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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ay 2025
    1. 1960年代拒绝按政治需要修改著作中对秦始皇的批判,坚持“历史不能曲解”

      范文澜1960年代拒改对秦始皇批判事件详解


      事件背景

      1. 政治语境
      2. 1960年代初,中国处于“大跃进”后的调整期,毛泽东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史学界开始强化对“法家”及集权统治者的正面评价,为政治运动提供历史依据。
      3. 秦始皇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其“焚书坑儒”“中央集权”等政策被部分学者重新诠释为“革命手段”,暗合当时反右倾的政治需求。

      4. 学术风向

      5. 郭沫若等史学家发表《替曹操翻案》(1959),开启为历史人物“平反”之风,部分学者尝试将秦始皇塑造为“破除旧制度”的进步象征。
      6. 政治压力要求史学家配合“古为今用”方针,强调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联性。

      冲突焦点

      1. 范文澜的原始观点
      2. 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评价秦始皇:
        • 肯定:结束战国分裂,统一文字度量衡,推动历史进步;
        • 批判:严刑峻法导致“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徭役繁重引发陈胜吴广起义,属“暴君”范畴。
      3. 依据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秦始皇统治的封建剥削本质,认为其政权“建立在白骨堆上”。

      4. 政治要求

      5. 1963年前后,有关方面要求范文澜修改著作,淡化对秦始皇的负面评价,突出其“革命性”与“进步性”,以配合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6. 具体指令包括:删除“暴政”表述,增加对“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的肯定,将农民起义归因于“六国旧贵族煽动”。

      范文澜的抗争

      1. 公开表态
      2. 在1964年一次内部史学讨论会上,范文澜明确表示:“秦始皇的暴政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不能为了现实需要而涂改历史。”
      3. 援引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非随心所欲”,强调历史学家的责任是揭示真相。

      4. 学术辩护

      5. 撰写未公开发表的《关于秦始皇评价问题若干史实的考辨》,列举三条核心论据:

        • 阶级分析:秦始皇政策本质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非“超阶级革命”;
        • 农民战争动力:夸大六国贵族作用将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正当性;
        • 史料实证:引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刑者相半于道”等原始记载,反驳“温和统治论”。
      6. 策略性妥协与坚持

      7. 同意在再版《中国通史简编》中增加对“郡县制进步性”的分析,但拒绝删除对“焚书坑儒”“阿房宫工程”的批判。
      8. 在1965年致中宣部的信中写道:“若强令削足适履,则此书不可再称史著,沦为宣传册矣。”

      事件影响

      1. 学术界的震动
      2. 范文澜的立场引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争议,翦伯赞私下赞其“有骨气”,但多数人迫于压力选择沉默或附和。
      3. 青年学者贴出大字报,批判范文澜“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史观”,成为文革初期对其批判的伏笔。

      4. 个人际遇

      5. 1966年文革爆发后,范文澜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中国通史简编》被批为“大毒草”。
      6. 1969年病逝前,仍嘱咐弟子蔡美彪:“日后若修史,切不可曲学阿世。”

      7. 历史评价转向

      8.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秦始皇被官方钦定为“法家代表”,相关历史论述全面改写,范文澜原版著作遭禁。
      9. 改革开放后,1982年《中国通史简编》恢复原貌再版,学界普遍肯定其“在极左浪潮中守护史学底线”的勇气。

      深层意义

      1. 史学与政治的张力
      2. 事件凸显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科学性原则”与“工具化倾向”的矛盾,反映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规训下的艰难抉择。

      3. 学术良知的标杆

      4. 范文澜的抵抗成为后文革时代重建学术伦理的重要精神资源,1990年代“重写史学史”运动中,其行为被重新诠释为“专业理性对抗政治狂热”。

      5. 方法论启示

      6. 警示历史研究需警惕“以论带史”陷阱,即便在阶级分析框架内,仍需尊重史料客观性,避免沦为政治注脚。

      结语<br /> 范文澜对秦始皇评价的坚守,不仅是个人学术操守的体现,更映射20世纪中国史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坎坷求索。这一事件至今仍为如何处理学术独立性与社会功能的关系提供镜鉴。

  2. Nov 2023
    1. “减肥神药”缺货?巨头宣布→ 2023-11-16 22:39:45 来源: 作者:张雪 收藏(0) 微博 微信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QQ空间 扫一扫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居高不下的市场热度,放量狂增的产品销售,肉眼可见的产能瓶颈……近期司美格鲁肽供货紧张的传闻,不禁让市场各方感受到一阵焦虑。  不过令人振奋的是,诺和诺德日前宣布扩产,再次点燃市场热情。诺和诺德表示,计划未来几年投资超过420亿丹麦克朗(约超60亿美元),扩大位于丹麦卡伦堡的现有生产设施,以满足现有及未来的慢性病系列产品的产能需求,这其中就包括GLP-1产品。  诺和诺德全力扩产  司美格鲁肽是诺和诺德开发的一种GLP-1受体激动剂,目前共有三款产品在售,分别是降糖用司美格鲁肽注射液Ozempic、口服降糖药司美格鲁肽片Rybelsus,以及减肥用司美格鲁肽注射液Wegovy。  在诺和诺德近期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中显示,司美格鲁肽前三季度累计销售额达142亿美元,其中减肥药收入30.86亿美元,同比大增481%。  最新消息显示,为了确保患者用药连续性,美国的司美格鲁肽低剂量规格的使用已经受到限制。  行业观点认为,GLP-1市场空间广阔,产能不足正在制约着潜在消费者,GLP-1产能争夺战正在悄然打响。  礼来的前瞻  上周三(11月8日),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宣布,批准礼来公司的替尔泊肽注射液用于长期体重管理,商品名为Zepbound,对标丹麦制药巨头诺和诺德的减肥药物司美格鲁肽(商品名:Wegovy)。而其同样面临产能和供应问题。(2型糖尿病药物Mounjaro为替尔泊肽的另一适应症)  早在Mounjaro上市伊始就出现了短缺问题,由于减肥药需求巨大,为了避免重蹈诺和诺德的覆辙,礼来已经开始积极扩建生产基地。  据悉,礼来已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建设两座工厂,投资40亿美元,力争在2023年底前使含有替尔泊肽的肠外肽类药物产量提高一倍。  上周,礼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夫·里克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得益于在北卡罗来纳州新建的制造工厂以及其他生产基地的扩大生产,到今年年底,公司的产能将是去年这个时候的两倍。  GLP-1产业链振奋  Insight数据库统计,全球目前共有27款靶向GLP-1类肥胖治疗药物的临床在研项目,以GLP-1R为靶点的药物(含临床前到批准上市)共有289个,其中国内有149个药物,占比超过一半。中国进展最快的20个GLP-1类药物,其中8个仅针对GLP-1R,剩余12个均为GLP1R、GIPR、GCGR的复合多靶向药物。  据招商证券统计,信达生物的玛仕度肤(IBI362)全球首个进入临床III期的GLP-1/GCG双靶激动剂,恒瑞医药(600276)在GLP-1布局上布局单靶点口服、双靶点、与胰岛素复方制剂。华东医药(000963)在GLP-1赛道布局全面,利拉鲁肤减肥适应症已获批。小分子口服创新药进入II期临床,且有全球布局。通化东宝(600867)布局了利拉鲁以及注射GLP-1/GIP双靶点激动剂和口服非肤类小分子GLP-1RA。博瑞医药的BGMO504注射液减重和2型糖尿病治疗两项适应症均获得了I期临床试验伦理批件,其中2型糖尿病治疗的I期临床已开始入组。诺泰生物原料药进度领先,根据公司公告,公司目前已建成司美格鲁150Kg/年,利拉鲁200Kg/年的产能。  从中游来看,药明康德(603259)、凯莱英(002821)、翰宇药业(300199)、普洛药业(000739)、九洲药业(603456)、圣诺生物、普利制药(300630)等企业都在搭建或已储备了多肽药物品种的开发和生产能力。  GLP-1涟漪除了原料药、CDMO、创新药/仿制药研发以外,可能最后还会传导到器械。业内认为,GLP-1产业链的爆发力平淡,但受益于渗透率、国产替代率的双重提升,业绩将有一个长期的爬坡过程,而且不受中下游势必出现的内卷局面的任何影响。  例如,诺和诺德、礼来部分注射笔采取与OEM企业合作的模式进行生产,将有巨大的市场机会释放给外部代工企业(医疗器械CDMO)。甚至针头、胶塞、卡式瓶等细分赛道企业,都可能看到GLP-1产业链的那扇打开的窗。

      减肥药

  3. Aug 2023
    1. 怎么选 说到怎么选的问题,首先可以看到,能够获得首批资格也代表着各自的硬实力不容小觑,四家都是优等生中的尖子生。易方达基金是首只创业板ETF的开发者,打造了易方达中概互联50ETF、中证科技50ETF等受欢迎的产品。华夏基金是目前境内权益类ETF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连续16年排名行业第一,也是业内首家权益类ETF管理规模超千亿元的基金公司。工银瑞信基金同时拥有上证50、沪深300、中证500等多只宽基ETF。截至6月末,工银瑞信被动基金管理规模超450亿元,位居银行系基金公司首位;华泰柏瑞基金是国内最早涉足ETF领域的管理人之一,发行了首只跨市场ETF和首只红利主题ETF,在被动投资领域保持着十四载无差错运营的纪录。所以四家论实力而言,都属于基金公司头部序列。
  4. Apr 2023
    1. 改进 学 习 实践 、增 强 学习 效 果 是 学 习 者 和 教 育 机 构 的 共 同 愿望 ,也 是 教育 信 息 化所 进 行 的学 习 技 术 系 统 设 计 希 望 实 现的目标。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一方面,各种学习技术系 统中 (包 括 学习 管 理 系统 、课 程 管理 系 统 )已 经 获 取 并 储 存 了 大量 的 学 习者 学 习 行为 数 据 ,而且 这 些 学 习 行 为 的 数 据 还 在 迅 速 增 加,甚 至 超 出了 学 生 和教 育 机 构对 信 息 的 理 解 和 利 用 能 力 。

  5. Feb 2023
    1. 1月新增信贷4.9万亿元创新高 居民贷款依旧疲软

      【财新网】尽管受到春节假期影响,但在年初的传统旺季时点、叠加疫情影响消退,1月金融数据还是“不负众望”,迎来新增信贷的“开门红”,相应支撑了新增社会融资规模。

      2月10日,人民银行发布的2023年1月金融数据显示,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4.9万亿元,新增社会融资规模5.98万亿元,双双超过市场预期。此前财新调查显示,经济学家对于1月的新增人民币贷款预测均值为4.1万亿元,对新增社融的预测均值为5.5万亿元(参见财新网报道《财新调查|1月新增信贷预计超4万亿元 新增社融或同比回落》)。

      1月是信贷的传统旺季,2022年1月的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近4万亿元,已经是有统计以来的最高值。在高基数的前提上,2023年1月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了9227亿元。对此,中信证券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程强直言,这次信贷“开门红”的含金量较高,有望进一步强化。

      不过信贷结构的改善仍不明显,企业部门依旧是新增贷款的“主力军”。1月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4.68万亿元,占全部新增规模的95%。在信贷维持较高景气度的情况下,部分银行通过压降票据资产来腾挪额度,1月票据融资减少4127亿元,同比大幅回落5915亿元。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政策适度靠前发力、支持保交楼等方向明晰,短期内信用扩张的主要动力来自政策端。

      相比之下,1月住户贷款仅增加2572亿元,同比少增5858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2231亿元,同比少增5193亿元。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按揭贷款在地产销售未见明显改善以及“提前还贷潮”加剧的情况下,新增规模依然较弱。

      “住房库存的粘滞性比较强,不会像传统餐饮部门恢复那么快,而住房销售想要改善,不能只靠激励政策。”一位私募基金宏观研究员对财新表示,疫情三年弱化了人们的收入预期,居民的购房意愿尚未恢复。具体来看,尽管近期一线城市二手房的交易显著增加,“该消费群体主要还是有钱人,因为一线城市住房的供给比较稀缺,想买核心地段就只能通过二手房交易,这部分人的投资行为并不能代表居民购房意愿的整体恢复”,相比之下,未来三四线城市的一手房恢复情况或许更有参考意义。

      1月社融增量为5.9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959亿元。虽高于市场预期,但分项来看,非信贷的部分一直在缩量,最主要的拖累项仍是企业债券。一方面,政府债券净融资4140亿元,同比少1886亿元;另一方面,企业债券净融资1486亿元,同比少4352亿元。

      “政府债券净融资同比减少受政策影响更多,并不是实际市场的成交结果,因此不用担心。”前述私募基金宏观研究员认为,但理财赎回潮余波对企业债发行的影响不容忽视,2月或能显著改善。

      同时,温彬指出,部分企业发债需求转向贷款,贷款和债券置换效应明显。

      货币供应方面,1月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2.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8个和2.8个百分点,创下2016年中以来最高水平。1月住户存款增加6.2万亿元,在2022年高基数上继续同比多增7900亿元,这表明受个人消费意愿仍偏低等因素限制,居民更多选择将收入进行储蓄而非消费,助推M2高增。

      此外,自2023年1月起,人民银行将消费金融公司、理财公司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三类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纳入金融统计范围。2023年1月末,三类机构贷款余额8410亿元,当月增加57亿元;存款余额222亿元,当月增加27亿元。

  6. Jan 2023
    1. 是断臂求生还是反目为仇?民生银行起诉自家副董事长及其公司!

      2023年钟声还没敲响,泛海控股集团却迎来当头一棒!泛海集团及其董事长卢志强遭到起诉,索偿金额超70亿元。挥起大棒的不是别人,正是卢志强担任副董事长并参与发起创立的民生银行。大过年的,一家大银行与自家副董事长对簿公堂,这事有点匪夷所思。

      1月20日晚间,民生银行公告称,民生银行北京分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对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武汉中心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武汉中央公司”)、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泛海控股”)及卢志强提起诉讼。

      民生银行的核心诉求是:判令武汉中心公司偿还民生银行北京分行借款本金39.72亿元、判令武汉中央公司偿还民生银行北京分行借款本金30.46亿元,以及相应的利息、罚息以及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

      民生银行指出,借款人武汉中心公司、武汉中央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而泛海控股和卢志强未履行保证担保责任。

      根据民生银行复原案件情况显示:

      1)借款人武汉中心公司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于2018年6月签订《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40亿元,尚欠本金39.72亿元。担保方式为武汉中心项目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泛海控股以及卢志强保证担保。

      2)借款人武汉中央公司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于2020年3月签订《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30.66亿元,尚欠本金30.46亿元。担保方式为武汉中央公司名下五块土地抵押、泛海控股及卢志强保证担保。

      案情原委并不复杂。武行中心公司、武汉中央公司均系泛海控股旗下子公司;两家子公司在民生银行北京分行分别贷款40亿和30.66亿元;泛海控股和公司法人代表卢志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贷款到期还不上了,子债父偿,双方不得已对簿公堂。

      本案之所以引起舆论的关注,还与本案被告泛海控股及其法人代表——卢志强的特殊身份有关。泛海控股不但是民生银行六大股东之一,其法人代表还是民生银行副董事长。

      说起泛海控股及卢志强本人,那可是大名鼎鼎。上世纪90年代,卢志强参与了民生银行发起,可以说劳苦功高。自2006年至今,一直担任民生银行副董事长职务。而泛海控股在民生银行2000年发行上市前持有民生银行9.42%股份,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仍作为民生银行第六大股东,直接持有其4.12%股份。渊源如此深厚的一家人为何兵戎相见呢?这与泛海控股近年来经营效益持续下滑,接连出现债务违约不无关系。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是一家以房地产、金融、能源、综合投资、资本经营为核心业务的大型企业集团;业务涵盖房地产、银行、保险、证券、典当、能源、战略与创业投资、文化、资产管理和资本经营、物资贸易、消防电子、酒店、物业管理等诸多领域;其中房地产和金融是其最核心业务板块。凭借“房地产+金融”业务布局,泛海控股生意做得风生水起。2016年,泛海控股迎来高光时刻,资产总额2747亿,净资产429亿,营业收入达到246.71亿,增幅94.7%,2017年上榜《财富》中国500强排名254位。进入2020年,受房地产政策调整、金融去杠杆、疫情反复等影响,泛海控股开始谋求“去房地产”化,加快金融转型。但“去房地产化”非一日之功,金融转型又遭遇强监管,急需大笔资金铺底,泛海控股负债规模开始居高不下,经营业绩持续下滑。近三年财报显示,公司2020年净亏损46.22亿元,2021年净亏损112.55亿元,而2022年前三季度也已亏损22.4亿元。

      让泛海控股备受市场诟病的是旗下武汉中心商务区地产项目,耗资超百亿,建设12年仍未全面交付;计划投资29亿美元的美国旧金山泛海中心项目,处置7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受此拖累集团部分企业在民生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融资出现逾期、欠息,债券违约、诉讼、资产冻结事件频发,一时间乏海控股债务缠身。

      大股东泛海控股深陷债务泥潭,民生银行岂会坐视不管。2021年底,民生银行曾宣布,给予泛海控股集团最高授信额度216.05亿元,支用限额216.05亿元,额度有效期2年,试图通过关联银行大额增信,提振乏海系市场信心。然而,泛海系资金困局似已病入膏肓,泛海系所持民生银行股权质押率接近100%,18亿银行A股股份被轮候冻结。民生银行作为一家由民营企业直接注资发起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曾以小微企业和房地产激进策略快速扩张。受经济下行和宏观政策调控影响,该行小微企业贷款不良攀升,重点扶持的恒大、泰禾等房地产企业接连爆雷,经营效益未达预期。2022年前三季度,该行实现归属股东净利润337.78亿元,降幅4.82%,实现营业收入1085.96亿元,降幅16.87%。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大股东乏海控股的停摆爆雷,对民生银行无疑雪上加霜。此番,民生银行对泛海控股及自家副董事长提起诉讼,是断臂求生还是反目为仇?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大概率是民生银行为保护债权,寻求自保的无奈之举。

      成也房地产,衰也房地产。债务压顶,泛海控股能否度过这至暗时刻?民生银行会否安好无恙?

      (本文作者介绍:EFP金融管理师,山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某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部门负责人。)

      责任编辑:李琳琳

    1. Paxlovid假药调查

      【财新网】“Paxlovid最夸张时炒到什么程度?‘新十条’后,有人给北京现货开价5万块一盒。”药品经销商杨明说。

      Paxlovid是美国辉瑞公司研发的新冠口服药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的商品名。其三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未接种疫苗的新冠感染者在出现症状5日内服药,28天内的住院及死亡风险可降低89%。目前还没有其他药物能够超越这一数据。2022年2月,中国药监局附条件批准Paxlovid进口注册。8月,Paxlovid本土化生产开始推进,确定华海药业为辉瑞在中国内地销售的Paxlovid提供制剂委托生产服务,但目前国内的药物仍为进口。

      2022年11月底12月初,中国防疫政策迅速转向。随着11月11日《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二十条”)和12月7日《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新十条”)相继发布,全国疫情封管控区陆续“解封”,各地感染及重症高峰随之到来。不但退烧止痛等对症治疗药品告急,新冠抗病毒口服药Paxlovid更变得一药难求。(参见财新周刊:《封面报道|解封进行时》《封面报道|医院顶住》《封面报道|缺药求解》)

      尽管辉瑞持续加大供应,自费网售渠道陆续放开,北京等特大城市出台政策要求Paxlovid下沉至社区医院,但即便在少数了解Paxlovid且有意求购的中国家庭中,能购买到的也是极少数。

      Paxlovid海外代购市场骤然火爆,价格暴涨至每盒1万元以上,“花了钱,很多药贩子还不能确保你什么时候拿到,也说不清药从哪儿来的,”杨明的合伙人王诚说,“市场变得很乱。”

      直到2022年12月底,中国方面有意加大进口力度。当地时间1月9日,辉瑞首席执行官Albert Bourla在美国旧金山摩根大通医疗健康年会上表示,该药品的对华出口量近期大幅增长。在2022年,辉瑞向中国出口数千个疗程的药物,而在最近几周,这一数字增至数百万。

      不过,虽然该药品在北京等大城市允许社区医院医生开方,但对于用药者的限制条件高于药品说明书建议的60岁以上或其他相关基础病患者满足一条以上高危因素即可考虑用药,要求无论有何种基础病,都必须满足年龄在65岁以上的要求。一些仍有需要的人士涌向“京东”“美团”等渠道寻求互联网医院开方,但每日定时限量的药品令“抢购”链接很难登录。(参见财新网《谁有资格在社区开到新冠口服药?|大流行手记(1月4日)》《解药|新冠老人求医问药难,其他地区特效药怎么开?》)

      本应享受定向供应的基层医院,Paxlovid“下沉”也不顺畅。今年春节前夕,财新走访广东多家乡镇卫生院,不少医院管理人员、一线医护都称尚未接触过新冠口服药。有的县级医院拿到少量新冠口服药,但迫于供应紧缺,这些药物只能用于重症、危重症病人,尽管新冠口服药在感染早期,尚未发展成重症之时服用才能更好发挥效果。(参见财新网《阿兹夫定降价纳入医保 抗新冠药物如何下基层?》)

      2023年1月8日,Paxlovid在华医保谈判失败,意味着医保报销将只能持续到3月31日。与此同时,进口事宜并不顺畅。有知情人士透露,目前Paxlovid的实际需求远大于统计数据,官方正在积极推动华海药业的产能,希望每月至少生产百万份以上,但工信部方面收集到的需求量很少,仅仅几十万份量级,和市场感受相去甚远。(参见财新网《独家|辉瑞Paxlovid医保谈判基本未降价,报价高出局》《“后新冠时期”医用产品如何满足需求?|大流行手记(1月15日)》)

      “正版药”的紧缺至今仍未彻底缓解。而药商对于这一形势早有预判。2022年上半年,杨明和王诚开始在大中华地区贩卖一款印度药企生产的Paxlovid“仿制药”,其商品名为Primovir。后来,另一款印度“仿制药”Paxista也开始在市面上出现。为便于区分,买卖者常根据包装盒设计的不同,分别称其为“绿盒”“蓝盒”。

      一般所谓仿制药,是指在原研药(创新药)专利到期后,或受到原研药企授权后,按照其成分和工艺生产出来的药品,原则上剂量、安全性、效力、质量以及适应证均应与原研药基本相同。印度是仿制药生产大国,其药品专利保护政策的执行有独特规定,也常存在漏洞,常批准企业生产“强仿”药,即不经原研药专利权人许可生产的仿制药。2018年上映的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讲述的便是主人公将物美价廉的印度仿制药引入中国内地帮助白血病患者,却违反相关法律的故事。

      “11月中旬,似乎有客户嗅到了什么风声,我手上的绿盒现货突然全部卖光了。”王诚回忆。11月底12月初,销量暴增,日销售量比之前“翻了好几倍”。更令他惊讶的是,自己从原厂进货后以不到2000元卖出的药品,一度在药贩子手中被炒到5000元以上,市面上更涌现了比自己预计多得多的“绿盒”。

      在高峰期,“蓝盒”“绿盒”的销售者五花八门,包括王诚和杨明这样的经销商,京东、拼多多等网购平台上的代购商,还有许多在社交媒体上卖“散货”的个体电商。个体电商通常找上游的药品批发商拿货,再转手卖给顾客甚至下游销售者,这种不与药品生产源头直接接触的药商常被称为“药贩子”。“做‘药贩子’的门槛很低,看到一些大的网购平台都在卖这个药,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王诚说。

      在罕见的暴利下,假药出现了。12月中下旬,越来越多的绿盒消费者和自媒体开始发声,称市面上一些“绿盒”是假货,其中不含Paxlovid的核心成分奈玛特韦。贩卖这款药时,王诚与厂家亲自对接,且委托专人实地看厂、现场提货,并抽检过每一批次药品,一度十分信任原厂药品的质量。但在风波骤起后,他送检了一批2022年12月最新进口的“绿盒”,发现其中存在假货。

      郑永新认为“绿盒”假药事件,对这个行业来说“相当夸张”。他也对财新谈到,印度小药企造假的事情,他见过太多,一些药企没有生产能力,但却热衷做中国“药神”生意。浑水摸鱼的人中,不乏造假的印度人,也有和其串通的中国人,甚至有中国人亲自下场,在印度搞一个伪品牌,建地下作坊。

      “这就是《我不是药神》的故事里面没有涉及到的:还有很多‘伪药神’。”郑永新感慨。

      假药   12月初,中国防疫政策转向,医疗机构随即迎来感染及重症高峰。

      新冠感染海啸般暴发,能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率的新冠口服药一盒难求——国内定价2980元/盒的Paxlovid,被炒出1万元以上的“天价”,甚至有个别飙升到数万元。

      它的两款印度版仿制药Primovir(绿盒)与Paxista(蓝盒)随之大量流入国内,内地售价也从最开始的几百到1000多元,普遍抬升至3000—5000元。对其趋之若鹜的,一边是抢不到原研药的家庭,他们急着为家中的高龄合并有基础病老人备药;另一边是嗅出新冠口服药稀缺性,准备送礼的政商界人士。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十倍暴利刺激下,在印度本土乃至港澳药房都曾流通的仿制药即将拉开造假序幕。

      赵玟是求购印度版仿制药的人之一,她家中有4位60岁以上合并有基础病老人。赵玟首次购药在2022年12月23日,通过国内某科技博主代购,“有辉瑞药,现货,三天内发顺丰,2500元/盒”,她付款1万元,买了4盒。发货后她才被告知,并非是原研药,而是印度版仿制药Primovir。

      刘俊宁也在2022年12月先后购买了两盒Primovir,都通过某香港经销商。第一次在12月上旬,当时他很谨慎地查看了药品的清关单和质检报告,价格在1500元/盒左右;第二次在12月下旬,价格涨到了1900元/盒。

      12月27日,科普博主“凯喜博士DrCash”首次在微博上质疑印度版仿制药有造假行为,并进行了基于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的定性检测。该检测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可以确定药品中是否含有效成分奈玛特韦。经社交平台发酵后,科普博主、公益组织及有资源的个人相继推出了对两款印度版仿制药的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Primovir造假比例达九成以上。1月2日至8日,华大集团CEO尹烨以个人身份,委托华大质谱平台,开展了对印度版仿制药的免费公益检测,其累计完成249份药品检测,其中19份可检出奈玛特韦,230份未检出,造假比例为92.4%。19份可检出奈玛特韦样本包括14份Paxista(2份孟加拉版,12份为印度版),4份Primovir和1份无外包装信息的样本;230份未检出奈玛特韦样本包括173份Primovir和57份无外包装信息样本。

      赵玟与刘俊宁都参与了检测,他们都买到了假药。像他们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赵玟曾向卖家求证真假,卖家信誓旦旦“亲自去了印度,还倒贴机票,只是帮助身边熟悉的人”。她在1月4日晚收到尹烨的检测结果:“您所寄送的两份药品经检测均不含有奈玛特韦。”卖家在1月5日回复“不知道这个情况,也解释不了这个情况”,改口称自己也是中间商赚差价被骗,并退还了购药款。

      刘俊宁则收到“凯喜博士DrCash”的检测结果:从某香港经销商处,他购买的第一盒是真,第二盒则为假,没有检出奈玛特韦,只检出了奥司他韦。奥司他韦是一种抗流感病毒药物,对新冠并没有疗效。刘俊宁对比了两批药物的外观,他发现,外包装颜色、字体、包装盒上二维码、电话信息以及药片形状存在不同。香港经销商向他解释是“印度的药厂后面拉了一条新的生产线”,言下之意假药是从源头来的,他们卖了很久这个药,不会造假,并退还了购药款。

      同一渠道先后购买到了真假仿制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造假   不仅消费者,“绿盒”造假风波也让王诚措手不及。

      “我在疫情政策转向前就注意到Primovir了。”王诚说。此前,他和“绿盒”Primovir的生产商,印度企业Astrica Healthcare(下称“Astrica”)合作过三款药品。2022年初,他发现Primovir在印度各大药房有售,且销量不错,便想寻求合作。他委托合作伙伴考察了“绿盒”位于印度南部城市海得拉巴的工厂,谈妥了合作事宜,又委托另一持牌医药批发商代其办理从香港海关进口药品的报关事宜。到四五月份,他开始正式接受订单,顾客主要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

      王诚参与印度“药神”生意的时间不长,但他曾从不少同行处耳闻印度仿制药行业种种鱼龙混杂之处。据他分析,一方面,即便在印度正规注册生产的仿制药,其质量也可能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存在中国团伙将原料药在印度本地罐装,把假冒伪劣药品伪装成印度产仿制药销往内地的情况。王诚坦言,相当一部分印度药厂提供的各类资质证明,不熟悉印度的人,很难辨明真伪。“我的原则就是,你的药质量好不好,我只看我自己的检测报告。”

      王诚采用的方法是,看过印度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后,又在每一批货物到达香港港口后,随机进行抽检。检测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样品是否含有超标的有害物质;二是是否含有两种核心成分奈玛特韦与利托那韦;三是有效成分的含量是否符合仿制药的标准。

      Paxlovid实际上是奈玛特韦与利托那韦的联合使用制剂,前者是其核心成分,也是一种新药,后者是一种抗艾滋病毒“老药”。也就是说,Paxlovid及其仿制药的药盒里含有两种药片,一种是奈玛特韦片,每片有效成分含量150毫克;一种是利托那韦片,每片有效成分含量100毫克。疗程内患者每次服用两片奈玛特韦,一片利托那韦,每天服药两次。

      2022年11至12月的销售高峰到来后,王诚加大了进货量,共进货三个批次。考虑到市场已出现乱象,他将三个批次的样品分别送往国内几家权威检测公司做药品的定性定量分析,即不仅检测药物含什么成分,还检测每种成分的实际含量。

      王诚向财新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综合多种谱图分析,他在12月初送检的第一批药品,利托那韦片中利托那韦单片含量与原研药的差距在25毫克之内;奈玛特韦中奈玛特韦含量与原研药差距在20毫克以内。12月中旬送检的第二批药品,利托那韦片中利托那韦含量与原研药差距不超过60毫克,奈玛特韦中奈玛特韦含量与原研药差距不超过40毫克。

      无可争议的“假药”出现在第三批,也就是12月底送检的一批。该批次10个样品中,利托那韦片均检出利托那韦,单片含量在42.9—83毫克间浮动;奈玛特韦片仅有一片检出奈玛特韦,且单片含量只有32.3毫克。假“奈玛特韦片”的主要成分是奥司他韦,一种流感抗病毒药物。它对新冠没有疗效。

      王诚说,在检测报告出炉前,自己已经觉察到事情可能不对。“在12月中下旬左右,Astrica给我们供的货开始比他承诺的少,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比他原有生产能力多得多的货物。那时我就猜想,这个厂家可能没那么地道了。”随后,他不再接新的绿盒订单。

      王诚回想自己的进货过程:采购人在原厂提货时,会拍摄点货视频;货物从香港海关进口时,有相应的报关单;药品进入中国内地的物流,每一单也有相应的记录。他分析,12月发现存在“假药”的这批货,中途被“掺假”的可能性极低,问题出在印度原厂。

      12月底,王诚还自费送检了一盒自购的“蓝盒”Paxista。在此轮印度仿制药造假风波中,多个自媒体博主均表示,网友寄来的Paxista检测含有奈玛特韦,是“真药”。王诚的检测报告显示,Paxista样品中,奈玛特韦片中奈玛特韦比例为37%—38%,单片含量为113.96—117.04毫克;利托那韦片中利托那韦比例为13.5%—14%,单片含量为135—140毫克。

      近日,财新联系Astrica和“蓝盒”的生产厂家Azista Bhutan Healthcare(下称“Azista”),均未得到回应,拨打Astrica官网电话提示处于无法接通状态。据《科创板日报》报道,Astrica公司相关负责人称,其销售Primovir时,原料药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后来随着需求增长,代工厂生产了不含奈玛特韦原料药的Primovir,因此新批次的Primovir是无效的。

      王诚告诉财新,他刚与Astrica合作时,只有两家工厂在生产“绿盒”,每日产量在2000盒左右。但在12月中旬,据他从同行处了解,Astrica给中国经销商的供货量远远超过了这一数字。在造假风波发生时,王诚曾多次联系Astrica相关负责人,厂家先对造假予以否认,还提供了一份王诚所拿到的药品都是“原厂直供”的声明。到1月初,厂家才向他含糊其辞地表示,他们后续开了新的生产线。

      对印度原厂可能造假,郑永新并不意外。他说,有很多小药企都有一些生意面向中国人,但不见得有自己的生产能力,打着他们的旗号做中国“药神”生意的人,不乏造假的印度人,也有和其串通的中国人,甚至有中国人自己在印度搞一个伪品牌建地下作坊。

      而对于印度版仿制药通不过定性和定量检测,郑永新表示“这种不靠谱的事情,我们经历过不止一次。相较而言,印度的上市企业还关注自己的形象与市值,还有点底线,一些小药企完全一点底线没有。”

      郑永新所指的不仅是常规意义上的“假药”,他认为即便是在印度国内获批上市的仿制药,也有风险。“审批下来的药,他们自己组成分,给你少加一点,或者是给你替换掉,这种事情我们之前都遇到过。”

      王诚还认为,造假的渠道或许不仅是原厂。他检测的Primovir假药中,均含有奥司他韦,这不是非制药工厂可以随意取得的原料。但根据一些自媒体发布的检测报告,一些绿盒“假药”成分是纯淀粉,制假成本及门槛更低。

      仿制药何来   如果确实是源头造假,在印度可能发生了什么?回到事件最初,这两家印度药企何以能仿制Paxlovid并出口海外?

      印度确实有仿制Paxlovid的资格,但前述两款仿制药是否合法合规仍待确认。财新记者12月底给印度药监局(CDSCO)发函了解审批情况,至今未获得回复。“这两款药我在老挝以及印度药监局官网上没查到它们的审批信息。”郑永新告诉财新。

      印度是仿制药大国。根据印度品牌资产基金会(IBEF)的数据,印度出口的仿制药占全球仿制药出口量的20%,销往200多个国家,满足了美国40%、英国25%的药品需求。

      印度的仿制药传统可追溯至1970年,其推出《专利法》,排除了药品的产品专利,规定药品领域的产品发明不授予专利权,药品价格得以大幅度降低。1995年,印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专利法》几次进行修改,使之与《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的内容一致。

      2005年,印度《专利法修正案》由建立了专利强制许可(强仿)制度,即不经专利权持有人许可,也可以批准生产仿制药。该修正案规定,专利授权之日起满三年,基于以下理由,任何人可以向专利管理局提出强制许可的申请,一是向专利权人提出合理的许可使用请求但未获得满足;二是专利权人就其专利产品或方法设置了公众难以负担的价格;三是该专利发明尚未在印度境内实施。

      《专利法修正案》还规定,允许印度政府在法定特别情形下,未经任何利害关系人申请而颁布强制许可公告。具体情形包括国家陷入极端紧急情况、社会公众的非商业性使用。

      目前在印度售卖的Paxlovid仿制药包括四款,除前述两款涉嫌造假的Primovir、Paxista,还有Zenara生产的Paxzen,与Hetero生产的Nirmacom。

      这四款中,只有Hetero的Nirmacom获得了原研药的生产商辉瑞授权仿制,并在印度国内获批紧急使用。Nirmacom每盒定价为5000卢比,约合415元人民币,已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格预审名单(WHO-PQ)中,作为基准供发展中国家采购,是全球首个获此认证的Paxlovid仿制药。

      2021年11月,辉瑞与药品专利池组织(Medicines Patent Pool,MPP)签署了一项许可协议,以促进Paxlovid在95个中低收入国家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2021年12月,Paxlovid在美国获紧急使用授权。2022年3月,MPP宣布与全球36家企业签订协议,授权其生产Paxlovid的低成本仿制药,其中包括19家印度药企,Hetero位列其中。

      MPP长期与全球原研药企就药品专利自愿许可进行谈判,争取原研药企自愿免费将其药品专利放入专利池中。仿制药企可以向MPP申请专利授权,取得授权后生产仿制药并在中低收入国家销售。但MPP的授权条款中明确规定,得到授权的企业只能在95个中低收入国家商业化其产品,这些国家中包括印度,但不包括中国。

      若仿制药企有意向申请专利授权,可在MPP官网上填写一份在线意向书(EOI),提供制造有质量保证的药品的能力、产能和追踪记录,以及研发、监管合规性和财务状况的详细信息,还有对希望获得许可的产品的具体计划(包括开发、制造、监管计划、分销和预测投资)。

      EOI一般在MPP宣布从专利持有人那里获得专利许可后立即开放,通常有三到四周的时间进行在线申请。MPP将对每份EOI进行严格和客观的评估,最终的决策者不知道申请人的身份,每个问题都有一定的权重和最高分,MPP使用标准化的工具对答复进行分级,并选择得分最高的申请人。一家获得授权的仿制药企人士告诉财新,MPP对生产Paxlovid仿制药的数量不作限制。

      而除Nirmacom之外,余下三款或都属于强仿。根据公开资料,Zenara的Paxzen已通过一致性评价证明安全、有效,在印度国内获批紧急使用,每盒定价为5200卢比,约合430元人民币。而大量流入中国的另外两款印度版仿制药Primovir、Paxista,财新并未在当地政府官网查询到其获批的信息。不过,一位当地人士称,确实曾在印度药房中看到有这两款药售卖。

      财新在印度政府的公司事务部(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MCA)查询到,Astrica成立于2021年8月,注册地在印度海得拉巴,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公司董事为Sateesh Reddy Kadari和Asha Kiran Kadari。工商资料还显示,两名董事自2010年起就一直合伙担任医药公司的董事,最早可追溯至一家名为Asha Analytical Instruments的医疗器械公司。

      王诚说,这两人是兄弟俩。1月下旬,王诚从熟悉印度的合伙人处打听到,这两人此前已经移民英国,目前都不在印度境内。

      Azista则成立于不丹,财新未能查到官方工商资料。其官网信息显示,Azista由印度企业Azista Industries和不丹企业Druk Holding and Investments合资成立,主要在不丹生产药品,出口到印度和其他国家。MCA信息显示,Azista Industries成立于2014年,注册地为印度海得拉巴。

      值得一提的是,Azista Industries的董事之一Srinivas Reddy Male在Hetero旗下的三家企业任职(Hetero Life Sciences、Hetero Healthcare、Hetero Marbles)。1月13日,财新曾致电Hetero的中国办事处,询问Azista与Hetero之间是否有股权关系,工作人员称不知情,且从未在中国销售过Paxista,“它在国内还没批,是一个不符合销售规定的药。”

      除CDSCO外,截至发稿,就Paxlovid的两款仿制药Primovir、Paxista的相关情况,财新多次联系MPP及其余获得MPP授权仿制Paxlovid的印度药企,均未获得回复。

      在与药品专利池组织(Medicines Patent Pool, MPP)签署协议的药企当中,有5家中国药企也被允许其生产辉瑞新款口服药Paxlovid成分之一奈玛特韦原料药或制剂。5家中国药企分别是上海迪赛诺、华海药业(  600521.SH  )、普洛药业(  000739.SZ  )、复星医药( 600196.SH  ,  02196.HK  )、九洲药业(  603456.SH  )。不过,根据协议,即便这几家企业已经生产了有关药品,也不能用于中国销售,而是需要供应获得MPP和辉瑞授权的中低收入国家,按协议价格提供药品,否则即视为侵犯原研企业专利权。

      新冠口服药的可及性在多国都属民众关注的重大议题。此前,因不在MPP划定的95个中低收入国家范围内,多米尼加、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曾有声音敦促当地政府将Paxlovid纳入专利强制许可范围,以求合法引入或强仿生产仿制药。

      但各国对于强仿药品的决策都十分谨慎。在不少专家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关贸总协定的有关知识产权协议有明确规定,其中的TRIPS协约(Agreernnt on Trade-Related Aspets of Intell ectual Propey Rights,简称)于1994年在摩洛哥签署,要求成员国对于药品等产品的专利必须严格保护。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药品研发需要付出巨大成本,毫无约束的强仿会伤害药企创新的热情。

      代购之痛   印度版Paxlovid仿制药流入中国,有关部门已开始行动。

      1月16日,国家药监局网站发文称,要加大对制售涉疫药械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其表示,针对近期市场上出现的非法销售来源不明的新冠病毒感染治疗药品线索,多地药品监管部门采取线上监测和线下摸排相结合的方式,会同属地公安部门联合执法,已捣毁了部分犯罪团伙及窝点,并在收网行动中现场查获一批假冒Paxlovid(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及未经批准进口药品等。

      国家药监局表示,经检验,查获的部分产品不含有效药品成份或非法添加其他药品成份,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销售假药罪的规定。目前,案件正在由公安部门依法办理中。

      1月18日,国家药监局网站发布《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该《办法》由国家药监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五部门联合发布,要求各部门间加强协作,统一法律适用,健全情况通报、案件移送、信息共享、信息发布等工作机制,2月1日起施行。

      因急需用药而不得不购买涉嫌违规仿制药的消费者,面临哪些法律风险?若买到“假药”,又如何维权?

      首先要看购买渠道。中国药科大学药品监管科学研究院合规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乐乐认为,如果是从国内销售者处购买,购买者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若发现仿制药不含有效成分,购买者可根据《药品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购买者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对方进口销售假药、药品存在质量问题等违法事实以及对自身造成的损害后果等。

      但如果购买者属于从印度或其他境外药商进口,张乐乐表示,中国《药品管理法》禁止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进口药品,Paxlovid仿制药均未在国内注册,购买行为和法律规定有一定冲突。

      不过,张乐乐也表示,禁止进口存在两项例外情形。第一,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第二,根据《海关法》的规定,个人携带、邮寄入境的药品,应当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并接受海关监管。

      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向保障公众用得上、用得起“救命药”倾斜,修改了假药、劣药的定义,取消了旧法“未经批准进口的药按假药论处”的规定。这些新条规也被民间称为“药神法”。此前,《我不是药神》原型、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病友在印度代购低价仿制药品“甲磺酸伊马替尼片”,该药当时国内价格2万多元一盒,代购仿制药最初数千元,后降至数百元。2014年,陆勇被湖南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和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提起公诉,并遭沅江市公安局抓捕,此事引发巨大争议。2015年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参见财新网《《我不是药神》背后:印度仿制药能否进中国?》《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三审:拟重新界定假药劣药》《医生推荐境外抗癌药 惹上官司担何责?》)

      但即便在“药神法”之后,国内部分患者群体的用药难问题仍未彻底解决。中国创新药起步较晚,研发质量、数量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许多国外已上市新药国内并未审批,或国内药品价格与仿制药仍有不小差距。国内患者用药常需依赖海外购买渠道。(参见《财新周刊|找到便宜的罕见病药之后》)

      原研药价高、量少、进口审批时间长、全球法规不同步是普遍难题。2021年,罕见性癫痫患儿家长胡阿弟为孩子及他人海外代购喜保宁和氯巴占,因涉嫌走私、贩卖毒品罪被河南省中牟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当时这两款药品均未在国内获批上市,且氯巴占是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前该案未宣判,舆论发酵后,国家卫健委协调相关机构和部门组织集中申请和进口,2022年,临时进口氯巴占全国首方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出,国产氯巴占亦获上市批准。

      实际上,若国内药品供应充足且价格可及,无人愿意铤而走险购买印度版仿制药。王诚认为,应该客观看待印度仿制药产业及其流入中国的现象,仍有不少患者通过代购渠道获得了“救命药”。

      相比购买者,仿制药的销售者承担的法律风险更大。张乐乐表示,如果明知该药没有取得注册证书还销售,且该药并未在印度合法上市,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则销售者可能涉嫌犯罪(妨害药品管理罪),最高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如果国内销售者没有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例如属于自然人销售者的,则还应当根据《药品管理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果药品检验机构质量检验表明这些仿制药属于假药,销售者应根据《药品管理法》接受行政处罚;其次,给用药者造成损害的,销售者还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三,销售假药的行为还可能涉嫌触犯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

      销售者发现印度药企造假如何维权?张乐乐表示,如果销售者与印度厂商之间签订了销售代理合同或药品买卖合同,则可就合同提起涉外仲裁或涉外民事诉讼,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销售者需要就对方提供的药品属于假药举证。

      虽然可以诉诸法律手段,但吃过亏的郑永新坦言国际官司很难打,“印度人骗中国人这种案件太多了”。

      王诚也很悲观。他告诉财新,在发现造假后,几名中国港澳地区经销商向Astrica要求退还价值超过千万元人民币的货款,Astrica至今没有回应。他最新打听到的消息是,Astrica的员工还在,两名董事则已经离开印度。“我们现阶段能做的就是做好客户的售后服务,同时保留证据,证明他们(印度厂家)造假而我们不知假。但想在印度本地起诉企业维权,可能性微乎其微。”

    1. “大杀器”再战江湖?

