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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Last 7 days
    1. 把区块链和养鸡放在一起更是令人困惑。华裔作家,艺术家,和程序工程师王筱玮在2020年出版的《区块链养鸡场(Blockchain Chicken Farm)》一书中,就通过第一人称的视角探索了数字技术、农业生产、与食品安全的问题。她走访的人中,既有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和工程师,也有卷入农业科技化进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连区块链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信息技术正在农业领域迅速蔓延,然而我们对此却近乎一无所知。

    1. Buffer 公司开发社交媒体管理工具,有 89 名员工,它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老板:所有员工包括 CEO 的薪水都是公开的;所有员工都远程办公,唯一的办公室在六年前关闭;公司的一项福利是所有员工想买的书都由公司买单。去年的疫情影响了无数人,Buffer 的回应是将五天工作制减少到四天,不减薪,至今仍然延续。神奇的是,公司在减少一天工作时间的情况下仍然完成了相同的工作量。会议和社交活动减少了,而员工加快了工作节奏。Buffer 人力资源部的 Nicole Miller 说,当我们一周工作 40 小时,我们会找到方法干 40 小时。四天工作制的员工表示他们更健康更快乐更少赶工;而雇主报告员工更有效率更专注。这些实验四天工作制的公司的成功故事指出了一种可能性:有关工作和生产效率的传统方法从根本上被误导了。生产力的提高让四天工作制成为可能,但我们的社会仍然将更长时间的劳动视为一种荣誉勋章。

    1. 我们生活在表演性阅读的时代。

      尽可能多地阅读书籍是当代知识工作者的新竞赛,我们相信疯狂输入信息才是正道,于是我们不停的从一个顿悟跳到另一个顿悟——只想要干货但拒绝思考——对学习的痴迷已经沦为对消费的痴迷,仿佛我们需要采取行动的答案就潜伏在下一本书、下一部纪录片或下一个Netflix节目中。

      而事实上很多最成功的人都是像查理芒格说的那样:"把一个简单的想法,认真对待"。这篇文章就是从这样的切入点讲述了Rich Barton和Richard Mosse的故事,前者是一个多次创业(且多次成功)的创业者,后者是一个摄影师。

    1. Scenius(场域天才)和genius(天才)很接近,只是它是蕴含在「场域」中而不是基因中。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例子可能就是巴黎左岸孕育出无数天才的咖啡馆。

      事实上,大多数高校和顶尖的科技公司,都是以成为够激发个体潜在才能的「场域」为目标。事实上打造场域天才的方法远比想象的要简单的多,就是:当这样的场域出现时,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抹杀它,不要让它过早的正式化。让它保持低效、浪费、边缘的状态,在地下室、市中心、郊区、边缘地带。给它机会让它孕育闪耀群星。

    1. ZKP 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法。它在此类信息交换中提供了一层隔离,允许消费者在给出信息的时候只需要给出必要的部分。必要性的尺度在于:再少一点信息,就无法建立信任,也无法达成交易。因此,Zero Knowledge 并不是真的「零信息」,而是「必要的信息」。它本身也是一种对信息的有效压缩,从而让交易能更加广泛的达成。

      信息的多寡是一种取舍。信息量太大,就会带来认知过载,信息量太小,就无法做出判断。我们经常讲的 the right level of details 听上去是一种玄妙的职场黑话,但它的确告诉我们「界面」在信息传播和建立信任中的价值。

      中间人也可以作为「界面」。KOL 就是一种中间人,他们推荐各种商品给我们,并且以自己的「人设」作为担保。从机制角度来看,这并不可靠,而且很难规模化。而 ZKP 这样的机制则更加稳定和可规模化,「知乎高赞」和「拼多多」都近似于一种 ZKP。

  2. Jun 2021
    1. 本文详细的总结了 Netflix 在过去 20 多年的时间里,如何坚持不懈在个性化推荐上进行投入,从各个维度尝试向用户推荐视频。

      选择观看一部影视剧,对于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消费者而言,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而在 Netflix 的界面上,这样的选择就只有一张海报和一段预告。在 Netflix 取得成功之前,影视消费决策还是非常传统的好莱坞式的营销:导演、明星和 IP。

      文章中写到,一直到 2011 年,在努力尝试了 13 年后,Netflix 终于证明了个性化推荐可以提升用户留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 13 年中,没有一次实验获得了显著的成功。13 年的统计不显著,仍然没有停下投入的脚步。

    1. 文章首先回顾了 Web 的发展历史。被称为 Web 1.0 的是指 1980 年代到 2000 年代前期的部分,彼时的互联网是去中心化的,由一些开放协议(比如 HTTP、SMTP、FTP 等)构成的网络。Chris Dixon 指出,Web 1.0 的问题在于当时的开放协议几乎没有考虑任何的「交易」属性,没有身份、状态、支付等特性。因而,在 2000 年中期,开始了 Web 2.0,主要就是结合资本的诉求为 1.0 缺失的特性打补丁。

      你会看到,在 Web 2.0 中,一切把技术裸露在外的原始开放协议被崭新的商业应用重新包装了。这时候,身份和交易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其解决方案是中心化的。提供这些解决方案的公司收获了极大的网络效应,并能够从中获得巨大的商业收益。

      中间商惹人嫌的地方,并不一定是他们能够赚钱,而是他们可能会为了赚钱而产生对上下游的不正当的影响。这也是今天的科技巨头公司饱受诟病的地方。在这里,Crypto 和 Creator Economy 是分别从生产上游和交易机制的角度进行的去中心化尝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 creators 发现,自己无法在大平台上有效的获得流量曝光之后,他们就会另寻出路,从大平台迁徙到自己的平台上。有趣的是,在中国互联网上的这种迁徙并不彻底:所谓私域,并没有离开大平台。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大平台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而且也保有更高的治理智慧。

      而在西方,新的生产关系已经被概括为 Web3,下面这种图表明了 Web3 的技术架构。

    1. 外卖改变餐饮行业这件事,在各个国家都在发生。这篇文章写的是美国——当一家实体餐厅转到线上的时候,大家一般都会对菜单做一些更新,而其中的一个非常流行的做法,是在菜单里面加上鸡翅,因为它原料简单,制作方便,并且可以包装成各种不同的味道。2020年4月到2021年2月之间,美国餐厅的消费量减少了11%,但是鸡翅的销量增加了10%,好多城市鸡翅涨价,有可能要面临“鸡翅荒”了…… 和中国类似,美国也出现了很多“幽灵厨房”。它们并没有实体的店面,只有一间厨房。为了得到外卖平台算法的推荐,大家普遍会换着名字多申请一些虚拟店铺,比如姥姥家鸡翅店、舅舅家鸡翅店、三姨家鸡翅店,最后都是同一个地方制作的鸡翅。有了这种“餐厅矩阵”之后,还可以向外卖平台争取更好的条款。

    1. 《大西洋月刊》的这篇长文揭示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存在四个不同的美国。它们分别是:强调个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美国”;高教育水平、高收入、不跟其他阶层来往的“聪明美国”;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真实美国”;关心社会公平问题和身份政治的年轻人组成的“公正美国”。

    1. 湯姆漢克斯投書紐約時報,反省他自己都不知道在1921年,在Tulsa白人暴徒殺了三百個黑人。而這種白人對黑人的系統性暴力,課本沒教,因為「歷史大部分是由白人為了像我這樣的白人而寫的」。

    1. 最近的“Stop Asian Hate”是继“Black Lives Matter”规模最大的少数族裔觉醒运动,也是让主流社会意识到亚裔被歧视和被忽视的现状。这个故事讲了NPR亚裔记者Emily Kwong(鄺文美)学习中文的经历。Kwong是中美混血儿,她的父亲Chris是一个1958年出生在纽约的华裔。Chris的经历和很多在美国出生的二代华裔经历很像,他从小失去了学习中文的机会,因为他的一代移民父母希望他能融入美国社会(这也是中国二代移民是最少会说母国语言的移民的原因)。但是,Chris在唐人街听到人们用中文说话会十分焦虑,这种焦虑来源于自己失去了融入自己根源文化的机会。而随着Kwong的成长,她越来越意识到,失去说中文的能力,不会让她更融入美国,而是无法理解自己的祖父母的语言、情感和思想,为了不再有父亲那一代的遗憾,她决定从头学习中文。

    1. 1947 年,IBM 推出了一款中文打字机,有 36 个键能打 5400 个汉字。在演示中,一位华裔女性熟练的敲出了一个个汉字。她是谁?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史教授 Tom Mullaney 一篇关于中文打字机的博文吸引了一则留言,留言者称她就是那位打字员。她叫 Lois Lew,在 IBM 的宣传片里,她只有 22 岁,现在她 95 岁了。她出生在纽约,后来回到了中国。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她与家人一起逃往南方,一直到逃到香港。她的母亲为她在美国找了一个丈夫。她当时只有 16 岁,独自一人去了纽约。她的丈夫经济状况一般,在纽约开了一家洗衣房,而她还没到纽约州的法定结婚年龄。她不会多少英文,工作机会寥寥。这个时候 IBM 需要一位会说中文的人去演示它的中文打字机。 Lew 去应聘时工程师首先问她会不会拼 encyclopedia,她以为工程师可能要她回家。但发明中文打字机的工程师 Kao Chung-chin 意识到他没有多少人可供选择,因此留用了她。但中文打字机从未能进入市场,而 Lew 在离开 IBM 之后开了一家中餐馆。

  3. May 2021
    1. Not Boring 的这篇文章非常详细的讲了 Shein 所在行业的特点以及他们的优势之处。例如 Shein 将设计到生产的时间缩短到三天,而传统的典型时间是 5~7 天;取消了中间商,采用了拼多多创造的 C2M 模式,从用户需求直达设计师,同时依托中国的供应链让 Shein 的产品可以更快更便宜的被生产。目前 Shein 已经是一家估值 3000 亿美金的公司,在最有价值且还未上市的创业公司榜单中已经能排得上号了,也算是中国公司走出去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值得持续关注。

    1. Sketch 在这个月发布了自己的新产品战略,主要聚集在:实时协作、Workspace、浏览器内的直接预览。整体来看可以说是非常的老生常谈了,都是早就应该有的功能没想到拖到了现在才出来,从我的角度看 Sketch 过去的迭代真的是非常令人失望:坚定不移走原生应用协作路线、性能迟缓、至今没有 Windows 版本…这里有一条评论很好:「一次虚张声势的影响活动,用大量误导性的描述让人觉得 Sketch 更像 Figma。」

      从 Photoshop 到 Sketch 再到 Figma 是一条很有趣的 UI 设计工具迁移路线,每个环节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变化:

      Photoshop → Sketch:1)扁平化的设计潮流兴起,UI 界面设计门槛降低,不需要过去那么复杂的工具完成高频操作;2)移动互联网普及,行业红利带来更多非设计背景的从业人员,需要更易上手的工具;3)原有工具在新场景下没有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和升级(性能、标注、预览…)。

      Sketch → Figma:1)设计本身从独狼式工作转变为组织性工作,需要在生产力工具层面支持;2)设计落地需要更多部门的配合,需要更「云端」的协作方式;3)原有工具的支持力度糟糕,需要大量第三方应用配合才能完成基础和高频的工作。

      从根本上两个软件走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尤其到了今天,两个产品的差异越来越大。Sketch 和 Figma 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生产力工具竞争案例,从结果看两者都做出了更好用的 UI 设计工具,但选择的路线完全不同,目前来看 Figma 逐步走上了领先地位,过去还很期待 Sketch 准备如何反击,现在看来 Sketch 基本没什么还手之力了,走向衰落也成为板上钉钉的结局了。这里有一个反思或者教训是:如果决定做生产力工具,在造一匹跑更快的马同时,更要花大力气思考未来人们如何出行。在一个迭代速度没那么快的领域中可以先造马赢得市场,然后再投入造车,但如果你所在的领域迭代速度极快,同时已经有一些苗头在技术、需求等侧面初步证明汽车已经在眼前了,那就需要做出更具 vision 的决策或选择:像 Figma 一样投入超长时间耐住寂寞专心打造产品,当产品成熟之时,就是重新划分行业格局之日。

