，拿到这张蓝色芯片卡是一切的开始。在茧里的我，彻底改变了自己。”那之后的每一天，他都在向新身份靠近：从搬到塔林，不再做俄罗斯纳税人，到如今公开反对战争。

2022年10月，俄乌战争白热化的当口，他接受了爱沙尼亚媒体的采访，呼吁那些在爱沙尼亚的俄罗斯裔人放弃对俄罗斯的支持，加入爱沙尼亚籍。“那是真正的我，不被护照颜色掩盖的我。”

想要离开过去的，还有来自台湾的科技创业者杨敬文。2016年，他和太太林恩洁在台北一起申请了“数字居民”。来年三月，他们都获得了批准，林恩洁成为了第一位来自台湾的女性数字居民。

杨敬文早想离开台湾。一方面是台湾的经济自2010年左右增速变缓，不利于初创公司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台湾的政治让他看不到未来。“（台湾人）不喜欢国旗也不喜欢国歌，但也不改，宪法间接说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现实是台湾（可能）要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他说，“如果你聪明一点，就会感到悲哀，那悲哀改变不了，就会想逃避。”

成为数字居民后，他和合伙人从台湾设立了在爱沙尼亚的远程公司，由此体验到爱沙尼亚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友善的创业环境，和他接触过的“官僚”的台湾政府很不同；接著，他们一起到爱沙尼亚短途旅行，这里从食物、物价到空气，都令他感到舒服；再后来，2017年的秋天，他和太太带著刚出生半年的儿子和他们的马尔济斯犬，从台北搬来了塔林。

牵著从幼儿园放学的儿子，站在塔林街头的公交车站，杨敬文望著对面一栋十余层的白色居民楼问我：“你猜猜这是北欧建筑还是苏联建筑？”

这栋十几层高的米白色大楼，每层的四个角上都有雕花精致的弧形阳台。“应该是苏联建筑吧。”我很笃定，它和中国内地的居民楼风格很相似，虽然更精致一些。

杨敬文说我猜对了。他接著指给我看车站这边的一栋北欧建筑：高度相仿的居民楼有棱有角，外墙线条分明，但墙体的一半被落地玻璃窗覆盖。

塔林街头的北欧建筑。 塔林街头的北欧建筑。 摄影：周悠游 塔林街头的苏联建筑。 塔林街头的苏联建筑。摄影：周悠游 他教我如何分辨：“你就看窗户的大小——苏联建筑的窗总是很小，北欧的建筑不会。”

到爱沙尼亚五年了，杨敬文和太太准备申请永居，但没想好日后是否要入籍。爱沙尼亚不承认多重国籍，入籍就意味著放弃台湾身份。“在台湾长大，念书在台北，毕业了在台北找工作，台湾是我的家乡，”杨敬文不觉得自己可以成为爱沙尼亚人。“但我小孩没有。我想要给小孩一个不做台湾人的选择权，因为当台湾人在未来就是当中国人。（我）会想，小孩子是不是给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尾声 在前往塔林的前夕，我花了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提交了爱沙尼亚“数字居民”的申请，并在线支付了100欧元。

为愿景买单，值得吗？我想，买的人多了，它就可能成为现实。

这些年来，“数字居民”项目成为了全世界了解爱沙尼亚的主要途径：2018年底官方发布的项目回顾中显示，在谷歌上搜索爱沙尼亚，80%以上的英文搜索结果都与这个项目有关，虽然每一个人对它的期望不尽相同——陈骏成想要与世界对话；Soloviev 想要洗刷掉旧有的身份；张弢想要借此发展他在区块链产业的事业；Rubin 则想要拥抱一个去中心化的未来。

这让我联想到到剧作家Jules Romains的寓言戏剧《多诺哥》（Donogoo）。剧中，一个法国地理学家不小心在巴西的地图上画出了一个不存在的小镇，他决定将错就错，在报纸上刊登文章，宣称这个小镇的河水里流淌著金子，附近有未被开采过的金矿。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们纷涌而至，这个本来不存在地方真的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法国大众思想家阿尔贝・雅卡尔在他的书中写道，这个故事令人相信，“一个群体的活动，是由这个群体本身的存在而产生的⋯⋯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需求，这些需求赋予了他们需要的产品以价值。”

在即将结束爱沙尼亚之行，在塔林机场候机回纽约时，我收到了来自爱沙尼亚政府的邮件：我的申请通过了。

一个多月后，我去位于联合国总部附近的爱沙尼亚驻纽约大使馆，领取了我的“数字居民”卡包。黑色的硬壳纸盒上，凸版印刷著蓝字“欢迎加入数字爱沙尼亚”（Welcome to Estonia’s Digital Nation) ，里面躺著刻有我名字的蓝色芯片卡和细长的黑色读卡器。这是我的新身份。

十二月的曼哈顿，东河边上寒风凛冽。我揣著卡包从使馆走出来，想到塔林已经下过了好几场雪，仿佛自己也和这些可能的未来联系在了一起。

（刘晓晨、杨敬文、林恩洁为化名）

【财新网】疫情海啸来了，北京正在面临第一波冲击。到2022年12月27日，新冠病毒感染被宣布将回归“乙类乙管”传染病时，医院的重症床位依旧十分吃紧。

12月21日，财新走访北京全市多家各级医院，现场的场景印证了多名医疗专家此前的预测：尽管奥密克戎致病性低，但在庞大的感染基数面前，仍带来重症绝对人数的骤然攀升，在医疗资源本就紧张的秋冬季，进一步挤压着急危重症患者的医疗资源。

随着北京感染波峰走低，发热门诊虽然仍显拥挤，但已鲜见“大排长龙”；然而，从“120”急救中心，到急救科，再到各级医院的抢救室、重症监护病房，急危重症患者生死线上的每一环均承受高压。

甚至，随着逝者与亲人的分别时刻不可避免地到来，殡葬服务亦出现供不应求。“干这行五六年了，头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在东郊殡仪馆外排队等候超过五小时后，一名北京朝阳区的殡葬车司机感慨。

2022年12月21日傍晚，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外，等待进入殡仪馆的车辆排起长队。图：财新 丁刚

急诊患者与家属的普遍体验是，打120排队，等床位排队，找氧气排队，甚至连火化都要排队。“（我）亲身经历了整个医疗过程中的混乱与拥挤，从急救运转到ICU收治，以及最后的遗体火化，都是在一种非常紧迫的形态下进行的，特别是殡葬的各个环节，其艰难程度完全超乎我的想象。”优客工场创始人，人口学、城市更新与区域经济学学者毛大庆近日在北京送别了一位长辈后写道。

“这是个大疫情，造成这种冲击是一定的，要早有准备，损失可能会小一点。”一位北京三甲医院感染科医生说，“我现在满怀失望。”

北京是中国第一座迎战奥密克戎感染及重症高峰的特大城市，也是医疗资源最为丰富、水平最为先进的城市之一。北京抗疫暴露的问题、积累的经验，将成为即将迎来重症、死亡高峰的每一座中国城市的重要镜鉴。

补救措施正在跟进。12月12日，北京市疫情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市医院发热门诊从94家增至303家，全市全部二级以上医院均开设发热门诊或诊室；15日，急救中心电话系统升级扩容，电话席位由50个扩到100个，同时全市急救车组满载运行；23日，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医保局下发《关于进一步提升重症救治服务能力的通知》，要求各级医院扩充重症床位和重症医学医师队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高危人群发放血氧夹，鼓励提供氧气灌装服务；26日，《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症早期干预服务的通知》面向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传达和培训，提出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新冠口服药。

12月27日，据财新了解，120响应时间有缩短，急救转运有所缓解。但急诊床位依然难求，甚至出现压床现象。在中日友好医院，面对想找一张床位的家属，“想都别想了”一位医生简短回答。

当时，这家以呼吸与危重症学科著名的医院，急诊已经大排长龙，“除了直接进抢救室的，都要等待一小时起步。”一位患者家属说，家中老人感染新冠后身体不适，已经排了两小时都没看上。

“疫情考验着‘城市韧性’” 毛大庆认为，“具体到当下正在发生中的疫情后续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疫苗接种、药物供给、物流运输、急救运转、医院救治、临终关怀、遗体处置等环节，在最近出现的一系列秩序混乱、物资紧缺、人工不足、物流不畅发生后，我们更应尽快进行有意义的务实的总结与反思，并有针对性地部署下一步提升卫生系统城市韧性的计划，以尽早、尽快地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急救 　　12月17日的晚上，刘芳87岁的母亲开始心口疼。母亲患有高血压，刘芳立即拨通了“120”热线，但一句“救护车调度需要时间，请耐心等待”后，等了36小时，救护车仍未到来。

据北京市急救中心，12月份以来，北京120急救电话持续高位运行，12月9日急救电话呼入总数达3.2万个，是平时的6倍之多。“在北京疫情防控最为紧要时刻，120急救电话系统随时面临瘫痪的风险。”官网通告中直言。同时，疫情带来的非急救需求对120急救资源造成挤兑，12月7日，北京急诊派车率降至危险的53.08%，平均反应时间20.81分钟。

北京朝阳区一名急救员则表示，原本朝阳区每天晚上只有5—7辆救护车在值班，到12月中旬，已有超过80辆救护车24小时轮班，仍难及时响应每一条呼救。救护车需要配备专业人员才能发挥作用，急救人员有限，眼下救护车的运转效能已经达到极限。

救护车久等不至，母亲的症状有所缓解，刘芳暂时选择了放弃。但在21日上午9点许，母亲的症状突然加重：心脏疼痛带动左胸、左手颤抖，疼得“哎哟、哎哟”地喊。刘芳和家人开始每隔10分钟拨打一次“120”，终于在近晚上8点等来了一脸疲惫的急救员和救护车。不到半小时后，救护车驶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室。

彼时，急救室已然人满为患。问诊室外、CT室门口的走廊、家属等候区内，随处可见支起的行军床和轮椅，和或躺或坐输液的老人。刘芳母亲的担架床被拦在了预检分诊台旁、问诊区外。护士走上前来，为老人夹上血氧仪，绑好血压带。发现老人血氧指数良好，护士松了一口气，告诉刘芳，老人情况暂时不危险，排到问诊的医生，可能要等三、四个小时。

“可是她都八十多岁了！”看着仍在不断呻吟的母亲，刘芳备感煎熬。“有九十多岁的也还在等！”护士说。

与刘芳母亲几乎同一时间到达急诊室的，还有一位胸口放着5L氧气瓶的七十多岁的老人。他的血氧指标只有85，因此等了十五分钟左右就得到了就诊机会。他新冠阴性，患有肺部纤维化，因出现憋气、气促前来求诊，急救人员为他提供了一瓶救护车上的氧气。但在问诊后，医生告诉家属，医院的吸氧机位已经全满，还有数十人在排队：“现在我们只能帮他输液。你们赶紧去想办法买一瓶氧气，不然血氧已经很低，不吸氧可能会呼吸困难。”

家人无奈，只能分头行动，一部分人去买氧气，一部分人将老人抬下担架床，扶到轮椅上坐着，推往输液区。不到半小时，瓶中氧气已经耗尽，去买氧气的家属仍未归来。老人紧抓着一旁的门扶手，不愿将氧气面罩摘下。

2022年12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医院急诊，老人紧抓一旁的门把手，拒绝摘掉氧气管。图：财新 丁可（实习）

疫情“海啸”已至，重症人数不断攀峰，在医疗资源本就紧张的秋冬季，急诊“无床、无氧”成为常态。

连一些平日稍显冷清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也开始排队。家住北京朝阳区常营乡的邱秋12月7日出现高烧、乏力、四肢刺痛等新冠症状，到12月18日抗原转阴，但转阴后出现心脏早搏，经常有心跳漏跳的不适感。26日下午3时许，她来到家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拿到350号，而当时叫号才刚刚叫到第150号，她只得先行返回家中，5时许再回来简单面诊，次日再测心电图。

为应对急诊就医高峰，医院普遍大量启用“临时床位”：一张行军床，一个便携式氧气瓶，一个监护仪，便可成为“战时状态”下的一张重症床位。12月21日，在北京普仁医院的急诊室，14张ICU床位已然全满，12张普通床位旁都配上了监护仪转换为ICU床位，还有三十多张医院或家属自带的行军床，铺满了约一百平米的急诊室大厅。

与此同时，急救车仍在源源不断地进来，一位80多岁的女性患者到达时，血氧已经低至65，但厅内已经没有多余的行军床。无奈之下，医护和家属将老人抬到轮椅上，连上了氧气，但监护仪再也找不到更多。“我上哪去搞一台监护仪？哪里有得借？”护士打电话沟通着情况，语气中难掩焦躁。

缺床、缺氧的急诊室，又将压力传达回救护车。当患者无法及时就诊，急救车组只能陪着他们等待。“我们有一组同事一下午只送了两车。”在12月21日的中日友好医院，一个急救员无奈地表示。他送的患者满头银发，正躺在床上呻吟。35分钟后，患者才等到抢救室内搬出两具遗体，得到一张空床位。“不要再往我们这送了！”医生一边把患者推进抢救室，一边对急救员说。“我们也不想啊！”急救员们大声答道。

2022年12月21日，中日友好医院急诊，大量临时床位将抢救室占满。图：财新 丁可（实习） 2022年12月21日，中日友好医院急诊，大量临时床位将抢救室占满。图：财新 丁可（实习） 　　这名急救员还说，他在当日下午送的一名患者，正好用掉了朝阳区最后一张急救室空床位，在北京市小庄医院。

刘芳母亲疼得无法自主行动，家人也没有提前准备行军床，等待期间，她只能一直躺在从救护车上搬下来的担架床上。刘芳为占用床位连说了好几声抱歉，急救员表示体谅：“我们去外面等着，真的要等三、四小时，也只能等，现在去哪家医院都不一定能马上看上病。”目送急救员离开后，刘芳俯身对母亲说：“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不到救护车了吗？救护车也得等人呢。”

12月27日，据财新了解，120急救转运的响应时间有所缩短，但急诊依旧一床难求。中日友好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表示，眼下科室压床严重。重症ICU门外的走廊里塞了六张病床，仅留一张病床通过的宽度，医护在其间匆匆穿梭。

告别 　　即便等到床位，家属也丝毫不能松懈，重症ICU门口挤满疲惫的人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都等不到一声告别。

“让老人安安静静地走吧。”12月27日，一名医生劝说等在中日友好医院抢救室外的家属。

这名家属告诉财新，此刻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是自己86岁、患有高血压的母亲，新冠阳性一周内出现气促，家人于27日上午8时左右拨通“120”热线，一小时后救护车赶到，送往医院抢救。但抢救过后，母亲仍不治身亡。

一周前，他93岁的父亲刚刚在家中溘然长逝，同样是在感染新冠四五天后。他回忆，当时全市急救资源更为紧张，父亲等候近十小时，直到闭眼前都没有等来救护车。

“看身边的人症状很轻，家里老人平时看着身体很好，得上时甚至没怎么发烧，我就没有在意。”他语气低沉，流露悔意。

悲戚、疲惫的家属守在抢救室门口，茫然等待着或好或坏的结果，这样的场景在这半月内不鲜见。12月21日晚8时许，一名家属在朝阳医院重症ICU门外拨通了视频电话，与病房中陪护的护工，以及尚在境外的患者女儿连线。“爸爸，你坚持住！你不能睡！”女儿带着哭腔的声音回荡在医院走廊里。

“他有反应，他流眼泪了。”ICU门外的家属说。等护工挂断，他转而安慰女儿：“你要注意好情绪。”然而，当医生从ICU门口走出时，他当场跪了下来，恳求医生尽全力抢救。

而在抢救观察室门前，一位护士出来高声寻找1号床家属：“1号床心跳停止了，心脏按压和气管插管做吗？”守在门外的家属只有一人，他先是没有反应过来似的签了字，放弃了有创的抢救手段。

在护士转身回到抢救观察室后，家属又拨通了两个电话，另一端传来的说话声很急，挂断后家属跑过去猛敲抢救观察室的门：“我们改主意了，心脏按压、气管插管、呼吸机都同意做！”“行，那你们得重新签字，我先和你说明，抢救希望不大。”走出来的护士给出程式化的回答。

当日更早些时候，一个中年男子蜷在自带的小板凳上，微微打着盹，又不时被出入的医护惊醒。当财新询问他是否家中老人在里面时，他的音量骤然提高：“是我老婆，44岁！在里面插管抢救。”随即又颓然垂下头去，慢慢喝了口水，他拿着水瓶的手在抖：“人已经进ICU五天了。”

而经历生离死别9小时后，李明的情绪已经逐渐平复：“老人身体不好，任何一场感冒都可能扛不过去，我们其实早有心理准备。”

李明岳父86岁，患有糖尿病，在17日检出新冠阳性，此前没抢到退热药，家里只有连花清瘟胶囊和双黄连口服液。发病第四天，岳父呼吸困难，被紧急送至医院抢救，次日凌晨两点离世，医院告知家属的直接死因是乳酸中毒。然而，一直等到11时许，家人们仍难见到老人最后一面。太平间已满，遗体一直在病房内停放，无法移出。李明先后联系了四家殡仪馆，希望将岳父的遗体直接接走火化，但最快的也要排到1月2日。

同日中午，张岳也等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的接待洽谈室外，希望为父亲尽早预约最后告别的日期。父亲于20日晚间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癌症过世，21日清晨遗体被接往八宝山殡仪馆。殡仪馆的火化炉冒出阵阵白烟，他却迟迟排不上火化和举办遗体告别仪式的队，连停放遗体的冻柜也满了，遗体只能放在关了暖气的空房子里。

当时，八宝山殡仪馆已经取消殡葬服务的线下预约，只能拨打动辄占线半小时以上的预约电话。透过接待室的窗向内看，里面坐着10名工作人员，都在一刻不停地接着电话。

焦急的家属们拦下了路过接待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询问为何不能现场预约。“我们的火化人数已经到极限了，”工作人员无奈地说，“平时一天150人，现在一天600人，即便是这样，什么时候能排到我也没法给您准信。”

“干这行五六年了，头一次见到这种场面。能开车到天津火化的话，现在都拿到灰了。”12月21日晚上，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外，排队等待五个多小时的灵车司机王辉感叹。他说，自己上周遇到过更极端的案例，从接到遗体到真正进入殡仪馆，花了近两天时间。他所在的殡葬服务公司平时与朝阳区一家二级医院有合作关系，此时医院的太平间里还停放着二、三十具遗体等待着他和同事运送。另一名北京市殡葬服务行业人士则告诉财新，秋冬季死亡率高，本就是行业忙季，但像现在家属普遍等候四、五天仍难约上火化服务的情况也十分少见。

北京市东郊殡仪馆是北京首家国家一级殡仪馆，也是北京朝阳区最大的殡仪馆。12月21日下午6时许，财新走访现场时看到，殡仪馆门前，三十辆载着遗体的车辆在夜色中排起长队，半小时内放行了三辆。停车场内，绝大多数车辆里亮着灯光，多是逝者家属在车内等候着消息。当时，东郊殡仪馆仅允许每位逝者的一名家属凭死亡证明进入馆内预约殡葬服务，三名以下家属参与遗体告别仪式。

2022年12月21日傍晚，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停尸间。图：财新 丁刚 　　一些小型殡仪馆的运转同样承压。12月10日，通州区殡仪馆发布通告，12月11日起严格实行预约火化制度，通州区户籍亡故居民和非通州区居民在通州区域内医院亡故的可直接预约火化。非通州区户籍且在通州区域以外医院亡故居民每日限约20具。通州区民政局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期通州区需要火化的遗体增多，以前一天大概40具，12月20日左右加班加点一天有140-150具。与此同时，殡仪馆部分工作人员感染新冠病毒，人力紧张，殡仪馆已经超负荷运转。

补救 　　补短板，还欠账——对北京乃至全国的医疗卫生系统而言，面对奥密克戎带来或即将带来的急重症医疗资源挤兑，床位、人手、氧气等各项资源的全方位补足和协调成为当务之急。

12月23日，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医保局下发《关于进一步提升重症救治服务能力的通知》，要求二、三级医院按照国家和北京有关要求，加强重症医学科建设，根据医院类别和级别，做好综合ICU床位、可转换ICU床位、重症监护病房准备。

就床位来说，曾有参与武汉抗疫的重症医学专家对财新表示，中国ICU床位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不够。

11月12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雷海潮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每10万人口ICU床位不到4张。

但仅过不到一个月，官方披露的数字就有了翻倍增长。12月9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的ICU床位接近每10万人口10张的水平，总数为13.81万张，其中10.65万张在三级医院。

即便如此，床位仍需扩容。焦雅辉给出的标准线是4%——三级医院综合ICU要达到床位总数的4%。而各专科ICU也要按照床位总数4%的比例改造可转换ICU床位，保证综合ICU和可转换ICU能够达到医院床位总数的8%。她也一并给出了扩容完成的时间节点——12月底。目前，各地正在紧急招标重症相关的医疗设备。

