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不是万能的，重要的是设备后面的大脑

一个引人入胜的照片系列： Arquitectura libre “主要关注由汇款建成的建筑；由寄钱回家的墨西哥移民资助建造的奇幻房屋。 Arquitectura libre将家的理念更多地作为象征而不是功能来探索。”

荷兰摄影师Marcel Heijnen全新的摄影集就把镜头对准了中国零售店里的猫。每只猫都是店里很重要的存在，它们在这里生活、狩猎，在各自小小或大大的领地里扮演着王一般的角色，偶尔盯得一本正经，偶尔躺得四仰八叉，把啮齿动物挡在门外，把行人顾客招揽进来，用自己的方式统治着自己的零售王国。

Sirkhane Darkroom是一个小型移动摄影工作室，由年轻的叙利亚摄影师Serbest Salih指导和教学。这是一间移动暗房，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教不同年龄和国籍的孩子们如何拍摄、冲洗和放大他们自己的照片。

Serbest Salih曾在叙利亚阿勒颇大学学习摄影，并在当地人道主义组织担任摄影师。2014年，在伊斯兰国入侵叙利亚科巴尼后，Serbest搬到土耳其马尔丁，为德国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Welthungerhilfe担任摄影师。

在搬到马尔丁之后，在这个数百万难民的家园，Serbest开始构思一个方法来团结来自该地区的难民儿童以及当地儿童，他想到的方式便是摄影。

2009年的某一天，日本摄影师杉本博司正在自家的暗房中尝试一件新奇事——“创造闪电”。他连接好电极，再启动相应开关，让四十万伏特的电流从一张底片上穿过，底片在感光后留下了电流的痕迹，那便是杉本想要的图像——犹如从漆黑无影的荒野上空迅猛划过的闪电。这个系列被命名为《闪电原野》(Lightning Fields)。

这很有趣，也像极了一个游戏，可对于了解杉本的人而言，他对闪电产生兴趣，完全在可估的逻辑中。大海、影院银幕、原始人的足迹、庙宇中的佛像，若用一个短语去形容杉本博司的创作哲思，“阐述永恒”是个不错的答案。无伦是不会改变的永恒本身，还是具有永恒性的事物，都可以成就它的创作。时间的序列常常被他的镜头所凝固；抑或是，他擅长用无视时间序列的作品，暗示出时间的起始与终焉。

2013 年，袁小鹏和同事王义军创办了 Same Paper——最开始，只有一个在微博上分享各式各样艺术书，摄影、时尚杂志的微博 SameStuff。没多久，他们就想干脆做一本自己的书，陆续有了 11 本摄影书，1 本杂志，以及一家经营了 3 年，藏在上海弄堂，时不时举办活动的独立书店。

Same Paper 在推荐一名摄影师时惯用的词语很朴素：喜欢摄影师 A。一个具有私密感的动词，但去掉主语，显得不那么强势。无论是自出版的摄影书，书店里选购的大量刊物，或是 Same Paper 自媒体账号上分享的内容，都凭借一种模糊的趣味在过去五年吸引了一批粉丝。以至于 2018 年夏天他们决定把书店关闭的时候，二十平米的小空间在最后三天的开放日里挤满了人。

书店关了之后，王义军为了“专注于搞音乐”而离开，袁小鹏和 Same Paper 转移到线上，靠翻译国外杂志采访、推荐摄影师的栏目维持日常更新。不久前，他们又突然预告了第二期杂志和快闪店：“别担心！我们还在！”

荷兰摄影师雷尼尔·格里森（Reinier Gerritsen），则将镜头对准了这些在地铁上读书的人，为我们记录下城市中那些深刻而珍贵的阅读表情。

他曾花费3年多的时间在纽约地铁中游荡，每当看到一个人拿出一本书开始阅读，他就把镜头对准他们。最终这些照片被集合出版成一本摄影书籍，名为“最后一本书”（The Last Book），每张照片则以手里的那本书和作者命名。