    1. 如果你有关注 Twitter 近况的话会发现,他们最近半年上线的功能几乎要比过去十年上线的功能还要多了。Twitter 的 CTO Parag Agrawal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提到了主要的原因:从 Twitter 建立之初,他们就在使用自己的机房运行整个服务,随着时间的推进,整个技术架构变成一团乱麻,严重影响到了产品迭代速度。2016 年的时候技术团队有过一次讨论要不要把自己的整个服务迁移到公有云上,但经过评估之后认为这个事「冒险、昂贵且具有破坏性」从而被放弃,至此之后技术债越堆越多,最终在 2018 年实在受不了了,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开始迁移,尽管整体还没有完成,但目前业务已经感受到了好处,产品迭代相比过去也快了很多。

    1. Paul Graham 的新博客讲了他是如何看待新想法的:在一个新生、反共识的东西诞生时,看衰是最安全的做法,因为确实绝大多数类似的东西最终都会失败。Paul Graham 给出了另一个角度的观察:如果你仔细研究「发表新想法」和「评判新想法」的「回报」会发现,「发表新想法」的回报是这个想法最终被证明后的价值,所以只有当成功概率大于 10% 且回报收益是 10 倍以上时,这样做才是值得的。但是攻击一个新想法的「回报」是固定的,无论攻击的目标是什么,回报都一样稳定。

      有两个问题是非常有趣的:1)你有哪些和自己周围人观点都不一样想法?2)你认为未来 5 年大概率会出现哪些大变化?

    1. 这篇文章采访了 Stripe 的支付业务负责人,他讲述了 Stripe 的产品文化,除了老生常淡的快速迭代、深度思考、重视设计之外,提到了大家会思考 30 年后的产品趋势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以此来矫正短期行为,是否出现了方向偏差。以 Stripe 举例则是他们认为商业行为未来一定会转向到互联网之上,因此才有了 Stripe。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很像大家聊起苹果时经常会讨论的问题:为什么人家可以花大成本重视设计,不断挑战工程极限,我们就不行呢?一般的讨论结果会变成:因为他们有极大冗余,资源丰厚,有议价能力,所以他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你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更务实的解决当下的问题。这里其实反映出了两个问题:到底是谁创造了谁?是先有长期愿景和文化,再有的成功;还是先有了眼下的成功获得了冗余的资源,才能更加长远思考?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更长期的观察才能得到一些靠谱的结论。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没有资源冗余的创业公司来说,只能通过靠谱的长期思考得出的愿景以低于市价的方式获得相信这些的人加入,同时以足够强的凝聚力和 ownership,这样才能有可能在小概率下获得初步成功继续滚动这个雪球,当然在实际操作中会复杂很多。

    2. 本文是对 Stripe 支付业务的负责人 Michael Siliksi 的访谈。

      谈到 Stripe 的产品文化,Siliksi 讲到两个点:deep-thinking 和 moving fast——它们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Siliski 也谈到他们如何用很长的书面文档来进行沟通,以及聘用头脑聪明且行动力强的人,但这些都难以保证思考深入的同时,行动速度还能不受影响。

    1. 有投资者在 Spotify 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上提出疑问「现在市面上的音频产品几乎都是录好的,你们为什么要收购一家做实时音频的公司?」, Spotify CEO Daniel Ek 解释说「实时音频是下一个 Stories」,主要原因是:1)实时连线可以让创作者和粉丝关系更近,这和 Stories 的效果很接近;2)每个平台都会吸引这样的音频创作者,但 Spotify 专注音乐和音频,因此更加符合这类创作者的诉求;3)当你关注的创作者做了一个优秀的作品,你作为粉丝难道不想更早听到么?

      在这其中有个有趣的点是:Stories 几乎是每个内容/社交产品都标配的产品,而且发展都不错,但在国内 Stories 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反过来(语音)直播则是每一个国内内容/社交产品的标配且作为收益来源发展的都不错,但在国外产品上似乎并不是这样 🤔。

    1. 科技公司的 offer 一般由现金和股票两个部分构成,而股票一般分 4 年兑现,不同的公司会选择不同的策略,比如按年兑现,每年 25%;第一年按年兑现,后续每月归属;按年兑现,4 年分别为 10%、20%、30%、40% 等等,不过最近越来越多公司开始放弃这种传统的归属方式,例如 Snap 开始尝试 3 年期归属,Stripe、Lyft 开始尝试一年拿完,这样可以释放更多被锁定的股票,方便公司雇佣更多新员工,对于员工来说收入更可预测,毕竟谁也不知道 4 年后公司股价到底是什么水平(比如最近上市的快手,这才几个月,相较于高点已经腰斩)。

      对于 Coinbase 来说,除了一年归属之外还决定薪水对标同行 75% 分位,同时他们看到对薪酬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掌握薪酬谈判的人,因此他们取消了薪酬谈判,所有同水平的人薪酬一致,差异化由入职之后的绩效决定。算是一个很有趣的尝试。

    1. 挪威哲学家Guttorm Fløistad这样形容这些层出不穷的“慢运动”:

      “今天的社会给人们传达的信息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所有东西都在变化,变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如果你要抓紧时代的列车,你就得加快速度了。然而,我们应该提醒每个人:其实,我们的基本需求从来不会变化——被看见的需求,被欣赏的需求,对归属感的需求,对附近性和关怀的需求,对一点点爱的需求。这些需求,只能通过人类关系中的慢才能获得。所以,要想掌握变化,我们首先要恢复慢速,恢复反思,恢复团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更新。”

    1. 这篇文章在开头的时候讲到了 1950 年代的美国:你不需要有特别高的才华和天赋,就可以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而且可以买一个很好的房子和汽车。

      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陷入了无尽的游戏中。这个游戏看起来上限很高,你可以只是坐在家里做一个创作者,就可能拥有百万粉丝,成为百万富翁。在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普通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但这样的致富故事,听上去很像是「足够真实」的那一个。一个穷小子,通过不懈努力,加上自己的天赋,最终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我们已经学会在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先问问这是不是真的。

    1. 乐事薯条(Frito-Lay)公司有一位清洁工,名叫 Richard Montañez。一天,他从装配线上的一台坏掉的机器中取出一包未经调味的薯条带回家。他进行了试验,并提出了制作辛辣薯条的想法。受到乐事 CEO 一段励志视频的启发,他打电话给 CEO 助理,要求向董事会提出他的想法。两周后,在加州库卡蒙加牧场,他向 100 多人的高层管理会议上进行了汇报。后来,Montañez 的产品 Flamin' Hot Cheetos 将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薯条之一。最终他成为了乐事公司的一名高管。

      故事还没有讲完。这个堪称完美的成功故事被全国媒体报道,并已经改编为电影剧本,准备开拍。

      故事可以一直讲下去。直到 Flamin' Hot Cheetos 真正的发明者 Lynne Greenfeld 发现,他的发明被安在别人身上,演变成了一个荒唐的闹剧。关键在于,乐事公司也把这个故事作为塑造企业形象的好故事,而推动了事态的发展和传播。洛杉矶时报随即曝光了这一丑闻。

      尽管如此,电影编剧仍然认为故事「足够真实」:一位清洁工,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成为了知名企业的高管。实际上,编剧应该更加喜欢这个故事的现实版本,就是在谎言被揭穿之后的神转折,更能让观众感受一次现实的过山车,在恍然大悟后瞠目结舌。

      这是 Hustle Culture and the Big Lies of Success 一文开头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前半段足够真实,甚至于已经让人觉得有些乏味。而后半段的反转如期而至,让整个故事充满了戏剧性。技巧纯属的故事讲述者,会用慢条斯理的语气平铺直叙,然后在让你觉得故事快要完结的时候,突然反转。只要结局没有来,谁也不敢先走出剧院。

    1. 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新技术出现所导致的⼈们对 我们这个世界在哲学层⾯的理解所发⽣的变化。⽽我们 当下的时代与启蒙时期相⽐,在技术进步和哲学思考的 互相作⽤⽅向上是相反的。我们⼀直在寻求⼀种指导纲 领性的哲学,⽽在寻求这种哲学的过程中,我们却创造 出了⼀种很可能将主导⼀切的技术。

    1. 在美国洛杉矶,去年开始出现一大批TikTok网红「公馆」——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创作,并培训新人。这些公馆吸引了来自全美的青少年,不少人辍学前来追寻网红梦。

      《哈泼斯》杂志的这篇长文,记录了作者在一家网红公馆里面看到的东西:一面是热闹和繁华,这些网红就好像当年的西部淘金者一样,他们在TikTok这样的平台上圈地赚钱,有人随便拍摄一条15秒的广告视频就可以拿到几万美元;另一面则是空洞和忧伤,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而即便是有着几十上百万粉丝的年轻人,他们大多也是浮夸而肤浅,甚至很难集中注意力——比如,每次到篮球场上准备打球,吵吵闹闹分好队伍之后,还没开打,他们就被其他东西吸引,四散跑掉了。

      文章的作者是一名大学老师。他在行文间,频繁回想起自己的手机上瘾的学生,以及问题重重的高等教育制度。他说,如今人们的共识似乎是:“我们的学生不是有着复杂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的人,而是填补就业市场不足的潜在劳动力。”正是因为我们人之为人的定义被扁平化了,所以,无论是那些到办公室找他诉说心理问题的学生,还是那些在网红公馆里的年轻人,他们看上去都是那么的悲伤。

      曾有一个男生跟作者说,他在整个隔离期间一直躺在床上,刷TikTok、Instagram,看各种电视节目。而最让他感到慌张的是,他发现这和他疫情前的状态其实差不太多。作者跟这位男生说:你需要的也许是文学理论家肯尼斯·柏克所谓的“equipment for living”(生存所需的设备),读几本好书也许有用。

    2. TikTok 时代创造网红。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自从媒介自印刷术开始有着大众化趋势以来,人们就开始探讨原本稀缺的影响力,变得唾手可得,会对世界和人类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当下这个时代,除了重复安迪·沃霍尔那句每个人都可以成名 15 分钟以外,我们还能对此探讨些什么?

      哈珀斯杂志的这篇文章提供的视角是,网红是否是时代症候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视角,从弗洛伊德时代开始,个人心理和时代精神之间的链接就已经被明确的建立起来了。而这篇文章多少页充斥着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陈词滥调。

    1. Vice 的这篇文章介绍了在印度尼西亚,一些帮助外卖骑手的工作好过一些的灰色 APP 市场。

      这些 APP 功能各不相同。有的帮助骑手自动接单,而这是外卖公司自有 APP 不具备的功能。有的则可以帮助骑手修改定位,帮助骑手能够接到更适合自己的订单。还有的可以让骑手筛选自己想要接的订单,避免一些长距离订单或者超低价订单等等。

      而这篇文章或许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存在一定的阅读障碍。在中国,人们对于外卖骑手的工作有了一些大致的认识,但是这种工作方式却未必是印尼外卖骑手的工作方式。他们的 APP 有着不同的派单逻辑,而印尼城市的不同特质,例如超过北京的拥挤程度,也为骑手的工作造成了别样的困难。

      但核心的问题仍然是一致的。是否存在用技术真正提升生产效率的可能性?而不仅仅只是将剥削隐藏在不可见的代码之后?

