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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Math Primer for Graphics and Game Development

富勒是20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技术先驱者之一。他建立了新的标准，这些标准对未来设计具有决定性意义。他对“如何使世界运转”倾注了不懈的关注。富勒深信专家们创造的问题通常比他们解决的问题更多，因此他为未来图景提出了自己概念。

如今人们对于富勒的作品和思想的兴趣被重新唤醒，而它们对如今的技术世界也越来越重要，于是这本曾于1999年出版的传奇图书被再次出版。《你的私人天空》研究和记录了富勒的理论、想法和项目，并批判性地考察了他 "通过技术进行救援 "的思想。这本书为我们观察富勒的世界提供了多面的角度，也展示了他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们世界是由电磁波架构而成。我们不断地被无数重叠的电波所重塑，这些电波在我们的建筑和身体中跳动。《巴克敏斯特-富勒公司：无线电时代的建筑》广泛地探讨了富勒的工作和思想，为日益扩张的电子世界所产生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启示。

从厕所到心灵感应，从塑料到假肢，从纳米结构到网络，从深度数据到深度空间，本书透过富勒的档案，追踪了他的思想，研究了他对无线电建筑的多维思考，以及他认为建筑的真正场所是电磁波谱的思考。本书也成为我们试图理解电子环境的发展和影响的一个关键参考点。

首次出版于1969年的《地球号飞船操作手册》是富勒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也是他的世界观的综合。这本生动易懂的书却研究了一系列深刻的问题，他观察到人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思考了：人类将如何生存？自动化如何影响个性化？我们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发掘我们的潜力，在这一代人中结束贫困？富勒质疑专业化的概念，呼吁进行一场有关创新的设计革命，并就如何引导 "地球号飞船 "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提供建议。

《模式-思考》重新评估了富勒的工作——他是理论家、建筑师、设计师、教育家、发明家和作家的结合体，推动了当代设计研究、实践和教育学的模式。本书参考了富勒的档案，遵循他在设计的物理和概念层面之间的独特转换过程，重新定义我们对几何、结构、语言和知识产权之间的理解。

本书不是以线性的时间顺序展开的，而是将这些平行的探索作为富勒发明和创造的基础。在线条、模型、文字和专利之间，追溯了他在不断扩大的关系模式中衡量物理经验的野心，同时将这些关系协调成一个由文字和概念构成的概念网络，形成了他的思维基础。富勒提倡多学科和政治视角，其横向逻辑扩展了当代设计模式的知识基础。

这个协作方式值得参考，一直想做没做，但感觉不能太过细致

这是一本以当代美国为背景的女性主义作品。作者说她希望“记录下特朗普时代女性愤怒的稳步发展”，并“开垦，挖掘女性愤怒的价值”。这个话题在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Roe v. Wade，保守势力持续侵害女性生育权益的今天看，也是格外有价值的。但作者也没有局限于2017年以后的美国，而是从19世纪末开始，耐心地梳理了美国几次大规模女权运动舞台上各位女性先锋的愤懑和愤怒。

作为男性，阅读本书的最大感受大概就是图二里的那句话：“你一旦知晓，就没法回到不知情的状态”。除了对这个话题的学习外，也有相当的警醒价值。如何认识、尊重、认可、倾听、支持女性的愤怒，的确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男性都做得非常不好的地方。

“如果你也是招致她们愤怒因素的一部分，接纳这种愤怒，承认她们的不满也许会映照出你自己的不满，哪怕她们的不满会折射向你”。这些话非常值得多提醒自己，也让本书有了超越一个国家、一个年代的现实意义。

作者在围绕“女性为什么愤怒？社会怎么看待女性愤怒？”这些问题上用了很多的笔墨。在阅读的时候也的确会多次有“原来真的是这样的！” 的感觉。

比如作者对美国政坛对不同性别政客表达愤怒时的不同反馈的总结就很到位：男性政客的“义愤填膺”，到了女性政客身上就成了“歇斯底里”。如果你在过去4-5年一直关注美国新闻，会意识到“真的是这样！”

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女性在愤怒时常常使用哭泣进行表达”这个现象的分析。这个现象在我们身边如此普遍以至于毫不让人意外，但以前真的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性别差异。作者说：

“哭泣能够肯定我们的女性身份，如果你是一名女性，表现出传统女性的样子会得到奖励，抨击别人则会得到惩罚。”

“心理学教授Ann Kring 200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述评发现，男性和女性的自我报告中感到愤怒的频率比例相当，但女性会更多感到羞愧。Kring还发现，男性更有可能通过身体或语言攻击来表达愤怒；而女性则「更有可能在愤怒的时候哭泣，就好像她们的身体在强行让她们回到悲伤这个最经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情感中去」”。

我不清楚这是否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学术结论，但我觉得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毕竟无论在哪个国家爱，我们的行为方式一直都是被各种背景的社会预期所约束的。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先驱Zora Neale Hurston的一句诗： “抓住愤怒之扫帚，赶走恐惧之野兽” (Grab the broom of anger and drive off the beast of fear)。

作者也提到，不只是性别平等的斗争，人类历史上无数进步在最初都是被愤怒的力量所驱动的。如标题所言，“女性愤怒”中蕴藏着强大的推动力。希望我们的社会也能更懂得珍惜、重视女性的愤怒，也在这股愤怒力量的引导下不断变好。

《苏菲的世界》

《未来简史》

《像哲学家一样生活》

《我的世界观》

《时间旅行者年鉴》

《第十一站》

《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

《算法之美》

托尔金（J.R.R. Tolkien）在《魔戒》中创造了一个由霍比特人、精灵、矮人和人类等组成的奇幻世界，这个世界的历史相当漫长，以至于读者能明显注意到一种情况——这是一个发展陷入停滞的世界。从第一纪元到巫师甘道夫在 Orthanc 被抓住经历了大约 1.1 万年，相比之下地球上的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是在大约六千年前发展起来的。中土大陆存在智能和高度文明的时间远早于地球，然而这个世界就是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为什么呢？

刘擎：叫魂，群体性疯狂如何可能

A Biography of the Pixel：我们沉浸在数字光影中

Pixel：传记

《The Charisma Machine》书评：销售有魅力的技术

财经记者Tripp Mickle出版了一本报道苹果公司的新书「乔布斯之后」（After Steve），小标题就更直率了，是「苹果如何成为一家价值万亿美元的公司，并失去了灵魂」。

为了宣传新书，Tripp Mickle摘了一些素材，去NYT上发了篇文章，主要是写苹果前任首席设计师Jony Ive是怎么和Tim Cook不和并离开苹果的，细节很是丰富，而且怎么说呢，很适合改编成耽美剧：

• Jony Ive很不适应Tim Cook掌管苹果之后对于财务的计较，2014年发布Apple Watch的时候，Jony Ive希望在库比蒂诺礼堂外搭建一个奢华的白色帐篷，供应商为整场活动报价2500万美元，但是这笔支出被苹果的财务卡住了；

• 最后，要不要花2500万美元搭建帐篷的决策被送到了Tim Cook那里亲自开会拍板，Tim Cook思忖许久，还是同意了Jony Ive的预算，但是Jony Ive事后对同事说，开会讨论要不要给他批这笔钱，是他最开始意识到苹果变得不一样的时刻，言下之意就是乔布斯肯定不会这么卡他的想法；

• Jony Ive在1997年的时候，向乔布斯提议要给当时的iMac设计一个半透明的蓝绿色外壳，灵感来自澳大利亚悉尼邦迪海滩的水域，这个外壳的制造成本会是标准外壳的3倍，但是乔布斯什么都没说，直接就批准了费用的增加，并以其为核心卖点向消费者们推销；

• 乔布斯的脾气不好人尽皆知，他经常在公司里发火，但是Jony Ive总能让乔布斯冷静下来，也只有当Jony Ive在办公室里的时候，乔布斯才会有意克制自己发脾气的情绪，他们两个经常一起吃饭，同时乔布斯也几乎每天都去设计工作室和Jony Ive聊天；

• 2005年，因为担心惠普会把供应链主管Tim Cook挖走，乔布斯说服董事会，把Tim Cook升任COO，并推荐他作为自己的继任者，与此同时，乔布斯也安抚Jony Ive，保证设计团队继续会是公司一人之下的地位，苹果所有的产品都要给予Jony Ive最核心的介入权限，「不要让设计师们失望」也是这个时候苹果开发团队都要遵守的潜规则；

• 乔布斯逝世后，Jony Ive并不是没有得到Tim Cook的尊重，只是很多让他不爽的地方都体现结构和态度上，比如Tim Cook给他升职，让他管理100多人的团队，但他只想要20个人，要管的人变多了让他感到疲累，还有Tim Cook对设计本身并不感兴趣，这让他过于沮丧，并怀念从前能和乔布斯谈笑风生的时代；

• Apple Watch是Jony Ive主导的产品，他非常想让这款智能手表打入时尚圈，并认为来自「Vogue」（顶级时尚杂志）的评价比所有技术媒体都要重要，他很享受来自巴黎时装周的认可，但是Tim Cook的团队却希望Apple Watch能够注重科技性能，把更多的宣传点放在功能上，比如跟踪锻炼之类，而不是吹嘘外观；

• Tim Cook也不怎么造访设计工作室，在极其有限的几次碰面时，Jony Ive费尽口舌给他介绍设计师的工作，换来的却是面无表情的点头，而在Apple Watch初期销量一般时，Tim Cook决定把它的定位从时尚奢品转为健身运动，并进行了降价和分销，这让Jony Ive大失所望，认为Tim Cook是在向华尔街妥协；

• Jony Ive对苹果公司平等主义的怨气与日俱增，设计部门的地位不再一枝独秀了，越来越多的会计师、营销者和工程师都分走了设计师的权力，他提出离职，但是Tim Cook担心股价下跌——对他的身价评估是足以导致苹果10%的股价蒸发——让他先以顾问身份留下来；

• 在担任顾问的末期，Jony Ive还是受邀参加苹果公司的高管会议，其中一场真正促使他决定彻底抽身的会议是，有人投影了一张幻灯片，上面显示苹果公司的硬件利润率正在被服务利润率超过，这描绘了一个让他不安的未来，那就是Apple Music和iCloud等无形产品会愈发重要，而属于设计师们用武之地的有形产品将不再是唯一的光；