重症的人手也不充足，对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北京来说也如此。据财新了解，山东、湖北、江苏已经先后派出重症救治团队赴京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据焦雅辉在前述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中国重症医学的医师总数8.05万人，“可转换ICU”储备医师10.6万人，重症专业的护士是22万人，另有“可转换ICU”护士17.77万人。

焦雅辉要求，要按照现在床医比和床护比，再额外扩充20%-30%的医疗力量作为重症力量的补充。内科、急诊科、儿科等相关专业医护，都要开始培训综合ICU知识技能——同样务必在12月底前完成。

除重症资源扩容以外，保证氧气与药物的可及性是当务之急。日前，北京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症早期干预服务的通知》，该文件在12月26日面向市内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了传达和培训。

前述《通知》对重症早期干预规划了数条路径，其中一是要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结合自身实际，应设尽设吸氧区，同时为有需求的居民提供氧气灌装服务，方便居民居家氧疗。

二是对于有重症危险因素的新冠重点人群，经医务人员评估指导，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选择早期应用小分子新冠病毒治疗药物，降低病亡率、重症率。

关于第一条路径，血氧饱和度需要及时监测，家庭最好为老人常备血氧仪。一位北京81岁老人有高血压、脑梗、慢阻肺等基础病，未打疫苗，12月13日感染后家人紧急抢购了血氧仪，发现血氧饱和度读数已经低到了88（低于90需要立即就医），紧急拨打120。“当时接线员说排队的人太多了，有60-70人。”家属回忆。

幸运的是，由于老人有慢阻肺，家中常备制氧机，“吸了大概40分钟，血氧值上来了，感觉好一些了。”家属说，后来吃了退烧药，老人慢慢好转。

老人的“沉默性缺氧”需警惕。据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12月21日的公开发言，有的老年患者送医时为时已晚，是因为他们对缺氧反应迟钝，甚至完全感觉不到胸闷、呼吸困难等，即“沉默性缺氧”。而如果缺氧短时间内不能得到纠正，患者很容易进展到危重症肺炎。所以，一定要将发现重症风险的关口往前推。

对此，北京市卫健委在前述培训中，明确了新冠重症居家监测预警的参考标准，65岁以上的新冠重点人群如果出现以下任一指征，需要及时去医疗机构就诊：一是静息状态下血氧饱和度小于90%；二是呼吸困难或者出现气促，呼吸频率大于30次每分钟；三是血压高于或者低于基础血压30%；四是发热超过3天。

关于第二条路径，小分子新冠病毒治疗药物的早期使用可以缩短病程，降低重症风险。以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商品名：Paxlovid）为例，其附条件获批的适应证为轻中度新冠病毒感染伴有进展为重症高风险因素的成人患者。其关键性临床试验（EPIC-HR）显示，对于未接种疫苗的适应证内患者，在出现症状5日内服药，可将第28天的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 89%。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满祥曾对财新表示，对高龄的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包括未接种疫苗的患者，即使当下症状看着不重，但是存在较大风险转化为重症，因此除了密切的监测、对症治疗外，需要及早服用抗病毒药物，来防止轻症变为重症，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将需要在出现症状5日内服药的Paxlovid下沉社区，提高可及性是应有之义。

符合北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药条件的患者为《新冠肺炎相关健康风险评估标准》中的红色标识重点人群，分为三类，一是年龄小于65岁，基础疾病不稳定，未全程接种疫苗；二是年龄在65至85岁之间，基础疾病不稳定，无论是否全程接种疫苗；三是年龄大于80岁，无论基础疾病稳定或不稳定，未全程接种疫苗。目前，药物供应仍紧，据财新了解，除北京外，广州、杭州等地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尚未收到Paxlovid将下沉基层的通知。

此外，疫苗接种也需要继续推进。12月13日，“第四针”正式开打——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实施方案》，提出现阶段可在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基础上，在感染高风险人群、60岁以上老年人群、具有较严重基础性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人群中开展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然而，在面对感染高峰时，基层医疗机构如何协调分级诊疗和疫苗接种间的资源和人力分配，仍有待观察。

12月21日，张文宏在“现代疫苗与药物创新发展论坛”上发表主题为“大流行第一波的临床应对”报告时，在认为“第四针”政策“非常好”的同时，指出其仍有改善的空间：“要开始针对新的奥密克戎毒株，研发多价疫苗，对脆弱人群进行充分的保护。”

“奥密克戎现在的第一波应对，我们身处其中，并最终会度过这一波，迎向季节性或者是地方性流行，但是这一波目前非常艰难。”做报告时，张文宏如是总结现状，“今天决定国内能否顺利走出来的一项关键点就是，能不能把这一波疫情控制到医疗资源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相应地，他给出走出疫情的16字建议：“适度管控，分级诊疗，药物储备，加强免疫。”

（文中刘芳、李明、张岳、王辉均为化名）

文｜财新周刊 黄晏浩

可能很多人会感觉到，长年干旱的西北开始变湿了。

这种印象的出现往往源于一些直观感受，比如空气慢慢变得湿润，河流和湖泊的水量变多，山绿了，每年降雨天数增加；也有可能来自某条让人震惊的新闻，比如2021年7月新疆南疆的部分沙漠地区出现了暴雨洪水，2022年8月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出现湖泊；更有些在经济地理格局上构成意义的潜移默化改变，比如在汇入居延海的黑河中下游一带的甘肃、内蒙古，是全国少有的耕地持续增长的省份，这里有着全国最重要的玉米制种基地，生产全国一半的玉米种子，也有着大面积的“供港蔬菜基地”和戈壁农业。

其实，科学家们早就发现，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西北地区从西到东都逐渐出现了“暖湿化”的趋势，它的特征概括来说，就是气温逐渐升高，降水开始增多。

近两年，西北暖湿化的消息在舆论场形成了一种声浪，民间还出现了“重回汉唐”“沙漠变绿洲”的说法，让做相关研究的科学家们“不胜其烦”。

“这个问题对西北来说，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回答，否则很容易误导公众，甚至影响决策。”甘肃省气象局总工程师、中国气象局干旱气候变化与减灾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张强说，他带领的研究团队这十几年对西北暖湿化进行了系统研究，结论是—— “无论怎么样，西北地区仍然是一个严重缺水的气候环境”。

在气象学界，西北暖湿化的提法已经出现超过20年，但直到现在，其成因、趋势和影响仍不完全清楚，在科学上达成的共识只有两条：一.西北暖湿化的趋势的确存在；二.它尚不改变西北现有的气候格局。也就是说，“暖湿化”不等于“暖湿”，西北还将是那个干旱半干旱的生态脆弱区域，降水量的增加至多只是“干燥”的某种缓解。

理解西北暖湿化，有必要将“暖”和“湿”分开来看。“暖湿化”确实会带来一些好处，比如河流湖泊的扩大、农业生态的改善、植被面积的增加，但这些基本都是“湿”的影响。其中“湿”里面的水有一部分还来自冰川和积雪的消融，相当于透支了西北本就脆弱的生态账户，这是“暖”造成的，它还会带来极端天气、气象灾害、农作物虫害等弊端。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世界上各个地区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西北暖湿化正是全球变化在中国西北一隅的小小缩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姜彤告诉财新。

的确，“暖”是西北地区乃至全球生态系统的一个长期趋势，而有研究显示，“湿”预计在未来30年就会放缓。从这个意义上，正视西北暖湿化，“暖”比“湿”更值得关注。

2002年的发现 　　按行政区划，西北包括新疆、青海、宁夏、甘肃、陕西五个省份；而在地理意义上，它包括黄土高原西部、渭河平原、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北部、内蒙古高原西部、柴达木盆地和新疆的大部分区域。提起西北，很多人会想到边塞诗里“黄沙百战穿金甲”“瀚海阑干百丈冰”的风景，也容易留下西北寒冷、干旱的印象。

历史上，西北地区的气候有过多次转换，在冷、暖、干、湿四个维度上都有过不同的时期。比如建都西安的隋唐时期，西北地区就大体处于暖湿期，湖泊和水草较多。中国气象学、地理学大家竺可桢的代表作《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通过历史资料建构了中国的气候史，其中提到，隋唐的长安城里种有梅花、柑橘，它们能忍耐的最低温度分别是-14℃和-8℃，足证当时气候相当和暖。而到了北宋时期气候转寒，苏轼已经写诗曰“关中幸无梅”，来感叹梅花的消失。

到19世纪初，全球小冰期结束，往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100年间，西北气候处于暖干期，温度上升，降水量减少。根据冰川与树木年轮等气候相关资料，这期间乌鲁木齐河源天山中段和祁连山东段分别升温1.3℃和1.0℃，年降水量减少50—65毫米和70—85毫米。

暖干气候给西北造成的生态影响基本都是负面的——冰川退缩、雪线上升、冻土消融、湖泊萎缩、河流流量减少等等，同时严重威胁了农业生产。从1908年至1986年，青海湖水位下降了11.22米；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建有中国的第一个冰川观测试验站，自1959年建站以来一直退缩，到1993年东西两支冰舌完全分离；20世纪20年代，西北连年干旱，黄河进入枯水期，1928年发生了“民国十八年年馑”，饥荒席卷北方八省，灾民超过3000万人，甘肃、陕西到了“井泉涸泽”“树皮皆空”的地步。

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北出现了暖湿化的趋势。最先注意到这个信号的，是已故的中科院院士施雅风。

施雅风出生于1919年，是中国冰川学的奠基人，他在2002年和2003年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西北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信号影响和前景初步探讨》《中国西北部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特征和趋势探讨》，第一次提出了西北气候可能由暖干到暖湿的科学论断。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沈永平也参与了这两篇论文。他是施雅风院士联合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做新疆的冰川研究。2002年，施雅风注意到了一篇由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胡汝骥撰写的论文，其中提到新疆天山中部的博斯腾湖水位自20世纪50年代有记录以来一直下降，但1987年突然转为上升，到2000年恢复到了1950年代的水位。

“他说，博斯腾湖怎么水位一下子上涨了？”沈永平对财新回忆，施雅风觉得应该重视这个信号，沈永平因为对新疆比较熟悉，被安排2002年6月先去新疆提前沟通，“施先生来了之后，和中科院新疆分院、新疆气象局、新疆水文局等等，我们大家一起梳理资料，分析之后觉得，趋势还真是挺明显的”。

除了座谈会，当年83岁高龄的施雅风还在新疆实地调研，专门去了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知道冰川已经分裂，他还想着爬上去看看，被沈永平等人劝了下来。“一个是海拔太高，冰川底下就已经3000多米了。二是他虽然身体很好，但也有一些慢性病，我们就不让他上去了。”沈永平说。

从新疆回来后，施雅风和沈永平在《冰川冻土》上发表了上述第一篇论文，恰逢“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背景，在科学界和政府高层都引起了相当关注。2002年9月，施雅风等人在兰州举行了研讨会，会后组织多名专家撰写了《中国西北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问题评估》（下称《评估》），又邀请多名院士、专家进行审阅修改，2003年正式出版。

《评估》认为，从1987年开始，西北地区西中部出现了暖湿化的趋势，可以将西北划为显著转型区、轻度转型区和未转型区：显著转型区为新疆北部、天山及其两侧地带、塔里木盆地西部、祁连山及其北侧河西的中西部等区域，降水量、冰川融水量与河川径流量显著增加；轻度转型区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新疆东部与甘肃西缘荒漠区及柴达木盆地内部，其降水量有所增加，但不足以形成地面径流；剩余的甘肃中东部、青海东北部、陕西、宁夏，上世纪90年代仍处于少降水的“干期”。

2003年4月，《冰川冻土》发表了一期讨论西北暖湿化的专刊，上述结论被简化为“西湿东干”，即西北地区的西部（主要是新疆）气候明显变湿，而东部则呈现变干的趋势。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施雅风院士的论断并没有形成共识。张强解释说，第一是因为当时降水增加的时段较短、幅度也较小；第二是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全球干旱半干旱区持续扩张而且越来越干，西北地区也许并不能例外。“施院士用的变湿时段是1987年到2001年，时间比较短，只有不到15年左右的时间。”张强说，“时间短，就很有可能只是气候波动，所以有人怀疑这种变湿的趋势型或转型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证据已浮现。从时间上看，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西北地区西部的降水增加趋势还在持续；从空间上看，西北地区东部的降水量近20年也开始表现增加趋势，暖湿化呈现东扩特征，到最近一个气候态时段（1991—2020年）已经东扩到了西北全境。

“我们团队一直在关注西北暖湿化，2011年后又做了一些工作，时间再长一些，发现从长期趋势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明显的现实。”张强感慨，“对一个问题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但对科学问题的捕捉很需要敏锐性，很佩服施雅风先生的敏锐性。”

2002年，施雅风在乌鲁木齐河源冰川站留影。图：受访者提供 2002年，施雅风在乌鲁木齐河源冰川站留影。图：受访者提供 　　2021年，张强发表论文《西北地区气候湿化趋势的新特征》，对1961—2018年的西北地区温度和降水量进行了量化。这期间，西北西部和东部温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每十年增温分别为0.331℃和0.319℃，且均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增温较快，从2005年开始增温有所趋缓，与全球变暖特征基本相似；从降水变化来看，西北西部自1961年以来一直处于增加趋势，1961—1986年增加相对缓慢，每十年仅增加2毫米。1987年开始增加显著，每十年增加10毫米。西北东部在1997年以前降水量呈现减少趋势，1997年之后转变为增加趋势，每十年增加达57毫米，气候变湿趋势在显著加强。

“西北地区降水增加趋势是可以肯定的，并且这种暖湿化趋势已经超过了一般以30年为临界值的长期气候状态。”姜彤告诉财新，“当前，许多气候数值模式预估认为，未来50年左右西北地区西部降水仍会继续增加，气候仍将持续变暖变湿，西北地区的暖湿化趋势可能仍然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成因未说清 　　西北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由暖干转为暖湿，是个尚未能在科学层面解释清楚的问题。

施雅风在《中国西北部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特征和趋势探讨》中分析了西北暖湿化的可能原因，他提出了两点推测：一是空中水汽含量的增加和有利的天气形势，经过统计，西北地区空中水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显著增加，西北西部最为明显，这些水汽主要来自南面的印度洋，部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二是全球变暖驱动水循环加剧的结果，比如印度洋水温升高，蒸发水汽旺盛，也就意味着向西北输送的水汽增加。

后来的研究表明，西北暖湿化的影响因子非常复杂，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活动因素。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周天军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表示，西北地区的降水变化受到两种过程的影响，一是热力过程，伴随全球变暖、大气持水能力增强，有利于降水增加；二是动力过程，也就是大气环流的变化，它对降水的影响因区域而异，“研究表明，决定新疆地区变湿、中亚北部变干的主要大气环流型，是副热带西风急流的位置南移和强度的减弱”。

张强持有的主要观点，是“西风环流与夏季风协同作用”。他的论文显示，西北暖湿化的转型源于西风环流与东亚夏季风的协同作用，其中西风环流作用更为显著。

“西北地区的水汽来源一个是东亚季风，另一个是靠西风带的输送。在大约1998年之前，西风和季风的协同作用是相反的，1998年之后，协同作用等于是相同了，同时都在增加。”张强表示，20世纪大多数时期，西风环流与东亚夏季风表现为此升彼降的“跷跷板关系”，但从21世纪以来则表现为很一致的增强趋势，这与同一时期西北暖湿化趋势加剧、东扩的特征相吻合。

要理解“西风”对于降水的影响，还要从西北的气象条件说起。如果简单将西北分为东西两个部分，那么西部的水汽主要来自大西洋，西风携带水汽从西向东，沿途没有高大山体阻挡，反而有地中海、里海、咸海等海洋湖泊进行补给，到达新疆上空时水汽依旧丰富，甚至成就了伊犁河谷这样的“塞外江南”。

周天军所说的“副热带西风急流”位于中亚上空，它向南移动会导致西北地区异常的上升运动，给更多降水带来了条件；张强所说的“西风带”，则指纬向的西风环流，它的增强使得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增多，可能导致西北地区降水增加——由此可见，仅“西风”一个因子，就能在多个方面找到解释。

此外，东亚夏季风和南亚夏季风也被视为水汽增加的渠道。东亚季风增强的同时，子系统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将异常的水汽输送至西北，使得西北上空的水汽净通量增加；南亚夏季风减弱，印度半岛会激发反气旋异常，西北侧的伊朗高压减弱，会使得阿拉伯海水汽从伊朗高原东侧沿青藏高原向北输送，进入西北。

只考虑上述自然因素来解释西北暖湿化是不够的。“关于西北暖湿化的成因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印度洋季风通过不同路径把水汽输送到新疆，但这不是经常出现的情况，仅靠此来解释暖湿化现象有局限。”姜彤说。

在姜彤介绍的另一种解释中，核心是温度升高带来西北区域内水循环变化：水的实际蒸散发对大气水汽的补给增加，导致水循环加快，增加了降水转换率。而随着西北山区降水增多、冰雪融水和河流径流增加，以及绿洲灌溉用水增加、平原水库水面范围扩大等，又都会导致实际蒸散发增加，补给了大气水汽。周天军所说的“热力过程”也是同样的意思。

张强的观点与之类似，除了西风环流和东亚夏季风的影响，他认为西北变湿还有两个原因：“第二个是降水效率的提高，也就是同样的水汽条件，会有更多的一些水汽转化为降水，这与大气上升运动有所增强有关。第三个原因，我们认为因为降水的增加，蒸发也增加了，它们之间会形成一个正反馈，造成局地的水循环加快。”

兰州大学教授王澄海对于1961—2018年的西北地区144个站的降水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近60年间，西北92%的站点年降水量呈现增加的趋势，但主要集中在西北内陆河流域，还出现了年平均气温普遍增加、春季降水量增加最快的情况。他推测，西北地区降水的增加可能更多来自温度升高、冰雪消融引起的内循环。

水循环的变化，毫无疑问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原因显而易见，不管是暖湿还是暖干，“暖”都是西北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主旋律，气温升高、冰川积雪消融加快、陆面蒸散增强，才使得水汽通过降水的形式释放。

不过，到现在为止，西北暖湿化的成因在科学上还是没有彻底说清。“我认为并没有完全把这个变湿机制解释透彻。”张强表示，不管是暖湿化的成因还是对其周期规律的认识，大多都停留在宏观层面，也比较片面，“相当于盲人摸象，没有完全形成共识”。

不改变西北气候格局 　　在西北暖湿化这个话题上，科学界目前只形成了两个共识：第一是西北暖湿化的趋势的确存在；第二是它不改变西北现有的气候格局。

首先，西北降水量增加的绝对值还很小。据前述张强的论文，虽然西北的西部和东部先后出现了降水量增加的趋势，但从累计降水量看，近30多年来西北西部仅增加约35毫米降水，近20年来西北东部累计增加100毫米，都无法给气候环境带来质的变化。“干旱区基本还是干旱区，半干旱区基本还是半干旱区，只是干旱区的范围有少许缩小，半干旱区的范围有少许增加，但变化的量是非常小的。”张强说。

周天军提供的数据也是如此：西北降水整体呈增加趋势，其中以夏季最为显著，中心值每10年增加2.5%—3.5%。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变化平稳、增加趋势不如前期显著，就降水总量来说依然十分有限。

不管是西部还是东部，降水量都还没达到百年的最高值。西北西部当前降水量还没有超过上世纪初的水平，东部降水量最近一二十年才开始波动增加，只比谷底期多一些，基本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持平。

其次，降水量的增加并不就意味着变“湿”，反而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由于水分的蒸散发，也可能向干旱化的方向发展。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季风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魏科告诉财新，他认可“暖湿化”的说法，但西北变“湿”基本还是个伪命题。魏科引用了一篇2013年的文献，其中分析了1960—2013年西北47个气象观测站的数据，1987—2009年相比1960—1986年，平均年降水量增加了24毫米，而如果引入增温，则发现平均潜在蒸发增加约45毫米，“大大超过了降水的增幅”。

“只要降水量还远小于潜在蒸发量，任何降水的增加只是意味着极端干旱状况的些许缓解，并不能说明西北变得‘暖湿’起来。”魏科表示。

衡量一个地区的干湿变化，必须引入考虑降水和蒸发的干旱指数。科学研究上常用的干旱指数包括标准化降水指数（SPI）、标准化降水蒸散发指数（SPEI）、地表湿润指数（SWI）、自适应帕默尔指数（scPDSI）等等。2018年，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马柱国使用SWI和scPDSI两种干旱指数，对1951—2016年的中国不同区域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西北东部的降水量虽然从2001年以后有增加的趋势，但仍然维持干旱化，水资源状况不容乐观。