来自伦敦、居住在纽约的英国摄影师兼设计师Arch McLeish，在社交媒体上最出名的作品之一就是那张“风中的笑脸塑料袋”，你很容易就能从中分辨出他的标志性风格：干净、空旷、轻盈，有时候还带着一点微妙的忧郁。

Arch McLeish说，自己并没有真正将摄影视为“要做的事情”，它更多只是一个侧面，一种”记录自己实际所做之事的工具“，所以他完全不在乎自己用的设备，使用的第一台相机，甚至简陋到“没有任何设置，只有一个触发器”。

不过，正是这种不在乎的态度，反而给Arch的作品带来了那种独特的气质。通过镜头，他捕捉到了一个总被我们忽略的世界，以及这个平行世界里的所有美好细节：日出和日落时分的天空和云朵，微风吹过无人的城市，一切都是暖色调，没有太多干扰的光线，整个空间似乎都是透明的。

2532人，这是截至2019年6月，由日本警察厅统计因东日本大地震而失踪的数字。灾难发生不久，日本摄影记者岩波友纪，跟随宫城县石卷市、福岛县南马市和福岛县大隈町三个家庭的脚步，开始记录亲人对被海啸捲走的年幼孩子之追寻，以摄影集《One last hug 命を捜す》诉说：有些事我们不应该遗忘。

地震过后导致的史无前例核灾事故，使得搜索进度受重大延宕，难度亦随着时间流逝愈发增加。2019年为海啸过后的八周年，一年之间仅6人解除失踪纪录；当相关文章和新闻报导日益减少，于家属而言，寻找遇难者的工作却不曾止息。《One last hug 命を捜す》以八年间的影像纪录正面叩问——是什麽让他们在明知对方已不在人世的情况下，仍继续寻求生命的意义？对于生者，「活」又意味着什么？

2013年，来自德国的摄影师Damian Heinisch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火车之旅。他从乌克兰一路坐到挪威，路线斜穿了大半个欧洲。与此同时，Damian也把自己在一路上透过车窗遭遇的见闻，都一一拍成了照片。

表面上看，这本摄影书似乎只是简单的游记，但根据摄影师自己的介绍，其实这些照片处理起来相当复杂：首先，他要盯着相机持续拍摄几个小时；然后将所拍到的照片一一冲洗出来，并在其中“提取人的存在”；最后，还要将所选照片按旅途前后顺序排列进正确的时间线，这场旅程的回望才算至此完成。

这次旅程看似平凡，其实是Damian对自己、父亲和祖父，三个人各自生命中移民他国的长途旅程的记忆探寻。三次旅行中的火车，也成为了他们漫长记忆的共同载体：

1945年，Damian的祖父踏上从波兰格利维采去往乌克兰一个劳改营的列车，最终客死他乡，只留下了一个记录着漫长列车行程和在劳改营艰苦生活的日记本。1978年，由于失业和生存困难，Damian的父亲又踏上了从格利维采去往西德的列车，并在那里展开了新的生活。因为三代人在旅行时的年龄都是45岁，Damian便将他的这次创作命名为“45”。

哈尔斯曼第一次拍摄“跳跃照”是在福特公司的周年庆祝晚宴上。他突发奇想，想为优雅的 Edsel Ford 夫人拍摄一张跳起来的照片。夫人起初很惊讶，但随即便欣然应允，脱掉了自己的高跟鞋。一旁的 Henry Ford 夫人也在好奇之中加入了拍摄。

哈尔斯曼感受到“跳跃照“十分有意思。自此之后，他几乎每次都会邀请自己的拍摄对象在镜头前跳起来。那个时代的演员、艺术家、政客等各界名人，都以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留下了有趣的影像。

1992年，一个叫凯尔·汤普森 (Kyle Thompson) 的男孩出生在芝加哥的郊区，19岁时的他偶然发现了八十年代美国女摄影师Franchesca Woodman的黑白自拍并且深深为之感动，一直都对家乡附近的森林和废弃房屋特别感兴趣的他，决定开始属于自己的创作生涯。

Kyle的作品许多都是自画像，而且经常发生在空旷的森林和废弃的房屋中。那种微妙的幽暗与不真实感，则来自他童年时所居住的郊区房屋。你很少能在他的作品里看到都市的繁华，有的只是无人的房间和寂静的自然。