• 在正式离职前，Jony Ive召集了他在设计团队的所有同事，大家聚在一起看了一部电影「昨日奇迹」，这是一部文艺片，讲的是一个音乐人发现他进入了一个没有人记得披头士乐队的世界里，并在这里探索艺术和金钱的矛盾，电影放映结束后，Jony Ive走到所有人面前，说了他作为苹果公司员工的最后一句话：「艺术需要合适的空间和支持，才能成长。」

在美国，合作传统有一段被忽视的历史，边缘化群体被迫建立团结网络以求生存和自给自足。在她的书中，集体勇气：非裔美国人合作经济思想和实践的历史, 杰西卡·戈登-内姆哈德 (Jessica Gordon-Nembhard) 是约翰杰伊学院 (John Jay College) 的教授，他概述了数百年前自由和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参与的经济协调的例子，包括集中资金为个人购买自由，以及建立有意识的社区和互助社会。地下铁路本身就是一个团结的网络。这些合作形式早于 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这是一家成立于 1844 年的英国消费者合作社，旨在扩大因机械化而被迫失业的技术工人获得优质食品和供应的机会，被广泛认为是现代合作社的基础移动。

格尔维茨（Peter M Gollwitzer）是行动心理学的集大成的研究者。

他在 1999 年提出了执行意图理论，1987 年与赫克豪森（Heckhausen）一起提出了行动阶段理论卢比孔模型；并长期与巴齐（Bargh）合作，开创了自动动机、无意识目标实现研究领域；2010 年，与妻子厄廷根（Oettingen）一起提出 WOOP 理论。

本书即格尔维茨与巴齐主编的行动心理学手册。一本奠基性的研究手册。

按照格尔维茨提出的卢比孔模型，可以将人类的行动划分为四个阶段：决策前阶段、行动前阶段、行动阶段和行动后阶段。

• 决策前阶段阶段：你处于动机过程，想的是做什么决策，有多少可能，利弊如何，是“想”的阶段；
• 行动前阶段：处于意志过程，想的是如何实现目标、何时开始、有何方案，是“准备做”的阶段；
• 行动阶段：开始朝着目标实行，是“做”的阶段；
• 行动后阶段阶段，即对已经完成的行动做出评价，又回到了“想”的阶段。

对未来进行预判、规划并执行。这里有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规划，也就是目标的制定。第二个问题是，执行。也就是目标的执行。前者，就是动机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后者，就是行动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所以，不少时候，动机心理学的教材也会写如何执行目标。行动心理学的教材也会写如何制定目标。因为，目标的制定与执行本来是一体两面。

以前，所有的心理学家的重心都花费在“目标执行”这里。这批心理学家的默认假设是，我提出一个伟大的理论，你被我安利成功了，你相信这个理论，你的行动力自然就会提高。所以，我们有了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有了塞利格曼的“习得无助”理论，有了贝克的“认知行为疗法”，有了罗伊·F·鲍迈斯特的“意志力理论”。但所有这些理论统统都是废话。临床效果、实战效果并不如这些心理学家吹嘘那么好。

格尔维茨反其道而行之。既然所有人的重心都是放在，你必须理解某个心理学理论，才能应用它，那么，我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将工作重心，放在人类的“目标制定”这个环节，这就是“执行意图”，以及强调人类如何在潜意识中实现目标，这就是他开创的全新研究领域：自动动机、无意识目标实现。

没有先进组织思维的公司，是不是就不适应飞书呢？比如极氪

《跨次元游戏》描述的是电竞文化的萌芽期，从20世纪70年代持续到80年代，以街机游戏厅（arcades）和家用游戏机为主，具有极强的地域性。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是“游戏”，确切地说，是竞技性游戏，比赛受众既有游戏爱好者，也有喜欢严肃休闲活动的群体，并没有达到职业化的程度。在本书中，泰勒教授以《无尽的任务》（EverQuest）为案例，结合自己的游戏经验和对其他玩家的访谈，讨论了以这款游戏为核心的趣缘群组。就网络游戏而言，游戏与现实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渗透，交叠，相互影响。本书以“跨次元”为题，分别从休闲玩家和高级玩家两个维度，讨论了虚拟游戏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互动。

所谓高级玩家（power gamer），是相对于休闲玩家（casual gamer）而言的。前者游戏体验丰满，现实生活骨感，通常是孤独的、不善交际的玩家。与之不同，后者只在游戏中投入适量的时间，在游戏以外拥有属于自己的“真实生活”。可以说，泰勒本人就是一名普通玩家。她在本书开篇写道：

一开始玩《无尽的任务》时，我并没想到自己正在开启一项新的民族志研究，也没想到自己会花四年多的时间来与游戏世界和其他玩家互动。我跟别人一样，觉得这款游戏能让自己远离手头的“现实”工作。然而，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我开始意识到，它与我之前讨论过的空间并不是割裂的。里面有虚拟化身，人们相互交流，是一个持续共享的虚拟空间，是一个充满人工器物的世界。我创建了新角色，是一个侏儒巫师，开始参与到这个世界中，杀杀老鼠，认识其他玩家，我发现自己被游戏迷住了。

继而，她参加了游戏粉丝集会：

在距离酒店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我陆续看到带着姓名卡的人们，这对参会的人来说并不稀奇，但我很快发现了不同之处。卡片上的名字听起来非常奇怪，似乎包括一些神秘信息。仅凭这个小细节，我知道自己来对地方了。我套上自己的徽章，上面有我的游戏用户名、所在的服务器以及（那时已经失效的）公会。……很快，我发现自己从局外人悄然转变为玩家中的一员……这次活动，一次“粉丝集会”，展示出一些独特的体验，它模糊了游戏与非游戏的界限、线下与线上生活的界限、游戏角色与“真实”身份和身体的界限。

在集会中，泰勒参与了多种线下活动和游戏。之后，她又做了如下尝试：

第二天晚上回到位于北卡的家中，我登录进游戏，来试试水。我给一位“现场任务”队友发了一条消息：“嘿，在吗？我是Iona，咱们在波士顿见过：)。”在等回复时，我看到屏幕上出现了这样一行字：“嗨！很高兴认识你！想要组队吗？”然后，我们就集结成队，用虚拟角色的身份在线一起打副本，开始探索，这次是在虚拟世界。

不难看出，上述三段话勾勒出休闲玩家泰勒教授在多人游戏文化中的身份转换路径，从线上（使用侏儒巫师这个角色玩游戏）到线下（参加粉丝集会，与新老朋友面对面社交），再到线上（在游戏中与新朋友联系，组队玩游戏），如此循环反复。

与休闲玩家相比，高级玩家对待游戏的态度更为严肃，是典型的“成就型”（achiever）玩家。首先，高级玩家更重视“升级”，在装备和道具上都追求极致，这与成就需求相对应。在多人游戏中，成就总是相对的，因此高级玩家的目标设定也是动态变化的。即便只能获得点滴缓慢进展，高级玩家不仅可以像休闲玩家一样，不惜花费很长时间，进行“痛苦的、重复性的，甚至无聊的”的游戏任务，而且比休闲玩家的忍耐力要高得多，这就是泰勒提到的“铁杵磨针”（the grind）。其次，高级玩家更重视“效率”。他们将游戏行为划分为“生产型”（productive）和“浪费型”（wasteful），只是为了能够找出最佳策略，并将其进一步优化。用泰勒的话说，他们善于拆解游戏，将挑战拆分为若干部分，然后逐一击破；善于找出游戏内部的问题或漏洞，并加以利用；善于“社交”，以便随时随地都能为自己找到帮手；善于协调团队，让队友各展所长，取得团战的胜利。

在泰勒等人合著的《民族志和虚拟世界：方法指南》（Ethnography and Virtual Worlds: A Handbook of Method，以下简称《民族志和虚拟世界》）一书中，作者曾简单梳理了“民族志”的发展脉络。

它肇始于18世纪后半叶由赫尔德、歌德等人引领的德国浪漫派思潮及历史科学研究传统，当时的地理学家主张对文化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描绘，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在此期间，民族志的素材大多源于商人、探险家、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而学者无需亲身进行田野调查，只要坐在书房阅读二手材料就可以了，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著作《金枝》（Golden Bough）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到了20世纪初，英国学者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成为新一代民族志研究的教父。他主张以观察者视角（局外人）参与到受访对象的日常生活中，通过自身经验理解文化。

后来，这种观点被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修正。其一，局外者（etic）视角固然重要，为研究获取了客观的信息，但局内人（emic）视角也不容忽视，能够获取受访人的理论及认知模式；其二，获取信息并不是终极目标，更重要的是将受访者的行为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解释，这就是“厚描”（thick description）。

受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等20世纪理论思潮的影响，民族志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学者的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该方法，前者如《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后者如《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等。

到了泰勒一代的游戏研究者这里，民族志被广泛用于讨论游戏社群、网络文化、电竞文化等。

《异域》是作家泰德·威廉斯在 1996 年至 2001 年期间出版的科幻小说四部曲。

故事发生在大约是 2082 至 2089 年之间的地球，虚拟世界已经完全融入了日常生活。全息虚拟现实装置的普及使所有人都可以进入一个共同的线上世界，在书中也被称之为“网”（Net）。用户们可以通过手术，在颈部后方植入“神经管”的生物端接口与庞大的“网”进行连接。

故事的发展脉络很清晰鲜明：“网”这个巨大的虚拟现实世界中依然存在着鲜明的阶级差异，因此毫无疑问地，“网”的走向与构建依然被一小群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们掌控，并且衍生出了一个神秘组织“异域”。小说描写的就是主角一行人试图揭开组织背后秘密的冒险经历。

无情却强大的反派试图利用虚拟去统治现实，网络中的意识死亡意味着现实中也会面临永久昏迷，看似人为创造的操作系统成为了有生命的存在......科幻小说最迷人的部分在于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从而给读者带来无法明辨的恐惧与着迷。同样寄生在元宇宙的背景之上，却和《雪崩》要素众多的意识流不同，《异域》带来了一个可读性极强的完整故事。