      “大杀器”再战江湖? 以股权融资放开为标志,金融纾困房地产的“三支箭”于2022年11月全面射出。至此,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的房地产调整周期,已在政策面完全转向。

      最近的风向标就是,12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第五轮中国-欧盟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上发表的书面致辞。在致辞中,刘鹤指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针对当前出现的下行风险,我们已出台一些政策,正在考虑新的举措,努力改善行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引导市场预期和信心回暖。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城镇化仍处于较快发展阶段,有足够需求空间为房地产业稳定发展提供支撑。”

      其实,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对地产经济的价值如何判断,人们都不得不承认,房地产过去20年一直扮演着连通投资与消费、金融与实体、地方财政与居民收入的重要角色。

      作为经济调控的“大杀器”,在受到调控政策影响和疫情冲击之后,房地产如何重新定位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将会是2023年最被关注的话题之一。

      支柱产业“正反观”

      房地产之所以被称为“支柱产业”,首先在于其对GDP的贡献。虽然按生产法计算,房地产业增加值对GDP贡献不大,但是从支出法计算,房地产业的贡献比较显著。根据中银研究的测算,自2013年以来,房地产消费对支出法GDP增加的拉动作用基本保持在7.5%—8.5%左右;2002年至2020年期间,房地产开发投资对支出法GDP增长的贡献率波动相对较大,但近些年GDP增长的贡献率基本稳定在6.5%—7.5%左右。

      其次,房地产业具有链条长、关联行业多的特点,因此房地产投资对其他行业增加值具有较强的间接拉动作用。

      第三,住房商品化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家庭持有的房产不断升值,房产价值占到了家庭总资产的七成,因此房产的价格变动会极大影响消费者的财富体验。

      更重要的是,房地产作为一项银行最为认可的抵押品,在贷款投放和派生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房地产行业的疲软会影响到经济的多个层面。在2021年中国经济周期转入下行之后,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从拉动转为拖累,并且牵动着金融机构、地方城投、购房群体等利益相关方。

      首先行动的是地方政府,行动目标是救市场。开发商爆雷、商品房销售额持续下降直接导致土地出让不畅、地方财政收入锐减,进而危及城投平台债务偿还,最终削弱地方政府信用。在维稳与财政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频频出台需求端政策纾困房地产,“一城一策”鼓励购房,搭台唱戏维稳房市,怎奈购房者并不买账,市场仍在持续恶化。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鼓励购房的政策。融360发布的房贷利率报告显示,2022年11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已降至4.17%的低点,这意味着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已低于5年期以上LPR(4.30%),甚至部分城市主流首套房贷利率降至4%以下。如果再加上交易环节和税收环节的优惠政策,各级政府机构为推动购房者入市可谓用尽解数,但效果仍然堪忧。

      真正触及政府和社会底线的,是预售楼盘烂尾对购房群体的影响。以“保交楼”政策启动为标志,决策层开始动员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对房地产项目的救助中。这就涉及到与房地产行业的利益绑定最深的行业——金融行业。

      《财新周刊》11月25日的封面文章《稳住房地产》,就针对银行、债市、监管、市场“奋力”投身救市房地产的前前后后进行了梳理,理清了各类金融机构的救济动机与能力边界,从中可窥得各路资金真实的行动逻辑。

      截至2022年三季末,银行持有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53.29万亿元,这其中包括个人住房贷款和开发贷两大类,而个人住房贷款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三。最近“保交楼”贷款(第一支箭)发放火热,背后的盘算是以小规模增量贷款“保交楼”、盘活已经发出的其他贷款。

      不过,以信托资管AMC和债券市场为代表的影子银行已经被深度套牢。AMC们推动房地产纾困项目,恐怕其中很多都是在为自家资金解套而奋斗。

      真正可能扭转战局的,是新注入的资金。首先,是央行再贷款和中债增信对开发商发债的支持;其次,是证监会放开上市房企的再融资。这两组政策分别被称为金融救助房地产的第二和第三支箭,为房地产公司带来了债券和股本方面的新资金,重新打开了资本市场的筹资渠道。特别是股权投资,作为可以撬动杠杆、吸纳损失的资本金。至此,对房地产行业的救助已经从救市场、救项目转为救企业,这对于重整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至关重要。

      市场如何出清

      有了“三支箭”在前方开路,房地产软着陆的概率已经增大许多。余下的问题是,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后,各行业恢复尚需时日,居民购房意愿的提升并不会一蹴而就。在这个焦灼的过度阶段,市场会如何出清。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是以救助房地产行业为总目标,但央行再贷款和中债增信的此番出手,必定会在维护宏观和金融稳定的同时,对行业的未来行为规范加以引导。从股市角度,投资者是要用真金白银参与定增,必然会要求一个能反映当前风险收益情况的合理价格,挑挑拣拣、坐地还钱是市场的常态。

      其次,目前已有房企停牌准备再融资,投资者要真金白银投到上市房企的股权里,市场如何定价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无论如何,2023年当会是房地产并购的大年。

      但是,市场真正出清还需要价格因素发挥作用。2022年,不时有地方政府鼓励公务员带头买房或者摊派任务买房的新闻传出,但这些措施目前的效果不彰。说到底,相对于目前国人的收入水平或收入预期,房价已经太高。这一轮房地产周期当中,虽然很多城市的一二手房价格出现明显回落,却仍然未达购房者预期。

      精打细算的购房者等待着进一步降价,但是,随着金融支援的到达,此前负债加身的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条件持续改善,大规模降价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如此僵局中,房地产又能以何种姿态软着陆?

      这里恐怕还是要靠新增资金来打开局面。一方面,上市房企再融资开闸,后续必然出现股权或资产层面的并购潮。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基金和房地产专项REITs也会在“排雷”的过程中大显身手。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近期就表示,要加快打造REITs市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板块,研究推动试点范围拓展到市场化的长租房及商业不动产等领域。

      翻看新近发行的保租房REITs,可以发现测算回报率都能达到4%以上。相比北上广深各大城市的租金回报率,这是一个不错的收益水平。如何做到?关键就四个字“买的便宜”。

      在开发商急需重整资产负债表的时刻,个人购房者能否捡漏抄底要看运气,但机构投资者们基于各种模型评估之后的杀价可能会非常狠辣,完全不会客气。

      不要浪费危机

      2016年,最高决策层已经提出“房住不炒”的理念,但直到2020年下半年,在房地产市场主管部门主导下,金融管理部门及各相关部门配合推出“三线两杠两集中”等政策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才正式进入调整期。

      “房价永远涨”的神话不再,叠加疫情对家庭财务的持续压力,房地产市场中的各方面参与者,都应该从这一轮周期中吸取教训,并且做出实质性的改变。

      一个乐观的估计是,经过机构杀价并购重组,房地产的租金回报价值将会凸显,并为“租售并举”的地产格局转型打开通路。

      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这意味着长期以来靠房产增值带动家庭财富增长的模式将要改变;而且,经过三年疫情环境的考验,很多家庭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财务杠杆和现金流,通过保租房等渠道寻求在城市安居的更多办法,进而重新规划资产配置。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注重长期投资的个人养老金账户之开启和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近来多次提出央企国企上市公司的价值重估,二者背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股市与长期资金本就应该相互成就;其次,上市银行市值权重极大,在地产企稳之后,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也会回升,此轮房地产救市或许会成为央企国企价值重估的起点。

      文|财新 陈慧颖

    1. 政府杠杆的尽头

      1月10日,央行公布2022年12月金融数据。12月社融存量同比9.6%,较前值走低0.4个百分点;12月M2同比11.8%,较前值走低0.6个百分点;M1同比3.7%,较前值走低0.9个百分点。

      理财赎回大潮之下,12月企业债过度收缩,企业中长贷异常扩张。

      12月企业债券融资-2709亿元,为历史同期最差。12月企业中长贷融资1.2万亿,为历史同期最高;同比增速257%,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11至12月企业债券融资异动,起因理财赎回引发债市大跌,企业债发行停滞。

      9月后企业中长贷便进入持续扩张通道,11月以后扩张速度加快。主因有三,一则政策性金融工具加码;二则地产企业银行授信放松;三则制造业贴息信贷放量。

      2022年金融数据反应私人信用连续收缩,政府逆势再加杠杆。

      11月以来企业债券融资下降过快,背后是私人部门风险偏好收缩;企业中长贷也持续超常扩张,背后清晰可见政府宽信用动机。

      2022年私人部门风险偏好逐步收敛,从地产到股票,再到理财,再波及至企业债券融资,私人部门信用逐步收缩。

      2022年政府部门信用持续扩张,只不过扩张渠道从专项债转为政策性金融工具,再到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扩张手段从传统减税降费、基建投资,过渡至修复房企现金流量表,增扩制造业信贷投放。

      相较总量增速高低,“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极致结构更能反应2022年中国金融主线——私人部门信用收缩,政府部门信用扩张。

      政府可以无限加杠杆么?政府杠杆的尽头是私人部门能否重启一轮投融资。

      2022年私人部门信用收缩幅度之大,政府杠杆力度之大,历史少见。这种私人降杠杆—政府加杠杆的极致模式可否永续?换言之,政府杠杆是否有尽头?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杠杆面临两个显性约束,外债占比过高,或国内通胀失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外债占比低,国内通胀偏低,就可以无限制政府加杠杆。政府杠杆还面临软约束,政府杠杆能否有助于修复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帮助私人部门重启扩表。

      2022年中国资产负债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当私人部门对未来信心受损,风险偏好异常收缩,此时政府部门杠杆所获资金,投放至私人部门,私人部门只愿意持有现金存款,不愿将资金转化为有效投资,也就无法有效撬动增长。这就是私人部门积累超额储蓄的底层原因,这种现状也即所谓的“流动性陷阱”。

      “流动性陷阱”之下,政府部门无论以何种力度扩张信用,私人部门依然无法有效重启一轮正常的投融资,经济发展迟滞。

      2023年重要的不是政府杠杆空间几何,重要的是修复私人部门信心。

      2022年财政大幅扩张,预算内外财政扩表力度均不俗。然而2022年私人部门信心不足,企业和居民囤积大量超额储蓄。这说明2023年重要的不是政府再加多少杠杆,重要的是修复私人部门信心。修复居民信心,不仅需要打开疫情约束,更需要将疲弱的地产拉回常轨,因为房价是居民资产负债表的重要锚。

      既然方向明确,当前居民部门又持有十年难得一见的7.4万亿超额储蓄,对未来地产修复节奏和幅度,我们可以更乐观一些。

    1. 元宇宙的十大经济规则

      元宇宙是什么?按照我的理解,元宇宙是一个由分布式网络技术、分布式账本和分布式社会/商业构成的三层架构。首先,元宇宙是数字空间,是由一系列数字技术融合创新而来的数字空间。其次,元宇宙也是一个虚拟世界。最后,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我们将构建出一个与现实宇宙相对应、相平行的宇宙。元宇宙的经济规则一定不同于互联网的经济规则,就好像互联网的经济规则不同于制造业的经济规则一样。我认为,元宇宙有十大经济规则。

      一、经济制度   从产权制度和资本收益分配制度看,我们可以粗略地将现有的经济模式分为三种。

      工业经济模式或制造业经济模式为“主街模式”,华尔街是金融资本,“主街”是工业和产业资本。“主街模式”在产权上是集中的,资本收益是独享的。这个阶段出现了很多大资本家,比如福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等。

      到了信息经济模式即“硅谷模式”,产权是分散的。“硅谷模式”很重要的一点是资本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金钱的多少,知识也变成了资本的一部分。任何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写商业计划书,通过吸引风险投资来实现知识的变现。“硅谷模式”让股份变得非常社会化,知识作为一种资本可以代替资金来换取股份。创始人保留一部分股权,经过A、B和C等轮次融资对股权的分散,还有很多股权会以员工期权的方式分配给员工。所以,“硅谷模式”下不会有大资本家,大部分是职业经理人,也有“创始人+职业经理人”的结合,资本收益相应地从独享变为分享。

      在元宇宙经济模式中,股权制度不一定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价值也可能被大幅度削减。所有的贡献者、参与者等以利益相关者的身份,通过智能合约实现大规模协作,共享元宇宙所实现的价值,因此资本收益是共享的。其中,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发生了变化,即从“创始人”变为“发起人”。在“硅谷模式”下,我们可以介绍自己是某公司的“创始人”,表示自己是以“Owner”(所有者)的身份拥有这家公司的。但在元宇宙经济模式下,无论是网络还是自组织都不再属于某个人,“发起人”只是对组织有足够大的影响力而已。这就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概念,追求的是共同利益最大化,或者组织利益最大化。

      二、经济组织   中心化的公司组织将逐渐走向元宇宙的分布式自治组织(DAO)。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来看,公司组织的本质是,驱动力把外部市场功能内置到商业机构,以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搜索成本、匹配成本、物流成本和支付成本等。在作坊经济时代,作坊完全依靠外部市场来交换,交易成本非常高。公司组织在降低交易成本上是一大进步,但在架构上不断走向分布式。公司组织在兴起时,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属于U形结构。随着多元化发展,事业部出现了。接着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地区总部出现了。事业部和地区总部慢慢分走集团总部的权力,出现了M形结构。

      元宇宙中的DAO,本质上继承了公司组织从集中式的U形结构走向分布式的M形结构的趋势。DAO通过对智能合约可编程性的应用,可以内置货币和支付系统,以及资产交易和清结算系统。

      总之,基础经济制度的不同将导致经济组织出现巨大的不同。股东资本主义以公司制建立商业组织,然后把权益份额化,变成股份;而在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下,不再有公司这种组织,而是变成DAO,并以代币化(Tokenization)来给利益相关者分配组织的权益或者利益。

      三、金融制度   元宇宙的资本市场和我们现在熟悉的资本市场不同,将来可能存在两套资本市场体系。

      第一,以工业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股权制度和资本收益分配机制为基础的股东资本主义,以及由此构建的股票市场。股票市场让资本变现,激励大家拼命去创立新公司,创造新商业模式。更多公司带来更激烈的竞争,以及更新、更好的服务,使消费者从中受益。

      第二,在元宇宙经济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下,基于智能合约的可编程货币和可编程资产将发挥重要作用,以实现利益相关者“持份”和共享资本收益。在市场中交易的代币(Token),代表的不再是所有权,而是使用权。这意味着通过代币化,原来的所有权市场将演变成使用权市场。因此,通过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再配合新的商业组织DAO和新的代币市场,我们有可能建立一个崭新的金融市场体系,暂且称之为去中心化金融(DeFi)。

      四、价值创造规律   在制造业经济中,价值创造规律即使公司股权价值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的股东资本主义。

      互联网时代已经不仅追求公司股权价值最大化,而且追求网络价值最大化。凯文·凯利举过“传真机效应”的例子。你花200美元买了一台传真机,这是成本。但是加入传真机网络后,你和其他人之间可以相互发传真,你享有的网络价值远远高于购买传真机的成本。不仅如此,别人买传真机后,你因为有更多发传真的选择,也收获了增值。“传真机效应”非常好地解释了网络价值的概念。

      元宇宙是一个空间概念,包含数字空间、虚拟世界和平行宇宙等层次。元宇宙在追求网络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追求整个空间价值最大化。特别是,虚拟空间不受很多物理规则的限制,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支持更大的价值创造。

      五、价值分配规律   制造业具有固定成本高、边际成本递增的特点。汽车行业是制造业中的典型。一款新车的设计研发成本可能高达10亿美元甚至20亿美元。其中除了研发,还要经过工业化、制造样车、修改设计和再制造样车等漫长过程,而且每多造一辆车,必定会多一份成本。所以,制造业经济的定价模式基本是成本加成,不可能有免费模式。

      到了互联网时代,免费模式占据了主流,形象说法是“羊毛出在猪身上,由狗来买单”。免费,是因为互联网经济的特点是高固定成本,但边际成本递减甚至趋近于零。一个软件一旦开发完成,无论是一个人用还是一千万个人用,成本没有显著差别。如此一来,就可以用“免费”方式使加入网络的门槛变得非常低,进而快速聚集起流量,因此互联网经济也是流量经济。一些互联网服务看上去免费,但免费的东西实际上可能比“物以稀为贵”的制造业产品还贵。制造业企业最高是几千亿美元市值,互联网公司可以有几万亿美元的市值。

      元宇宙是否属于上述模式?我认为不属于。任何人都可以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元宇宙经济,并按照一套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分配机制来享用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价值,真正实现产销者合为一体。我借用目前元宇宙商业中很热的一个词“X to Earn”(一切能在Web3.0时代获得收益的行为),改造为“Player to Earn”(参与者获取收益),指利益相关者赚取回报,共同分配元宇宙产生的价值。

      六、关于“Player to Earn”中的“Player”   Player指元宇宙经济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开发者、创造者、贡献者、消费者和投资者等。所有参与者都是元宇宙的Player(参与者),不再有股东这种独立的分享者存在。那么他们“Play”(参与)什么?就是作为参与者,只要做出了贡献,无论是来自智慧、能力还是声誉上的贡献,都可以获得一个NFT(非同质化通证)作为凭证。NFT作为区块链上发行的凭证,用来证明Player的贡献。

      七、关于“Player to Earn”中的“Earn”   Player在为元宇宙做出贡献并得到NFT凭证之后,将通过Token经济模型,赚取标准化的、份额化的Token。可以说,元宇宙的基本商业模型应该是“Play NFT”,然后才是“Earn Token”。区块链作为分布式账本,就是为“Player to Earn”记账用的。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一些“Player to Earn”的应用场景了,但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将来还会有更大发展。

      八、分布式决策机制   元宇宙经济的决策机制是去中心化/分布式机制。很多人对去中心化存在巨大误解,认为去中心化就是抗审查、拒绝合规或拒绝监管。其实去中心化真正的含义并非如此。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学中一个永恒话题。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各自代表着商业决策“效率与公平”的两端:在需要强调效率时,应该采用中心化的决策机制,自上而下高效统一;如果要追求公平,应该征求更多人的意见,让更多人参与表决,达成共识之后再付诸实践。

      元宇宙经济的去中心化,只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引入一个更偏向于公平的商业决策机制。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元宇宙的商业场景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越是偏基础设施的东西越要强调公平,越是到上层的应用则越要强调效率。

      我相信,如果能打消外界对去中心化的误解,那么大家对区块链和元宇宙的接受程度会提高很多。

      九、元宇宙商业的价值捕获   元宇宙与互联网在产品和服务上是不同的。当初在讨论区块链的时候,一直有人问:区块链的杀手级应用是什么?确实,与互联网应用相比,区块链好像没有什么“杀手级”应用。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分析协议层和应用层在价值捕获上的分工。

      互联网是一个协议栈。比如,TCP/IP(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模型基于多重协议,依据IP来分配网址,依据TCP让网址之间能够交流。互联网是“瘦协议,胖应用”。“胖”和“瘦”的区别在于是否具备捕获价值的能力。“胖应用”指互联网应用层价值非常大,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市值万亿美元级的大型互联网平台。但是,TCP/IP、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和SM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等都是开源、开放和无需许可的,都没有内置Token,也都没有办法捕获价值。因此,互联网是在“瘦协议”的基础上做出很多“胖应用”。互联网经济对协议层开发者不友好,这些开发者没有一个人赚到钱,但互联网在应用层却是“大厂”层出不穷。

      区块链与互联网一样,也是一个协议栈。比如,比特币可以视为区块链的货币协议,以太坊则可以视为区块链的结算协议。但区块链的协议栈内置了货币系统和价值系统,变成了“胖协议,瘦应用”。协议层本身就能捕获价值,这是区块链和互联网最大的不同。

      元宇宙的基础设施协议也内置了货币系统和价值系统,在协议层也能进行价值创造。而元宇宙在应用层将结合很多数字化技术,是一个空间概念,价值创造空间不亚于互联网。所以,元宇宙经济可能的情况是“胖协议,胖应用”。

      十、元宇宙颠覆制造业   前面提过,制造业的特点是固定成本高,并且边际成本递增,但在元宇宙里面就不一样了。

      此处以宝马用英伟达的Omniverse数字化平台造车为例说明。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设计、制造一款汽车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并且问题发现、设计升级和迭代等都必须借助实物来进行,因此打造一款新车的固定成本极其高昂。宝马在Omniverse数字化平台上造车,从设计、仿真测试到开模、工业化和生产线布局,统统都在数字化平台上完成。如此一来,设计和制造一款新车的研发成本、测试成本、产品化成本和规模化成本等都将大幅下降。

      制造业历来都是采用瀑布式开发,一款产品必须先做到完美,然后才能投入市场销售。可是这种完美只是厂家自认为的完美,不是客户追求的完美。大部分产品制造出来后未必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但是巨大的研发和制造成本已经发生。厂家必须卖出大量产品(比如100万台以上),才能收回研发成本。如果换成用数字化平台进行研发设计,就可以在软件里进行快速迭代,极大地压缩固定成本,最后也许只需卖出10万台就可以收回成本。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厂家可以更快盈利,二是消费者需求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

      这种快速迭代不仅是指硬件,软件也是如此。比如,智能联网汽车。我们常说,汽车从买来第二天就开始贬值。但如果一辆汽车能智能联网,随着越来越多的车加入这个网络,相互共享的信息增加,那么也可以形成“传真机效应”。如此一来,制造业也能实现规模成本递减和规模报酬递增,这对制造业的价值分配规则将是一场巨大的颠覆。

      以上是我理解的元宇宙的十大经济规则。预测未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说的不一定对,但仍然想强调:元宇宙的经济规则一定与互联网不一样,就像互联网的经济规则与制造业不一样。

      (本文为《元宇宙经济学》一书“推荐序”。该书2022年12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作者为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万向区块链董事长兼总经理

  7. Dec 2022
    1. 黄益平: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人民币国际化是从2009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怀疑。2009年4月周小川行长在一篇关于国际货币积极改革的文章中提出,要把SDR做实,即超主权货币,但在客观的操作上比较困难。事实上,当时IMF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如何扩大SDR功能的研究小组,有七八个世界各国的专家作为研究小组的顾问,我是他们的顾问之一,不过做了一年多的就突然中止了。我们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自己的考虑,但也有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变化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有内在的矛盾,即特里芬两难。

      2009年至2015年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个阶段,当时最突出的是两个特征:一个是政策驱动为主,另一个是主要强调支付结算的功能。虽然很多跨境贸易、跨境投资用人民币作为结算,但当时社科院世经政所的同事做过调查,发现用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贸易投资,事实上还是以美元计价。如果单从支付的角度来说,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是暂停了。“8.11”汇改后引发了一系列包括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方面的政策调整。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就停顿了,甚至有些倒退了。

      2016年形势开始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2017年,国内金融市场加入了一些国际指数,一些双向开放的举措慢慢推出,可以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举措。我们现在处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的区别之一是,除了政策驱动以外,现在更加重视市场需求的驱动。具体内容来看,除了支付之外现在更重视市场和投资的功能,下一步需要继续往前推。对人民币国际化和货币国际化进行简单概括,其实就是货币的三个功能——支付、计价和投资功能——能否到国际市场上发挥?过去支付做得不错,投资现在有些进步。但非居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灵活持有人民币资产?现在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所以我们正处于第二阶段。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新形势   目前的人民币国际化面临一个新的国际形势。今年2月底以美国为首的32个国家行动一致,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把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冻结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本轮全球化大概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每个国家可以自由地去参与经济金融交易,主要考虑投资、风险和回报,即便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不一样,仍然可以参与全球化活动,这是全球化的一个本质含义。中国作为全球化最主要的获益者之一,也从这样的体系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外部经济支持因素就是出口高速增长、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国,这两件事情发生的大背景就是全球化。全球化包含很多公共制度秩序的安排,其中之一就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成为了一个全球金融的公共品,大家都可以用,很少担心美元会出问题。2018年以来,中美发生了贸易冲突,经常有人说美国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外汇储备没收?当时我一直觉得不太可能,因为美元虽然是国际货币,但对美国的金融体系在国际中的重要性同样重要,如果没收了我们的外汇储备,其实对他们来说损害也非常大,所以我一直觉得不太可能。但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在今年2月就这样发生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是俄罗斯对还是美国对,而是一个国家利用全球公共品美元制裁另外一个主权国家,这样国际货币体系的含义就改变了。过去我们基本上不太担心持有美元或者欧元资产的潜在风险,但恐怕将来这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制裁措施刚出台的时候,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就说这个措施出台以后,将来各国央行做投资必须考虑新的风险溢价问题,即不再是基本上没有风险、可以自由持有美元,而是要担心持有美元的风险问题。这是对我们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最大冲击。其实这不仅是美元的问题,欧元、日元和英镑也有类似的措施。可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货币是在一起的,但并不意味着一部分国家可以利用全球公共品的地位制裁另外一些国家,这说明将来的金融秩序可能发生改变。在这个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是怎样的?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将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到底会怎样变化。最合适的办法是真的创建一个超主权货币,而不是由个别国家操纵,但这种可能性在短期也不是非常大。比较理想的话,需要美国重建世界各国对美元和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信心,让其变得更加包容,可以让新的货币加入国际货币体系中。

      现在的问题是,所谓的国际货币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有没有可能增加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人民币只是一种考虑,有没有可能印度的、巴西的或者另外一些国家的货币也能够加入这个篮子,使其更加多样化。现在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没有多样化,还是在一个小系统里面。将来可能两套系统相互并行、相互竞争:美国为首的建立一套体系,发展中国家再做一套体系。我个人不太倾向于支持这样的体系,但这种风险是存在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肯定是要往前推的,但我们一定要考虑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框架中来推。其实我最担心的是将来人民币国际化被推成只有伊朗、俄罗斯和朝鲜等部分国家使用,那样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成功的。我们一定要防范这样的风险,重视央行和私人投资机构持有的美元风险溢价,要高度警惕美中关系。货币国际化的三个功能:支付、计价和投资的功能,最根本的还是投资的功能,原因在于非居民有信心、有能力、有可能持有人民币资产、货币,这样的人民币国际化才是可持续的。如果只是因为做交易用一下人民币,这种人民币国际化不太稳定。

      金融市场的开放对于提升人民币的投资功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好的金融市场不但要有非常大的量,也要有流动性和很多不同的产品,要有好的制度安排。外国投资者投资了这样的产品,有着足够的流动性,随时想走就走,随时进来就能进来,有着足够的产品作为风险配置。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是不是准备好可以放开了?其实我是有一点怀疑的。但我觉得重要的是,实际上中国已经有国际标准、国际水平的金融中心,就是香港这个金融中心,我们能不能考虑把香港市场做成全世界最大的人民币资产的市场?如果非居民都可以在香港交易,其实相当于就可以持有足够的人民币资产,这在国内市场不能完全开放的前提下,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有帮助的。要尽量把香港做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香港事实上已经是国际水平的金融中心,如果可以真正开发一些人民币国际化的资产,这对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有帮助的。

      能不能用数字技术帮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央行数字货币应该是很有希望的。国内有些民间的机构也一直在推动人民币往外走。我们的微信、支付宝可以到100多个国家去用,这个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化,但我们在这些方面已经有现成的技术,用数字技术帮助我们去做这样的工作,应该是特别值得推动的。因此,数字技术作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国际上也不算落后甚至领先的技术,要充分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一起共同稳健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

    1. 北京迎战重症高峰

      【财新网】疫情海啸来了,北京正在面临第一波冲击。到2022年12月27日,新冠病毒感染被宣布将回归“乙类乙管”传染病时,医院的重症床位依旧十分吃紧。

      12月21日,财新走访北京全市多家各级医院,现场的场景印证了多名医疗专家此前的预测:尽管奥密克戎致病性低,但在庞大的感染基数面前,仍带来重症绝对人数的骤然攀升,在医疗资源本就紧张的秋冬季,进一步挤压着急危重症患者的医疗资源。

      随着北京感染波峰走低,发热门诊虽然仍显拥挤,但已鲜见“大排长龙”;然而,从“120”急救中心,到急救科,再到各级医院的抢救室、重症监护病房,急危重症患者生死线上的每一环均承受高压。

      甚至,随着逝者与亲人的分别时刻不可避免地到来,殡葬服务亦出现供不应求。“干这行五六年了,头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在东郊殡仪馆外排队等候超过五小时后,一名北京朝阳区的殡葬车司机感慨。

      2022年12月21日傍晚,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外,等待进入殡仪馆的车辆排起长队。图:财新 丁刚

      急诊患者与家属的普遍体验是,打120排队,等床位排队,找氧气排队,甚至连火化都要排队。“(我)亲身经历了整个医疗过程中的混乱与拥挤,从急救运转到ICU收治,以及最后的遗体火化,都是在一种非常紧迫的形态下进行的,特别是殡葬的各个环节,其艰难程度完全超乎我的想象。”优客工场创始人,人口学、城市更新与区域经济学学者毛大庆近日在北京送别了一位长辈后写道。

      “这是个大疫情,造成这种冲击是一定的,要早有准备,损失可能会小一点。”一位北京三甲医院感染科医生说,“我现在满怀失望。”

      北京是中国第一座迎战奥密克戎感染及重症高峰的特大城市,也是医疗资源最为丰富、水平最为先进的城市之一。北京抗疫暴露的问题、积累的经验,将成为即将迎来重症、死亡高峰的每一座中国城市的重要镜鉴。

      补救措施正在跟进。12月12日,北京市疫情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市医院发热门诊从94家增至303家,全市全部二级以上医院均开设发热门诊或诊室;15日,急救中心电话系统升级扩容,电话席位由50个扩到100个,同时全市急救车组满载运行;23日,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医保局下发《关于进一步提升重症救治服务能力的通知》,要求各级医院扩充重症床位和重症医学医师队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高危人群发放血氧夹,鼓励提供氧气灌装服务;26日,《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症早期干预服务的通知》面向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传达和培训,提出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新冠口服药。

      12月27日,据财新了解,120响应时间有缩短,急救转运有所缓解。但急诊床位依然难求,甚至出现压床现象。在中日友好医院,面对想找一张床位的家属,“想都别想了”一位医生简短回答。

      当时,这家以呼吸与危重症学科著名的医院,急诊已经大排长龙,“除了直接进抢救室的,都要等待一小时起步。”一位患者家属说,家中老人感染新冠后身体不适,已经排了两小时都没看上。

      “疫情考验着‘城市韧性’” 毛大庆认为,“具体到当下正在发生中的疫情后续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疫苗接种、药物供给、物流运输、急救运转、医院救治、临终关怀、遗体处置等环节,在最近出现的一系列秩序混乱、物资紧缺、人工不足、物流不畅发生后,我们更应尽快进行有意义的务实的总结与反思,并有针对性地部署下一步提升卫生系统城市韧性的计划,以尽早、尽快地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急救   12月17日的晚上,刘芳87岁的母亲开始心口疼。母亲患有高血压,刘芳立即拨通了“120”热线,但一句“救护车调度需要时间,请耐心等待”后,等了36小时,救护车仍未到来。

      据北京市急救中心,12月份以来,北京120急救电话持续高位运行,12月9日急救电话呼入总数达3.2万个,是平时的6倍之多。“在北京疫情防控最为紧要时刻,120急救电话系统随时面临瘫痪的风险。”官网通告中直言。同时,疫情带来的非急救需求对120急救资源造成挤兑,12月7日,北京急诊派车率降至危险的53.08%,平均反应时间20.81分钟。

      北京朝阳区一名急救员则表示,原本朝阳区每天晚上只有5—7辆救护车在值班,到12月中旬,已有超过80辆救护车24小时轮班,仍难及时响应每一条呼救。救护车需要配备专业人员才能发挥作用,急救人员有限,眼下救护车的运转效能已经达到极限。

      救护车久等不至,母亲的症状有所缓解,刘芳暂时选择了放弃。但在21日上午9点许,母亲的症状突然加重:心脏疼痛带动左胸、左手颤抖,疼得“哎哟、哎哟”地喊。刘芳和家人开始每隔10分钟拨打一次“120”,终于在近晚上8点等来了一脸疲惫的急救员和救护车。不到半小时后,救护车驶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室。

      彼时,急救室已然人满为患。问诊室外、CT室门口的走廊、家属等候区内,随处可见支起的行军床和轮椅,和或躺或坐输液的老人。刘芳母亲的担架床被拦在了预检分诊台旁、问诊区外。护士走上前来,为老人夹上血氧仪,绑好血压带。发现老人血氧指数良好,护士松了一口气,告诉刘芳,老人情况暂时不危险,排到问诊的医生,可能要等三、四个小时。

      “可是她都八十多岁了!”看着仍在不断呻吟的母亲,刘芳备感煎熬。“有九十多岁的也还在等!”护士说。

      与刘芳母亲几乎同一时间到达急诊室的,还有一位胸口放着5L氧气瓶的七十多岁的老人。他的血氧指标只有85,因此等了十五分钟左右就得到了就诊机会。他新冠阴性,患有肺部纤维化,因出现憋气、气促前来求诊,急救人员为他提供了一瓶救护车上的氧气。但在问诊后,医生告诉家属,医院的吸氧机位已经全满,还有数十人在排队:“现在我们只能帮他输液。你们赶紧去想办法买一瓶氧气,不然血氧已经很低,不吸氧可能会呼吸困难。”

      家人无奈,只能分头行动,一部分人去买氧气,一部分人将老人抬下担架床,扶到轮椅上坐着,推往输液区。不到半小时,瓶中氧气已经耗尽,去买氧气的家属仍未归来。老人紧抓着一旁的门扶手,不愿将氧气面罩摘下。

      2022年12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医院急诊,老人紧抓一旁的门把手,拒绝摘掉氧气管。图:财新 丁可(实习)

      疫情“海啸”已至,重症人数不断攀峰,在医疗资源本就紧张的秋冬季,急诊“无床、无氧”成为常态。

      连一些平日稍显冷清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也开始排队。家住北京朝阳区常营乡的邱秋12月7日出现高烧、乏力、四肢刺痛等新冠症状,到12月18日抗原转阴,但转阴后出现心脏早搏,经常有心跳漏跳的不适感。26日下午3时许,她来到家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拿到350号,而当时叫号才刚刚叫到第150号,她只得先行返回家中,5时许再回来简单面诊,次日再测心电图。

      为应对急诊就医高峰,医院普遍大量启用“临时床位”:一张行军床,一个便携式氧气瓶,一个监护仪,便可成为“战时状态”下的一张重症床位。12月21日,在北京普仁医院的急诊室,14张ICU床位已然全满,12张普通床位旁都配上了监护仪转换为ICU床位,还有三十多张医院或家属自带的行军床,铺满了约一百平米的急诊室大厅。

      与此同时,急救车仍在源源不断地进来,一位80多岁的女性患者到达时,血氧已经低至65,但厅内已经没有多余的行军床。无奈之下,医护和家属将老人抬到轮椅上,连上了氧气,但监护仪再也找不到更多。“我上哪去搞一台监护仪?哪里有得借?”护士打电话沟通着情况,语气中难掩焦躁。

      缺床、缺氧的急诊室,又将压力传达回救护车。当患者无法及时就诊,急救车组只能陪着他们等待。“我们有一组同事一下午只送了两车。”在12月21日的中日友好医院,一个急救员无奈地表示。他送的患者满头银发,正躺在床上呻吟。35分钟后,患者才等到抢救室内搬出两具遗体,得到一张空床位。“不要再往我们这送了!”医生一边把患者推进抢救室,一边对急救员说。“我们也不想啊!”急救员们大声答道。

      2022年12月21日,中日友好医院急诊,大量临时床位将抢救室占满。图:财新 丁可(实习) 2022年12月21日,中日友好医院急诊,大量临时床位将抢救室占满。图:财新 丁可(实习)   这名急救员还说,他在当日下午送的一名患者,正好用掉了朝阳区最后一张急救室空床位,在北京市小庄医院。

      刘芳母亲疼得无法自主行动,家人也没有提前准备行军床,等待期间,她只能一直躺在从救护车上搬下来的担架床上。刘芳为占用床位连说了好几声抱歉,急救员表示体谅:“我们去外面等着,真的要等三、四小时,也只能等,现在去哪家医院都不一定能马上看上病。”目送急救员离开后,刘芳俯身对母亲说:“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不到救护车了吗?救护车也得等人呢。”

      12月27日,据财新了解,120急救转运的响应时间有所缩短,但急诊依旧一床难求。中日友好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表示,眼下科室压床严重。重症ICU门外的走廊里塞了六张病床,仅留一张病床通过的宽度,医护在其间匆匆穿梭。

      告别   即便等到床位,家属也丝毫不能松懈,重症ICU门口挤满疲惫的人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都等不到一声告别。

      “让老人安安静静地走吧。”12月27日,一名医生劝说等在中日友好医院抢救室外的家属。

      这名家属告诉财新,此刻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是自己86岁、患有高血压的母亲,新冠阳性一周内出现气促,家人于27日上午8时左右拨通“120”热线,一小时后救护车赶到,送往医院抢救。但抢救过后,母亲仍不治身亡。

      一周前,他93岁的父亲刚刚在家中溘然长逝,同样是在感染新冠四五天后。他回忆,当时全市急救资源更为紧张,父亲等候近十小时,直到闭眼前都没有等来救护车。

      “看身边的人症状很轻,家里老人平时看着身体很好,得上时甚至没怎么发烧,我就没有在意。”他语气低沉,流露悔意。

      悲戚、疲惫的家属守在抢救室门口,茫然等待着或好或坏的结果,这样的场景在这半月内不鲜见。12月21日晚8时许,一名家属在朝阳医院重症ICU门外拨通了视频电话,与病房中陪护的护工,以及尚在境外的患者女儿连线。“爸爸,你坚持住!你不能睡!”女儿带着哭腔的声音回荡在医院走廊里。

      “他有反应,他流眼泪了。”ICU门外的家属说。等护工挂断,他转而安慰女儿:“你要注意好情绪。”然而,当医生从ICU门口走出时,他当场跪了下来,恳求医生尽全力抢救。

      而在抢救观察室门前,一位护士出来高声寻找1号床家属:“1号床心跳停止了,心脏按压和气管插管做吗?”守在门外的家属只有一人,他先是没有反应过来似的签了字,放弃了有创的抢救手段。

      在护士转身回到抢救观察室后,家属又拨通了两个电话,另一端传来的说话声很急,挂断后家属跑过去猛敲抢救观察室的门:“我们改主意了,心脏按压、气管插管、呼吸机都同意做!”“行,那你们得重新签字,我先和你说明,抢救希望不大。”走出来的护士给出程式化的回答。

      当日更早些时候,一个中年男子蜷在自带的小板凳上,微微打着盹,又不时被出入的医护惊醒。当财新询问他是否家中老人在里面时,他的音量骤然提高:“是我老婆,44岁!在里面插管抢救。”随即又颓然垂下头去,慢慢喝了口水,他拿着水瓶的手在抖:“人已经进ICU五天了。”

      而经历生离死别9小时后,李明的情绪已经逐渐平复:“老人身体不好,任何一场感冒都可能扛不过去,我们其实早有心理准备。”

      李明岳父86岁,患有糖尿病,在17日检出新冠阳性,此前没抢到退热药,家里只有连花清瘟胶囊和双黄连口服液。发病第四天,岳父呼吸困难,被紧急送至医院抢救,次日凌晨两点离世,医院告知家属的直接死因是乳酸中毒。然而,一直等到11时许,家人们仍难见到老人最后一面。太平间已满,遗体一直在病房内停放,无法移出。李明先后联系了四家殡仪馆,希望将岳父的遗体直接接走火化,但最快的也要排到1月2日。

      同日中午,张岳也等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的接待洽谈室外,希望为父亲尽早预约最后告别的日期。父亲于20日晚间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癌症过世,21日清晨遗体被接往八宝山殡仪馆。殡仪馆的火化炉冒出阵阵白烟,他却迟迟排不上火化和举办遗体告别仪式的队,连停放遗体的冻柜也满了,遗体只能放在关了暖气的空房子里。

      当时,八宝山殡仪馆已经取消殡葬服务的线下预约,只能拨打动辄占线半小时以上的预约电话。透过接待室的窗向内看,里面坐着10名工作人员,都在一刻不停地接着电话。

      焦急的家属们拦下了路过接待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询问为何不能现场预约。“我们的火化人数已经到极限了,”工作人员无奈地说,“平时一天150人,现在一天600人,即便是这样,什么时候能排到我也没法给您准信。”

      “干这行五六年了,头一次见到这种场面。能开车到天津火化的话,现在都拿到灰了。”12月21日晚上,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外,排队等待五个多小时的灵车司机王辉感叹。他说,自己上周遇到过更极端的案例,从接到遗体到真正进入殡仪馆,花了近两天时间。他所在的殡葬服务公司平时与朝阳区一家二级医院有合作关系,此时医院的太平间里还停放着二、三十具遗体等待着他和同事运送。另一名北京市殡葬服务行业人士则告诉财新,秋冬季死亡率高,本就是行业忙季,但像现在家属普遍等候四、五天仍难约上火化服务的情况也十分少见。

      北京市东郊殡仪馆是北京首家国家一级殡仪馆,也是北京朝阳区最大的殡仪馆。12月21日下午6时许,财新走访现场时看到,殡仪馆门前,三十辆载着遗体的车辆在夜色中排起长队,半小时内放行了三辆。停车场内,绝大多数车辆里亮着灯光,多是逝者家属在车内等候着消息。当时,东郊殡仪馆仅允许每位逝者的一名家属凭死亡证明进入馆内预约殡葬服务,三名以下家属参与遗体告别仪式。

      2022年12月21日傍晚,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停尸间。图:财新 丁刚   一些小型殡仪馆的运转同样承压。12月10日,通州区殡仪馆发布通告,12月11日起严格实行预约火化制度,通州区户籍亡故居民和非通州区居民在通州区域内医院亡故的可直接预约火化。非通州区户籍且在通州区域以外医院亡故居民每日限约20具。通州区民政局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期通州区需要火化的遗体增多,以前一天大概40具,12月20日左右加班加点一天有140-150具。与此同时,殡仪馆部分工作人员感染新冠病毒,人力紧张,殡仪馆已经超负荷运转。