由于从小受到自闭症的困扰，拍摄变成了Kyle情绪和心灵上的出口，他喜欢在森林里花几个小时徘徊构思，然后自己当模特边看边拍。2013年，他还进行了一场为期半年的公路之行。旅行中，Kyle独自探索了美国境内更多的荒野景观，然后以《Somewhere Else》为名，将自己的旅行时所创作的图像整理出版。在探索的过程中，Kyle不仅会亲身走进旷野，甚至还会短暂居住在那些即将或已经被废弃的小镇里。

Kyle喜欢给自己的作品设定一个看起来仿佛带着某种危险故事的情境，有时是趴在光秃秃的铁栅栏上，有时是困在被水淹没的屋子里，有时则是躺在沙滩的床垫上。他所描摹的情绪也往往是下陷和沉郁的，好像马上就要同这些被常人所摒弃的地方融为一体，而身处画面之中的他，就像是一位在上升的世界中试图寻找最后一片失落之地、却发现自己陷入危险的观察者。

一位摄影师拍摄了一组名为 Removed的照片，通过后期去掉照片中的手机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的狂轰滥炸使得33万日本公民死亡，43万人受伤。超过970万人无家可归，223万间房屋被毁，200多个城市被破坏。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她的左脚，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被火弹瞬间掠夺了双腿，另一个幸存的男孩被全身烧伤，他虽然活下来，但却在一瞬间失去了6个家庭成员，并落下了终身烧伤残疾。

在战后日本社会迅速进入了重建的氛围，经济开始走向复苏。当时经济的飞速增长甚至被称为日本经济的“黄金时期”。然而，与当时耀眼的经济光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带着战争创伤的孩子们，他们依旧过着困苦的生活，被迫面对战争留下的创伤。他们一直生活在阴影中，试图通过隐身来掩盖自己的伤疤，掩盖痛苦。Kazuma Obara完成了这本精致的手工书，让他们被历史掩盖、沉寂了60年之后得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本书中包括快照、班级照片、1945年被轰炸的地区和它们的现状。摄影师拍摄了6位幸存者的近照，并以影像和其他档案来讲述他们的个人故事。这些故事中还穿插了每个人的政府残疾证的印刷品（这些残疾证事实上毫无价值，因为即使过了70年，受害者也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补偿）和战时宣传杂志的印刷复制品。

摄影师Arseniy Kotov出生于1988年，没有太多一手苏联生活体验的他，在面对快速发展的城市中逐渐消散的景观时依然感到震撼。在怀旧之情的催使下，2016年，他决定用相机为这些旧日的建筑留下名片，于是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拍摄。在这三年里，他走访了数百个俄罗斯城市，从大型城市到无人问津的小镇，冰冷的混凝土建筑被定格，建筑中日暮清晨也一样被留存。

Arseniy Kotov对城市建筑的探索始于22岁，在他的家乡、同时也是大型工业城市的萨马拉（Samara），有超过一半的建筑还保留着上个世纪的风格，他便先从自己的家开始，爬上屋顶、钻出阳台、跑上山坡，站在不同的角度观察和记录这些建筑，从那个时代特有的风格当中找到独特的美。

你还能记起自己小时候的城市和街道吗？

“太空乌托邦”是文森特的第一个项目，从2007年一直拍摄至今，他深入到地球上各个角落的天文站、太空研究中心与航空机构，去拍摄人类探索太空的过程。

文森特通过镜头想要讲述的，是一种虚构的未来，他想要呈现一种1980年代的浪漫主义。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太空和人类的未来充满积极的幻想，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去构想未来，显示出一种不属于当下时代的怀旧精神，时间在宇航员的手套中被冻结了，发生在冻结前一刻的，是一种太空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既有过去，现在，也有未来——这是一种溶解在过去迷宫中的未来。