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广泛接受的描述是：人类一开始生活在小规模的狩猎采集群体内，人与人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农业发明之后生产出现过剩，人口随之增长，私有财产出现了，人类逐渐组成了部落，规模的扩大需要更多的组织，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专业化出现了。部落有酋长，有战士，也有了神职人员。城市、文明、王国，帝国。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现代官僚制度诞生了。这一社会发展是线性的、渐进的、技术驱动的，目的性的。然而，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尝试重写人类历史，推翻这一广泛接受的人类社会的宏大历史叙事。作者指出，狩猎采集社会比我们以为的更复杂，已经有了社会性组织，他们像现代人类那样分配工作、处理财富和分配权力，他们已经在实践政治。早期农业也并非一蹴而就，人类首先要定居才有可能发展农业，而农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最初只是狩猎、放牧等觅食活动的一部分。作者持有无政府主义立场，相信人类的相处并不需要政府。

华盛顿大学的Amy J. Ko教授编写了这本《用户界面软件与技术》，并开源在GitHub。

人机交互社区在用户界面软件和技术的创新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很少有对所有这些研究的调查或回顾。本书试图对这些知识进行总结，为用户体验设计师、研究人员、懂设计的开发人员提供一本在线教科书，以学习和利用这些不断扩展的知识体系。

《性别暴力前线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at the Front Line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是一本内容广泛、易于理解的书，以真正的全球方法来理解妇女庇护所、反暴力组织和外展团体中的一线工作人员的生活。这些文章通常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来写，对政府工作人员、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雇员进行了研究，介绍了一系列打击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实用方法。

在2021年出版的《黑暗学术界：大学如何死亡》一书中，悉尼科技大学的彼得·弗雷明（Peter Fleming）从自己在不同西方国家工作的经历出发，详述了西方学术界当下面临的困境。

概括来说，现代西方大学经历了三次主要转折。

第一次发生在所谓现代晚期开始阶段，也就是十八世纪中晚期至十九世纪早期，以洪堡教育理念为主要代表。这种学术教育概念也经常被称为洪堡模式，以德国学者、外交家、教育家威廉·冯·洪堡的基本教育理念为基础，注重全面式教育，兼顾研究与教学、自然科学与人文艺术，核心强调的是理性、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第二阶段大概始于二十世纪中期，我们不妨称其为西方学术革命性转变时期，以人为本、民主化为主要特色。相比于第一阶段，这无疑是一种教育上的极大突破。早先在欧洲大陆，像法国精英贵族式高等教育模式依然十分强大，当时大部分大学依然是贵族精英把持的社会机构，并且以白人男性为主，社会底层、女性或其他有色人种大规模进入高等教育体系，这些也基本始于二十世纪。

如果说第二阶段是革命性的转变，那么第三阶段就是系统的反扑，尤其以英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许多欧洲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为动力，使得包括大学在内的公共教育机构大规模私有化、商业化，大学行政管理机构与学术生产与规律日益脱节，日益注重通过各种方式盈利，而在近二三十年中，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也使得更多人对学术之路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无论是置身其中的普通教职员工，还是日日为学生贷款忧心的平民学生，普遍感觉到焦虑，甚至觉得深陷泥潭，进退两难。

这是一部三星公司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作者的起点放在三星如何处理 Note 7 电池爆炸的事件，一个细节是，当包括作者在内的众多美国记者来到首尔关注三星公司的回应时，三星雇佣的 PR 公司有意识地「引导」这些记者多报道一些苹果手机爆炸的新闻。

三星在 Note 7 电池爆炸事件的处理方式充分展示了这家公司的「基因」，接下来，作者将时间拉回到上世纪 30 年代的韩国，以类似编年体的形式，展现了三星如何从一个生鲜贸易小公司转变为一家权倾朝野的韩国财阀巨头，尽管没有得到三星公司的采访许可，但作者借助丰富的人脉关系，还是获得不少一手采访资料，同时作者还以「游客」身份，切入到三星公司重要发展时刻的特定地点，带给读者一种时空亲历感。

本书最大的优点是丰富的细节暗示，比如作者采访一位三星高管自述自己最大的工作习惯是随时做笔记，当作者问及是否要求员工做笔记的时候，这位高管表示，他从来不强制员工做什么，但是员工应该看着领导在做什么。再比如，当三星高管（特别是李家的人）前往某个地方工厂参观的时候，这个工厂的停车场会清理一空、工人们会收到口香糖、一组员工提前调查品尝当地美食并撰写报告，这些细节都构成观察三星公司文化的切入口。

不过，作者可能过分迷恋于处理大量的细节，以至于在历史事件的衔接上不够连贯，其中我最不满意的是作者花费了几乎一个章节介绍三星第二任会长李健熙，从他的性格到衣食住行的习惯等，这些细节对于理解一个人当然重要，但如果能把个人性格细节与随后他对三星的改造放在一起，可能会更具可读性。

13年后，在著作《The Future of Art in a Postdigital Age》中，梅尔·阿列克森伯格（Mel Alexenberg）将数字艺术定义为“数字技术的人性化应用”。在她为进一步解释该定义而罗列的相互关系中，数字、生物、文化和精神系统（digital, biological, cultural, and spiritual systems）、根源与全球化（roots and globalization）、自我民族志和社区叙事（autoethnography and community narrative）被特别提到。

PUP冷芝士 | 你已经是一把成熟的椅子了，要学会自己组装自己！

《Print Punch》的书，讲打孔卡作为一个boundary object（跨边界物件），如何以物理机械的方式去处理信息，实现人和机器之间的一种交互。

1986年，弗洛雷斯发表了他的第一本书，与维诺格拉德合著的《理解计算机和认知》（Understanding Computers and Cognition）。这本书结合了计算机领域的问题与“生物本质、语言、人类行为本质等方面的理论”，着重讨论计算机能和不能从事哪些人类实践。……美国信息科学学会把《理解计算机和认知》评为1987年“最佳信息科学书籍”，这本书现在被认为是人机交互领域的关键文本之一。

《群氓之族》的作者 Harold R. Isaacs 成功的混合了几种不同的身份：在中国做过记者和编辑，锻炼了观察社会和写作的能力，尔后又回美国担任教职，在思考上形成了体系。20 世纪 30 年代到 80 年代，正是他职业生涯的黄金年代，世界正在演说、炮火和绞刑架的闪回。这给了他无与伦比的观察窗口，可以看着世界乱炖成一锅汤。

在他死前十年，这本只有 200 多页的小书终于出版了。这本书篇幅如此短小精悍，结构也出奇的简单。我似乎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样安排：作者似乎想要赶着发一篇稿子，或许还能赶上周末报纸的社论版。

他用了 6 章来解构每一种所谓的「向心力」。部落偶像、身体、语言、名字、历史、宗教、民族。每一章都像是文献综述，加上一些真实案例。美国、中国、日本、印度、欧洲和犹太人，每一处都暗藏着令人不安的问题：在「国家」的现代性掩盖之下，人们的内心仍然不自觉的想要找寻自己的起源，而又在越来越密实拥挤的社会网络中四处碰壁。越是碰壁，却越是想要回到最初的起点。已经有数不清的诗歌在吟唱歌颂这样的乡愁。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是一本关于中美竞争的新书。作者Rush Doshi是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的创始负责人。这里是这本书的简介和摘录，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美国政策界的重要声音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

也许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更多比冷战时期的外太空旅行更加神奇的成就，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正是经历了这些漫长而曲折的历程，才有了今天的结果。作家兼插画师罗恩·米勒（Ron Miller）如是说——他也同样是一名资深的飞船迷，并曾担任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天文馆技术总监。

史密森尼出版社出版了米勒的新书《宇宙飞船：图说真实与幻想的历史》（Spaceships: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Real and the Imagined），书中对整个世纪人类对于探索的向往进行了赞美。大量丰富的图解也记录了兢兢业业的科学家们在技术领域的工作，但最主要的还是那些富于幻想的梦想家们。

正如米勒在《宇宙飞船》一书中所述，从17世纪初用伽利略望远镜进行观察开始，人们每一天都在渴望着踏上地球之外的探索之旅，通过观察人们发现，那些在天空中流转过的行星很可能并不是多数人以为的星星，而是许多个不同的世界，许多可能差不多的世界——毕竟，我们身处的这个孤独星球，身边并没有其他生命存在。

史密森尼出版社出版了米勒的新书《宇宙飞船：图说真实与幻想的历史》（Spaceships: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Real and the Imagined），书中对整个世纪人类对于探索的向往进行了赞美。大量丰富的图解也记录了兢兢业业的科学家们在技术领域的工作，但最主要的还是那些富于幻想的梦想家们。

《Building Stories》是一盒书，韦尔从2001年开始创作，一画十年。在比画册还大的盒子里，有规格不一的14“本”印刷品，包括布面书、精装书、迷你漫画册、大开页报纸、折页纸板，乃至折页漫画。

画面里的线条简洁、柔和，仿佛《丁丁历险记》。内容却令人眼花缭乱，有些折页不着一字，只有电影镜头一般的分镜；有些人物被密密麻麻的言语包围，其中不乏手写体，字小得令人把鼻子贴到纸上才能看清；画框大小不一，图像的顺序也难以一眼看透，它们被箭头、线条编织成网络，被“因此”“但是”“于是”连缀起来；甚至一个跨页中间，会合成一张巨大的人脸，那看起来是这个跨页的主题。

在她的新书《底层北京：首都中心区的边缘生活纪事（Beijing from Below: Stories of Marginal Lives in the Capital’s Center）》（杜克大学出版社，2020）中，艾华（Harriet Evans）在大栅栏——北京最贫穷的街区之一——捕捉到了最后一丝底层生活的气息。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为筹备2008年奥运会而加速拆迁重建北京的“老城区”之间，大栅栏的居民长期生活在没有卫生设施的破旧环境中。他们中很少人有稳定的工作。现在，大栅栏的大部分原有住户已经迁移，随着街区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而流离失所。艾华通过口述史展现了街区中若干家庭的回忆和经历，以此思考个体、家庭与国家，贫穷和不稳定，性别政治和道德生活，以及对于官僚权力的抵抗和适应如何互相影响。