    1. Mark Lilla 是当代最出色的政治理论学者以及思想史学者。这篇文章是他发表于 New Republic 上的一篇书评,而后收录进了他的个人文集《搁浅的心灵》,该书中文版于 2019 年经由三辉图书发行出版。

      文章讨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理解当今社会的反动思潮?反动(reactionary)大致是指诸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与启蒙精神倡导自由、平等等价值观相悖的意识形态。关于反动,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媒体与大众的关注大多集中于现实层面上,例如全球化创造了更大的不平等,以至于许多人在其中受到损害,因而选择了许多反动意识形态作为救赎的方式。

      而 Lilla 的论点是,问题的根源来自于一种接近于本性的心理,当人们面对现实生活的失意,总是会幻想曾经黄金时代的辉煌,继而期盼一种力量能够让黄金时代重临世界。这种心态,始终潜伏在历史中,并且会经由各种人的表述不断复活。而这篇文章追溯的大致就是这样一个历程。

      追溯这段思想史的意义是什么?Lilla 认为,思想史证明的是,所有关于黄金时代的理解都不过是妄想。而人类要摆脱神话的迷思,要做的只能是承担起未来的责任。

    1. Get Things Done,一种源自于国外的自我管理方式,教导人们用各种工具让自己的生活井然有序且效率十足,包括番茄时钟、待办列表、闹铃提醒、再到更精神层面的断舍离、冥想等等,不一而足。而所有的 GTD 文章多少都点冷冰冰。他们会引用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指出人类的特性是如此这般,因此对症下药,你需要使用我们的 APP 或者硬件设备……简而言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要更柔软一些。作者 Amitava Kumar 只做了一件事情。每一天,只要她完成了当日的写作任务,就会在用的笔记本最后一页,写上当天的日期,然后再打一个勾。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只是一个勾而已。

      更让人惊讶的是,Kumar 在这里完成的一个转换。有时候,人们会批评 GTD。他们说,人们过于执着于用复杂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人生,以至于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工具之上,反而忽视了自己真正在做的事情。但是 Kumar 说,通过用一个勾,仅用一个勾的方式,她发现勾起到了完全不同的作用:“我所做的事情,定义了我是谁。而这个勾,则是我所做事情的具象化符号。”

      “勾才是真正的生活,而日常工作只是活着而已。“

    1. 受禁书行动影响的高三学生即将成年,他们将约会、恋爱,将面对真实的世界。阻止孩子们阅读我的书,或者任何一本书,并不能保护他们。

      不允许读,不允许谈论,这可能会使他们失去机会:在即将遭遇之前,先对这个世界有所了解。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禁书行动的本质:短视、暴力和不可原谅?

    1. 《哈佛商业评论》一篇文章中关于「生产力工具」的举例:

      有「高尔夫球」课程,但没有「高尔夫球杆」课程。球杆只是工具,真正要学习的是如何有技巧的打高尔夫球,不应舍本逐末。老虎伍兹即使用一副破旧的二手球杆,也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

      作者给出的建议:先将重点放在方法上。当有了方法后,对工具的要求就显而易见了。

    1. 组织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词汇——“languishing”,用来形容这种感受。

      “不是精疲力尽,我们仍然有精力;也不是抑郁症,我们并不感到无望。我们只是觉得生活有些无趣,感觉看不到方向。”

      “过着一种平静的绝望的生活”。

      languishing 就是这样一种停滞和空虚的感觉,它会让人难以集中注意力,很难有兴奋的情绪,“感觉就像是你在浑浑噩噩地度日,隔着一个雾蒙蒙的挡风玻璃观看自己的生活。”

      除此之外,他还表示,这可能是2021年蔓延在人们之间的一种主导情绪。

    1. 2021年4月21日,阿卜杜尔-阿里·穆罕默德(Abdul-Aliy Muhammad)在《费城询问报》(The PhiladelphiaInquirer)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批评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以下简称宾大博物馆)持有1985年MOVE爆炸案中遇难者的遗骸,并将其用作课堂教学目的。作者要求宾夕法尼亚大学及宾大博物馆将遗骸归还给遇难者家属,为持有这些遗骸郑重道歉,并对相关家属和社群进行补偿(reparation)。

      MOVE是一个非裔美国人激进环保组织,由约翰·阿非利加(John Africa)于1972年创立,总部位于费城。1985年5月3日,手持逮捕令的费城警察在试图进入MOVE成员居住的排屋时与后者发生武力对峙。警察向屋内投掷催泪弹,MOVE成员开枪回敬,警方也用自动武器予以还击。随后,警方从直升机投下两枚炸弹,爆炸引起大火,焚毁了周围的65间房屋。最终,包括约翰·阿非利加在内的6名成人和5名儿童死亡,超过250人无家可归,MOVE居住的排屋内仅有两人幸存。2020年11月,费城市议会通过投票表决,为爆炸事件正式道歉。

      1985年,在体质人类学家阿兰·曼恩(Alan Mann)的监管下,宾大博物馆通过费城市法医办公室接收了MOVE爆炸案的遗骸进行检查。由于对其中的某些遗骸是否属于特定MOVE成员这一问题产生了争议,此后宾大博物馆一直保留着这些遗骸,直到2001年曼恩教授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时将遗骸随他一起带走。2016年,宾大博物馆曾暂时取回遗骸进行调查,到2019年它们被送回至普林斯顿大学。

      201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的一门法医人类学线上课程中,主讲人宾大博物馆体质人类学负责人珍妮特·蒙格(Janet Monge,她在1985年曾作为博士生在曼恩手下工作)手持被严重烧毁的股骨和盆骨(它们来自MOVE爆炸案的遇难者遗体)给学生们授课。这一系列课程的标题为“真实的骨头:法医人类学的冒险”。

      此消息传出后,阿非利加家族以及更广泛的非裔社群表达了强烈的痛苦和愤怒。他们质问为何这些同伴的遗骸会进入博物馆的收藏陈列,以及为何它们会被用于科研和教学目的。对非裔美国人而言,在36年之后,MOVE爆炸案尚未愈合的伤疤又被无情撕开,而宾大博物馆距离当年爆炸的案发地仅有几个街区之遥。不少人类学者也积极声援非裔群体,认为博物馆和研究者未获得当事人生前或事后的知情同意,严重违背了研究伦理。而且,此次事件凸显了非裔美国人遭受的双重暴力:一方面是以MOVE爆炸案为极端体现的、由国家施加的身体暴力;另一方面是学术机构留存遗骸以供“科学研究”、不交予遇难者家属/社群善后的学术种族主义暴力。

    1. 用电子阅读器跟踪阅读的速度,如果确认真的读完大部分的内容,就全额退款给你,并倒贴一点钱。算是付钱请你来读完一本书。很多读者是买书后不读完的,所以整体来讲出版社应该能赚钱?

      类似的思路:健身房付钱请你来锻炼。每个月来健身一定天数后,退钱给你。

    1. 几十亿网民都在玩同一个大型线上游戏。各社交平台,各种网上的互动/发帖/聊天/做任务,都是游戏里的一部分。游戏里有随机事件,后果能影响到线下的人生(如突然成为网红,人生轨迹改变)。

      好的游戏设计四要素:Feedback Loops(如别人的转发点赞打赏);Variable Outcomes(如小概率地一夜爆红);Sense of Control(努力会有回报,技能会有所长进);Connection to the Meta Game(有可能影响到你线下的人生/职业生涯)。

      这个大型线上游戏里,还有各种小游戏(如朋友圈秀炫晒)。如果你不想在别人的小游戏里内卷,那你可以自己定义游戏规则(如彻底退出朋友圈),在你自己设计的小游戏里,你也能玩得好,玩得开心。

    1. 本文讨论了在 Substack 等创作者平台上写虚构作品(小说等)这个话题。

      开头先释放了不少关于图书出版行业的数字。从作者的角度看,写书真的不是一件财务回报很好的事情。这个行业当然会冒出一些超级畅销书,但比例极低(2020 年中 260 万本在线销售的图书中,只有 268 本销售量超过了 10 万份)。出版社想要和已经成名的作家合作,而非挖掘新人。国内市场的数据也是类似,去年按照码洋计算的十大畅销书中,只有 1 本是当年出版的新书。

      作者随后也分享了 Substack、Patreon 和 Wattpad,结果仍然很惨淡。有趣之处在于,虚构作品的商业化还不如非虚构。在 Substack 和 Patreon 上都已经出现了年入百万美元的创作者,而在 Wattpad 这个美国版阅文上,创作者的付费内容只能收到很少的钱(每年分摊到每个作者身上只有 1818 美元)。

      背后的隐忧在于:如果传统出版和线上平台都无法为虚构类作者支付足够的报酬,那么新的故事从何处诞生呢?当然,影视和游戏公司也在为好的故事付钱。但我们必须理解到,文本仍然是创作和挖掘好故事最高效的方式。从近年越来越多的影视和游戏改变作品来看,经典的故事就像是被不断开采的原油一般被快速的探明挖掘,但这是不是会有尽头呢?

      文中提到了一个词:serialzied,正是虚构创作的要义。普通人类并不缺乏讲述短故事的能力,但难在构建多个人物、多个视角、长时间跨度的世界(或宇宙)。这是一种少有的能力,因为它需要极高的共情能力,也就是说能够站在上帝视角观照全局,又能下放灵魂到某个角色身上,替他感受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连续不断的延伸创作,让故事可以讲下去。

      读者因此可以陷入到作者构建的世界中,尽管他们也会挑战其中不合理的地方,但这些都无伤大雅。

      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书不再是一个合适的故事载体。书的物理形态制约了它的创作流程中。在线平台对长度不加限制,连载能力最终受限于作者的能力。Freemium 的收费模式本质上是为稀缺的世界构建能力付费。一旦成功构建了世界,作者就应延续这个世界的生命周期,其收入也与此能力正相关。

    1. 这篇来自 Farnam Street blog 的文章介绍了第一性原理的基本知识。

      第一性原理已经不是一个新鲜概念了,但我相信很多人都对这个词似懂非懂。实际上,解释它并不难,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运用它是更难的。

      根据本文的定义,第一性原理就是无法从其它定理或假设中推导出来的原理。

      如果头脑中有基本的逻辑概念,这个定义很好理解。但应用起来,第一性原理需要你放弃所有思维中的参照物,从事情的本源开始思考: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比如文中讲到的橄榄球教练,从比赛的规则开始思考,应该如何排兵布阵,如何应用战术,如何训练球员。而不是参照其它球队的比赛,照猫画虎。

      大部分人的思维模式并不是这样的。比如很多人很热衷于讨论的,是 A 和 B 两家公司的竞争关系,孰强孰弱。这不是教练的视角,这是观众的视角。如果要赢得比赛,就应该关心得分有哪些方式。如果要收入增长,那么就应该关心消费者还有什么需求没有满足好。

    1. 这篇长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电子设备给使用者带来的身体不适,来理解技术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在这种视角中,重要不再是机器的硬件和软件,而是人的身体、感受和行为。

      比如,文中提到,当电脑最早在办公室出现的时候,往往是女性使用。那时,使用电脑主要是为了打字,这种工作被认为是低等的,而且确实让人身体不适。在既有的性别秩序中,这样的工作自然是被分配给了女性。那时有人专门推出针对女秘书/打字员的健身操。那时的电脑广告中,女性都是具体操作电脑的人,而男人则只需要站在身后对着屏幕指指点点。直到鼠标发明之后,公司里的男性主管才真正开始自行操作电脑。

    1. 在这篇文章中,作家、学者Tressie McMillan Cottom说,她在写作前都要做足够的阅读。如果你有无限的时间,当然可以把一个话题相关的书和文章都读完。但是我们往往没有那种奢侈,那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更有效的阅读?