      补救   补短板,还欠账——对北京乃至全国的医疗卫生系统而言,面对奥密克戎带来或即将带来的急重症医疗资源挤兑,床位、人手、氧气等各项资源的全方位补足和协调成为当务之急。

      12月23日,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医保局下发《关于进一步提升重症救治服务能力的通知》,要求二、三级医院按照国家和北京有关要求,加强重症医学科建设,根据医院类别和级别,做好综合ICU床位、可转换ICU床位、重症监护病房准备。

      就床位来说,曾有参与武汉抗疫的重症医学专家对财新表示,中国ICU床位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不够。

      11月12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雷海潮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每10万人口ICU床位不到4张。

      但仅过不到一个月,官方披露的数字就有了翻倍增长。12月9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的ICU床位接近每10万人口10张的水平,总数为13.81万张,其中10.65万张在三级医院。

      即便如此,床位仍需扩容。焦雅辉给出的标准线是4%——三级医院综合ICU要达到床位总数的4%。而各专科ICU也要按照床位总数4%的比例改造可转换ICU床位,保证综合ICU和可转换ICU能够达到医院床位总数的8%。她也一并给出了扩容完成的时间节点——12月底。目前,各地正在紧急招标重症相关的医疗设备。

      重症的人手也不充足,对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北京来说也如此。据财新了解,山东、湖北、江苏已经先后派出重症救治团队赴京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据焦雅辉在前述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中国重症医学的医师总数8.05万人,“可转换ICU”储备医师10.6万人,重症专业的护士是22万人,另有“可转换ICU”护士17.77万人。

      焦雅辉要求,要按照现在床医比和床护比,再额外扩充20%-30%的医疗力量作为重症力量的补充。内科、急诊科、儿科等相关专业医护,都要开始培训综合ICU知识技能——同样务必在12月底前完成。

      除重症资源扩容以外,保证氧气与药物的可及性是当务之急。日前,北京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症早期干预服务的通知》,该文件在12月26日面向市内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了传达和培训。

      前述《通知》对重症早期干预规划了数条路径,其中一是要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结合自身实际,应设尽设吸氧区,同时为有需求的居民提供氧气灌装服务,方便居民居家氧疗。

      二是对于有重症危险因素的新冠重点人群,经医务人员评估指导,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选择早期应用小分子新冠病毒治疗药物,降低病亡率、重症率。

      关于第一条路径,血氧饱和度需要及时监测,家庭最好为老人常备血氧仪。一位北京81岁老人有高血压、脑梗、慢阻肺等基础病,未打疫苗,12月13日感染后家人紧急抢购了血氧仪,发现血氧饱和度读数已经低到了88(低于90需要立即就医),紧急拨打120。“当时接线员说排队的人太多了,有60-70人。”家属回忆。

      幸运的是,由于老人有慢阻肺,家中常备制氧机,“吸了大概40分钟,血氧值上来了,感觉好一些了。”家属说,后来吃了退烧药,老人慢慢好转。

      老人的“沉默性缺氧”需警惕。据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12月21日的公开发言,有的老年患者送医时为时已晚,是因为他们对缺氧反应迟钝,甚至完全感觉不到胸闷、呼吸困难等,即“沉默性缺氧”。而如果缺氧短时间内不能得到纠正,患者很容易进展到危重症肺炎。所以,一定要将发现重症风险的关口往前推。

      对此,北京市卫健委在前述培训中,明确了新冠重症居家监测预警的参考标准,65岁以上的新冠重点人群如果出现以下任一指征,需要及时去医疗机构就诊:一是静息状态下血氧饱和度小于90%;二是呼吸困难或者出现气促,呼吸频率大于30次每分钟;三是血压高于或者低于基础血压30%;四是发热超过3天。

      关于第二条路径,小分子新冠病毒治疗药物的早期使用可以缩短病程,降低重症风险。以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商品名:Paxlovid)为例,其附条件获批的适应证为轻中度新冠病毒感染伴有进展为重症高风险因素的成人患者。其关键性临床试验(EPIC-HR)显示,对于未接种疫苗的适应证内患者,在出现症状5日内服药,可将第28天的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 89%。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满祥曾对财新表示,对高龄的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包括未接种疫苗的患者,即使当下症状看着不重,但是存在较大风险转化为重症,因此除了密切的监测、对症治疗外,需要及早服用抗病毒药物,来防止轻症变为重症,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将需要在出现症状5日内服药的Paxlovid下沉社区,提高可及性是应有之义。

      符合北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药条件的患者为《新冠肺炎相关健康风险评估标准》中的红色标识重点人群,分为三类,一是年龄小于65岁,基础疾病不稳定,未全程接种疫苗;二是年龄在65至85岁之间,基础疾病不稳定,无论是否全程接种疫苗;三是年龄大于80岁,无论基础疾病稳定或不稳定,未全程接种疫苗。目前,药物供应仍紧,据财新了解,除北京外,广州、杭州等地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尚未收到Paxlovid将下沉基层的通知。

      此外,疫苗接种也需要继续推进。12月13日,“第四针”正式开打——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实施方案》,提出现阶段可在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基础上,在感染高风险人群、60岁以上老年人群、具有较严重基础性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人群中开展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然而,在面对感染高峰时,基层医疗机构如何协调分级诊疗和疫苗接种间的资源和人力分配,仍有待观察。

      12月21日,张文宏在“现代疫苗与药物创新发展论坛”上发表主题为“大流行第一波的临床应对”报告时,在认为“第四针”政策“非常好”的同时,指出其仍有改善的空间:“要开始针对新的奥密克戎毒株,研发多价疫苗,对脆弱人群进行充分的保护。”

      “奥密克戎现在的第一波应对,我们身处其中,并最终会度过这一波,迎向季节性或者是地方性流行,但是这一波目前非常艰难。”做报告时,张文宏如是总结现状,“今天决定国内能否顺利走出来的一项关键点就是,能不能把这一波疫情控制到医疗资源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相应地,他给出走出疫情的16字建议:“适度管控,分级诊疗,药物储备,加强免疫。”

      (文中刘芳、李明、张岳、王辉均为化名)

    1. 最新财新周刊|室内氡超标争议背后

      文|财新周刊 周泰来,吕嘉鑫、黄佳钰(实习)

      2022年4月,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中车共享城”开发商通知二期业主收房。一位大学教授顺手用仪器测了一下他房子里的放射物浓度——让他意外的是,室内氡浓度大幅超标。

      教授在业主群里把这个事情抖了出来,很多业主都自行委托检测机构去检测自己的房子,结果都是氡超标。“高的400多(Bq/m3),低的都有200多(Bq/m3)。” 花300多万元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房子的业主王女士说。《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50325-2020)要求,民用建筑工程在竣工验收时,必须检测包括氡在内的污染物浓度,氡的浓度要小于150Bq/m3。Bq(贝可)是放射性活度单位,放射性元素每秒有一个原子发生衰变时,其放射性活度即为1贝可。

      室内氡浓度主要源于建材。氡是一种放射性气体,它是导致肺癌的第二大环境因素,仅次于吸烟。人类接受氡暴露的主要途径是吸入氡的短寿命子体,这些子体衰变时产生的α射线可损伤肺和支气管上皮细胞,产生随机性效应最终导致肺癌。

      关于中车共享城二期室内氡超标的孰是孰非,业主与开发商在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已部分达成和解。这只是室内氡浓度问题的一个片段和缩影。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室内氡浓度呈显著上升趋势。专家认为,这与两大因素有关:一是墙体材料的改革,从黏土砖到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墙材带来了室内氡浓度的上升;二是建筑节能的推广,近年来大力提倡的建筑节能政策带来的通风换气率降低,是室内氡浓度上升的另一大原因。

      氡浓度争议

      业主和中车方面的一大争议焦点是建材是否合格。一些中车共享城业主在自行整改过程中,逐步锁定了造成氡超标的建材源头。自行整改首先是拆自流平地面,其成分是石膏。业主们发现虽然氡浓度有所下降,但依然还有100—200Bq/m3。于是又接着拆地暖回填层,回填层的成分是水泥砂浆。这两个部分拆除以后再测,部分房屋的氡浓度就直接达标了。剩余仍不达标的业主再拆屋里的灰渣板二次墙体。“拆除二次墙体后一般都能达标。”业主们由此认为,氡超标主要源自自流平地面、地暖回填层和灰渣板二次墙体。

      王女士表示,拆除并恢复自流平和地暖回填层的花费在一两万元,如果拆除二次墙体的话,花费可能就要上10万元了。为此,业主们要求开发商中车科技园(成都)有限公司(下称“成都中车”)赔付相应费用,或者进行房屋整改,交付符合国家标准的房子。成都中车是中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车科技园”)的子公司,后者是央企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王女士提供的成都市成华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2022年7月25日发给中车共享城二期业主信访回复称,针对业主反映的室内氡超标问题,区住建交局约谈了该项目相关责任主体单位,要求尽快核实情况,回应业主关切。目前,开发企业正在组织拆除和替换自流平相关工作。待施工完成后,将由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对室内氡浓度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但中车科技园副总经理徐厚广对财新称,中车方面在业主监督下对室内建材原地取样了60多份,统一进行了放射性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而且是远远低于国家限值的”。他表示,按照《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建材的内照射指数要小于1,中车共享城的建材测出来大部分都是0.1,有个别的是0.2、0.3。

      徐厚广认为,上述中车共享城的业主和第三方检测机构测得的氡浓度,是在新风系统尚未开启的条件下,在自然通风情况下测出来的初值。按照《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国家标准管理组2022年6月29日向成华区住建交局的复函,在自然通风情况下测出来的氡浓度值,如果超过150Bq/m3的限值,并不能判定氡超标,需对氡超标房间用“示踪气体测试法”测定房间通风换气次数,并换算出换气次数为0.5次/小时情形下的氡浓度。换算后室内氡浓度不超150Bq/m3的,采取通风换气措施加强通风,把氡浓度降下来后可判定氡符合标准要求。

      徐厚广表示,中车共享城二期的住宅是按照绿色节能建筑的标准盖的,能耗低,所以气密性很好。“密闭测试过一些房间,通风换气率在0.1到0.3不等。”因此业主和第三方检测机构测得的氡浓度,并不能判定房子就是氡超标的,需要换算成0.5次/小时通风换气率下的值。

      事实上,在后续处理中,成都中车方面认为中车共享城是“集中通风”建筑,而非“自然通风”建筑,因此必须在新风开启的条件下进行检测。徐厚广表示,其依据为中车科技园向住建部去函咨询和得到的答复。他提供的住建部2022年8月4日的回函答复称:关于集中通风民用建筑氡浓度检测,统一设计安装和提供新风系统,并作为工程配套一起销售或交付使用的民用建筑,竣工验收时,在设计工况状态下,按集中通风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50325)等标准规定的方法检测。新风量等设计工况指标应符合现行有关标准规定;未提供新风系统的民用建筑,竣工验收时,在设计工况状态下,按自然通风检测。

      “住建部的解释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徐厚广表示,成都中车共享城二期是“统一设计安装和提供新风系统,并作为工程配套一起销售或交付使用的民用建筑”,所以应该按集中通风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50325)等标准规定的方法检测,即在新风系统开启的情况下进行检测。

      徐厚广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10月初成都中车曾委托国家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对中车共享城两宗地共19栋楼的85户检测了室内氡浓度。检测方法为,客厅、卧室和书房采用集中通风状态进行检测,在室内氡浓度检测前门窗关闭24小时,封闭期间和检测期间集中通风系统处于高挡位正常运行,检测期间门窗保持关闭状态。检测结果显示,氡浓度全部合格,检测值都在几十Bq/m3的水平,有极少数的主卧和书房的氡浓度达到了104Bq/m3、106Bq/m3的水平,但也低于前述150Bq/m3的国家标准值。

      但王女士对此有不同看法,她认为住建部的该答复仅仅是列举了集中通风和自然通风的两种检测要求,并未定性中车共享城是哪种性质的通风。“不能要求老百姓始终使用新风系统。”她说,新风开启后噪音比较大,影响晚上睡眠。其次开新风有能耗问题,一边开暖气或者空调,一边开新风把室内的空气置换出去,会导致能耗高、电费高。

      一位知情人士也对财新表示,如果仅按照初测值,不换算通风换气次数的话,成都市面上很多新房子氡浓度都会超标,反而是比较老旧的房子不超标,“特别是新建的绿色建筑,因为密闭性太好了”。

      目前,成都中车已和部分业主达成和解。业主提供的和解协议显示,房屋出卖人已委托国家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再次对中车共享城二期住宅项目室内氡浓度进行抽检,抽检比例不低于房间总数的5%,检测结果认定项目合格,买受人认可检测方法和检测结果。但包括王女士在内的一些业主并未签订协议,目前正在走法律程序,将与成都中车对簿公堂。

      室内氡浓度普升

      成都中车共享城的氡超标争议,是中国室内氡浓度问题的一个缩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退休研究员尚兵介绍,中国组织的第一次全国室内氡水平调查,是由卫生系统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的。调查结论为,中国室内氡浓度的平均值为24Bq/m3。“当时做完觉得没什么问题,咱们国家室内氡浓度很低”。

      2002年—2004年在科技部社会公益基金支持下,尚兵组织了一次对中国26个城市室内氡污染的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室内氡浓度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明显升高,达到43.8Bq/m3。

      这次调查结果也让辐射防护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十分意外,因为43.8Bq/m3的水平基本上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上翻了1倍。“当时潘院士说要核对这个数据,我还专门给潘院士写了一个我们调查的具体设计。”尚兵回忆说。

      2006年到2010年之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住建系统的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也分别组织了室内氡浓度的调查。前者调查了浙江省和另外7个城市,均值为30.7Bq/m3,氡浓度超过100Bq/m3的房间有36间,约占总调查房间的1.8%;后者则调查了10个城市,均值为36.1Bq/m3,浓度超过100Bq/m3的有23户,占被调查总户数的3.3%。

      虽然这两个调查的结果都低于尚兵的调查结果,但也都明显高于上世纪80年代的调查结果,确认了中国室内氡浓度的显著上升趋势。

      十年之后的2020年底,以“环境氡污染监测、评价与防治技术”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据《科技日报》报道,尚兵在这次会议上介绍,继2005年中国26个地区室内氡浓度调查之后,2018年至2019 年,她所在的研究所又陆续对深圳、广州、北京、长春、哈尔滨、海口等地开展了室内氡水平调查。阶段性调查结果显示,与2005年调查结果相比,6个城市室内氡水平均呈现出整体增高趋势。以深圳为例,论文《深圳市室内氡浓度水平调查与研究》介绍,1992年测得的深圳市室内氡浓度均值为26.8Bq/m3;1997年为33.7Bq/m3,2007年为47Bq/m3,2016年为64Bq/m3,2018—2019年为63Bq/m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09年出版的《WHO室内氡手册—公共卫生层视角》,估计全世界室内氡平均浓度为 39 Bq/m3,其中高的国家比如捷克为140Bq/m3,芬兰为120Bq/m3;低的国家如澳大利亚为11Bq/m3,日本为16Bq/m3。而美国的水平为46Bq/m3。 《WHO室内氡手册》称,为了限制个人风险,建议设定国家氡浓度参考水平为100 Bq/m3。即使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实现,所选择的参考水平也不应超过300 Bq/m3。

      需要严格控制室内氡浓度,是因为氡是紧随吸烟之后的第二大致肺癌环境因素。据中国疾控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2022年的一篇论文,假设中国室内氡浓度平均值为30Bq/m3,则中国约6.62%的肺癌死亡是由居室内氡暴露造成的——2015年中国肺癌死亡人数为84万人,由此估算由居室内氡暴露致肺癌死亡人数约5.5万人;若假设中国室内氡浓度水平为40Bq/m3,则约有8.82%的肺癌死亡可归因于居室内氡暴露。中国疾控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近年来组织开展的氡浓度监测数据初步结果,中国居室内氡浓度水平已经接近70Bq/m3,据此水平估计,约15.38%的肺癌死亡是由居室内氡暴露导致的。

      另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22年的一篇论文,取当前中国公民接受室内氡暴露的平均浓度为40Bq/m3,初步试算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室内氡致肺癌的人群归因危险度可达6.39%以上,若以中国2020年的肺癌新发病例数82万估算,中国目前每年可能约有5万人因接受室内氡暴露而诱发肺癌。

      尚兵表示,化学污染一般是有味道的,而氡污染无色无味,隐蔽性很强,因此需要提高重视程度。

      此外,中国室内平均氡浓度持续上升,也意味着超标的房子越来越多。从区域来看,由于严寒和高寒地区的房屋墙体较厚,即建材用量增加,且实施节能技术以后房间更为封闭,室内氡就更加容易超标。南方如广州这些城市,由于建材原料的辐射水平较高,室内氡浓度在竣工验收检测中较高,但平时居民开窗通风较多,所以室内氡浓度水平并不高。据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氡活度浓度随建筑年代呈现增长趋势,且新建的多层、高层建筑氡活度浓度偏高,在日常的工程验收检测中发现超过200Bq/m3的房间比率在10%左右。而海南近年来室内氡浓度上升较快,可能与当地空调使用率提高、开窗通风减少相关。

      复旦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卓维海对财新记者称,虽然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过几次室内氡浓度调查,但相较房屋总量,调查样本量还是偏少。目前亟须有关部门牵头开展足够样本数量的调查,以摸清中国目前的室内氡浓度水平。

      新型墙材氡问题

      多位专家对财新称,中国室内氡浓度水平上升,与两大因素有关:一是墙体材料改革;二是建筑节能的推广。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化进程提速,大部分中国居民从平房住进高层楼房,主流的建筑结构也从平房的砖混结构变成了高层楼房的框架结构。由于框架结构的墙体不承重,因此高层楼房的墙体可以选择各种轻质材料,而非传统的黏土砖。与此同时,传统黏土砖的生产对耕地破坏很大,国家大力推进墙体材料改革,淘汰黏土砖。

      以加气混凝土砌块为代表的新型墙体材料由此得到大力推广。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王栋民对财新称,一方面加气混凝土砌块不使用黏土,以粉煤灰、矿渣等为原料,能够消纳固废,降低能耗;另一方面加气混凝土砌块比较轻,能浮在水上,保温、隔热、隔音等性能好。2017年,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联合印发《新型墙材推广应用行动方案》,要求到2020 年全国县级以上城市禁止使用实心黏土砖,地级城市及其规划区限制使用黏土制品,副省级以上城市及其规划区禁止生产和使用黏土制品;新型墙材产量在墙材总量中占比达 80%,其中装配式墙板部品占比达20%;新建建筑中新型墙材应用比例达 90%。然而,包括水泥、混凝土、砖、砌块在内的建筑主体材料都含有放射性核素,是室内氡气的主要来源。从黏土砖到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墙材革命,同时带来了室内氡浓度的上升。尚兵介绍,从原材料上,粉煤灰和黏土不一样,粉煤灰放射性核素含量高;其次,黏土砖的致密度很高,氡很难析出来,但轻型加气混凝土孔隙度高,氡就容易析出来。

      墙材行业是消纳固体废弃物的大户。西安墙体材料研究设计院党委书记唐玉娇2022年1月在《中国建材报》撰文称,目前我国墙体材料行业年利用工业固废、建筑废弃物等各类废弃物已超1.35亿吨,节约能源3200万吨标煤。比如北京市2021年墙材生产过程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57.8万吨,主要为建筑垃圾25.8万吨、水渣10.4万吨、粉煤灰10.1万吨。

      以粉煤灰为例,粉煤灰是火电厂煤燃烧的烟气中捕集下来的微细飞灰,其主要组成是各类氧化物,包含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等。发表于2019年的《贵州典型电厂粉煤灰的放射性安全评估》一文介绍,估计中国2010年—2015年年均产出5亿—6亿吨粉煤灰。粉煤灰综合利用率稳定在68%—69%,主要用于水泥、商业混凝土和墙体材料(砖)等建筑材料。煤中含有一定量的放射性元素,绝大部分会富集在粉煤灰中,粉煤灰中放射性元素相对原煤可富集3倍左右。

      上述论文称,调研贵州不同区域的六家电厂后发现,黔北地区桐梓电厂和二郎电厂粉煤灰的内外照射指数均明显大于《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要求的1.0,需要明确限制掺杂比后方可作为建筑主体材料使用。目前贵州电厂粉煤灰主要用于复合硅酸盐水泥生产。“黔北地区电厂粉煤灰的放射性水平较高,如果不加以监管进入民用建筑,可能导致较大的放射性安全隐患”。

      发表于2006年的《新型墙材用工业废渣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分布研究》介绍,新型墙体材料利用量比较大的粉煤灰、炉渣(矿渣)和煤矸石中,粉煤灰和炉渣的放射性核素含量较高,均有超过国家放射性核素限量的样品出现。因此粉煤灰和炉渣在掺入比例上要严格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建议掺入量不宜超过70%。同一电厂不同时间采集的粉煤灰的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也会有很大差异,最大值可达到最小值的2倍以上。因此新型墙材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经常性地检测放射性水平。

      但中国加气混凝土协会一位相关技术负责人对财新称,加气混凝土产品主要为加气混凝土砌块和板材,目前全国有几千家生产企业。加气混凝土产品并非纯粉煤灰制品,有些厂家掺一部分粉煤灰,粉煤灰用量占比50%—60%。据他了解,加气混凝土产品每年都要按照国家要求进行放射性方面的检测,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放射性超标,“有专家可能认为用到了粉煤灰原料,而粉煤灰可能有放射性,但实际检测情况是粉煤灰并不超标”。

      新型墙材除了放射性核素含量较高,氡析出率也较高。2010年就有论文介绍,当时中国发现许多用符合《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6566-2001)标准的建筑材料所建造的房屋内氡浓度超标的例子。一些建筑材料,特别是一些新型建筑材料采用了发泡等技术,尽管建筑材料的放射性核素比活度相近,但氡析出率有很大差别。有专家指出,现行的建筑材料放射性控制标准不能达到有效控制居民辐射照射的目的,氡的析出率能够反映建筑材料的综合特性和较为全面的信息,有必要对掺渣建筑材料的氡析出率加以控制。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是工信系统的标准,2010年修订发布《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6566-2010)时,并未增加氡析出率控制指标。但住建系统于2010年修订发布的《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2010)则增加了氡析出率的控制指标,要求民用建筑工程所使用的加气混凝土和空心率(孔洞率)大于25%的空心砖、空心砌块等建筑主体材料,其放射性限量应符合表面氡析出率小于等于0.015Bq/(m2×s)。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的主要起草人员、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王喜元告诉财新,根据实验结果,空心材料不管是加气混凝土砌块还是空心砖,均比实心的材料“释放氡厉害”,所以把氡析出率加上去了。

      “现行建材标准中氡的母体核素镭含量的控制指标仍滞留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平,不适用于多孔材料和轻型加气混凝土。”尚兵建议收紧《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限值,将氡的母体核素镭的含量控制在更低水平。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技术物理系教授郭秋菊对财新称,如果要修订建材的核素标准,需要定量回答建材对室内氡浓度的贡献到底是多少。相关部门应该有一个科学方案主导的实际测量调查,以查明目前高层建筑建材其成分是什么样的、放射性核素含量怎么样、氡析出率怎么样、构不构成安全问题。

      中国建材联合会副秘书长兼标准质量部主任周丽玮对财新称,目前《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正在修订。此次修订最主要的原因是该标准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要求,要从条文强制修订成全文强制。她表示,此次修订也在做很多调研,“比如说住建部有氡的析出率,我们就要看析出率能不能加到标准里头。但目前争议很大,主要是测量方法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稳定成熟的测量方法,是不能纳入标准的”。

      一些专家认为,对于工业废弃物用于建材,需要更加严格的标准和监管。全国人大代表、同济大学土木工程材料系教授张雄在2019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建议,修订用于建筑材料的工业废弃物有害成分相关标准。张雄称,工业废弃物主要是各类尾矿和冶炼废渣,其主要资源化利用途径是制造墙体材料、水泥混合材、混凝土掺合料等。工业废弃物往往残存含有重金属或辐射性物质,这些有害组分一旦进入建材产品,将与人类日常近距离接触,长期对人的健康会有危害。中国对资源化利用的工业废弃物虽然在有害成分方面有控制规定,但控制项目不完善且标准要求偏低,资源化过程存在二次污染风险。

      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废弃物资源化作为建材原材料时,往往是一次性鉴定其有害成分种类与数量,建材工厂进料时也没有每批监测有害成分,而工业废弃物有害成分波动很大。

      张雄建议,修订和完善用于建筑材料的工业废弃物有害成分相关标准,制定工业废弃物资源化过程中无缝隙和可追溯的工业废弃物有害成分监控规范程序,防范综合利用工业废弃物制造的建材产品二次污染风险。

      节能建筑也有弊端

      多位专家对财新表示,近年来大力提倡的建筑节能带来的通风换气率降低,是室内氡浓度上升的另一大原因。“从我们实际处理的氡超标事件来看,很多地方就因为建筑节能做的通风换气率很低,氡积累导致超标”。

      中国从1986年开始推广节能居住建筑。原建设部首先在北方集中供暖地区实施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要求采取增强建筑围护结构隔热保温性能和提高空调、供暖设备能效比的节能措施,在保证相同的室内热环境的前提下,与未采取节能措施前相比全年空调和供暖总能耗减少30%。1996年,采暖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进行修订,其目标节能率为50%。2010年以后,我国寒冷和严寒地区推出要求更高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居住建筑执行65%的节能标准。

      建筑节能的一大途径是提高门窗气密性等级。对自然通风建筑来说,建筑外门窗是室内通风换气的主要通道,除了开关门窗,通风换气主要靠对外门窗的缝隙徐徐进行。通风换气率是在门窗关闭的条件下,每小时室内空气更换的次数。

      王喜元等人所著《中国室内环境概况调查与研究》一书介绍,门窗的气密性是通风换气效果的重要指标。气密性等级越低,空气渗透量越大,通风换气效果越好。以一个50立方米、窗户面积为2平方米的房屋为例,气密性等级为1级时,其换气一次需要2小时,即通风换气率为0.5次/小时。每提高1级气密性等级,空气渗透量就减少,当窗户按照6级气密性窗计算时,换气一次需要5小时,通风换气率为0.2次/小时。也就是说,门窗气密性越高,室内外空气对流越小。

      为了节能,现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门窗应用技术规范对建筑外门窗的气密性都有具体规定。比如《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要求,严寒和寒冷地区外窗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中规定的6级。

      虽然《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规定,夏热冬冷地区、严寒及寒冷地区等采用自然通风的一类民用建筑最小通风换气次数不应低于0.5次/小时,必要时应采取机械通风换气措施,但目前建筑的门窗气密性大体是按6级要求的,相当于只能满足通风换气率0.2次/小时要求。

      “中国室内环境概况调查与污染防治研究”课题对 2015年—2016年5省市住宅(含个别办公室)130个自然通风房间进行的通风换气率现场实测表明,住房通风换气率在0.5次/小时及以上的房间数仅占比约30%。

      通风换气率与氡浓度直接相关。发于2020年的《建筑节能设计对严寒和寒冷地区居室氡浓度和换气率的影响》论文介绍,2018年11月到2019年11月,研究团队在哈尔滨、佳木斯、沈阳、西宁、银川等5个城市的25户多层和高层住宅中测量了室内氡及其子体浓度与换气率,其中21户房屋的室内换气率均值为0.19次/小时,明显低于1980年代北京地区典型建筑物室内换气率测定结果0.5次/小时。

      该研究结果表明,密闭门窗24小时测量氡及其子体浓度,这25户室内氡浓度均值为122Bq/m3,范围为33-255Bq/m3。其中9户房屋24小时均值超过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50325-2020)规定的限值150Bq/m3。

      该研究还显示,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室内氡浓度是砖混结构房屋的1.7倍,而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的换气率仅为砖混结构房屋的60%。2010年以后城市新建住宅多为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严寒和寒冷地区采用更严格的节能设计标准,建筑结构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材料绝大多数采用新型墙体材料加气混凝土砌块,密闭性增加、换气率降低,导致室内氡浓度明显高于2000年左右的砖混结构住宅。

      “要正确地处理好建筑节能与室内环境的关系问题,两者处理得不平衡,过分强调建筑节能,忽视室内环境,这是不可持续的。”王喜元对财新称,人在不通风的房子里捂的时间长了就会出问题,“不要说氡了,就是二氧化碳都会中毒。”

      尚兵认为,改变生活方式,养成开窗通风的习惯,是解决室内氡污染的成本低且非常有效的方法。她在哈尔滨的一个研究中看到,一户人家关闭门窗后,室内氡浓度非常高(超过700Bq/m3),她让这户人家夏天多开窗通风,在冬天每天定时开窗15到30分钟进行有意识的自然通风,该户人家室内的氡浓度就能达标了。有论文显示,开门窗情况下房间换气率平均为关门窗和关门窗开空调情况下的41 倍和35倍,氡浓度很快接近外部环境水平。

      “我历来主张从源头控制,尽快把多孔建材中的镭含量控制到低于120到140Bq/kg的水平,室内年换气率在0.3次/小时,严寒地区冬天至少每天开窗换气一次,早上起来开窗15分钟—30分钟,就可以低于世卫组织限值。”尚兵说,“脱离健康一味强调节能,是不科学的教条主义。”另外中国地域广阔,有多种地质背景和气候条件,在制定控制标准上也需要细化,将节能环保与控制辐射污染结合起来。

  8. Aug 2022
    1. 芯片大基金风暴

      文|财新周刊 张而弛 屈运栩 于宁 覃敏 翟少辉

      中国半导体行业掀起反腐风暴。

      7月30日10时30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宣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文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工业和信息化部(下称“工信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北京市监委监察调查。

      多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早在数日前,丁文武家中已被搜查,他失联的消息也已不胫而走。

      在中国芯片行业,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被称为“大基金”,一期募集资金1387.2亿元,二期2041.5亿元,代表的是芯片投资的国家支持政策。大基金同时还是元禾璞华、武岳峰基金、中芯聚源等众多半导体投资基金的母基金,以此撬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投资国内芯片产业。此外,通过持股芯鑫租赁,还为企业间接提供债权融资。

      自2014年9月成立以来,大基金以直接和间接的股权、债权投资等形式,扶持了中芯国际、上海华虹、长江存储、长电科技、北方华创和中微公司等一大批半导体上下游的明星和头部企业,仅持股的上市公司就达到34家,在整个芯片行业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此,2022年7月,当数名与大基金有关的人士陆续因相关调查而失联时,便迅速引发了整个中国芯片行业的地震。

      7月15日晚,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吉林省纪委监委消息,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芯投资”)原总裁路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华芯投资是大基金惟一的管理人(GP,即普通合伙人),负责基金日常的投资运作。

      据财新了解,路军于7月14日被有关部门带走,同日被带走的还有大基金子基金深圳鸿泰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鸿泰基金”)合伙人王文忠。

      此后,华芯投资投资三部副总经理杨征帆也被带走。他负责的是大基金的材料设备类投资,并身兼十多家半导体企业的董事之职。

      7月16日,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紫光集团前联席总裁刁石京以及北京紫光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禄媛亦被带走。紫光集团旗下的长江存储和紫光展锐曾是大基金重点投资的芯片企业。2020年11月,紫光集团因债券违约而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短短两周,多名相关人士被带走调查或者处于失联状态。这些人要么涉及中国最大的集成电路产业投资机构,要么涉及吸纳大基金最多投资的半导体项目。

      此次围绕大基金的风暴,看似来得突然。有近期见过路军的人士告诉财新,路军被带走前还意气风发,为到广州执掌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而高兴。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成立于2021年11月,是广东省为打造中国集成电路“第三极”而设立的大型产业集团,主要投资粤港澳大湾区的集成电路重大项目,由路军出任首任董事长兼总裁。

      丁文武则在7月16日到访福建厦门,出席一场半导体行业峰会。他在会上致辞称,前两年半导体行业的形势非常好,甚至有人说“赚不到钱就是傻子”,但现在开始,半导体行业正从波峰向波谷的趋势发展,要适应这种变化。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的行业会议。

      反腐风暴并非无迹可寻。多家芯片企业和投资机构告诉财新,2021年9月起,国家审计署陆续对大基金、大基金被投企业、参投的股权基金和融资租赁公司进行审计;整个审计持续数月,限时要求管理层回答问题,查询大基金的资金款项用途,涉及包括丁文武、路军等大基金管理层在内的沟通互动。此后数月间,不少相关主体收到了审计结果和整改要求,迄今审计结果仍未完全告知所有公司。

      这不是大基金第一次“出事”。2021年11月1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山东省监委发布消息,华芯投资原副总裁高松涛涉嫌严重违法,正接受监察调查。在入职华芯投资之前,高松涛曾在工信部担任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副主任,与曾在工信部担任电子信息司司长的丁文武相熟。

      大基金、华芯投资及部分子基金出现多人腐败,显示资本盛宴之下,运行了八年的大基金管理机制出现致命裂痕,必须修补之后才能继续前行。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博弈在科技行业的竞争已趋白热化。美国2018年制裁中兴,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缺芯少魂”之痛。此后,美国政府步步紧逼,先后制裁华为、海康威视、中芯国际等一大批中国科技企业,政策上全面打压中国对半导体高端和前沿技术的探索与进步。“科技自立自强”是必然之选。

      2022年,全球补贴芯片企业的法案层出不穷。2月,欧盟公布《芯片法案》草案,计划投资430亿欧元(约合3031.43亿元人民币),扩大欧盟芯片产能,并防止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7月,美国国会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设立美国芯片基金、美国芯片国防基金、美国芯片国际科技安全和创新基金、美国芯片劳动力和教育基金四个基金,以五年527亿美元的补贴,支持美国芯片产业。

      在这些背景下,针对中央财政支持的国家芯片大基金的反腐风暴尤其触动市场神经。市场化的投资主体、融资中介、国资投资人、地方国有投资机构人士,纷纷表示出对芯片行业未来发展的关切:“国家队还投芯片吗?”

      市场对大基金的态度也出现分化,一些人认为其应进一步支持“老大难”项目,拉长投资周期;另一些声音则认为,中央财政资金撬动社会化资本参与半导体投资的历史使命已完成大半,地方政府等主体可以接力,大基金后续必要性已然减弱。

      方正证券通信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宏涛向财新表示,目前很多国内半导体企业还处在爬坡期,尚未盈利,生存仍是问题:“有大基金的保驾护航,有利于这些企业快速突破成长瓶颈,走得更加稳健,进入良性循环。”

      “芯片投资的周期非常长,很多企业需要的金额也很大。有些重大的战略项目,传统的市场型基金不一定敢投,此时从国家层面去助力无可厚非,也体现了国家意志。”一家芯片企业高管向财新表示,希望大基金能在此次反腐风暴之后,继续坚持这一初衷。

      一家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风险投资)负责人指出,大基金由国家资本引导,通过社会化资本放大,既投资不求财务回报的战略性项目,又投资市场化项目,是国家投资体制中开天辟地的举措,此后很多国家级基金和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均参考了大基金的模式。他认为,不能因噎废食,重要的是完善制度,包括监管措施,真正做到“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

      大基金的体制碰撞   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下称《纲要》),对2030年前的集成电路产业进行谋篇布局。《纲要》首次提出,要设立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主要吸引大型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资金,采取市场化运作,重点支持集成电路等产业发展。大基金自此应运而生。

      彼时,大基金是国务院批准的规模最大的产业投资基金,一期最初计划募资1200亿元,实际募资1387.2亿元,实现了超募。一期的投资期为5年,回收期亦为5年。

      前述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负责人向财新回忆称,2006年之前,国家层面对半导体的支持,主要体现在“863计划”中部分涉及集成电路的项目,以及信息产业部发起的电子发展基金。这两类支持都以研发项目为主,加在一起每年只有几亿元。2006年之后,国家层面对半导体的支持则主要体现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01和02号专项。

      所谓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际上是2007年开始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它确定了16个国家在15年内重点发展的科技领域。其中,第1号、2号专项都与集成电路相关,被简称为“核高基”的第1号专项指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三类技术,包括国产CPU(中央处理器)、操作系统、数据库和应用软件等;第2号专项则是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与成套工艺专项(简称“集成电路制造专项”);过去几年被认为中国芯片制造必须突破的核心装备光刻机,以及中芯国际的先进制程晶圆制造等项目,即属于第2号专项。

      第1号和第2号专项之后,国家层面对半导体的投资从每年四五亿元增加至数十亿元,但主要支持的仍是科研项目。对产业而言,专项资金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比如当时晶圆代工厂产能不够,但扩产需要数百亿元投资,回报周期在十年以上,急需国家给予战略性投资。

      2013年,国家层面投资在考虑如何支持半导体产业时,曾有两个选择,一是借鉴大飞机、高铁等模式,合并已有的中国电子、中国电科等国有企业形成一家大型国有公司,集中资源干大事;二是成立市场化基金,以投资方式孵化一批龙头企业。由于半导体行业市场化程度高,最终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因此,从大基金成立的那一刻起,市场化就是其烙印。2014年9月24日,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开金融”)、中国烟草总公司、北京亦庄国投、中国移动、上海国盛、中国电科、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华芯投资等共同签署《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标志着大基金设立。

      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基金公司”)中,财政部出资360亿元,成为第一大股东,持股36.47%;国家开发银行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出资220亿元,持股22.29%,排名第二;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均低于12%,比如紫光集团旗下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持股0.1%。

      市场所说的大基金投资,实际指一个双层的主体。第一层是基金公司,从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方向,核准重大项目、推动政策及协调重大问题、保障与平衡各股东方权益。第二层则是委托一家专业化公司作为基金的惟一管理人,即华芯投资,由国开金融持股45%,其他股东包括北京赛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科创集团等。基金公司与管理公司之间,通过委托管理协议,界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实现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

      本次被带走调查的丁文武和路军正是双层架构的负责人,在加入大基金前均是政府官员或金融机构公职管理人员身份。丁文武是基金公司的首任总裁,此前重要履历包括2008年8月任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2011年升任司长,参与了中国芯片政策的制定。路军则是华芯投资的首任总裁,此前曾任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2010年5月履职国开金融,先后任副总裁、纪委书记等职。

      2017年,丁文武接受《中国电子报》专访时曾如此解释两家公司的分工:在项目投资决策方面,管理公司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一般项目管理公司通过了投资决策就可以投资,而重大项目还需基金公司董事会进行核准。

      丁文武还称,基金公司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所有员工的身份都是市场化的,没有一人是公务员编制,“即使原来一些人员来自机关单位,现在也都脱离体制进入市场了”。

      “按照市场熟悉的架构,可以理解大基金和华芯投资是单一LP(有限合伙人)和GP的角色定位。”一位曾经接受大基金投资的市场化基金人士告诉财新。

      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华芯投资也和其他市场化基金类似,分具体行业设立团队,共设三部:投资一部主攻芯片制造,二部主攻芯片设计,三部主攻材料装备。大基金二期成立后,近期华芯投资新设了四部,可以不分领域进行投资。

      大基金一期在设立之初就明确,至少60%的额度要投入芯片制造。根据广发证券研报,到2018年9月,大基金一期基本投资完毕;以投资金额计算,67%投向芯片制造,17%投向设计,10%投向封测,6%投向设备和材料。2019年至2023年,一期基金进入回收期,开始逐步减持所持股份。

      2019年10月,大基金二期正式成立,注册资本高达2041.5亿元,继续接力投资。

      过去几年,大基金的投资总体较为稳健,成功避开了那些争议较大的“烂尾项目”。有熟悉大基金的人士告诉财新,华芯投资的人大多出身政策性银行,总体非常勤奋,不仅与芯片产业沟通密切,还能迅速融入芯片圈内。在一次行业论坛上,华芯的投资经理拿着笔记本记录行业公司的纯技术分享,并向财新解释其技术路线和中国产业的适配性。

      此外,大基金投资时还有很多外部专家提供咨询。“每过一个项目,投资决策都要经过专家打分,太差的企业是过不了这种专家的。”上述人士表示。

      大基金国家队的身份也带来天然优势,各芯片企业都希望获得背书,愿意留出股份。一位市场化芯片业投资人士告诉财新,为确保没有国资流失,财政部要求大基金必须盈利,大基金几乎每次投资都很在意价格,较其他国资基金相对更严格。

      作为大型平台,大基金一开始吸引了部分市场化人员加入,但红火的开局未能持续。多位熟悉大基金的人士告诉财新,大基金几乎没有对投资人的激励机制,华芯投资的员工大部分拿的是固定工资,人事上仍归国家开发银行管理,仍然属于体制内人员。

      针对大基金的内部激励问题,曾有过长时间的讨论或尝试,但最终未能兑现。到2020年,伴随着多个国有大型基金成立,以及诸多市场化机构蜂拥进入半导体行业,大基金和华芯投资的人员流失加剧。目前,华芯投资的投资一部和二部的负责人都已换人。

      “华芯投资走了至少四分之一,很多人离开时会直接带着团队一起走。”一位“国”字头基金负责人告诉财新。

      “他们拿着一个月一两万元的工资,却创造了那么多亿万富翁,会不会有一些心态上的失衡?”一位芯片企业人士向财新提出,科创板的造富运动近两年明显对大基金形成冲击;随着更多市场化基金涌入芯片投资赛道,很多大基金员工都被外部基金以几倍薪酬挖走,剩下的员工也必须面对体制外利益的诱惑。

      来自体制内外的诸多碰撞,给之后问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直投功过   在芯片行业,有关大基金人士在部分被投企业暗中持股获利的传闻一直不断。

      2020年11月18日,北京,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公司总经理丁文武在北京微电子国际研讨会暨IC WORLD学术会议上演讲。   在不少人看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大基金一期的内部管理还不完善,另一方面也与掌舵者路军的风格有关。多位熟悉路军的人士向财新表示,路军做事有一种“带头大哥”的气质。2020年11月,路军被调回国家开发银行,担任国开发展基金管理部副主任,兼任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述熟悉路军的人士告诉财新,这是因为有关路军的举报信太多,不得不将他调离华芯投资进行内部调查。知情人士透露,2021年9月,路军离职国家开发银行时,其离任审计并未通过。

      据财新统计,大基金一期投资超过60家企业,其中过半已成上市公司。在这些项目中,既有存储器等战略性项目,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市场化项目,为大基金带来财务回报。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大基金一期取得的成绩超出预期,在推动国家战略的同时,基本兑现了市场化运作的承诺。

      前述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负责人指出,大基金成立前,仅有的几家市场化半导体投资基金基本只投芯片设计公司,因为其周期相对较短、风险相对较低;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的设备及材料公司,2014年—2015年在产业化过程中遇到困难,许多陷入财务困境,大基金正好接力扶持;扶持了一批这样的公司,目前都成为了行业龙头企业,解决了国家卡脖子问题。同时,大基金投资的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等扩产从每年增长不足5%提升至20%,解决了设计公司急需的代工厂产能问题。此外,中国急需的半导体存储芯片,大基金则支持了长存和长鑫两个技术路线不同的公司,解决了从0到1的问题:“2019年,芯片行业被美国卡的时候,要是没有这些公司,可能情况更加困难,这是大基金提前五年布局的结果。”

      2016年,上海,某公司合伙人大会上,华芯投资时任总裁路军发言。   市场熟知的大基金“雪中送炭”的例子是中微公司。由“海归”尹志尧创立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中微公司,2014年由于亏损,急需资金。大基金以40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和4000万美元的夹层可转债的混合投资方式,帮助其解了燃眉之急。此后,中微公司作为科创板首批上市企业,于2019年7月成功上市,其刻蚀机已被国际主流客户用于5纳米工艺。相比大基金入股时的2美元/股,中微公司当前股价超过130元/股,为大基金带来了丰厚的财务回报。