1942年出版的《南洋幸存者指南》（Castaway’s Baedeker to the South Seas）是一本“旅行”生存指南，为滞留在太平洋岛屿上的军人服务。该书强调了战胜“想象中的怪物”的高度重要性，如“如果你在海上被击败，鲨鱼肯定会咬断你的腿”。

哈尔斯曼第一次拍摄“跳跃照”是在福特公司的周年庆祝晚宴上。他突发奇想，想为优雅的 Edsel Ford 夫人拍摄一张跳起来的照片。夫人起初很惊讶，但随即便欣然应允，脱掉了自己的高跟鞋。一旁的 Henry Ford 夫人也在好奇之中加入了拍摄。

哈尔斯曼感受到“跳跃照“十分有意思。自此之后，他几乎每次都会邀请自己的拍摄对象在镜头前跳起来。那个时代的演员、艺术家、政客等各界名人，都以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留下了有趣的影像。

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对策研究院教授马丁·道尔的《大河与大国》一书将美国河流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一幅河流与美国社会相互交织共同演化的历史画卷。作者从联邦制、主权与所有权、税收、监管、环境保护这五个维度出发，揭示了河流对美国历史的重要影响和对美国未来发展的深远意义。同时，作者试图向读者展示建国以来美国人对河流的塑造以及各种各样的塑造方式所带来的生态影响，启发人们对河流的开发利用方式和联邦政府的河流政策进行反思。马丁·道尔的足迹踏遍美国众多河流，整本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河流的那份迷恋和真挚情感。作者借鉴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巧妙地穿插了引航员、工程师、农场主、牧场主、印第安人等的故事，引人入胜，趣味横生。同时，大量原始文献的运用使得本书又不失学术性和严谨性。

这是一本讲述了图画书发展历程和重要节点的历史书。虽然名字叫“小史”，但全书有整整300页，分量很厚的一本书。书的内容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总括篇，概括地介绍了世界图画书的百年发展；第二部分是分论篇，展开讲述了图画书发展历程史中重要的人和事；第三部分“人物篇”则由13篇创作者侧记构成，可以视为对前两部分的补充。

《被统治的艺术》的作者：宋怡明。

他十六岁高中毕业时在肯尼亚、印度和中国间挑选了最便宜的一张机票，从加拿大不远万里来到这片影响了他一生的土地。在武汉，他做过外教，拿过高额的工资，又把这笔钱节省下来周游全国各地，骑摩托，搭顺风车，睡在峨眉山的寺庙，坐着卡车从云南到西藏再到新疆。

等归国读大学后，他意识到中国注定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于是他拿着罗德奖学金在牛津大学学习中国史，接着回到福建，开始他对宗族组织的调查。在他后来对明朝宗族留下的历史遗产的研究中，三十年的时间他都持续秉承着他的“祖师爷”傅衣凌先生的话——“历史研究不可以在图书馆做”。

于是他走进乡镇，与当地贫苦的农民家庭六个人共挤两张床，参加当地的游神仪式，同戏台中拴着的一百匹马共度夜晚，目睹自己的儿子和语言不通的当地小孩打电脑游戏，记录和倭寇作战的士兵的后裔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最终，将他亲身感受过的一段段曾被淹没的历史，编写成“中国东南沿海的《百年孤独》”，回望600年前的百姓经历的《被统治的艺术》。再现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下，普通百姓的生存智慧，还原了埋藏在宏达历史叙事之下，那些细微、无声、边缘，实则占据了中国古代社会最普遍生态的潜规则和秘密。

1991年12月26日，锤子镰刀旗最后一次在克里姆林宫上方降下。然而，就在六年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并任命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为外交部长，冷战似乎会在世界政治中永远存在。在冷战结束之前，西方和苏联的政治家们均没有预见到，两个超级大国经过数十年在安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各领域的斗争，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结束对峙。同样不可预知的是，苏联政治领导层会实施巨大的内部变革，以及核战末日的威胁会和平地消失。

借助开创性的档案研究，罗伯特•瑟维斯对冷战最后几年扣人心弦的调查明确了罗纳德•里根、戈尔巴乔夫、乔治•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之间的非凡关系，他们在那个全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找到了合作的方法。《冷战的终结》展示出一小圈子运筹帷幄的政客是如何坚定地在他们的任期内结束冷战，不可逆地改变了全球政治图景。

怎样介绍一款字体？很多人都曾听过那个关于 Helvetica 字体的故事，一名来自纽约的字体设计师试图过一天没有 Helvetica 的日子，他避开了将这种字体用在商标中的衣服，放弃搭乘纽约地铁，拿出钱包里的新版美钞，删除了自己电脑里的 Helvetica，却发现网络才是更大的“重灾区”。

这个故事被收录在一本名为 Just My Type: A Book about Fonts 的书中，它入选了 2011 年《纽约时报》畅销榜的前十位。知名设计师 Michael Bierut 曾盛誉此书的作者是“我们设计界期待已久的那位文化大使”，打破了专业壁垒，让字体设计的话题进入公众视野。在它之前，市面上常见的是千篇一律的字体编年史。

这本书如此开头：“在布达佩斯，外科医生们为十七岁的印厂学徒哲尔吉·绍博施以手术，因为失恋，他将心上人的姓名铸成铅字，吞入腹中。”它同样介绍了 Gill Sans 设计者的“花边新闻”，这个设计狂人的另一面是他无休止不顾伦理的性交实验。

两年后，TIB 的两位撰稿人吴涛和刘庆翻译了这本书，中文标题是《字体故事：西文字体的美丽传奇》。同年，TIB 的另一位成员厉致谦出版了《西文字体的故事》。介绍经典西文字体和它诞生的历史背景成为 TIB 常用的故事线。

“棉花俱乐部的现场音乐吸引到了一群留着长发的音乐家和抽着大烟的嬉皮士，他们把棉花俱乐部铭刻在了上海的文化地图上。”在《上海夜生活：一个全球化城市的夜行传记》一书中，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James Farrer 和他的合作者 Andrew Field 也单独辟出了一节介绍棉花俱乐部。

（环境老年学：为老年人创造有意义的场所）。 讲述了老年人如何感知环境，如何记忆环境，如何对场所依恋，并且怎么样的场所对他们来说是有家的感觉的，且安全的。适合做老年友好城市设计与环境，老年友好规划，以及做养老院的设计师和照护者参考。

这是一首关于生活在美国哈代区普通人的诗，关于围着点唱机的青少年，关于在消防栓天井旁玩耍的儿童，关于深夜的地铁。艺术家Roy DeCarava和作家Langston Hughes在这本书的合作里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表达了他们对于城市街区生活的所见所闻以及感受。DeCarava的照片带我们进入了一种感官的世界，这些感知的思考超越了简单的观察，触碰到了生活更深层的意义上。

The Color of a Flea’s Eye: The Picture Collection 介绍了纽约公共图书馆图片收藏的历史，这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宝库，里面有一百多万张印刷品、照片、明信片、海报以及废弃书籍和期刊的图片。自1915年成立以来，图片档案库一直是作家、历史学家、艺术家、电影制片人、时装设计师和广告公司的重要资源。

西蒙花了数年时间筛选信件、备忘录和记录，展示了档案库与艺术家、媒体、政府和更广泛的公众之间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文件还透露了20世纪80年代末，当照片的市场价值变高时，档案库的照片也从面向大众流通转型为图片收藏。趁此契机，西蒙从这些照片中挑选出了美国的性别、移民、种族和经济，以及摄影的技术发展等等不同系列的档案资料。

美国人口生态学家保罗·艾里奇夫妇写过一本书叫《灭绝》，前言里讲了一个寓言故事。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旅客注意到一个机修工正从他将要乘坐的飞机机翼上敲出铆钉。机修工解释说航空公司将因此获得一大笔钱。同时，机修工也向这位震惊的旅客保证，飞机上有上千铆钉，绝对是万无一失的。事实上他已经这样做了一阵子了，也没见有飞机掉下来。

这则寓言的重点在于，我们无从知晓究竟哪一颗铆钉会是导致飞机失事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乘客而言，哪怕敲掉一颗铆钉都是疯狂的行为。然而艾里奇教授却严正指出，在地球这艘大型宇宙船上，人类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敲掉一颗颗的“铆钉”：“生态学家并不能预言失去一个物种的结果，正如乘客无法估计飞机失去一颗铆钉会有什么后果一样。”

这个寓言精妙地显示了，我们每一年都在依靠运气生存。因此，存在风险的研究者希望我们能够结束导致危险的全球局势，而不是仅仅试图度过每一年的危险。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它将对未来产生巨大的决定性影响。

《城市：人类这样聚集于大地》一书，便将数百张卫星拍摄的城市图像一股脑儿展现在读者眼前。在震撼人心的视觉冲击之后，你会开始思考，城市怎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城市又可以拥有怎样多元的可能——是整齐如棋盘，还是蜿蜒似水蛇？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还是汪洋中的一个港湾？是将人紧密联系，还是把文化死死隔离？答案都在图像之中。

在《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博士亚当·阿尔特（Adam Alter）看到，那些生产和设计高科技产品的人自己却仿佛遵守着毒品交易的头号规则——自己绝不能上瘾。乔布斯的孩子从未用过iPad，Twitter创始人没有给两个儿子买过平板电脑，游戏设计师对“魔兽世界”避之不及，很多硅谷巨头根本不让自己的孩子靠近电子设备。“这就好比宗教领袖不让孩子参加宗教活动。”

《后资本主义时代》一书作者、京都大学心灵未来研究中心教授广井良典道出，“科学”和资本主义在基本世界观和态度上是同构的。两者发展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人从共同体中的独立和人与自然的割裂这种双重“起飞”，来实现“市场经济+增长与扩张”。经过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等阶段，资本主义伴随着科技的力量，让全世界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也即“进步”。资本主义和科学是不会停止增长和扩张的，会不断加大对机器和对生产效率的投入，以实现速度更快和效率更高。因此，资本主义一方面不断在地理空间进行扩展，去寻找更多的原材料、潜在市场和廉价劳力；另一方面，随着可以扩展的地理空间越来越小，在不断强化的竞争语境里，新的时间景观也在出现。