      她的建议是:reading around a subject,也就是说,不仅仅阅读你想了解的人物/话题本身,还要阅读那些相关的话题。比如,你要写一个美国南方出身的白人女性乡村歌手,那么除了歌手生平之外,你还应该阅读美国南方的历史文化、白人女性在美国南方的位置、乡村音乐与性别及地理的关系等。这些“周边话题”才是让你的思考和表达变得更有趣的地方,就好像你把一根大蟹腿剪开之后,最好吃的部位其实要从远处的关节部分拉出来。如果你只吃开口地方的蟹肉,那就浪费了最美妙的东西。

    1. 可汗学院在2019年末从python转到Go技术栈。可汗学院的工程师在编写了几十万行go代码后,写出了自己对Go的一些感悟。

    1. 六十年代的许多激进建筑师都对富勒持批判态度,即使是强调系统理论的乌尔姆造型学院(Hochschulefur Gestaltung, Ulm)系主任托马斯·马尔多纳多(Tomas Maldonado), 也曾在他的著作《设计,自然,和革命(Design, Nature, Revolution)》中批判富勒的技术至上主义。他认为政治问题无法被简化为技术问题。然而,或许将建筑作为一个能量,信息,和物质流动的阀门,变建筑为生态的手段本身已经让建筑变成了以技术为载体的政治。毕竟信息流能够组织的不仅是生命体,机械体,更是社会团体。只有重新考虑稳态建筑与动态流动的关系,才能真正地介入政治。

    1. 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在一篇题为《纵则生,横则死(Vertical is to Live, Horizontal is to Die)》的文章中提及了他对阿波罗九号成功发射的观感,“环绕月球的宇航员拍摄的地球照片,只需要两秒钟,就能传送回地球,出现在成千上万的电视机屏幕上,并让人们意识到这颗被云层包裹的宝石蓝星球存在于几十亿年的虚空之中(太空之深就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无光黑暗。)”对于富勒来说,《地出》提供的宇宙视角彻底改变了人类在现象世界中的经历。人类口中习以为常的左右上下,对于他来说不过是宇航时代之前的幻觉。宇宙中不存在方向,也无所谓漂浮。“纵则生,横则死”延续了启蒙时代的普世理想,希望将人类从自我催眠的幼稚之中唤醒。纵向发展是客观和成熟的表现,而横向发展则是主观而不独立的婴儿姿态。富勒,作为对逆文化运动产生巨大影响的发明家,或许正像阿仑特所担心的那样,渴望占据能够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点。他着迷于航天项目,并拒绝以地球为中心的人类经验。阿波罗航空项目中的太空船与他的建筑和规划思想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了在富勒的世界里统领一切,并解释一切的比喻。

    1. New York Times 有个关注隐私和互联网变革的栏目 The Privacy Project ,其中 2019 年 7 月的文章 「Google’s 4,000-Word Privacy Policy Is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Internet」里有一幅非常震撼的图,是谷歌三个版本的隐私协议。

      最左边这个是1999年的版本,非常短。中间这个是2009年的版本,2019年是我们右手边看到的版本 —— 篇幅是第一个版本的10倍(第一个版本只有400个字,现在这个版本是4000个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从互联网诞生到今天,为什么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服务条款(Terms of Services)是霸王条款呢?

    1. 一个叫做“Happy Science”的日本极右宗教组织和政党,如何成为坚定的川普支持者,并选择社交媒体作为主要的影响力阵地。这个案例再次展示了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帮助边缘、极端的政治团体和思潮崛起。

    1. 组织心理学家Adam Grant最近炒热了一个叫做“languishing”的概念。他说,2021年大家的共同感受不是筋疲力竭,也不是抑郁,而是languishing(失去活力),也就是感到停滞,感到空虚,混混沌沌,糊里糊涂。

      而在这篇后续文章中,《纽约时报》的作者提出:languishing的反面是flourishing,也就是茂盛生长。那么,如何达到flourishing?文章分享了一些方法:

      • 多多庆祝,哪怕只是一些小事;
      • 定期写下自己感激的事情和人;
      • 做一些利他的事情,比如参与志愿组织,或者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介绍两个可能会互相感兴趣的人认识,分享一则好的文章、播客(或者这封newsletter!)给你的朋友;
      • 找到社群和与他人的联结;
      • 从每天固定的习惯中寻找意义;
      • 尝试一些新东西。
    1. 这是一本出版于 17 年前(2004 年)的书,写的是 Oracle 的创始人 Larry Ellison。在 2000 年前后,Oracle 这家公司一度被认为是微软的有力挑战者,而 Larry Ellison 本人也经常被拿来和 Bill Gates 相比。Ellison 超前十年看到了互联网将替代 Client/Server 架构的前景,并以此为愿景,推动 Oracle 成为最重要的软件公司。

      我们已经知道这场竞争的结果。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Ellison 联合 Sun Microsystems 等公司联合推出了售价 500 美金的 Network Computer(NC),但没想到 Intel + Microsoft 的联盟也很快推出了相近售价的上网本。两者都没有取得足够大的成功,某种程度上,都是在路线竞争上做出的超前决策,并不是从消费者角度出发的推演。

    1. Kevin Kelly:

      历时十年之久的旅程使他改变了。他说:“我在亚洲非常偏远的地区,从服饰,建筑,信仰,行为等各个方面来看,这些地区实际上都是中世纪的社会。” “我看到了完全没有车辆的城市,人们在街上扔垃圾,没有厕所。更不用说没有金属的腹地村庄了。” 1979 年回到美国后,他对使生活更轻松的技术产生了深深的欣赏。

      Kirkpatrick Sale:

      Sale 仍然坚信文明注定要失败。几年前,他曾建议他的两个女儿不要生育。他们不理他。现在,他有一个成年的孙女,有一天他可能会向他提供相同的建议。“她可能也会无视我,”他今年对一位采访者说。

    2. 本文记叙了 25 年前 Kevin Kelly 和 Kirkpatrick Sale 的 1000 美金赌注:2020 年,人类文明会不会(因为技术)而崩溃。这个 25 年的赌注已经到期了,Kevin Kelly 所代表的乐观主义赢了赌局。

      整个赌注最终的评判过程并不简单,而是通过对经济崩溃、全球环境灾难和贫富之间的战争三个方面来分别评判的。在这三个回合中,Kevin Kelly 甚至几乎输掉了后面两个,但最终结果仍然是他获胜了。文明尽管遭受了重创,但仍然没有崩溃。Sale 也接受了这个结局,尽管他还是保持悲观。

      • 学习循环: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是通过经验来学习的,但这根本不是我们学习的方式。我们通过反思经验来学习。
      • 如何做读书笔记——用一张空白纸:在开始阅读新书之前,请取出一张空白纸。写下所有关于该书或其主题的已知知识的基本脚手架-如果可能的话,请绘制一个粗略的思维导图。
      • 如何管理个人时间——和自己预定会议:我确保中午前没有会议——我每天早上都保持空缺,只有很少的例外。当我在一家大公司工作时,我养成了与自己预约会议的习惯,这是没人能接手的时间,那是我真正完成工作的时间。一开始是 8:30 到 9:00。然后逐渐从 8:30 到 9:30,然后从 8:30 到 10:30。
      • 如何决策:我保留决策日记,以此作为真正校准决策方式的一种方式。我为所有人提倡它们。这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方法,它使我变得非常诚实,对自己也很脆弱。
    1. Tag1 公布了采访 Linus Torvalds 的第二部分:开源开发和在美国的生活。

      Torvalds 说他是一个死心眼的人,与其他开源项目没什么互动,这是他在 30 年后仍然在维护内核的一个原因。Linux 以及 Git 的成功部分可能是幸运部分可能是时机合适,也就是在“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情。他说,维护一个庞大项目需要大量的工作,长时间维护一个项目并不好玩,但非常有意思,极具挑战性。不是每个人都想做这样的事情。 维护一个大开源项目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公开,你不能靠一个内部圈子秘密讨论后公开结果,你需要把一切都敞开。Linux 能够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并没有庞大计划,没有事情将会如何走向的高度期望,这让很多开发者很容易能参与进来,因为他对 Linux 怎么走是持开放立场的。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诚实,你不想在背后玩政治,你可以不喜欢你合作的每一个人,他们也不需要喜欢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们能信任彼此。信任真的非常重要。Torvalds 说沟通技能真的非常关键,他生活在记者家庭,父母是记者,祖辈还有一位是诗人,英语是他的第三语言,沟通对他而言不是难事,但对其他人来说因为个性或语言障碍沟通可能会成为一大问题。 很多人在做同一件事情很长时间之后会感到筋疲力尽或 burn out,Torvalds 也不例外,他感到受不了之后会抽身去读读书,以及度假潜水。他通常一年会去潜水数次(去年因疫情没去),而潜水的地方通常是没有网络的,他会中断外界沟通大约一周,然后精神抖擞的回来工作。 Torvalds 说他对 Linux 的未来没有任何长远计划,他不知道五年后的 Linux 会怎么样,更不知道三十年后怎么样,他最多知道几个月后会怎样。作为一名工程师,他对细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细节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搞定了细节,那么一切就顺理成章。Torvalds 称,他有一个很自觉的观念是不为一家 Linux 公司工作,不是因为他认为商业兴趣是错误的,而是因为他希望被视为一个中立方,不被看作是一个竞争对手。他认为部分开源项目因为过于反商业化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Torvalds 一家是在 1997 年移居美国的,当时诺基亚是最大的手机制造商也是芬兰最大的公司,他对手机(还没有变成微型电脑的手机,只能打打电话)没什么兴趣,而美国有很多更令他感兴趣的地方,因此和妻子以及十个月大的女儿一同去了美国。美国现在是他的家,他也有点怀念芬兰一些好的地方。比如美国的教育系统是灾难,上好的学校需要搬到好的学区,上好的大学需要支付大量金钱,医保系统也是灾难,政治气候从略微奇怪变成非常可怕。但美国一个好的地方是气候比芬兰好多了。Torvalds 称美国的政治系统让他感到担忧,美国例外论和民族主义可悲又可怕,人们经常对一无所知的事情胡说八道。一位医生说美国的医保系统是全世界最好的,他从未生活在其他国家,他也是特朗普支持者。民族主义在全世界都存在,但美国的版本有点毒性。他居住的地方偏自由派,看不到多少特朗普或邦联旗帜。Torvalds 说他家里有两狗一猫。

    1. 纽约客杂志考古般的追溯了 Vibes 一词的起源及其现代含义。它最初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加州,并和嘻哈文化紧密相连。

    1. 由于内容创作越来越简单,更多人开始利用这一点来创造各自版本的现实,而这些不同版本的现实在不同传播力量的驱使下,又影响了不同数量的人。

      多种现实并存并不一定是有害的。不过,它在很多情况下的确造成了混乱和混淆。比如 Trump 讲的 alt facts,就会让人怀疑世界的正当性。大部分人无法区分谎言欺骗和平行现实的区别,就像大部分人都无法区分事实和观点的区别一样。

      Torenberg 在文中也提到了 Bruno Macaes 写的 The History Has Begun 一书,这本书最精彩的比喻,就是把华盛顿、华尔街和硅谷都和好莱坞做了对标。

    1. 安迪·沃霍尔与苏西·法兰克福在1959年共同完成了《野生树莓》(Wild Raspberries)这本烹饪书。书中恶搞了一系列20世纪50年代的奢华烹饪方法,最后仅产出了34本“珍本”。三月底,该菜谱将被拍卖,目前的估价为3-5万美元(约20-33万人民币)。

      这是“一本写给不做饭人的搞笑食谱”,出发点就是为了好玩。比如菜单中的“打架鱼饼冻(Gefilteof Fighting Fish)”——把鱼沉入海水中,让它们打起来,一直打到将对方完全剥皮剔骨,然后择出鱼片,浸入白葡萄酒中搅拌,冰镇食用为佳。

    1. 1942年6月,纳博科夫以超人(DC漫画系列里的超级英雄)视角写了一首诗The Man of Tomorrow’s Lament。被《纽约客》拒稿后,过了近80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首次将其发表。

      创作时纳博科夫刚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两年,身处在流亡的痛苦之中。诗中写道:

      无论我飞往何处,身穿红斗篷,蓝色衣服,穿越黄色的天空,我也无所畏惧。

      No matter where I fly, / red-cloaked, bluehosed, across the yellow sky,/ I feel no thrill.