      另一个例子是国内封装龙头企业长电科技。2014年12月,长电科技( 600584.SH )宣布,以7.8亿美元收购新加坡封测企业星科金朋,后者体量约是前者的2倍。大基金为此提供了约3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帮助长电科技完成“蛇吞象”并购,成为全球前三的封装企业。

      “当时如果没有大基金的话,长电科技收购应该是蛮难完成的,因为那时候星科金朋是亏损的,资本市场对去海外收购亏损企业,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积极。”芯谋研究首席分析师顾文军对财新表示。

      而在大基金一期中,投入最多的半导体公司当数紫光集团,至少284亿元投入紫光集团旗下企业,其中至少277亿元投入长江存储、约7亿元投入手机及物联网芯片厂商紫光展锐。

      长江存储是国内惟一一家规模研发3D NAND存储芯片的厂商,今年8月3日推出的第四代三维闪存,堆叠层数达到232层,成功用6年时间追上了美国美光和韩国SK海力士等竞争对手。紫光展锐的手机芯片已采用6纳米工艺,虽然产品定位比高通、联发科低端,但凭借每年出货几百万颗芯片跻身全球前五大手机芯片厂商之列。

      然而,这两家公司却因母公司的债务问题卷入风波。2020年11月,紫光集团出现债券违约,自此引爆债务危机。2021年7月16日,在债权人申请下,紫光集团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由管理人对外招募战略投资者,化解债务风险,并最终确定智路建广联合体为接盘人,承接紫光展锐等公司股权;长江存储则由地方国资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出资51亿元收购紫光集团所持股权。

      2022年7月16日,就在紫光集团重整完成的第三天,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曾负责芯片板块的紫光集团前联席总裁刁石京和北京紫光科技服务集团董事长李禄媛被有关部门带走。不同信源均称,赵伟国身涉调查或与其个人所控公司和原紫光集团旗下公司之间利益输送相关,比如设备采购、装修工程等未经公开招投标的问题等。

      大基金一期的投资也不乏争议项目。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00672.SZ )主营业务为广播电视芯片,其研发的广电直播星芯片主要用于国家“户户通”工程,国内市场份额一度超过50%。2015年,由于机顶盒厂商开打“价格战”,国科微被迫下调广播电视系列芯片的销售价格,导致这块业务的销售收入迅速下滑,并进入竞争激烈的视频监控芯片市场。

      就是这样一个细分赛道的企业,大基金在2015年对其投资4亿元,在上市前持有其21.05%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丁文武也不断在其公司活动或媒体采访中为其背书。2018年6月,国科微还宣布,拟与大基金、深圳子基金鸿泰基金共同投资,设立常州红盾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鸿泰基金任GP,大基金和国科微任LP,以寻求有协同效应的产业并购投资。最终,该基金定名为湖南芯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湖南芯盛”),惟一的对外投资是在2018年成立了芯片设计公司江苏芯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该公司中,湖南芯盛持股50.1%、大基金持股49.9%。随着丁文武被调查,市场传出国科微创始人向平被带走的消息。目前,向平的手机无法接通、微信朋友圈也已停更,国科微董秘对此未予回应。

      华芯投资投资后,一般会派出高管并在投资项目公司担任董事职务。被带走的杨征帆就在沪硅产业( 688126.SH )担任副董事长,在长川科技、中微公司、北方华创、万业企业、雅克科技、拓荆科技等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这些企业均是华芯投资三部投资的企业。沪硅产业生产单晶硅,在大基金的牵线下,沪硅产业进入长江存储的供应链;其在科创板上市三个月股价涨超10倍,市值一度破千亿元。

      此次杨征帆失联,影响到十多家公司发布半年报。有相关企业告诉财新,大基金计划让杨征帆从这些企业辞职,但走完董事会流程还需要一些时间;辞职之后,杨征帆的案件进展便不需要再由上市公司进行被动性披露。

      大基金的另一大隐患在于内幕交易。2019年12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高松涛在华芯投资任职期间,曾卷入一起内幕交易。汇顶科技( 603160.SH )是一家做屏下指纹识别的芯片设计公司。当时由于6名原始股东的限售股将于2017年10月解禁,为避免造成股价波动,汇顶科技找到华芯投资,沟通由大基金受让减持股份。最终,大基金受让汇顶科技6.65%的股权,而高松涛全程参与该事项的筹划、决策、执行。

      王萍在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工作时,曾与高松涛是直接上下级关系,两人离职后仍保持联系。在从高松涛处获悉大基金持股信息后,王萍曾买入汇顶科技合计约45.17万股,成交金额约4696.75万元,最终亏损396.24万元。证监会决定,对王萍处以55万元罚款。

      间接投资“埋雷”   除了被投企业,本轮大基金反腐还涉及其投资的市场化基金。路军被带走的当天,鸿泰基金的合伙人王文忠亦被带走。鸿泰基金随后在官网删除了与王文忠相关的信息。

      2016年8月,深圳南山鸿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大基金出资7亿元,占43.75%;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4亿元;深圳市南山区国资旗下的深圳市汇通金控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亿元;紫光集团旗下的西藏紫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资8000万元。基金管理人(GP)为鸿泰基金,曾投资传音控股、江波龙等。

      大基金虽为主要出资人,但并未向鸿泰基金直接派驻管理人员。鸿泰基金注册资金1000万元,董事长黄学良占33.34%股份,王文忠占33.33%股份,曾之杰控制的深圳市厚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33.33%股份。

      据财新了解,鸿泰基金合伙人王文忠与路军是同学关系,曾经在国家开发银行共事。王文忠本科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后在北京大学获金融学硕士学位。王文忠在北京先后成立过几家公司,如2007年成立北京恒融焱兴管理顾问有限公司,2009年成立北京新锐阳光会务有限公司,2010年成立北京融蚨祥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历显示,王文忠并无大型或知名投资机构任职经历。

      一位曾经和路军及王文忠在国开金融共事的人士称,王文忠和路军关系密切,路军会将其看好但职能范围外的项目介绍给国开金融内其他团队,王文忠则负责后续项目跟进和落地。

      “在用人上,路军安排王文忠进驻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合伙人,为日后埋下了隐患。”一名接近鸿泰基金的人士称。

      实际上,鸿泰之外,大基金还投资了10家基金。其中,大基金与地方国资等合作的基金有五家,分别是北京集成电路制造和装备基金、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与并购子基金(武岳峰基金)、盈富泰克(深圳)环球技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龙头企业共同设立的投资基金有三家,分别是与京东方设立的芯动能基金、与中芯国际设立的中芯聚源基金、与三安光电设立的安芯基金。

      和鸿泰基金类似,出资人是社会化资本的基金还有元禾璞华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上海超越摩尔股权投资基金。

      鸿泰基金在大基金内外部的评价中,均不及其他市场化机构。一家半导体风险投资机构负责人直言,鸿泰基金并不是知名的GP在管理,投资的项目也不突出:“路军最不该派一个自己的人去所投资的基金,国资就应该避嫌。”

      通过参与设立主攻半导体投资的基金,大基金又进一步投资了大批半导体企业,比如北京君正、积塔半导体、翱捷科技、恒玄科技等。这些基金的管理人不少是芯片业的知名人士,比如武岳峰资本的创始合伙人武平和元禾璞华的陈大同曾联合创立展讯通信,并带领其上市。展讯通信后来与锐迪科合并,形成了今天的紫光展锐。

      前述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负责人告诉财新,大基金由于体量太大,更适合做PE(私募基金),而早期的VC项目,大基金一期预留约100亿元,投入VC子基金,等初创企业孵化成熟后,再由大基金接手。

      2021年10月10日,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现场,紫光集团展区。   “这在当时非常有必要。2008年到2014年,绝大多数VC都不投半导体,市场上看半导体的VC只有几只。”前述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负责人认为,大基金的这一尝试是必要的,最后也被证明是成功的,这些VC孵化的很多企业最后都成了大基金的被投企业,“芯片投资不能是一艘航母,应该是一个航空母舰舰群”。

      另有一位芯片业人士也向财新证实,在参股子基金里,大基金会通过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派代表的方式参与,上会项目一般需要先跟大基金汇报并获得认可之后,才会发起投决流程。

      2018年,大基金二期组建时,市场曾希望大基金加大对市场化基金的投资。但最终大基金二期已经确定放弃继续投资VC机构。

      另一边,伴随着社会化的半导体投资基金逐步站稳脚跟,其更为灵活的机制也吸收了诸多来自大基金的人才。此前,华芯投资二部的负责人就加入了武岳峰基金。

      芯鑫租赁的角色   在大基金的投资战略中,一家名为芯鑫租赁的融资租赁公司从侧面发挥作用。路军担任华芯投资总裁期间,还有三年兼任芯鑫租赁董事长,双方投资对象多有重合,“联动”引发市场猜测。

      芯鑫租赁于2015年8月由大基金牵头在上海自贸区成立,成立伊始董事长正是路军。2017年,公司完成首次增资;2018年6月,杜洋接替路军成为董事长。杜洋此前任职国开金融,大基金成立后是华芯投资的投资总监和上海分公司经理。

      “路军作为股东委派的董事,是所有股东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的议事规则选举产生的。”一位芯鑫租赁的高管如此回应财新关于路军从2015年到2018年任芯鑫租赁董事长原因的问询。

      根据工商资料,芯鑫租赁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为56.8亿元,大基金认缴20亿元,成为占股35.21%的第一大股东;并明确融资租赁公司40%资金需投向半导体行业的底线。

      2014年,大基金成立时,市场上对半导体投资的股权类机构仅两三家。而2015年芯鑫租赁成立时,市场债权类的投资情况更严峻。银行鲜少投资半导体,因为公司亏损、回报周期长、波动性大,除了设备没有土地等质押物。前述芯鑫租赁的高管称,在欧美,半导体行业的融资中以设备为标的的租赁债权融资,能够占到其整体融资的30%;芯鑫租赁组建时即借鉴了海外模式:“70%到80%的资金都是从银行出来,融资租赁公司针对半导体行业的债权融资起到增信作用。”

      2020年11月9日,上海,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现场展示的光刻机工作原理。光刻机过去几年被认为是中国芯片制造必须突破的核心装备。   芯鑫租赁设立之初就明确的一项业务,是给中芯国际提供融资租赁服务。根据工商资料,芯鑫租赁成立时,中芯国际出资10.56亿元,占股10.56%,是大基金之后的第二大股东,此后又在2017年和2020年两次增资和股转中持续增持,目前以8.17%的占股维持第三大股东地位。“没有芯鑫租赁,就不可能有中芯国际上市后的财务表现。”中芯国际内部人士曾如此形容芯鑫租赁的作用,中芯国际也一直是芯鑫租赁的第一大客户。其基本业务模式是:由芯鑫租赁购买设备,租借给中芯国际,由此,将中芯国际在设备一次性投入和后续折旧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移出上市公司体外。设备租赁期结束后,中芯国际可选择回购或续租,也可由芯鑫租赁继续将二手设备租给其他用户。

      因为中芯国际是美元计价的公司,因此其融资租赁业务其实是境内的美元业务,汇率敞口和风险亦需由租赁公司承担。一位接近芯鑫租赁的人士称,芯鑫租赁给中芯国际累计租赁债权融资一度达到18亿美元。

      在实际业务运作中,芯鑫租赁扮演的角色更多样。大基金战略扶持的长江存储也是芯鑫租赁大客户。长江存储的初期债权投资超过200亿元,主要由银团提供。但国有银行为主的银团到款流程长,长江存储的资金需求却不能断。2019年,芯鑫租赁为长江存储提供了100亿元、5年至8年的长期融资租赁产品,但实际的用途是给长江存储在银团资金到位前解决短期流动性问题。“长江存储一年后就归还了60亿元,剩下的40亿元目前仍在按期偿付。”前述接近芯鑫租赁人士透露。

      据财新了解,芯鑫租赁和企业确有在相关国家共同设立子公司,这些企业也多为大基金的被投企业。而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多为海外并购。典型的项目,是半导体封测公司长电科技收购全球排名靠前的新加坡同行星科金朋。长电科技经营平稳,但本身微利,而星科金朋有巨额亏损,加之收购的贷款利息超过10%,收购后公司短期流动性压力大增。

      2016年,芯鑫租赁为长电科技提供了多笔境外的设备租赁业务,缓解资金压力后就以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设立子公司的方式帮助长电科技重组了海外高息债务。前述接近芯鑫租赁人士称,在长电科技收购后的两年时间内,其主要融资来自芯鑫租赁而非银行贷款。

      业务多元的芯鑫租赁从2015年就实现了盈利。根据财新获得的一份公司募资材料,芯鑫租赁2019年到2021年的收入分别为26.39亿、26.83亿和27.47亿元,其中融资租赁业务和经营性租赁业务的收入占比基本维持3比1。同期,公司的应收款净额分别为399.43亿、329.08亿和440.41亿元;融资租赁业务毛利分别达到5.31亿、5.83亿和4.92亿元。

      据前述高管介绍,经所有股东同意,2018年,芯鑫租赁开始启动股份制改造工作。大基金一期于2014年设立,2019年进入退出期,2020年大基金部分转让芯鑫租赁股权,系进入退出期后退出计划的一部分。

      2020年10月,大基金将芯鑫租赁的24.05%股份挂牌上海联合交易所转让。最终,三个地方国资——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湖南省财信新兴投资合伙企业接手了大基金的股份,大基金持股下滑至6.66%,为公司的第六大股东。

      几乎同期,一家名为浙江鸿鹄半导体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半导体投资企业,出资18.35亿元接手了芯鑫租赁五家中小股东的股份,最终成为占比13.89%的第一大股东。

      大基金退出,第一大股东易主,但相关部门对芯鑫租赁投资半导体的资金要求不降反升,从设立之初的占比40%到2020年提升至50%。

      据前述高管介绍,应后续增持的股东要求,希望公司整个管理团队保持稳定。到2021年,公司中层及以上管理团队自行出资成立了员工持股平台,部分参股了第一大股东的GP。第一大股东的GP中,除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外,其他主要投资人均有参股并委派了董监事。员工持股平台对GP无控制权,也无任何超额收益。穿透后,大基金及华芯投资人员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芯鑫租赁股份。

      “对大基金的延伸审计在2021年9月进入芯鑫租赁,现场审计持续了三个月。”前述接近芯鑫租赁人士告诉财新,目前尚未收到公司有重大审计问题的通知。

      芯片投资何处去?   “对大基金的反腐不应变为对大基金投资策略和成果的口诛笔伐,忽略大基金对中国整个集成电路投资市场的拉动作用。”前述“国”字头基金负责人直言,目前一些舆论对中国芯片投资“砸出千亿元毫无成果”的评判有失公允。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第2号专项技术总师叶甜春则告诉财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基金和科创板实际上形成了中国集成电路发展的链路和“新型举国体制”模式: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研发积累约10年,2014年成立的大基金跟进投入,“大基金一期的项目80%都是国家专项前期支持的项目,两者可以说实现了科技创新加产业投资的双轮驱动,科创板推出后则形成了产业、科技和金融的三链融合”。

      2020年10月15日,上海,第三届全球IC企业家大会暨第18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博览会现场。   在他看来,大基金一期对半导体行业的投资基本实现了全行业布局,投入的大部分是关键性的项目,其中制造业投入最多,也包括装备、材料和零部件企业:“无论是中芯国际、长江存储、长鑫存储还是长电科技的收购,都是龙头企业,代表的是国家意志,大基金投资也提振了整个市场投资的信心。”

      截至8月4日收盘,科创板已上市的半导体相关企业共74家,约占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的16.7%;总市值约1.64万亿元,约占科创板总市值的27.23%。而科创板半导体领域市值前十的公司中,有四家都是大基金的投资企业。

      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的时间是15年不同,大基金一期的投资时间仅为5年。其间诸多被投企业上市后大基金进入退出期,陆续减持,企业股价一度波动,大基金旋即被指“赚钱割韭菜”。例如,2020年1月至2020年10月,大基金两次减持汇顶科技,两次减持的比例均为1%,合计套现超20亿元。从公布减持计划,到减持完成后一个月的时间段,汇顶科技股价在两次减持前后分别上涨28.33%、下跌28.63%,振幅分别达到99.01%和40.84%。

      诸多市场人士都曾表示,希望大基金二期可以拉长投资周期,并进一步走向早期投资,不必过度追求固定回报,风险承受能力适当提高等建议。

      路军调离大基金后,华芯投资新的负责人投资策略更为谨慎。目前已经投资的项目仍主要集中于中后期、Pre-IPO轮,甚至已上市的项目。根据中信建投4月的统计,大基金二期共宣布投资38家公司,累计协议出资790亿元。其中,晶圆制造投资额约594亿元,占比达75%;集成电路设计工具、芯片设计投资额约81亿元,占比10%;封装测试投资额约21亿元,占比2.6%;装备、零部件、材料投资额约75亿元,占比10%;应用投资额约19亿元,占比2.4%。

      “二期跟一期的投资名单大量重合,说明很多人为了避责,要投那种安全性最高的企业。”一位芯片业人士向财新分析称。

      而大基金二期通过定向增发投资的诸多企业,如沪硅产业、北方华创、中微公司等,已是上市公司,并不缺钱。前述“国”字头投资人直言,大基金二期出资力度减弱,但对被投公司的要求更为严格,在市场并不缺钱的情况下,企业对于拿大基金的钱兴趣有所下降。

      顾文军也表示,大基金二期可以考虑分析产业的环节属性,看哪些是可以通过市场化解决的,就交给市场基金去投资;哪些是短期内很难通过市场化解决的,比如光刻机,让大基金更多专注在“硬骨头、老大难、无人区”上:“从全面带动转向带点式突破,查缺补漏。”

      叶甜春认为,不应要求大基金二期去承担早期科研项目阶段的投资,而应尽快启动国家科技专项第二期,继续维持两者接力联动的作用。大基金二期完成后,三期基金在资金投入量上的必要性将大大减弱:“市场和地方政府都已经被激活,金融链条也已经齐备,届时大基金应投资更长期项目,体现国家意志的作用会更明显。”

      针对目前市场对于半导体投资风向转变的担忧,叶甜春认为很快会有明确信号释放,国家对半导体行业的支持方向不会变:“芯片和钢铁一样,是最重要的基础技术,运动式发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努力,才能久久为功。我坚信国家有战略定力,决不会动摇。”

      实际上,从2020年到2021年,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纷纷加注半导体行业,行业泡沫已现。股权融资火热之外,银行也已经直接参与诸多债权融资,部分项目给出的条件相当激进。

      目前,中国省市两级政府对半导体投资的力度正在进一步加大,较为积极的省市包括湖北武汉、上海、绍兴、南京、广东等。

      路军被带走前,已经入职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担任董事长。这一基金正是“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的模式。基金2021年10月29日成立,注册资本160亿元,其中广州和珠海国资类主体认缴70亿元和55亿元,其他资金则由社会化资本出资,其中被带走的王文忠负责的鸿泰基金和路军持股的GP都在社会化出资人之列。

      “如果路军不出事,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就是挺好的事情。”一位了解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的负责人说,广东是目前各地投资芯片中较积极的地区,“如此重要的国家战略,以它们既有的产业版图不应该缺位。”他指出,路军到广州前,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已基本搭建完毕,不会因为人事变动停滞。

    1. 公募调整赛道

      文|财新周刊 全月

      上市公司2022年半年报披露后,公募基金在二季度也显现调仓动作。

      截至2022年6月底,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26.79万亿元,较5月底的26.26万亿元环比增长2%,基金产品数量达到10010只。在开放式公募基金里,截至6月底,股票型净值录得2.47万亿元,混合型净值5.41万亿元,货币型净值10.60万亿元,债券型净值4.73万亿元,QDII为3012.4亿元。

      公募基金在2022年二季度持股集中度加强。抱团现象不仅出现在此前两年结构性上涨的行情中,下跌后的反弹挽损也使得“抱团取暖”特征较为明显。主动权益型基金先跌后涨,其中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和灵活配置型基金指数在2022年4月的最大回撤一度分别达14.12%、13.19%和10.34%,整个二季度收益率中位数最终为7.56%;但这三类基金在二季度新增规模分别为503.27亿元、2325.33亿元、329.78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混合型基金中,与偏股混合型基金大增2000亿元“抄底”规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偏债混合型基金二季度规模环比减少688.05亿元,在全市场所有基金类型的规模变化绝对值中垫底,主要原因与“固收+”基金在二季度的赎回潮相关,这也是该大热产品自2019年以来首次净赎回。

      此外,公募基金行业两极分化也是2022年二季度市场的特征,部分规模不足5000万元的迷你基金将被处置。

      抱团趋势上升   随着市场的回暖,主动权益基金在2022年二季度末的规模在意料之中止跌回升,整体较一季度增长6.1%。

      截至6月30日,将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和灵活配置型基金加总,统计出的主动权益基金数量合计3927只,环比增加了1.9%;基金规模合计达5.45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6.1%。细分类型看,普通股票型基金、偏股混合型基金和灵活配置型基金规模环比分别增加7.22%、7.82%和2.20%。

      与此同时,公募基金中的股票仓位也升至2021年末的水平。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主动权益基金股票仓位中位数89.95%,较上季度末回升1.86%。

      细看基金类型,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高仓位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仓位中位数分别为91.09%、89.90%和88.95%,较上季度末分别提升0.77%、1.99%和1.99%。

      “市场反弹一定是要抢的,不然全年业绩靠什么撑?二季度中,新能源、大消费板块都有政策利好,行业景气度提升,投资确定性增加,这也是抱团资金最爱扎堆的方向。”一位公募基金投资经理表示。

      公募基金持仓集中度在二季度呈现上升趋势。主动权益基金重仓股前十大行业集中度由上季度末的71.65%提升至74.08%。

      龙头基金公司的持股集中度回升更为明显,抱团挽损是公募基金投资经理的安全牌。中金公司王汉锋团队测算,主动偏股型基金重仓前100家公司的市值占比由一季度的63.7%升至二季度的65.6%,重仓前20家的市值占比由31.8%升至34.3%。

      从行业上看,食品饮料、电力设备、汽车、社会服务、有色金属成为公募基金增配的主要方向,持仓占比较上季度末分别增加2.74%、1.55%、1.41%、0.73%和0.45%。二季度重仓股减持前五大行业分别为电子、医药生物、银行、计算机、农林牧渔,持仓占比较上季度末分别减少2.00%、1.41%、1.33%、1.05%和0.68%。

      与此对应的公募行业基金中,新能源、消费、低碳环保主题基金的二季度业绩排名靠前,收益率中位数分别为18.04%、14.52%和13.30%;医药、金融地产基金收益表现靠后,收益率中位数分别为1.30%和3.16%。

      同时,公募抱团取暖的势头在FOF(基金中的基金)产品的资产配置上亦有体现。作为基金的专业买手,二季度FOF持有规模比例提升的主动权益基金是易方达环保主题:该基金配置较多的是新能源、化工新材料、电力设备个股。持仓个股包括TCL中环( 002129.SZ )、石英股份( 603688.SH )、德方纳米( 300769.SZ )、晶盛机电( 300316.SZ )、宁德时代( 300750.SZ )等,与公募资金在二季度重仓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路径一致。

      赛道股的强势估值修复,也在另一个层面说明成长风格基金表现占优,持仓小盘股的基金收益表现欠佳。截至2022年二季度,大盘、中盘和小盘风格基金指数涨跌幅分别为6.61%、6.13%和2.68%,成长型、平衡型和价值型风格基金指数涨跌幅分别为7.89%、5.32%和3.02%。

      据华泰证券统计,从全部重仓股市值大小的分布来看,相比2022年一季度,二季度小市值的数量、持仓占比下降,大市值的数量、持仓占比上升。二季度基金经理减仓较多小市值股票:基金重仓股数目较一季度减少了396只,其中100亿至200亿元市值区间的股票减少88只,200亿至300亿元市值区间的股票减少24只;而在整体重仓股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基金经理加仓大市值股票,5000亿元以上重仓股数目较一季度增加4只,2000亿至5000亿元的重仓股数目较一季度增加9只。

      公募主动权益基金股票持仓市值在二季度高达3.47万亿元,环比提升了9.88%。在重仓个股方面,贵州茅台( 600519.SH )超越宁德时代重回第一大重仓股,持有市值达1932.64万亿元,一共有2012只基金持有。

      在重仓股持仓市值的增量上,仍然是以大消费和新能源个股居多。贵州茅台、隆基绿能( 601012.SH )、五粮液( 000858.SZ )等个股增持幅度居前,增持市值均超过200亿元,分别为320.68亿、244.96亿、296.87亿元;但海康威视( 002415.SZ )、药明康德( 603259.SH )、招商银行( 600036.SH )等个股遭减持百亿元。

      从基金重仓次数来看,隆基绿能、比亚迪( 002594.SZ )、五粮液等个股被基金重仓的次数增加幅度居前,共计分别被1176、731、960只基金持有;紫光国微( 002049.SZ )、药明康德、招商银行等个股被基金重仓的次数减少幅度居前。

      “固收+”赎回潮   “攻守兼备”“避风港”是“固收+”基金常被贴上的标签,然而在A股2022年二季度触底反弹的过程中,“固收+”基金出现了2019年以来的首次净赎回。

      存量产品方面,兴业证券黄伟平团队在研报中指出,2022年初至4月底,无论是权益还是可转债,均经历了剧烈波动,很多“固收+”产品的回撤幅度均明显超过了过往;而在5、6月的反弹中,底仓并未随着市场反弹出现估值的抬升。“固收+”基金在2022年二季度环比净赎回约1561亿元,赎回比例8.56%,为2019年以来首次出现净赎回。

      所谓“固收+”基金,按照持仓类别大致可分为三类产品,包括混合一级债基、混合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基金。在固定收益类资产配置方面,三类产品的投向一致,多为国债、同业存单、央行票据、中短久期利率债、中高等级评级的信用债等。

      而三类产品在“+”的部分差异较大:混合一级债基主要配置债券,少量可参与可转债,但不能直接购买股票,整体风格较为稳健;混合二级债基除了八成的债券仓位,剩余的两成可投资可转债、股票、新股申购等;偏债混合型基金最为灵活,债券投资范围在六至八成,相应的权益仓位最高可达四成,因此这类产品规模的增速在近两年里也是最快的,2020年内规模就已实现了翻倍。

      值得注意的是,“固收+”产品在2022年二季度发行规模环比减少227亿元,降幅达30%。2022年上半年的整体发行规模仅仅795.84亿元,同比回落75.42%。

      黄伟平团队表示,2021年下半年是“固收+”产品的高速扩张期,很多人是在此高点入场,然后在2022年遭受了剧烈亏损,这让大家重新认识了“固收+”产品的波动特性。无论是2022年4月下跌触发了止损,还是5、6月回血后撤退,均有可能导致赎回的发生。

      具体而言,从产品类型看,对冲策略型基金赎回比例最高,赎回规模集中在一两只基金上,这与市场风格切换和工具不足导致模型效果不稳定有关;类打新型产品的赎回比例也接近20%,除了权益市场表现之外,也与打新收益下降有关;偏债FOF多处于持有期内,规模较大的产品基本是净赎回状态;积极型产品整体净赎回约13%,2022年一季度30亿元规模以上的基金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赎回。

      细看赎回方面,中金公司研报显示“固收+”产品二季度赎回压力较一季度更为明显:偏债混基二季度净赎回886.4亿份;二级债基(含转债基金)二季度净赎回484.02亿份。从整个半年维度来看,偏债混基合计净赎回1612亿份,一级债基净赎回25亿份;二级债基受益于一季度的净申购,合计净申购88亿份。至此叠加市场调整,偏债混基在管规模回落至7433.6亿元,二级债基(含转债基金)合计规模小幅下降至10588.4亿元。

      截至二季度末,偏债混合型基金重仓持股中,金融板块占重仓市值最高,达22.18%;消费、制造业板块占总重仓市值的环比增幅较多,分别增加4.69%、2.32%;周期股占重仓市值环比下降最多,降幅达2.93%。偏债混合型基金中重仓股前三大行业分别是银行、食品饮料、电力设备,占重仓市值比例为13.36%、12.85%、11.08%。

      转债仓位在“固收+”产品2022年二季度持仓中有所提升,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型基金中的可转债仓位均值分别是10.34%、4.59%,较上季度的8.8%、3.94%都加仓了。这与长端利率中枢下移、利率品种弹性空间压降导致转债市场大幅反弹有关。

      经历二季度的调仓,中金研报指出,“固收+”的股票持仓小幅度攀升,对于转债敞口有所控制;股票上,“固收+”基金对于估值容忍度有所提升,行业层面在高景气赛道以外,增添对消费类的仓位;转债上,转债基金有意识拉低持仓的转股溢价率,风格层面对大盘有一定克制,成长占比抬升。

      对于利率未来的走势,市场观点普遍认为流动性保持合理宽裕,市场利率向政策利率靠拢。货币政策并不存在转向的基础,但是资金面存在边际调整的可能,随着央行上缴利润、留抵退税的结束,资金面会有所收敛,后续超预期的变化需要进一步观察就业和通胀等先行指标。

      在信用债投资方面,中高等级信用债依旧受青睐,原因在于2022年信用扩张力度依旧不会太大,不利于低评级债券。

      迷你基金的“小算盘”   与明星基金经理旗下掌管千亿元资产规模相对应,5000万元以下规模的迷你基金则徘徊在生死线上,在市场急跌中,迷你基金常常因规模不足合同要求而被清盘。

      从近七年的数据看,2015年至2021年,每年分别共有36、21、108、428、131、168、266只基金被清盘,其中绝大多数基金规模低于5000万元。

      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合计700余只基金规模在5000万元以下,占全部基金数量比例超过5%,其中170只规模低于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以来的新发基金中,40只产品在募集成立后规模迅速降至5000万元以下。

      “这些面临清盘的迷你基金,首发的规模一般都不大。那些勉强达标发行成功的,很多都是找几家机构帮忙认购,因为每个机构认购不能超过20%,因此至少会找五家机构配合,互相之间有各种互惠互利的‘君子协定’,包括公募基金需要去认购一定规模的产品、做多少交易等;而一旦市场异动,机构又会快速赎回。”一位公募基金人士表示,以“固收+”产品为例,2022年已有16只相关基金清盘。

      对于迷你基金的成立,一位外资投行人士表示,公募基金成立初期规模不大是正常的,但是基金经理会通过之后的持仓交易等积累基金的收益记录,吸引投资者购买,逐步变成大基金。因此,国外公募基金数量不多,每家基金公司名下也没多少产品,大家都是专心做好每一只基金的业绩。

      反观国内,从迷你基金成长为大基金的概率非常低,千亿、百亿级的基金都靠明星基金经理带动,迷你基金就一直“迷你”下去。“成立这么多基金,当然是各方都有好处,银行销售有收入、基金公司有管理费,而持续的赎旧买新更是给销售机构提供了手续费‘永动机’,只要规模达标就可以一直‘迷你’下去。不是5000万元要保证60天吗?现在就有了迷你基金救助市场,50天的时候进来帮忙,过一段时间再走。”某公募基金高管表示。

      6月,博时文体娱乐主题混合、长盛同锦研究精选、诺安纯债定开、鹏扬景颐混合、嘉实中证中期国债ETF、嘉合消费升级混合等多只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其中不乏成立仅几个月的产品。由于基金资产净值低于合同限制,鹏扬景颐混合成立不满10个月于2022年6月3日进入清算程序;2022年4月27日成立的广发恒生科技ETF,在7月2日已经发布连续3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的提示性公告,产品的运作前景并不乐观,这也是同质产品扎堆发行的例子。

      对于清盘的原因,或因触发合同终止条款,或是通过召开持有人大会表决。根据证监会的规定,公募基金如果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未出现基金资产净值连续60日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公司应向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但在基金合同存续期内,如果存在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无论是否出现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应当终止本基金合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不再办理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等申购业务以及转换转出等赎回业务。

      针对上述情况,目前,监管已进行市场摸底,要求基金公司在申报新产品时一并提交自家迷你基金数量、解决方案以及处置时间安排。事实上,对于迷你基金的处置,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实施清盘;若基金公司执意要进行二次营销,监管也要求其出具可行性报告和具体措施。

      规模大增   7月27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中基协”)披露了2022年二季度公募基金保有量规模数据。

      A股经历4月末的触底反弹,公募基金中的股票型和混合型公募基金规模在二季度增加4300亿元,合计6.34万亿元,环比增幅7.3%。得益于同业存单基金的大卖和债券基金的稳定销售,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保有规模大增7900亿元,合计8.68万亿元,环比增幅10.1%。

      此次保有量规模的统计口径依旧分为股票和混合型公募基金(下称“权益产品”)保有规模、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保有规模两类,统计单位均为亿元。作为存量规模数据,机构资金在非货币市场占比较多,而股票和混合型更能体现代销机构的零售实力。

      从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的保有规模来看,蚂蚁基金以13269亿元排名第一,招商银行则以8597亿元排名第二。而从权益产品的保有规模来看,招商银行7095亿元位列第一,蚂蚁基金保有量为6500亿元位列第二。

      自保有量数据公布以来,头两把交椅一直被招商银行和蚂蚁基金霸占,在2022年二季度非货币基金保有量中,两家机构的单季度新增量均超过1000亿元。

      此外,无论是权益产品还是非货币公募基金,单季度保有规模超过5000亿元的还有天天基金、工商银行;单季度保有量超过3000亿元的,还是两家股份制银行,分别是建设银行、中国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代销市场中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在非货币基金保有量中,除了上述招商银行、蚂蚁基金两家,天天基金、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在二季度的增量也超过了500亿元,增幅约10%。前五家非货币基金保有规模合计3900亿元,占100强新增规模7939亿元的49.12%。

      非货币基金保有量实现跨越增长,与同期同业存单基金大卖相关。截至7月28日,全市场共计31只同业存单基金成立。A股筑底的5月,同业存单基金一举打破基金发行冰点,异军突起成为爆款,国泰、广发、招商、平安基金等公募旗下的产品募集规模均突破百亿元。

      “同业存单指数基金本质是指数基金,所以各家收益率会比较接近。同业存单是金融机构之间发行的存单,不同于货基随时申赎,同业存单基金在申购后至少7天才能赎回。”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货基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可以实现每天盈利,在资管新规后,产品向净值化转型,采用净值法的同业存单基金更符合监管要求。2022年5月以来,同业存单基金大卖超过1600亿元。

      在券商层面,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华泰证券权益类基金保有量1266亿元,一举超过此前位列第一数月的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在二季度的权益保有量为1250亿元,两者日后竞争必将愈加激烈。广发证券、中信建投、招商证券、银河证券处于券商权益保有量排名的三至六位,规模在500亿元至800亿元不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散户为主的互联网券商东方财富证券在二季度实现了飞跃式增长,这也反映了市场触底后“抄底”资金的活跃。东方财富证券权益类基金的保有量从53亿元增至274亿元,增幅4.3倍,单季度排名上升29位;非货基规模从61亿元增至363亿元,增幅近5倍。

      中基协自2021年一季度开始公布代销机构的保有量数据,在政策导向上和证监会于2020年8月发布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相辅相成,即规范基金销售行为、抑制“赎旧买新”、引导居民的长期理性投资。

  9. Jul 2022
    1. 规避政策风险 腾讯拟裁撤数字藏品平台“幻核”

      【财新网】7月20日,财新从多名接近腾讯人士处获知,腾讯拟调整旗下NFT数字藏品平台“幻核”业务,包括裁撤团队、调整业务方向等,原因是规避政策风险。

      财新了解,腾讯已向内部相关管理人员传达了“幻核”调整的消息。一旦“幻核”裁撤,“用户已购资产如何处理”将是腾讯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

      市场传闻幻核的数藏业务将全资转让给海南某区块链公司,并在近期推出新的app。但据腾讯内部人士透露,该情况并不属实。

      熟悉腾讯创新的人士还透露,腾讯其实同步孵化了海外版“幻核”。

      目前,“幻核”app尚在正常运营。“幻核”是腾讯旗下的数字藏品平台,该产品出自腾讯旗下PCG事业群,上线于2021年8月,至今尚不满一年,首波商品为内地著名访谈节目《十三邀》的数码艺术收藏品,限量300件。但值得注意的是,7月2日,腾讯新闻app暂停了数字藏品的售卖服务。负责“幻核”业务的王诗沐,在5月份刚刚调任至PCG社交平台与应用线,负责其带队孵化的“幻核”等创新业务。此前,他正是腾讯新闻的负责人。

      “监管不允许二级市场交易,因此并不能孵化出类似国外OpenSea的NFT交易所,国内联盟链的空间很有限。”一名接近腾讯人士向财新解释“幻核”的困境。据财新了解,“幻核”的一级市场售卖其实已盈利,但体量有限。

      近一个月来,“幻核”的多个数字藏品已经出现了滞销情况。“幻核”于6月21日发行的《弘一法师书法格言屏数字臻品》滞销共计20245件,于6月17日发行的木板水印《十竹斋画谱》系列共计滞销8206件。截至2022年7月20日,“幻核”app内尚无在售的数字藏品。最新发售的数字藏品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枝葱鸟栖》系列,上线于7月8日,全系列10幅作品也均未售罄。

      数字藏品是NFT的应用形式之一。NFT(Non-Fungible Tokens)即“非同质化代币”,是区块链中注册的一种独特数字证书,可锚定现实物品的数字凭证,唯一的编码代表了其具有独一无二、稀缺、不可分割或复制的特点,可以用来记录虚拟收藏品、游戏内资产、虚拟资产、数字艺术品、房地产等各种资产的所有权,也使之成为公认的特定资产可交易性实体。

      中国内地的NFT市场处于起步阶段,本土NFT发售、交易平台包括阿里拍卖、蚂蚁链粉丝粒、腾讯旗下“幻核”等,尚不涉及二级交易。所谓二次售卖(二级交易),即NFT藏品的转手和倒卖。

      2022年4月13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联合发布《关于防范NFT相关金融风险的倡议》,要求各会员单位坚决遏制NFT金融化证券化倾向,禁止通过NFT变相发行交易金融产品,提示消费者抵制NFT投机炒作行为,不直接或间接投资NFT。(详见财新网报道《三协会提示防范NFT风险 坚决遏制金融化证券化倾向》)

      但是,部分平台支持用户转赠NFT藏品,涉嫌炒币。腾讯不止一次切割NFT二级交易风险。3月底,微信公众平台整治炒作、二次售卖数字藏品的公众号及小程序,严禁二级交易。

      目前,国内的另一大数字藏品平台——蚂蚁集团旗下的“鲸探”仍在运营,相关业务人员表示尚未接到裁撤的消息。蚂蚁集团分别于2021年12月25日和12月28日上线ios版和安卓版独立app“鲸探”。蚂蚁链为平台数字藏品发行提供底层技术服务,确保数字藏品确权和交易。代表数字藏品有敦煌飞天、九色鹿付款码皮肤;杭州亚运会数字火炬等。

      在国内,NFT数字藏品虽未被列为非法业务,法规也未触及NFT拍卖,但NFT与同质化代币有着相同的技术基础,在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的背景下,NFT的铸造、流通是否会进一步纳入监管视野,也存在变数。

      在海外,NFT艺术品买卖集中于OpenSea、SuperRare、NiftyGateway等网络交易平台。OpenSea是目前最大的NFT交易平台,除数字艺术品之外,还涵盖虚拟土地、域名等领域,平台一般通过交易抽成和一部分交易税获利。

      年初以来,海外加密货币大幅贬值,海外NFT交易在2021年的热度后骤然降温。NonFungible数据显示,NFT市场日销售额从2021年的超4亿美元高点降至2022年5月的5千万美元以下;NFT的日销售量年初尚有15万个左右,7月初已不足5万个。

    1. 中概股折返跑

      文|财新周刊 岳跃

      2022年7月,有四只在美上市的中概股集中亮相港股市场;这是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Holding Foreign Company Accountable Act,HFCAA)生效后,中概股单月回港最多的一次。在2022年上半年,仅有蔚来(NYSE:NIO/ 09866.HK )、贝壳(NYSE:BEKE/ 02423.HK )、知乎(NYSE:ZH/ 02390.HK )三只中概股在港交所挂牌。中概股正加速回归港股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在近期赴港的中概股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双重主要上市的方式,包括贝壳、知乎、金融壹账通(NYSE:OCFT/ 06638.HK )、涂鸦智能(NYSE:TUYA/ 02391.HK )和名创优品(NYSE:MNSO/ 09896.HK )。此种方式可以抵御海外市场被迫退市的风险,公司在满足一定条件后亦能成为港股通标的股。

      “在外部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叠加港交所拓宽双重主要上市接纳度,多家中概股做双重主要上市预计将引导越来越多的海外发行人选择此条路径。”中金公司研究部的观点称,现有或已申请二次上市公司也将在香港申请转换为主要上市地位,部分优质龙头公司可能也将选择双重主要上市,不仅可以享受纳入港股通所带来的丰富流动性,也可保证在海外极端摘牌情境下主上市地位不受损。

      同时,中概股的投资者也在行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HKSCC)的中央结算及交收系统(CCASS)数据显示,近期持续有大型投资者将所持有的阿里巴巴(NYSE:BABA/ 09988.HK )美股搬仓至港股:6月28日,有“神秘大户”将7.22亿股阿里巴巴(约850亿港元)由美股转入港股;而此前的4月4日亦发生了6.4亿股(约675亿港元)的移仓。

      中概股在香港二次上市或双重主要上市,其在美国市场交易的存托凭证(ADR)与香港市场的普通股可以实现完全可兑换(fully fungible)。例如,美国投资者持有的阿里巴巴ADR可按1比8的比例转换为阿里巴巴香港股。

      阿里巴巴2019年11月26日在香港二次上市时,仅约22.22%的全球已发行股本在香港注册登记,而目前这一比例已接近60%;但从交易情况看,其港股日均成交额远不及美股ADR。此外,京东(NASDAQ:JD/ 09618.HK )的香港部分股份占其总股数的比例,也从2020年年中的10%上升到目前超过40%的水平。

      “为应对美国审计监管的不确定性,我们预计中概股主动选择回港上市将成为趋势,同时更多机构股东也将移仓港股。”根据天风证券分析师孔蓉的测算,目前满足双重主要上市基本要求的中概股达59只,总市值1750亿美元;其中,有21只同样符合二次上市要求,总市值1190亿美元。

      此外,剩余180余家中概股虽然与在港主板上市有一定差距,但合计市值不过228亿美元,占整体中概股市值约11%,且它们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市值的中位数约为47%,较多公司具备一定的私有化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中概股的财报都是由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分中概股的上市地位也因此暂不受《外国公司问责法》的影响。

      赴港双重主要上市提速   在中美跨境审计监管合作悬而未决的背景下,随着越来越多的中概股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列入“临时退市清单”,符合条件的中概股加速转场赴港成为一大趋势。2022年上半年,共有蔚来、贝壳、知乎等三只中概股在港交所挂牌,其中贝壳和知乎均是双重主要上市。2022年7月,港股市场迎来至少四家中概股的回归。