“太空探索折射出一种人类普遍的渴望，不仅是对着天空沉思，人类自身也被投射到其上。‘渴望’一词，其拉丁文词源的意思是：遗憾、对一颗遗失的星星所产生的乡愁。但是，人们怎么会怀念一种未知的事物呢？或者有没有可能，我们其实就是星辰，仰望太空让我们想起了漂浮在宇宙中的最初时刻？或者，人类不是从天空中降落人间的神，怀念是我们曾经遗失的那颗星星？”文森特说。

太空乌托邦：人类对太空的浪漫和怀想

这位来自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年轻艺术家在互联网上公开的资料并不多，在Instagram上也只发布了170多幅作品，但凭借着出众的想象力和独树一帜的梦幻风格，已经获得了五万多的关注者。在她建起的这个介于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视觉宇宙之中，时间仿佛永远停在了拂晓与黄昏，一切都蒙上了一层玫瑰色。

在摄影师Gabriel Puyana的Instagram主页上，他给自己的介绍“Master of the Setting Sun🌇🌄”。翻一翻他发的照片，你就会知道，这个俏皮又自豪的称谓确实恰如其分：这位由建筑师转行的摄影师，已经在光影的探索上走过了二十年。

就像给自己的自我介绍一样，居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Gabriel Puyana，出于对光和色彩的热爱，最喜欢拍摄的视角就是夕阳下的天空，他说，“通过镜头看世界，会让你对生活的奇妙有更深刻的理解”。在旅行当中，他也确实拍下了许许多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夕阳和黄昏。

2015年大学毕业后，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摄影爱好者Iqbal Ardiansyah开始通过拍照，记录下自己所遇到的那些极简建筑中白色的窗，他还在自己的Instagram主页上，把这些被拍下来的景象统称为“minimalism scene”。最开始，Iqbal没有去太远的地方拍摄，所以那时他镜头中的建筑，大多都是骑着自行车在万隆闲逛时所拍下的，后来又逐渐扩大到了印尼的其他城市。

一次偶然的机会，来自柏林的建筑师Sara Perovic在家中发现一本由祖父编写的网球训练手册，画册中那些关于运动姿势的陈述，让他想到了自己同为网球运动员的父亲。由于职业身份的特殊性，父亲在Sara 的童年中总是忙于训练，网球运动也因此成为了Sara与父亲的亲子关系间的一道屏障。

为了追溯自己童年时对于父亲的回忆，Sara展开了一个关于父亲的腿的摄影项目。在这一项目中，Sara让丈夫模仿年轻时的父亲，在各种环境下摆成正在进行网球运动的姿势。此后，Sara则将父亲年轻时的黑白腿部照片与她拍摄的彩色腿部照片共同整理成册，并将其命名为“My Father’s Legs”。

除了增强对父亲职业身份的理解外，Sara的项目也为影像中关于性别关系的探讨提供了一次珍贵的素材。以往镜头中以男性视角来看待的女性身体，如今与女性视角下的男性双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就如Sara母亲对她所说的那样，“我是因为你父亲的那双美腿而爱上他的，”女性对于男性身体的凝视或许一直都存在，也正有待人们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探讨它。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来自意大利的艺术家Piero Percoco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困在了他所成长的南部小村庄中。乡村生活的无聊日复一日地加剧着Piero内心的绝望和窒息，但是，女友送给自己的一部iPhone让Piero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

Piero并没有选择轻快简单的拍摄，而是用了一种严肃的方式摆脱无聊。他决定用一种陌生的视角探索周围的世界。他将镜头对准了身边的老人。并将摄影意义定义为“意大利南部的生与死”。

Piero镜头下的身体往往并不完美，苍老松散的背、布满褶皱的胳膊、扭曲且拥有伤疤的脚……有这些“瑕疵“，是因为人们时常裸露在温暖如夏的海滩。摄影师也没有选择刻意去遮掩这些“缺陷”，而是诚实地将这些细节凝重且审慎地放大，并以一种平淡自如的姿态，和人们分享着来自这些老人身体的故事。

这些将镜头从青年人身上移开、转而投向年老者的摄影，反而成就了另一种来自人类身体的诗意。每一张照片浓缩的经历，非几十年生活所不能得。Piero认为，这些照片是在日常生活中的“那些被人们忽视了的彩虹”，所以在2019年，他也将这些作品整理成册发行，并将其命名为“彩虹被低估了（The Rainbow is Underestimated）”。