      俄罗斯学者安德鲁·巴比科夫(Andrei Babikov)在耶鲁大学的一所古籍善本图书馆里重新发现了这首诗,填补了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一笔空白。

    1. 据《卫报》报道,著名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的代表作《嚎叫》的初稿复本被发现,研究者能从中找到金斯堡是如何构思《嚎叫》的新线索。

      艺术收藏家安妮·拉夫(Annie Ruff)家里收藏了许多知名诗人和艺术家的手稿。近日,安妮·拉夫家的一位家庭成员在家里发现了金斯堡《嚎叫》的初稿复本。这位家庭成员认为,他们发现的初稿应该是《嚎叫》很早的版本。为此,他们联系上了收藏珍稀图书的书商和垮掉派文学研究专家布莱恩·卡斯蒂(Brian Cassidy)。卡斯蒂认为,该初稿复本应该是金斯堡在1956年1月底2月初在自己的打字机上通过复写纸记录下来的。

      众所周知,根据杰克·凯鲁亚克的记载,金斯堡在1955年旧金山的一次朗诵会上,凭借着《嚎叫》获得轰动性成功。这首长诗抨击了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也描写了美国青年的颓废生活方式。《嚎叫》在形式上模仿沃尔特·惠特曼的长行自由诗,成为金斯堡和他的同时代人的里程碑。这首长诗在1956年的秋天出版。出版《嚎叫》的出版商劳伦斯·弗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还因此被人指控涉嫌出版淫秽作品。当然,这个指控并没有获得成功,但这个事件也让金斯堡声名鹊起。

      这个11页长的初稿复本被安妮·拉夫家以42.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Type Punch Matrix——布莱恩·卡斯蒂收藏珍稀图书的公司。卡斯蒂说,这份初稿是研究者研究《嚎叫》的关键材料。1956年,金斯堡在里德学院首次录制了《嚎叫》。这个录制版本也是大众所熟悉《嚎叫》的版本。金斯堡的初稿原本已被他修改得干干净净,研究者无从得知金斯堡是如何创作的。

      如今发现的这个初稿复本非常特殊,因为研究者能在这个复本上发现金斯堡是如何构思这首诗的。研究者能从这个初稿复本中发现,金斯堡原先选择了什么样的单词,后面又被他修改成了什么样的单词。这对20世纪美国诗歌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全新发现。

  4. Apr 2021
    1. 在这集 Founder's Field Guide 播客中,Patrick O'shaughnessy 采访了 Jesse Pujji。Pujji 是 Gateway X 的创始人。Gateway X 专注于 Direct-to-Consumer 品牌的投资和运营。在创办 Gateway X 之前,Jesse 还曾经创办了一家专注于效果营销的公司 Ampush,客户包括 Uber、Dollar Shave Club 等知名互联网品牌,并在高盛的对冲基金部门担任分析师。

      Pujji 的职业经历让他对效果营销有一种非传统的认识。他从拜访第一个客户开始,就以自己的华尔街背景为 selling point,把效果营销看作是股票交易:在 Google 和 Facebook 上以较低的成本购买销售线索,然后再把这些线索转卖给广告客户。他在访谈中用 alpha 和 beta 这样的概念来理解在 Facebook 上的投放回报,这一下子就让效果营销不仅仅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而是可以借用大量的投资理论。

      在这样的认知下,他雇用了大量和他具有类似背景的聪明大脑,在关键字投放、素材设计、销售转化、落地页等环节上不断优化,但最终,这是一个低买高卖的流量套利,正是华尔街最为擅长的事情。

      当我们在一个看起来普通的行业中看到具有特异背景的人才的时候,就需要意识到,差异化的背景可能会带来与传统做法形成差异化的实践,同时,也会吸引不同背景的人才加入团队,从而放大在实践上的差异化。

    1. Li Jin 已经是 Creator Economy 这个主题下的必读内容了。她和 Lila Shroff 本周发文,提出了「通用创意收入」的概念。顾名思义,这个概念类似于 Universal Basic Income 通用基本收入,就是由平台向创作者提供有条件的基本收入,保障创作者可以无需担心基本生活支出,更加自由的开展创作。

      User Generated Contents 从 Web 2.0 时代开始,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整个世界最主要的内容创作来源(至少是在每天发布的数量上)。这种方式的本质是利用了人们沟通表达的自发欲望,再加上消费者无穷无尽的冗余时间为机器算法提供筛选和排序的信号,最终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形成了可以和专业制作相媲美的内容创作。

      显然,这些内容创作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为了支持创作者的持续创作,平台和创作者自身都在探索各种产生盈利的方式。广告、带货和付费订阅等商业模式都被开发出来,但它们很大程度上都带有缺陷:内容的商业模式或多或少是规模经济,没有规模,就没有经济性。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创作者可能在达到临界点之前,就已经饿死了。

      艺术和商业虽然看上去背道而驰,但前者一定离不开后者的支持。在所有蹩脚的商业赞助模式中,提供基本收入以保障创作者的生存,有可能滋养更多创意的可能性和多样性。让更加小众的创作也可以在规模经济之外找到生存空间。

    1. 本周苹果发布了一系列的新硬件,其中包括了一个看上去不太起眼的小玩意 AirTag。这个售价 299 人民币的小东西可以用来追踪物体的位置——它会利用周边的 iPhone 等设备信号来进行定位,让 Apple 生态的网络效应进一步增强。

      连线杂志的文章认为,这可能是 Apple 在增强现实(AR)方向上的布局。文中展示了 AirTag 配合 Find My 应用的截图。可以看到,用户可以用 AirTag 来跟踪自行车、钥匙等不同的物体,并在 iPhone 上展示这些物体的位置,并利用导航功能来找到它们。

      文中提到了迄今为止最成功的 AR 应用——Pokemon Go——这是一个寻宝游戏,套上了宝可梦的故事和玩法,因此成功的完成了世界构建。AirTag 今天的叙事逻辑仍然是实用性质的,但它会不会衍生出其它的内在意义呢?消费者们也许会自发的发明出新的玩法,为 AirTag 和 Find My 重新赋予意义。

    1. 叙事的意义在于构建你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有清晰的地理、货币、贸易和时间定义,从而能够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发现自己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发展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可能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人。

      这个定义是抽象的。World Building 最好的例子就是游戏。每一个游戏设计师都是在构建游戏的世界,而吸引玩家进入的最好方式就是设计优秀的故事和玩法,好的故事赋予意义,好的玩法则为玩家在游戏世界中能做的事情提供了空间。传统意义上,玩游戏不是一件「正经事」,但它仍然能够每天吸引数以亿计的人——这恰好证明了 World Building 的巨大价值。

    1. 《纽约时报》最近很火的一篇文章,作者总结了疫情以来的一个趋势:更多人选择离开稳定的(甚至是高收入的)工作,去冒一定的风险,追寻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因为YOLO(你只会活一次)。

    1. 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以后,连篇累牍的媒体文章都在讨论美国的外交、战争政策。从早年的门罗主义,到二战后的全球警察,美国在过去 70 年不停地被卷入局部战争,以至于就像新闻周刊这篇文章标题说的那样,Forever Wars,永久战争,似乎才是美国的常态。

      这篇文章来自于 4 月 13 日出版的新书 The Generals Have No Clothes: The Untold Story of Our Endless Wars。作者 William Arkin 是美国资深的军事记者,当过兵,也给美国国防部、CIA 等机构做过参谋。

      Arkin 想要强调的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美国战争形态发生了变化,主动出击、精准定点打击、小范围行动、高科技技术引入,让战争的范围缩小,却也延长了战争的形态和时间。最终,这些东西构成了一个政治体制之外的战争机器,以至于它超出了任何一个人的掌控。

    1. 文章一上来就举出了微软早年的例子:Windows 过度开放,病毒肆虐,后来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修补漏洞。互联网也是如此:

      与 Microsoft 一样,Facebook 必须关闭一半的 API,并锁定另一半的 API,并且必须创建一个完整的扫描和监控基础结构(现在拥有 30,000 多个人类主持人),并且每个其他社交平台都必须这样做。

      Facebook 大约在 2016 年前后同时达到了足够大的用户规模和足够开放的平台特性。这两点相互作用,很快让这家公司的公众声誉跌到了谷底。如果开放和规模本身是问题,那么科技公司至少要在这两者间做出一个选择。

      Evans 并没有把所有的问题都甩到科技公司身上,人性本身仍然是问题的根源——但这些问题至少曾经在过去被解决过(部分意义上)。

      如果潜在的问题是人的天性,那么您仍然只能解决它。没有人再抢劫工资卡车了,但是我收到很多消息,要求我将毕生积蓄送到尼日利亚。将企业应用程序迁移到云中会导致网络钓鱼,而沙盒操作系统则为零日漏洞利用创造了更大的市场。但是,我们确实设法修复了城市。因此,我想知道 5 年后的新闻馈送和共享将有何不同之处,又有多少新的社会公司将改变有关机制和滥用的假设。

    1. Reggie James 发表了一篇由几张图片组成的奇异短文,复盘了过去十年来新旧媒体之间反复拉扯和此消彼长。

    1. Jeff Bezos 作为 Amazon CEO 的最后一封致股东的信。

      信的开头,Bezos 回顾了自己在 20 多年的时间中,为股东创造的巨大价值,让我们感受到时间累积之下的复利价值。他附上了一封 Mary 和 Larry 的来信,这是一对在 Amazon IPO 的时候为自己的儿子买了 2 股 Amazon 股票的夫妇,他们写信来感谢 Bezos 和 Amazon 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价值。这封短信情真意切,让人动容。

      之后,Bezos 分别讲述了 Amazon 在创造股东回报之外的社会价值,包括对生态合作伙伴、员工和气候承诺。

      最后一部分,他提到了在最后一封信中,必须去传授的、希望所有亚马逊人都牢记在心的事情:Differentiation is Survival and the Universe Wants You to be Typical(差异化是生存必需,泯然众人是宇宙引力)。

    1. Stakeholders in the venture/growth game

      这篇文章主要分析了 Tiger 系基金迥然不同的投资风格:Better/Faster/Cheaper Capital.

      首先来看这张图,这是在 Venture / Growth 阶段投资中的三个利益相关方,以及他们的利益目标。

      在这样的安排下,传统的投资基金选择的方式是:尽可能保证每一笔投资都能产生较高的 IRR(内部收益率),那么,这就意味着选择更审慎的尽职调查,以及压低估值,以此来寻求回报率的安全边际。这就使得在一笔投资上所花费的时间更长,流程更繁琐。对于创始人而言,意味着更多的时间花费在融资的流程中,并会收到更少的钱。

      Tiger 改变了游戏规则。他们的决策流程很短,甚至仅仅根据简单的 P&L 数据就做出判断,并在估值上毫不吝啬。对于创始人而言,就是更快、更好、更便宜的资本。对于其它的投资者而言,这种游戏玩法让他们在交易上难以竞争。而对于 LP 而言,Tiger 用更少的时间来尽可能多的部署资本——只要每个交易都能到的一定的 IRR 门槛。

    1. 中国人如果在中国为外媒工作,那么只能担任“新闻助理”这样的职位,不能担任记者,这是中国政府的规定。这群新闻助理的故事如何?这篇文章中有几位担任过新闻助理的人的分享,其中还包括故事FM的创始人寇爱哲。文章来自在国际媒体工作的华人记者社群Chinese Storytellers的newsletter。

    1. 堪萨斯大学传播学系的迈克·安德森(Mike Anderson)和迈克尔·丹尼斯(Michael Robert Dennis)等人 2011 年发表在《性研究期刊》(Journal of Sex Research)上的文章对恋爱中的禁忌话题作了进一步探讨:

      之前的恋爱关系和过去的性经历是否是受访者在恋爱关系中最普遍的禁忌话题? 恋爱中的人有什么理由避免谈论自己和伴侣过去的性经历? 在恋爱关系中,表示有特殊理由避免谈论自己和伴侣过去性经历的男女在人数上有显著差异吗?