      7月4日挂牌的金融壹账通是以双重主要上市方式在美股和港股同时挂牌的金融科技中概股;7月5日,物联网(IoT)开发平台服务商涂鸦智能也在香港双重主要上市。此外,财富管理机构诺亚控股(NYSE:NOAH/ 06686.HK )、零售企业名创优品同于7月13日登陆港股市场。

      自2018年港交所启动了十年来最重要的上市制度改革后,港交所在2022年1月又进一步优化和简化了海外发行人上市制度,促进中概股在香港寻求二次上市或主要上市。主要的变化包括,允许具有不同投票架构(即同股不同权,WVR)的发行人寻求二次上市,降低了对具有WVR或可变利益实体结构(VIE)发行人二次上市的门槛。

      双重主要上市(Dual Primary Listing)是指上市的两个资本市场均为第一上市地;二次上市(Secondary Listing)是指公司在两地上市相同类型的股票,实现股份跨市场流通。

      如果中概股同时满足双重主要上市和二次上市的要求,那么对两种路径优劣势的比较就是主要考量。中金公司称,结合港交所的制度规定及中金投行部的实践经验看,由于两种上市路径在审核难度及节奏、公司治理调整、持续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发行人往往会从自身出发,对比考量不同路径下所需的上市时间和成本后再做选择。同时,上市后是否可以纳入港股通,以及上市地位是否可以有效对冲海外极端风险,也是路径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

      若选择双重主要上市,标准和流程与IPO基本相同,需同时满足两个市场的监管要求,虽然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但其主要上市地位可以抵御海外被迫退市等风险,也可在满足一定条件后成为港股通标的。

      选择二次上市可以在保留美股上市地位的同时,缩短赴港二次上市所需时间,且可以享受诸多豁免,可在公司治理、VIE结构和披露等方面降低成本,因此也是中概股回归的首选和主流。但缺点是其上市地位可能会因海外主上市地变更而面临不确定性,目前暂时也无法纳入港股通交易范围。

      港交所CEO欧冠升近日在接受彭博专访时表示,预计更多选择在港二次上市的中概股会考虑转为在港双重主要上市,因为只有在港主要上市的股票才能被纳入港股通。

      根据现行规则,若上一财年发行人在港交所的交易量达到或超过其总量的55%,公司将被要求将其上市地位转换为主要上市地位。2022年3月,哔哩哔哩(NASDAQ:BILI/ 09626.HK )就宣布将争取在港交所由二次上市转换为双重主要上市;6月30日,哔哩哔哩双重主要上市转换建议获股东周年大会通过,预计10月生效。

      中金公司的研报称,展望未来,中概股回归有望强化香港作为投资中国新经济领域枢纽的地位。“随着港交所持续优化上市规则,我们预计它将持续吸引海外优质公司及中资企业在香港进行主要上市及二次上市发行。长远来看,随着香港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经济板块优质领军企业,香港市场对全球投资者,尤其对中国内地投资者的吸引力将不断提升。”

      根据中金公司的测算,按照港交所最新修订的规则及当前数据,目前有42家企业符合在香港二次上市的要求或可能在未来三至五年内满足要求,包括29家企业在港二次上市、13家企业可能在未来三至五年内满足相关要求;部分符合二次上市要求的优质领军企业可能寻求双重主要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回港的中概股中有不少采用了介绍上市的方式。介绍上市不进行新资金的募集,而是在上市后六个月再融资,具备手续简单、速度快等特点,也可以避免在市况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增加市场的压力。还有投行人士对财新表示,不少中概股都开始选择介绍上市、不发新股,或代表了估值较低的环境下,资金储备较充裕公司的选择趋势。

      港股研究亏损科企IPO   香港媒体近日报道称,《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下称《上市规则》)正在酝酿研究修改,对未有盈利或业绩的科技企业专门设定上市要求已有初步方案,并计划把该类科企划分成已商业化、尚未商业化两大类型,各设置不同的上市要求。对目前并不能满足港股各种上市条件的中概股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早在2018年4月30日,港交所修订《上市规则》引入第18A章“生物科技公司”后,就允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在主板上市。第18A章生效以来,共有50家生物科技公司在香港主板上市,合计募资超1100亿港元,包含37家制药企业及13家医疗器械企业。

      正在研究的规则,考虑将未盈利企业的范围扩大至生物科技以外的科技类企业。在2022年2月,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财政预算案2022》中就提及,近年香港证券市场上市改革后IPO活动活跃,并考虑到一些从事先进技术且具规模的科技企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研发,但未有盈利和业绩支持,香港证监会和港交所正检视主板的上市规则,研究在充分顾及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修订上市条件配合有关集资需求。

      香港《信报》7月4日报道称,已商业化的科技企业上市,对其收入、市值和研发支出占营运开支比例,均有一定要求;对于未商业化的科技企业,虽然没有收入要求,但市值门槛更高,并需披露业务商业化时间表、需限制募资所得(主要用于研发以助业务商业化)、需与客户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合同。

      此外,无论是已商业化或尚未商业化的未有盈利和业绩的科技企业,如果有意赴港挂牌上市,或将需要在上市前已对主要产品进行一定时间的研发,并于挂牌前一段较长时间已引入一定数量的独立第三方投资者,承诺上市时维持股东身份等。

      对此,香港上市公司商会主席梁嘉彰在近日举办的金融与科技研讨会上表示,香港有需要设立“科技板”,可以先寻觅几家最优质的内地高科技公司前来香港上市;在上市后若能有良好表现,可以由此作为基准,吸引更多该类内地公司前来上市;预计该类公司潜在数目至少有一两百家。

      在前述研讨会上,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联席主管刘伯伟表示:“不少内地科技企业原计划赴美上市,但现在内地企业在美挂牌变得更难,这批企业又暂时不能满足香港的上市要求,处于进退维谷的局面;如果日后能在《上市规则》引入科技专章,可为该批未有业绩支持的科企开辟来港上市的出路。”

      不过,据香港媒体报道,港交所将不会特别设立“科技板”让未有盈利和业绩的科企上市,而是参考第18A章生物科技公司的做法,在现有主板上市规则内加入新条文。报道称,港交所曾与上市委员会成员讨论,但有意见认为建议要求“过辣”。

      2022年上半年港股IPO市场遇冷,上半年总募资额为178亿港元,较去年同期下降约92%,是2012年以来的同期低位。毕马威的分析人士称,受美联储大幅度加息及缩表、俄乌冲突持续,以及内地疫情防控影响,今年上半年香港新股市场跟随全球新股市场的走势,融资总额及数量均大幅下滑。

      毕马威的报告称,作为中国企业与世界各地投资者接轨的桥梁,香港有着背靠中国内地的独特优势和成熟的资金流通机制,而目前中企赴美上市面临不确定性,香港继续成为回归上市的首选地;“随着市场气氛和投资者信心在下半年逐步回升,预计回归上市的数目将有增无减”。

      孔蓉表示,即使大量中概股回港,所带来的新增融资压力也整体可控。“宽口径下如果有64家中概股回港,即使谨慎假设15%的新发股比例,潜在融资需求或不超过2100亿港元,如平均分布于2022年和2023年,港股主板承接压力整体可控。大部分投资中概股的机构投资者均拥有港股投资权限,公司股份转移至港股,或也伴随着可配置资金流入港股。”

      摘牌大限加速   自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2020年12月生效以来,市场对不能满足美国监管要求的中概股退市早有预期。从披露2021年财报起,如果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连续三年无法检查在美上市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则SEC将禁止该公司股票在全美交易所交易,并强制退市。最早退市时间为2024年年初,即披露2023年财报后。

      截至2022年6月末,SEC已将155家披露了2021年财报的中概股列入“临时退市清单”,这是这些公司进入清单的第一年;待2024年第三次进入清单后,则会被强制退市。此前市场预计,留给中美双方监管谈判和中概股“自寻出路”的时间至少还有两年。

      然而2021年以来,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相继提交了加速推进《加速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法案,将中概股的集体摘牌日提前到披露2022年财报的2023年年初。如果美国两院通过后,只要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这一新法案将立即生效,那么中概股退市大限不足半年;如果中美双方无法在2022年内达成共识并开展检查工作,192家中概股公司注定在2023年年初全部摘牌,中概股也将就此告别美国市场。

      《加速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于2021年6月24日被众议院接收,至今仍处于搁置状态。据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任何法案要想成为法律,首先必须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投票批准,然后送交总统签字,若总统也赞同该法案,签字后便成为法律。在通过两院时,无论哪一方对法案提出修改意见,另一方必须对修改后的法案进行表决,表决通过后才能送交总统签字。

      不过,在另一份备受关注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22)中,亦有与中概股相关的内容。这份长达2300多页的法案,经众议院和参议院数易其稿,主要内容从最初的生物经济研究与发展,糅合先前的芯片等法案后,最终形成了现在的版本。

      在2022年2月4日众议院通过的版本和2月28日提交给参议院的版本中,《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都提及了“将由于不能接受PCAOB检查而触发摘牌禁令的时间缩短至两年”,但在3月28日通过参议院的版本中,删去了这一条。

      目前,《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中关于贸易的相关问题两院仍存分歧。2022年5月5日,经参议院修改的法案已送至众议院;待两院确定一致版本后,法案在拜登签字后方能生效。

      2022年5月24日,SEC国际事务办公室主任YJ Fischer在国际证券协会理事会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如果《加速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正式成为法律,中概股最早会在2023年初摘牌,按这个时间倒推,若想避免摘牌,“PCAOB工作人员需要几周时间来起草决定,并获得委员会投票批准,这意味着PCAOB需要能够在2022年11月上旬之前完成检查和调查”。

      “虽然我们与中国当局就审计检查的讨论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重大问题。”YJ Fischer表示,“即使PCAOB与中国当局签署了协议,也只是第一步。PCAOB必须获得中国当局的充分合作和同意,以确定可以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进行全面检查和调查。”

      至2021年12月31日的13个月中,15家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了192家中概股的财报;同期,这些中概股公司在全球市场的市值约1.7万亿美元,其中最大10家公司的总市值约1.1万亿美元。至2022年6月末,SEC已将155家披露了2021年财报的中概股列入“临时退市清单”。

      4月21日,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中美谈判进展得非常顺利,现在基本上隔一周就视频谈判一次,把细节都落地,我很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达成一个合作协议,使PCAOB合情、合理、合法地在中国开展对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检查。”

      不过,7月13日,SEC主席Gary Gensler在一场媒体电话会上表示,对中美跨境审计监管谈判“不是特别有信心”,“真诚”的谈判仍在继续,“但还是存在风险”。

      目前,在中美监管合作谈判双方达成共识之前,市场较为期待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的新规和修订后的保密规定。

    1. 氢能虚火 2022-07-16 09:01:36来源: 财新网作者:白宇洁,屈运栩

      文|财新周刊 白宇洁(特约) 屈运栩

      “抢额度抢得很激烈。”一家“国字头”投资人对财新提起捷氢科技Pre-IPO轮融资情况时透露,当时收到了大约150份战略意向书,“连某石油央企的‘一把手’都去拜访他们。最终,十几家国资、产业资本和头部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分食了公司8.8亿元的融资份额”。

      2022年6月28日,上汽集团旗下燃料电池业务主体捷氢科技发布IPO招股书,拟在科创板募资10.6亿元。这家成立于2018年的氢燃料电池企业,诞生四年来已完成五轮融资,上述上市前最后一轮私募融资完成于2021年9月,市场追捧热度超预期,投后整体估值约41.28亿元,约为公司2020年末净资产的9.6倍。

      “有一个好爹”是捷氢科技受资本追捧的主因。氢燃料电池由于成本等因素,目前主要由财政补贴和政府采购支撑发展,市场化需求尚未爆发,上汽集团作为母公司,是稳定的下游订单来源。

      捷氢科技在挑选财务投资人时,重点考量的也是资源而非资金。一家国资机构虽然只有5000万元的投资份额,却凭借为捷氢科技带去的700个订单,最终提升份额并获得了董事会席位。隐山资本负责人董中浪也对财新指出,隐山资本得以入局捷氢科技,是因其母公司普洛斯近年部署了规模庞大的分布式光伏项目,未来光伏制氢技术可与氢燃料电池形成战略协同。隐山资本最终获得了捷氢科技0.48%的股份。

      捷氢科技并非特例。目前,重塑科技、东岳氢能、国富氢能、上海治臻、国鸿氢能等氢能源电池厂商都完成了数轮融资,明确提出了上市计划,各家背后都有不同城市集群的政策扶持以及数十家各类投资机构。

      尽管氢能产业链企业整体处于技术重投入、经营亏损的阶段,但一名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人对财新指出,燃料电池车像是一个“未来市场”,当下之所以有大量机构入局,是因为短期之内,各类政策在引导、描摹出一个相对确定的市场,“大家盯的就是政策规划能释放出来多少市场需求”。

      氢能作为一种零碳排放的二次能源,在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获得了明确的政策支持。2022年3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下称《规划》),首次将氢能定位为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绿色能源转型载体,并计划在未来15年逐步建立完备的氢能产业体系。《规划》提出,2025年,中国的氢燃料电池车保有量要达到5万辆,在“十四五”期间扩张4倍。

      各方都在押注氢燃料电池车复制电动车市场的成功。但就市场规模而言,氢车当前不及纯电动车市场的千分之一,市场预期氢车和氢燃料电池未来在长距离运输卡车等商用车领域先行突破。

      目前,燃料电池低水平建设、产能过剩的虚火苗头已经出现。一些投资早期项目的机构已明确不再看单纯的燃料电池项目,而是跟随上述《规划》“探索氢能在工业、电力等多元领域的应用空间”,开始在可再生能源制氢、氢储能等领域布局。

      催热融资竞赛   在氢能投资领域,燃料电池是最大的风口。根据清科研究院数据,2020年,氢能领域一级市场投资额23.35亿元,比2019年的13.43亿元几乎翻倍;到2021年,投资额升至38.27亿元。截至2022年4月,超过60%的氢能产业投资事件与燃料电池有关。

      另据高工产研氢电研究所统计,2022年前五个月,未势能源、氢途科技、爱德曼氢能、国氢科技等八家燃料电池相关企业完成了亿元以上的融资,总融资额超过23亿元。

      燃料电池之所以受到青睐,与产业成熟度相关,氢燃料电池车是目前产业基础相对较好的氢能细分领域。早在2001年,燃料电池车与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一同被列入国家“863计划”,拉开了中国学界、业界攻关燃料电池技术的序幕。此后20年,电池系统和关键部件的国产化占比逐步提升。

      据香橙会研究院数据,2015年至2020年,一级市场共有179家机构参与燃料电池行业投资,其中产业投资机构126家,财务投资机构仅53家。雄韬股份( 002733.SZ )、中石化资本以及“清华系”基金水木资本等几家与燃料电池业务较为协同的产业投资者,动作尤为频繁。而从2021年开始,财务投资者的活跃度明显提升,当年36家获得融资的氢能产业企业,有21家获得了财务投资。

      国内氢燃料电池企业多为高校产学研孵化企业或海外技术引进转化。比如清华大学背景的“燃料电池第一股”亿华通( 688339.SH ),被市场认为是本轮氢能投资热之前最擅长资本运作的公司。2016年,亿华通收购了电堆技术公司上海神力科技后挂牌新三板,伴随订单增多,2019年市值近40亿元,于2020年8月转战科创板募资15.5亿元后,市值跃升至130亿元。

      据海通证券研报,2021年,国内燃料电池汽车销量1586辆,亿华通一家销售了543辆,占比34%。但市场竞争逐步加剧,这一年,市场整体增长34.75%,亿华通同比仅增9.92%,市场占有率下滑。

      资本正推动像亿华通这样的高校背景企业进入市场。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孵化了电堆企业氢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则设立了四川荣创新能动力系统有限公司。2021年,两家公司分别获得了A+轮和两轮股权融资。

      一、二级市场的融资能力和速度,攸关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2015年成立的燃料电池企业重塑科技,到2019年融资六轮,估值18亿元。亿华通上市后,重塑科技以一个季度融一轮的速度追加资本投入,到2021年3月提交科创板上市申请时,按拟募资20.17亿元计算的公司估值达80亿元。但当年8月,重塑科技撤回IPO申请。此前,证监会曾就其关联交易、客户集中度过高等问题进行了两轮问询。

      技术创业公司之外,还有一类企业通过并购合作,依靠技术转化实现国产化。国鸿氢能创始人马东生做钢铁出身,2013年成立燃料电池系统公司碧空氢能,主要依赖加拿大燃料电池头部企业巴拉德(ballard)授权的技术专利生产。2016年,国鸿氢能转向自主研发,到2022年3月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筹备上市。据最近一次公开融资信息测算,投前估值超过45亿元。

      传统电池制造商雄韬股份从2010年开始设立燃料电池相关子公司,进军该领域;汽车配件供应商潍柴动力( 000338.SZ )则于2018年收购巴拉德,从而拓展出氢能业务;同年,长城汽车( 601633.SH )收购上燃动力控股权,衍生出燃料电池公司未势能源,未势能源目前完成了A轮融资。

      科尼尔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能源及高科技业务负责人滕勇告诉财新,从装机累计上市占有率来看,四家企业占据70%的市场份额,“国鸿氢能约占40%至50%,新源动力以及亿华通收购的神力科技各占12%,氢源科技占9%”。

      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下称《推荐车型目录》)的次数,是业内衡量燃料电池厂商市场份额情况的另一个指标。滕勇称,从这一维度来看,亿华通、重塑科技、国鸿氢能、雄韬股份、潍柴动力分列行业前五。这些企业大多在2017年各地密集出台氢能产业规划之前入行,具有一定先发优势。

      国家电投氢能科技公司(下称“国氢科技”)和上汽集团旗下捷氢科技进入市场相对较晚,但电池系统和电堆产品指标均处行业前列。业内判断,资本加持下,这两家公司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一名投资了多家氢能公司的头部私募基金投资人告诉财新,随着燃料电池系统集成和电堆生产技术自主化率提高,创投关注点逐渐向燃料电池领域的“卡脖子”原材料延伸。“三年前,中国的很多电堆、膜电极从加拿大进口,现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主化,那我们就要再往上提升一层。”

      膜电极是电堆的主要构成部件,所谓“卡脖子”原材料,主要指组成膜电极的质子交换膜、催化剂以及用作气体扩散层的碳纸。原材料品质直接关系到燃料电池的性能和寿命,基础化学功力则是燃料电池车产业链上最难迈过的技术门槛之一。“现在质子交换膜的优势企业是美国的戈尔(Gore),催化剂是日本的田中贵金属,碳纸是德国企业。我们投的中国企业就在做这三个国家的替代。”上述头部私募投资人对财新称。

      产业投资机构也持类似投资逻辑,2022年3月,中石化资本恩泽基金总经理周雨萱在2022年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介绍,其公司投资方向之一,即以燃料电池为切入点,向电池的上下游延伸,寻找电极、膜材料、催化剂等原材料领域的优质项目。

      国氢科技是燃料电池原材料端突围的代表。国家电投在给财新的书面回复中介绍称,国氢科技已完成质子交换膜自主化产品的开发,量产产线也已建成应用;同时,初步完成了“卡脖子”最严重的原材料——碳纸的自主化开发,并开始建设产线,计划在2022年内解决这一瓶颈。国氢科技获得了16家机构10.8亿元的A+轮融资,为2021年氢能领域最大的单笔融资。

      “过去几年,大家看到了原材料领域的市场机遇,投入比较多,部分环节的关键技术指标也在降低。但总体来说与国外一线企业相比仍有差距,可能还需要五到十年来追赶。”滕勇称。

      据滕勇介绍,相对燃料电池系统和零部件企业来说,电池原材料行业的整体格局更小、更散。“目前也有相对成熟的企业,包括做催化剂的贵研铂业、做质子交换膜的东岳集团、做气体扩散层的通用氢能和国氢科技。”后三家企业为氢能创业公司,其中通用氢能拟被华电重工收购;东岳集团则在2020年10月开始上市辅导,计划冲刺科创板;国氢科技计划在2023年至2025年完成IPO。

      政策力造“氢车蛋糕”   与动力电池发展初期类似,燃料电池也是典型的政策导向行业,但此轮政策的密集程度与力度,远超十余年前的政府示范项目,有效激发了市场热情。

      2020年9月,财政部等五部门发起燃料电池示范应用行动(下称“五部门示范行动”),京津冀、上海、广东、河南、河北等五个城市群入围首批试点,主要完成扩大车辆规模、攻克燃料电池核心技术、提升全产业链经济性、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等任务。对于完成初始目标的示范城市群,中央财政予以事后奖励,每个城市群最多可获得17亿元的财政奖励。

      中国科技部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自2003年起在北京、上海、佛山等八个城市陆续开展过燃料电池应用试点。相较而言,“五部门示范行动”进一步扩大了氢车使用范围。2021年9月至12月,五个首批试点城市群方案陆续获批,47个示范城市计划在2025年前推广应用车辆3万辆以上。这是市场短期内能看到的最大的“氢车蛋糕”。

      与此同时,地方自主布局氢能产业的热情高涨。据国融证券统计,2021年,有29个省市制定了与燃料电池车相关的政策规划,其中包括没有入围国家奖补试点的城市,譬如成都、重庆、武汉。“各方热情高涨,最终能够落地的氢能应用场景,主要还是政策驱动的氢能公交车。”一家股权投资机构人士向财新感慨道。

      据滕勇介绍,此前多年,国内80%以上的燃料电池车都是以政府采购的公交车为代表的客车。而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燃料电池车应用场景显著丰富,自卸车、牵引车、环卫车、叉车等商用领域的车辆明显增加,客车比例总体下降,“目前公交客车和其他车型占比基本‘五五开’”。

      乘用车领域已被锂电池拔得头筹,燃料电池车相较电动车的突出优势是加氢时间短、续航里程长,运输距离较长的商用场景是燃料电池的机会所在。因此,“五部门示范行动”向物流车等中远途、中重型商用车倾斜。上述《规划》更明确指出,未来燃料电池车应用的推进重点是中重型车辆。这也意味着,政策层意在港口、物流园区、工矿企业等非政府采购的商用场景,推动燃料电池车打开市场。

      地方试点紧跟政策,上海首个示范年度计划推广1000辆车,其中仅210辆为小型乘用车和大型客车,其余79%为生鲜冷链、城际物流、重载物流等商用货车。

      中国城市燃气氢能发展创新联盟秘书长赵吉诗对财新称,目前不少物流、工矿企业看到了燃料电池车在节能减排、能源转化效率等方面的优点,“但这些市场化领域很多是民营企业,要考虑赚不赚钱的问题”。他分析说,由于整车购置成本较高,且氢能基础设施尚未形成有效的网络,市场主体自发推广燃料电池汽车的动力仍然不足。

      政府试图通过奖励和补贴,减少普通卡车和氢卡车的成本差。“五部门示范行动”车辆购置中央财政奖补总额共计7亿元,而北京、上海、郑州、鄂尔多斯等多个入围城市还出台了与“国家奖补”配套的地方奖补政策。例如在北京市大兴区,一辆示范达标的49万吨牵引车可获得来自国家、市、区三级奖补,示范期第一年,三级奖补比例为1∶1∶0.4,四年示范期累计达427.98万元,远高于该类车型约150万元左右的购置成本,还可覆盖部分运营成本。

      五个城市群政策落地进度不一,赵吉诗透露,受益于北京冬奥会,京津冀城市群第一年度(2022年)的车辆推广任务截至目前完成约60%;但受今年疫情影响,上海和广东两大城市群的车辆推广目标完成进度仅在10%左右;河南、河北两个示范城市群在2021年12月获批,进展也相对较慢。“预计各城市群第一年度任务的完成情况可能都不会太乐观。”他说。

      燃料电池头部企业和地方政府“强绑定”趋势明显。“几乎每个地方都会主推本地公司,比如亿华通在京津冀地区占优,北京冬奥会的大量订单就给它了;捷氢科技主要拿上海的订单;广东的订单给国鸿氢能多一些。”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方向投资人说。

      单一客户结构难以保证企业业绩的持续增长。亿华通历年年报均提示客户集中度过高的经营风险:2021年,公司前五大客户带来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84.16%。其中,对第一大客户北汽福田的销售额比重高达54.01%,主要订单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事服务车辆。重塑科技的客户集中度也备受质疑,2018年至2020年,重塑科技前五大客户占比分别为89.57%、87.18%、68.08%。

      从中期来看,疫情影响下,各地财政收入形势普遍严峻,地方政府为燃料电池车埋单的能力越来越有限,“财政输血”模式的未来堪忧。

      “氢燃料电池我们不投。”一名投资人向财新直言,其公司进入氢能产业链较晚,目前在燃料电池端看到的投资机会不多,只能将目光往上游原材料端延伸。另外,在下游需求主要来自政府的情况下,燃料电池行业的技术门槛被弱化,政府资源成为更重要的竞争力。“我们希望投资有技术含量的企业,而非一个更多靠政府关系资源推动的行业。”他说。

      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投资人则告诉财新,很多投资机构已经不看单纯“攒系统”的公司了。“我们经常碰到一些项目,公司本身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只是觉得自己有很强的政府关系,能拿到订单。但其实这类公司的产品同质化很严重,里面的电堆可能都是买的,对行业的进步完全没有帮助。”

      产能过剩冒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国内燃料电池车销量分别为629辆、1272辆、1527辆、2737辆,保持上涨态势。而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突袭,加上当年行业进入补贴政策调整期——4月开始,“十城千辆”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暂停;9月,“五部门示范行动”方案对外公布,但未正式落地。多重因素影响下,2020年燃料电池车销量同比下滑53.07%至1497辆。

      2021年,随着“五部门示范行动”落地,燃料电池车销量恢复至1586辆;进入2022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1月至5月售出燃料电池车935台,销量同比增加3.5倍。

      对比来看,国内纯电动车同期销量达158.6万辆,燃料电池车的市场规模不及其千分之一。上述《规划》指出,一些地方盲目跟风、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建设的苗头有所显现。“很多规划都不是以省为单位,而是以市,甚至是区为单位。供给一端已经出现产能过剩倾向。”一名市场人士感慨道。

      一家头部风险投资机构新能源投资负责人指出,按照《规划》,到2025年,氢能源车辆的保有量是5万辆,但目前各地准备投产或宣布要做的项目已经远远超过这个目标。他分析,目前的氢能产业仍处于政策鼓励期,地方出于招商引资需求希望建厂投厂。因此未来还会继续出现大量投产情况。“先拉着大家上,上完之后再来规范。”

      相对既有规划而言,燃料电池和上游原材料已然过剩。“2021年国内的燃料电池车销量仅1600辆左右,今年即便翻一番,也就几千辆的体量。如果看国内已建和在建电堆产能,可能到10万辆左右了。”滕勇称。

      赵吉诗指出,对照实际需求看,从膜电极、双极板到气体扩散层,整个燃料电池产业链各环节都有过剩迹象。“按现在大家公布的已建好投产的产能情况来看,‘十四五’期间乐观预计的5万到10万辆燃料电池车所需的核心零部件,开足马力一年就能赶出来。”

      产能过剩压力之下,价格战已起。2020年10月,国鸿氢能发布的鸿芯GI电堆产品给出最低1999元/千瓦的“战略合作价”,成为第一款价格低于2000元的电堆产品。一个月后,氢璞创能以新品1699元/千瓦的价格打破国鸿氢能的低价纪录。短短一周后,雄韬氢瑞公布的电堆产品报价低至1199元/千瓦。

      燃料电池企业不计成本地打价格战,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吸引整车厂合作。赵吉诗指出,燃料电池系统、电堆等产品要想投放市场,必须先找到整车厂开发样车,并通过一系列性能评测、入选工信部《推荐车型目录》,而在这个过程中,整车厂往往处于强势地位。“燃料电池及系统供应商不仅要承担‘上公告’过程中的所有成本,还要在后续整车销售过程中优先保障整车厂的利润诉求。”

      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企业毛利率压缩。亿华通财报显示,2019年至2021年,燃料电池系统销售均价从2019年的2万元/千瓦降至2021年四季度的9000元/千瓦,毛利率由47.2%降至40.44%。亿华通近年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为负、亏损加剧,2019年至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分别净亏损1400万元、4000万元、1.78亿元。2022年2月,亿华通披露港股招股书,拟继续融资“输血”。

      重塑科技、捷氢科技等其他有上市计划的燃料电池企业也无一盈利,全行业仍处于技术迭代的高投入期。2017年至2020年前三季度,重塑科技研发费用在2775.94万元至1.47亿元之间,占营业收入比例也由12.16%增至89.41%。此外,原材料进口依赖仍是大部分燃料电池系统厂商面对的问题,质子交换膜、氢气循环泵等零部件进口比例仍高,成本压缩不易。

      电池之外还有什么?   燃料电池虚火渐显,交通以外的氢能应用场景,以及氢气制取、储运、氢储能等中上游环节,开始受到资本关注。这与产业政策的导向一致,《规划》明确提出,要丰富氢能应用场景,除了有序推进氢能在交通领域的示范应用,还要拓展在储能、分布式发电、工业等领域的应用。

      可再生能源制氢(下称“绿氢”)被市场看好。实际上,在中国年产3000万吨的“氢能蛋糕”里,汽车用量仅占约1%。作为一种工业原料,氢气更多使用在合成氨、合成甲醇、炼化等工业领域。但一直以来,工业用氢以煤制氢、工业副产氢等产出过程中伴有碳排放的“灰氢”为主。

      “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以绿氢替代灰氢是大势所趋。相较于燃料电池车这个“未来的故事”,绿氢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确定性更强。“因为这是个既有市场。”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投资人说。

      《规划》指出,绿氢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制氢量每年达到10万吨至20万吨,成为氢能消费增量的重要部分。

      大规模且廉价的绿氢制取技术尚不成熟。滕勇介绍说,目前绿氢成本约35元/千克,比工业副产氢10至15元/千克的成本高几倍。成本主要来自光伏和风电的用能成本和电解水制氢装备的成本。

      目前最靠近市场的电解水制氢技术路线有三条,分别是碱性电解水(AWE)、质子交换膜电解水(PEM)、固体氧化物电解水(SOEC)。中国的碱性电解水技术处于全球第一梯队,但这种路线的电解效率较低,存在制备成本高、耗电量大等缺点;而后两种电解水制氢路线在全球都未实现大规模应用,涉及的基础原材料瓶颈尚待突破。

      综合来看,中国制氢装备企业分三类:一类是老牌制氢企业,如被业内称为“老三家”的中船重工718所、苏州竞立、天津大陆。据招商证券研报测算,这三家公司在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领域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第二类是近年跨界入局的风电、光伏制造商和能源企业,具有代表性的有隆基氢能、阳光电源( 300274.SZ )、国氢科技;第三类则是新兴的独立创业公司,例如深圳的瑞麟科技、山东的赛克赛斯、南通的安思卓。目前,中国制氢企业主要在碱性电解水、质子交换膜电解水两条技术路线上布局。

      产业资本同样关注这一赛道。周雨萱透露,中石化恩泽基金也瞄准可再生能源制氢方向,目前对碱性电解水、质子交换膜电解水这两条技术路线均保持关注。2021年,中石化资本与康明斯集团1∶1合资成立了一家电解水制氢装备制造商,第一批产品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下线。此外,国氢科技也布局了制氢装备。国家电投对财新称,这样的布局思路是以业态培育、突破关键技术、推动产业发展为目的,主要看重中长期的战略目标。

      2022年5月,电解水制氢催化技术产品研发商莒纳科技得到了来自联想之星的天使轮融资,融资金额未披露。现阶段,绿氢制取还未走向大规模应用,现有项目基本以示范为主,且以传统大型能源企业牵头居多。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方向投资人指出,这意味着绿氢的下游市场仍然离不开政府和国企。“怎么和这个领域的巨头玩在一起,对这些创业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上述头部风险投资机构新能源投资负责人直言,从实践来看,老牌制氢企业和跨界入局的大厂更占拿单优势,因为它们具有规模化制造能力,且积累了一定的客户资源。比如2021年底,中石化在新疆库车启动建设全球在建最大的光伏制氢项目,总投资29.62亿元,投产后绿氢年产量可达2万吨。5月6日,该项目电解水制氢成套装置评标结果公示,入围的三家企业是苏州竞立、隆基氢能、中船重工718所。

      但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投资人指出,绿氢领域的创业企业仍有机会,因为绿氢技术还处在早期阶段,大型能源制造商虽已切入市场,但并不具备技术优势,“氢能未来最重要的应用领域是储能”。

      氢气能量密度高、可以长期存放,如果将难以消纳的可再生能源通过电解水氢气储存起来,有利于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力度,也有助于跨季节调峰。因此,政策层也将氢储能列为与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等并行推广的技术。《规划》提出,要开展氢储能在可再生能源消纳、电网调峰等应用场景的示范,探索培育“风光发电+氢储能”一体化应用新模式。

      氢能产业链上,储运装备的技术瓶颈一直难以打破,是掣肘全产业链降本的一个关键因素。滕勇介绍称,目前相对成熟的储运企业包括中集安瑞科( 03899.HK )、富瑞特装( 300228.SZ )等,主要产品涉及运氢车辆、液氢容器、车载储氢瓶。2022年4月,从事氢气液化装置生产的中科富海低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B轮融资,投资方包括中石化资本、中化资本等15家机构。

      上述头部风险投资机构新能源投资负责人认为,储运环节的投资机会不算多,因为氢气储运手段主要包括管道运氢、高压槽车运氢、液氢、合成氨运氢等几类,其中管道运氢涉及基础设施,创业公司和普通财务投资人难以参与。

      罗国平、卢羽桐、余聪对此文亦有贡献

      文中嵌入视频为:减排36计(9)氢动力赛车,出发!

      视频说明:零排放方程式赛车开上赛道;氢动力赛车自组联赛,欲与F1分庭抗礼。

    1. IPO千家长龙

      文|财新周刊 全月

      2022年的A股经历4月探底、6月的强势反弹,IPO的受理数量也随之激增。

      6月27日至7月1日,共有247家企业申报IPO,其中沪市主板、深市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分别有37、26、49、76、59家。整个6月新增IPO受理企业超过400家,而5月一共不到60家。

      各家机构统计口径虽有差异,但2022年上半年IPO排队数量总体在800余家的高位。“堰塞湖”“排长队”等表述一度触及A股监管机构的敏感神经,被明确指出不宜简单定性,IPO审核效率已大幅提升。

      “中国企业对于上市向来热情高涨,申报IPO的企业太多了,里面确实鱼龙混杂。规则内的审查、问询是非常必要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如何在IPO数量、质量、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是一道难题。发行人身家飙升的上市梦、保荐机构创收压力下归位尽职的执行力、投资者惯性思维里对新股的盲目追捧,都让这道题难上加难。

      证监会也曾一度发声:随着注册制的实施,排队现象反映出市场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有关方(包括发行人、中介机构)对注册制的内涵与外延理解不全面、对注册制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关系把握不到位、对注册制与交易所正常审核存在模糊认识,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注册制下,围绕新股的种种问题,只要定价机制是有效的,很多A股的顽疾可以根除。排队企业多,那就让符合条件的上市。估值高了,投资者弃购、承销商包销,久而久之,询价阶段就会客观和谨慎,发行人也将改变融资预期。”一位券商人士坦言,但调整股市生态并非易事,除了一级市场坚持市场化原则,还需要二级市场的交易监管持续发力、法律法规对扰乱市场的投机势力的惩处加码。

      排队长龙   2022年下半年伊始,A股IPO排队数量在千家左右。6月的最后一周,仅申报数量就有247家,创下单周申报数量新纪录。与此同时,虽然IPO过审率仍在高位,主动撤回的IPO项目却在增长,可见各交易所对于盲目抢报项目的审核力度依旧从严。

      业内对IPO排队家数虽无严苛定义,但通常认为是从项目开始申报直至监管受理之间的公司数量。不过,随着注册制落地,考虑到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存在多次书面反馈,在交易所层面过会后还须在证监会完成注册,业内也将待注册的IPO项目视为排队项目,这其中,就涉及多次问询、回复的过程。

      在全市场中,截至7月11日,将已受理、已问询、已回复、已通过发审会、预先披露更新家数这几项数据加总,A股共计有923家IPO排队企业。具体来看,沪市主板163家、深市主板142家、科创板129家、创业板359家、北交所130家。如果从更广义的排队家数来看,加上中止审查、暂缓发行等数量,IPO排队数量已过千家。

      不过,各家机构对于IPO排队的统计口径稍有不同。例如,安信证券诸海滨团队持续跟踪冲刺IPO的公司,将预先披露更新、已受理、已反馈的家数作为统计依据。其团队在2022年1月22日、2月23日、3月9日、4月18日、5月25日、6月13日、7月11日统计的IPO排队企业数量分别是611、516、521、327、378、455、853家。可以明显看出2022年等候IPO企业数量随着股市下探而骤降;而在6月市场超预期反弹后,IPO申报数量激增。

      2022年上半年多达557家企业申报了IPO,保荐券商申报项目在30单以上的有5家,分别是中信建投、中信证券、民生证券、海通证券、国泰君安,依次达53、45、39、39、32家。

      IPO审核通过率在各板块中有所差异,但全市场三家交易所2022年上半年首发项目通过率也在87.69%,并不低。

      与申报的火热相比,2022年上半年,IPO企业主动撤回数量较多。2022年上半年,A股共计102家IPO企业撤回申报,占2019年7月科创板开市以来的三分之一,远超2021年上半年的81家;2021年全年撤回IPO申请的数量为145家。

      仅6月29日当天,有8家IPO终止,其中6家IPO撤回终止,1家终止注册,1家上会前夕撤回申报。撤回IPO的公司绝大多数经历了多次问询,涉及的问题包括股份权属、收入确认、内控、持续盈利能力、成本同行业差异较大、关联交易等方面。

      “撤回申报材料的企业,大多经历了很多轮的询问,或者在现场检查后,觉得IPO前景不明,主动撤走。”一位券商投行负责投价报告的人士表示,IPO排队数量增加,但真正好的企业数量有限,严格审核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外,2022年上半年,赶上A股整体估值回撤,各类指数跌幅较大,新股破发潮涌现,高估值的新股比较难发,保荐券商和发行人也在衡量后作出理性选择。

      多轮问询保质   细看排队的IPO企业类型,无论是注册制下的科创板、创业板,还是沪、深两市的主板,甚至包括设立不到一年的北交所,等候IPO的公司较多分布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专业设备制造、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等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7月11日,A股市场已有17只分拆上市股,其中2022年通过“A拆A”上市的有8只。从行业来看,“A拆A”的公司多集中在生物医药、计算机、电子、有色金属、电力设备、交通运输等行业。

      “科创板设立以来,电子、新能源产业链上的细分赛道、生物医药等都是非常热门的上市行业,相关公司在各板块扎堆申报并不意外;对交易所而言,同业竞争也将加剧。”一位券商投行人士表示。

      上述券商投行人士还介绍,发行人在根据自身财务状况选择申报IPO板块时,会和保荐券商探讨哪个板块更适合自己、更容易上市成功。比如,亏损的企业直接会选科创板,对估值有期待的可能认为双创板估值水平相对较高,盈利高的去主板没有那么拥挤,有一定发展潜力但规模不大的企业青睐北交所。此外,由于国内投资者人群在不同板块的区分度不高,发行人也会参考自身企业所处行业在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来帮助选择。

      从等候IPO的企业规模上看,北交所相对较小,预计平均募集资金3.25亿元;深市主板、创业板分别达7.43亿元、7.59亿元;沪市主板平均募资规模超过10亿元,为13.56亿元;科创板IPO排队企业的平均募资额最高,达17.19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科创板排队IPO企业的平均募资规模最高,这其中包含了“巨无霸”农业巨头先正达。上交所于2021年7月2日披露的先正达集团招股说明书显示,其计划发行不超过27.86亿股,募资650亿元,这一预计募资规模刷新科创板之最。剔除先正达后,目前,科创板排队企业的平均募资规模为12.24亿元。

      普华永道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科创板融资金额1156亿元,高于沪市主板的949亿元;创业板融资金额871亿元,高于深市主板的115亿元;与2021年同期相比,科创板和创业板融资金额均有60%的涨幅。此外,北交所上半年融资金额为28亿元。

      在等候时间上,2020年三季度以来,各板块IPO的排队用时均有加长的趋势。尤其是双创板,无论是被受理至交易所过会天数,还是提交证监会注册的用时,均明显延长。例如,2020年三季度,创业板注册制落地,相关排队个股通过深交所上市委会议后到证监会注册成功的平均天数为25天;此后,2021年的四个季度,该数据分别达120天、155天、173天、151天;2022年的前两个季度,均超过160天,为199天和167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2020年修订)》,自受理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之日起,上交所审核和证监会注册的时间总计不超过三个月。不过,发行人及其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回复上交所审核问询的时间不计算在内,回复审核问询的时间总计不超过三个月。

      “我手上的一个项目被监管机构问询了多次,涉及项目的财务数据、股权问题、业务盈利各个方面,其实到最后,我们也很迷茫。确实有不少项目是在多次问询后主动选择撤回IPO申请的。”前述券商投行负责投价报告的人士表示。

      在排队企业注册成功总用时方面,科创板平均天数从2021年一季度的266天,逐渐延长至2022年二季度的365天。创业板则更长一些,2020年三季度为平均89天,到2021年三季度已经平均超过一年,2022年一季度更是长达515天。双创板的IPO用时高于绝大多数时间里的同期主板IPO企业。

      “IPO排队数量多,也是因为中国企业向来热衷于IPO,无论是从融资发展业务的角度,还是追求上市公司虚名以及实控人自身身家的光环。在各省份方面,地方政府亦是把上市公司数量当成金融工作和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考核目标。至于中介,大额的承销费利益下,券商也希望有更多IPO项目创收。投资者对于新股的热情和盲目追捧的思维还未彻底改观。”上述券商人士表示。

      例如,2022年6月底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安徽省推进企业上市“迎客松行动”计划》,将通过五年努力,力争到2026年末,全省上市公司数量较2021年末翻一番,达到300家以上;上市公司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产业支撑和引领能力不断增强,全省多层次资本市场总体规模、层次结构等发展能级在全国位次实现新提升。

      新股缘何不败   “资本市场的很多事,大多是循环的。比如2021年11月到2022年5月,大家都觉得注册制发展很健康:新股破发,投资者不再一窝蜂地打新,很多弃购,需要保荐券商自行包销;于是,券商主动压低发行人的价格,新股市盈率很少突破同行业水平,中介机构相对理性,高价股、高市盈率情况被修正。但随着6月市场回暖,次新股涨幅强势,新股又成了筹码,谁抢到谁就赚钱。”上述券商人士表示。

      散户坚定新股必涨的信念来自二级市场次新股的强势。“次新股一般是指上市一到三年的股票。炒作资金非常喜欢次新股,有一些题材和热点,就能把股价拉高。”上述券商人士表示,次新股永远是稀缺的:新股破发了,庄家就能收集筹码;如果次新股行情一直在,即使上市破发,新股依旧是不败逻辑。这需要监管持续严格执法,打击市场操纵行为。

      上市半年时间,股价接近翻倍,科创板次新股禾迈股份( 688032.SH )在7月7日成为目前A股市场除了贵州茅台( 600519.SH )之外的另一只千元股。截至7月13日,禾迈股份股价已回落至879元。

      在发行阶段,禾迈股份曾因“百元百倍”的高市盈率、高发行价被大量弃购。随着光伏行业微逆题材热度攀升,禾迈股份的资金追逐热度也蹿升。

      禾迈股份于2021年12月20日上市,其发行价格高达557.8元/股,发行市盈率达225.94倍,超募资金逾50亿元,上市首日股票大涨29.98%。而此前,由于发行价过高,禾迈股份出现过大规模弃购,弃购金额高达3.63亿元。