《爱，为什么痛》一书作者、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斯发现，前现代时期的信息匮乏会促使当事人“高估”另一方，甚至可能会将其“理想化”；然而现下由于数字通信技术等快速发展，信息渠道不断通畅，对他者的认识多始于先入为主的信息罗列，碎片化的信息冗余而又缺乏整体性，在这种环境之下，被“理想化”的不再是对方，而是主体在不断扩大的选择自由之下骤升的愿望与期待值，失望的可能性也就随之上升。

美国莱斯大学哲学教授伊丽莎白·布雷克（Elizabeth Brake）创造了“爱情规范”（anatonormativity）一词，用于概述那些认为人人都会也都应该走入爱情的社会规范。在《最小化婚姻》一书中，布雷克写道：“坚信婚姻和浪漫激情之爱有特殊价值的看法，忽视了其他关爱关系的价值。这种对于婚姻和爱欲不成比例的强调，以及将浪漫爱情视为普遍目标的预设，我称之为‘爱情规范’。它假定对人而言，一种具有排他性和集中性的情爱关系才是正常的，亦假定这是所有人的普遍追求。这种关系是带有规范性的，在这种规范之下，追求情爱关系的优先性胜过其他各种关系。”

无权者与有权者之间的对抗充满了欺骗——无权者假装恭敬有礼，有权者则故意夸大他们的名望与掌控能力。如果仅接受这些表面价值，我们将无法把握权力关系中的各种矛盾、紧张和内在可能性。

通过考察世界各地文学、历史学、政治文化中的实例，著名政治学、人类学者詹姆斯· C·斯科特深入探讨了支配者与从属群体的公开剧本及潜隐剧本之间的联系、区别和界限。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有权者与无权者会心照不宣地在公开互动中合作共谋，这使得公开剧本往往带有程式化和仪式化的色彩。

相对地，任何从属群体都会在其苦难之中创造出特定的潜隐剧本，这些发生在后台的话语、姿态与实践代表着他们对支配者的某种权力批判。与此同时，有权者亦会发展出他们的潜隐剧本，即那些使其统治得以维系但又不能公开承认的措施和观点。

斯科特指出，在公开剧本和潜隐剧本之间最具分歧的地方，话语和权力关系会得到最为显著的表露；两者的交界之处，则是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斗争的重要地带。这部里程碑式著作，将修正我们对从属、抵抗、霸权、民间文化和反叛背后的各种观念的理解，并为权力关系的研究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未竟的杰作》图文并茂地勾勒出一部令人心碎的“另类文学史”。书中选取了文学史上一系列未能完成的遗憾之作，深入地探讨每一部命运不济的作品背后的故事。

从维吉尔的史诗作品《埃涅阿斯纪》，到卡尔·马克思的喜剧小说《斯科皮恩和菲力克斯》，再到马尔克斯离世前仍未放弃的《我们八月见》，从作家的创作瓶颈到编辑的吹毛求疵，从命运坎坷到英年早逝，每一部未竟之作都有着独特而迷人的故事，充满趣味又发人深思。

《封闭的世界：冷战笼罩下美国的计算机与话语政治》（The Closed World: 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Cold War America，Edwards, 1996）为我们描述了计算机成为定义20世纪和新时代的核心机器的过程。

作者深度进入二战末期至冷战期间美国日益庞大的军事—工业—学术联合体的形成过程和科研理念，描述了在核战争威胁、冷战双方高科技武器对立、大规模自动化武器预警与合理启动需求下，美国的军事科研以打赢冷战阴霾下的系统化战争为主导想象框架，越来越以高度信息化、自动化和排除人的政治与文化介入为研发理念。

爱德华兹指出，所谓“封闭世界”，是一种科学文化基于系统论、自动化理论、运筹学、神经语言学等以数学为基础的想象社会运作方式的模型。这种模型希望开发出完美的计算机器，凭借系统内部的自我输入，完成对整个体系信息能力和执行能力的训练，系统越少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越少受到特定情形和主体——比如人——的干扰与输入，就被认为是越可靠的。也就是说，在最理想的武器系统设计规划中，人的作用要被减少到最小。

爱德华兹认为，正是这种通过排除人的伦理和政治抉择，依靠高能量的计算来打赢冷战的狂热，奠定了现代计算机崛起的基础。他为我们指出了军事工业联合体最黑暗的一面，而这一面在大多数涉及早期计算机的讨论中都被太轻易地忽略。

“退稿图书馆”的灵感来源于美国作家布劳提根1971年创作的小说《堕胎》（The Abortion: An Historical Romance 1966）。布劳提根在书中描述了一座图书馆，收藏的都是出版商不愿出版或者不能出版的作品。作者们把这些经历“十月怀胎”的辛苦却未能面世的“宝贝”们送到这座只有一位管理员、没有读者的图书馆里收藏，“感到幸福极了，毕生事业完成”。

所以，这是一座用于抚慰作者、不考虑商业出版利益的图书馆。作者可以把自己的作品随心所欲地放置在图书馆的书架上：“书放在哪里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从来没有人检查过它们，也没有人来这里阅读它们。这不是‘那种’图书馆。这是另一种图书馆。”

没人要的书稿变“网红”！这座另类图书馆，专注收藏退稿三十年

Donald Shoup在其《The High Cost of Free Parking》一书中指出，表面上“免费”的停车——想想杂货店、购物中心、公寓楼和其他地方——只是以其他方式转嫁了无形的成本，让整个社区，包括司机，都肩负重担。

《Busy Doing Nothing》是一本讲述加拿大情侣 Devine 和 Rek，在2020 年疫情期间从日本下田市出发，靠一艘名叫 PINO 的帆船，用时 51 天航行回到他们家乡--加拿大维多利亚港的海航日志。书中不光记录了这段海航时光，附上了他们一路三餐的食谱，女生Rek还用插图的方式留存了沿途风景和动物朋友，海浪凶猛以及星月温柔。

彭罗斯在其代表作《通向实在之路》（The Road to Reality: A Complete Guide to the Laws of the Universe）对柏拉图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如下图）。图中的意思是所有物理世界受到数学世界规律（这些规律只占整个数学世界的一部分）的支配，心智世界以物理世界的一部分为物质基础，能理解整个数学世界，换言之，不存在人类不能理解的数学规律。这个结构很像埃舍尔的画，也就是以彭罗斯名字命名的彭罗斯楼梯。

2019年美国物理学家、科普作者丽贝卡.C·汤普森（Rebecca C. Thompson）出版了一本通过《权力的游戏》进行科普的书籍《冰、火与物理：<权力的游戏>中的科学》（Fire，Ice and Physics——the science of the game of thrones），美国科学院院士、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刘易斯·托马斯科学写作奖得主肖恩·卡罗尔（Sean Carroll）在序言中就指出，虚构作品只要不是超现实主义，就必然遵循逻辑，科学家就可以对虚构的世界进行研究，科学精神无处不在，“科学和文学（科幻、奇幻或其他）之间的对话是文本”，“当我们沉浸在虚拟的或然世界中时，我们会觉得很有趣，但当我们以一种科学的方式思考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时，我们会获得一种额外的享受。”这时候科学成了另一种看待文学的视角，就如著名物理学家费曼在《发现的乐趣》中形容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区别那样，科学家不仅能像艺术家一样懂得欣赏花的美，同时还能看到更多的东西：“我会想象花朵里面的细胞，细胞体内复杂的反应也有一种美感。”

AMO/库哈斯2020年新书—— 聚焦占地球面积98%的农村地带 南美、非洲、日本、中国...... AMO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总结分析了世界各地的“乡村” 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所进行的变革

库哈斯被称为当代建筑界最会写书的建筑师

与书籍设计师Irma Boom的合作更是从未让人失望

每一本书在内容与视觉上都赏心悦目

本书特意设计成口袋书大小 作为库哈斯所有书籍中最小巧的一本 非常方便携带 随时随地皆可阅读

人类的身体，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将如何应对全球空气温度的上升和地球的热应力?

哈佛GSD副教授Silvia Benedito的著作——《大气解剖：关于设计、天气和感觉》，深入探讨了如何将人体及其生物气候环境，作为空间形态设计策略的核心。

从威廉·肯特的罗珊海姆园、勒·柯布西耶的昌迪加尔市，到路易斯·巴拉甘的奥特加住宅、罗伯特·泽恩的佩雷公园等等，本书通过十个典型的城市设计和景观建筑项目，调查了设计师们的生物气候学目标及其空间成果。深入分析的表格、图纸、文字，搭配荷兰摄影师Iwan Baan的最新摄影，共同展现了日常生活中的居住空间。

本书非常值得景观设计师/建筑师、对可持续设计感兴趣的建筑师一读。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拍成了电影 太阳帝国 Empire of the Sun (1987)

125位英美作家列出自己最喜欢的十本书，第一名10分、第十名1分，一共544种书，在2007年集结出版《The Top Ten》。

今年5月，德国航空摄影师Tom Hegen在新作品“Aerial Observations on Airports”中，就展现出了机场意想不到的美：他被获准进入德国最大的六个机场上空拍摄两个小时，为停放的飞机寻找到对称和几何的瞬间。在摄影师的镜头里，仓库、停车场、集装箱和航站楼这些机场设施都在的画面中营造出一定的规模感和秩序感，机场地面复杂的彩色沥青标志，也让机场的运营系统带上了几何美学的色彩。换了一个角度之后，飞机和机场内的各个元素仿佛也有了自己的生命。

中心再难维系。这个国家随处可见破产通告,拍卖通知,谋杀报道,寻人启事,被遗弃的房屋,以及无法正确拼写四字单词的涂鸦。这个国家的家庭随时随地可能消失，留下跳票的支票和房屋充公的报告。青年们从城市漂泊到破败的城市，甩掉过去和未来就像蛇脱掉旧皮。小孩们从未被教育也不再能习得维系社会稳定的游戏。人群失踪。儿童失踪。父母失踪。留下的人潦草地发表了寻人启事后便不再等待。这不是一个公开革命的国家，也不是一个被敌军包围的国家。这是1967年晚春的美利坚合众国。市场平稳，GNP高涨，而且那些思路保持清晰的人们似乎仍然能看到社会的终极目标。或许对这些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坐拥伟大希望的春天。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琼恩·迪迪安(Joan Didion),《缓缓走向伯利恒(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1967