在道具布景设计师Michelle Maguire和摄影师Kelsey McClellan共同创作的“Wardrobe Snacks”中，“吃东西”变成了一件优雅而端庄的事情。或者说得很准确些，是人们手捧食物的动作。

Michelle Maguire的灵感来源于日常看到的那些离开了桌子的进食者：继父把装有三明治的盘子放在腿上，边看电视边吃；挤上公交的陌生上班族，从包里掏出早餐……这些动作看上去琐碎，但人们从容的姿态让Michelle Maguire感受到了一种禅意。

（完整或残缺）食物、（戴有饰物）的手、以及人们的穿着共同构成了“Wardrobe Snacks”。为了营造出优雅和谐，Michelle Maguire统一了食物和服装的颜色。事实上，在Michelle Maguire的认知中，个人记忆中的食物就是有色彩的。她小时候会用粉色的碗吃麦片，如今看到粉色，就会联想到吃早餐的场景。

关于Michelle Maguire的另一个与食物相关的趣事是，她专门拍过一段时间冰淇淋。在那段时间里，她的相机闻上去一股奶味。在吃了那么多的冷饮后，冰淇淋在这位摄影师的眼里已经不再是食物，“只是一种会化的物质”。

封闭拥挤的空间里，眼神所及之处皆是他人。这也让地铁成了许多艺术家和摄影师的灵感来源。

然而与绝大多数摄影师不一样，汉娜·拉·佛莱特·瑞安（Hannah La Follette Ryan）的镜头里几乎没有脸。

她对陌生人的手有一种特别的痴迷——地铁上通勤的人们脸上往往缺乏表情，比起观察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有时手传递的内容会更丰富。

2015年大学毕业后，25岁的她搬到了纽约，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乘地铁，通勤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之间。

初到纽约，一切都充满新奇。“我看着地铁上的其他人，对他们的生活特别好奇。我观察着人们，注意到在地铁上人们的手有如此多的动作，他们的手是如此具有表现力，你可以从中看到很多情绪。”

过去几年里，她就这样在每天的通勤路上，用手机记录了上千张地铁乘客的手，捕捉和记录下许多有趣的瞬间。

英国音乐爱好者，摄影师Alex Bartsch从2006年起，就开始走访伦敦大大小小的街头，通过相机与黑胶唱片的封面，去寻找过往留下的，至今依然飘在空中的答案。

打开Alex Bartsch的个人网站,满满都是自己过往的摄影作品，而关于自己的介绍只有短短的一句话：“A Photographer based in southern London”以及几个社交媒体的链接。“一方面是我比较内敛，另一方面，艺术家的名片永远应该是他的作品”Alex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而他坚持了十年的黑胶唱片封面还原项目，就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名片。

他花十年走遍伦敦每一条街，走进了一张张经典封面里

自2008年起，加拿大数字艺术家 Jon Rafman 就开始查看、收集 Google 街景的图像截图，“拍摄”下了许多意外的照片。

原本指路用的地图在 Rafman 的视角里有了新的意味，他很快就注意到这个“新的虚拟世界”的有趣之处：

“Google 街景捕捉到的世界更真实，也更透明。 因为它捕捉到的世界更接近于物质世界， 它是在用一种中立、没有偏见的角度在记录世界。”

他被这些未经任何加工的原始图像吸引，“街景唤起了我在早期街头摄影中感受到的一种紧迫感，它以所谓的中立视角，具有一种自发的特质，还没有被人类摄影师的敏感或设置的议程所破坏。”

他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观看，截屏和收集街景照片，把它们发在博客上。他给项目取名为“9 Eyes”，以指代当时拍摄的街景车上的9个摄像头。

2021年索尼世界摄影大赛(Sony World Photography Awards)专业组获奖名次公布，其中也诞生了本年度的最佳摄影师。专业奖项被分成建筑与设计、创意、纪实、环境、景观、作品集、运动、静物、自然这几个类别。