      中信证券除了包销了上述3.63亿元、合计65.14万股的弃购股份,还是禾迈股份的战略配售参与方。中信证券获配的战投股份为20万股,占IPO发行数量的2%。与包销股份无限售期不同的是,战略配售股份需在上市两年后解禁。

      通过包销股份和战略配售,中信证券一度持有禾迈股份85.14万股。但细看禾迈股份的十大流通股东,2021年年报中,中信证券持有禾迈股份13.46万股;而在禾迈股份2022年一季报的流通股东中,已无中信证券,包销流通股或已被中信证券在5月大涨前出尽。

      “禾迈股份上市就碰上了A股整体估值调整,打新投资者对于这种高价股都敬而远之,造成了大量弃购。事实也如投资者所料,在上市半年时间内,禾迈股份都处于破发状态。2022年3月和4月的股市下杀,禾迈股份的股价低至362元。”一位券商人士表示,5月以来,科创板触底反弹,热门题材股的确定性比较高,大量资金涌入。

      禾迈股份的主业是从事光伏逆变器等电力变换设备和电气成套设备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业务,其中光伏逆变器及相关产品主要包括微型逆变器及监控设备、模块化逆变器及其他电力变换设备、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次新股没有大小非减持,没有暗庄,上市后几个月都是破发状态,筹码洗得很便宜,有了热门题材,股价非常容易被抬升。”上述券商人士表示,二级市场投资者还是需要谨慎。

      中信证券在2月8日的研报中预估,禾迈股份股价可冲击1000元。研报指出,由于微型逆变器行业处于高速增长期,应用PEG估值(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率)更能有效反映出公司动态成长性,当前禾迈股份的可比公司平均PEG约在0.8倍,隐含2022年近80倍PE,基于此估值水平维持公司目标价1000元,维持“买入”评级。

      禾迈股份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约为7.95亿元,同比上涨60.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为2.02亿元,同比上涨93.78%。2022年一季度,禾迈股份营收、净利继续双增长,实现营业收入约为2.29亿元,同比增长95.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为8725万元,同比增长175.23%。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IPO超募,禾迈股份在上市首日宣布将募集资金的45亿元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高价股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因此受到质疑。

      中介责任加大   在注册制下,保荐券商团队的IPO项目周期一般是三年起,涉及改制、辅导备案、发行、上市各个环节。“花了时间、精力,投行都想自己的项目能顺利上市,更别说这里面还有保荐费、承销费的利益。发得越高,投行赚得越多。”上述券商人士表示,目前,IPO保荐费用大致在200万至400万元不等,承销费一般占承销额的6%—8%,行业中位数约2000万元,规模较大项目的承销费有大几千万元。

      早在2021年7月,证监会就曾发布《关于注册制下督促证券公司从事投行业务归位尽责的指导意见》。证监会指出,注册制试点以来,证券公司内控水平和投行业务执业质量总体有所提升,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一些证券公司尚未真正具备与注册制相匹配的理念、组织和能力,还在“穿新鞋走老路”,项目遴选不审慎,核查把关不严格,内部控制不完善,“带病申报”“一查就撤”等问题较为突出,影响上市公司质量和行业形象。这既有证券公司内控意识薄弱、公司治理不健全的原因,也有监管机制不完善、监管规则不健全的原因。

      “注册制下,符合条件的公司都想有上市融资的机会,投行也铆足了劲儿要把业务做好。”一位投行人士表示,发力保荐业务时,投行如何把控项目质量亦是考验。

      2022年上半年,证监会以及各地证监局,包括三家交易所、股转公司等监管部门,合计对券商开出163张罚单,同比增长约35%。其中,三分之一的处罚涉及券商投行部门;约十家券商及数十位保代因投行业务未归位尽责而领罚。

      具体被罚事项包括内部控制不完善、廉洁从业风险防控机制不完善、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存在遗漏、对信息披露核查把关不到位、未充分关注发行人会计核算不规范情形等。

      “资本市场里的上市公司数量是有限的。美股一共8000多家上市公司,其中美国本土公司6000多家。A股4800多家上市公司,加上海外的中概股,够得着上市门槛的公司大部分都已经IPO了。”上述投行人士指出,在此背景下,投行团队既要挖掘更多新项目展业创收,又要保证公司质量,难度不低。

      2022年上半年被罚的投行不乏头部机构。年初,2020年2月登陆科创板的紫晶存储( 688086.SH ,现为*ST紫晶)被立案调查,截至2022年3月10日,紫晶存储及其子公司广州紫晶、梅州晶铠存在定期存单违规质押担保,合计金额3.73亿元,共为14家第三方累计提供16笔担保。

      5月6日,上市仅两年的紫晶存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成为科创板第一家退市公司。6月25日,紫晶存储实控人被立案调查。中信建投的两名保代也因紫晶存储违规担保的事项被上交所予以通报批评。

      “IPO过程中、上市后的交易所问询里,保荐机构都发表了明确的核查意见,却仍发生如此恶劣的违规担保事件。资金受限是很难尽调的事实吗?银行存款的真实性、状态如何、是否存在质押等细节不难核实,也本应是‘看门人’最基础的职责。”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若是中介机构的工作疏忽,相关IPO项目出问题,必须要承担连带责任,才能倒逼行业严格执业

    1. 许地山的最后六年

      文|黄心村   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对华语世界里长大的几代人来说,“落华生”这个笔名定会唤醒不少童年记忆。许地山以这个笔名发表于1922年的短篇散文《落花生》,文字浅显、素朴、通透,且充满童趣,自1929年被纳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初中)开始,在华语世界的语文课本里保留至今。

      但多数人看到的许地山只是他一个小小的侧面。对熟读现代文学的读者来说,许地山更是和五四新文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包括许地山在内的文化先锋,于1921年1月14日在北平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最早、最大的作家联盟,也是当年鲜明的文学主流。然而,对于如此耳熟能详的人物,许地山在香港的最后六年,也许人们所知并不够多。

      长衫飘飘的许氏风范   许地山的履历十分复杂,浓缩在一个短短的段落里可以这样描述——

      许氏祖居地是广东潮州府揭阳县,先祖16世纪就已经迁到了台湾,在台南赤崁以教书为业。许地山1894年出生于台南府城的自家庄园,两岁时随家人从安平港坐船过海,迁回潮汕。他3岁于私塾开蒙,稍大一些在广州入读新式学堂,因而粤语也十分流利;又加上学堂里传授的官话和英语,他从小就在一个多层次的语言环境里成长。17岁时,他随父落籍福建漳州,并开始以教书为业,曾在漳州的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里任职,也曾在缅甸仰光的侨校教过两年书。

      1917年,许地山赴北平就读燕京大学文理学院和神学院,毕业后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并开始研习梵文和佛教。1924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转入英国牛津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和神学,深入研究梵文和印度学,同时旁听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课程,顺手还掌握了法文、德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阅读。1927年回到燕京大学任教,直到受聘香港大学南下香江,任改组后的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

      许地山南下香港,是本港文教界的一桩大事。港大1934年在当时的校长康宁爵士(Sir William Woodward Hornell,1878—1950)推动下开始重组中文部,力图一扫陈腐的国学,引进国际人才,将现代学科分类融入建系理念。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于1935年1月4日抵港,前来接受香港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这是胡适一生中得到的35个荣誉博士学位中的第一个。

      港大原本希望胡适能来主持中文部的重组,他推辞了,但对重组计划提了不少建议,并推荐了合适的人才。5月,他亲笔致信康宁爵士,力荐许地山来港主持中文部,月底港大校委会一致通过了对许地山的聘请;7月,港大文学院院长亲赴北平与许地山面谈,商议聘书中的具体事项,包括任期、职称、薪水和搬家费等等,许地山很快就接受了港大开出的条件,并于8月抵达香港。当年的教授职称只授予极少数的顶尖学者,相当于今天的讲席教授或主任教授,许地山则成为香港大学历史上第二位华人血统的教授。

      初来乍到的许地山马不停蹄。任期9月1日正式开始,9月中改组计划书已经上呈了,计划书中提议将中文部改名为“中国文史学系”,并拟定了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翻译四个板块,今天的港大中文学院大致沿袭了当年许地山拟定的格局。其中文史哲的课程由许地山和讲师马鉴共同承担,翻译课的老师则是同时担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的陈君葆。

      许地山在岭南长大,闯过南洋,也去过北地,游学到新大陆,又渡海到了英伦,辗转再回到华洋杂居的香港,他的建系理念里融合了开放的文学史观和世界主义的文化视野。在课程设置上,坚持文学种类除了传统的诗文,必须囊括小说、词曲、戏曲和文学批评,并且强调明清白话文学和现代汉语文学的重要,这样文学现代性也融入了文学史的讲述中。他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宗教史等领域的造诣,也体现在对人文课程的重新设置中,历史的叙述和比较的视野融汇在一起,从方法论上来讲是超前的,放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及时的。许地山亲自教授的课程,涵盖文学史、文化史、宗教史、古物学,其中还有一门服饰史。他在港大教过的学生,包括在上世纪40年代成名的张爱玲。

      许地山在港大校园里辨识度极高,即使是大型团体照,密密麻麻的众人之中,必定第一眼看到那个蓄着胡须、长衫翩翩、戴着黑框眼镜的许教授。一年四季长衫不离身,必须套上学位袍时,袍下依然露出飘逸的长衫下摆。多年来千篇一律的团体照都在本部大楼的东侧摆开阵势,女士着旗袍或洋装,男士则一律的西服领带。这样的场合往往惟一的例外是许地山教授,他的长衫在四周的西服领带衬托下宛如一面旗帜,是刻意的独树一帜。

      我所看到的众多的团体照中最能代表许氏风范的,是1938年秋季香港大学联会的大合影。许地山的一双小儿女在这张合影里闪亮登场,穿着短袖衬衣和短裤的儿子周苓仲7岁,一身可爱洋装的女儿许燕吉才6岁,穿着浅色长衫的父亲妥妥地坐在他们身后,仿佛是一张家庭温馨照被移植到了100多人的大合影中。父亲从容、自信,孩子们恬静、美好,周围的大团体成了烘托他们的背景。文学院的教员大多有家小,带小童一起登上公开场面的惟有许教授。他公开的身份除了教授,更是一位新式的慈父,当然,这也是刻意的独树一帜。

      香港大学文学院1941年毕业生合照。前排左三为许地山。图: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居港六年后,1941年8月4日下午,许地山于半山罗便臣道的寓所突发心脏病辞世,留下妻子和两个尚年幼的孩子,从此长眠于背山面水的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

      许地山倏然离世,对港大、香港文教界和各种以他为中心的群体的打击是巨大的,对他的追悼和纪念也成了1941年夏秋之际香港文化界的一桩重大事件。六年里,除了在校园文化的建树,他更是参与了学校之外的众多团体和活动。看他在港几年的大事记,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场重要的活动,很多活动又有他的主持和演讲。重新组建中文系之后,教学任务逐年递增,去世前的一年里,每个星期的课程都超过20小时。做过系主任一职的学院中人,想必都能体会大事小事的繁重,而从手稿里看,他同时也进行着几项不同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来港六年里,社会对他的需求递增,可以想见他的压力巨大,身体的超负荷运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第二天,8月5日,是大殓出殡之日,到场祭拜人士上千,送葬队伍浩大。9月21日,40个文化团体在香港大学大礼堂联合组织了“全港文化界追悼许地山先生大会”,南来的作家和文化人、与他一路从五四新文学中走出来的同仁和朋友大会合。追悼会特刊里收集了众多文史名家的悼词,其中端木蕻良的挽句将许地山的经典作品和名字镶嵌在一起,别具一格:“未许落花生大地,徒教灵雨洒空山。”特刊封面的头像,浅色长衫,胡须,深色镜框,是尚在盛年的许地山的标志性特征,在这里成了许氏风范的绝响。

      1941年,追悼许地山先生大会纪念特刊封面。图: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日后,他的学生张爱玲在短篇小说《茉莉香片》中,以他为原型,创作了身穿长衫、学富五车的中国文史哲教授言子夜。对言子夜的课堂的描绘,也给我们提供了想象许地山教授文学课的一点依据。

      世界主义的人文观   许地山追悼大会的三个月后,香港沦陷。炮火下的港大校园毁坏严重,所幸学校的档案资料在几代档案员的努力下得以完整保存。

      最初是许地山的中文系同事马鉴将他的遗稿保存下来,十年前马鉴的后人又辗转将这些珍贵的一手资料捐赠给香港大学。小心翼翼打开珍藏在档案馆的许地山手稿,里面有英文、中文、梵文不同文字的书写,纸张大小不一,质地脆弱,有的完整,更多的是断章残片;字迹或潦草或工整,往往没有题目,也没有目录,读起来明显是译稿的文字则没有原文的信息。尽管如此,翻阅完毕,一个在多重文化和领域间游刃有余的国际学者形象跃然纸上,让人动容。我看到的是一份未竟的事业,里面有太多的可能性。

      档案里有一本外表普普通通的笔记本,封面工整地写着“文明底将来,印度罗达克里斯南著,许地山、周俟松译”。打开一看,一页一页整整齐齐贴着从《北平晨报》上剪下的译文连载,旁注是钢笔标明的字句更正,最后还录下了每一章的页数和字数,译稿总字数是3.4万多字。这项翻译完成于他的燕京大学时期,他对罗达克里斯南的关注,应该源于他在英美深造时就开始的对梵文和印度学的长期研读。罗达克里斯南在成为印度第一任副总统和第二任总统之前,就已经是东西哲学之间的桥梁人物了。当年将他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许地山,是否正在思考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定位?

      许地山在梵文和印度学领域积蓄深厚,手稿里有太多的例子。有一大沓档案馆标为“人类学笔记”的手稿,打开来看,竟是一部完整的手写的英文书稿,没有标题,也没有目录,但字体清晰,章节完整,当是已经誊抄过的修改稿。很明显,“人类学笔记”这个卷标是错误的。深究下来,惊喜地发现这是一部直接从梵文翻译成英文的印度诗人科科科卡(Kokkoka)撰写于11或12世纪的性爱手册《科卡·萨斯特拉》(Koka Shastra)。

      这本手册是把古印度的《爱经》(Kamasutra)放在中世纪背景下重新演绎。英语世界里最早的翻译版本是1964年出版的,译者是英国医生康福特(Alex Comfort),他借助一个梵文翻译者完成了英文译本。康福特意犹未尽,于1972年写成一本性手册,旋即成为英语世界里的畅销书,他本人也被冠以“性博士”的称号。实际上,许地山的《科卡》翻译手稿至少比康福特的早二十几年,而且是直接从梵文翻译成英文。译稿虽然是手写的,脉络已经十分清晰,语言也自成风格,章节后还附有批注,显然不是初稿。不禁惋惜许地山生前没来得及将这部已经十分完整的译稿在英语世界里出版。

      光凭这部遗稿,并不能表明许地山曾立志成为张竞生之后的第二位性学博士,他的面向要比张竞生广得多。我想他对于性史的兴趣,和对于宗教史、民俗史、日常生活史、服饰史以及文学史的执着是一致的,必须放在跨文化、跨学科的整体结构中去理解。青年时代的许地山曾参与文学研究会的开创,世界主义的视野曾是这个大型同人组织最初的框架,只是被之后革命文学的浪潮冲淡了。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他曾加入一个学术小群体,计划编撰一部“野蛮生活史”,其中内容五花八门,包括饮食史、色欲史、娼妓史、医药史、巫术史、装饰史等等。这个群体项目专注于被大时代、大历史掩盖了的潜在的历史脉络,内容涵盖正史所不屑于纳入的领域,这与时代的主流明显是格格不入的。可以说,许地山是从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阵营里出走的成员。他最后在殖民地的框架里找到了一席空间,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定位给了他一个窗口和舞台,文明的冲突不再局限于中西二元对立,印度文化也加入到跨文化的对话中,形成一个多元的、层次丰富的学术框架。许地山对现代性的理解有传统国学的底子,更有西方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框架;再加上印度语言、文学和文化的过滤,呈现出一个杂糅的体系,背后是他在漂流生涯中形成的世界主义的史观和文化视野。也正是这样一个杂糅的学术框架和开放的文化视野,可以让他注意到被大时代、大历史所忽略的文化潜流。

      这样想来,我手中的纸片虽然脆弱,分量却十分沉重。上世纪30年代的香港,是一块养成国际学者的宝地。许地山能在港大施展他的才能,是充分利用了香港处于东西交流门户上的优势地位。许的学术关注完全不以国界、语言和学科为界线,未完的手稿里埋藏了不少大部头著作的雏形,成为一个国际学者应该是他的目标。当年,他不可能在港大的课堂上大讲性史或野蛮史,但他从学术探索中得来的世界主义的人文关怀和跨学科、跨文化、多语种的学术姿态,却是可以传授的。

      散页中的日常生活史   许地山教授精心构建的崭新的人文框架中,有一部厚厚的日常生活史。这部历史没有完成,但繁复的元素都埋藏在手稿里一沓一沓的散页中间。比如,有一大沓卷标为“中国古物笔记”的长20厘米、宽12厘米的笔记本散页,布满了各种器皿的示意图,有服饰、妆容、兵器和各种日常物件。说它们散乱,是因为看不出一个清晰的结构。但我能确定的是,它们代表的是一项长期的积累,是多种著作的一手数据,里面是许地山对于古物、物质文化、日常生活史的长期专研的佐证,包含着他用文字和线条构筑的一个切入历史的独特视角。

      许地山的长文《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的初稿就埋在这些散页里,发现这几页初稿在我是一大收获。留下的其实仅三页手稿,只是一个绪论,并非全文,写在燕京大学的信笺上。“关于衣服迁变底研究,是社会学家,历史家,美术家,家政学家,应当努力底。本文只就个人底癖好和些微的心得略写出来,日后有本钱,当把它扩成一本小图册。”无独有偶,张爱玲在写作散文《更衣记》之前,曾有用英文写就的《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其中图文并置的手稿风格与她的老师许地山如出一辙。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者撰文,论证许地山在民俗史、服饰史、宗教史和文化史各领域的著述直接启发了张爱玲的早期散文创作。

      许地山《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初稿第1页。图: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早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期,许地山就开始收藏有关历代服饰的图片和文字数据,1920年就发表过一篇题为《女子的服饰》的短文。在他未完成的计划中有一部中国历代服饰史,《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其实只是其中一部分。

      与服饰史并行的还有妆容史。他搜集了大量有关女性妆容的资料,也有一小部分是关于男性妆容的,文字与图绘相得益彰。手稿中大量无法归类的笔记,大多围绕衣食住行卫五大范畴,字迹十分潦草,是写给自己看的读书笔记。以史的脉络来阐述日常生活,并将它纳入现代知识体系,许地山在他的书房里经营的是一种潜在的历史写作方法。他的时代尚没有文化研究,他是从现代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学艺术研究的交叉中,走出了一条学术自觉或半自觉的整合线路。

      日常生活里的许地山,自己设计剪裁衣服,种花插花,捕捉蝴蝶制作标本,通音律,会谱曲,擅弹琵琶,爱好野外和摄影。许夫人周俟松回忆,家里所有的窗帘、屏风、地毯、器物上的装饰都是许地山的手迹。闲时他会和孩子们玩过家家、养小动物、做游戏,和朋友完全不羞涩地谈论情欲,海聊私生活的种种。老舍在《哭许地山》中说,“他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朋友圈里有他就是快乐。读到这些生活细节,不由得让人纳闷,他的时间都是哪里来的?文化是鲜活的,许地山对日常生活的热爱体现在他的为人为学里。他是文化启蒙者,也是在东西方之间游刃有余的世界主义者,而迫在眉睫的战争又激发了他与时代同步的知识分子的热情。

      新型公共知识分子   着迷于潜在历史的国际学者许地山,在战前香港是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他在港六年所参与的各项社会活动和社会团体不计其数,在大小公共场合所作的演讲涉及香港社会方方面面,有关于婚姻家庭社会道德的评论,有针对读书之道、语文教育和儿童教育的建议,有参与战争救援、歌咏会和其他群众活动的发言,更有他最擅长的宗教、礼俗、收藏和文化保存方面的诸多意见,甚至还有不少悼词和证婚词。多数讲稿已经不存,但在他的手稿散页里,可以发现写在大大小小纸片上的短文。他不是传统的文学研究者,也不是传统的宗教学者,而是一个新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将他的活动纪程和手稿里的断片对应起来,整理出公共知识分子许地山对香港社会的知识输入,将是一项繁复的工作。

      我在许地山留下的散稿断片中还有不少惊喜的发现,其中包括他对于音乐的研究,散稿里有他谱的曲,也有关于古代乐律的笔记。而通音律、会谱曲、善弹奏的许教授,在风云突变的时代大背景中却发现了音乐的一种崭新的功用。

      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大会战,一时成为全球战事的一个核心战场。歌咏成为抗战动员中一个普及甚广的大众文艺形式。当年的武汉是歌声中的武汉,在遥远的香港也能感到战火的灼烧。《南华晨报》记载,1938年8月27日,在香港大学本部大礼堂有一场歌咏团的大型活动——“中国音乐演唱会”,募得的款项都将捐予内地的战争难民。除了古代民歌,合唱团也会表演现代歌曲,第一首歌就是混声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我在许地山手稿散页里恰巧找到了一份演讲稿,写在薄薄的一页信笺的两面,夹在一大堆关于服饰和头饰的散页中,轻易发现不了,确信那是身为香港中华歌咏团的名誉会长的许地山当晚的演讲稿无疑。他说,“中国自来没有真正的歌咏会”,因为歌咏历来不是“附庸于戏剧”,就是局限于“少数人自己的娱乐”。而音乐是教育“不可一时或缺的手段”,因为“一首触动情绪底歌”能流传得“迅速而宽广”,人人可唱,无论唱得好不好。既为人人可唱,“同情心便很容易激起,意志也容易统一,因此,歌咏底力量很大”。许又说,当晚歌咏节目选的是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有些是有宗教性质的,有些是抒情的,也有军歌,都是“中国人唱自己的歌”,因而是“开辟新路径”,“前进底表征”。短短几句言简意赅,点出歌咏在新时代已然成为一种新兴文化。

      两个月后,武汉合唱团从广州经澳门访港,演出合唱和抗战内容的音乐剧。10月30日在香港大学大礼堂的演出,担任主持的自然是许地山。武汉合唱团之后在香港举行多场演出,在港逗留近两个月才继续到南洋巡回演出。为纪念聂耳逝世四周年,1939年7月成立了“香港歌咏协进会”。在九龙青年会举行的成立大会上,许地山和蔡楚生分别致词,大会以全体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作结。一时间,香港也成了歌声的香港,歌咏成了热潮,这股热潮背后有许地山教授的推波助澜。

      许地山手写的自己为《义勇军进行曲》填的歌词。图: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我在散稿中还发现了一份许地山手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与田汉版不同。可能他对田汉的歌词并不是太满意,于是自己动手也填了歌词:“起来,巩固全民族底阵线!各尽各底能力,担起我神圣的责任!我们要克服了最危急的国难,不但要驱逐外寇,还要消灭汉奸!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拿着武器向敌人冲进。”很难说许地山的版本比田汉的强,不过,在一大堆关于古代器皿、服饰、风俗的散稿中,猛然看到一页如此热血的呼喊,诧异之外也有一点震动;同时也能想象20世纪30年代那个特殊的氛围,也仿佛能看到即将烧到香港的战火和毁灭。

    1. 财新周刊|大基建落地何处

      文|财新周刊 罗国平 陈雪婉,白宇洁(特约作者)

      6月,随着疫情扰动因素减弱,基建领域迎来赶工行情,多家市场机构预测,2022年国内基建投资或在三季度加速,并达到年内高点。

      基建投资常被用来刺激内需,以进行托底经济的逆周期调节。2021年底以来,中央多番强调要“适度超前”、全面加强基建,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分别以1998年、2008年为起点,中国几乎每隔十年经历一次大基建周期,20年间快速城镇化。其中,21世纪初以“电热水气”(电力、热力、燃气、水)等能源公用领域投资为主,2008年以来靠交通投资拉动,近十年则是市政类投资加速。

      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统计,近五年,中国基建投资规模基本在17万亿至18万亿元高位,但比此前15年15%至20%的年增速已显著放缓。中国广义基建投资分为三类:最大体量在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规模约8万亿至9万亿元;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规模约6万亿至7万亿元,“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即在其中;三是“电热水气”,规模约2万亿至3万亿元。

      那么,这一轮基建投资的增长潜力在哪里?

      市场的一种普遍看法是,尽管中国在基建领域长年“狂飙突进”,但截至目前城镇化率刚过六成,距离发达国家仍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铁路密度、道路质量、供水安全可靠性、航空港口服务效率等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4月底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所提“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与专项债聚焦的11大领域,都强调新老基建并重,覆盖交通、能源、水利、新基建、城市基建升级改造、农村基建、国家安全基建等领域;其中,现代能源体系则包括大基地、外送通道、储运以及系统调节能力等。

      专项债即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针对项目、定位精准且不归入财政赤字,是此轮大基建的财政支持主力。今年中央安排新增专项债规模3.65万亿元,加上去年结转的1.2万亿元,意味着2022年专项债可使用资金达到4.85万亿元,较2021年增量近半。中信证券预计,2022年专项债中投向基建的比例约达65%,要比过去两年高出2到4个百分点。

      国务院在5月底下发的33项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中要求,2022年新增专项债须在6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力争8月底前基本使用完毕。截至6月28日,年内新增专项债累计规模约3.4万亿元,比2021年上半年发行量接近翻番。

      2022年以来的基建投资数据,已经开始呼应政策导向:1至5月,作为专项债发力重点的“电热水气”投资增长了11.5%,水利环境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9%;而非专项债投资重点的交通运输仓储投资增速最低,为6.9%,其中铁路运输投资下降3%。

      纵观经济全局,要达成年初提出的5.5%的GDP增速目标,任务十分艰巨。要稳住经济,市场机构普遍预计,基建投资增速须达到8%至10%。而新增专项债发行到形成实物工作量,至少需要三个月。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预估,二季度后半段和三季度,基建集中发力,增速或超过10%,高点有望至15%,“全年基建投资有望实现10%左右的增长”。

      不过,今年上游原料价格高企,基建投资的实际增幅有所折扣。如一季度,上游建筑材料价格同比上涨约7%,一季度表面增速10%的基建投资刨去通胀,实际增速仅在约3%左右。

      国研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能源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继峰对财新称,此轮低碳投资应多元布局,补短板、锻长板、除隐患,方向包括新能源大基地、储能、电网、充电站以及城燃管网改造等;而服务低碳目标的基础设施投资,往往更有经济回报潜力,只要有产能和技术进步支撑,都可适度超前。

      在中环控股( 01735.HK )副总裁王策看来,追求有效投资,是本轮基建投资与过去的本质不同。传统领域基建投资会带动初级材料的采购和二次加工等基础原材料行业,通过新增项目可以向绿色生态、环保、5G、数据中心、数据库等倾斜,在投资结构上进行调整,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进而带动更长期的宏观经济发展。他认为,2022年仍需用大规模的传统基建投资稳住大局,新基建或要等2023年再规模化递进。

      多名受访人士共同担心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中国2008年基建投资规模约在3.8万亿元,而2022年的基建投资体量预计超过20万亿元。”瑞银证券亚太区工业及基础设施行业主管徐宾对财新称。经多年高速发展,本轮基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14年前,在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经济增长承压等因素下,无论中央财政、地方政府,还是央企、国企和社会资本,当前面临的资金压力都比上一轮大得多。

      基建重担   2022年以来,地产投资持续负增长,制造业景气度受疫情和成本冲击,仍处于缓慢复苏期;基建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头戏”。

      基建项目审批、开工、规模都呈加速趋势。今年前五个月,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48个,总投资6542亿元,同比增长215%,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大项目带动作用明显,期内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0.2%,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3.3%。

      据中银证券统计,2022年全国19个省份重点项目数量合计2.371万个,较上年增加9.4%;年度计划投资额合计9.91万亿元,同比增幅达到17.2%。比如浙江省年投资计划额同比大增138.3%。

      从行业指标看,2022年以来,建筑业PMI持续保持在临界点50%以上;尤其5月的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达到62.7%、59.1%,连续三个月处于高位景气区间。

      不过,疫情影响开工,“基建强、施工弱”。5月,中国小松挖掘机开工小时数为104小时,同比下降17.1%,但环比提高1.9%,环比连续三个月上升。作为滞后指标的挖掘机销量,5月,26家挖掘机制造企业国内销售挖掘机1.2万台,同比降44.8%,降幅较前两个月收窄。基建施工进度慢,也体现在实物消费量上,据我的钢铁网测算,今年前24周,周度螺纹管表观消费量均值为260.85万吨,同比降26.16%。

      机械装备制造商三一重工( 600031.SH )在6月中旬的一次调研中称,目前公司挖掘机开工率约为80%,比5月的73%有好转;起重机开工率明显回升;预计挖掘机销售会在7到8月恢复正增长。

      “最差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三一重工说。

      中金研究院认为,基建投资增速与终端施工“冷热不同步”是流程问题。因为2022年基建新开工项目数量较多,但项目需要经过土地征拆等费用高且耗时的流程。一旦开工,设计勘察费等项目前期费用就计入投资,但尚未对下游挖掘机、建材形成需求。六家基建央企的数据亦证实,一季度基建新签合同额同比增幅普遍高于其他业务类型,而勘察设计咨询新签合同额的同比增速更高,大多超过20%。

      江苏南钢贸易公司首席期现分析师蔡拥政总结称,此轮基建需求整体趋势是:中西部补短板;东部沿海城市城市群建设,以及城镇化向县城发展;中部地区则以市政产业园区、棚改为主导。

      宁夏、内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省份的基建投资在明显加快。5月,内蒙古五类设备平均作业量同比正增长并领先全国,其中拖泵、汽车起重机、桩工设备作业量均列全国第一;同月,宁夏履带起重机、压路机平均作业量居全国之首。

      中基宁波集团黑色产业研投部钢材研究负责人李青谦在5月底介绍调研情况时称,西北基建“较好”,如甘肃建投资金到位情况较好,银行贷款支持、项目新增都较多。宁夏在6月明确了首批364个全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1.6万亿元,正在推进的大项目包括了川藏铁路、西宁至成都铁路、海平高速、“西电东送”和“东数西算”等。

      不过,明明认为,2022年专项债分配、项目审批向债务压力较小、财力相对充足的省份倾斜,优先保证重大项目加快开工和建设,因此,还是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省份的基建投资会增长较快。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急转直下至负增长,冲击国内工业生产与就业;当年11月,中国推出两年新增约4万亿元投资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直接刺激2009年广义基建投资增速飙升至42.5%,其中交运仓储投资的同比增速高达50%。回头去看,该轮过量投资带来了产能过剩、不良贷款、巨额地方债务等后遗症,但“铁公机”等基建领域投资也获得了一定的长期红利,为中国制造升级提供了基础环境。

      此后多年,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抑制供给端无序扩张。多名专业人士指出,当前新增产能等供给端已问题不大,主要矛盾正在转向需求大幅下降。比如钢铁需求已连续三个月下降,钢企陷入亏损,再传导至供给端减产。

      基建咨询公司济邦咨询董事长张燎认为,2008年和2022年这两轮大基建都是危机驱动,当年基础设施是真缺,投错概率不大;但当前是结构性短缺,有效的基建项目不似上一轮好找,需要警惕投资风险。

      比如,此轮大基建投资中,“铁公机”领域投资仍然重要,但整体可挖潜力不大。2021年,全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62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1%。徐宾预测,2022年交通运输业基建投资增速可能加快至7%,公路、铁路、轨道交通、民航的投资增速或在7%至8%之间。其中公路投资规模将在2.5万亿元左右。中国公路干线、沿海省份路网已经比较完善,中西部及内陆省份还有空间;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分别将达8000亿元、6000亿元左右;民航体量相对较小,约在2000亿元左右。

      交通运输部5月20日公布的《扎实推动“十四五”规划交通运输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显示,“十四五”期间,公路领域重大项目主要包括沿边沿海公路建设工程、“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工程等四大类。其中,既有线路改扩建是一大重点,比如京沪、京港澳、长深、沪昆、连霍等建设年代较早、车流量大、交通繁忙拥堵的国家高速公路主线扩容改造,以及其他沿边地区的低等级路段改造等项目。

      铁路领域,目前中国铁路营运里程达15万公里,优势在客运,货运端支线与专用线仍有待增强。但无论前期审批还是后期施工,铁路建设周期漫长,短期内难以形成立竿见影的投资拉动效果。例如,川藏铁路林芝至雅安段、沿江高铁(重庆至上海)是“十四五”期间开工投资最大的两个项目,估算投资总额分别达5500亿元、3198亿元,预计建成时间皆为2030年。

      一名山东铁路投资公司人士告诉财新,他所在省份的铁路规划布局在本轮疫情前基本已经完成,新建项目增量有限。“在投资拉动上,铁路方面可挖的潜力不是特别大了。”他说。

      城市更新强需求   6月以来,天津市宝坻区、山东省泰安市、河北燕郊等地相继发生燃气爆炸事故,引起社会极大关注。2021年,全国燃气事故1140起,造成106人死亡、763人受伤。

      以陕气进京、西气东输为发端,中国城市燃气自2000年开始大规模开发,这些老旧管网如今到了安全事故爆发期。“当年因陋就简,投资标准不高。运行近20年后,跑冒滴漏危险频出,确实到了更新或再投资的新周期。”张燎称。

      2022年前五个月,燃气生产和供应投资增长18.1%,在基建细分领域中增速最快。国务院6月下发的《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2022—2025年)》要求更新改造城市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管道的老化问题。

      上述方案明确,在2025年底前,要改造完约10万公里老旧城市燃气管网。据财新了解,更新改造老旧燃气管道及配套警报设施、燃气表等,涉及资金总体量或达2000亿至3000亿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称,到今年6月底前,将完成城燃管道普查和评估,年底前力争开工改造约2万公里、完成投资500亿元。

      基建咨询公司大岳咨询董事长金永祥分析称,城市燃气管网有改造、新增两方面需求:除了老旧管网改造,还须整治“城市火药桶”——不符合标准的液化气罐及分布在城市中、由多类主体供气的零散区域;此外,还有城区燃气管网新建或下沉建设农村地区。

      除了燃气管网这类涉及城市安全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更新范畴还包括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方面的投资。浙商证券测算,到2025年,全国380余万公里的市、县管网要实现智能化,市场规模在千亿元量级,在中性情境下,总投资规模可达1233亿元。

      所谓数字化,也在“新基建”范畴,后者覆盖七大领域: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城际高铁与城轨、特高压、新能源充电桩、工业互联网。国家发改委于2022年2月启动“东数西算”工程,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已完成总体布局设计。

      在贝恩资本亚洲私募股权联席主管竺稼看来,2022年新基建领域的投资加速还不明显,或会在下半年提速。但他看好新基建投资,认为在疫情之下,远程办公、远程娱乐、远程消费等新增需求,都需要通过数据网络来实现。“我们投资的数据中心,基本上能建多快,就能有用户。”贝恩资本投资的新基建项目,包括秦淮数据(NASDAQ:CD)、能链智电(NASDAQ:NAAS)、中国物流资产( 01589.HK )等,其中秦淮数据2022年一季度资本开支同比增长87.2%;IT总容量同比增长43.4%。

      竺稼认为,数据中心服务器的运行、降温都需消耗大量电能,因此选址非常重要,需综合考量土地、电力、气候条件以及网络互联互通等多种因素。秦淮数据的数据中心即布局在气温和湿度较低的张家口怀来、山西灵丘,未来还会优先在可再生能源富集区以及“弃风弃电”比例较高的地区布局数据中心。

      能链控股是国内最大的充电桩服务商,线上运营管理着中国约30%的充电桩。竺稼认为,普及新能源汽车所需的充换电等基础设施网络有较大发展机会。

      多省份公布了新基建规划,如浙江省在2022年计划在新基建领域投资布局约4400亿元;宁夏则明确了“东数西算”等35个信息基础设施,总投资3101亿元。

      在5G通信网络方面,过去三年,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相关累计资本开支规模约在5000多亿元,鉴于4G网络应用仍未饱和,2022年5G新增投资有所放缓:中国移动计划5G投资1100亿元,同比降约3.5%;中国电信计划5G投资约340亿元,同比降10.5%;中国联通管理层则表示,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5G网络规模建设,整体资本开支保持平稳。

      风光再跃进   在甘肃省金昌市,2022年9月底,该市“十四五”第一批240万千瓦风电、光伏项目将完成并网,并继续申报国家大型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基地(下称“风光大基地”)第二批项目。

      能源项目是此轮基建投资的一大重点方向,中央要求加快推动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眼下,第一批风光大基地等项目正进入建设高峰期。

      2021年11月,第一批风光大基地项目清单涉及19个省份,总规模9705万千瓦,风电、光伏比例约为4:6,其中陕、甘、青、宁、新疆、内蒙古等西北六省份占比超六成,建设并网时点集中在2022年和2030年。截至2022年一季度,第一批项目开工约8400万千瓦。

      第二批项目业已启动。6月24日河北省已按照第二批风光大基地通知要求,完成了2022年度风光大基地项目公示,总规模为585万千瓦,其中风电60万千瓦,光伏525万千瓦,华能、华润、大唐三家发电集团分羹。

      2022年2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下发了《以戈壁、沙漠、荒漠为重点地区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方案》,总装机约4.55亿千瓦,预计2030年建成。风光大基地,是未来一段时期的投资主线。据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所长李琼慧预测,“十四五”期间,风光大基地规模超2亿千瓦,预计在所有新增新能源装机中占比超三分之一。

      近期,为落实稳住经济和“碳中和、碳达峰”要求,各央企、国企密集上马风电、光伏及配套煤电、储能、电网等项目。6月15日,大唐集团宣布开工64个项目,包括能源大基地和“风光水火储”项目等,总投资额近600亿元。其中包括陕西渭南、河北蔚县、广西红水河、湖南娄底等国家第一批风电光伏基地项目等,以及西部北部“风光火储”、内陆“风光储”、西南“风光水储”一体化等新能源和多能互补高效清洁煤电项目,总容量1100万千瓦。

      5月18日,国家能源集团宣布开工陆上新能源基地、海上风电、大型水电、煤电扩容升级和天然气发电等11个项目,总装机1238万千瓦,总投资861亿元。

      华能集团则称,预计2022年上半年新能源开工规模将超1500万千瓦,总投资将超900亿元。华能集团一名内部人士告诉财新,去年公司新能源新增并网、开工约1000万千瓦,今年预估翻番。“十四五”以来,公司新增核准备案项目突破5000万千瓦,但最终能落地多大规模,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上一轮大规模投资新能源基地是在2010年左右,甘肃、内蒙古等省份风电项目大干快上,号称打造“风电三峡”。“我们一定要汲取上一次教训。”李琼慧称,上一轮“风电三峡”建设,没有同步明确消纳市场空间,输电通道也未在当时的规划中明确,导致后续弃风问题突出。这一轮风光大基地建设,承载的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所以大基地不仅仅是规模,更在于风光的电量,关键在于消纳与经济性问题。

      6月1日,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的通知》,明确“十四五”期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倍,达到1.45万亿千瓦时左右;明确可再生能源消纳指标,要求到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提至33%左右,可再生能源电力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达18%。这是政策首次给出明确的中期消纳目标。

      从目前规划看,“十四五”风光大基地绝大部分以外送为主,而由于风光出力特性不能单独外送,解决消纳问题,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增加煤电、储能等灵活性资源,促进风光绿电消费、增加中东部对风光电量需求同时促进西部本地消纳都很关键。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研究员时璟丽认为,近期优选的方式是发挥煤电调节能力,包括存量煤电的灵活性改造和少量新增煤电项目,同时辅以各类储能设计。“近期量大面广的就是煤电,发挥煤电容量支撑作用,同时降低煤电电量的出力。”在宁夏重大项目中,即包括宁夏至湖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及配套的200万千瓦火电、1300万千瓦新能源大基地。

      按照此前对新能源项目开发管理的政策,风光大基地项目同样也分为保障性并网、市场化并网两类。时璟丽称,预计国家层面或优先将风光基地纳入保障性并网规模,但具体纳入方式和比例,各省有所不同。

      经济性是风光大基地能否长久发展的关键。西北电力设计院新能源工程公司设计总工程师李海认为,目前外送基地主要边界条件是落地电价不能超过受端的燃煤基准价,倒推过来,相当于送端低价上网,同时还要承担调峰煤电、储能等灵活调节成本。这对项目的经济性提出了较高要求。

      供应链成本也阻碍光伏项目落地进度,比如硅料价格就比年初上涨了大约两成,攀升至29万元/吨。时璟丽称,目前风机价格正持续下行,但光伏行业各产业链价格居高不下,同时上涨的还有储能成本,光伏即使不配置储能,也仅是基本达到平价上网水平。2022年一季度,电化学储能价格大幅上涨,如果叠加储能成本,光伏平价上网仍有一定困难。

      前述华能集团人士也称,解决方法只能是放缓项目推进,“要不然算不过来账,或者是寻求技术进步等途径来抵消上游供应链增加的成本”。

      特高压方面,分为存量和增量线路。存量上,政策要求提高利用率,新能源输送占比最低30%,增量线路可再生能源电量占比则不低于50%。6月2日,国家电网披露,2022年电网投资将达5000亿元以上,为历史最高水平,计划开工川渝主网架、张北—胜利、武汉—南昌、黄石特高压交流,金上—湖北、陇东—山东、宁夏—湖南、哈密—重庆特高压直流等八项特高压工程,同时开工一批500千伏及以下重点电网项目;南方电网也上调了2022年的投资计划,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超过1300亿元。

      特高压成本高、利用率低、送受端利益协调难等问题,历来受市场关注。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经济与电力市场研究所所长陈皓勇认为,电能利用应优先就地平衡,如果中东部加强新能源就地开发与利用,远距离传输需求就会越来越小,而且随着产业向西部转移,电力资源配置应重新优化设计,“特高压投资大幅增加,还会推高输配电价,进而提升全社会用电成本”。

      在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上,新出炉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规划强调了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大基地项目主要包括新疆、黄河上游、河西走廊、黄河几字弯、冀北、松辽、黄河下游新能源基地、海上风电基地集群、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等;分布式则主要集中于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油气矿区、公共建筑和厂房屋顶光伏等区域。

      如此大规模的风光跃进,可能面临土地方面的制约。中国电建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新能源工程院设计总工程师惠星提到,文件要求大基地项目单体建设规模不小于100万千瓦,相当于每个项目2万至3万亩土地,“这么大规模,即便在新疆、内蒙古的荒漠戈壁,也同样存在生态恢复的问题,而且有的保障性并网项目不一定具备荒漠戈壁条件,还需要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来降低单位面积新能源用地的指标”。

      因多年来风、光补贴历史拖欠问题,新能源开发企业现金流及投资能力受到较大影响。前述华能新能源人士称,公司投资来源约30%是自有资金,其余依靠贷款、发债等,“拖欠补贴目前得到部分解决,企业现金流有所改善;此外,现在项目投资收益率要求较此前8%有所放宽,约为6%左右”。