      他们的实验室调查显示——

      先前的浪漫关系被认为属于禁忌话题的频率是其他类型的两倍多,而其中有关性经历的方面尤其突出;而被试们回避这一类话题的理由涉及到情绪、信任和尊重隐私等各方面因素;在选择回避的理由上,有比如由于自己“经验水平”太高或太低而不愿和对方谈及。

    1. 早在 1985 年,以关系辩证法理论方面的成就而闻名的传播学学者莱斯利·巴克斯特(Leslie Baxter)与合作者威廉·威尔莫特(William Wilmot)共同发表在《社会与人际关系期刊》(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上的一篇文章,曾对亲密关系中的禁忌话题做过调查。

      据他们分析,人们不愿意和当下恋人谈及往昔关系,主要是出于三个原因:

      • 有 50% 的被调查者认为,这会显得对前任还余情未了,威胁到眼下的关系;
      • 27% 的人则认为,过去与现在无关,不需为此浪费时间和精力;
      • 另有 14% 的人担心,这将使恋人对自己的印象出现负面影响。
    1. Deception in disclosing one's sexual history: Safe‐sex avoidance or ignorance?

      《传播季刊》(Communication Quarterly)在1999年的夏刊上刊登了一篇独立学者安妮·卢切蒂(Anne Lucchetti)的论文《隐瞒自己的性爱史:安全性回避还是无知?》,是较早讨论这一课题的专业研究。

      卢切蒂博士在摘要部分写道:进行安全的性行为是许多关系伴侣的目标,但对自己的性史保持开放和诚实,又有可能会损害发展中的关系,这使得男女双方都不愿意与潜在恋人讨论自己的性经历。

    1. 2016 年,33 岁的 Timothy Stokely 创立了 OnlyFans。在此之前,他有过几份创业经历,并在其中敏锐地观察到「创作者经济」有巨大的市场机会。

      2011 年,他在逛论坛平台 Reddit 的时候,发现了有恋物癖的人群,这群人的偏好非常明确、强烈,但 Stokely 发现市场上却没有很好的垂直服务平台,于是推出了恋物网站 GlamWorship。接着,他意识到了成人电影粉丝会定制化内容的极大需求,在 2013 年推出了 Customs4U,用户可以付费向色情明星索取他们想要的内容,Customs4U 可以看作是 OnlyFans 的前身。

      有一次,Stokely 在刷 Instagram 和 Twitter 的时候,发现有些色情明星会利用这些社交媒体发布照片和视频来吸引粉丝,他灵光一现,既然现有社交媒体对这些限制级内容抱着「打击为主」的态度,那为什么不自己开发一个平台呢?

    2. Pornhub 是存放着大量厂牌制作和 UGC 内容的色情网站,而 OnlyFans 是一个粉丝订阅平台,类似付费社群「知识星球」,区别在于,OnlyFans 上让粉丝「付费解锁」的内容大多是成人内容。

      OnlyFans 的经营模式是这样的:创作者对自己上传的内容进行定价,介于 5 美元和 50 美元之间,订阅的粉丝付了费才能查看,可以月付,也可以次付。

      粉丝还可以直接和创作者进行互动、聊天,直接付小费购买定制内容。比如有人会花 200 美元让创作者拍摄特定服装、特定场景的色情片段,一些成人创作者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需求的难度和出价的多少决定是否接单。

      平台收取创作者全部收入的 20% 作为佣金。这和生产链条稍长的厂牌工作室相比,创作者只有平台这个中介,他们成了利益链条上最大的受益者,能拿到收入的 80%。目前,在 OnlyFans 上已经有 100 多位创作者实现了 100 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甚至在本月,刚满 18 岁的说唱歌手 Bhad Bhabie,仅在 OnlyFans「露脸」, 6 小时就入账 100 多万美元。

    1. 音乐的版权制度就更加混乱。由于歌曲创作过程往往会有多人参与合作,而旋律也往往容易产生相似性,一首流行歌曲的版权往往会被分割成多份,作词、作曲、编曲、演唱等等。而在流媒体平台重新改变了音乐行业格局的同时,音乐人们意识到,过去的版权分割逻辑让他们的利益受损了。歌曲的演唱者认为自己在一首歌的收入贡献中占更大的比例,因此会通过各种方式向词曲作者要求一定比例的版税分成,并把自己的名字放在词曲作者的位置。而唱片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扮演中介的角色。

      由于词曲作者看到他们的影响力被流媒体侵蚀——流媒体为唱片音乐支付比唱片发行更多的版税——艺人、经理人、制作人甚至高管都加大了对版权和/或词曲作者版税比例的要求,以换取艺人演唱歌曲,甚至仅仅是将歌曲带给艺人。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越来越多的艺人要求对自己没有写的歌曲进行出版。这些艺人会继续从巡演、商品、品牌合作以及其他许多收入来源中获得收入,而词曲作者只有他们的出版收入作为收入手段。这种出版需求之所以能够发生,往往是因为艺人和/或他们的代表滥用杠杆,使用威逼利诱的手段和威胁,掠夺那些可能选择放弃部分资产而不愿完全失去机会的作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艺术家夺取出版权的做法已经变得常态化;而直到现在,歌曲创作界还没有真正团结起来进行反击。

    1. 本文是住在波多黎各的作家 Alicia Kennedy 的一篇批评环保主义的文章。文中从一些绿色食物创业公司开始,直到批评了包括 Bill Gates 和 Elon Musk 在内的「家长式资本主义」不切实际的对环境保护和碳中和的追求。

      本文是非常典型的在同一议题上对抗主流观点的尖锐争论。我最近在 Netflix 刷到一部关于人脸识别的纪录片,也很有类似的感觉。持有此类观点的作者往往并不在社会阶梯中占有较高的位置(但一般也不会太差)。由于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差异,她们很容易抓住主流意见的缺陷,并进行无情的攻击。

      比尔·盖茨最近接受了《泰晤士报》的卡拉·斯威舍的采访,在那里他讨论了「飞遍非洲」和「看到,你知道,非洲没有电,并想知道我们如何让整个非洲都通电」这大有「他们知道今天是圣诞节吗」式的帝国主义家长制的臭味,在这篇采访中,我没有看到盖茨真正审视自己作为一个来自美国的男性亿万富翁的角色,也没有看到他思考如何把缰绳交给非洲人民,让他们自己带领自己进军绿色能源,进军再生农业和农业生态。(他还说,「重要的是,埃隆对特斯拉所做的事情是任何人对气候变化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这是一款针对个人的汽车,最便宜的车型要卖 36490 美元。比尔-盖茨认为一根香蕉要 10 美元吗)?

    1. 本文介绍了指数型基金的兴起带来的若干后果。

      指数型基金(Index Funds)比传统的共同基金费率更低,但回报仍然足够好。机器再一次表现出自己的计算能力在面对巨大规模时的灵活自如。多快好省,TAM 最大的就是「省」。在投资上也不例外,指数型基金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

      指数型基金不关心财报和市场传言,而只是跟踪市场表现。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资本向头部集中,正如我们其它的互联网平台上看到的一样,宣称长尾效应的算法流量分配最终导致了少数人占据了舞台中央太长时间。

      当指数型基金重仓在少数公司的股票上的时候,这些公司彼此之间的竞争性可能降低,进而传导向实体经济,导致消费者的利益受损。

      但如果消费者自身也都参与了指数型基金的投资呢?他们在消费上产生的损失是否被投资收益所补偿呢?在一个高估值的世界里,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消费者损失的 1 美元,将成为企业多赚取的 1 美元,在资本市场上,则可能会被放大成为 10 美元。尽管在经济上账是算得过来的,但人们更加担心他们可能因此损失的个人选择空间。

    1. Nick Clegg 是 Facebook 全球事务副总裁,也曾经担任英国副首相。他在本文中表述了一个与大众媒体所批判的截然不同的 Facebook。

      他解释到,个性化是互联网区别于媒体公司最大的不同:

      个性化是互联网过去二十年发展的核心。从谷歌搜索,到亚马逊购物,到在 Netflix 上看电影,互联网的一个关键功能是,它允许一个丰富的反馈循环,其中我们的喜好和行为塑造了提供给我们的服务。这意味着您获得最相关的信息,因此获得最有意义的体验。试想一下,如果 Netflix 没有根据你看过的东西提出建议,而是按照观看人数最多的电影和节目的顺序列出了数千部电影和节目。你会从哪里开始?

      Clegg 在文中介绍了 Facebook 最新推出的 Favorites 功能,让用户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些信息来源,并在算法推荐中增强这些来源的权重。并且在文末讲出了很多 Big Tech 公司的心里话:

      这些都是深刻的问题,不应该留给科技公司自己回答。

    1. 你的手机上不少app可能都会时不时提醒你:3年前的今天,你在做什么,你拍了什么照片,你和谁谁谁成了好友,要不要回顾一下?可是有时候,有些回忆是我们并不愿意记起的。但机器并没有这种分辨力,于是有时会造成困扰。 其实,那些时不时打捞记忆的app,与其说是为了让你记起美好的时刻,不如说是利用人类的记忆,来增加你打开和使用app的活跃度。这是注意力经济的商业逻辑对人类记忆的一种利用。

    1. 《自己动手去拼接》这篇文章,它出自华盛顿大学的合成生物学先驱罗伯·卡尔森(Rob Carlson)之手,发表在著名的《连线》杂志上。

    1. Shopify 的 CEO Tobi Lütke 用一个例子来描述 Shopify 和 Amazon 的不同:他们为每一个商家提供「总部」,而 Amazon 为他们提供「货架」。他认为过去的电子商务逻辑已经落后于时代,Shopify 致力于消除建立线上店铺的摩擦及阻碍,借此来提升总市场规模。这是一个很不同的思路,相比货架化已有的存量市场,寻找和扩大增量成为平台型产品。

    1. 美国国家情报局发布了一份 2020 大选干预的调查文件,其中提到的关键点:1)俄罗斯在支持 Trump 连任,同时试图破坏公众对选举过程的信心,加剧美国的分裂;2)伊朗尝试不让 Trump 连任,但并没有「积极的」帮助 Biden 胜选;3)虽然他们都努力了但没有改变结果;4)中国没有尝试干预大选结果,因为中国知道选谁都一样,没必要留人话柄。

    1. Twilio Jeff Lawson 提到做 API 型的公司,一定要把开发人员当做客户一样来对待,从开发者视角出发构建产品。当然公司最终一定会招很多销售人员,但一定要从开发者开始,他们才是起点和价值来源,而产品最终的网络效应就是为这些客户们不断增加价值。

    1. 这篇访谈其中提到关于和中国的技术竞争,Patrick Collison 认为中国公司和中国政府的观点有时并不一致,绝大多数公司之间是期望能够进行有效合作的,「技术竞争」不是一个很好的表述,因为绝大多数挑战是来自上层政治驱动而非技术驱动。Stripe 已经超越 SpaceX 成为美国最大的未上市独角兽(估值已达 $950 亿),它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也引发了很多讨论。