翻开这本“相簿”，穿越到地球另一个角落

1979年的春天，一个在纽约巴德学院就读的美国大四学生，偶然得到一台宝丽来相机。他兴致勃勃地举起它，偷拍了一张自家女朋友的侧脸。

也许是恋人的青春笑颜太美好，这名叫做 Jamie Livingston的青年，决定此生每天都要坚持拍摄一张照片，记录当天最美好的光影颜色。

于是就有了这个“Photo of the Day 每日留念”拍摄项目。

那时，Jamie并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将因癌症遗憾地停止在41岁，也没预想到自己当初突发奇想的随手拍摄，在朋友们的支持下居然至死都没有间断。

1997年10月25日，是个残酷的日子，Jamie没能挺过这一天。

在“Photo of the Day 每日留念”项目中6000多张照片中，朋友为他拍下了项目中最后一张、也是一张未经他本人策划过的照片。

为了向人们传达家乡的隐藏魅力，京都出身的摄影师中岛光行与工艺记者米原有二、映像作家须藤和也结成团队，如杂志一般制作精良的「三度目的京都」由此诞生。

他们用安静清凉的影像带我们去到人迹罕至的寺院，在落满苔藓的石阶间，再度探访京都的厚度。

1929年8月，54岁的约翰·詹布鲁恩（John Zumbrun）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在上海登上了前往美国的客轮“太洋丸”号，在他随身携带的铁皮箱子里，装着他在北京的所有影像记录，包括开设照相馆期间拍摄的所有底片，还有相机和照片、幻灯片、明信片，以及出版的画册。在他北京生活的19年里，大部分日子是平淡无奇的。

清道夫、剃头匠和溥仪，这位美国人记录了100年前的北京 | 谷雨影像

Deanna Dikeman 是策展人，她从1985年就开始拍摄生活中的细节场景，她是个艺术家，她的家人和家就是她的拍摄主题。

《Leaving and Waving》是27年来，Dikeman 一边挥手与父母告别，一边拍照的记录。她的父母住在美国爱荷华州，从1991年开始，每次与父母相聚之后的分别，为了缓解离别的悲伤，她拍下这些照片，这逐渐变成了她的告别仪式。这些作品记录了她父母和其他亲戚的生活。当她发现一系列积累起来的「挥手告别」 的照片时，她发现了一个关于家庭、衰老和告别悲伤的故事。

45年以来，西本喜美子一直是儿子口中那个“也不是特别有趣”的平凡家庭主妇。但当2001年，72岁的她参加了儿子公司的业余摄影课程后，便开始了自己的另一种快乐人生。

2018年，89岁的西本喜美子在东京新宿区举行了一场名为“Asobokane（我们一起玩吗）”的展览。也因为这个展览，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了解这个在镜头前放飞自我的老奶奶。

每个看到西本作品的人或许都会忍俊不禁，镜头中的她有时被直直地挂在晾衣架上，有时则化身骑着扫把的哈利波特，有时是一位会分身的超能力者，有时则成了笼子里的一只巨型兔子。在搞怪逗趣的同时，也有类似被摩托车撞了的老年人，或者是装在垃圾袋里的老人的形象，似乎在暗示人们关心老年人的生存处境。

在当家庭主妇之前，西本也同样有着特别的人生。她1928年出生于巴西，8岁时随父母来到熊本，从美容学院毕业后的她成为了一位美发师，但4年后便又辞职和她的兄弟们周游日本，成了一名职业自行车手。

27岁时，西本嫁给了税务员Hitoshi，婚后她们共同养育了3个孩子。虽然Hitoshi平时沉默寡言，但他从不会干涉西本做任何事情，当西本第一次参加儿子的业余摄影课后，也默默地给她买了新的相机，三脚架等设备。

当被问及长寿的秘诀时，西本的回答也与众不同：每天抽烟，喝一杯威士忌。在她81岁的时候，丈夫被诊断出肺癌并因此过世。西本坦言，自己因此经历了一段黑暗岁月，但她也因为摄影，重新找到了另一种快乐。如今，西本也会常常在她的ins上更新自己的日常状态，而我们也因此可以分享到这位充满活力的老奶奶的更多奇思妙想。