用户界面设计

伊玛·布：作为建筑的书籍

伊玛本人设计的自传+作品集，伊玛的「小红书」，2010年的第一版包括了大小两个版本。她在采访中曾经说「这本书每年会变大3%」。

伊玛有做「小样」的习惯，每一本设计的书，为了预先看到最终呈现，她都会做出无数个小样。伊玛本人也一直希望自己有机会设计豆丁本。800页的大本和小本内容上没有任何区分，但从「XXL」（大本）版本上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书中的图片和工艺细节。豆丁本尺寸虽小但是做工精细，阅读展开舒适，在当时很受读者欢迎。2013年再版的版本中添加了新的内容和序言等等。

香奈儿五号香水

伊玛受香奈儿公司的委托，为2013年在巴黎东京宫（Palais de Tokyo）举办的展览制作一本书。这是一本真正「不能用PDF阅读的书」。300页的书中没有任何印刷，内容均由压纹工艺呈现香奈儿本人的生涯。无法完全依赖于视觉感知的一本「若隐若现」书，让人联想到香水本身的特质。

美国曼哈顿计划的发起人，一个身边朋友利用他给的ideas全拿了诺贝尔奖而自己却鲜为人知的物理学家（前期）和生物学家（后期）。

Leo是一个空想家，每天花很多时间泡澡和散步，靠着空想把chain reactions搞定的天才中的天才。一生没有固定的职业，万年的contrator。

一辈子没有固定住所，长期住在欧洲和美国的各大酒店，他去长岛拜访爱因斯坦后，起草了给罗斯福的信，这封信直接导致了曼哈顿计划的诞生。

后来因为美国军方决定炸广岛和长崎而致力于将原子弹和氢弹的控制权移交到平民手中。

兴趣转移到生物学后，最初创想了Salk institute，该机构至今是美国生物学研究的顶级机构。其建筑美轮美奂，也是建筑界的巅峰，简单中的平静。

沃格林出生在德国科隆，在维也纳读书长大，与哈耶克关系不错，在欧洲知识分子最多的时候和很多人有学习、争吵，后来因为纳粹抓捕流亡美国，50年代末曾回到慕尼黑接任韦伯去世之后一直空缺的政治学教职，十年后因为德国气氛不适合做思想工作而回到美国，进入斯坦福胡佛研究所。

他一生都在学界，这本书写得坦诚，是一位毕生进行思想冒险的人的自传。前半本很多地方写个人的思想与精神成长，对同时代的思想家有点评（对二战前欧洲精英群体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读），对掀起惊涛骇浪的某些思想有很深反思，偶尔会有“学术黑话”，但比阿伦特深刻。沃格林是将“理智诚实”实践到比较深程度的思想家。

从人类能够驶入海洋开始，海盗就出现了。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的船只在海水中放下过一支桨、在海风中升起过一张帆，它就肯定与海盗斗争过。

作家埃里克·杰·多林以地理大发现时代为背景，生动重现了美洲海盗的“黄金时代”，他以细腻的笔触、电影镜头般恢宏大气的构图，还原了那些令人兴奋的冲突和海上战争。从最臭名昭彰的“黑胡子”，到命途多舛的基德船长，再到暴虐成性、喜欢折磨俘虏的爱德华·洛，这些海盗明星的传奇经历照亮了航海史上那个迷人的时代。

这部颠覆大众错误认识和漫画式刻板印象的作品，定会让我们对美洲殖民地生活的危险本质有更深入的理解。

本书讲述了一个双向塑造的故事：美国造就的河流，河流造就的美国。美国的25000多条河流，总长度300多万英里，遍布全国，如同巨大的循环系统。这些河流从古至今扮演过多重角色：贸易路线、疆界、通道、下水道、水源地、发电站、灌溉渠等。

作者讲述了美国河流开发利用的宏大史诗，从殖民地时期的河流通航，到美国工程兵团的探险勘察，从1848年淘金热，到西部目前的水资源争夺，河流常常处于美国社会实验的争论焦点，比如土地私有权、主权、财产权、税收、环境保护、开发利用等。作者旁征博引，又高屋建瓴，阐明了河流开发与美国历史的密切关系，并且断言美国的河流将继续对美国的未来施加巨大影响。作者用生动的文笔和故事切入这个宏大的话题，兼具可读性与学术性，是该领域的杰作。

英国作家和藏书家J. 罗杰斯·里斯（J. Rogers Rees）1886年出过一本《书蠹乐趣》（The Pleasures of a Bookworm），其中有一节叫“献辞的浪漫和现实”（The Romance and Reality of Dedications），开头便说：

在“献辞”（dedication）中，我们能发现何种风流韵事以及欲盖弥彰？它往往是爱的标志，或是友谊的申明——不，它偶尔也带着悲伤和苦涩。老迪斯雷利（D’Israeli the elder）常常坦承自己总是从前言中拾欢集趣，同样我也得坦承，我时常通过仔细阅读作家的献辞，窥探他们的灵魂，以此获得更多的乐趣，而不是像作家们所希望的，关注他们的“作品”。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浦安迪（Andrew H. Plaks）以其《<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奠定自己在学术圈的地位，他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叙事：批评与理论》《中国叙事学》等也是汉学名作。在本书中，浦安迪召集了12位汉学家——德沃斯金、欧阳桢、韩南、何谷理、夏志清、高友工、李培瑞、林顺夫、黄金铭、芮效卫、王靖宇以及他自己来关注中国的传统叙事学。本书涉及的内容有中国的四大名著、《左传》《儒林外传》、六朝志怪等小说，探索中国传统叙事脉络。

很多西方读者乃至今天的中国人都喜欢用西方的小说概念去理解中国的小说，并以这样的标准衡量中国小说，对西方人来说，无法恰切理解异域色彩，厌弃道德说教，觉得人物性格从头到尾都没有一点儿发展……如此等等，造成了阅读中国小说只是消遣的习惯。但是本书的作者们把西方的批评方法与以文化为根的批评理论区分开来，关注与西方大相径庭的中国叙事模式，探寻中国小说的诞生与兴起。

2017年，受到韦斯·安德森《布达佩斯大饭店》中那些美丽风景的启发，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摄影师Wally Koval，和未婚妻Amanda一起陆续去往巴黎、布达佩斯、伊斯坦布尔等地区旅行，试图在现实中寻找带有韦斯·安德森电影画面感的地方。

他们把自己在网络和现实中找到的地方放到在Instagram自创的“Accidentally Wes Anderson”账号上，同时接受世界各地网友的投稿。截至如今，这个账号已经吸引了近150万粉丝的关注。

从建于1880年、历经百年而不衰的罗马剧院，到墙壁和家具都被大红色天鹅绒包裹的意大利酒店，从日本长岛温泉区的巨型白色过山车，到冰岛雷克雅未克湖边红白相间的小木屋，这些可以被Wally发现的地方也许名气并不大，但它们都意外地与韦斯·安德森的镜头里那些对称、复古、梦幻的画面如出一辙，“有一些东西没办法真正说出来，但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完美契合的。”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地方，去年底，Wally将账号里发过的的200多个地方整理成了同名摄影书“Accidentally Wes Anderson”，还在书中深入挖掘了每个地方背后的历史和故事。

当然，韦斯·安德森本人相当欣赏这本完全展现他美学风格的摄影集，他说，“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图像集，一本特别诱人的旅游指南”，这句话还被放到了前言里。也有人说，这本书就像一个“去过却未曾发现”的美丽补丁，甚至有人开始按照Wally的指南，亲自去探索这些明明是现实、却像梦一样美的地方。

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1985年发表的后人文主义文章如今可能已经过时了，但它所提出的超越传统界限理解人类身份的理由，在今天仍然具有惊人的力量。

唐娜·哈拉维反对简单的自然与人为的二元论，甚至反对任何事物都可以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来分类的想法，对性别、政治或整个社会的本质主义观点进行了精辟的驳斥。这是一部影响巨大的文本，其遗产至今仍影响着人们。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有点严肃，你可能会想看一看《即将到来》。来自美国科学家凯莉·韦纳斯史密斯和她的丈夫漫画家扎克·韦纳斯史密斯的共同合作，后者是优秀的科普漫画SMBC（周六早间谷物早餐）的创作者。

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这是一本关于新技术和发展中技术的幽默书，从荒诞不经到惊心动魄，所有这些都是SMBC标志性的漫画风格。谁说学术书籍不能有漂亮的配图？

这本《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描绘了当今科技界大名鼎鼎的人物的命运。它探讨了谷歌的搜索引擎产品是如何成为一个庞大的科技集团的发源地的，Facebook是如何主宰社交媒体，并成长为收购大批竞争对手的，以及为什么亚马逊等公司继续对在线零售业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

斯科特·加洛韦(Scott Galloway)对这些强大的公司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这些公司占据了我们日常使用的设备、手机、服务和搜索引擎，无时无刻不在出现，质疑他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以及他们是否应该留在那里。

《获取技术》是你解决最大的技术问题的切入点。《获取技术》提供了20节 “浸入式课程”，内容涉及自动驾驶汽车、纳米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确保当你的科技界和工程师朋友们开始谈论当今最重要的科技趋势时，你不会感到一头雾水。

珍妮·奥德尔（Jenny Odell）的这本书并不是关于放松或正念，而是必须从无休止的信息流和社交媒体的分心世界中脱离出来，以便重新更自觉地与周围的世界接触。

《如何无所作为》既是一本自然主义指南，也是一本行动主义指南，从科技自由主义的宏伟目标（向彼得·蒂尔致敬）到隐士和自然主义者的谦逊，甚至是行为艺术家对我们经常发现自己投入的商业社会的质疑，都有所涉及。总的来说是一幅复杂的图景，我们的政治、技术和环境景观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让这本书成为你不应该随意翻翻的一本书。

马克斯·泰格马克的里程碑式著作《生命3.0：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人类》探讨了当今人工智能系统背后的方法论，以及人工智能从长远来看对人类的影响。