    1. 37signals 的创始人借 Hey World 这个产品举例做产品要从最小单元开始,不要设限,让产品自己成长。这里有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提供的「干细胞」能够被普通人所理解。在创造者眼中它可以是一个「干细胞」,但在用户眼中很有可能太容易被其他产品替代或者无法理解它能做什么有价值的事情。

    1. 每一个成功的产品要么重塑了过去体验极差的旧市场,创造了比旧产品加迁移成本更好的体验获得成功(Uber);要么创造了一个新的细分市场,在较少的对手的池子里成为了最大的鱼(iPad)。一个产品究竟是在重塑旧市场还是创造新市场往往不是二选一的,更像是一段光谱,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1. 做学术通常是一门家族生意。一项研究调查了美国 7000 多名 STEM、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拥有终身教职的学者家庭背景,发现他们更可能来自富裕家庭,他们的父母也更可能拥有博士学位,显示精英和学术家庭背景的人更可能进入学术界。这一结果并不出人意料,研究人员没有试图宣称学术界充斥着裙带关系,而是描述学术界的多元化问题,提出为什么经济状况和父母教育背景与学术成功相关的新问题,如何通过干预缩小这一差距。仅仅干预而不深入根源是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的。研究报告发表在预印本网站 SocArXiv 上。

    1. 比尔·盖茨关于新冠病毒变异的几点解读:1️⃣变异本身并不令人意外,是必然发生的现象;2️⃣目前各地出现的变异种类非常类似,这是好消息;3️⃣虽然病毒在变异,但是结束疫情的方法没有变,那就是保持社交距离和打疫苗;4️⃣变异提醒我们,让所有地方的人都能打上疫苗是多么重要,只要有没打上疫苗的地方,更糟糕的变异就有可能出现;5️⃣下一次我们可以更好地监测变异情况。

    1. “50岁阿姨自驾游”的故事被《纽约时报》报道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们留下的积极回应。有人说,这是最近在这份报纸读到的最好的内容了。很多人从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奶奶、亲友,乃至自己。还有很多人说,他们很喜欢这种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报道——其实也不是普通人了,而是普通人中更酷的那些人,但肯定是在宏大议题视线之外的人生悲欢。

      被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说:“一个人寻找自我的需求,并不是女权主义的特有,而是人类所共有的。”作为一名男性,他也觉得从故事中获得了深深的共鸣。

    1. 这篇文章的灵感来自于他买了一部新的 iPhone,意识到这部神奇的设备,以及它背后神奇的 iCloud,是如何轻巧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无论这次迁移的体验如何令人愉悦,Austin 指出了一点——似乎也是他一贯的观点,就是物理世界仍然难以逃离。

      让他换掉手机的原因,是使用了多年后,电池容量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衰退。

    1. 纽约客杂志的一篇专栏文章的开头,就指出了最近几任总统在竞选和上任之初都如何相似的重复了历史。

      在历史中寻找伟大的替身,比重新创造新的偶像要简单的多。人们喜欢怀念昨日的荣光,尽管今日的生活事实上要好得多。Clinton 和 Trump 分别找到了 JFK 和 Reagan。

      Biden 则找到了 FDR 和 LBJ,最新的 2 万亿刺激方案旨在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

      这是一次出色的叙事,它利用了历史自我增强的特性。

    1. 在这篇文章中,他接受了 Ben Thompson 的采访,讨论了疫情后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变化。

      简单重复往往并不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后者喜欢复杂深刻的表述,体现细微的差别。但如果要让话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简单重复是更好的做法。

      Wang 发现,前后一致但又不断进化的叙事能力,让庞大的系统大致保持了团结和高效。他提出「灵感」和「控制」两个概念,前者指明了人们共同向往的光明未来,而后者则保证在前进的过程中队伍不会出现混乱失序。

    1. 迪克斯坦曾经是著名左翼知识分子杂志《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编辑。这份杂志于1934年创办,政治倾向具有托派色彩,2003年4月中旬宣布停刊。在68年的出版历史上,其发行量从未超过一万五千份,但在1930到60年代的鼎盛时期,它是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论坛,撰稿人包括声名卓著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作家奥威尔、鲍德温、桑塔格,批评家麦卡锡、威尔逊、特里林,诗人艾略特、洛厄尔,小说家贝娄、梅勒等。

  5. Mar 2021
    1. 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Scott Galloway对新冠疫情结束之后的商业发展,尤其是科技创业有非常乐观的预测。各国政府出台的刺激政策,让民众有了更强的消费能力。而社会对打破巨头垄断已经形成了共识,大家都期待新产品的出现。他尤其提出了对几个行业的关注:地产(是的,远程办公将在疫情后保留,不再需要那么多办公室,但很多办公楼将会改造,成为住宅或社区空间)、高等教育、医疗科技(这两者在美国都是极贵但服务并不好的行业)、虚拟货币。当然,乐观预测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经济刺激政策和股票市场的上涨,造就了很多寻求投资机会的资本。仅2020年,就有225家美国公司成为独角兽(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2021年到现在又有超过60家公司加入这个行列。2021年1月,风投一共新投资了400亿美元,创下了历史记录。

    1. 牛津大学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Timothy Garton Ash去年底发表在英国《Prospect》杂志的文章,对自由主义的内核及其面临的危机做了清晰的梳理。他认为,当前(西方的)自由主义忽视了两对价值,分别是平等和团结,以及社区和身份。

      关于前者,不平等现象在西方社会日益严重,这种不平等不仅是金钱上的,也是机会上的(例如,顶尖大学青睐精英家庭学生),还是心态上的(精英对底层的傲慢和无视)。作者认为,必须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来解决这些不平等现象,让人们团结起来。

      关于后者,人有自由的需求,也有归属感的需求,自由主义者在对地球另一边的事情侃侃而谈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身边的社区。这就给了民粹主义者可乘之机,他们借机渲染排外、仇外情绪。作者提出,为了应对这一问题,自由主义中应该包含一种自由开明的爱国主义。

    1. Ben Roy 在《The Fat CryptoPunks Thesis(为什么 CryptoPunks 将迎来寒武纪大爆发?)》一文中写道:未来五年 CryptoPunks 的总市值将继续大幅增长,甚至有可能与整个 NFT 市场规模成正比。他以 CryptoPunks 为例,将 CryptoPunks 未来的购买者分为两类:

      • 持有资金中并没有加密货币(新入局的高资产净值人士)
      • 持有资金中有原生加密货币(NFT 艺术品的普通投资者以及 NFT 老炮)
    1. The eight features of the metaverse

      对Roblox,有八个宗旨助其通往metaverse:

      1. Identity(身份):即构成虚拟空间中“我”的要素,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人设,从内在到外在,一一可以塑造;用户可以是一个战士,一个卡通人物,甚至是一只小狗;

      2. Friends(朋友):可以是真实生活中的朋友,也包括虚拟场景中认识的朋友,朋友们可以在一起游戏、学习、甚至工作;(Roblox再三强调:这个平台的根本是“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3. Immersiveness(沉浸感):不断提高3D场景质量,未来的目标是逐步逼近类似于最先进电影特效的质感。未来当然还会有AR、VR的加持;

      4. Anywhere(随地):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快速直达Roblox平台并和朋友连线,开发者创造的内容也能在各地无障碍上线;

      5. Variety(多样性):可理解为“长尾化”,就是内容足够多,足够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比如主题公园、宠物领养、潜水、购物,或是成为超级英雄。正是得益于内容的多样性,Roblox平台才得以繁荣;

      6. Low Friction(低延迟):让用户能够瞬间(秒级)到达metaverse的任何地方,而不是花2分钟、5分钟。

      7. Economy(经济):Roblox平台拥有自己的经济和虚拟货币Robux,用户通过购买Robux,从而在平台上做出交易行为,比如购买服装、物品和虚拟场景。交易额一部分会被分给开发者和内容创作者。Roblox成为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谋生的手段;

      8. Civility(文明):Roblox正在建立一个安全的网络文明,截至2020年底,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拥有2300人的团队,7天24小时地进行内容审查;

      通过沿着上述八大路径展开创新,Roblox实现metaverse似乎是可预见的。

    1. 冷战时代,美国陆军在格陵兰岛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基地 Camp Century,执行 Project Iceworm 计划,在靠近苏联的冰层下隐藏 600 枚核导弹,陆军以极地科考站的名义掩护真正的行动。军事行动失败了,但科考行动取得了重要成果。科学家在冰层下方一英里处钻取冰芯,从冰芯下发现了一些泥土。这些泥土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兴趣。1970 年代冰芯从陆军的冰柜转移到布法罗大学,1990 年代转移到丹麦哥本哈根的一个冰柜。当 2017 年再次转移时它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科学家从中发现了树枝和树叶。这意味着曾有茂密的森林生长在今天位于冰层下一英里的冰原上。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过去一百万年格陵兰岛至少有持续几十万年的时间内没有冰,其冰川在最近的全球暖化时期融化了。格陵兰岛储存了能让全球海平面上涨 20 英尺的冰,了解它的过去对于预测未来至关重要。

    1. 在古代玛雅,特权者的生活也不一定舒适安逸。在公元 726 年,外交官 Apoch’Waal’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继承了父亲的位置担任 lakam 或者叫旗手,是 Calakmul 国王的外交使者。他举着旗帜步行数百英里前往 Copán 王国,为两国之间建立盟友关系立下了功劳。但他的崛起和衰落一样迅速。敌对的王国在数年内将两位国王赶下了王座,Copán 国王还掉了脑袋。对 Apoch’Waal’墓穴以及其遗骸的分析显示,虽然他曾经辉煌过,但他的生活从不轻松。他骨骼多处出现了关节炎,显示当时的外交工作并非主要是文书,而是真的要举旗帜。他的父母都是贵族,出身高贵,但他的骨头却有童年疾病或营养不良的症状。研究报告发表在《Latin American Antiquity》期刊上。

    1. 小说中有一个身材瘦小、戴着眼镜的男孩,这个特别纯洁的年轻士兵就是未来的男主人公。小说的背景是21世纪的一个独裁制度下,有个奋不顾身、由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地下组织正酝酿一场反抗先知(即集权制度中无所不能的恶棍,他得到一大批头脑简单的群众的支持)的战斗。小说的主人公偶然发现了先知邪恶的一面,并且被迫在善与恶之间做出抉择。最终他断然加入了革命的Cabal组织,这让他接触到了新的观念,进而动摇了此前的想法。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读到这些被先知所禁止的东西,这对我思想上造成的冲击可谓天翻地夜。有时我不禁回头看看有谁在监视我,甚至连自己都害怕自己。我开始隐隐约约觉察到一切专制的核心便是保密。 (援引自《2100年大叛乱》)

    1. 文章从 Investing Why, Investing How, Creating a Personal CRM, Learning in Public 四个方向展开。比较细节,我不在这里重复。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如何用 Roam 的双向链接的方法建立「网络化」的个人知识库。比如,在 Personal CRM 中,他会记录和不同人的对话,然后会把对话中的不同要点再次分类到不同的象限中(比如:谈论了不同的公司、行业、主题等)。

      文章也介绍了配合 Roam 使用的其它工具,比如 Readwise 等,最终都作为 Information Ingestion 的管道汇入到 Roam 中。

    1. 本文解释了为什么「均值回归」不再起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少数公司收获大部分回报的「幂律分布」更加成立。

      互联网是以去中心化的面孔来到众人面前的,它的确降低了创业的进入门槛,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它也使得一些强者恒强的商业模式出现了。

      除了常见的网络效应等老生常谈,本文提到了一个简单但容易被忽视的观点:数字经济的供给弹性。

      文中用了 Zoom 等企业作为案例。在 Covid-19 期间,类似的案例非常多。这种快速扩大供应规模的能力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在需求可能难以预测的时候,这种能力就会极具价值。

      同时,也应该思考,在需求急剧坍缩的时候,供给是否也有能力快速收缩而不经受很大的损失。能力的分布往往不是对称的,但人类的思维往往倾向于掉入对称性的陷阱中。

    1. 一些研究成果总会比另一些更容易为人所知,获得广泛的传播,成为主流叙事的一部分。比如:例如,宇宙自起源以来不断膨胀的原则比宇宙逐渐冷却的事实更广为人知,这或许是因为膨胀的自然法则的观念很容易映射到殖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范式上。

      这些说法肯定不被大量的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学术界人士所接受。我们所熟知的科学和发明的历史,往往是天才、兴趣和偶然发现所驱使的,而且还伴随着大量的先知不被权力所认可的悲剧。

      选择性记录和选择性遗忘是同时发生的分配过程。人类社会近年来发生的最大变化在于科技和媒体不再能够区分彼此。而科技已经不再是象牙塔和实验室,而是以前所未见的形态存在的超级商业体。他们所掌握的权力,正在让我们选择性的相信来自他们的叙事。

    1. 本文是对 Lambda School 的创始人 Austen Allred 的访谈记录。Lambda School 创办于 2017 年,是一家基于收入分享协议(Income Share Agreement, ISA)的在线教育公司,也就是说,学校将分享一部分学员未来的收入(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mbda_School)。

      Lambda School 最先开办的专业是和编程相关的,并且承诺,如果学员未能在相关领域找到一份年薪高于 50000 美元的工作,就不分享任何收入。在创始人 Austen Allred 的 Twitter Bio 上,这样介绍:A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that costs $0 until you're hired.