      为解决资金问题,今年5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在前期向中央发电企业拨付可再生能源补贴500亿元、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注资200亿元基础上,再拨付500亿元补贴资金;此外,5月底落地的《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中称,通过将新能源项目纳入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支持范围、首次将新能源公益性建设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支持范围等方式,筹措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所需资金。

      储气蓄水补短板   中国提出“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后,天然气作为过渡能源的重要性凸显,但中国在天然气储、运能力上仍有待提升。据中国石油分析,目前中国天然气管网密度为0.009公里/平方公里,分别仅为美国、欧洲的17.3%、39.1%,仍需加快建设,以促进能源调配、提升区域气化水平,因此资源调配型管道投资存在需求。

      世创能源咨询公司研究员车晓波认为,油气管网的增量空间主要在支线管道。业内把管道分为四类:一是国家基干管道,即跨省大型长输管道;二是国家支干线,主要是联络线、LNG(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外输管道等;三是跨地市的省级干线;四是省内支线。支线管道,即指大型长输管道之外的其余管道。

      在储气库方面,截至目前,中国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约在160亿立方米,占总消费量的5%左右,远低于全球平均12%、欧美发达国家16%至20%的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指出,中国储气库建设较之国际晚,原来规划的储气库调峰能力没有考虑到天然气给可再生能源发电调峰。“(储气库建设)必须加速。”他说。

      “储气能力建设动静很大。”一名接近国家管网LNG接收站的人士告诉财新,国家管网须在2026年前建设61亿立方米的LNG储罐,对应大约35个储罐,2022年已经启动;下一步还要建设大量地下储气库。

      不过,有多名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主干管网项目按规划推进,谈不上加速。目前能看到的项目包括西三线中段、西四线、西五线、中俄管道、川气二线等,由于未来资源将形成以就近供应为主的方式,其他国家级干线管网增量或有限。

      在储能系统中,最成熟、最具经济性的方式是抽水蓄能。郭焦锋指出,抽水蓄能可起到区域性的调峰作用,是防止拉闸限电等能源运行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在光伏发电投资加速后,装机容量必须有储能系统相匹配。当前东部地区发展了很多分布式光伏发电,也需要抽水蓄能来平衡电网供需。

      6月2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公开表示,发改委将组织地方和企业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动全国抽水蓄能电站开发建设,全力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和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水利水电是此轮基建投资的一大重点。2022年1月至5月,新开工10644个水利建设项目,投资规模4144亿元;已落实投资6061亿元,较2021年同期增长34.5%;完成投资3108亿元,较2021年同期增长54%。

      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6月17日表示,2022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完成要争取达到1万亿元,底线规模是8000亿元。而近五年间,中国水利投资规模维持在6000亿至7500亿元。

      整体而言,中国水利设施不足,蓄水和调水能力较弱。国盛证券报告显示,中国水利行业仍较为落后,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的库容系数(河流径流量与水库蓄水总量的比值)分别在0.9、0.66,而中国库容系数尚不足0.4。

      徐宾指出,2022年水利增量将源自防洪防灾和引水灌溉项目。过去两三年,中国遭遇郑州暴雨等较大洪灾,加上水资源分布不均,乡村振兴也需农田水利支撑,预计此后两年会有较大规模的水利投资加码。

      郭焦锋也称,完善农业灌溉与农业用水系统,涉及粮食安全,也可促进缺水地区的供水平衡。如近期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严重,可通过水利进行采灌平衡。

      至2022年6月中旬,中国在建最大引水工程——云南滇中引水工程已开挖438公里,较计划工期提前半年。该工程一期投资825.76亿元,于2018年10月开工,可将水量从金沙江干流引水至滇中地区,缓解云南中部缺水。

      一名水电行业人士告诉财新,他所在公司完成前期论证的两个水电站,核准速度在加快。2021年3月《长江保护法》出台之前,水电项目由省里核准;出台后,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上的大中型水电站须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部门核准,项目一度因为“不知道谁来审核”而耽搁,现已明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

      钱从哪里来?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据张斌统计,近五年在每年17万亿至18万亿元左右的基建投资盘子中,仅有2万亿至3万亿元来自民间资本投资。

      国盛证券梳理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投资事权下放地方政府,逐步建立起城投为主的基建投融资模式;2008年“4万亿”计划让城投平台公司大发展,隐性债务风险积累;2014年“43号文”规范城投、鼓励PPP(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和地方政府债券;2018年起,隐性债务监管持续高压,专项债成基建主要资金增量。

      发展至今,基建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预算资金(一般公共预算、包含专项债的政府性基金)、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自筹资金(包含专项债的政府性基金、城投债、非标及其他融资等),以及银行贷款。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守清认为,下一阶段基建投融资模式将主要是专项债、资源补偿或使用者付费PPP,以及REITs、ABS(资产证券化)、产权交易等盘活存量资产的方式。过去中国PPP项目中主要由政府付费或补贴,未来PPP项目空间在于做使用者付费以及资源补偿的PPP项目,即由地方政府给予政策、税收、土地、矿产等资源补贴投资者,但这比较考验社会资本的复合型能力。

      在王守清看来,经过疫情几番冲击,地方财政已然艰难,社会资本不容易撬动,如果仅考虑当前刺激经济,最快且有效办法还是动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用,由政府发行地方债、专项债,甚至特别国债,先渡过眼下难关。但要特别注意项目的选择,避免无效投资和不可持续项目。

      投资回报率不高的基建项目向来筹资难,公益性强的民生工程更难。比如免费的农村公路几乎不可能吸引社会投资。“我们省没有收益的农村公路基本来自财政,由省、市、县统筹出资。”一名熟悉浙江省交通投资情况的人士告诉财新。

      当下土地出让收入减少,一般公共预算亏空较大,还得从土地出让收入里面调一部分去保运转。“剩下搞基建的钱肯定少很多。”张燎称,2021年7月起,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开始大幅下滑,2022年前五个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合计1.86万亿元,同比下滑近三成。

      专项债成基建资金的重要来源。但据财新了解,当下不少咨询公司业务已改为替地方政府编制专项债项目方案,专项债发行快、时间短,审核难免松懈,发行文件质量堪忧。

      王守清提醒,专项债由地方政府上报项目,再由省级地方政府统借统还,“以后地方政府还不上怎么办?”他称,个别地市级政府还不上还有省政府负责;但如省级政府也还不上就麻烦了,故省政府要考虑省内总体平衡。

      张燎则指出,专项债额度逐年增加,项目要求收支平衡,对行业有限制,要求地方配资本金,后续还有审计跟进,会有越来越多的省份、地市的专项债找不到合格项目,3.5万亿元专项债或面临结构性投放困难问题。“这些年形成的去杠杆、防风险、各种红线,其实给地方政府这个‘孙猴子’念了很多‘紧箍咒’,可腾挪空间实际已经很小了。”他说。

      国家在大力推动基建行业发展的同时,还强调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不能新增地方隐性债务。财政部在5月18日问责通报了八个地方城市的新增隐性债务案例。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重提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增量。但2022年前五个月银行贷款同比减少13.8%,企业层面仍普遍感到融资难。前述山东铁路投资人士就对财新称,他感受到的贷款政策环境暂无明显变化。“现在跟银行沟通,他们对合法合规的基建项目融资是支持的,银行也缺优质资产,但对合规审核越来越严格,没有任何放松。”上海隧道股份( 600820.SH )财务资金部经理张天舟5月也如此公开称。

      5月底,国务院调增了政策性银行8000亿元信贷额度,新增贷款主要投向基建领域。同时,国务院33项稳经济措施中也提出,支持中国铁路集团发行3000亿元铁路建设债券。6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提出,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筹资3000亿元,用于补充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不超过全部资本金的50%),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

      张燎认为,2008年中国GDP总规模为30万亿元,“4万亿”投资刺激显得“很猛烈”;但现在中国GDP规模约在115万亿元,几万亿元投资刺激再叠加杠杆,才可能推动基建较快增长,进而稳住经济。

      基建项目投资体量较大,很多地方政府仍希望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去寻找一些合适的社会资本方进行项目投融资、施工建设和后期运营。推进PPP、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是近期政策常提的拉动民间投资增长方式。

      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自2014年开始力推PPP,但发展初期较为激进,导致这一模式被简化、异化,名股实债问题严重。2017年下半年起,监管层开始对PPP“踩刹车”,加之资管新规实施,金融机构对PPP项目热情骤减。

      王守清认为,2019年以来,财政部对专项债与PPP项目的结合,态度有些摇摆,没有非常明确的政策;近年不同部委、省际、相关方之间对PPP项目的认知也存分歧。由于审计原因,2021年,西部省份部分央企参与的PPP项目被认定存在隐性债务风险被要求整改。国资委现在对央企考核时,投资损失在500万元以上须终身问责;同时,央企受制于负债率考核、自有资本金紧张,央企高管现在对地方财力不足的PPP项目整体持更谨慎的态度。上述熟悉浙江交通投资的人士向财新指出,PPP模式的主要逻辑是预先借支,类似于“寅吃卯粮”,当前符合PPP条件的项目并不多,该模式未来发挥作用或有限。

      公募基础设施REITs,或为融资新路径。目前有13个公募REITs项目上市,有现金流回报的高速公路项目就有5个。张燎指出,REITs底层逻辑是再融资和提高资产流动性——即用更便宜的资金,置换出原来更贵的债务结构与融资结构,以及将未来现金流部分提前兑现。但REITs综合交易成本不一定比银行长期贷款便宜,这在选择REITs底层资产,考察资产相关既有债务成本、期限与担保时需特别关注。但徐宾比较看好REITs发展。他认为,盘活存量基础设施资产方法有三:股市、债市或REITs。REITs作为介于股、债的产品,可为基建提供比较健康且可持续的增量资金。如PPP即可通过REITs退出,募集所得资金可继续再投到新的项目上,打通资金通道。要提高回报率,也可允许拉长回报周期。

      竺稼则指出,基建要提前修建,但消费能力在后,投资回报周期长;且部分基建行业存在自然或行政垄断情况,价格受监管。相比电网、5G等行业,市场化资金可参与应用场景分散的工业互联网、分布式发电等领域,像充电桩运营等部分细分领域,也能满足私募股权投资五到七年的投资周期。

      “难就难在没有效益的项目。”金永祥说,社会资本进入的前提是能赚钱,基础设施存量资产体量很大、存在使用价值,但问题在于如何通过推进改革,使这些资产具有投资价值,增加现金流。比如通过费价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理顺自来水、燃气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财政资源仅补贴弱势群体,大部分人则按成本付费;再如,抽水蓄能发电的经济性,还要看电价市场化改革的进展。

  10. Ap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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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发布第六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第二部分的前一天,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线上会议出现了让人吃惊的一幕。  2022年2月27日IPCC举办的一次线上闭门会议上,代表俄方参会的俄罗斯政府代表团团长阿尼西莫夫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致歉。据多名与会者透露,阿尼西莫夫用俄语向参会的数百名各国政府官员和气候专家表示:“让我代表所有未能阻止这场冲突的俄罗斯人表示道歉。所有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都找不到对乌克兰进行这种攻击的任何理由。”  阿尼西莫夫是一名来自圣彼得堡国家水文研究所的科学家,主要研究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他在事后接受采访时称,自己在闭门会议上的发言“仅表达了我的个人意见和态度”。  乌克兰代表团的克拉科夫斯卡在发言中指出:“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和对乌克兰的战争有着相同的根源——化石燃料,以及我们对它们的依赖。”她还动情地表示,只要有互联网,只要没有炸弹落在头上,她和乌克兰的同事们就会继续为制定和发布这份联合国气候报告而工作。  俄乌冲突已持续一个多月,给普通民众带来了巨大灾难。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已有超过1000万民众因冲突而被迫流离失所,占战前乌克兰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战争这只“黑天鹅”飞翔的同时,气候变化的“灰犀牛”早已步步踏来,给地球生态和人类社会带来全面威胁。  2月28日IPCC发布的第六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第二部分,名为《气候变化2022:影响、适应和脆弱性》(下称《报告》),这是IPCC首次在报告中描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和行动的紧迫性。“累积的科学证据是明确的: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福祉和地球健康的威胁。”  《报告》的“决策者摘要”写道:“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将错过一个短暂而迅速关闭的机会窗口,关乎确保所有人都有一个宜居和可持续的未来。”  《报告》包括18个章节和7个跨章节文件,引用了超过3.4万篇科学论文,由67个国家的270名作者共同撰写,此外还有675名供稿作者。《报告》全面介绍了各大洲、各生态系统以及人类基本福祉等面临的气候威胁。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主任、《报告》第十章主要作者协调人(CLA)罗勇向财新表示,气候变化对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已经造成了广泛的不利影响,也造成了相关的损失和损害,“这次报告确认气候变化已经超过了自然气候的变化范围”。他说,“2040年以后,根据全球变暖的程度,气候变化将导致自然和人类系统面临诸多风险。我们作者也统计了一下,大概有127个已经确定的关键风险。”  在梳理气候威胁前,需要结合2021年8月发布的IPCC第六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第一部分《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重温以下确定结论:与工业化前时期(1850—1900年)相比,全球表面温度升高了1.09℃,在极低到极高排放的五条未来路径中,即便是极低排放的SSP1—1.9,全球升温也将在21世纪30年代达到并超过1.5℃;《报告》认为,根据目前的各国政府政策,到2100年,碳排放将导致气温上升约2.6—2.7℃。如果政府加强这些政策,以履行近期减排的承诺,气温将上升约2.3—2.4℃。(详见本刊2021年第36期《联合国最新气候报告回答了哪些问题?》)  1.5℃和2℃是《巴黎协定》提出的两大温升目标,在此条件下已会产生许多不可逆转的后果,比如温升超过1.5℃的情况下,世界上大多数珊瑚礁将因为更频繁的白化而开始减少。因此,许多前提条件是“温升1.5℃”或“温升2℃”的气候影响结论,已经不单是对未来的预测,而是全球将会面对的现实。  自第三份评估报告开始,IPCC就用一种被称为“燃烧余烬图”的方法,来直观地展示不同系统因温升提高而从低风险到高风险的转变。这种图示里,横坐标是不同的系统,纵坐标则是温升的数字,白色代表检测不到的风险,黄色是中风险,红色是高风险,紫色是极高风险——每一根条形图都像一条正在燃烧的纸条,温升越高,我们的世界就越处在燃烧的火焰之中。物种灭绝风险  在地球历史上,曾经有过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最广为人知的是白垩纪末期的“恐龙大灭绝”。一般认为其成因是一次巨大的陨石撞击,导致当时的地球霸主——恐龙销声匿迹。  但“恐龙大灭绝”的灭绝程度在地球历史上只排第四,排第一的是发生在约2.5亿年前二叠纪末期的大灭绝,当时许多生物门类整个消失,据估计有81%的海洋生物物种和约89%的陆地生物物种在6万年内灭绝。  除了陨石撞击,导致生物大灭绝的原因还有火山爆发、冰河时代,也有可燃冰融化放出大量甲烷。虽然不一而足,但都是自然过程。现在,科学界越来越相信,地球已经身处“第六次大灭绝”之中,而始作俑者正是人类。  IPCC目前将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提升至“毫无疑问”的级别:自1850—1900年以来,人类引起的全球地表总温度升高的可能范围为0.8℃—1.3℃,最佳估计值为1.07℃。而《报告》则强调,气候变化已经让一些物种灭绝,并可能使更多物种灭绝,“导致气候变化的人类活动正在加速这一过程”。  《报告》用“普遍存在”来形容目前全球发生的物种灭绝。对976种动植物的分析显示,47%的物种因气候变化在局部地区灭绝。另一篇被《报告》引用、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对全球538个物种的分析显示,有44%的物种已在局部地区灭绝。  上述论文指出,物种在容忍温度上升的过程中有其限度,如果温升超过0.5℃,研究所分析的一半物种将面临局部灭绝;温升超过2.9℃,有95%的物种都将局部灭绝。“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如果遵循《巴黎协定》来应对气候变化,到2070年地球可能有不到20%的物种灭绝。”论文作者之一、亚利桑那大学教授John Wiens表示:“如果温升更高,就可能有超过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动植物消失。”  随着温升的提高,更多的物种将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变成离灭绝仅差一步的“极度濒危”,而且不可逆转——如果全球升温1.5℃,预计9%(最多14%)的物种将极度濒危;升温2℃,这一数字将变为10%(最多18%);升温3℃,变为12%(最多29%);升温4℃,变为13%(最多39%)。即便是1.5℃的最好结果,物种灭绝速度也是自然状况下的1000倍。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世界上最严重的物种大灭绝时期,物种流失度是自然状况下的100到1000倍。两栖动物和哺乳动物差不多消失了58%。我们永远失去了这些物种。”英国野生动物保护专家Terry Townshend曾对财新表示。  在这些永远失去的物种里,有三个被《报告》确定“凶手”就是气候变化:位于澳大利亚的狐猴环尾负鼠,其白色亚种在高温下非常脆弱,已经在2005年的热浪后消失;金扁蟾,曾大量存在于哥斯达黎加一片狭小的热带雨林,自1989年后再没被发现;澳大利亚大堡礁的一块沙洲上生活的珊瑚裸尾鼠,于2016年被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宣布灭绝。  1845年,英国海员在大堡礁北部的珊瑚礁上,发现了一种棕色皮毛的老鼠,体型较大,被形容为长着白种人特有的“罗马鼻”,尾巴末端长着粗糙的鳞片,只生活在一块面积仅15亩大的沙洲上。它被命名为“珊瑚裸尾鼠”,是珊瑚礁特有的一种哺乳动物。2009年之后,珊瑚裸尾鼠再也没有出现,2016年正式被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宣布灭绝。昆士兰州表示:“这可能是有记录以来首次哺乳动物因人为气候变化而灭绝。”珊瑚裸尾鼠2016年正式被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宣布灭绝。昆士兰州表示,这可能是有记录以来首次哺乳动物因人为气候变化而灭绝。  这一消息曾在动物保护圈引起哀鸣。据昆士兰州政府的公告,珊瑚裸尾鼠的灭绝要归因于气候变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海水淹没珊瑚礁,直接导致珊瑚裸尾鼠个体死亡的同时,也减少了它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物种灭绝。  正如珊瑚裸尾鼠被海平面上升所“淹没”,全世界的物种都面临被气候风险上升而“淹没”的悲剧。在陆地中,随着气候变暖,物种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向更高纬度或海拔高度“上移”,迫使它们随之迁移。《报告》称,全球范围内有20年以上长期记录的物种中,将近50%的物种向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转移,三分之二的物种春季物候提前。简而言之,动植物们纷纷逃向山顶,“山区可能成为一些来自低海拔地区物种的避难所”。  在海洋,生物们则靠近南北极避难。《报告》显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洋群落向南北极移动,平均每十年移动将近60公里,随之而来的是海水变暖酸化造成的生物数量减少、物种灭绝和食物链的重新排列。  适宜的生存资源变少,物种灭绝的风险可想而知。或许有一部分物种可以适应这些气候变化,在物竞天择的斗争中保证自我的繁殖和扩散,但不会占据多数。“我们可能看到行为的变化、向新地区的扩散,以及基因进化。但这些变化很小,适应也很有限,无法适应的物种将完全消失。”《报告》称,“例如,北极海冰正在融化,可能在一个世纪内的夏季消失。这意味着生活在海冰上的动物可能灭绝,比如北极熊、一些海豹和海狮。”  《报告》警告说,生物多样性是地球所有生命的基础,具有重要的价值,如果生物多样性的重点地区消失,意味着提供野生和养殖食物、药物及其他材料的物种和栖息地消失,也意味着气候调节、授粉和水质净化等功能消失。“所有的这些,都维持着我们所依赖的生态系统。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在自然条件下拥有繁荣的生物多样性,更能抵御起源于自然或人类的干扰。”冲击人类基本福祉  在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被撼动的同时,气候变化也正在冲击许多人类习以为常的基本福祉:足够的饮用水、营养充足的食物、良好的居住条件、免于疾病的权利。  水安全首当其冲。一方面,气候变化导致水文循环加速,让水安全变得更加脆弱,既面临总体水资源的短缺,也有水质变差、地下水的盐碱化等问题。目前,全球约40亿人每年遭遇至少一个月的严重水资源短缺。如果温度上升2℃—4℃,预计将有30亿—40亿人面临物理性缺水;另一方面,洪水和干旱将更加频繁,更加反常,也造成更大的损失。1970年—2019年的全球灾害中,34%的人员死亡和干旱有关,31%的经济损失与洪水有关。如果温度上升1.5℃—2℃,洪水造成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将增加1.2—1.8倍。  作为绝对的用水大户,种植业直接受到水安全问题影响。《报告》称,1981年—2010年,降水量的变化导致世界主要粮食作物减产,其中玉米减产4.1%,大豆减产4.5%,水稻和小米均减产1.8%。1983年—2009年,全球约四分之三的收获面积(约4.54亿公顷)经历了气象干旱导致的产量损失,累计经济损失1660亿美元。而洪水和干旱的反常与频发,也将影响主要种植作物的面积和产量,到本世纪末,玉米等雨养作物的产量预计将下降20%—33%。  气候变化还影响畜牧业和渔业。如果温度上升2℃,到2050年全球牲畜数量预计下降7%—10%。能被捕捞的渔业物种将会减少,能够人工养殖的栖息地也将缩小。1930年—2010年,全球海洋变暖,几种海洋鱼类种群的最大可持续产量下降了4%。在能实现2℃温升目标的RCP2.6情景下,2100年的全球海洋动物生物质相比1970年将下降5%,在高排放的RCP8.5情景下将下降17%。  “气候变暖正在阻碍实现联合国‘零饥饿’和‘人人有水’的目标,越来越多的气候极端事件使数百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康奈尔大学农业和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报告》第五章主要作者协调人Rachel Bezner Kerr说:“我们的评估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减缓农业生产力的增长。还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带来的预计风险(如干旱、洪水和热浪)会导致粮食生产突然损失,并限制人类获得多样化和营养丰富的食物。”  疾病风险也在上升。《报告》“非常高信度”地确定,气候变化正导致多个区域出现越来越多的不良健康结果,包括传染病和非传染病,“净影响在所有地方基本都是负面的”。  疾病来自许多方面:第一,气候变化将导致虫媒传染病更易传播,比较明显的是蚊子传播的疟疾、伊蚊传播的登革热、黑腿蜱虫传播的莱姆病。人们发现,疟疾在向高海拔地区传染,登革热和莱姆病发病均有增加,这些都与气候变化显著正相关;第二,高温、强降水和洪水增加了受影响地区的霍乱和其他肠胃疾病,既导致沙门氏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增加,也导致水传播疾病增加;第三,人类越来越暴露在高温下,慢性呼吸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增加,也助长精神疾病。  几种因素叠加之下,人类的居住环境正在恶化。目前,约有16亿—33亿人生活在高度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有15亿—25亿人生活在缺水地区,20亿人经历着中度或严重的食物短缺,8.96亿人直接暴露在气候和非气候叠加影响的沿海灾害之下。到2050年,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气候变化——如果气候变化得不到缓解,所有数字都将持续提高。  和普通的动植物一样,人类也在“用脚投票”,逃离家园成为气候移民。大多数移民发生在国界以内,自2008年起,平均每年有2000万人因极端天气事件在国内流离失所,他们主要的移民方向是从农村到城市,也有向富裕国家的国际移民。  中南美洲是全球城市化率第二高的地区,高达81%,仅次于公认最发达的北美。《报告》指出,在中南美,移民很常见,干旱、暴雨、飓风等导致山体滑坡和洪水的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扩大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规模。与此逻辑类似,仅2015年—2020年,全球城市人口增长超过3.97亿,其中90%以上发生在欠发达地区 。  那么,城市就安全吗?《报告》的结论是:“在所有城市里,人和资产面临的气候变化相关灾害风险均有所增加。”首先,城市“热岛效应”会使大城市更暖,中纬度地区的城市,尤其面临气温上升的风险,到 2050年,在所有排放情景下,其热应激水平可能是农村环境的2倍;其次,大部分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区,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将导致更大的洪水,比如在亚洲,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和约9.32亿的城市居民生活在洪水高风险地区;最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遗留基础设施在设计时未考虑气候风险,无法避免热应激和洪水带来的伤害。  《报告》第四个跨章节中,IPCC首次将地中海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估。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地中海地区居民约5亿人,城市化水平高,基础设施发达,是最繁忙的航线之一。更重要的是,该地区的地表温度相比工业化前已提高了1.5℃。从这个意义上讲,地中海就是一个正在经历“全球未来”的气候样本,可以从中一窥人类基本福祉将受到的冲击。  1993年—2012年,地中海地区海平面每年上涨2.4毫米,远超20世纪的平均值1.4毫米,其37%的沿海地区、4200万居民处于海岸侵蚀和洪水的中高风险之下,49处世界文化遗产中有37处可能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在气候模型中,地中海地区的变暖速度约比全球平均水平高20%。该地区如今已经有1.8亿人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大量城市居民暴露在高温热浪下,农业对灌溉用水的需求不断增长;此外,地中海沿岸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移民地区,自2014年已经有超过2万人死亡,气候变化据信是地中海地区产生移民的原因之一。  “有一整章专门讨论了对地中海的影响,这确实令人震惊。气候危机的后果可能严重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的基础,首先是农业和旅游业,并影响到每个人。”世界自然基金会意大利分部气候和能源负责人玛丽亚格拉齐亚·米杜拉说,“这必须立即改变。”不平等放大器  米杜拉的紧迫感,可能来自意大利所处的南欧地理位置。南欧是欧洲受到气候变化冲击最强的地区,而且承受了不平等的气候待遇:在温升不超过2℃的情况下,南欧将出现缺水,从而限制农业的灌溉,玉米等作物的产量将遭到损失;相形之下,北欧的小麦产量反而会增加。  “气候变暖和干旱对南欧的影响最为强烈,气候变化带来的直接机会主要出现在北欧。”《报告》表示,“这会加剧整个欧洲现有的不平等。”  确实,气候变化是一个“不平等放大器”,它既给不同地区带来好坏不一的影响,又对更脆弱的人群施加更大的伤害。目前,约有33亿人生活在高度脆弱或极高脆弱的地区,约18亿人生活在低度脆弱或极低脆弱的地区,两者面对气候变化的风险相去甚远。过去十年的统计发现,生活在极高脆弱地区的人死于风暴、干旱或洪水的可能性,是生活在极低脆弱地区人的15倍——前者主要包括莫桑比克、索马里、尼日利亚、阿富汗和海地,后者则主要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瑞典。换言之,更脆弱的是穷人和穷国。  “气候变化不会平等地影响世界各地的人和环境,适应能力最差的往往是最贫穷的人。”英国约克大学环境与发展学院教授、《报告》第八章主要作者Lindsay Stringer说。  非洲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少的地区之一,但已经受到气候变化广泛的损失和破坏,而且异常脆弱。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有55%—6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95%的农田收获靠降雨,玉米和小麦产量由于气候变化平均分别下降了5.8%和2.3%,未来任何一年都将有270万人因洪水流离失所,是1990年以来全球惟一一个洪水死亡率上升的地区。《报告》表示,自1991年以来,非洲国家的人均GDP比没有发生人为变暖的情况下平均低13.6%,“平均气温升高和降雨量减少将进一步降低非洲的经济产出和增长,负面影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大”。  另一个我们熟知的贫穷地区拉丁美洲也面临同样处境。《报告》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拉美贫困人口从2018年的1.82亿上升到2.09亿,极端贫困人口从6300万上升到7800万,更容易受到气候冲击,农业预计减产,传染病风险增加,社区陷入贫困陷阱。举例来说,相比1950—1954年,2016—2021年登革热传播的潜力增加了17%—80%;如果不采取严格的减排措施,气候模型预测,到2050年,作为粮食出口地区大洲,拉美部分地区的粮食产量反而将低于其人口需求。  对于海洋中的一些岛国,气候变化更直接威胁它们的生存,一场热带气旋就是灭顶之灾。2015年的热带气旋“帕姆”给瓦努阿图造成了GDP占比64.1%的损失;2017年的热带气旋“玛利亚”摧毁了多米尼克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损失超过当年GDP的225%。  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岛国基里巴斯前总统阿诺特·汤表示,基里巴斯人民为世界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的后果而埋单,“我看过基里巴斯人用珊瑚建造防波堤,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建材可用;也看到他们的房屋被海水冲走,而没有其他房屋可栖身”。  最贫困的人口首先受到严重冲击,但他们却是碳排放最少的群体,这种不平等带来的资金需求是历次气候谈判中不变的主题。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以帮助后者应对气候变化;2015年《巴黎协定》进一步明确到2025年都将保持这一资金规模。  但到2021年11月召开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围绕“1000亿美元”各国再次讨价还价。最后的谈判成果是,资金需要“显著增加”至超越每年1000亿美元,发达国家继续现有义务至2025年,并于2024年完成2025年后新资金量化目标的成果。据经合组织(OECD)2021年9月的数据,2019年发达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仅796亿美元,增长缓慢。  因此,《报告》在“决策者摘要”里强调,气候融资“不足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联合国气候谈判最不发达国家联盟(LDCs)主席马德琳·迪乌夫·萨尔称,自己“怀着极大的恐惧和悲伤”阅读《报告》。“气候变化引发毁灭性的损失和破坏,且很不公平地给弱势群体带来更大冲击。”他说,“这份报告显示,缺乏可获得的资金支持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障碍之一。”适应与气候可恢复力  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战略分别是减缓(mitigation)和适应(adaptation)。长期以来,减缓一直处于舆论舞台中央,适应工作则进展缓慢,《巴黎协定》设立的全球适应目标要求一直未曾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王谋对财新表示,气候适应工作推进缓慢的原因之一,是适应的影响局限在每个国家内部,与经济建设和发展更相关,因此发达国家对此的关注较小,不同的地区也面临不同的适应问题,难以确定全球目标。  IPCC也在提高适应的重要性。2007年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时,适应的内容仅有一章;2014年的第五次评估报告,适应已经占据了四章的篇幅;而本次《报告》中,适应几乎出现在每一个章节,是贯穿全文的主线之一。  “适应主要通过调整现有系统来减少气候风险和脆弱性。”《报告》决策者摘要写道,“适应可以产生多个额外好处,对农业生产力、创新、健康和福祉、粮食安全、生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都有改善的作用,还能减少风险和损害。”  “我们可以适应气候变化,但适应是具有一定极限的。只是依靠适应,不能完全地应对气候变化。”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报告》第四章“水”主要作者刘俊国向财新介绍,约60%的适应措施是为了应对与水相关的灾害,包括灌溉、雨水收集等。  从《报告》来看,适应的措施也确实集中在农业上应对干旱、洪水和降雨的行为,比如半干旱地区进行农业灌溉,以及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比如修建防洪堤坝,“大多数适应措施都是零散的、小规模的、渐进的,对当前的影响和短期风险做出反应”。  或许正因如此,《报告》在决策者摘要中用很长的篇幅探讨“适应限制”的问题,它将“适应限制”分为软限制和硬限制,以人类能否克服来进行区分: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修建防洪堤坝,这是人类可以克服的,属于软限制;海平面上升到防洪堤坝无法防御的高度,这是自然行为,人类无能为力,属于硬限制。软限制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既可能因为条件改善而被克服,也可能因为气候恶化而变成硬限制。  《报告》鼓励尝试“转型适应”,即改变系统基本属性的适应,尽力克服软限制并防止它变为硬限制,但《报告》里一幅全世界各地区不同系统的示意图中,显示没有一个地区达到了较高的“转型适应”效果。  令人痛心的是,“适应不良”的情况已经开始显现,当适应关注单一部门、单一风险或优先考虑短期收益时,就会出现负面效果。“这次专门评估了不良适应——适应的目的意愿是好的,但其实可能会造成情况更糟的结果。”罗勇说。  《报告》引用了一项发表于2019年的论文,分析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农民在大规模灌溉农业中出现的“适应不良”。结论称,大型灌溉掩盖了长期环境变化的影响,并淡化了替代发展和适应选项,而在气候变化和市场波动的背景下,它的效益是不均衡的,影响了农民的脆弱性,加深了现有的土地和水资源不平等。“我们认为,农业公共政策应该避免补贴和支持大规模灌溉,而应该专注于支持规模更小、更加多样化的农业系统。”  刘俊国介绍,《报告》决策者摘要第一节是总体的介绍,第二节是观测和预测的气候变化影响,第三节讲的是气候变化的应对,即适应和减缓,其中减缓会留给第六份评估报告的第三部分专门讲,所以这里只涉及了适应,第四节就是IPCC给出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叫climate resilience development(CRD),翻译成中文是‘气候可恢复力的发展’”。  气候可恢复力之前又被翻译成“气候韧性”,就是承受住可能发生的气候灾害并从中迅速恢复的能力。CRD是将气候适应措施及其有利条件与气候减缓措施相结合,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报告》的评估显示,过去和现在的发展趋势并未对此有促进作用,未来全球CRD行动比以前评估的更为紧迫,如果目前温室气体排放量不迅速下降,特别是如果短期内全球变暖超过1.5℃,CRD的前景将越来越有限。“CRD路径将是多个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行为者的许多决定和行动的结果。”刘俊国说。  “这份最新报告正是让我们清醒面对现实的重要提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前执行秘书长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说,“科学研究结论和解决方案都很明确。塑造怎样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自己。”

      发布第六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第二部分的前一天,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线上会议出现了让人吃惊的一幕。

      2022年2月27日IPCC举办的一次线上闭门会议上,代表俄方参会的俄罗斯政府代表团团长阿尼西莫夫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致歉。据多名与会者透露,阿尼西莫夫用俄语向参会的数百名各国政府官员和气候专家表示:“让我代表所有未能阻止这场冲突的俄罗斯人表示道歉。所有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都找不到对乌克兰进行这种攻击的任何理由。”

      阿尼西莫夫是一名来自圣彼得堡国家水文研究所的科学家,主要研究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他在事后接受采访时称,自己在闭门会议上的发言“仅表达了我的个人意见和态度”。

      乌克兰代表团的克拉科夫斯卡在发言中指出:“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和对乌克兰的战争有着相同的根源——化石燃料,以及我们对它们的依赖。”她还动情地表示,只要有互联网,只要没有炸弹落在头上,她和乌克兰的同事们就会继续为制定和发布这份联合国气候报告而工作。

      俄乌冲突已持续一个多月,给普通民众带来了巨大灾难。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已有超过1000万民众因冲突而被迫流离失所,占战前乌克兰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战争这只“黑天鹅”飞翔的同时,气候变化的“灰犀牛”早已步步踏来,给地球生态和人类社会带来全面威胁。

      2月28日IPCC发布的第六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第二部分,名为《气候变化2022:影响、适应和脆弱性》(下称《报告》),这是IPCC首次在报告中描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和行动的紧迫性。“累积的科学证据是明确的: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福祉和地球健康的威胁。”

      《报告》的“决策者摘要”写道:“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将错过一个短暂而迅速关闭的机会窗口,关乎确保所有人都有一个宜居和可持续的未来。”

      《报告》包括18个章节和7个跨章节文件,引用了超过3.4万篇科学论文,由67个国家的270名作者共同撰写,此外还有675名供稿作者。《报告》全面介绍了各大洲、各生态系统以及人类基本福祉等面临的气候威胁。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主任、《报告》第十章主要作者协调人(CLA)罗勇向财新表示,气候变化对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已经造成了广泛的不利影响,也造成了相关的损失和损害,“这次报告确认气候变化已经超过了自然气候的变化范围”。他说,“2040年以后,根据全球变暖的程度,气候变化将导致自然和人类系统面临诸多风险。我们作者也统计了一下,大概有127个已经确定的关键风险。”

      在梳理气候威胁前,需要结合2021年8月发布的IPCC第六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第一部分《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重温以下确定结论:与工业化前时期(1850—1900年)相比,全球表面温度升高了1.09℃,在极低到极高排放的五条未来路径中,即便是极低排放的SSP1—1.9,全球升温也将在21世纪30年代达到并超过1.5℃;《报告》认为,根据目前的各国政府政策,到2100年,碳排放将导致气温上升约2.6—2.7℃。如果政府加强这些政策,以履行近期减排的承诺,气温将上升约2.3—2.4℃。(详见本刊2021年第36期《联合国最新气候报告回答了哪些问题?》)

      1.5℃和2℃是《巴黎协定》提出的两大温升目标,在此条件下已会产生许多不可逆转的后果,比如温升超过1.5℃的情况下,世界上大多数珊瑚礁将因为更频繁的白化而开始减少。因此,许多前提条件是“温升1.5℃”或“温升2℃”的气候影响结论,已经不单是对未来的预测,而是全球将会面对的现实。

      自第三份评估报告开始,IPCC就用一种被称为“燃烧余烬图”的方法,来直观地展示不同系统因温升提高而从低风险到高风险的转变。这种图示里,横坐标是不同的系统,纵坐标则是温升的数字,白色代表检测不到的风险,黄色是中风险,红色是高风险,紫色是极高风险——每一根条形图都像一条正在燃烧的纸条,温升越高,我们的世界就越处在燃烧的火焰之中。

      物种灭绝风险   在地球历史上,曾经有过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最广为人知的是白垩纪末期的“恐龙大灭绝”。一般认为其成因是一次巨大的陨石撞击,导致当时的地球霸主——恐龙销声匿迹。

      但“恐龙大灭绝”的灭绝程度在地球历史上只排第四,排第一的是发生在约2.5亿年前二叠纪末期的大灭绝,当时许多生物门类整个消失,据估计有81%的海洋生物物种和约89%的陆地生物物种在6万年内灭绝。

      除了陨石撞击,导致生物大灭绝的原因还有火山爆发、冰河时代,也有可燃冰融化放出大量甲烷。虽然不一而足,但都是自然过程。现在,科学界越来越相信,地球已经身处“第六次大灭绝”之中,而始作俑者正是人类。

      IPCC目前将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提升至“毫无疑问”的级别:自1850—1900年以来,人类引起的全球地表总温度升高的可能范围为0.8℃—1.3℃,最佳估计值为1.07℃。而《报告》则强调,气候变化已经让一些物种灭绝,并可能使更多物种灭绝,“导致气候变化的人类活动正在加速这一过程”。

      《报告》用“普遍存在”来形容目前全球发生的物种灭绝。对976种动植物的分析显示,47%的物种因气候变化在局部地区灭绝。另一篇被《报告》引用、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对全球538个物种的分析显示,有44%的物种已在局部地区灭绝。

      上述论文指出,物种在容忍温度上升的过程中有其限度,如果温升超过0.5℃,研究所分析的一半物种将面临局部灭绝;温升超过2.9℃,有95%的物种都将局部灭绝。“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如果遵循《巴黎协定》来应对气候变化,到2070年地球可能有不到20%的物种灭绝。”论文作者之一、亚利桑那大学教授John Wiens表示:“如果温升更高,就可能有超过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动植物消失。”

      随着温升的提高,更多的物种将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变成离灭绝仅差一步的“极度濒危”,而且不可逆转——如果全球升温1.5℃,预计9%(最多14%)的物种将极度濒危;升温2℃,这一数字将变为10%(最多18%);升温3℃,变为12%(最多29%);升温4℃,变为13%(最多39%)。即便是1.5℃的最好结果,物种灭绝速度也是自然状况下的1000倍。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世界上最严重的物种大灭绝时期,物种流失度是自然状况下的100到1000倍。两栖动物和哺乳动物差不多消失了58%。我们永远失去了这些物种。”英国野生动物保护专家Terry Townshend曾对财新表示。

      在这些永远失去的物种里,有三个被《报告》确定“凶手”就是气候变化:位于澳大利亚的狐猴环尾负鼠,其白色亚种在高温下非常脆弱,已经在2005年的热浪后消失;金扁蟾,曾大量存在于哥斯达黎加一片狭小的热带雨林,自1989年后再没被发现;澳大利亚大堡礁的一块沙洲上生活的珊瑚裸尾鼠,于2016年被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宣布灭绝。

      1845年,英国海员在大堡礁北部的珊瑚礁上,发现了一种棕色皮毛的老鼠,体型较大,被形容为长着白种人特有的“罗马鼻”,尾巴末端长着粗糙的鳞片,只生活在一块面积仅15亩大的沙洲上。它被命名为“珊瑚裸尾鼠”,是珊瑚礁特有的一种哺乳动物。2009年之后,珊瑚裸尾鼠再也没有出现,2016年正式被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宣布灭绝。昆士兰州表示:“这可能是有记录以来首次哺乳动物因人为气候变化而灭绝。”

      珊瑚裸尾鼠2016年正式被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宣布灭绝。昆士兰州表示,这可能是有记录以来首次哺乳动物因人为气候变化而灭绝。   这一消息曾在动物保护圈引起哀鸣。据昆士兰州政府的公告,珊瑚裸尾鼠的灭绝要归因于气候变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海水淹没珊瑚礁,直接导致珊瑚裸尾鼠个体死亡的同时,也减少了它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物种灭绝。

      正如珊瑚裸尾鼠被海平面上升所“淹没”,全世界的物种都面临被气候风险上升而“淹没”的悲剧。在陆地中,随着气候变暖,物种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向更高纬度或海拔高度“上移”,迫使它们随之迁移。《报告》称,全球范围内有20年以上长期记录的物种中,将近50%的物种向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转移,三分之二的物种春季物候提前。简而言之,动植物们纷纷逃向山顶,“山区可能成为一些来自低海拔地区物种的避难所”。

      在海洋,生物们则靠近南北极避难。《报告》显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洋群落向南北极移动,平均每十年移动将近60公里,随之而来的是海水变暖酸化造成的生物数量减少、物种灭绝和食物链的重新排列。

      适宜的生存资源变少,物种灭绝的风险可想而知。或许有一部分物种可以适应这些气候变化,在物竞天择的斗争中保证自我的繁殖和扩散,但不会占据多数。“我们可能看到行为的变化、向新地区的扩散,以及基因进化。但这些变化很小,适应也很有限,无法适应的物种将完全消失。”《报告》称,“例如,北极海冰正在融化,可能在一个世纪内的夏季消失。这意味着生活在海冰上的动物可能灭绝,比如北极熊、一些海豹和海狮。”

      《报告》警告说,生物多样性是地球所有生命的基础,具有重要的价值,如果生物多样性的重点地区消失,意味着提供野生和养殖食物、药物及其他材料的物种和栖息地消失,也意味着气候调节、授粉和水质净化等功能消失。“所有的这些,都维持着我们所依赖的生态系统。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在自然条件下拥有繁荣的生物多样性,更能抵御起源于自然或人类的干扰。”

      冲击人类基本福祉   在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被撼动的同时,气候变化也正在冲击许多人类习以为常的基本福祉:足够的饮用水、营养充足的食物、良好的居住条件、免于疾病的权利。

      水安全首当其冲。一方面,气候变化导致水文循环加速,让水安全变得更加脆弱,既面临总体水资源的短缺,也有水质变差、地下水的盐碱化等问题。目前,全球约40亿人每年遭遇至少一个月的严重水资源短缺。如果温度上升2℃—4℃,预计将有30亿—40亿人面临物理性缺水;另一方面,洪水和干旱将更加频繁,更加反常,也造成更大的损失。1970年—2019年的全球灾害中,34%的人员死亡和干旱有关,31%的经济损失与洪水有关。如果温度上升1.5℃—2℃,洪水造成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将增加1.2—1.8倍。