另一方面，西北地区降水增加主要是极端和短时对流降水的增加。王澄海的论文显示，近30年，西北地区极端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18.4%，增速为每10年6.1毫米，占年降水量增速的45.2%，而且主要集中在夏季。

极端降水的增加正是气候变暖的副作用，反而会同时加大西北地区干旱和局地暴雨洪水灾害的风险。姜彤表示，西北降水量增加并不是降水日数显著增多，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场次的降水强度加大，也就是极端降水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大大增加，一年的总降水量有所增加，但其变差增加幅度更大，干旱也会变得更加剧烈。

最后，西北暖湿化的趋势也并非会一直如此持续下去。

张强团队基于CMIP6（第六次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中等排放情境下的多模式集合预估表明，到21世纪末，西北干旱区的年降水预计比当前增加24毫米左右，达到200毫米，距离250毫米的半干旱区阈值仍有明显差距。此外，2021—2050年西北地区虽然仍一致呈变湿趋势，但相对过去30年明显放缓，“即使到21世纪末期，变湿趋势也很难改变西北干旱半干旱的气候格局”。

“降水的3个周期，之前都在上升通道，比如说20年和10年周期，基本上快到顶了，也许马上就可能进入下降通道了，那么未来的变湿就没有现在这么强。”张强解释道，他们发现目前西北处于三个降水周期中，分别是准60年、准20年和准10年的周期上升通道的叠加，而在未来的下降通道中，西北变湿的趋势可能会由于自然变率而放缓。

暖湿化有利有弊 　　当问起西北暖湿化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时，姜彤回答：“有利有弊，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尚不能笼统地下结论。”

有利的一面显而易见。以干旱区半干旱区为主的西北，水是稀缺资源，降水量增加对于西北区域气候条件的改善总是有帮助的：暖湿化会让水资源总量增加，水循环机制得到改善，径流量和湖泊面积增大；水是农业的命脉，暖湿化意味着农业气候资源会有所优化，农作物适宜种植面积将有所扩展；在此基础上，西北的气候舒适度会提高，一些脆弱敏感区域的生态退化趋势也会受到遏制。

在兰州居住多年的沈永平喜欢爬山，他感慨，自己1982年在兰州时，山上“两边什么也没有”，这几年都绿了。他的所见并非孤例，甘肃陇中、陇东以及陕北在内的黄土高原，2001—2018年植被覆盖明显改善，究其原因，1999年开始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人为因素，而暖湿化是自然因素。

暖湿化对农业的影响较为正面。以甘肃为例，冬小麦种植北界西扩80—170公里、北移130—180公里，春小麦、玉米和马铃薯每公顷分别增产3.18千克、13.08千克和9.6千克。

此外，新疆的棉花、香梨等经济作物适宜种植区也在扩大，相比1961—1996年，1997—2015年新疆香梨最适宜、次适宜种植面积分别增大4.1%和4.4%；相比1981—1990年，2001—2012年北疆的棉花适宜种植面积扩大10.2%。但也要注意到，温湿环境有利于病虫害繁殖和传播，使农作物病虫害有所加重。

“这十几年西北东部农业基本连年丰收，因为西北东部的气候条件大都正处在农业蓄水的一个临界值，降水量增加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张强介绍，西北东部这些年的降水增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颇为明显。财新从公开报道发现，2004年至2021年，甘肃省粮食曾实现“十三连丰”，从800万吨的量级增产到1200万吨以上。

“西北总体仍是个严重干旱缺水的区域，‘变湿’肯定对许多领域是有利的。”张强说，“不利的主要‘是变暖’，包括冰川融化、暴雨增多，主要都是‘变暖’带来的。”

首当其冲的是西北地区的冰川，早已连年呈消融态势。2014年，中科院编制的《中国第二次冰川编目》显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近60年里中国西部冰川面积缩小了18%左右，年均缩小243.7平方公里。而具体到西北的几座冰川，据“绿色和平”组织2018年的报告，前述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1964—2018年冰川面积减小22.2%，1986—2018年冰川面积退缩速率是1962—1986年的2倍；祁连山的老虎沟12号冰川，1959—2018年面积减小7.8%，从1986年起每年退缩7.4米。

姜彤表示，冰川和高山积雪是调节西北水资源量的“固体水库”，而气温升高会使冰川消融加速，雪线退缩，冰冻圈大幅度萎缩，进而造成地表径流的稳定性降低。而冰川融水量是有限的，冰川融水补给量“先增后减”的拐点或将出现。关于这个拐点发生时间的研究正在进行中，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部分冰川消失后，西北干旱区的水危机将更加严峻。

张强将冰川和积雪消融比作“穷人花存款”，虽然内陆湖面积和河流水量会因此增加，但冰川积雪的水资源“存款”没有之后，西北的水资源和生态系统会更加脆弱，“短期似乎有利，长期却极端不利”。

2022年8月，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中心地带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了大量的临时性水面，一度呈现“沙漠现湖泊”的风景，背后原因是塔里木河的超警洪水。自5月以来，塔里木河上游径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50%，干支流中有25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持续了80多天，创下近几十年的纪录。其背后是今年北半球普遍高温之下，昆仑山、天山的冰雪融水远超往年。

塔克拉玛干沙漠2021年7月也一度出现洪水新闻。据中石化官方微博，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国石化西北油田玉奇片区遭洪水袭击，淹水面积广达300多平方公里，近50辆勘探车辆、3万套设备被淹。当时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段伟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年塔克拉玛干周边地区降水的增加往往以极端降水的方式出现，即一天的降水可能达到了一两年的总量。

全球变暖带来更多的极端天气，已经是公认的科学事实。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发布的《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专门预测了极端高温、极端降水和农业与生态干旱中“10年一遇”和“50年一遇”事件的发生概率，结果显示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将随着全球升温而增加。

不仅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个南疆地区近10年来极端暴雨频发，已经占到南疆气象灾害的36%。归根结底，西北仍是一个干旱缺水地区，生态脆弱，对极端天气事件格外敏感，“变暖”带来的气候极端化，会导致暴雨和干旱都更为频繁。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时任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如聪发起提案称，面对西北暖湿化的利弊，必须科学规划，趋利避害，积极应对。他提到以下几个方面：西北地区光热充足，是中国重要的粮食、水果、畜牧等生产基地，应加强气候资源调查、评估和作物气候适应性研究，开展精细化农业气候区划；西北地区降水量增加，给人工影响天气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应加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统筹规划，合理开发利用空中云水资源，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能源产业用水效率；西北地区暖湿化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次生灾害增加，应加强自然灾害调查和风险评估，强化灾害防御应对工作，完善西北地区高风险区、高脆弱地区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

【财新网】葡萄牙政府在11月初表示，有意终止葡萄牙向非欧盟国家公民开放的、可获取永居资格的一项投资移民签证计划。

这项被普遍称作“黄金签证计划”的机制，因为被指抬高了葡萄牙的本地房价，而且极易被用于洗钱等非法活动，一直饱受批评。

有意通过葡萄牙的“黄金签证”取得葡萄牙永久居民身份，进而移民欧洲的外国投资者担忧，欧洲境内规模最大、门槛最低的移民通道，恐将很快关闭。

这也使得2022年11月有大笔外国投资涌向了葡萄牙，试图抢占可能的最后时机。

葡萄牙边境服务局12月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的“黄金签证计划”在今年11月吸引的投资额，较去年同比大涨了41%至6500万欧元，环比增幅也高达48%。

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在11月2日称，葡萄牙正在“重新评估”这项黄金签证计划。但他并未说明可能何时叫停该计划。

科斯塔说：“这项计划已经履行了它的功能，没有理由再继续开展下去。”

葡萄牙的“黄金签证”计划始于2012年。当时欧债危机刚刚平息，欧盟内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葡萄牙、希腊等国家，急需充实稳定国家财政并激励各方投资。

目前，全球大约仍有18个国家提供类似的投资移民通道，其中9个在欧洲。在欧洲范围之内，葡萄牙、希腊、西班牙、黑山的黄金签证计划，被认为更受高收入阶层、寻求在欧洲获得永居权或者公民身份的国际人士的欢迎。

根据葡萄牙黄金签证计划的申请条件，非欧盟公民只要通过购入房产、资本转让、投资基金等方式，对葡萄牙投资最少25万欧元（约人民币184.8万元），并确保该笔投资的有效期至少为5年，并在这5年内平均每年在葡萄牙境内停留至少7天，申请人就能获得葡萄牙的“黄金签证”，在申根区自由出行。

5年后，葡萄牙“黄金签证”的持有者可以申请该国的永居权以及公民身份。葡萄牙护照的持有人能够免签证在全球约190个国家和地区旅行。

葡萄牙是欧盟内通过此类计划吸纳了最多投资移民的国家。过去10年，葡萄牙一共发放了1.1万余张黄金签证，约四分之一的发放对象为中国公民，其余的主要受益者来自巴西、土耳其、南非等国。

在黄金签证机制下，葡萄牙过去10年一共吸引了66亿欧元外资，其中92%流向了葡萄牙的房地产行业。

希腊移民局截至2020年11月的数据显示，从该国2014年启动投资移民计划开始，共签发了7550张投资移民签证，其中5504张的发放对象为中国公民。

虽然这类黄金签证计划为环地中海国家带来了一笔财富，但也招致了本国民众对房地产价格随之上涨的不满。

欧盟委员会也已明确要求，成员国应取消用以对非欧盟人士授予永居和公民资格的投资移民签证制度。

欧盟多次警示，这种投资移民机制存在参与洗钱、逃税等违法活动、签证批准程序缺乏合理审查和透明度、危害申根区内部的人员流动安全等等风险。

今年2月，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英国政府就以打击洗钱为由，叫停了英国的投资移民签证计划。

另一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在2020年11月终止了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入籍通道的机制。

据塞浦路斯本地媒体报道称，2021年，当地的一家电视台围绕这一机制对该国的两名资深国会议员进行了乔装暗访。

在暗访中，一名记者声称，自己代表一名在“中国国内违反了欺诈罪的投资人”；而这两名议员表示，他们有办法为这名投资人取得塞浦路斯国籍。

这一暗访节目公开之后，涉事的两名议员已经引咎辞职。不久之后，塞浦路斯政府开始着手撤销此前通过投资移民计划入籍该国的39名外国投资者及6名亲属的公民资格。

此外，还有其他数十名入籍者的相关个案也在调查之中。但塞浦路斯政府并未进一步披露被撤回公民资格的外国投资者的具体情况。

隶属德国绿党的前欧洲议会议员Sven Giegold指出，欧盟对人们前往欧洲、经过真正的社会融入之后取得欧盟成员国国籍是完全持开放态度的，但“公民身份并不是一项商品”。

他还强调，一个欧盟成员国对公民资格进行买卖、并且使得所有欧盟国家都要承认这一买卖得来的公民权的做法，有违欧盟合作的原则。

支持葡萄牙继续推行黄金签证计划的人士则表示，如果连居留权都不能提供，那么外国投资者将葡萄牙作为投资目的地来认真考虑的动力会更加微弱。

作为对多方批评的回应，葡萄牙政府曾在2022年初大幅收紧了黄金签证的申请条件。例如，申请者的地产投资项目，不得再购置首都里斯本等人口密集地区的房产，而是仅限于葡萄牙西部等人口稀疏的地带。投资基金的投资金额也从原本的35万欧元提高到了50万欧元。

不过这次调整并没有排除里斯本等地的酒店式公寓等商业地产，酒店式公寓仍是被认可的投资标的。

因此2022年年初以来，仍有不少葡萄牙黄金签证的申请者大举投资里斯本中高价位的房产。

葡萄牙政府有意终结黄金签证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也在于这一方案吸引的投资额整体呈现缩水的趋势。

在2014年，也就是该方案启动后两年，葡萄牙通过投资移民计划吸引的外资规模就已触顶。

当年，约有10亿欧元的外资通过该计划流向葡萄牙。这一年，来自中国的申请人获发了大约1200张葡萄牙黄金签证，占当年度葡萄牙当局签发的所有黄金签证的81%。

但到了2022年上半年，中国首次跌落葡萄牙黄金签证签发对象的最大来源国的榜首。

在葡萄牙2022年上半年签发的649张黄金签证中，美国申请人有124位，占总数的19%，中国申请人有105位，占16%。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申请人近来增多的原因，可能和美国生活成本上升、美元对欧元升值、欧洲利率和借贷成本较低、远程办公在新冠疫情过后更加普遍等原因有关。

分析还称，中国申请者的数量下降，或与葡萄牙黄金签证有面签的硬性要求、过去几年中国“出海”政策风向的转变、在新加坡等国居留等选项，愈发受到中国高净值人群的青睐等因素有关

【财新网】自6月底7月初以来，僵持态势已经维持一段时间的俄乌战局，近日出现有利于乌军的重大突破。

在过去三天之内，乌军在该国领土东部的哈尔科夫州连续收复数城，截至发稿，乌军已夺回原俄军在乌克兰东部战场的最重要集结点伊久姆和东部重要据点巴列克利亚，还控制了距离伊久姆不远的铁路枢纽、在乌俄军的关键后勤运输节点库皮扬斯克的西部城区。

截至当地时间9月10日晚，乌军在哈尔科夫州共已夺回超过30个城镇或定居点。这一在过去两至三天之内发生的快速进展，先是使俄乌两军在乌国土东部的对峙线上，撕开了一道由乌军迅速向东突出所造成的缺口。随着东进乌军在当地未遭遇明显抵抗，乌军收复哈尔科夫州内被占国土的脚步，以外界鲜有预期的进度展开，直到拿下伊久姆这个俄军过去五个月来用以控扼整个顿巴斯战场的重要指挥据点之际，乌军已经在整个奥斯基尔河西岸形成优势。原本在当地据守的俄军，则有大量单位在乌军抵达之前，就已撤离原驻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10日宣布，自进入9月以来，乌克兰已收复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已比9月8日晚间他通过例行视频做出的战果总结又翻了一番。当前乌军新收复的定居点中，最远的几个地点，距离9月4日的两军僵持前线已达有60余公里距离。

针对俄军在过去两至三日内遭遇的明显失利，俄罗斯国防部则赋予了另一种解释。

俄罗斯国防部则在9月10日晚间就巴拉克利亚-伊久姆一线局势发表声明称：当地之所以发生将原本驻守在巴拉克利亚-伊久姆一线的部队，向“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境内调动部队的行动，是为了更好地巩固“特别军事行动”所提出的“解放顿巴斯”的作战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还将俄军的撤离，诠释为在三天之内“缩编和集结”驻扎在伊久姆-巴拉克列亚一线的军队，并将之“向顿涅茨克境内调遣的行动”。

俄国防部同时补充说，“在这次行动中，还采取了一系列掩护部队实际行动的迷惑性佯动。”

不过，在这次被视为2月24日开战以来，乌军打出的最亮眼反攻行动启动之际，乌军武装部队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尼和最高拉达国防委员会副主任米哈伊尔·扎布罗茨基中将曾在9月9日联名发表署名文章，预计俄乌冲突将持续到2023年。

文章提及，如果认为克里米亚半岛是战争的重心，那么乌克兰应考虑在2023年夺回克里米亚半岛，与此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023年的主要任务将是“让俄罗斯人和克里米亚之外的其他被占领土，对于战争的感受更加敏锐、自然和切实”。文章还首次宣布，乌克兰政府对此前克里米亚俄军空军基地遭到的火箭弹打击负责。

在9月10日晚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第17届年度雅尔塔欧洲战略 （YES） 会议上表示，未来的90天对于乌克兰和欧盟都将十分重要，需要团结和坚持。此外，泽连斯基还明确谈及，乌克兰当前的唯一出路，是只能是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这意味着，与俄罗斯在当前进行停战谈判的可能性被乌方再度被排除。泽连斯基说，“目前，不可能与俄罗斯联邦就战争的结束进行谈判，”理由是，“没有信心他们会信守诺言。”

东部反攻进展迅速 　　乌军自9月7日开始的在哈尔科夫州的全面反攻行动，在过去三天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果：9月8日，位于伊久姆西北方向约50公里的公路枢纽巴拉克利亚被乌军收复；9月9日，开始有消息称乌军已抵达更东边的铁路枢纽、后勤调配重镇库皮扬斯克，并收复了与库皮扬斯克同在P07公路线上的居民点舍甫琴科沃。

9月10日，库皮扬斯克的西部城区首先被确认收复。该城被南北流向的奥斯基尔河一分为二，西部城区约占城市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也是主要行政机关所在地；同日下午，俄军方面消息人士首先透露称，由于担心被包围，驻扎在伊久姆的俄军已经开始撤离该地，几小时后，对顿巴斯战场全局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伊久姆，被乌军确认收复。

伊久姆是俄军在2月24日以后在乌克兰东部建立的最为重要的据点之一，过去五个多月来一直在俄军掌控下。对这座城市的控制，也是俄军东部攻势的主要成果。

今年3月，俄乌双方为这座铁路枢纽城市的控制权进行了时长达一个月的激烈战斗。据称，伊久姆超过80%的建筑，都在战斗中被毁。

今年4月1日，乌克兰军方发布声明，承认伊久姆已落入俄军控制之下。此后该地依靠地利，成为俄军在乌克兰东部的后勤物流枢纽，并被打造成在乌俄军驻扎的大本营之一。

但9月10日，由俄方扶持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信息部副部长丹尼尔·别佐诺夫在自己的Telegram频道上称，他们的军队已经离开伊久姆，也从哈尔科夫其他多个居民点撤出。

就此，他指责“这当然是高层指挥错误的结果”。这名亲俄当局的官员并未详细诠释高层错误指挥的具体内内容。

曾任“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开战后成为颇受瞩目的俄罗斯军事博主的伊戈尔·斯特列科夫（本名为伊戈尔·戈尔金）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援引“多方消息”称，已经能确认俄军撤离了伊久姆。戈尔金还同时确认了俄军撤离库皮扬斯克西部城区的消息。

约两小时后，俄罗斯国防部在例行的每日记者会之外发布额外声明，宣布俄军对在巴列克利亚-伊久姆一线的部队，进行了调遣入“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重新集结。但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中并未提及“撤退”等词。

乌军本轮反攻攻势从9月5日打响。伊久姆自始就被设定为本轮攻势最重要的目标。

当天，当各方的关注点还在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前线之际，乌克兰军队出人意料地在东部的哈尔科夫州前线发动攻势，撕开了俄军和亲俄武装部队在当地的防线。

9月6日，乌军分南北两路合围了巴拉克利亚，同时占领了沃洛霍夫亚尔等沿途居民点。9月7日，乌军又沿交通线抵达了舍甫琴科沃。这些位于交通线沿线上的居民点重新回到乌方手中，对俄军在伊久姆的防守集结和物资运补带来重大不利因素。

9月8日，公路枢纽巴列克利亚的控制权也回到乌方手上，双方在此并未激烈交火。乌军随后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在他们在巴列克利亚市中心展示乌克兰国旗的视频和照片。

9月9日，舍甫琴科沃被确认收复，另一部分乌军在几小时后晒出了与库皮扬斯克界标的合影。一天后，库皮扬斯克地区委员会主席顾问娜塔莉亚·波波娃在自己社交媒体主页上，贴出了乌军在该城市政厅门前的合影，乌克兰安全局（SBU）也响应了这一表态。

截至目前，乌军尚未正式宣布收复库皮扬斯克，各方消息认为，由于奥斯基尔河将城区切割为两部，库皮扬斯克东部城区是否仍有俄军退守，目前尚不清楚。

乌军陆续克复并重新控制上述城镇，不断切断或削弱了进入伊久姆的物资运输。

在库皮扬斯克控制权易手以后，原本有俄军大部队驻扎的伊久姆，在一定程度上已陷入将遭到合围的态势，并与其他俄军或亲俄武装控制区隔绝。

原本外界预期，如果俄乌两军围绕伊久姆再度爆发大规模战斗，俄军在此地难免一番恶战，且结果很有可能是战败失守。

9月10日，俄军撤离伊久姆的消息传出。在没有经过激烈战斗的情况下，乌军第25空降旅随后发布了乌方士兵进入伊久姆的照片。这也是今年4月，遍及乌国土北线的基辅战役结束后，乌军至今为止赢得的最重要胜利。

9月7日，在乌军东部反攻态势初步明朗之际，俄罗斯曾有消息人士称，乌军能取得一定战果的原因，是该地区的俄军防守部队经验不足，但增援部队正在路上。

俄罗斯官方媒体当时还展示了据称前往该地区的增援部队的镜头。但随后几天，乌军收复被占区域的进展出乎预期，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俄方增援部队的具体抵达位置。