      Allred 的假设性算法,是一种崭新的切蛋糕的方式:从教育对个人价值创造的产出来看,哪些是真正有效的。只要这样一种价值维度存在,那么就能产生一次排序,从而「吐出」底部的「1000 所大学」。

      Lambda School 会以它的方式,开设不同的专业(注意:专业排名是到现在为止最流行的一种对大学的排序方式),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这就意味着,Lambda School 需要扩大自己所覆盖的人群。它所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并非大学所提供的高等教育最初的设定,而更像是升级版的职业教育。

      Allred 想要创造一种时空机器,把一个地方的人通过某种流程快速输出到另一个地方。关键在于,人力资本本身并非高流动性的,转移的过程很可能并不如机器一般运转自如。ISA 听上去更像是 Student Loan 的某个变种版本。尽管充满疑问,但我仍然对解决问题的新尝试充满敬意。

    1. 这篇关于后疫情时代工作方式变化的文章。

      在家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Packy McCormick 列举了一大堆例子,最主要的还是需要多人同时在场完成的任务,往往高度协同或者社交互动才能完成的工作。这些是目前的在线协作工具还难以胜任的。

      这是一种对于时间的分配。

      场所和时间,这些分配的维度对于工作而言是重要的吗?还有一种可能是工作-生活的二分本来就将失去意义。转换切蛋糕的视角,可能会对未来产生全然不同的看法。

    1. 1917年,法国士兵在非洲的加蓬,射死了一对大猩猩,然后将幸存的一个大猩猩宝宝卖给了英国商人。

      那个英国商人将这只大猩猩宝宝,带回了英国出售,被 Rupert Penny 上校买走,价格是300英镑,约合今天的25,000英镑。上校将其命名为约翰·丹尼尔(John Daniel)。

      上校太忙,没时间照顾它。1918年,他将这只大猩猩送给了姐姐 Alyce Cunningham 夫人,后者住在一个叫做 Uley 的小村庄里。

      Alyce 夫人和其他村民都不知道如何照顾大猩猩,因此他们决定将它当作一个特别多毛的孩子,进行抚养。

      从此,约翰·丹尼尔有了自己的家。他有自己的卧室,学会使用电灯开关和自己铺床,甚至知道如何去洗手间。与大多数幼儿不同,他还喜欢喝苹果酒。

      他会定期与 Uley 中学的孩子们玩耍和散步,还会跟着Alyce 夫人,坐在的敞篷汽车中旅行。

      从1918年到1921年,这只大猩猩在英国乡下度过了幸福的三年,可惜可悲的命运降临到它身上。

      1921年,约翰·丹尼尔已经从32磅(14.5公斤)的可爱宝宝,现在变成了210磅(95公斤)的庞然大物,并且还在继续成长。

      Alyce 夫人意识到,不太可能再把他养在家里了,但再把他送回非洲森林里生活也不太可能,她需要为他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抚养人。后来,她遇到了一个热爱动物的美国人,答应带他去佛罗里达。

      但是,那个美国人食言了,约翰·丹尼尔运到美国后,没有过上受到照顾的生活,反而被卖给了马戏团。

      最终,约翰·丹尼尔被送到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动物园,他不久就病了,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动物园饲养员认为他是因为思念自己的“母亲”而得病,就联系了 Alyce 夫人。

      Alyce 夫人得到消息后,立即出发前往美国。可悲的是,约翰·丹尼尔在她到达之前已经死于肺炎。

      他的遗体被捐赠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那里保存至今。Uley 的村民们则请来艺术家,为他制作了雕塑,进行永久纪念。

    1. 伦纳德·萨萨曼(Leonard Sassaman)是一个传奇程序员,在区块链的发明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忧郁症在2011年自杀身亡。本文介绍了伦纳德的一生,以及他的贡献。

      比特币发明人中本聪的最后一次留言,就发生在伦纳德自杀前的两个月,“我已经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将来可能不会出现。” 伦纳德是否有可能就是中本聪?

    1. 网络游戏 Modbox[6] 最近公开了 2.0 测试版,最大的特色就是出现了人工智能 NPC(虚拟角色)。玩家跟 NPC 之间的对话没有脚本,而是采用目前最强大的 AI 模型 GPT-3 实时生成的,甚至两个 NPC 之间的对话也是如此,效果非常好。

      游戏会调用 Windows 的语音识别功能,将玩家的语音转成文字,然后由 GPT-3 模型给出回答。这种方式的最大问题是 GPT-3 是云服务,对话会出现延迟,具体的时滞取决于用户与机房的距离。

    1. 本文对于 Salesforce 商业模式的解读。三句话总结,就是:

      1. Have an excellent sales force;
      2. Ensure that most revenue is recurring, and ideally expands with usage;
      3. Develop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finding new products to feed the voracious sales machines.

      这不仅仅是一家帮助客户管理销售的软件公司,更是一家擅长向客户销售一切软件的公司。

    1. 本文是何伟 Peter Hessler 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最新文章,从一个中国 Amazon 卖家的视角来看疫情中的美国消费。

      何伟在一部史诗级的电影中选择了看上去不起眼但其实非常刁钻的机位进行他的叙事。这个视角既是个人故事的经历和感触,又足够靠近戏剧冲突的内核:四川和浙江的外贸商人,通过 VPN,在美国 Amazon 的网站上销售商品,并和科罗拉多州的顾客交流(通过 Amazon 的评论系统)。

      从商人 Li Dewei 的讲述中,我们得知 CARES 法案并没有如之前的经济刺激方案一样促进消费者购买耐用商品。蓝领工人在 Amazon 上购买中国生产的、贴着神秘品牌标签的廉价运动鞋,并不是用来进行户外运动,而是去餐馆打工。

      而在义乌销售旗帜的商户那里,他观察到 Trump 和 Biden 选战的微妙平衡,以及普通中国人对美国政治局面的敏感神经。

    1. Noah Smith 是 Bloomberg 的记者,他在自己的 Substack 上发表了他和 Stripe 创始人和 CEO Patrick Collison 的采访。

      这篇对话并非围绕 Stripe 公司的(实际上,Collison 接受的很多其它采访也很少围绕 Stripe 自身展开)。Patrick Collison 关注人类社会的创新和进步,并在多个场合发表相应的观点。

      对话的相当一部分在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创新速度变慢了?对此,Collison 从多个角度给出了答案。

      文化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比如加州的法规无法提供足够多的住房和交通基础设施以支持更多的人口来推动更多的创新 - 现有资产持有者的利益阻碍了进步。

    1. Seth Godin 发表了一篇对 NFT 唱反调的短文。

      他的核心观点和很多对此持保守意见的论调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区分了 NFT 与传统艺术品的差别,前者并不代表一种真实的产权,而且供应量没有限制,而后者则具有对独一无二的财产的所有权;同时,他也挑战了 NFT 作为一种区块链技术应用的能源效率。

      问题在于,此类讨论不仅仅不能让 NFT 的概念消失,反而会因为进一步的讨论而增强了概念被更多人认知。

    1. 本文提到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Gö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s)

      简单解释说,就是你不可能在一个系统内部理解这个系统,自然也不可能在在旧现实中创造新问题。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开始思考和讨论本文标题中提出的重要问题:创造力从何而来?本文是对于军事战略家 John Boyd 的文章 Destruction and Creation 的总结。

      当现实在不断发生变化,甚至存在多种现实的时候,人们必需提高重新理解现实的能力。

    1. Rao 本周发表了一篇好文,依然使用 bullet points 的方式写作,依然充满了抽象概念。

      标题中的 Demiurgical 是创世者的意思。Rao 把生意分为四类,如下图。

      按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identity)是否发生了转换(transformed),将所有的生意分为四类。所谓的 Demiurgical Business,就是指两者的身份都发生了转换。

    1. 两位医学专家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期刊上发表警告,称新冠群体免疫可能很难实现。原因包括:一部分成年人拒绝接种疫苗;现在的疫苗只提供给成年人,不包括儿童,现有的疫苗还没有批准被儿童使用;目前最好的疫苗有效率为九成五,不是 100%,而且针对的是出现症状的情况,对于无症状感染的保护效果未知;目前还不清楚抗体持续的时间。如果免疫力只能出现数个月或一年,那么一年之后就可能再次感染。上述因素意味着新冠将会在未来几年一直陪伴着我们,而它的新变种已经发现会削弱现有疫苗的效力。

    1.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西北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让美国人十分震惊。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半个月前已经将中国可能在近日爆破原子弹的绝密消息告知了美国总统,但是,美国对蒋介石空军的连连失败还是感到无法忍受。这回美军亲自出航,搜集核尘样本。

      1965年,美国中情局根据在印度收到的秘密信息,得知当年有英美几名联合登山运动员要攀登喜马拉雅山。中情局立即派人到印度活动,秘密收买了这几名登山运动员,并征得印度政府同意,准许这些登山运动员携带间谍设施登山。这些登山运动员冒着风雪严寒和缺氧的危险,从尼泊尔境内出发开始登山。当爬到指定地点楠达—德维山时,运动员们将一台核发电电子侦察设备安装好。中情局则在64公里外的尼泊尔境内,安装了情报接收设施,对中国境内数百里的地域进行轮番扫描。

      由于喜马拉雅山气候恶劣,仪器的运作越来越困难。有一天,核发电机被狂风卷进万丈深渊。发电机的剧烈震动使仪器上的一种由钚238元素组成的重要物质掉到冰川里,机器无法工作。

      但是,中情局还不死心,他们仍将目标锁定在登山运动员身上。随后,他们又暗中盯上了英国登山运动员亨利·戴和杰利·欧文。1970年5月20日,这两人登上喜马拉雅山尼泊尔一侧的安纳布尔纳峰,并拍下一组登山照片。1974年夏季,两名中情局间谍在伦敦找到戴,要求他提供一些关于攀登安纳布尔纳峰的建议。戴事后回忆说,令人奇怪的是他发现这两名到访者从未登过山,而且两人还向戴要走了10张照片,这10张照片均涉及中国境内的一些地形、地貌等材料。戴本身是英国军方人员,他在1997年退休时,官至上校军衔。他声称,在攀登安纳布尔纳峰时并没有军事意图,可事隔20多年后他才弄清楚中情局一直在利用自己,使自己间接地成了美国的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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