虽然距离智能语音助手接管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已经开始依靠人工智能系统来筛选工作申请、解读大量数据、驾驶我们的汽车，以及决定我们每天看什么新闻，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泰格马克为我们的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的结果，有好的，也有坏的，并对那些对人工智能过于乐观的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主角是“文明的火种”——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的基石之作，这本书讲述了这些人类科学的伟大经典如何跨域地域、信仰、战争、技术的重重障碍得以在人类文明史上薪火相传的惊险旅程。

“这是一本非常优雅的研究笔记，记录了两位意大利学者在一个极小的岛国基里巴斯的观察和研究。它有极为漂亮的插图，非常清晰的视觉引导，恰到好处的内容密度，阅读起来很轻松，但是内容却非常扎实。基里巴斯属于英联邦，有现代文明，但是生活的很多方面几近原始社会。这是一个微妙的观察视角，可以把这个岛当做整个人类群体的一个模型，关于生存本身、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关于入侵，关于象征着湮灭一切的海平面上升。这本书没有答案，但是却引发很多思考。”

在2003年搬到北威尔士之前，汤姆·伍德 (Tom Wood) 已经为利物浦附近的居民拍摄了近30年的照片。在这两卷书中，伍德展示了从他的档案中精心编辑的照片，这些档案中充满了男人和女人生活的艺术编年史。

尽管这些图片并没有按时间顺序排列，但《男人和女人》最终还是成为了一本充满历史的书，展现了利物浦从过去的工业时代转型的过程。

他从未离开过他的相机，不断在不同的格式和摄影风格、彩色和黑白之间切换，这位摄影爱好者（伍德在当地广为人知，这是他与斯泰德尔合著的最后一本书的书名）很容易将陌生人的照片与家人和朋友的肖像混合在一起。

这本豪华的插画书汇集了世界上最著名的 LV行李箱拥有者的故事。行李箱的主人们，谁会在 LV 行李箱中放 70 双定制的 Ferragamo 鞋？谁又在巴黎丽兹酒店的一只旅行箱中发现了传世名作的原稿？

这些故事从蒸汽时代就开始讲起，一直讲到现在，而他们的主角是名流贵族，演员、摇滚明星、艺术家，比如葛丽泰·嘉宝、海明威、老佛爷 Karl Lagerfeld、麦当娜等等。

约 50 位旅行者齐聚一堂，讲着自己的生活趣事、旅行癖好。

全书以插画的形式呈现，插画作者是 Pierre Le-Tan，他从 1968 年开始就是《纽约客》的插画师，并多次在不同城市举办个人回顾展览。

而巴黎作家 Bertil Scali 担任本书的作者，他曾在创刊于 1949 年的法国老牌杂志《巴黎竞赛》（Paris Match）供职多年，并出版了小说 Villa Windsor，Hitler, My Neighbor: Memoirs of a Jewish Childhood 等。

数字时代，电子设备已经占据了人们的大部分阅读时间。纸质阅读日渐式微，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也在逐渐向适应屏幕阅读转化。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面对数字媒介和传统媒介这两种阅读方式，我们应如何应对？下一代人从小就深受数字媒介的侵染，这是否会影响他们的专注力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儿童应如何整合大脑的深度学习过程，从而提高专注力和阅读能力？在作者看来，新的阅读方式给我们带来困境和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发展的契机。数字阅读的影响不全是负面的。相反，适应了这种阅读方式的大脑将具有极强的处理繁杂信息的能力，这是传统阅读模式下的大脑所不具备的。

由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多伦多大学等世界知名高等学府的54名资深学者撰写述评，62个大事件包括文艺复兴、黑死病、明朝崛起、一战、二战、西班牙无敌舰队、科学革命、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代等，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兼具趣味性与学术性。

我们何以能够研究我们的大脑？有人说：“你无法用黄油做的刀来切黄油。”现在可以对大脑进行扫描，但对观察到的结果需要详尽的解释。以视觉为例，至少有30个不同的脑区参与视觉体验。“这有点像管弦乐队中不同的乐器，或是一种包含有非常复杂的配料的高级食谱。每个脑区确实有其自身特殊的功能，但每个脑区都参与整体的功能。整体的功能大于每个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这个整体就是那一瞬间的意识体验。”

本书采用了一个有趣的结构，作者苏珊·格林菲尔德是牛津大学林肯学院高级研究员。从早上醒来，外出遛狗，到办公室工作，夜里做梦，作者探索了我们的日常经验是如何被转化为细胞、分子和化学信号的，并由此探究了大脑如何塑造我们的独特自我这一永恒的谜题。

《鸟鸣时节》按月份排序，用优美、灵动的文笔依次介绍了一年当中有代表性的247种鸟类，其中200种在中国也有分布。它鼓励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聆听四季之歌，重建与自然的联系。2月，成群结队的太平鸟可以在最没指望的地方找出浆果，然后乌泱泱地挤在树上。4月，一道钴蓝色的闪电划过农家庭院，与之相伴的是一阵热情的呢喃。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家燕从南非回来了。6月，欧夜鹰像外星登陆艇一样发出奇怪的“嚓嚓”声......

狄更斯很喜欢深红色的香叶天竺葵，丘吉尔的泥瓦技术娴熟，哈代是个狂热的种树者，罗尔德·达尔创作《詹姆斯与大仙桃》的灵感源自他花园里的果树，毕翠克丝·波特笔下的彼得兔、水鸭杰迈玛、小老鼠塞缪尔的活动场所就在她居住的丘顶农场……

本书结合实地走访，呈现了英国20位世界级作家的花园生活，以及他们的写作与花园之间的紧密联系。从沃尔特·司各特童话般的苏格兰城堡，到鲁伯特·布鲁克在剑桥河边的田园生活；从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苏塞克斯郡的小屋，到毕翠克丝·波特在湖区的丘顶农场，每一座花园都揭示了我们所熟知的作家鲜为人知的一面，进而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作品。

对作家而言，花园是一个庇护所，一个让幻想飞翔的地方。弗吉尼亚·伍尔夫在《邱园记事》《达洛维夫人》等作品中，都描写了她所熟知的花园。阿加莎·克里斯蒂几乎毫无掩饰地将其挚爱的格林威花园，作为好几部侦探小说的故事发生地。

书中丰富的图片让我们饱览作家花园的各个角落，仿佛身临其境。徜徉其间，也许能感受到萦绕其间的“作家的精神”。

作者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年近六十才开始写作，一生创作了九部长篇小说。1979年，她凭借《离岸》获得了布克奖。这部《早春》也曾入围布克奖短名单。和早期的作品大都从自身出发，带有自传性质不同，《早春》的故事发生在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国，莫斯科的一个印刷厂老板弗兰克的妻子内莉突然离开了家，抛弃了他们的三个孩子，这使得弗兰克的生活在大变革来临前就提早陷入了混乱，面对生活、革命、身份，他都显现出了忧虑和茫然。

《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写作时说，她笔下的人物在对话中满是不合逻辑的推论，论述起爱情与宗教来总说不到点子上，就像人们真实的交流。在她那些作品中，所有的群体都栩栩如生，就像职掌记录的天使全知全见，将人们的抱负与懊悔仔细地记录下来。《伦敦书评》则在评论《早春》时说，作者像变魔术一般，将这座正在稀里糊涂地经历巨变的城市创造了出来，笔下满是生动且惊人的细节：有着肮脏的地下作坊的狭窄后街；拥挤的市场和火车站；供商人喝茶和伏特加的喧闹的俱乐部；被碎冰和垃圾堵塞的浩瀚的黑色河流。

同为犹太作者，以色列插画师、漫画家阿萨夫·哈努卡被视为漫画《鼠族》的作者阿特·施皮尔格尔曼的“接班人”。《现实主义者》是哈努卡的自传漫画作品集，来源于他在以色列报纸The Calcalist上的每周创作，他以另类、有时甚至超现实的幽默记录了他在特拉维夫的日常生活。

在那里，哈努卡一家人过着危机四伏的日子，人们经常谈论战争，新闻里时不时播报哪里又发生了爆炸，避难演习成为常态，因为恐怖袭击随时可能发生。就连“光明节”“普林节”“安息日”“逾越节”这些特殊的日子，也可能充满波折和“磨难”。这样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是遥远和陌生的，但更多时候，哈努卡的日子又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他的故事从房东突然决定卖房，一家人不得不被迫搬离出租屋开始，面对房贷压力、灵感枯竭、家庭关系、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哈努卡在生活中扮演的就是一个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幻想破灭的平民、缴械投降的丈夫、焦虑不堪的父亲、社交恐惧的普通人，一个自我怀疑的艺术家。哈努卡用一种精妙的视角打量这个世界，离经叛道、苦中作乐。

有关西南联大的著述汗牛充栋，但多集中在昆明8年，对于联大前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及其西迁，缺乏详实研究。本书发掘了散落于回忆录、档案、地方文史和民国报刊中的相关史料，辅以当事人及后代的采访，以较高分辨率还原了历史现场，对临大始末及湘黔滇旅行团沿途故事的爬梳尤其细致、真切，同时采用严格非虚构标准：每一历史细节皆标注出处。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一部西南联大前传。

本书最特别处，是作者切入历史的方式：他徒步为主，重走了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之路。恰如《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作者易社强在本书序言中所写：“去亲眼看看那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仍是对阅读史料的无价补充……借助这些，你得以重新想象一段历史。”在书中，历史与现实双线叙事，不断切换、交织、互文，那条1600公里老路层层叠叠的历史，以及走在路上的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在“寻路之年”这个大背景下一点点被讲述出来。

“逛美术馆”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本书抛出了十个与美术馆的话题，探讨了美术馆与中国当代艺术、与城市、与公众的互动关系。更难得的是，这本书并没有止于对美术馆的艺术功能、社会功能的常规谈论，而是突破了“展览中心”的视角，多维度地看待美术馆的公共价值和存在意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逛美术馆”不是为了看展览，而是为了享受一顿早餐，或者在阅读角里读一本书，然后离开，去上班。