截至目前，乌军此波在东部战线上的反攻行动，尚未遭遇强烈抵抗。

当地时间9月10日晚有未经普遍确认的消息称，有乌军部队已追击到位于顿涅茨克州境内的利曼市。利曼也是一个过去数月以来均在俄军控制下的城市。

乌克兰任命的卢甘斯克州州长Serhiy Haidai则宣布，位于伊久姆以东约100公里的城市利西昌斯克的居民，在该市郊区已看到了乌克兰军队。

这意味着乌军的反攻行动可能已触及战斗最为激烈艰苦、也被俄罗斯列为“特别军事行动”主要目标的顿巴斯地区。

利西昌斯克与卢甘斯克州的另一重要据点北顿涅茨克市隔河相望。两地在今年6月底7月初之间落入俄军和亲俄武装的控制下。控制利西昌斯克，也是俄军迄今最近一次在陆地战场上取得的重要战果。

南线仍处于僵持状态 　　乌军本轮反攻行动原本开始于8月29日，最初主要火力集中在南线的赫尔松州和尼古拉耶夫州。但由于乌军希望保持行动秘密性，并对抗可能的“信息战”，对于南部阵线的状况鲜有发布。

从8月底俄方发布的一些视频和照片看，乌军在南线地面攻势中遭遇了相当程度的损失，进展并不顺利。乌军则称其仍在推进南部反攻，并收复了一些居民点。9月4日，乌军宣布收复了赫尔松州城镇维索科皮里亚。

乌方也承认，在赫尔松州的反攻行动中，乌方蒙受了一些伤亡损失，但称其反攻进度“缓慢但明确”。

在此之前，乌克兰官员曾多次谈及，其将在南部发动大规模反攻攻势。乌克兰官员称，乌军在2022年年底前的目标是至少夺取第聂伯河以北和以西的所有领土──这一目标不仅包括赫尔松市，还包括重要水力发电厂所在地新纳霍夫卡，以及向克里米亚半岛供水的北克里米亚运河。美国官员在9月初评论称，美国认为乌方的目标“雄心勃勃”，但“并非不可能实现”。

当前乌克兰在南部的反攻阵线长达百公里。这么做的目的，可能是阻断俄军的集结行动，使其被迫必须处处布防。不过，在乌军于东线哈尔科夫地区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战果之后，外界对于南方和东方的两条阵线，哪一边才是乌军真正的反攻目标颇感疑惑。甚至有不少观点认为，此前乌方高调启动在南部战线的反攻计划，只是一种意图迷惑俄方、影响其战力配置的战略掩护。

不过，在南部战线进行大规模反攻行动开始之前，乌军已成功截断了赫尔松地区、第聂伯河以西俄军的大部分补给通道。特别是自7月中旬以来，乌军依靠西方支援的“海玛斯”高机动性火箭炮，对赫尔松地区第聂伯河上的三座主要桥梁进行了打击，严重扰乱了俄军的调度和物资运输。

8月底，乌军又多次轰炸俄军为恢复供应而临时搭建的浮桥，俄军在当地部署有大约1.5-2万人，至今补给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解决。

俄占区“公投”已数次推迟 　　作为乌军反攻行动的初步战果之一，9月5日，赫尔松州的亲俄“军民行政当局”宣布，由于“安全考虑”，该州将推迟原定于9月举行的“入俄”公投。

此前，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所组建的亲俄行政当局，以及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两个“人民共和国”政权，都在不同时间谈论过该地欲举行“入俄”公投的计划。

其中“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早在3月就宣布将在“近日”举行，但由于战局推进不如预期，计划中的公投此后被数次推迟。

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州的公投也从5月份逐步推迟到今年秋天。

今年8月，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的亲俄当局代表曾相继谈论过在9月举行公投的计划，但均未最终宣布具体日期。

9月7日，俄罗斯执政党统俄党的总委员会秘书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第一副议长安德烈·图尔恰克首次出面表示，俄方将把所有这些地区的入俄公投，统一安排在今年11月4日。这也是俄方高级官员对这一问题的首次明确表态。但这一说法，也意味着乌克兰境内各个俄占区的“入俄公投”安排被再一次推迟。

11月4日是俄罗斯的“民族团结日”，图尔恰克称，这一日期举行公投将是“正确且具有象征意义的”。

俄罗斯媒体报道称，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已为这些地区的公投“做好了一切技术准备”，但由于战场形势不利，包括俄罗斯安全机构在内的前线负责部门，不少对在当前局势下举行公投抱持反对态度。

包括克里米亚地方行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日前就公开发声，反对继续组织公投活动。他说，“在我看来，在目前的情况下，不经全民公决就兼并这些领土，可能是非常合乎逻辑和合理的。”

他还表示，当初克里米亚所举行的入俄“公投”，并未帮助克里米亚的“入俄”过程获得更多国际认可。因此举行相关的仪式没有必要。

但直到目前，克里姆林宫仍未放弃在乌克兰所占地区组织公投的计划。俄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在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表示，公投的举行与否“取决于当地人民的决定”。

文｜财新周刊 白宇洁（特约） 屈运栩

“抢额度抢得很激烈。”一家“国字头”投资人对财新提起捷氢科技Pre-IPO轮融资情况时透露，当时收到了大约150份战略意向书，“连某石油央企的‘一把手’都去拜访他们。最终，十几家国资、产业资本和头部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分食了公司8.8亿元的融资份额”。

2022年6月28日，上汽集团旗下燃料电池业务主体捷氢科技发布IPO招股书，拟在科创板募资10.6亿元。这家成立于2018年的氢燃料电池企业，诞生四年来已完成五轮融资，上述上市前最后一轮私募融资完成于2021年9月，市场追捧热度超预期，投后整体估值约41.28亿元，约为公司2020年末净资产的9.6倍。

“有一个好爹”是捷氢科技受资本追捧的主因。氢燃料电池由于成本等因素，目前主要由财政补贴和政府采购支撑发展，市场化需求尚未爆发，上汽集团作为母公司，是稳定的下游订单来源。

捷氢科技在挑选财务投资人时，重点考量的也是资源而非资金。一家国资机构虽然只有5000万元的投资份额，却凭借为捷氢科技带去的700个订单，最终提升份额并获得了董事会席位。隐山资本负责人董中浪也对财新指出，隐山资本得以入局捷氢科技，是因其母公司普洛斯近年部署了规模庞大的分布式光伏项目，未来光伏制氢技术可与氢燃料电池形成战略协同。隐山资本最终获得了捷氢科技0.48%的股份。

捷氢科技并非特例。目前，重塑科技、东岳氢能、国富氢能、上海治臻、国鸿氢能等氢能源电池厂商都完成了数轮融资，明确提出了上市计划，各家背后都有不同城市集群的政策扶持以及数十家各类投资机构。

尽管氢能产业链企业整体处于技术重投入、经营亏损的阶段，但一名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人对财新指出，燃料电池车像是一个“未来市场”，当下之所以有大量机构入局，是因为短期之内，各类政策在引导、描摹出一个相对确定的市场，“大家盯的就是政策规划能释放出来多少市场需求”。

氢能作为一种零碳排放的二次能源，在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获得了明确的政策支持。2022年3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下称《规划》），首次将氢能定位为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绿色能源转型载体，并计划在未来15年逐步建立完备的氢能产业体系。《规划》提出，2025年，中国的氢燃料电池车保有量要达到5万辆，在“十四五”期间扩张4倍。

各方都在押注氢燃料电池车复制电动车市场的成功。但就市场规模而言，氢车当前不及纯电动车市场的千分之一，市场预期氢车和氢燃料电池未来在长距离运输卡车等商用车领域先行突破。

目前，燃料电池低水平建设、产能过剩的虚火苗头已经出现。一些投资早期项目的机构已明确不再看单纯的燃料电池项目，而是跟随上述《规划》“探索氢能在工业、电力等多元领域的应用空间”，开始在可再生能源制氢、氢储能等领域布局。

催热融资竞赛 　　在氢能投资领域，燃料电池是最大的风口。根据清科研究院数据，2020年，氢能领域一级市场投资额23.35亿元，比2019年的13.43亿元几乎翻倍；到2021年，投资额升至38.27亿元。截至2022年4月，超过60%的氢能产业投资事件与燃料电池有关。

另据高工产研氢电研究所统计，2022年前五个月，未势能源、氢途科技、爱德曼氢能、国氢科技等八家燃料电池相关企业完成了亿元以上的融资，总融资额超过23亿元。

燃料电池之所以受到青睐，与产业成熟度相关，氢燃料电池车是目前产业基础相对较好的氢能细分领域。早在2001年，燃料电池车与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一同被列入国家“863计划”，拉开了中国学界、业界攻关燃料电池技术的序幕。此后20年，电池系统和关键部件的国产化占比逐步提升。

据香橙会研究院数据，2015年至2020年，一级市场共有179家机构参与燃料电池行业投资，其中产业投资机构126家，财务投资机构仅53家。雄韬股份（ 002733.SZ ）、中石化资本以及“清华系”基金水木资本等几家与燃料电池业务较为协同的产业投资者，动作尤为频繁。而从2021年开始，财务投资者的活跃度明显提升，当年36家获得融资的氢能产业企业，有21家获得了财务投资。

国内氢燃料电池企业多为高校产学研孵化企业或海外技术引进转化。比如清华大学背景的“燃料电池第一股”亿华通（ 688339.SH ），被市场认为是本轮氢能投资热之前最擅长资本运作的公司。2016年，亿华通收购了电堆技术公司上海神力科技后挂牌新三板，伴随订单增多，2019年市值近40亿元，于2020年8月转战科创板募资15.5亿元后，市值跃升至130亿元。

据海通证券研报，2021年，国内燃料电池汽车销量1586辆，亿华通一家销售了543辆，占比34%。但市场竞争逐步加剧，这一年，市场整体增长34.75%，亿华通同比仅增9.92%，市场占有率下滑。

资本正推动像亿华通这样的高校背景企业进入市场。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孵化了电堆企业氢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则设立了四川荣创新能动力系统有限公司。2021年，两家公司分别获得了A+轮和两轮股权融资。

一、二级市场的融资能力和速度，攸关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2015年成立的燃料电池企业重塑科技，到2019年融资六轮，估值18亿元。亿华通上市后，重塑科技以一个季度融一轮的速度追加资本投入，到2021年3月提交科创板上市申请时，按拟募资20.17亿元计算的公司估值达80亿元。但当年8月，重塑科技撤回IPO申请。此前，证监会曾就其关联交易、客户集中度过高等问题进行了两轮问询。

技术创业公司之外，还有一类企业通过并购合作，依靠技术转化实现国产化。国鸿氢能创始人马东生做钢铁出身，2013年成立燃料电池系统公司碧空氢能，主要依赖加拿大燃料电池头部企业巴拉德（ballard）授权的技术专利生产。2016年，国鸿氢能转向自主研发，到2022年3月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筹备上市。据最近一次公开融资信息测算，投前估值超过45亿元。

传统电池制造商雄韬股份从2010年开始设立燃料电池相关子公司，进军该领域；汽车配件供应商潍柴动力（ 000338.SZ ）则于2018年收购巴拉德，从而拓展出氢能业务；同年，长城汽车（ 601633.SH ）收购上燃动力控股权，衍生出燃料电池公司未势能源，未势能源目前完成了A轮融资。

科尼尔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能源及高科技业务负责人滕勇告诉财新，从装机累计上市占有率来看，四家企业占据70%的市场份额，“国鸿氢能约占40%至50%，新源动力以及亿华通收购的神力科技各占12%，氢源科技占9%”。

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下称《推荐车型目录》）的次数，是业内衡量燃料电池厂商市场份额情况的另一个指标。滕勇称，从这一维度来看，亿华通、重塑科技、国鸿氢能、雄韬股份、潍柴动力分列行业前五。这些企业大多在2017年各地密集出台氢能产业规划之前入行，具有一定先发优势。

国家电投氢能科技公司（下称“国氢科技”）和上汽集团旗下捷氢科技进入市场相对较晚，但电池系统和电堆产品指标均处行业前列。业内判断，资本加持下，这两家公司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一名投资了多家氢能公司的头部私募基金投资人告诉财新，随着燃料电池系统集成和电堆生产技术自主化率提高，创投关注点逐渐向燃料电池领域的“卡脖子”原材料延伸。“三年前，中国的很多电堆、膜电极从加拿大进口，现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主化，那我们就要再往上提升一层。”

膜电极是电堆的主要构成部件，所谓“卡脖子”原材料，主要指组成膜电极的质子交换膜、催化剂以及用作气体扩散层的碳纸。原材料品质直接关系到燃料电池的性能和寿命，基础化学功力则是燃料电池车产业链上最难迈过的技术门槛之一。“现在质子交换膜的优势企业是美国的戈尔（Gore），催化剂是日本的田中贵金属，碳纸是德国企业。我们投的中国企业就在做这三个国家的替代。”上述头部私募投资人对财新称。

产业投资机构也持类似投资逻辑，2022年3月，中石化资本恩泽基金总经理周雨萱在2022年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介绍，其公司投资方向之一，即以燃料电池为切入点，向电池的上下游延伸，寻找电极、膜材料、催化剂等原材料领域的优质项目。

国氢科技是燃料电池原材料端突围的代表。国家电投在给财新的书面回复中介绍称，国氢科技已完成质子交换膜自主化产品的开发，量产产线也已建成应用；同时，初步完成了“卡脖子”最严重的原材料——碳纸的自主化开发，并开始建设产线，计划在2022年内解决这一瓶颈。国氢科技获得了16家机构10.8亿元的A+轮融资，为2021年氢能领域最大的单笔融资。

“过去几年，大家看到了原材料领域的市场机遇，投入比较多，部分环节的关键技术指标也在降低。但总体来说与国外一线企业相比仍有差距，可能还需要五到十年来追赶。”滕勇称。

据滕勇介绍，相对燃料电池系统和零部件企业来说，电池原材料行业的整体格局更小、更散。“目前也有相对成熟的企业，包括做催化剂的贵研铂业、做质子交换膜的东岳集团、做气体扩散层的通用氢能和国氢科技。”后三家企业为氢能创业公司，其中通用氢能拟被华电重工收购；东岳集团则在2020年10月开始上市辅导，计划冲刺科创板；国氢科技计划在2023年至2025年完成IPO。

政策力造“氢车蛋糕” 　　与动力电池发展初期类似，燃料电池也是典型的政策导向行业，但此轮政策的密集程度与力度，远超十余年前的政府示范项目，有效激发了市场热情。

2020年9月，财政部等五部门发起燃料电池示范应用行动（下称“五部门示范行动”），京津冀、上海、广东、河南、河北等五个城市群入围首批试点，主要完成扩大车辆规模、攻克燃料电池核心技术、提升全产业链经济性、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等任务。对于完成初始目标的示范城市群，中央财政予以事后奖励，每个城市群最多可获得17亿元的财政奖励。

中国科技部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自2003年起在北京、上海、佛山等八个城市陆续开展过燃料电池应用试点。相较而言，“五部门示范行动”进一步扩大了氢车使用范围。2021年9月至12月，五个首批试点城市群方案陆续获批，47个示范城市计划在2025年前推广应用车辆3万辆以上。这是市场短期内能看到的最大的“氢车蛋糕”。

与此同时，地方自主布局氢能产业的热情高涨。据国融证券统计，2021年，有29个省市制定了与燃料电池车相关的政策规划，其中包括没有入围国家奖补试点的城市，譬如成都、重庆、武汉。“各方热情高涨，最终能够落地的氢能应用场景，主要还是政策驱动的氢能公交车。”一家股权投资机构人士向财新感慨道。

据滕勇介绍，此前多年，国内80%以上的燃料电池车都是以政府采购的公交车为代表的客车。而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燃料电池车应用场景显著丰富，自卸车、牵引车、环卫车、叉车等商用领域的车辆明显增加，客车比例总体下降，“目前公交客车和其他车型占比基本‘五五开’”。

乘用车领域已被锂电池拔得头筹，燃料电池车相较电动车的突出优势是加氢时间短、续航里程长，运输距离较长的商用场景是燃料电池的机会所在。因此，“五部门示范行动”向物流车等中远途、中重型商用车倾斜。上述《规划》更明确指出，未来燃料电池车应用的推进重点是中重型车辆。这也意味着，政策层意在港口、物流园区、工矿企业等非政府采购的商用场景，推动燃料电池车打开市场。

地方试点紧跟政策，上海首个示范年度计划推广1000辆车，其中仅210辆为小型乘用车和大型客车，其余79%为生鲜冷链、城际物流、重载物流等商用货车。

中国城市燃气氢能发展创新联盟秘书长赵吉诗对财新称，目前不少物流、工矿企业看到了燃料电池车在节能减排、能源转化效率等方面的优点，“但这些市场化领域很多是民营企业，要考虑赚不赚钱的问题”。他分析说，由于整车购置成本较高，且氢能基础设施尚未形成有效的网络，市场主体自发推广燃料电池汽车的动力仍然不足。

政府试图通过奖励和补贴，减少普通卡车和氢卡车的成本差。“五部门示范行动”车辆购置中央财政奖补总额共计7亿元，而北京、上海、郑州、鄂尔多斯等多个入围城市还出台了与“国家奖补”配套的地方奖补政策。例如在北京市大兴区，一辆示范达标的49万吨牵引车可获得来自国家、市、区三级奖补，示范期第一年，三级奖补比例为1∶1∶0.4，四年示范期累计达427.98万元，远高于该类车型约150万元左右的购置成本，还可覆盖部分运营成本。

五个城市群政策落地进度不一，赵吉诗透露，受益于北京冬奥会，京津冀城市群第一年度（2022年）的车辆推广任务截至目前完成约60%；但受今年疫情影响，上海和广东两大城市群的车辆推广目标完成进度仅在10%左右；河南、河北两个示范城市群在2021年12月获批，进展也相对较慢。“预计各城市群第一年度任务的完成情况可能都不会太乐观。”他说。

燃料电池头部企业和地方政府“强绑定”趋势明显。“几乎每个地方都会主推本地公司，比如亿华通在京津冀地区占优，北京冬奥会的大量订单就给它了；捷氢科技主要拿上海的订单；广东的订单给国鸿氢能多一些。”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方向投资人说。

单一客户结构难以保证企业业绩的持续增长。亿华通历年年报均提示客户集中度过高的经营风险：2021年，公司前五大客户带来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84.16%。其中，对第一大客户北汽福田的销售额比重高达54.01%，主要订单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事服务车辆。重塑科技的客户集中度也备受质疑，2018年至2020年，重塑科技前五大客户占比分别为89.57%、87.18%、68.08%。

从中期来看，疫情影响下，各地财政收入形势普遍严峻，地方政府为燃料电池车埋单的能力越来越有限，“财政输血”模式的未来堪忧。

“氢燃料电池我们不投。”一名投资人向财新直言，其公司进入氢能产业链较晚，目前在燃料电池端看到的投资机会不多，只能将目光往上游原材料端延伸。另外，在下游需求主要来自政府的情况下，燃料电池行业的技术门槛被弱化，政府资源成为更重要的竞争力。“我们希望投资有技术含量的企业，而非一个更多靠政府关系资源推动的行业。”他说。

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投资人则告诉财新，很多投资机构已经不看单纯“攒系统”的公司了。“我们经常碰到一些项目，公司本身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只是觉得自己有很强的政府关系，能拿到订单。但其实这类公司的产品同质化很严重，里面的电堆可能都是买的，对行业的进步完全没有帮助。”

产能过剩冒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国内燃料电池车销量分别为629辆、1272辆、1527辆、2737辆，保持上涨态势。而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突袭，加上当年行业进入补贴政策调整期——4月开始，“十城千辆”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暂停；9月，“五部门示范行动”方案对外公布，但未正式落地。多重因素影响下，2020年燃料电池车销量同比下滑53.07%至1497辆。

2021年，随着“五部门示范行动”落地，燃料电池车销量恢复至1586辆；进入2022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1月至5月售出燃料电池车935台，销量同比增加3.5倍。

对比来看，国内纯电动车同期销量达158.6万辆，燃料电池车的市场规模不及其千分之一。上述《规划》指出，一些地方盲目跟风、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建设的苗头有所显现。“很多规划都不是以省为单位，而是以市，甚至是区为单位。供给一端已经出现产能过剩倾向。”一名市场人士感慨道。

一家头部风险投资机构新能源投资负责人指出，按照《规划》，到2025年，氢能源车辆的保有量是5万辆，但目前各地准备投产或宣布要做的项目已经远远超过这个目标。他分析，目前的氢能产业仍处于政策鼓励期，地方出于招商引资需求希望建厂投厂。因此未来还会继续出现大量投产情况。“先拉着大家上，上完之后再来规范。”

相对既有规划而言，燃料电池和上游原材料已然过剩。“2021年国内的燃料电池车销量仅1600辆左右，今年即便翻一番，也就几千辆的体量。如果看国内已建和在建电堆产能，可能到10万辆左右了。”滕勇称。