九十年代时，日本养猪行业已经渐渐机械化，但当时的养猪人Otchan并不认可这一理念，坚持亲力亲为地照料自己猪圈里的每一头猪，他自己的猪圈也俨然成为了一个小小的“猪之共和国”。Otchan似乎从来没有以饲主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对待自己的猪，他们之间看起来保持着一种更为和谐的关系。

猪圈俨然成了Otchan放松和休息的乐园，他会在这里靠在大猪身上放松地看报纸，也会在喝啤酒的同时邀请某位小猪与他同醉，有时也会为所有猪们弹一会吉他。

阳光好的时候，Otchan会带两只小猪在阳台上晒会太阳，樱花开了的时候，Otchan也会带着他的猪去一起赏樱。在照片中，Otchan总是笑的很开心，而他的开心，似乎也传染给了他的猪。

1997年，Otchan和他的猪之间的亲密关系被政府职员Toshiteru Yamaji观察到了，Yamaji从此开始了对这段关系长达十年的摄影记录。

2009年，Yamaji将他的记录自费出版发行，这本写真集名为《豚と共に》与猪共生。书籍出版后，立即受到了广泛欢迎和展出，我们也因此有幸可以了解到这段有趣的情谊。

《Lunario, 1968-1999》 by Guido Guidi | MACK（英国）

书名在意大利语里的意思是“年鉴”，作品跨度长达二十多年，初看以为它们只是一些生活中的日常碎片，仿佛发生在某个欧洲小镇的午后或夏日，苹果树、吃西瓜的女孩，等等。

《New Monuments》以静态的图片探索人类的激情和灵性，如何随着季节的不同而改变。这本书其实是季度项目“Seasons Series”中的一本，“Seasons Series”希望在完全相同尺寸和页数的规格下，艺术家们可以通过不同的主题，共同展示对于摄影的不同思考。

红色的牛群在黄绿色的草地上觅食，背后是大片饱和度很高的蓝色，从远处的天空到接近草地的地方层层渐变。单看这张照片，充满田野的趣味。然而这本书里所有的照片都在受到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影响的两个小镇拍摄，英国摄影师Giles Price使用热成像相机，才有了这样亮丽得有些超现实的色泽。

Giles Price的照片，一方面想呈现这些在灾难后重新回来的人的日常，一方面他们的日常又注定了不寻常。热成像相机一般用于医疗、海关检查，但在这里的运用却显得恰到好处。它让情绪在视觉上变得更加抽象，人们更关注颜色，以及这种高饱和度颜色下所潜伏和暗涌的不安。

20世纪20年代末，艺术家贝伦尼斯·阿博特（Berenice Abbott）关了她在巴黎的肖像工作室，搬来纽约，目的是记录这个飞速发展的城市。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她为自己“改变的纽约”系列拍摄了数千张照片，她的许多照片至今仍被认为是高谭市最具标志性的照片之一。经济适用房和酒店彻底改变了阿博特拍摄的照片中的场景，但曼哈顿大桥似乎没发生改变。

Juuso Westerlund是一名芬兰的摄影师，一家人现在住在首都赫尔辛基一座叫Laajasalo的小岛上。成为摄影师纯属偶然。他在芬兰的报纸上看到摄影师Sebastião Salgado的作品，心想，这样的照片我也能拍，于是他买了一台相机，用三卷胶卷拍了一组摄影集，就去申请了学校。

拍照的时候，Juuso大多是凭直觉行动。他不会为拍摄做太多的准备，也总是在尝试新的拍摄方式。“这样的摄影方式有时候很成功，有时候也会很失败。”

有了孩子之后，Juuso和许多父亲一样，自然而然地拿起了相机记录孩子们的成长，但作为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并没有特意为每张照片排序，“我就喜欢这样，平常而无聊。”

Juuso 9岁的时候，父亲因为酗酒去世了。当母亲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Juuso记得自己哭了，但那好像也是唯一一次因为父亲动了感情。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多少关于父亲的印象。

摄影师父亲记录了9年的家庭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