博物馆作为一个超级文化传播场所，已经从自上而下的说教模式向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模式构建全新的学习体验，现今的文化场所应该反思和改进相关的工作流程和思维，从一开始的策展中就把观众的参与考虑进去，这不仅强化了博物馆本身的体验，也强化了自身的博物馆品牌。

这本书聚焦艺术工作中的社会转向，系统全面地梳理和评判了“参与式艺术”的历史与实践经验。包括现代艺术史上发生在公共领域的参与式事件，到1990年代以来的十余年间，在不同体制与社会环境之下，当代艺术如何进入白盒子之外的社会场景，联合公众展开行动，以及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观点交锋，隐藏在理念、方法和实践中的陷阱……在我们把艺术视作社会介入和社区营造的一股有生力量时，闲来翻翻也能有所启发。

读过后才发现，这书并非单纯的历史记录，而是秋元雄史凭借他“直岛计划推手”的关键身份，生动揭露了计划背后的“地区再生×企业行销×艺术实验”三大经验。秋元先生以参与直岛诞生的一员身份，述说直岛从一座破旧离岛成为享誉国际的艺术圣地的历程。创造与新生，在推旧和立新中，艰辛实现。

放眼全球，以艺术的方式推进地域创生的案例中，越后妻有三年展无疑是最重要的案例之一。本书是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发起人、总策划人北川先生所著，高度提炼了策划、营造工作中的经验。分为“作品篇”和“营造篇”。

其中，作品篇介绍了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艺术如何发现地方、活化旧事物创造新价值，艺术如何促成超越地方、世代、领域的协同合作，也包含公共设施的艺术化，生活艺术等方面的介绍。

最为可贵的是，本书的“资料篇”详细介绍了大地艺术祭的历史背景、策划过程、实践方法、主协办方、参与人数、策划成本、门票收入等数据。对从业者具有重大参考意义。

地区营造从活动到事业必备的思考、实践和技巧。近来年，越来越多人开始关「地方创生」；也越来越多人主动尝试地方产业的经营与创新。不过，该怎么企划与执行？如何在坚持理想下，不靠补助也能赚取所需的成本与利润，木下齐集结了自己经验中失败与成功，特别针对地方创生活动里，「个人」如何提升能力与成长，提出精辟的见解。

这是一本没有什么很高深理论，通篇的犀利观点，且充满从实践中反思后讲出大实话的书。在读这本书之前就耳闻木下齐说过的“没法为地方赚钱的营造计划都是耍流氓”这样让人大跌眼镜的论调。

全书一开始就在吐槽日本的很多地方创生策略，是“一开始就选错了项目”，比起到处参访，只了解了2个小时，就决定”我们也做这样的项目“吧，不如考虑什么是“别的地方没有，只有我们这里能做的项目“。在谈到人的时候，木下齐又提出看到”在地的个体力量“，“是要继续不负责任的100个人的群体决策，还是重视那一个人的行动者。”类似这样讨论贯穿全书，有许多理念与实践的互搏，十分过瘾。

对于践行者来说，可能这本书能带来一些思辨的推力。

走进社区时，我们带着一颗怎样的“初心”？“动机”是什么？给予的“支持”是什么？所坚持的“正道”又是什么？真的能借此培养对方的“心根”吗？社区营造只是改变的触发点，它的关键在于激发在地人“共建美好家园”的心，这颗心会指引着大家自然地走向长期的思考和行动。不然，我们带进去的“资源”，很快也会随着我们的离开而离开；再多的“道具”，也将随着时间流逝而消耗殆尽；而“方法”、“形式”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热闹。

这是一本国内较早对国际儿童友好城市理念进行介绍的译著。用西方的生动案例揭示了联合国儿童友好城市倡议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和建构策略。儿童友好城市倡议本质上是为化解世界城市化与儿童发展之间矛盾的一副解药。

本书以社会治理及自组织过程为理论视角，从本土社区营造案例入手，分析和提炼社区营造的实务方法与流程，发现在社区营造过程中存在三个“社造化”，即“社区社造化”、“组织社造化”、“行政社造化”，结合具体案例阐述三个“社造化”的实现流程，并探讨在本土社区营造过程中多元力量共同营造的协作模型。

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变革时代。过去几十年我们见证了技术进步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增长，而真正改变生产关系的技术——区块链，正在爆发的前夜。我特别推荐公益伙伴们阅读这本书，它不是一本技术读物，而是从商业与社会思维的层面深度解读区块链的内在价值，描绘它将带来的颠覆性的改变。追求公平、致力于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公益行业，怎能不了解区块链？

这是一本写给将探寻目光投向地平线以外更远处的未来社区领导者的书。编者邀请了哲学家、作家、学者和领导者，从不同角度讨论“社区”这一议题。从社区演进，社区价值，社区创建，新科技对社区的影响到全球化社区，他们精辟的见解，给读者以新视野、新思维和新启示。

知来路方能识归途。在广袤的宇宙中人的生命极其短暂而渺小，是什么塑造了今天的环境、气候、文化和人的生存状态，地理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从陨石的撞击、地壳的运动到奔流向海的大江大河，以有限的阅读理解无限的宇宙，《这里是中国》给出了一个切口。

当规划、建筑、景观设计的专业壁垒越来越高，当设计逐渐演变成为甲方服务而缺少考虑真实生活的体验和人的感受，这本书的出现，让我对于城市空间有了回归生命和生活本质的思考。作者努力构建一种语言，让非专业的人有能力设计出独具个性的生活环境。从乡村城镇、到街道和建筑组团、再到个体建筑，作者认为城市空间是不断发展的生命体，书中梳理当下城市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同指向，特别是从空间设计的视角帮助问题的解决。

回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在权力资本主导下的城市快速发展背景下，能感受到作者想要做出的种种努力，虽然书中的部分内容有些“理想主义”，但是书中提出的基本空间模型总是能在富有人情味的城市空间中找到呼应。

本书是这位著名社会学家的第二十本著作，可以视作是其有关我们如何被城市设计所塑造的思想总结。何为城市？作者选择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可凸显其思想核心的定义：他写道，城市就是“一个人类居住的地方，适合陌生人在这里碰面”。

对于作者来说，“结识陌生人”是一项公民义务，因为任何现代城市文明都建基于此。因此，衡量城市规划好坏的标准在作者看来就在于我们身边的建成环境是否可以最大程度地增加这些机会，并进而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公民。可是身处还未摆脱疫情阴影的当下，封闭式社区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城市模式，开放城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即使它可以容忍差异并促进平等，使人们摆脱陈规和习惯的束缚，从而创造一个丰富经验和滋养人性的领域。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面对“当今城市的伦理问题”，城市规划“应该代表现实社会？还是应该想办法去改变社会”？

现代建筑师似乎总是忽略了使用建筑的主体“人”，对Jan Gehl来说，建筑之间的公共空间，以及空间中人的行为和活动才是最重要。如何设计一个舒适的公共空间，如何吸引人来使用，并促成人们之间的交流，应该列为建筑师设计时所考虑的首要问题。

“如果不做规划，就准备好失败”。什么是规划？什么是好的规划？规划师应具备哪些核心技能与特征？作者结合美国城市发展和规划师的职业实践展开，并将重心放在了社区层面，强调了城市规划处理和解决社区地方性议题的重要性，为今天日益走向城市更新和社区发展的中国规划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2010年在墨西哥一处海滩散步时，凯文·斯特罗姆（Kevin Systrom）听女友说在使用他新开发的照片分享应用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她用自己的手机拍出的照片不够好。回到酒店，斯特罗姆编写了一个快速解决方案：一个能把随手拍出来的普通照片变时髦的滤镜。他把这个滤镜加到一张抓拍的照片上——一个墨西哥玉米卷摊旁的一只狗狗。这是上传到后来这个改叫“Instagram”的应用上的第一张照片。有了10亿用户后，使用这个滤镜的照片已经无处不在。

那些挖到金矿的书呆子们的故事让人们一窥硅谷的离奇之处。一开始，斯特罗姆和他的联合创始人迈克·克里格（Mike Krieger）在露营途中用笔记本电脑修补错误，他们还接到了贾斯汀·比伯的电话，因为他忘了密码。后来，在把Instagram卖给Facebook的讨价还价中，一场关键的谈判在扎克伯格大宅的烧烤会上进行，这位Facebook的创始人一边烤肉，一边吹嘘说这是他自己打来的肉，虽然他不确定到底是鹿肉还是野猪肉。斯特罗姆前往梵蒂冈说服教皇方济各（@franciscus）开设账号，这位终极意见领袖最后同意了。

这笔在当时难以想象的价值10亿美元的交易后来变了味。书中写道，在Facebook，“每一个行为……都源于对增长的虔诚痴迷”。作者不偏不倚，但相比和Facebook高层的关系，她似乎和Instagram的创始人走得更近些。新主人让Instagram刊登广告并赚钱，而一些早期员工原本想要建立“一个围绕欣赏艺术和创造力而打造的社区……结果却发觉自己盖了个购物中心”。斯特罗姆是个完美主义者，最初他会监督Instagram上的每个广告，还亲自编辑过一条，好让薯条看起来更脆。但在Facebook的人看来，他矫情又自命不凡。

Instagram的一位高管抱怨说，随着Instagram越来越大、越来越酷，Facebook开始表现得“像个姐姐，想把你打扮好了去派对，但又不想让你比她更漂亮” 。扎克伯格限制了Instagram的员工人数。他甚至因为它的新视频应用IGTV的logo有点像Facebook Messenger而生气。就这么过了六年之后，2018年斯特罗姆和克里格双双辞职。

在这个商业故事里还有几条支线。一个是Instagram如何模糊了个人分享和广告促销之间的界限。说唱歌手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在2011年1月上传了一张自己喝着新品饮料Blast的照片，配文说“Blast爽翻天”，这可能是Instagram上发布的第一条付费帖文。至少在新冠爆发之前，金·卡戴珊向她的1.57亿粉丝发一条帖文能赚100万美元；超过二亿用户的粉丝数达到五万人以上，足以作为“人形广告牌”谋生。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表示，网红们在有偿发帖时应该声明。他们通常都不会。另一条支线是人们用来记录生活的应用如何变成了一个决定他们怎么生活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