赵吉诗指出，对照实际需求看，从膜电极、双极板到气体扩散层，整个燃料电池产业链各环节都有过剩迹象。“按现在大家公布的已建好投产的产能情况来看，‘十四五’期间乐观预计的5万到10万辆燃料电池车所需的核心零部件，开足马力一年就能赶出来。”

产能过剩压力之下，价格战已起。2020年10月，国鸿氢能发布的鸿芯GI电堆产品给出最低1999元/千瓦的“战略合作价”，成为第一款价格低于2000元的电堆产品。一个月后，氢璞创能以新品1699元/千瓦的价格打破国鸿氢能的低价纪录。短短一周后，雄韬氢瑞公布的电堆产品报价低至1199元/千瓦。

燃料电池企业不计成本地打价格战，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吸引整车厂合作。赵吉诗指出，燃料电池系统、电堆等产品要想投放市场，必须先找到整车厂开发样车，并通过一系列性能评测、入选工信部《推荐车型目录》，而在这个过程中，整车厂往往处于强势地位。“燃料电池及系统供应商不仅要承担‘上公告’过程中的所有成本，还要在后续整车销售过程中优先保障整车厂的利润诉求。”

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企业毛利率压缩。亿华通财报显示，2019年至2021年，燃料电池系统销售均价从2019年的2万元/千瓦降至2021年四季度的9000元/千瓦，毛利率由47.2%降至40.44%。亿华通近年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为负、亏损加剧，2019年至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分别净亏损1400万元、4000万元、1.78亿元。2022年2月，亿华通披露港股招股书，拟继续融资“输血”。

重塑科技、捷氢科技等其他有上市计划的燃料电池企业也无一盈利，全行业仍处于技术迭代的高投入期。2017年至2020年前三季度，重塑科技研发费用在2775.94万元至1.47亿元之间，占营业收入比例也由12.16%增至89.41%。此外，原材料进口依赖仍是大部分燃料电池系统厂商面对的问题，质子交换膜、氢气循环泵等零部件进口比例仍高，成本压缩不易。

电池之外还有什么？ 　　燃料电池虚火渐显，交通以外的氢能应用场景，以及氢气制取、储运、氢储能等中上游环节，开始受到资本关注。这与产业政策的导向一致，《规划》明确提出，要丰富氢能应用场景，除了有序推进氢能在交通领域的示范应用，还要拓展在储能、分布式发电、工业等领域的应用。

可再生能源制氢（下称“绿氢”）被市场看好。实际上，在中国年产3000万吨的“氢能蛋糕”里，汽车用量仅占约1%。作为一种工业原料，氢气更多使用在合成氨、合成甲醇、炼化等工业领域。但一直以来，工业用氢以煤制氢、工业副产氢等产出过程中伴有碳排放的“灰氢”为主。

“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以绿氢替代灰氢是大势所趋。相较于燃料电池车这个“未来的故事”，绿氢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确定性更强。“因为这是个既有市场。”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投资人说。

《规划》指出，绿氢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制氢量每年达到10万吨至20万吨，成为氢能消费增量的重要部分。

大规模且廉价的绿氢制取技术尚不成熟。滕勇介绍说，目前绿氢成本约35元/千克，比工业副产氢10至15元/千克的成本高几倍。成本主要来自光伏和风电的用能成本和电解水制氢装备的成本。

目前最靠近市场的电解水制氢技术路线有三条，分别是碱性电解水（AWE）、质子交换膜电解水（PEM）、固体氧化物电解水（SOEC）。中国的碱性电解水技术处于全球第一梯队，但这种路线的电解效率较低，存在制备成本高、耗电量大等缺点；而后两种电解水制氢路线在全球都未实现大规模应用，涉及的基础原材料瓶颈尚待突破。

综合来看，中国制氢装备企业分三类：一类是老牌制氢企业，如被业内称为“老三家”的中船重工718所、苏州竞立、天津大陆。据招商证券研报测算，这三家公司在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领域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第二类是近年跨界入局的风电、光伏制造商和能源企业，具有代表性的有隆基氢能、阳光电源（ 300274.SZ ）、国氢科技；第三类则是新兴的独立创业公司，例如深圳的瑞麟科技、山东的赛克赛斯、南通的安思卓。目前，中国制氢企业主要在碱性电解水、质子交换膜电解水两条技术路线上布局。

产业资本同样关注这一赛道。周雨萱透露，中石化恩泽基金也瞄准可再生能源制氢方向，目前对碱性电解水、质子交换膜电解水这两条技术路线均保持关注。2021年，中石化资本与康明斯集团1∶1合资成立了一家电解水制氢装备制造商，第一批产品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下线。此外，国氢科技也布局了制氢装备。国家电投对财新称，这样的布局思路是以业态培育、突破关键技术、推动产业发展为目的，主要看重中长期的战略目标。

2022年5月，电解水制氢催化技术产品研发商莒纳科技得到了来自联想之星的天使轮融资，融资金额未披露。现阶段，绿氢制取还未走向大规模应用，现有项目基本以示范为主，且以传统大型能源企业牵头居多。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方向投资人指出，这意味着绿氢的下游市场仍然离不开政府和国企。“怎么和这个领域的巨头玩在一起，对这些创业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上述头部风险投资机构新能源投资负责人直言，从实践来看，老牌制氢企业和跨界入局的大厂更占拿单优势，因为它们具有规模化制造能力，且积累了一定的客户资源。比如2021年底，中石化在新疆库车启动建设全球在建最大的光伏制氢项目，总投资29.62亿元，投产后绿氢年产量可达2万吨。5月6日，该项目电解水制氢成套装置评标结果公示，入围的三家企业是苏州竞立、隆基氢能、中船重工718所。

但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投资人指出，绿氢领域的创业企业仍有机会，因为绿氢技术还处在早期阶段，大型能源制造商虽已切入市场，但并不具备技术优势，“氢能未来最重要的应用领域是储能”。

氢气能量密度高、可以长期存放，如果将难以消纳的可再生能源通过电解水氢气储存起来，有利于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力度，也有助于跨季节调峰。因此，政策层也将氢储能列为与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等并行推广的技术。《规划》提出，要开展氢储能在可再生能源消纳、电网调峰等应用场景的示范，探索培育“风光发电+氢储能”一体化应用新模式。

氢能产业链上，储运装备的技术瓶颈一直难以打破，是掣肘全产业链降本的一个关键因素。滕勇介绍称，目前相对成熟的储运企业包括中集安瑞科（ 03899.HK ）、富瑞特装（ 300228.SZ ）等，主要产品涉及运氢车辆、液氢容器、车载储氢瓶。2022年4月，从事氢气液化装置生产的中科富海低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B轮融资，投资方包括中石化资本、中化资本等15家机构。

上述头部风险投资机构新能源投资负责人认为，储运环节的投资机会不算多，因为氢气储运手段主要包括管道运氢、高压槽车运氢、液氢、合成氨运氢等几类，其中管道运氢涉及基础设施，创业公司和普通财务投资人难以参与。

罗国平、卢羽桐、余聪对此文亦有贡献

文中嵌入视频为：减排36计（9）氢动力赛车，出发！

视频说明：零排放方程式赛车开上赛道；氢动力赛车自组联赛，欲与F1分庭抗礼。

文｜财新周刊 罗国平

旨在增加中国自有铁素资源供应的“基石计划”，正在全国铺开。

中国钢铁业产量占全球半壁江山，但在全产业链中，铁素资源极度依赖海外进口。资源安全保障不足，被业界视为最突出的“卡脖子”问题。铁素资源，主要指铁矿石与废钢。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下称“中钢协”）数据显示，2020年、2021年，进口铁矿石对粗钢铁素资源的贡献在六成以上；而包括国产铁精粉和废钢在内的自有资源部分，对粗钢铁素资源的贡献只有35%至36%，其中国产矿仅15%至16%。整体来看，冶金工业规划院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0年，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一直在80%以上，2021年降至76.2%。

铁矿石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从澳大利亚和巴西两国进口的矿石，对中国粗钢铁素资源的贡献占比超过一半。其中近五年来，澳大利亚每年向中国供应约6.7亿至7.1亿吨矿石，在进口矿总量中占比约60%；巴西供应2.3亿至2.4亿吨，占比约20%。而中国海外权益矿供应占进口矿的比重极低，2020年仅约8%。“上游集中度很高，是不争的事实。”中钢协副秘书长鲁兆明接受财新专访时说。

“基石计划”背后的逻辑简单明了——铁矿石价格在高位大幅波动，若从供需层面加以干预，可主动作为的就是加大供应。“去年的230美元（每吨），明显偏离了合理价格区间。”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院长张龙强向财新称。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推动矿价高企，当年5月12日，Mysteel 62%澳粉现货价格（下称“62%澳粉价格”）创下了233.7美元/吨的历史纪录。

“基石计划”在此背景下出炉，由中钢协与钢铁企业共同倡议，计划用两到三个“五年”时间，改变中国钢铁工业铁素资源来源结构，以更好保障供应链安全稳定。

鲁兆明介绍称，“基石计划”暂定的阶段性目标是，到2025年，国内矿、废钢消耗量、海外权益矿分别达到3.7亿吨、3亿吨、2.2亿吨，较2020年分别增加1亿吨、0.7亿吨、1亿吨，增幅分别在37%、30.4%、83.3%；此后到2030年、2035年，国内矿与海外矿目标不变，废钢消耗量续增至3.5亿吨、4亿吨。

如2025年粗钢产量按迄今最高的10.65亿吨测算，国内矿、废钢对粗钢铁素资源的贡献率可至47%，再加上海外权益矿，三类资源对中国粗钢铁素资源的贡献有望超过六成。

“这关乎市场博弈。”一名了解基石计划的人士指出。

增加进口还是加大国内矿开发，是钢铁界争议多年的问题。鲁兆明表示，国内矿由于资源禀赋较差，成本竞争力与海外优质资源存在差距，开发确实存在风险。但选择一些竞争力相对较强的项目，适度增加国内矿供给，对提高铁矿石供应的稳定有其必要。

近年来，中国钢铁产能与产量步步走高，但国内新增铁矿石资源量却因投资不足而下滑：国产铁精粉产量在2014年达到4.05亿吨，在钢价卖出“白菜价”的2015年缩减近1.5亿吨至2.56亿吨，此后一直维持在这一体量。

因而，“基石计划”的抓手在国内挖潜。鲁兆明告诉财新，中钢协与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经过前期广泛调研与梳理，在“基石计划”中提出了以国内矿山为主的具体项目清单，并将对项目进行跟踪、动态适时调整。其中，国内目前确定有50多个项目，境外有数个大型项目。

2022年1月，中钢协将“基石计划”行业倡议上报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得到了支持。3月至今，为推进国内铁矿项目开发，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已陆续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国家税务总局等七部门相关司局，以及辽宁、河北、安徽、四川、云南、山东、山西、黑龙江、甘肃、新疆等约十个地方政府商讨，以建立协调机制，摸底资源，了解项目推进难点。

“基石计划”明确两级推进机制。国内铁矿的增产协调机制，参考去产能时建立的国家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困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该联席会议办公室已向多省份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国内铁矿项目建设的通知》。在地方层面，则明确了地方政府的工作目标与推进责任，并要在审批环节给予具体支持。

鲁兆明强调，“基石计划”仍以市场化方式推进，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判断、决策并实施。

但市场不受计划所控，而国有企业投资亏损还有问责风险，这些是“基石计划”面临的主要阻碍。与澳大利亚、巴西不足30美元/吨的完全成本相比，中国铁精矿完全成本的平均水平在70美元至80美元/吨，高出约1.5倍。

“基石计划”的达成，并非短期可一蹴而就。铁矿价格在2021年5月到达历史新高后开始回落，几经震荡，至2022年6月，62%澳粉月均价在130.47美元/吨，相较疫情前仍高出约七成。近期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增强，大宗商品价格普遍回撤，市场短期对铁矿价格的预期并不乐观。

此次“基石计划”在市场上不乏支持。一名行业资深分析师即认为，在逆全球化趋势的当下，有必要在国内保有一定量的资源产能，能够最小限度地保障国内生产，以战略缓冲地缘政治带来的供应短缺风险。

他也提醒，国内新增铁矿资源产能虽然体量较大，但实际释放充满挑战。国内高成本产能在内需萎缩的背景下，面临极大的经营压力，来自外部的成本竞争是另一大挑战。但他认为，推进大型矿山投产仍然可行，特别是以钢厂附属铁矿为主的大中型矿山，这些项目对生产成本不算敏感，且自给率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对外议价能力。若将风险溢价考虑进去，新增产能的释放仍然可期。

2021年，国内铁精矿新增1400万吨，接下来四年还有增产8600万吨目标。“能不能达到1亿吨，还得看市场。但至少已经有1400万吨的增量基础，完成目标还是具有一定支撑的。”张龙强说。

高矿价冲击 　　21世纪以来，中国在铁矿石上的花费，仅次于集成电路和原油所用外汇。

作为周期性大宗行业，铁矿石价格在此前20年经历多轮循环。21世纪初，铁矿石价格仅约20美元/吨，后因中国需求爆发，铁矿石价格一路飙涨，到2008年冲至第一个高点197美元/吨。此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及随之而来的产能过剩和供给侧改革、去产能，铁矿价格又在下跌、回升之间反复。

2016年以来，中国进口铁矿石连续六年超过10亿吨；矿价稳步走高，2016年至2019年，铁矿石进口均价分别为每吨56.7美元、71美元、71.3美元、94.8美元。

新冠疫情加剧了供需错配。2020年4月以后，铁矿价格连续数月攀升，每吨价格从约82美元涨至年底的约160美元。2021年5月创下230美元/吨的历史高点，6月、7月也持续在200美元/吨以上的高位。后因中国压减粗钢产量、抑制矿石需求，62%澳粉价格自2021年7月15日约218.6美元/吨位置开启单边下跌，五个月跌去六成，之后又一路回升。

2021年，中国进口铁矿所用外汇达历史新高的1846.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5%。“这几年铁矿石价格大幅波动，对中国乃至全球钢铁业影响很大。”鲁兆明说，“上下游产业集中度不匹配，也不利于整个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上下游利润分配失衡问题严重。2012年至2021年，中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利润总额累计1.233万亿元；而同期，四大矿山铁矿业务EBITDA（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合计超过2.8万亿元。

全球海运铁矿石集中在四大矿山——淡水河谷（NYSE：VALE）、力拓（RioTinto，NYSE：RIO）、必和必拓（NYSE：BHP）、FMG（ASX：FMG），四家占近半全球产量，出口量占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约70%，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但下游钢厂十分分散，其中，中国有冶炼能力的钢铁企业约500家，且结构、水平差异较大。2021年，中国前十大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占全国比重为41.5%。

海外矿山的产能扩张具有较强的周期性，与美元周期、矿石价格等因素密切相关。方正中期期货总结称，矿业巨头上一轮资本支出高峰于2013年结束，2018年以后由于新增产能不足，产量增幅逐年下降。2019年1月发生的淡水河谷溃坝事故加剧了供给紧张趋势。不过自2018年，四大矿山开启了新一轮产能扩张周期。矿山实际产量的增加，要滞后于资本支出五年左右，即将进入产能释放期。

标普普氏铁矿石指数经理王杨雯告诉财新，短期看，全球并没有显著的铁矿增量，海外供应整体平稳，并逐渐以新的矿脉替代现有的枯竭资源。后期增量除了看“量”，更要看“质”，在“碳中和、碳达峰”目标背景下，高品位、低杂质的铁矿石供应仍然严重偏紧。

惠誉解决方案（Fitch Solutions）在6月底公布了一份颇为乐观的长期展望报告。报告称，过去五年，全球铁矿产量年均负增长0.9%；经历五年停滞之后，预计2022年到2026年，产量年均增速有望加快至2.8%，其中澳大利亚增速在1%，巴西增速在3.6%。

在澳大利亚，除了FMG有部分新增矿山，力拓、必和必拓供应增量以替代项目为主。如力拓耗资50亿美元的四个铁矿石开发项目，年产能共计9000万吨，均为弥补其最核心生产基地皮尔巴拉产量的减少，其中年产4300万吨的库戴德利铁矿项目（Gudai-Darri）在2022年6月交付矿石。必和必拓旗下投资36亿美元、规划年产8000万吨的南坡矿（South Flank）项目于2021年5月投产，目前正在产能爬坡阶段，同样是要替代逐渐枯竭的杨迪矿区。

溃坝事故一度打乱淡水河谷的生产与增产计划。2019年，淡水河谷多个矿区生产中断，铁矿粉产量从3.85亿吨下跌21.5%，至约3亿吨，此后维持在3亿至3.156亿吨的较低水平。不过，淡水河谷已启动产能恢复计划，计划从2020年的3.2亿吨产能逐渐恢复，2022年计划增至3.7亿吨，中长期规划超过4亿吨。

尽管产能规划体量较大，但能否以及何时释放是个未知数。前述行业分析师认为，工业品供应随着需求变化，增加的产能不一定会完全释放，供应增长关键要看边际平衡变化，如过去两年的高矿价推升了海外部分中小矿山的高成本产能释放，随着矿价回落也面临关停风险。实际产量以及船期安排，也会在业务实操中去匹配需求。

国内增矿不易 　　“基石计划”提出，到2025年，要在中国国内新增1亿吨铁矿石产量，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

中国铁矿资源储量不低，位居全球第四，但资源分散，品位不及35%，多是磁铁矿、地下矿，开采难度大、风险高。

此外，我的钢铁网资讯总监徐向春告诉财新，还有审批、环保、税费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此前对国内资源开发没有达成政策共识，企业开矿积极性不高，整体“不成气候”。且上一轮投资周期重心放在海外，但转了一圈，中国企业发现海外拿不到好矿，有地缘政治、政策、环境等约束，国外开发成功率也不高。“回过头看，国内也不完全是‘鸡肋’，且主动权在自己手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黑色金属采选业投资额从2013年的1690亿元高位一路下降，2019年跌破千亿元，此后长期维持在每年800亿元上下的水平。而由于前期投入不足，产能难以“临时抱佛脚”，2021年高矿价刺激，国内铁精矿产量也只提高了5.2%，至约2.85亿吨。

中国铁矿资源集中在鞍本地区、冀东地区等成矿带，其中鞍本地区储量最大，也是中国最大的条带状铁矿成矿区。至2020年底，中国铁矿储量108.78亿吨。分省份看，四川、辽宁、山西、安徽、山东、河北、内蒙古等七个省份储量最高，占总储量七成以上。

我的钢铁网在3月底发布的一份报告统计了各省份（2021年至2025年）矿产资源规划文件，辽宁、河北、新疆三省份或将分别承担2000万吨左右铁精矿的增量任务。这些任务与三省份的储量现状、可供开建至成功投产的项目情况相符。“1亿吨的增量目标不是‘喊口号’，是有实现思路和方向的。”该报告称。

目前参与“基石计划”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央企中国宝武和鞍钢集团占了增量的较大比例；除此，地方国企首钢、河钢，以及民企建龙等也有项目。

https://img.caixin.com//2022-07-09/165733246306410.jpg 　　中国最大钢铁央企中国宝武钢铁集团，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陆续重组国内钢铁企业，兼并或代管的持资源企业包括武钢、马钢、山钢、包钢等。

另一家钢铁央企鞍钢集团，于2021年10月完成对本钢集团的并购，今年又兼并了持有资源的辽宁省地方国企凌钢集团。鞍钢集团持有辽宁、四川以及澳大利亚卡拉拉的铁矿资源，是中国最具资源优势的钢铁企业之一。

中国的低品位磁铁矿，相比澳大利亚、巴西的高品位赤铁矿，增加了选矿、造块等工序环节，生产成本偏高。不同项目的国内铁精矿完全成本差异较大，跨度在60美元—90美元/吨，部分矿山达到100美元/吨及以上。

不过，鲁兆明告诉财新，筛选“基石计划”项目时，经济性是重要考量因素，即项目要有竞争力——在极端情况下要能产生现金流，能够存活下去。近年来，中国部分矿山铁精矿完全成本降至60美元/吨甚至以下，具备一定竞争力。

2019年6月30日，辽宁本溪，本钢歪头山铁矿矿坑和废渣。筛选“基石计划”项目时，经济性是重要考量因素，即项目要有竞争力——在极端情况下要能产生现金流，能够存活下去。 　　他解释称，一方面，随着智能化、智慧化矿山建设，技术水平提高，能耗水平在逐步降低；另一方面，对固废、尾矿等资源利用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都对降低矿山成本起到很大作用。

如鞍钢集团旗下鞍钢矿业的西鞍山铁矿采选联合项目，根据2016年9月的可行性报告，该矿成本在381元/吨，按照当前汇率计算约合57美元/吨。据鞍山市政府4月消息，西鞍山铁矿审批手续在加快推进，招投标陆续开启，2022年将全面开工建设。西鞍山铁矿已探明储量13亿吨，平均品位34.26%，规划年产铁精粉1022.84万吨，总投资超200亿元。

徐向春认为，当前开采技术也能实现深度挖掘铁矿资源，相当于扩大了资源储量。如建龙集团在鞍本地区在建的思山岭铁矿项目，据《辽宁日报》2022年5月报道，该项目是亚洲铁矿行业最深井，主井深度达1505米。该铁矿探明储量24.84亿吨，平均品位31.19%，铁精粉年产量将达1000万吨。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总投资58.13亿元，预计2022年9月出矿。

国内矿开采成本远高于国际四大矿山成本，据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统计，多年来，国际四大矿铁矿石离岸现金成本基本处于20美元—30美元/吨区间。“即便这样，肯定也要保一部分（国内资源），不然更没有话语权。”张龙强说。

除了成本问题，此前影响限制国内开矿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政策约束，如审批环节多、周期长，不同省份对项目在生态、能耗、用地等方面也有一系列规定。

如在某些省份，此前仅仅在矿山建设前，从开始勘探到完成矿权办理，中间就涉及27个审批环节，即使以最快速度办理，仅把矿权拿到手就需要41个月，再加上建设矿山，整个流程可能耗时多达十年。“不过这次‘基石计划’部署下去后，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推动起来了。”知情人士对财新称。

安徽省在2022年5月底发布了《安徽省加快推进铁矿项目建设实施方案》，要求相关厅局建立协调推进机制，并成立市铁矿项目建设专项工作组，在对资源摸底的基础上，针对项目解决具体的“堵点”与“难点”。企业也要制定具体可落实的推进实施方案。其中明确，要就此开辟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服务。

国内矿山整体税赋也偏高。而据财新了解，减税在各部门间并不好协调。矿山所涉及税费，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资源税（或权利金）三大税种。国内矿山平均销售税费负担率在20%至25%，其中以增值税、资源税占比较大。澳大利亚矿山增值税在全球最低，虽然企业所得税率偏高，但赚得多才交得多，2021年矿价创历史新高时，力拓、必和必拓所交税费及权利金占销售收入比重也只在20%左右。

企业是铁矿项目建设的实施主体，也是主要的出资方。张龙强介绍说，国家对国内矿开发给予了一定资金支持，但也有明确的条件，如要求具备一定规模以及手续要齐全，一些企业因为历史性原因，也很难拿到国家资金。

海外矿艰难博弈 　　在中国企业深度参与的海外矿中，最重要的项目是非洲几内亚巨型铁矿西芒杜（Simandou）。

西芒杜的矿藏是全球钢铁行业潜在的“革命性力量”。该矿铁矿石平均品位达65.5%，超过澳大利亚的铁矿山；潜在储量约100亿吨，项目投产后年产量可达1亿至1.5亿吨，即全球目前总产量的5%至7%，将成为左右国际价格和供给方向的新势力。（参见本刊2020年第33期封面报道《解锁百亿吨铁矿石》）

2020年第33期封面报道 《解锁百亿吨铁矿石》 　　根据项目参与方与几内亚政府在2022年3月签署的协议，西芒杜配套基础设施须在2024年前建成，矿山须在2025年前投入运营。西芒杜项目开发预计总耗资150亿美元，重要部分是前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配铁路长约650公里，被认为是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最大难点。

一名熟悉西芒杜项目的人士对财新称，该项目纳入前期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测算，投产后离岸成本（FOB）预估在35美元至45美元/吨，处于全球成本曲线中等水平。

早在1997年，力拓就拥有了西芒杜项目1至4号四个区块的勘探权，并于2006年获得采矿权；2008年几内亚政权更替，政府以迟迟未开采为由，要求力拓放弃了1号、2号区块。

2019年11月，赢联盟中标了西芒杜北部1号、2号矿块矿权，成为搅动项目格局与发展的“鲇鱼”。赢联盟获得1号、2号区块采矿权公司的85%股权，几内亚政府则持干股15%，自2021年3月开始，已在当地开工建设项目所需铁路，数个标段同时开工，最高时现场有上万人开工作业。赢联盟自身最大股东为新加坡航运企业韦立国际，持股45%，创始人孙修顺祖籍山东，自青岛、大连发家；中国最大铝业民企魏桥集团在其中参股22.5%。

中方资本由此切入，深度参与西芒杜项目开发。3号、4号区块采矿权，目前由力拓集团和中资企业组成的合资公司Simfer SA公司持有，其中，中铝集团、中国宝武等组成的中方联合体中铝铁矿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合资公司39.95%股权，几内亚政府持干股15%，力拓集团持股45.05%。

2021年9月，政变领导人、现临时总统马马迪·杜姆布亚（Mamady Doumbouya）宣布控制了几内亚前总统孔戴（Alpha Condé），夺取政权。几内亚过渡政府成立之后，就与西芒杜项目的合作伙伴——Simfer SA公司与赢联盟探讨共同融资、共同开发的可行性。

历经数月艰难谈判，2022年3月10日，几内亚过渡政府因不满项目进展，暂停过项目区块开发，希望强势推进项目，且督促四个区块的参与方一起合作，包括共同修建铁路。3月25日，几内亚政府以暂停项目开发、收回矿权为威胁，强压各参与方签署了框架协议，要求Simfer SA公司与赢联盟共建基础设施，且几内亚政府也要拿到基础设施实体的15%干股。

几内亚政府希望与Simfer SA公司、赢联盟三方尽快签署有约束力的合资协议，但各方博弈激烈，几内亚称，项目参与方一再超过政府要求的时限，未就合资协议达成一致。7月4日，几内亚政府再次强制停止现场作业。

据财新了解，Simfer SA公司和赢联盟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包括确定投资、运营、合作分工、建设、ESG等诸多细化框架协议，各方有数十人至上百人在现场谈判。上述了解项目的人士透露，项目参与方已将合资企业相关文件提交政府，但政府并未给予回应。几内亚政府要求从该项目获得一些实际利益，如从该项目开发中获得现款等，并以暂停项目为手段迫使参与方妥协。

至此，这一被寄予厚望的巨型铁矿，仍在僵持中裹足难前。

据财新多方了解，刚在2022年6月正式转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中国宝武，或将在西芒杜项目中扮演重要角色。

“宝武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钢企，但在‘走出去’方面积累不够，要成为在全球布局、具备国际一流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是有压力的。”张龙强也认为。

海外项目开发之挑战，从西芒杜项目可窥一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矿产尤其铁矿投资，曾屡屡受挫。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到海外购买铁矿，以澳大利亚洽那合营铁矿为开端，至2019年底，主要参与的境外铁矿项目共计31个，权益矿产能约3亿吨/年；但在产项目仅7个，中方权益矿量约6500万吨/年，占中国铁矿年进口量不足10%，与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超过50%的权益矿占比差距巨大。

股权层面，央企中铝集团在力拓集团层面持股10.32%，是力拓最大单一股东；地方国企华菱钢铁（ 000932.SZ ）是FMG第二大股东，至2021年中持股8.68%，且双方签有矿石供应协议。

最近十年，中国几无海外铁矿资源开发项目，且此前所获项目中，大部分建设和生产成本较高，竞争力偏弱，大部分海外铁矿入手时，矿价超100美元/吨；即使有项目资质还不错，也因企业缺乏定力半途而退，如2015年矿价跌破40美元/吨时，部分项目没能熬过寒冬，反而退了出去。

影响未来的供需因素 　　“‘基石计划’能不能实现，排第一的还是市场因素。”张龙强认为，如果矿价降到80美元/吨甚至更低，国内企业开矿的动力会大打折扣。

因而，市场对接下来三年供需与矿价走势的判断至关重要。

粗钢产量由需求决定，而需求主要由投资结构及国家宏观调控所决定。中国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正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步入结构性改革阶段。钢材最大消费领域房地产行业处于产能出清的低谷阶段，直接导致钢材需求总量大幅萎缩——房地产占钢材整体需求约30%，占螺纹钢需求约68%。

近几年，中国钢铁消费持续在10亿至11亿吨量级的高位。受访者多认为中国钢铁需求处在平台期（plato），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动能转换将缓慢下降，不过中短期或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国家也在防止“大进大出”，压缩初级钢材产品出口。

基于需求调整、“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等因素，张龙强认为，粗钢产量或在“十四五”达到峰值。而未来十年，中国钢铁也将迎来钢材消费量的全面峰值。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例，美国与日本峰值时，人均钢材表观消费量分别约为710千克、800千克。2021年，中国人均粗钢表观消费量约666.5千克，与之相距不远。

2008年以来，中国宏观杠杆率持续上升，中间经过一轮“去杠杆”后有所稳定，但在疫情暴发后又有所回升，2021年达到272.5%，其中住户部门杠杆率则达72.2%，显著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几乎与美国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持平。“这是难以为继的。”前述分析师称，降杠杆、促转型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钢铁需求达峰下行是必然。

前两年铁矿价格高企，这名行业分析师认为，背后是美国货币政策“大放水”、制造业回流等因素影响，大宗商品边际需求增加，推高了铁矿等以美元定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且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外贸表现超过预期，中国钢铁需求超预期增长。

而前两年中国在基建等方面的超前消费，也导致钢铁行业需求在2022年加速萎缩。

上述分析师介绍称，分行业看，房地产市场短期内难见起色；基建项目平均用钢强度低于地产，基建投资对钢铁需求带来的支撑作用正在边际递减，大推基建对钢铁需求的支撑难以弥补房地产需求的缩减。制造业端也并不乐观：家电是房地产下游行业，需求深受拖累；机械制造前两年已经历一轮高峰，目前看也在萎缩；国际政治分化，出口贸易增长的不确定性加剧。逆周期调节在一定程度上透支需求，这或将导致需求在未来加剧萎缩。

截至目前，钢铁业需求已连降三月，钢企陷入亏损，再传导至供给端减产。在6月底一篇市场上广为传播、颇为悲观的文章中，河北民营钢企敬业钢铁直言“钢铁市场形势相当严峻”。2022年一季度，据中钢协统计，会员钢铁企业利润总额553亿元，已同比下降25.8%。

张龙强判断，2022年全年行情比“十二五”后期稍好，不至于全行业亏损，但会大幅度弱于2021年。到2023年，产能置换项目逐渐落地，供需失衡风险加大，如果没有有效应对，市场或将更不乐观。

供给另一来源——废钢，是“基石计划”的重心之一。用废钢炼1吨钢材，可节约1.6吨左右的铁精粉。不过，目前中国废钢市场小而散，加工、回收体系并不完善，距离工业化、规范化的废钢市场仍有距离。鲁兆明介绍，现正按照区域进行梳理，打造废钢示范企业、示范基地，完善废钢回收加工体系。

国内废钢积蓄量近年持续增加，中国炼钢用废钢消耗量每年增量约1000万至1500万吨，2021年为2.3亿吨。张龙强认为，废钢放量须至2025年以后，到2030年左右可迎来规模发展短流程工艺的时机。短流程炼钢的原材料是废钢，相比原材料是铁矿的长流程炼钢更为低碳。

“再远期考虑，随着废钢消耗量和短流程占比的逐渐提升，以及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产能置换到位后，碳排放量大的高炉长流程项目不会再大规模建设（含新建和技改），同时综合考虑粗钢产量的下行趋势，中国铁矿石需求量将会较大幅度减少，未来铁矿石供应逐渐不再是突出问题。”张龙强说。

不过，在全球范围内，世界钢铁协会北京代表处钟绍良分析，中长期有印度、东南亚、非洲等区域增量，会部分弥补中国的减量，全球需求仍将保持微幅上升。

前述钢铁行业分析师补充称，东南亚、非洲等欠发达地区，倾向于建立比较稳定、风险更小的长流程生产模式，而废钢来源不稳定，进而对铁矿石需求形成支撑，未来铁矿石仍会是铁资源最主要的来源。

但俄乌冲突带来的全球能源危机，使全球钢铁需求预测变得更为复杂。钟绍良解释称，2025年之前要看俄乌冲突，2025年之后要看气候变化。如冲突能在2022年底之前结束，重建需要钢材，被危机延缓的欧洲钢铁需求也有望反弹；但如再持续一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势必对欧洲国家财政、家庭支出带来极大伤害且短期难以恢复，也导致汽车、家电甚至房产等消费力下降或推迟，未来三五年的钢铁需求，要基于这些变因重新考量。

文｜财新周刊 罗国平 陈雪婉，白宇洁（特约作者）

6月，随着疫情扰动因素减弱，基建领域迎来赶工行情，多家市场机构预测，2022年国内基建投资或在三季度加速，并达到年内高点。

基建投资常被用来刺激内需，以进行托底经济的逆周期调节。2021年底以来，中央多番强调要“适度超前”、全面加强基建，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分别以1998年、2008年为起点，中国几乎每隔十年经历一次大基建周期，20年间快速城镇化。其中，21世纪初以“电热水气”（电力、热力、燃气、水）等能源公用领域投资为主，2008年以来靠交通投资拉动，近十年则是市政类投资加速。

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统计，近五年，中国基建投资规模基本在17万亿至18万亿元高位，但比此前15年15%至20%的年增速已显著放缓。中国广义基建投资分为三类：最大体量在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规模约8万亿至9万亿元；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规模约6万亿至7万亿元，“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即在其中；三是“电热水气”，规模约2万亿至3万亿元。

那么，这一轮基建投资的增长潜力在哪里？

市场的一种普遍看法是，尽管中国在基建领域长年“狂飙突进”，但截至目前城镇化率刚过六成，距离发达国家仍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铁路密度、道路质量、供水安全可靠性、航空港口服务效率等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4月底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所提“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与专项债聚焦的11大领域，都强调新老基建并重，覆盖交通、能源、水利、新基建、城市基建升级改造、农村基建、国家安全基建等领域；其中，现代能源体系则包括大基地、外送通道、储运以及系统调节能力等。

专项债即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针对项目、定位精准且不归入财政赤字，是此轮大基建的财政支持主力。今年中央安排新增专项债规模3.65万亿元，加上去年结转的1.2万亿元，意味着2022年专项债可使用资金达到4.85万亿元，较2021年增量近半。中信证券预计，2022年专项债中投向基建的比例约达65%，要比过去两年高出2到4个百分点。

国务院在5月底下发的33项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中要求，2022年新增专项债须在6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力争8月底前基本使用完毕。截至6月28日，年内新增专项债累计规模约3.4万亿元，比2021年上半年发行量接近翻番。

2022年以来的基建投资数据，已经开始呼应政策导向：1至5月，作为专项债发力重点的“电热水气”投资增长了11.5%，水利环境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9%；而非专项债投资重点的交通运输仓储投资增速最低，为6.9%，其中铁路运输投资下降3%。

纵观经济全局，要达成年初提出的5.5%的GDP增速目标，任务十分艰巨。要稳住经济，市场机构普遍预计，基建投资增速须达到8%至10%。而新增专项债发行到形成实物工作量，至少需要三个月。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预估，二季度后半段和三季度，基建集中发力，增速或超过10%，高点有望至15%，“全年基建投资有望实现10%左右的增长”。

不过，今年上游原料价格高企，基建投资的实际增幅有所折扣。如一季度，上游建筑材料价格同比上涨约7%，一季度表面增速10%的基建投资刨去通胀，实际增速仅在约3%左右。

国研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能源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继峰对财新称，此轮低碳投资应多元布局，补短板、锻长板、除隐患，方向包括新能源大基地、储能、电网、充电站以及城燃管网改造等；而服务低碳目标的基础设施投资，往往更有经济回报潜力，只要有产能和技术进步支撑，都可适度超前。

在中环控股（ 01735.HK ）副总裁王策看来，追求有效投资，是本轮基建投资与过去的本质不同。传统领域基建投资会带动初级材料的采购和二次加工等基础原材料行业，通过新增项目可以向绿色生态、环保、5G、数据中心、数据库等倾斜，在投资结构上进行调整，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进而带动更长期的宏观经济发展。他认为，2022年仍需用大规模的传统基建投资稳住大局，新基建或要等2023年再规模化递进。

多名受访人士共同担心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中国2008年基建投资规模约在3.8万亿元，而2022年的基建投资体量预计超过20万亿元。”瑞银证券亚太区工业及基础设施行业主管徐宾对财新称。经多年高速发展，本轮基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14年前，在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经济增长承压等因素下，无论中央财政、地方政府，还是央企、国企和社会资本，当前面临的资金压力都比上一轮大得多。

基建重担 　　2022年以来，地产投资持续负增长，制造业景气度受疫情和成本冲击，仍处于缓慢复苏期；基建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头戏”。

基建项目审批、开工、规模都呈加速趋势。今年前五个月，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48个，总投资6542亿元，同比增长215%，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大项目带动作用明显，期内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0.2%，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3.3%。

据中银证券统计，2022年全国19个省份重点项目数量合计2.371万个，较上年增加9.4%；年度计划投资额合计9.91万亿元，同比增幅达到17.2%。比如浙江省年投资计划额同比大增138.3%。

从行业指标看，2022年以来，建筑业PMI持续保持在临界点50%以上；尤其5月的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达到62.7%、59.1%，连续三个月处于高位景气区间。

不过，疫情影响开工，“基建强、施工弱”。5月，中国小松挖掘机开工小时数为104小时，同比下降17.1%，但环比提高1.9%，环比连续三个月上升。作为滞后指标的挖掘机销量，5月，26家挖掘机制造企业国内销售挖掘机1.2万台，同比降44.8%，降幅较前两个月收窄。基建施工进度慢，也体现在实物消费量上，据我的钢铁网测算，今年前24周，周度螺纹管表观消费量均值为260.85万吨，同比降26.16%。

机械装备制造商三一重工（ 600031.SH ）在6月中旬的一次调研中称，目前公司挖掘机开工率约为80%，比5月的73%有好转；起重机开工率明显回升；预计挖掘机销售会在7到8月恢复正增长。

“最差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三一重工说。

中金研究院认为，基建投资增速与终端施工“冷热不同步”是流程问题。因为2022年基建新开工项目数量较多，但项目需要经过土地征拆等费用高且耗时的流程。一旦开工，设计勘察费等项目前期费用就计入投资，但尚未对下游挖掘机、建材形成需求。六家基建央企的数据亦证实，一季度基建新签合同额同比增幅普遍高于其他业务类型，而勘察设计咨询新签合同额的同比增速更高，大多超过20%。

江苏南钢贸易公司首席期现分析师蔡拥政总结称，此轮基建需求整体趋势是：中西部补短板；东部沿海城市城市群建设，以及城镇化向县城发展；中部地区则以市政产业园区、棚改为主导。

宁夏、内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省份的基建投资在明显加快。5月，内蒙古五类设备平均作业量同比正增长并领先全国，其中拖泵、汽车起重机、桩工设备作业量均列全国第一；同月，宁夏履带起重机、压路机平均作业量居全国之首。

中基宁波集团黑色产业研投部钢材研究负责人李青谦在5月底介绍调研情况时称，西北基建“较好”，如甘肃建投资金到位情况较好，银行贷款支持、项目新增都较多。宁夏在6月明确了首批364个全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1.6万亿元，正在推进的大项目包括了川藏铁路、西宁至成都铁路、海平高速、“西电东送”和“东数西算”等。

不过，明明认为，2022年专项债分配、项目审批向债务压力较小、财力相对充足的省份倾斜，优先保证重大项目加快开工和建设，因此，还是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省份的基建投资会增长较快。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急转直下至负增长，冲击国内工业生产与就业；当年11月，中国推出两年新增约4万亿元投资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直接刺激2009年广义基建投资增速飙升至42.5%，其中交运仓储投资的同比增速高达50%。回头去看，该轮过量投资带来了产能过剩、不良贷款、巨额地方债务等后遗症，但“铁公机”等基建领域投资也获得了一定的长期红利，为中国制造升级提供了基础环境。

此后多年，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抑制供给端无序扩张。多名专业人士指出，当前新增产能等供给端已问题不大，主要矛盾正在转向需求大幅下降。比如钢铁需求已连续三个月下降，钢企陷入亏损，再传导至供给端减产。

基建咨询公司济邦咨询董事长张燎认为，2008年和2022年这两轮大基建都是危机驱动，当年基础设施是真缺，投错概率不大；但当前是结构性短缺，有效的基建项目不似上一轮好找，需要警惕投资风险。

比如，此轮大基建投资中，“铁公机”领域投资仍然重要，但整体可挖潜力不大。2021年，全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62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1%。徐宾预测，2022年交通运输业基建投资增速可能加快至7%，公路、铁路、轨道交通、民航的投资增速或在7%至8%之间。其中公路投资规模将在2.5万亿元左右。中国公路干线、沿海省份路网已经比较完善，中西部及内陆省份还有空间；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分别将达8000亿元、6000亿元左右；民航体量相对较小，约在2000亿元左右。

交通运输部5月20日公布的《扎实推动“十四五”规划交通运输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显示，“十四五”期间，公路领域重大项目主要包括沿边沿海公路建设工程、“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工程等四大类。其中，既有线路改扩建是一大重点，比如京沪、京港澳、长深、沪昆、连霍等建设年代较早、车流量大、交通繁忙拥堵的国家高速公路主线扩容改造，以及其他沿边地区的低等级路段改造等项目。

铁路领域，目前中国铁路营运里程达15万公里，优势在客运，货运端支线与专用线仍有待增强。但无论前期审批还是后期施工，铁路建设周期漫长，短期内难以形成立竿见影的投资拉动效果。例如，川藏铁路林芝至雅安段、沿江高铁（重庆至上海）是“十四五”期间开工投资最大的两个项目，估算投资总额分别达5500亿元、3198亿元，预计建成时间皆为2030年。

一名山东铁路投资公司人士告诉财新，他所在省份的铁路规划布局在本轮疫情前基本已经完成，新建项目增量有限。“在投资拉动上，铁路方面可挖的潜力不是特别大了。”他说。

城市更新强需求 　　6月以来，天津市宝坻区、山东省泰安市、河北燕郊等地相继发生燃气爆炸事故，引起社会极大关注。2021年，全国燃气事故1140起，造成106人死亡、763人受伤。

以陕气进京、西气东输为发端，中国城市燃气自2000年开始大规模开发，这些老旧管网如今到了安全事故爆发期。“当年因陋就简，投资标准不高。运行近20年后，跑冒滴漏危险频出，确实到了更新或再投资的新周期。”张燎称。

2022年前五个月，燃气生产和供应投资增长18.1%，在基建细分领域中增速最快。国务院6月下发的《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2022—2025年）》要求更新改造城市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管道的老化问题。

上述方案明确，在2025年底前，要改造完约10万公里老旧城市燃气管网。据财新了解，更新改造老旧燃气管道及配套警报设施、燃气表等，涉及资金总体量或达2000亿至3000亿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称，到今年6月底前，将完成城燃管道普查和评估，年底前力争开工改造约2万公里、完成投资500亿元。

基建咨询公司大岳咨询董事长金永祥分析称，城市燃气管网有改造、新增两方面需求：除了老旧管网改造，还须整治“城市火药桶”——不符合标准的液化气罐及分布在城市中、由多类主体供气的零散区域；此外，还有城区燃气管网新建或下沉建设农村地区。

除了燃气管网这类涉及城市安全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更新范畴还包括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方面的投资。浙商证券测算，到2025年，全国380余万公里的市、县管网要实现智能化，市场规模在千亿元量级，在中性情境下，总投资规模可达1233亿元。

所谓数字化，也在“新基建”范畴，后者覆盖七大领域：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城际高铁与城轨、特高压、新能源充电桩、工业互联网。国家发改委于2022年2月启动“东数西算”工程，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已完成总体布局设计。

在贝恩资本亚洲私募股权联席主管竺稼看来，2022年新基建领域的投资加速还不明显，或会在下半年提速。但他看好新基建投资，认为在疫情之下，远程办公、远程娱乐、远程消费等新增需求，都需要通过数据网络来实现。“我们投资的数据中心，基本上能建多快，就能有用户。”贝恩资本投资的新基建项目，包括秦淮数据（NASDAQ：CD）、能链智电（NASDAQ：NAAS）、中国物流资产（ 01589.HK ）等，其中秦淮数据2022年一季度资本开支同比增长87.2%；IT总容量同比增长43.4%。

竺稼认为，数据中心服务器的运行、降温都需消耗大量电能，因此选址非常重要，需综合考量土地、电力、气候条件以及网络互联互通等多种因素。秦淮数据的数据中心即布局在气温和湿度较低的张家口怀来、山西灵丘，未来还会优先在可再生能源富集区以及“弃风弃电”比例较高的地区布局数据中心。

能链控股是国内最大的充电桩服务商，线上运营管理着中国约30%的充电桩。竺稼认为，普及新能源汽车所需的充换电等基础设施网络有较大发展机会。

多省份公布了新基建规划，如浙江省在2022年计划在新基建领域投资布局约4400亿元；宁夏则明确了“东数西算”等35个信息基础设施，总投资3101亿元。

在5G通信网络方面，过去三年，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相关累计资本开支规模约在5000多亿元，鉴于4G网络应用仍未饱和，2022年5G新增投资有所放缓：中国移动计划5G投资1100亿元，同比降约3.5%；中国电信计划5G投资约340亿元，同比降10.5%；中国联通管理层则表示，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5G网络规模建设，整体资本开支保持平稳。

风光再跃进 　　在甘肃省金昌市，2022年9月底，该市“十四五”第一批240万千瓦风电、光伏项目将完成并网，并继续申报国家大型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基地（下称“风光大基地”）第二批项目。

能源项目是此轮基建投资的一大重点方向，中央要求加快推动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眼下，第一批风光大基地等项目正进入建设高峰期。

2021年11月，第一批风光大基地项目清单涉及19个省份，总规模9705万千瓦，风电、光伏比例约为4：6，其中陕、甘、青、宁、新疆、内蒙古等西北六省份占比超六成，建设并网时点集中在2022年和2030年。截至2022年一季度，第一批项目开工约8400万千瓦。

第二批项目业已启动。6月24日河北省已按照第二批风光大基地通知要求，完成了2022年度风光大基地项目公示，总规模为585万千瓦，其中风电60万千瓦，光伏525万千瓦，华能、华润、大唐三家发电集团分羹。

2022年2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下发了《以戈壁、沙漠、荒漠为重点地区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方案》，总装机约4.55亿千瓦，预计2030年建成。风光大基地，是未来一段时期的投资主线。据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所长李琼慧预测，“十四五”期间，风光大基地规模超2亿千瓦，预计在所有新增新能源装机中占比超三分之一。

近期，为落实稳住经济和“碳中和、碳达峰”要求，各央企、国企密集上马风电、光伏及配套煤电、储能、电网等项目。6月15日，大唐集团宣布开工64个项目，包括能源大基地和“风光水火储”项目等，总投资额近600亿元。其中包括陕西渭南、河北蔚县、广西红水河、湖南娄底等国家第一批风电光伏基地项目等，以及西部北部“风光火储”、内陆“风光储”、西南“风光水储”一体化等新能源和多能互补高效清洁煤电项目，总容量1100万千瓦。

5月18日，国家能源集团宣布开工陆上新能源基地、海上风电、大型水电、煤电扩容升级和天然气发电等11个项目，总装机1238万千瓦，总投资861亿元。

华能集团则称，预计2022年上半年新能源开工规模将超1500万千瓦，总投资将超900亿元。华能集团一名内部人士告诉财新，去年公司新能源新增并网、开工约1000万千瓦，今年预估翻番。“十四五”以来，公司新增核准备案项目突破5000万千瓦，但最终能落地多大规模，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上一轮大规模投资新能源基地是在2010年左右，甘肃、内蒙古等省份风电项目大干快上，号称打造“风电三峡”。“我们一定要汲取上一次教训。”李琼慧称，上一轮“风电三峡”建设，没有同步明确消纳市场空间，输电通道也未在当时的规划中明确，导致后续弃风问题突出。这一轮风光大基地建设，承载的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所以大基地不仅仅是规模，更在于风光的电量，关键在于消纳与经济性问题。

6月1日，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的通知》，明确“十四五”期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倍，达到1.45万亿千瓦时左右；明确可再生能源消纳指标，要求到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提至33%左右，可再生能源电力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达18%。这是政策首次给出明确的中期消纳目标。

从目前规划看，“十四五”风光大基地绝大部分以外送为主，而由于风光出力特性不能单独外送，解决消纳问题，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增加煤电、储能等灵活性资源，促进风光绿电消费、增加中东部对风光电量需求同时促进西部本地消纳都很关键。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研究员时璟丽认为，近期优选的方式是发挥煤电调节能力，包括存量煤电的灵活性改造和少量新增煤电项目，同时辅以各类储能设计。“近期量大面广的就是煤电，发挥煤电容量支撑作用，同时降低煤电电量的出力。”在宁夏重大项目中，即包括宁夏至湖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及配套的200万千瓦火电、1300万千瓦新能源大基地。

按照此前对新能源项目开发管理的政策，风光大基地项目同样也分为保障性并网、市场化并网两类。时璟丽称，预计国家层面或优先将风光基地纳入保障性并网规模，但具体纳入方式和比例，各省有所不同。

经济性是风光大基地能否长久发展的关键。西北电力设计院新能源工程公司设计总工程师李海认为，目前外送基地主要边界条件是落地电价不能超过受端的燃煤基准价，倒推过来，相当于送端低价上网，同时还要承担调峰煤电、储能等灵活调节成本。这对项目的经济性提出了较高要求。

供应链成本也阻碍光伏项目落地进度，比如硅料价格就比年初上涨了大约两成，攀升至29万元/吨。时璟丽称，目前风机价格正持续下行，但光伏行业各产业链价格居高不下，同时上涨的还有储能成本，光伏即使不配置储能，也仅是基本达到平价上网水平。2022年一季度，电化学储能价格大幅上涨，如果叠加储能成本，光伏平价上网仍有一定困难。

前述华能集团人士也称，解决方法只能是放缓项目推进，“要不然算不过来账，或者是寻求技术进步等途径来抵消上游供应链增加的成本”。

特高压方面，分为存量和增量线路。存量上，政策要求提高利用率，新能源输送占比最低30%，增量线路可再生能源电量占比则不低于50%。6月2日，国家电网披露，2022年电网投资将达5000亿元以上，为历史最高水平，计划开工川渝主网架、张北—胜利、武汉—南昌、黄石特高压交流，金上—湖北、陇东—山东、宁夏—湖南、哈密—重庆特高压直流等八项特高压工程，同时开工一批500千伏及以下重点电网项目；南方电网也上调了2022年的投资计划，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超过1300亿元。

特高压成本高、利用率低、送受端利益协调难等问题，历来受市场关注。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经济与电力市场研究所所长陈皓勇认为，电能利用应优先就地平衡，如果中东部加强新能源就地开发与利用，远距离传输需求就会越来越小，而且随着产业向西部转移，电力资源配置应重新优化设计，“特高压投资大幅增加，还会推高输配电价，进而提升全社会用电成本”。

在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上，新出炉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规划强调了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大基地项目主要包括新疆、黄河上游、河西走廊、黄河几字弯、冀北、松辽、黄河下游新能源基地、海上风电基地集群、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等；分布式则主要集中于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油气矿区、公共建筑和厂房屋顶光伏等区域。

如此大规模的风光跃进，可能面临土地方面的制约。中国电建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新能源工程院设计总工程师惠星提到，文件要求大基地项目单体建设规模不小于100万千瓦，相当于每个项目2万至3万亩土地，“这么大规模，即便在新疆、内蒙古的荒漠戈壁，也同样存在生态恢复的问题，而且有的保障性并网项目不一定具备荒漠戈壁条件，还需要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来降低单位面积新能源用地的指标”。

因多年来风、光补贴历史拖欠问题，新能源开发企业现金流及投资能力受到较大影响。前述华能新能源人士称，公司投资来源约30%是自有资金，其余依靠贷款、发债等，“拖欠补贴目前得到部分解决，企业现金流有所改善；此外，现在项目投资收益率要求较此前8%有所放宽，约为6%左右”。

为解决资金问题，今年5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在前期向中央发电企业拨付可再生能源补贴500亿元、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注资200亿元基础上，再拨付500亿元补贴资金；此外，5月底落地的《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中称，通过将新能源项目纳入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支持范围、首次将新能源公益性建设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支持范围等方式，筹措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所需资金。

储气蓄水补短板 　　中国提出“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后，天然气作为过渡能源的重要性凸显，但中国在天然气储、运能力上仍有待提升。据中国石油分析，目前中国天然气管网密度为0.009公里/平方公里，分别仅为美国、欧洲的17.3%、39.1%，仍需加快建设，以促进能源调配、提升区域气化水平，因此资源调配型管道投资存在需求。

世创能源咨询公司研究员车晓波认为，油气管网的增量空间主要在支线管道。业内把管道分为四类：一是国家基干管道，即跨省大型长输管道；二是国家支干线，主要是联络线、LNG（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外输管道等；三是跨地市的省级干线；四是省内支线。支线管道，即指大型长输管道之外的其余管道。

在储气库方面，截至目前，中国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约在160亿立方米，占总消费量的5%左右，远低于全球平均12%、欧美发达国家16%至20%的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指出，中国储气库建设较之国际晚，原来规划的储气库调峰能力没有考虑到天然气给可再生能源发电调峰。“（储气库建设）必须加速。”他说。

“储气能力建设动静很大。”一名接近国家管网LNG接收站的人士告诉财新，国家管网须在2026年前建设61亿立方米的LNG储罐，对应大约35个储罐，2022年已经启动；下一步还要建设大量地下储气库。

不过，有多名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主干管网项目按规划推进，谈不上加速。目前能看到的项目包括西三线中段、西四线、西五线、中俄管道、川气二线等，由于未来资源将形成以就近供应为主的方式，其他国家级干线管网增量或有限。

在储能系统中，最成熟、最具经济性的方式是抽水蓄能。郭焦锋指出，抽水蓄能可起到区域性的调峰作用，是防止拉闸限电等能源运行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在光伏发电投资加速后，装机容量必须有储能系统相匹配。当前东部地区发展了很多分布式光伏发电，也需要抽水蓄能来平衡电网供需。

6月2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公开表示，发改委将组织地方和企业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动全国抽水蓄能电站开发建设，全力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和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水利水电是此轮基建投资的一大重点。2022年1月至5月，新开工10644个水利建设项目，投资规模4144亿元；已落实投资6061亿元，较2021年同期增长34.5%；完成投资3108亿元，较2021年同期增长54%。

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6月17日表示，2022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完成要争取达到1万亿元，底线规模是8000亿元。而近五年间，中国水利投资规模维持在6000亿至7500亿元。

整体而言，中国水利设施不足，蓄水和调水能力较弱。国盛证券报告显示，中国水利行业仍较为落后，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的库容系数（河流径流量与水库蓄水总量的比值）分别在0.9、0.66，而中国库容系数尚不足0.4。

徐宾指出，2022年水利增量将源自防洪防灾和引水灌溉项目。过去两三年，中国遭遇郑州暴雨等较大洪灾，加上水资源分布不均，乡村振兴也需农田水利支撑，预计此后两年会有较大规模的水利投资加码。

郭焦锋也称，完善农业灌溉与农业用水系统，涉及粮食安全，也可促进缺水地区的供水平衡。如近期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严重，可通过水利进行采灌平衡。

至2022年6月中旬，中国在建最大引水工程——云南滇中引水工程已开挖438公里，较计划工期提前半年。该工程一期投资825.76亿元，于2018年10月开工，可将水量从金沙江干流引水至滇中地区，缓解云南中部缺水。

一名水电行业人士告诉财新，他所在公司完成前期论证的两个水电站，核准速度在加快。2021年3月《长江保护法》出台之前，水电项目由省里核准；出台后，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上的大中型水电站须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部门核准，项目一度因为“不知道谁来审核”而耽搁，现已明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

钱从哪里来？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据张斌统计，近五年在每年17万亿至18万亿元左右的基建投资盘子中，仅有2万亿至3万亿元来自民间资本投资。

国盛证券梳理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投资事权下放地方政府，逐步建立起城投为主的基建投融资模式；2008年“4万亿”计划让城投平台公司大发展，隐性债务风险积累；2014年“43号文”规范城投、鼓励PPP（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和地方政府债券；2018年起，隐性债务监管持续高压，专项债成基建主要资金增量。

发展至今，基建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预算资金（一般公共预算、包含专项债的政府性基金）、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自筹资金（包含专项债的政府性基金、城投债、非标及其他融资等），以及银行贷款。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守清认为，下一阶段基建投融资模式将主要是专项债、资源补偿或使用者付费PPP，以及REITs、ABS（资产证券化）、产权交易等盘活存量资产的方式。过去中国PPP项目中主要由政府付费或补贴，未来PPP项目空间在于做使用者付费以及资源补偿的PPP项目，即由地方政府给予政策、税收、土地、矿产等资源补贴投资者，但这比较考验社会资本的复合型能力。

在王守清看来，经过疫情几番冲击，地方财政已然艰难，社会资本不容易撬动，如果仅考虑当前刺激经济，最快且有效办法还是动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用，由政府发行地方债、专项债，甚至特别国债，先渡过眼下难关。但要特别注意项目的选择，避免无效投资和不可持续项目。

投资回报率不高的基建项目向来筹资难，公益性强的民生工程更难。比如免费的农村公路几乎不可能吸引社会投资。“我们省没有收益的农村公路基本来自财政，由省、市、县统筹出资。”一名熟悉浙江省交通投资情况的人士告诉财新。

当下土地出让收入减少，一般公共预算亏空较大，还得从土地出让收入里面调一部分去保运转。“剩下搞基建的钱肯定少很多。”张燎称，2021年7月起，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开始大幅下滑，2022年前五个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合计1.86万亿元，同比下滑近三成。

专项债成基建资金的重要来源。但据财新了解，当下不少咨询公司业务已改为替地方政府编制专项债项目方案，专项债发行快、时间短，审核难免松懈，发行文件质量堪忧。

王守清提醒，专项债由地方政府上报项目，再由省级地方政府统借统还，“以后地方政府还不上怎么办？”他称，个别地市级政府还不上还有省政府负责；但如省级政府也还不上就麻烦了，故省政府要考虑省内总体平衡。

张燎则指出，专项债额度逐年增加，项目要求收支平衡，对行业有限制，要求地方配资本金，后续还有审计跟进，会有越来越多的省份、地市的专项债找不到合格项目，3.5万亿元专项债或面临结构性投放困难问题。“这些年形成的去杠杆、防风险、各种红线，其实给地方政府这个‘孙猴子’念了很多‘紧箍咒’，可腾挪空间实际已经很小了。”他说。

国家在大力推动基建行业发展的同时，还强调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不能新增地方隐性债务。财政部在5月18日问责通报了八个地方城市的新增隐性债务案例。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重提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增量。但2022年前五个月银行贷款同比减少13.8%，企业层面仍普遍感到融资难。前述山东铁路投资人士就对财新称，他感受到的贷款政策环境暂无明显变化。“现在跟银行沟通，他们对合法合规的基建项目融资是支持的，银行也缺优质资产，但对合规审核越来越严格，没有任何放松。”上海隧道股份（ 600820.SH ）财务资金部经理张天舟5月也如此公开称。

5月底，国务院调增了政策性银行8000亿元信贷额度，新增贷款主要投向基建领域。同时，国务院33项稳经济措施中也提出，支持中国铁路集团发行3000亿元铁路建设债券。6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提出，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筹资3000亿元，用于补充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不超过全部资本金的50%），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

张燎认为，2008年中国GDP总规模为30万亿元，“4万亿”投资刺激显得“很猛烈”；但现在中国GDP规模约在115万亿元，几万亿元投资刺激再叠加杠杆，才可能推动基建较快增长，进而稳住经济。

基建项目投资体量较大，很多地方政府仍希望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去寻找一些合适的社会资本方进行项目投融资、施工建设和后期运营。推进PPP、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是近期政策常提的拉动民间投资增长方式。

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自2014年开始力推PPP，但发展初期较为激进，导致这一模式被简化、异化，名股实债问题严重。2017年下半年起，监管层开始对PPP“踩刹车”，加之资管新规实施，金融机构对PPP项目热情骤减。

王守清认为，2019年以来，财政部对专项债与PPP项目的结合，态度有些摇摆，没有非常明确的政策；近年不同部委、省际、相关方之间对PPP项目的认知也存分歧。由于审计原因，2021年，西部省份部分央企参与的PPP项目被认定存在隐性债务风险被要求整改。国资委现在对央企考核时，投资损失在500万元以上须终身问责；同时，央企受制于负债率考核、自有资本金紧张，央企高管现在对地方财力不足的PPP项目整体持更谨慎的态度。上述熟悉浙江交通投资的人士向财新指出，PPP模式的主要逻辑是预先借支，类似于“寅吃卯粮”，当前符合PPP条件的项目并不多，该模式未来发挥作用或有限。

公募基础设施REITs，或为融资新路径。目前有13个公募REITs项目上市，有现金流回报的高速公路项目就有5个。张燎指出，REITs底层逻辑是再融资和提高资产流动性——即用更便宜的资金，置换出原来更贵的债务结构与融资结构，以及将未来现金流部分提前兑现。但REITs综合交易成本不一定比银行长期贷款便宜，这在选择REITs底层资产，考察资产相关既有债务成本、期限与担保时需特别关注。但徐宾比较看好REITs发展。他认为，盘活存量基础设施资产方法有三：股市、债市或REITs。REITs作为介于股、债的产品，可为基建提供比较健康且可持续的增量资金。如PPP即可通过REITs退出，募集所得资金可继续再投到新的项目上，打通资金通道。要提高回报率，也可允许拉长回报周期。

竺稼则指出，基建要提前修建，但消费能力在后，投资回报周期长；且部分基建行业存在自然或行政垄断情况，价格受监管。相比电网、5G等行业，市场化资金可参与应用场景分散的工业互联网、分布式发电等领域，像充电桩运营等部分细分领域，也能满足私募股权投资五到七年的投资周期。

“难就难在没有效益的项目。”金永祥说，社会资本进入的前提是能赚钱，基础设施存量资产体量很大、存在使用价值，但问题在于如何通过推进改革，使这些资产具有投资价值，增加现金流。比如通过费价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理顺自来水、燃气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财政资源仅补贴弱势群体，大部分人则按成本付费；再如，抽水蓄能发电的经济性，还要看电价市场化改革的进展。

过去几周，监视朝鲜网络的人士注意到该国与外界的连接时断时续，个别天朝鲜对外网站几乎全部下线，至少一个中心路由器在攻击下瘫痪。朝鲜恰好在这个时间点多次发射了导弹，因此有人怀疑对朝鲜网络的攻击可能来自于政府背景的黑客组织或网络战部队。《连线》报道，真正的幕后攻击者其实是一名无任何政府背景的美国黑客。朝鲜黑客组织此前对安全研究人员发动了一系列网络攻击窃取黑客工具和软件漏洞相关的情报，这位名叫 P4x 的黑客在一年前成为其中的一名受害者。他设法阻止了朝鲜黑客窃取有价值的情报，注意到美国政府对此类攻击没有任何明显的回应，因此决定自己动手。他提供了屏幕录像证明自己正在对朝鲜网络发动攻击。他在朝鲜的网络中发现了多个已知但未修复的漏洞，允许他使用脚本对服务器和路由器发动拒绝服务攻击。

贷款怎么来

几个月前，TikTok 开始流行聚焦工厂生产线的视频，吸引了无数人浏览和订阅，用户通过这些视频能一睹工业化世界的背后。上传视频的用户看起来连用户名都没有，直接使用了 TikTok 生成的数字代号，似乎是真的工厂工人拍摄的。但对这些视频的跟踪发现，它们其实都是内容工厂的产品，一个目的是帮助不同的工厂销售相关产品。湖北公司 Bioa Mall 的发言人称，该公司成立不到一年，一个 30 人的团队操作了约 300 个 TikTok 账号，其业务主要是充当中间人，在不通过大型平台的情况下帮助中国工厂与外国客户建立联系。亚马逊最近因为刷好评等行为封杀了许多中国公司的账号。Bioa Mall 的一个视频团队会被派遣到工厂去拍摄生产线的视频。它的视频已经积累了 24 亿浏览量。

“一脚踩入动物的灵魂”

意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在人人忙得要昏过去的内卷时代，连门房大爷都懒得问 “你是谁”。鸟是怎么想的？当然是“鸟事“一桩，与我何干？

有这么一说，意识建筑在语言之上，而人是唯一有语言能力的高级动物，所以，自然而然的，自我意识唯人类专属。这个逻辑，言之凿凿，温暖人心，但经不起仔细推敲。在进化树上挂着的各种动物，连眼睛这么复杂的结构，都独立进化出六十多次了，如果自我意识是生存所需，该问的倒应该是，为什么动物会没有呢？

一个智能生物（含AI），只要活动环境足够复杂，就必须在事前有一个对结（后）果的估计，对作用和反作用有一个判断。这个操作要对环境有一个模拟，其中包含着主体本身。正在思考中的我，和在想象中行动着的我，乃是一对俄罗斯套娃，这是产生自我意识的的根本。从这个角度说，动物怎么可能没有呢？它们只不过是有口难辨罢了。 把自我意识还原到此，是书房中的想象，沙发上的思想旅行。这篇文章从古老的印度宗教到科学家们的验证和发现，一路走到信仰和科学的边界怎么定义这么严肃的讨论。

比如，和自我意识相关的基础是自我认知。判断是否有认识自我的能力是镜子检测：如果在身上做一个只能在镜子中发现的标记，动物的下一步动作是在自己身上找，还是去镜子里？这个测试的局限在于要求选手们的生存需要强视觉能力，而且环境中有类似镜子的外在刺激。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动物通不过，通过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比如大象（水泊吸水），鲸鱼（从海底看海面的反射），喜鹊（镜子）。 镜子检测的提出凸显了人类中心说的谬误：看不见自己，不等于没有自我认知能力。

一篇完全无用、读来妙趣横生的好文章。

裴宇去年曾向《连线》杂志透露，新品与音频相关，并且将在 2021 年推出多种产品。当时还补充说，新公司不仅仅是耳机。

4.3 与机器人的互动如何影响儿童 本节介绍了围绕我们的第二个研究问题的主题：教师预期与教室机器人互动的儿童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和影响？在这里，首先讨论儿童的非人性化，即儿童如何受到教室机器人的长期影响。这既包括孩子自身行为的潜在变化，也包括他们对他人的看法。第二个主题涉及参与者设想的儿童机器人关系及其道德含义。第三个主题涉及儿童对机器人的信任程度以及参与者对儿童对机器人的可信性启示的讨论。

4.3.1 去人性化 参与者们表示担心，通过与机器人的互动，孩子们会变得不人性化。对于这种情况如何发生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人们有几种猜测。首先，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机器人不能和人类在同一个情感层面上互动。由于他们与机器人的互动，有人认为孩子们会开始难以理解人类的面部表情，从而导致情商受损。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解释的：“你从别人的情绪中学习。那么，从面部表情中学习情绪是否会缺乏学习？因为机器人没有面部表情”（P，M，英国）。据我们的参与者说，这可能导致孩子在表达情感时变得“机械化”，或者在情商上造成严重的混乱：“你可能会把孩子变成情绪的破坏者”（P，M，英国）。从类似的角度来看，一些参与者认为，人们对语言的使用受到科技的高度影响，他们推测儿童可能会模仿机器人，并越来越多地采用新的说话方式。尽管如此，一位参与者建议使用机器人可以提高某些语言技能：“有了机器人，你实际上可以对它进行编程，使其真正说得非常清楚，从而能够容纳好的语言”（P，M，英国）。

参与者认为教室机器人与更广泛的技术和社会趋势相对应，这些趋势往往不鼓励后果的可见性和有形性。一位参与者解释说：“我想我们在孩子们身上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人际关系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现在一切都是虚拟的，这对我不知道的侵略性是不好的。而且也没有后果，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就像他们在游戏或虚拟事物中打了一个朋友，而且由于那里不存在人，所以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后果或影响。我想我们感觉到了。孩子们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就好像他们看不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他们可以说一切，他们可以虐待，他们可以打，他们可以伤害，因为这将恢复”（T，F，PT）。考虑到机器人的类人特性，我们的参与者表达了一种担忧，即如果儿童从事破坏性的身体行为，例如拔下机器人的手臂或刺穿它的眼睛，这些行为最终会使人类互动中的暴力行为合法化并助长暴力行为。

4.3.2 关系的变化及其道德含义 我们的参与者认为，儿童可能与机器人有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他们设想了一个未来，机器人将屈从于儿童：“我认为，如果机器人变得像这些管家，而且它们无处不在，那就存在风险和问题。当然，如果我们有一个管家，他总是在那里，我们可以问问题，我们可以告诉我们做事情”（P，M，SE）。根据这一观点，有人认为，儿童可以形成一种超越人际关系的威权态度和行为，最终放弃人际关系，转而与机器人建立更“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相反，一些参与者考虑了相反的情况，即儿童的兴趣和欲望可能会受到机器人的控制，即使这违背了他们的兴趣。更进一步，他们中的一些人指出，如果出于邪恶动机部署机器人，例如在一个独裁统治的国家，机器人有可能被用来操纵儿童和执行纪律措施。

在定义儿童与机器人之间可能的关系及其影响时，参与者还关注儿童与机器人互动的情感品质，他们认为，孩子们可以将机构归因于机器人，从而产生亲密的社会联系，例如，孩子们分享他们的秘密。与上述不对称权力关系的预期含义类似，大多数参与者担心学生可能更喜欢机器人而不是人类接触。为了缓解这种情况，一些参与者认为，应该允许儿童学习或通过学习，而不是让机器人来回应4.1.2中报告的研究结果。与那些认为与机器人进行情感互动是轻信的人不同，一些参与者认为，虽然机器人可以“解释”儿童的情绪，但本体论的差异将导致双向情感交流的缺失。这种缺乏情感的互惠被认为是特别有问题的：“但是没有互惠！这种关系必须是单一的，必须是从这里到那里，从那里到这里。因为如果机器人能理解人，但人却不能理解机器人是什么……因为机器人被投射成某种东西，而且应该是这样”（T，F，PT）。他们预测，这可能会导致孩子们感到被欺骗，受到不公平对待，隐藏自己的情绪，并对机器人采取敌对甚至攻击性的反应。

4.3.3 可信度和信任可供性 我们的参与者对教室机器人以及适应学习者的相关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提出了问题，以培养成长和独立的机会。有人认为，教室机器人是可预测的和一致的：孩子们可以在瞬间得到问题的答案（由于技术的连通性），并且在解决任务时从不断的帮助中受益。他们认为，这样做的危险在于，机器人可能被认为过于可信。一位参与者解释说，“他们会把机器人看作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来源，他们不会质疑答案”（T，F，PT）。参与者假设，孩子们可能会过度依赖机器人，失去批判的能力，甚至鼓励他们设想一个未来，如果两人意见不一致，学生们可能更信任机器人导师而不是老师。

最后，一个焦点小组解释说，由于害怕判断，学生往往不愿意与老师分享他们在理解上的差距。据说学生们声称“无所不知”，抑制了自己的学习。一些参与者推测，学生们在向机器人表达自己的怀疑时可能会感到更自在，而不必担心判断。通过这项研究，他们建议学生们可以对自己的缺点更加坦然，这个过程最终将帮助他们与老师分享不确定性。另一些人则认为，在人际交往之外分享自己的弱点只会加强孩子们对自己隐私的信念：“也许他们只会把自己的疑虑暴露在机器人面前，会更加强化这一点，只会帮助他们隐藏更多他们不知道的事情”（T、F、PT）。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6368771

同性婚姻：台湾公投受挫，同志平权运动路在何方 郑仲岚 BBC中文台湾特约记者 A same-sex marriage supporter in Taiwan cries after Saturday's referendums in Taiwan. Photo: 24 November 2018Reuters 支持婚姻平权的人士，在11月24日的开票当晚难过落泪。 一个辛勤地与市民握手的身影，出现在11月27日的台北市午后街头，31岁的台北市议员参选人苗博雅，代表大安与文山两区参选，获得18739票的优秀成绩。往后，她将入主台北市议会，成为市民的公仆与代言人，在当选后出来谢票，苗博雅感激每一位投给她的民众。

不过，苗博雅除了是未来的市议员，她在这次的选举中也有个其他身份——同志婚姻入民法公投运动的发起者，她参与了这次第14号与15号公投案的拟定。

该两案的公投内容分别是：“您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别二人建立婚姻关系？”与“是否同意，以‘性别平等教育法’明定在国民教育各阶段内实施性别平等教育，且内容应涵盖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课程？”。最后这两项公投，同意票与不同意票都以1比2的悬殊差距告终，这两项公投失败。

反对方提出了三项公投，其中一项——“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规定以外之其他形式来保障同性别二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获得大部分人数支持，往后政府将依据公投结果，在三个月内提出同性伴侣专法。

11月24日的这一夜，除了选举外，公投的结果确实也让很多同志运动人士沮丧，长久以来的抗争，似乎在这一刻面临重大挫败，他们必须面对台湾目前的社会氛围。

台湾选举：民进党大败的四点观察 台湾选举：民进党国民党究竟谁胜谁负 成龙女儿宣布与女友结婚 再引台湾同性婚姻讨论 下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亚洲国家可能是哪里？ 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遭遇挫折 aBBC CHINESE 身为同志平权公投发起人之一的苗博雅，同时也投身这次的市议员选举，以高票当选。 持续为同志权奋斗

身为大安文山区的新议员，苗博雅同时也是一名公开宣布“出柜”的同志，一直以来，她都在同志婚姻的路上奋斗。身为这次的同志公投提案人之一，面对失败，她也相当坦然：“全台湾的同志圈都很沮丧，有些人甚至有轻生念头。但我都跟他们说，不要放弃，让我们继续努力”。

这次的投票人潮中，支持同婚入民法的选民为350万，对于苗博雅来说，这依旧是不可小觑的数字：“我们从‘解严’到现在30年，走到这样程度，我们还是鼓励‘同志’朋友们，想想很多温暖的善意，未来一定会更好。”

大安文山区同时也是传统国民党票仓，在这次的市长选战中，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丁守中，单单在这两选区内就大赢无党籍柯文哲2万余票。苗博雅能在思想相对传统保守的深蓝票仓，抢下一席议员位置，确实让许多选民感到惊讶。

苗博雅笑说，选民的态度还是很温暖的，选后在路上，许多人不断跟她说加油外，还有其他区的选民特地跨区来跟她祝贺。对于未来目标，苗博雅坦言，台北市目前给予同性伴侣注记，但是其他的权益尚不够，这会是她入主市议会后的关注重心。

好比目前同志伴侣所领养的小孩，依法只能注记为单亲家庭，无法给予同志双方保障。“同志婚姻的儿女，目前就医跟就学等权益，还是有些要改善的，还有如何带给台北市学校性别平等教育，我认为这很重要，”苗博雅说。

台湾的同志婚姻是否该入民法？抑或另立专法，成为公投案争论目标。AFP 台湾的同志婚姻是否该入民法？抑或另立专法，成为公投案争论目标。 专法如何设立？

早在2017年5月时，台湾的最高法院已经就现有宪法释宪，明定须在2年内修正或是制定相关法令来保障同性婚姻，如果逾期未修正或立法，同性伴侣即可依现行民法规定登记结婚。

这样的判决，无疑是让同性婚姻权利迈进一大步，但也引起部分人士的反弹，民法的“一男一女”婚姻定义不该被改变，应该用“同性伴侣专法”保护，因而掀起了这次的同性婚姻是否该入民法的公投互搏。

反同志婚姻入民法的组织“下一代幸福联盟”总召，同时也是公投发起人的游信义对BBC中文记者表示，这次公投结果是明确表示，民法定义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是不能被拆解的。游信义还说，未来会与同志团体“理性沟通”，大家一起找出更适合同志朋友的婚姻保障制度。

对于同性婚姻，游信义强调绝对是不同于一般婚姻：“如果把婚姻制度改了，既有的两性秩序会瓦解，一男一女的伦常体系也不复存在”。他表示自己绝不歧视同志存在，也尊重同志的权益，但不会妥协同志人士想要挑战法律下既有公共制度的意图。

但对苗博雅等支持同志婚姻入民法的人来说，民法本来就应适用所有中华民国公民，加上当时释宪时已经明确说出婚姻自由一定要平等保护，她认为如果另立专法，等同是过去美国白人对待黑人族群般，变相隔离同志族群。

她并补充，台湾是世俗国家，不是宗教国家。但是她在过去很多辩论场合下，看到有很多特定宗教团体人士，出来反对同志婚姻，但其实都是他们背上教义后，强加给其他人群的结果。

苗博雅认为，所有的信仰都是教人去爱，不要去阻挠其他人的幸福，台湾有宗教自由，但有些人用他们自身的宗教坚持，强加在世俗国家的民法上，“也许一时吧（有效），但长久下来，我们会走向一个民主共和国家该有的样子。”

台湾在10月底举办同志大游行，当时主办单位声称聚集了13万人参加。BBC CHINESE 台湾在10月底举办同志大游行，当时主办单位声称聚集了13万人参加。 同志权利下一步

放眼亚洲，台湾曾一度是最接近同性婚姻可以实质合法化的国家，然而现在在公投过后，台湾政府必须要参考公投结果，并作出适当地回复。同志婚姻虽然依旧会立法保障，但无法入民法，对同志族群的打击，显然不是一时半刻可以恢复的。

对于反同志婚姻入民法的一派，重申要提同志伴侣专法，苗博雅轻松地回应：“他们要提案是他们的自由，但我相信，未来的某一天，台湾会迎接真正的婚姻平权”。

游信义则说，台湾人对于同志一直是很友善的，可以合法登记伴侣跟办结婚仪式，就连他也有同志朋友。但他认为是部分激进派同志人士为了自已利益，想要修改民法规范，这是很不可取的。他说：“婚姻不就是为了孩子吗？那不然是为了什么？”。

他并补充，民法保障的异性婚姻是高于任何一切的，同性婚姻的“价值跟重要性没有那么高”。游信义认为同志人士一直口口声声喊人权，但他们要去探讨，同志人士也是异性结合下出生的，对于同性人士一直抨击他歧视，他觉得很遗憾。

然而，对于苗博雅来说，同志平权本来就不是容易的路。她举例说，过去德国、法国与美国等国家，都是历经数十年的争取才慢慢得到权益。

苗博雅坚定地说：“人无知的时候，就会一直散布恐慌。但社会改革就是这样吧，往前走三步，还是会一时退两步。慢慢地走，目标总是会到的”。

未来他们将先朝着与民法同样规格的目标审慎订立专法，而台湾依旧是亚洲最先承认同志伴侣关系的地区之一。而台湾同志权益的下一一步，苗博雅与她的同志战友们，依旧在真正同志婚姻的崎岖道路上缓缓而行。

水平线 中国大陆与香港的同志权益现况

BBC中文记者林祖伟

同性婚姻或同志公民结合权利，暂时在中国大陆或香港也是遥不可及的梦。

湖南长沙一对男同性恋伴侣，2015年曾向民政局办理登记结婚被拒，其后向法院提告，成为大陆首宗同志争取婚姻权的案例。结果，法院判处他们败诉，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规定“只有一男一女才能结婚”。

孙文林（右）与他的男朋友在湖南的法院提告，但他们败诉。CNS 孙文林（右）与他的男朋友在湖南的法院提告，但他们败诉。 在大陆较开放的城市，民众对同志的印象并非完全反感，粉红经济甚为活跃，会有同志酒吧、同志交友软件等等，亦会举办较大型的同志活动，例如上海骄傲节等等，不过这些活动因为政治因素，不会以“同志游行”作宣传字眼。

但由于中国此前的“一孩政策”持续已久，家庭基于传统观念，对下一代有传宗接代的要求，令许多男同志被迫隐瞒自己性向，与异性恋女性结婚，结果造成了“同妻”（同志恋者的妻子）的问题。根据哈尔宾工业大学发表的研究成果，估计中国大陆有1600万“同妻”。

一些男同志亦会寻找女同志结婚以应对家庭压力，此称为“形式婚姻”。

非政府组织人权监察2017年发表报告，深度访问了17名被强迫接受“转化治疗”（又称矫正治疗、扭转治疗）的同性恋者，列出他们如何因为接受治疗而身心受损。

国际医学机构早已不视同性恋为精神病，世界精神病协会把“转化治疗”视为违反道德、没有科学根据和具伤害性。

中国政府在1997年把同性恋去刑事化，由于官方也不再视同性恋为精神病，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转化治疗”或被视为违法，但官方对坊间的“转化治疗”并没有任何表态。河南一名男同性恋者曾被妻子强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转化治疗”，结果告上法庭，法院认为他的人身自由被侵犯，获赔5000元人民币。

中国政府没有公开认可同性恋，关注团体一直担心官方随时会施以打压，例如过往有同性恋体裁的影视作品遭下架，中国曾推出《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称同性恋是“渲染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趣味”，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官方是否为同性恋定性。

而在香港，同志平权运动被观察人士认为“停滞不前”，先不谈同性婚姻，连反对歧视不同性倾向人士的法例也讨论了十多年，也无法达成共识。

根据港大2017年一项研究，香港逾半人支持同性婚姻，但社会的反同宗教保守声音强大。

香港立法会上周以27票反对、24票赞成三票之差，否决了同志缔结伴侣关系的议案，有宗教背景的议员公开表示，同志是异数，“歧视他们并没有问题”。

专访：或改写香港同志历史的公务员与机师 值得留意的是，香港近年同志运动的维权方式，逐渐走向法律层面。

近期，一名女同志MK，认为香港并无让同性伴侣缔结的相关机制，入禀法院提出司法复核，争取民事结合权，将会是香港首宗直接谈及同志配偶关系的案件。

另外，英国女同性恋者QT今年7月获判胜诉，令在外国民事结合的同性伴侣可以申请受养人签证，被视为香港同志运动的里程碑。而公务员梁镇罡则与在新西兰注册的英国籍伴侣，争取政府给予他们平等待遇，希望可以申请异性恋公仆享有的配偶福利，案件已获批上诉至终审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