      作为绝对的用水大户,种植业直接受到水安全问题影响。《报告》称,1981年—2010年,降水量的变化导致世界主要粮食作物减产,其中玉米减产4.1%,大豆减产4.5%,水稻和小米均减产1.8%。1983年—2009年,全球约四分之三的收获面积(约4.54亿公顷)经历了气象干旱导致的产量损失,累计经济损失1660亿美元。而洪水和干旱的反常与频发,也将影响主要种植作物的面积和产量,到本世纪末,玉米等雨养作物的产量预计将下降20%—33%。

      气候变化还影响畜牧业和渔业。如果温度上升2℃,到2050年全球牲畜数量预计下降7%—10%。能被捕捞的渔业物种将会减少,能够人工养殖的栖息地也将缩小。1930年—2010年,全球海洋变暖,几种海洋鱼类种群的最大可持续产量下降了4%。在能实现2℃温升目标的RCP2.6情景下,2100年的全球海洋动物生物质相比1970年将下降5%,在高排放的RCP8.5情景下将下降17%。

      “气候变暖正在阻碍实现联合国‘零饥饿’和‘人人有水’的目标,越来越多的气候极端事件使数百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康奈尔大学农业和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报告》第五章主要作者协调人Rachel Bezner Kerr说:“我们的评估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减缓农业生产力的增长。还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带来的预计风险(如干旱、洪水和热浪)会导致粮食生产突然损失,并限制人类获得多样化和营养丰富的食物。”

      疾病风险也在上升。《报告》“非常高信度”地确定,气候变化正导致多个区域出现越来越多的不良健康结果,包括传染病和非传染病,“净影响在所有地方基本都是负面的”。

      疾病来自许多方面:第一,气候变化将导致虫媒传染病更易传播,比较明显的是蚊子传播的疟疾、伊蚊传播的登革热、黑腿蜱虫传播的莱姆病。人们发现,疟疾在向高海拔地区传染,登革热和莱姆病发病均有增加,这些都与气候变化显著正相关;第二,高温、强降水和洪水增加了受影响地区的霍乱和其他肠胃疾病,既导致沙门氏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增加,也导致水传播疾病增加;第三,人类越来越暴露在高温下,慢性呼吸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增加,也助长精神疾病。

      几种因素叠加之下,人类的居住环境正在恶化。目前,约有16亿—33亿人生活在高度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有15亿—25亿人生活在缺水地区,20亿人经历着中度或严重的食物短缺,8.96亿人直接暴露在气候和非气候叠加影响的沿海灾害之下。到2050年,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气候变化——如果气候变化得不到缓解,所有数字都将持续提高。

      和普通的动植物一样,人类也在“用脚投票”,逃离家园成为气候移民。大多数移民发生在国界以内,自2008年起,平均每年有2000万人因极端天气事件在国内流离失所,他们主要的移民方向是从农村到城市,也有向富裕国家的国际移民。

      中南美洲是全球城市化率第二高的地区,高达81%,仅次于公认最发达的北美。《报告》指出,在中南美,移民很常见,干旱、暴雨、飓风等导致山体滑坡和洪水的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扩大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规模。与此逻辑类似,仅2015年—2020年,全球城市人口增长超过3.97亿,其中90%以上发生在欠发达地区 。

      那么,城市就安全吗?《报告》的结论是:“在所有城市里,人和资产面临的气候变化相关灾害风险均有所增加。”首先,城市“热岛效应”会使大城市更暖,中纬度地区的城市,尤其面临气温上升的风险,到 2050年,在所有排放情景下,其热应激水平可能是农村环境的2倍;其次,大部分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区,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将导致更大的洪水,比如在亚洲,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和约9.32亿的城市居民生活在洪水高风险地区;最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遗留基础设施在设计时未考虑气候风险,无法避免热应激和洪水带来的伤害。

      《报告》第四个跨章节中,IPCC首次将地中海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估。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地中海地区居民约5亿人,城市化水平高,基础设施发达,是最繁忙的航线之一。更重要的是,该地区的地表温度相比工业化前已提高了1.5℃。从这个意义上讲,地中海就是一个正在经历“全球未来”的气候样本,可以从中一窥人类基本福祉将受到的冲击。

      1993年—2012年,地中海地区海平面每年上涨2.4毫米,远超20世纪的平均值1.4毫米,其37%的沿海地区、4200万居民处于海岸侵蚀和洪水的中高风险之下,49处世界文化遗产中有37处可能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在气候模型中,地中海地区的变暖速度约比全球平均水平高20%。该地区如今已经有1.8亿人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大量城市居民暴露在高温热浪下,农业对灌溉用水的需求不断增长;此外,地中海沿岸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移民地区,自2014年已经有超过2万人死亡,气候变化据信是地中海地区产生移民的原因之一。

      “有一整章专门讨论了对地中海的影响,这确实令人震惊。气候危机的后果可能严重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的基础,首先是农业和旅游业,并影响到每个人。”世界自然基金会意大利分部气候和能源负责人玛丽亚格拉齐亚·米杜拉说,“这必须立即改变。”

      不平等放大器   米杜拉的紧迫感,可能来自意大利所处的南欧地理位置。南欧是欧洲受到气候变化冲击最强的地区,而且承受了不平等的气候待遇:在温升不超过2℃的情况下,南欧将出现缺水,从而限制农业的灌溉,玉米等作物的产量将遭到损失;相形之下,北欧的小麦产量反而会增加。

      “气候变暖和干旱对南欧的影响最为强烈,气候变化带来的直接机会主要出现在北欧。”《报告》表示,“这会加剧整个欧洲现有的不平等。”

      确实,气候变化是一个“不平等放大器”,它既给不同地区带来好坏不一的影响,又对更脆弱的人群施加更大的伤害。目前,约有33亿人生活在高度脆弱或极高脆弱的地区,约18亿人生活在低度脆弱或极低脆弱的地区,两者面对气候变化的风险相去甚远。过去十年的统计发现,生活在极高脆弱地区的人死于风暴、干旱或洪水的可能性,是生活在极低脆弱地区人的15倍——前者主要包括莫桑比克、索马里、尼日利亚、阿富汗和海地,后者则主要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瑞典。换言之,更脆弱的是穷人和穷国。

      “气候变化不会平等地影响世界各地的人和环境,适应能力最差的往往是最贫穷的人。”英国约克大学环境与发展学院教授、《报告》第八章主要作者Lindsay Stringer说。

      非洲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少的地区之一,但已经受到气候变化广泛的损失和破坏,而且异常脆弱。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有55%—6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95%的农田收获靠降雨,玉米和小麦产量由于气候变化平均分别下降了5.8%和2.3%,未来任何一年都将有270万人因洪水流离失所,是1990年以来全球惟一一个洪水死亡率上升的地区。《报告》表示,自1991年以来,非洲国家的人均GDP比没有发生人为变暖的情况下平均低13.6%,“平均气温升高和降雨量减少将进一步降低非洲的经济产出和增长,负面影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大”。

      另一个我们熟知的贫穷地区拉丁美洲也面临同样处境。《报告》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拉美贫困人口从2018年的1.82亿上升到2.09亿,极端贫困人口从6300万上升到7800万,更容易受到气候冲击,农业预计减产,传染病风险增加,社区陷入贫困陷阱。举例来说,相比1950—1954年,2016—2021年登革热传播的潜力增加了17%—80%;如果不采取严格的减排措施,气候模型预测,到2050年,作为粮食出口地区大洲,拉美部分地区的粮食产量反而将低于其人口需求。

      对于海洋中的一些岛国,气候变化更直接威胁它们的生存,一场热带气旋就是灭顶之灾。2015年的热带气旋“帕姆”给瓦努阿图造成了GDP占比64.1%的损失;2017年的热带气旋“玛利亚”摧毁了多米尼克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损失超过当年GDP的225%。

      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岛国基里巴斯前总统阿诺特·汤表示,基里巴斯人民为世界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的后果而埋单,“我看过基里巴斯人用珊瑚建造防波堤,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建材可用;也看到他们的房屋被海水冲走,而没有其他房屋可栖身”。

      最贫困的人口首先受到严重冲击,但他们却是碳排放最少的群体,这种不平等带来的资金需求是历次气候谈判中不变的主题。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以帮助后者应对气候变化;2015年《巴黎协定》进一步明确到2025年都将保持这一资金规模。

      但到2021年11月召开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围绕“1000亿美元”各国再次讨价还价。最后的谈判成果是,资金需要“显著增加”至超越每年1000亿美元,发达国家继续现有义务至2025年,并于2024年完成2025年后新资金量化目标的成果。据经合组织(OECD)2021年9月的数据,2019年发达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仅796亿美元,增长缓慢。

      因此,《报告》在“决策者摘要”里强调,气候融资“不足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联合国气候谈判最不发达国家联盟(LDCs)主席马德琳·迪乌夫·萨尔称,自己“怀着极大的恐惧和悲伤”阅读《报告》。“气候变化引发毁灭性的损失和破坏,且很不公平地给弱势群体带来更大冲击。”他说,“这份报告显示,缺乏可获得的资金支持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障碍之一。”

      适应与气候可恢复力   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战略分别是减缓(mitigation)和适应(adaptation)。长期以来,减缓一直处于舆论舞台中央,适应工作则进展缓慢,《巴黎协定》设立的全球适应目标要求一直未曾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王谋对财新表示,气候适应工作推进缓慢的原因之一,是适应的影响局限在每个国家内部,与经济建设和发展更相关,因此发达国家对此的关注较小,不同的地区也面临不同的适应问题,难以确定全球目标。

      IPCC也在提高适应的重要性。2007年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时,适应的内容仅有一章;2014年的第五次评估报告,适应已经占据了四章的篇幅;而本次《报告》中,适应几乎出现在每一个章节,是贯穿全文的主线之一。

      “适应主要通过调整现有系统来减少气候风险和脆弱性。”《报告》决策者摘要写道,“适应可以产生多个额外好处,对农业生产力、创新、健康和福祉、粮食安全、生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都有改善的作用,还能减少风险和损害。”

      “我们可以适应气候变化,但适应是具有一定极限的。只是依靠适应,不能完全地应对气候变化。”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报告》第四章“水”主要作者刘俊国向财新介绍,约60%的适应措施是为了应对与水相关的灾害,包括灌溉、雨水收集等。

      从《报告》来看,适应的措施也确实集中在农业上应对干旱、洪水和降雨的行为,比如半干旱地区进行农业灌溉,以及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比如修建防洪堤坝,“大多数适应措施都是零散的、小规模的、渐进的,对当前的影响和短期风险做出反应”。

      或许正因如此,《报告》在决策者摘要中用很长的篇幅探讨“适应限制”的问题,它将“适应限制”分为软限制和硬限制,以人类能否克服来进行区分: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修建防洪堤坝,这是人类可以克服的,属于软限制;海平面上升到防洪堤坝无法防御的高度,这是自然行为,人类无能为力,属于硬限制。软限制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既可能因为条件改善而被克服,也可能因为气候恶化而变成硬限制。

      《报告》鼓励尝试“转型适应”,即改变系统基本属性的适应,尽力克服软限制并防止它变为硬限制,但《报告》里一幅全世界各地区不同系统的示意图中,显示没有一个地区达到了较高的“转型适应”效果。

      令人痛心的是,“适应不良”的情况已经开始显现,当适应关注单一部门、单一风险或优先考虑短期收益时,就会出现负面效果。“这次专门评估了不良适应——适应的目的意愿是好的,但其实可能会造成情况更糟的结果。”罗勇说。

      《报告》引用了一项发表于2019年的论文,分析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农民在大规模灌溉农业中出现的“适应不良”。结论称,大型灌溉掩盖了长期环境变化的影响,并淡化了替代发展和适应选项,而在气候变化和市场波动的背景下,它的效益是不均衡的,影响了农民的脆弱性,加深了现有的土地和水资源不平等。“我们认为,农业公共政策应该避免补贴和支持大规模灌溉,而应该专注于支持规模更小、更加多样化的农业系统。”

      刘俊国介绍,《报告》决策者摘要第一节是总体的介绍,第二节是观测和预测的气候变化影响,第三节讲的是气候变化的应对,即适应和减缓,其中减缓会留给第六份评估报告的第三部分专门讲,所以这里只涉及了适应,第四节就是IPCC给出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叫climate resilience development(CRD),翻译成中文是‘气候可恢复力的发展’”。

      气候可恢复力之前又被翻译成“气候韧性”,就是承受住可能发生的气候灾害并从中迅速恢复的能力。CRD是将气候适应措施及其有利条件与气候减缓措施相结合,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报告》的评估显示,过去和现在的发展趋势并未对此有促进作用,未来全球CRD行动比以前评估的更为紧迫,如果目前温室气体排放量不迅速下降,特别是如果短期内全球变暖超过1.5℃,CRD的前景将越来越有限。“CRD路径将是多个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行为者的许多决定和行动的结果。”刘俊国说。

      “这份最新报告正是让我们清醒面对现实的重要提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前执行秘书长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说,“科学研究结论和解决方案都很明确。塑造怎样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自己。”

  11. Jun 2021
    1. 2021年6月15日,苏富比拍卖行发推宣布,英国计算机科学家、“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爵士将在以太坊区块链上创建具有30年历史的万维网(WWW,World Wide Web)源代码的NFT。该NFT将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23日下午2点开始拍卖,持续到30日,起拍价为1000美元,拍卖所得将归蒂姆及其妻子罗斯玛丽(Rosemary)的基金会所有。

      拍卖会名为《它改变了一切》(This Changes Everything),所拍卖的NFT包括伯纳斯-李1989年编写的带有时间戳的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和URI(统一资源标识符),涵盖了我们所知道的支持Internet的语言和协议的基础,这三种基本语言和协议的源代码共有9555行;以及一段长达30分钟的可视化动画,他今年6月写的一封回顾开发过程的信,他亲自设计的Python脚本可视化的完整代码数字 "海报",并附有伯纳斯-李的数字签名。

  12. Mar 2017
    1. 注:由于信工所发展迅速,人员流动频繁,且以下内容不能保证实时更新,故本文的一些内容可能过时甚至有所误导,请大家自己注意辨别,有问题请向信工所在读学生了解。 导师列表:http://www.iie.cas.cn/yjsjy_101173/dsyd/ 中国科学院大学导师主页:http://www.ucas.ac.cn/site/77 信工所有三个园区,香山园区(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丙87号、甲89号、91号)、益园园区(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杏石口路中部80号益园文创基地C1)和肖家河园区(毗邻圆明园,面积是软件所软件园区的4倍,未启用),香山园区是最早的园区,香山园区和益园园区都是租住的。信工所的学生研一住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研二住在玉泉路校区,也有部分学生住在中关村校区。 信工所硕士招生名额为210(增加中),博士招生名额为150(增加中)。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简称信工所,英文全称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英文缩写IIECAS,是2011年批准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直属科研机构。信工所受到国家大力支持,包括信工所前任所长田静研究员调任国家保密局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为信工所兼职博导、二室首席科学家等,因此信工所得到了国家保密局和工信部的支持,另外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很多高校的信息安全领域重要学者都成为了信工所的客座博导,因此信工所的六个研究室都出身不凡。2014年中科院提出”率先行动“计划,成立以信息工程研究所为主体的信息工程创新研究院,根据新的改革发展需要,调整内部结构,凝练科研目标,优化科研布局,进一步整合相关优势科研力量,充实和加强科研队伍,涉及声学研究所、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计算技术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等5个研究所近100名科研骨干。 信工所承担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的建设。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主办了全国高校网安联赛(http://xnuca.erangelab.com)。 信工所2012年第一年招硕士研究生,博士招生名额也十分充裕。因为信工所的实验室还在扩建和完善,所以这几年的招生比预期多,等到信工所的实验室建制稳定后,就不会再接受考研调剂学生了。信工所建立不久,各个实验室都在引进人才,有些研究室如五室、六室也很年轻。客座导师中有部分是亲自指导学生的,也有一部分客座老师不带学生,他们的招生名额主要是为其他没有招生资格的老师提供名额。另外,由于信工所仍处于创业阶段并且短期内不会脱离这一阶段,信工所在很多方面管理都没有形成规范,另外各组组里助研的水平参差不齐,这都是起步阶段的正常现象,主要看考生在意与否。 所里工程压力和强度最大的研究室是二室和四室,一室、三室工程组、五室和六室的工作压力根据课题组的不同而不同,最自由的、可以有时间做自己的项目和事情的研究室是三室理论组。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的一室和三室在密码学与安全协议领域实力强劲,适合数学类专业考生;二室和六室是纯计算机学科研究室;除二室和六室外,其他研究室都有适合电子通信类专业考生报考的研究团队;考生无论本科是什么专业,如果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会受到所有研究室的欢迎。 信工所的学生待遇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RA+所补贴+国家补贴,其中RA(助研津贴)分等级,根据表现确定,不过有些实验室和课题组是所有学生都一个标准;所补贴是由课题组发放;国家补贴是固定的,标准是硕士生每月600元,博士生每月900元。本科实习生初入组是1000元起,外加餐补400元。学生待遇根据不同课题组和导师而不同,不过不管是哪个研究室的理论组,待遇肯定是研究室里最低的,因为不做工程项目。四室的情况有所不同,虽然四室整个研究室都是做工程的,但是其整体待遇类似其他研究室的理论组。一般来说,参与到工程部建设的科研团队拥有充足的科研经费和更好的待遇,是直接受益者。信工所实行研究室主任负责制,所有研究团队,无论是做理论还是工程研究,都是有业务需求的。 下面介绍一下各个研究室: 第一研究室: 第一研究室科研队伍主要来自于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http://sklois.iie.ac.cn),位于香山园区,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甲89号B2栋。该实验室筹建于1989年,1991年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对外开放,是我国信息安全领域创建最早的研究机构之一。实验室原由中国科学院主管,原依托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软件研究所,2012年起依托于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第一研究室的强项是密码算法与数学理论(代数密码、非对称密码、安全协议、视觉密码、密码数学理论等)、信息对抗(信息隐藏、密码工程学、侧信道与能量分析攻击)、安卓安全和恶意代码分析、图像与视频理解(图像与视频检索、加密、敏感信息检测、深度学习)。来自软件所的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国内相关领域的排名,一直都是第一,是很多学生报考软件所之后的选择方向。第一研究室的理论水平是所里最高,博士毕业要求普遍较高。一室对考勤管理比较严格,另外部分组研一学生需要每周从怀柔雁栖湖校区回到信工所参加组会。 一室包含如下团队: 林东岱研究员(http://sklois.iie.cas.cn/rcdw/yjy/201501/t20150107_275226.html)是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一室主任,很有亲和力,没有架子,主动与学生交流,并且尊重学生的个人选择,不会过度限制学生。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格密码、计算复杂性、密码分析、算法数论、序列密码、零知识证明、信息安全战略研究、视觉密码等,老师普遍不错,并且都是学术大牛。 刘峰研究员(http://www.fengliu.net.cn)的研究方向是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研究(主要是写政策、报告等)、视觉安全与隐私保护、虚拟现实及网络空间安全理论,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研究是此团队以后的重点发展方向。邓燚研究员和陈宇副研究员在一组,研究方向是理论密码学、零知识证明、概率证明系统,特别是协议的轮、通信、计算复杂性问题,团队在这一领域很有造诣。邓燚老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实例依赖的密码学工具,构造性的证明了零知识证明及论证系统中一个由B. Barak、O. Goldreich、S. Goldwasser和Y. Lindell提出的有关随机数重复使用的猜测,于2009年在理论计算机科学最顶级会议之一FOCS上发表了这一成果,并收到了领域内顶级期刊SIAM Journal on Computing邀请投稿,此外还在EUROCRYPT 2007和ASIACRYPT 2011上发表了2篇论文,并获得过中国密码学会首届优秀青年奖和首届密码创新奖一等奖。张文涛副研究员(http://sklois.iie.cas.cn/yjdw/fyjy/201406/t20140624_242295.html)的研究方向是密码分析与算法设计,与华为公司有很多合作项目,人品非常好,经常组织学生出去参加团建活动。孙瑶副研究员和黄震宇副研究员是林东岱研究员课题组的成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密码分析和代数攻击,具体研究内容分别是Groebner基算法和特征列算法,这两个算法是代数攻击的最主要两个算法,两位老师的研究成果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两位老师都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其中黄震宇老师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学少年班,都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两位老师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都是符号计算,在符号计算顶级会议ISSAC和期刊JSC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工作后重点从事代数攻击方面的研究,和多个涉密部门有深入的项目合作。刘美成副研究员是林东岱研究员课题组的成员,硕士师从广州大学裴定一教授,博士师从林东岱研究员。博士期间重点研究布尔函数代数免疫度,博士毕业前已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包括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ASIACRYPT),并获得中科院优秀博士毕业生的称号。刘美成老师2016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时,与国防科技大学孙兵老师合作在密码学领域顶级会议EUROCRYPT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罗晓广研究员来自国防科学技术大学、61786部队。 薛锐研究员是一室副主任,研究方向是安全协议、形式化方法、计算复杂性、数理逻辑,对学生的专业背景和其他方面都没有特别的限制,只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就可以,他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做理论或者是做工程方向,并且在经济上给予学生实质性的帮助。 陈驰正研级高级工程师团队的研究内容是数据安全、云计算安全、密文检索、生物密码,主持参与了大量国家级重大工程项目,2016年在IEEE TPDS顶级期刊上发表了论文。陈恺研究员(http://www.kaichen.org)团队是一室工程组中学术方面最强的,是学术大牛,研究方向是软件安全(包括恶意代码分析、漏洞检测)、智能终端安全(包括安卓、iOS安全等)、安全测评、隐私保护、CTF竞赛与对抗。陈老师学术实力很强,2015年与国外团队合作发表了中国大陆第2篇、中科院内第一篇USENIX Security顶会,还合作发表了ACM CCS和IEEE S&P顶会(中国大陆第7篇)文章,在信息安全领域公认的“四大”国际顶级安全会议(IEEE S&P、USENIX Security、ACM CCS、NDSS)中发表论文数在国内名列前茅,部分成果还发表在BlackHat等工业界的顶级会议中,另外还在ICSE、ASE等顶级会议上合作发表了论文。陈恺老师与学生关系非常融洽,几乎每天都会到工位上与学生讨论,在指导学生方面很有一套,而且他是80后研究员,与学生有很多共同语言。他对学生要求较高,对待学术的态度非常的严谨,提供的待遇也能使学生没有经济压力,组里的压力也较为适中。此外,团队与国内外多所高校都有合作,包括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宾州州立大学(PSU)、印第安纳大学(IUB)、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国内包括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团队在工业界与Google、微软、苹果、亚马逊、Palo Alto Networks、FireEye、百度、阿里巴巴、腾讯、360、安天等均有紧密联系。陈老师的学生除了由他亲自指导外,也有去国外联合培养的机会,学生就业也非常好,多数都拿到公司的Special Offer,指导的学生所在的CTF战队已在国际大赛中获得世界第4、国内第1的成绩。吴槟高级工程师(http://sklois.iie.cas.cn/rcdw/fg/201501/t20150107_275238.html)团队的研究内容是网络攻防与安全事件检测分析,包括网络异常行为检测、隐蔽通信及其检测、实用网络安全通信协议及密码算法设计与分析、网络与通信系统安全性测评,主持或参与了多个重要科研项目。 密码工程组: 张锐研究员的研究方向是密码工程学(密码算法的软硬件快速实现、侧信道密码分析学)、应用密码学与安全协议、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技术,要求较高,压力较大,但是亲自指导学生,实力很强,在IEEE TDSC、IEEE TIFS、IEEE TPDS等CCF-A类和B类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很多篇论文。张锐老师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硕士和博士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是百人计划研究员。张锐老师和周永彬老师共同指导组内学生。王明生研究员的研究方向是计算代数、轻量密码学、大数据密码、密码相关的困难问题,组内还有李永强副研究员。王明生老师的理论功底很强,成果包括解决在多维系统论中关于多变量矩阵分解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未解决的公开问题。周永彬研究员是第二工程部主任,团队的研究内容是密码工程学(侧信道分析和能量分析攻击、安全密码芯片设计与分析)、应用密码学、云计算安全与智能终端系统安全性分析测评,曾在DPA国际学术大赛夺得全球第一(http://www.iie.ac.cn/xwdt_101144/kydt/201403/t20140312_4050399.html)。周老师本人非常勤奋,另外他看起来严肃,实际上和蔼。 赵险峰研究员团队的研究内容是信息隐藏与隐蔽通信及其检测、安全异常行为与内容取证、大数据安全分析以及相关技术在信息内容保护和网络空间安全等中的应用,具体包括多媒体隐写术与隐写分析、编码和模式识别、基于数字水印的多媒体安全防护、多媒体篡改盲取证,以及相关的图像、音视频处理、GPU并行加速、隐写分析技术在网络流处理中的应用,团队在信息隐藏领域最好的会议ACM IH & MMSec上发表了多篇论文。组内老师包括曹纭高级工程师、关晴骁、易小伟。曹纭老师在ACM IH & MMSec、ICME等领域相关的高水平国际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多篇论文,研发了视频隐写对抗平台、轻量级多媒体内容加密算法等成果;关晴骁老师主要做图像视频编解码、加密、隐写术,是组内的顶梁柱。赵老师组里的气氛非常融洽,因为赵老师崇尚君子之交,而且他经常主动到学生工位与学生们讨论具体的科研问题,看到学生有经济压力还会给予实质性的帮助。在学生就业方面,组内硕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是创业公司。 刘偲副研究员(http://liusi-group.com)领衔S-LAB团队,研究方向是深度学习在图像视频处理中的应用、人工智能理论与应用系统、模式识别,曾经获得ACM MM最佳论文奖和最佳技术展示奖,截止到2016年已在CCF-A类和B类顶级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50余篇。刘老师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NUS)跟随颜水成老师(现360首席科学家)团队学习、工作长达5年时间,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UIUC)、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Adobe研究院(San Jose, California)、360研究院以及多家创业公司等都有合作,团队还经常邀请国际国内一线学者和企业技术大神来组里作报告。刘老师为人非常和蔼,认真负责,时刻关心学生的学习科研情况并进行详细指导,会与学生一起调试代码,并且对学生的编程能力(C、C++、MATLAB、Python等)要求较高。刘老师组论文阅读量很大,紧跟学术步伐。在学生培养方面,学生入组后第一年就能在CCF-A类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出成果很快。2016年,3名大四实习生(2013级本科生)在进入课题组学习2个月之后,参加了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的CCF大数据与计算智能大赛,击败了来自国内知名高校和企业的全部团队,最终夺得大赛终极奖项CCF综合特等奖,赛事成果同时获得新华网、光明日报、凤凰网等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刘老师注重团建,定期组织大家吃饭,爬山,桌游,K歌等,团队内部氛围非常融洽。在学生就业方面,刘老师会帮助组内学生推荐工作,组内毕业生实力也很强,能获得包括“BAT”在内等多家企业的offers。郭晓杰副研究员(http://cs.tju.edu.cn/orgs/vision/~xguo/homepage.htm)的研究方向是稀疏表示在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多媒体内容理解与安全中的应用,具体包括可视数据恢复、视频监控智能处理、机器学习算法设计和数学基础,每年都在领域内CCF-A类和B类顶级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科研实力很强,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外表也非常英俊,人品也很好。 于海波正研级高级工程师是第一工程部主任,主持或作为骨干参与了大量国家级重大工程项目,研究方向是网络空间信息对抗技术,具体是利用入侵检测、访问控制、密码学等工程技术手段应对各类安全威胁,以实现信息保障。第一工程部导师还包括刘长军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第一工程部的部分学生在赵险峰老师组培养。操晓春研究员团队包括王蕊副研究员、许倩倩副研究员等老师。侯锐研究员是处理器安全体系结构团队的负责人。侯锐在2016年以前是中科院计算所先进计算机系统研究中心CPU实验室的负责人,2017年加入信息工程研究所,曾工作于IBM中国研究院。侯锐老师在HPCA等国际顶级会议上发表文章多篇,领导团队做出过ARMv8、Power等系列高性能处理器芯片,他是国际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获得者。该团队致力于研究和解决处理器芯片相关的安全问题,着重关注安全体系结构、CPU设计与实现、侧信道攻击与预防、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安全计算与隐私保护,以及CPU安全性评价等方面。团队以“做一流工作,育一流人才”为目标,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积极开展前瞻性探索,注重工程落地和成果转化。 研究方向 密码理论与技术、安全协议与体系、网络与系统安全、信息对抗和物联网安全等。 第二研究室: 第二研究室科研队伍主要来自于信息内容安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http://nelist.iie.cas.cn),该实验室成立于2008年底,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首批批准建设的100个工程实验室之一,原依托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2012年起依托单位更改为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硕士研二起每月的待遇在3000-3600之间,与三室工程组硕士待遇不相上下,甚至有个别组的学生因为参与一些重要项目而每月超过10000元,博士生待遇比硕士生每月至少高600。这个实验室的工程研发能力在信工所排第一,实验室以工程为导向(如实验室名称所示),所以基本上以工程为主,做研究的时间和精力比较少,硕士从事研究工作的参与度和比例都较低,但博士生的论文都较为不错,经常发表A类论文,另外研究室的工程压力普遍比较大,是所里压力最大的研究室之一,不过仅有个别组需要考勤打卡,另外研一学生不需要每周回所,部分团队可能会布置一些研一学生可以做的工作,让他们在怀柔完成。一般来说,老师给学生布置任务,就会给学生发RA,学生不参与任务就只能领取基本的补助。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大规模信息内容处理、并行与分布式计算,本质上是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分布式系统之类的研究,也就是大数据。 二室分布在香山园区(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91号A3楼)、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CC)、益园园区以及华严北里。 二室硕博连读的学生不多,因为二室的研究方向与工业界结合很紧密,硕士就业非常好,另外研究室的工程压力较大,所以大部分学生读完硕士就选择直接就业,而每年的博士招生计划主要通过招收直博生和普博生(即统考博士)来完成。 这个实验室考分要求很高,以前在计算所的时候,分数要求基本370+,搬到信工所以后也是复试竞争最激烈的实验室,很喜欢把一志愿和调剂生混在一起复试,而且只喜欢能力强的学生,刷人也是最厉害的,拟录取结果也是最晚公布。二室在考研复试中有机试,机试成绩低于30分(百分制)会被慎重考虑是否录取。 郭莉老师的学生在二室培养;谭建龙老师是二室主任,研究方向是云内容安全、密码破解超级计算机、海量正则表达式匹配,老师本人也非常勤奋。孟丹老师的很多学生也分配到了二室。 二室包含如下团队: 刘燕兵老师是内容计算组(http://www.escience.cn/people/liuyanbing/index.html)组长,研究内容涉及了软硬件多个层次,导师还包括马伟、曹亚男(http://nelist.iie.cas.cn/yjspy/sssds/201607/t20160705_341584.html)。王斌老师(http://nelist.iie.cas.cn/yjdw/zgry/201407/t20140721_246792.html)是信息检索研究组组长,研究方向是信息检索及数据挖掘。作为信息检索领域的知名学者,他独立或合作翻译了多本信息检索、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相关的学术型和实战型书籍,这些书籍在学术界和业界具有较高知名度。他曾经在国科大计算机与控制学院开设现代信息检索课程,2016年度起在国科大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开设信息检索导论课程,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亲自指导自己的研究生。他的学生出路也都不错,他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活跃于“BAT”等国内外互联网企业(还有很多毕业生之后跳槽到了Google、Facebook等互联网公司)和创业市场,还会帮助学生推荐工作,并且为申请出国的学生推荐导师。王老师不要求学生必须发表顶会文章,但要求所做的科研工作一定要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团队也已经在信息检索领域最顶级会议SIGIR以及其他顶级会议(包括CIKM、IJCAI、ACL、EMNLP等)上发表了多篇长文。他更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品,希望学生性格开朗易沟通,对计算机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具有很强的计算机算法基础、动手能力以及中英文文字表达能力。信息检索研究组下设三个课题组: 社会计算课题组:由沙灜副研究员(http://nelist.iie.cas.cn/yjdw/fgry/201405/t20140513_232647.html)和李锐博士负责,主要研究社交网络的获取及人物、社区和事件的建模;Web挖掘课题组:由李鹏博士负责,主要研究Web挖掘和搜索中的表示、匹配和性能优化等问题;知识挖掘课题组:由王泉副研究员(http://nelist.iie.cas.cn/yjdw/fgry/201606/t20160621_339338.html)负责,研究知识的自动获取、表示和推理等关键技术及其在文本处理领域中的应用。 研究组还包括毛震东、齐保元、邱泳钦、周美林、梁棋、余姚霖、郝炜等工作人员,整个研究组气氛很和谐,师生互相尊重理解,教学相长,很多人毕业多年后还会想起在组里既开心和谐又共同奋斗的生活。王斌老师爱好广泛,尤其喜欢体育,曾经获得全科学院京区乒乓球男单第五名。胡玥老师负责整个第二研究室的学生工作以及前瞻研究组的管理工作,非常和蔼,对学生很好。前瞻研究组包括:戴琼、谢洪涛、周晓飞(http://nelist.iie.cas.cn/yjdw/fgry/201405/t20140513_232673.html)、周川(http://nelist.iie.cas.cn/yjspy/sssds/201607/t20160705_341585.html)、张闯等老师的小团队,各团队之间都是完全独立的。戴琼老师的团队是前瞻组中最大的团队,成员还包括谢洪涛。韩毅老师是科技处副处长,学生在周川老师组里培养,研究方向是社交网络分析。熊刚老师(http://nelist.iie.cas.cn/yjdw/zgry/201507/t20150709_299374.html)是信息对抗组(网络信息对抗课题组)组长,第三工程部副主任,研究方向是网络测量和行为分析、信息对抗、网络取证、海量数据分析等,包括隐蔽式网络攻击检测、网络痕迹留存和取证,具体实践内容例如SQL注入如何在网络层面检测出来等。团队工程实力很强,与国家多个部门及国家电网有合作,同时也在不断加强科研方面,建立更多定期学术交流渠道,论文在质量和数量上更佳。组内学生参加竞赛和培训的机会较多。组内还有李真真、苟高鹏、徐菲、曹自刚、康翠翠等老师,徐菲是数字取证领域专家,跨信息安全和法律两界,承担了360公司的流量异常检测的课题,与国内外此领域的强校也有合作。团队周末一般不加班,每周按工作日工作,只有每周一晚上的讨论班学生一定要参加。熊刚老师对团队有绝对的控制力。牛温佳老师的学生在信息对抗组培养。陈小军老师是保密防护组组长,研究方向是数据隐私保护、网络空间安全。时金桥老师是第一工程部副主任,研究团队挂靠在保密防护组,研究方向是数据泄露检测防护与隐私保护领域的工程研究,他的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都很强,团队的工程实力很强,导师还包括柳厅文。郝志宇老师是网络安全组组长,研究方向是网络虚拟化技术。王树鹏老师团队的研究方向是大数据管理与处理,导师还包括吴广君、张晓宇等。李波老师是数据管理组负责人,研究方向是大数据存储和管理、数据库检索。数据管理组主要位于益园园区。刘庆云老师是处理架构组(http://www.mesalab.cn)组长,研究方向是网络内容分析与检测、高性能处理架构,导师还包括孙永、杨嵘、周舟、张鹏,工程实力很强。团队位于华严北里。张永铮老师是第三工程部主任,方向是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导师还包括肖军、臧天宁、李书豪等,团队位于CNCERT/CC。张永铮老师的研究团队挂靠在网络安全组。韩冀中老师是第五工程部(网络空间技术实验室)负责人,主要做的是分布式计算与系统,工程实力很强,压力比较适中,老师也很好,在信工所的多个园区都有工位,大部分位于香山园区。导师还包括周宇、刘万涛。韩冀中老师的研究团队挂靠在数据管理组。岳银亮老师是二部成员,负责科技处王伟平处长的团队,研究方向是大数据存储和管理、数据库检索,团队位于益园园区。导师还包括马灿。团队工程任务量很大,项目开发中采用的技术也是非常新颖的,而且对学生编程开发的效率和速度要求都很高,开组会的频率也很高。岳银亮老师的研究团队挂靠在数据管理组。 研究方向 信息内容识别理解,数据挖掘深度学习,信息检索舆情计算,网络安全信息对抗,融合安全检测防护,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数据存储管理,信息处理架构。 第三研究室: 第三研究室科研队伍主要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数据与通信保护研究教育中心(以下简称DCS中心,http://dacas.iie.cas.cn、http://dacas.cn),强项是密码与安全协议、电子认证技术、信息对抗(密码分析、密码工程学)、安卓安全、可穿戴设备安全,项目主要是手机加密、FPGA、GPU开发、智能家居、虚拟桌面等方面的内容,位于香山园区,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丙87号信工所4号楼。DCS中心是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创建者和重要组成部分,前身是1980年以曾肯成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电子密钥研制小组(EKOS)。198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批准成立数据与通信保护研究教育中心,2012年起依托单位更改为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第四工程部的工作由三室负责。DCS中心已经主导或参与研发了包括ZUC(祖冲之算法集)、SM2、SM3、SM4、SM9在内的多种国家商用密码算法。荆继武老师是DCS中心主任,同时也是信工所副所长、工程组总负责人。 这个实验室的工程组的工程研发能力在信工所内仅次于第二研究室,而理论组做的理论都很高深,无论是工程组还是理论组,科研实力都很强。三室理论组在密码学领域的顶级期刊和会议上多年来都可以不断发表论文,而工程组厚积薄发,也持续不断发表顶级论文。三室工程组的老师们在各自的领域都造诣很深,实力也都非常强劲,各个团队的学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表面上看理论组的老师比工程组多,但实际上工程组的规模远远大于理论组。 三室不需要考勤打卡,但即使这样,学风也很好,另外研一学生不需要回所,而是可以通过远程会议参加组会。三室待遇很好,能让学生安心全力投入科研而全无经济压力,而且学生也能参与中心的项目利润分红,待遇在所内排在前列,另外出国访问交流机会也非常多。工程组博士生博一开始的待遇至少有3500,硕士生研二起待遇跟二室差不多,博士生待遇比硕士生更高些,理论组会根据不同组而不同,大部分组比工程组低。 三室工程组所有学生基本可以说是不分导师,因为大家都在一起干活,相当于是有一个领导层。三室博士生比例较高,大部分人都会读博,如果不读博,一般只能拿到专硕名额,而且这个事情要事先与老师谈好,否则硕士会读四年才能毕业。三室的研究方向比较高深,只读硕士很难做出好的成果,需要读博才能做出比较好的成果。工程组博导除了荆继武老师,还包括朱文涛、高能、向继、林璟锵。叶顶锋老师的学生可能分配到理论组或工程组。三室的微信公众号是DACAS_Camp。 三室工程组包含: 安全测评研究部:研究方向是网络协议与密码应用系统安全、移动终端应用运行监测与保护。高能老师的研究方向是网络安全、密码工程、云计算安全、身份认证授权技术、社交网络分析等,工程能力很强;王跃武老师的研究方向是安卓安全,团队发表过ACM CCS顶会文章;刘丽敏、雷灵光等老师在这一团队中。安全芯片研究部:研究方向是嵌入式硬件系统安全、硬件高速加解密系统、可穿戴智能设备安全。刘宗斌老师的研究方向是安全密码运算芯片、硬件密钥保护技术、不可克隆函数技术,工程能力很强;马存庆等老师在这一团队中。服务安全研究部:研究方向是高速签名验签、跨多公共云的安全分布存储、非受控环境移动终端保护、支付安全、Web安全。朱文涛老师(http://if.ustc.edu.cn/~wtzhu/)的研究方向是物联网安全,学术水平很高;王平建老师是全栈工程师,工程能力很强;潘无穷老师主要做密码机,水平很高;王琼霄等老师在这一团队中。服务安全部与终端安全部在研究方向和业务上有很多交叉,合作很密切。终端安全研究部:研究方向是云计算、云存储、系统安全、随机数、嵌入式(IC卡)、恶意代码防护、安全隔离。林璟锵老师(http://www.escience.cn/people/linjingqiang/index.html)的研究方向是网络安全、密码工程、容错技术、分布式系统安全,2015年团队在IEEE Symposium on Security and Privacy(简称S&P或Oakland)上发表了一篇正式论文,是中国大陆第5篇IEEE S&P,主要介绍了一种基于cache的密钥保护技术,团队还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其他顶级期刊和会议中发表了很多论文。团队中还有夏鲁宁、马原等老师。马原老师在随机数研究领域很有造诣,发表过很多论文。 三室理论组包含: 安全协议研究部:李红达、杨理、姚刚、姬东耀、徐海霞、周展飞、黄桂芳、顾小卓。研究方向是零知识证明协议、外包计算(云计算)、格上的复杂性、SSL协议的安全性分析、理性秘密分享、量子密码和量子计算。理论密码学研究部:李宝、王鲲鹏、王丽萍、吕克伟、路献辉。研究方向包括可证明安全公钥密码学、椭圆曲线密码学、格密码。其他老师还包括刘亚敏、景文盼、贾仃仃等。密码算法研究部:胡磊、王鹏、孙思维。研究方向是密码算法设计与分析、密码攻防技术。胡磊老师每年都不断产出顶级论文,组内学生待遇与工程组差不多,是学生在信工所做理论研究的首选之一。 第四工程部:向继老师是第四工程部主任,工程技术能力非常强,是全栈工程师,四部导师还包括查达仁、王雷老师。 研究方向 网络与系统安全、数据安全与密码工程、密码学、安全协议等。 第四研究室: 第四研究室科研队伍主要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家保密技术研究所保密技术攻防重点实验室,位于益园园区,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桥西杏石口路益园文创基地C1栋中段。保密技术攻防重点实验室是一个专门为中央保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的机构,与国家保密局、国家保密技术测评中心等机构保持持续稳定业务合作关系。四室也是物联网信息安全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依托部门。 这个实验室的实力也就不再过多介绍。现在四室的工作压力已经超越二室了,整个研究室的工作时间基本上都是996(朝九晚九,一周六天),压力较大,而且对考勤管理很严格,不过研一学生不需要每周回所。 研究室共分五个组: 电磁安全组,学科带头人是黄伟庆老师,是四室第一大组,研究方向是声光泄漏、电磁泄漏、涉密物品管控、嵌入式设备、云计算安全、虚拟机逃逸等来自863、核高基、保密局等方面的国家级项目。无线攻防组,学科带头人是朱大立老师,研究组主要承担国家先导项目、安卓安全等项目,具体项目是海云手机、海云平板电脑等。朱大立老师的学生完全由自己负责,对学生也不错。网络攻防组,学科带头人是黄伟庆老师,主要承担网络工程相关项目,比如涉密网建设、木马检测、电子取证等。王竹老师团队挂靠在此组,王竹老师对学生很负责,团队的科研能力也较强。专用通信技术组,学科带头人是汪永明老师,汪永明老师是百人计划研究员,曾为西门子公司副总裁,主要做4G信号干扰器、运动感知等项目。汪老师偏好努力的学生,对学生也很认真负责,会为学生实现理想提供实质性的全面帮助而不顾自己的难处。物联网组,学科带头人是孙利民老师,研究方向是物联网安全、图像与视频理解、车联网,博导包括孙利民、石志强两位老师,硕导包括葛仕明、朱红松、芦翔,正在争取成为独立的研究室,实力很强,物联网这个研究方向本身难度也很大。孙老师拉到什么项目,团队就做什么项目,做的工程项目很杂,不局限于物联网相关的项目。葛仕明老师组比较独立。 研究方向 网络安全保密防护技术、移动通信无线网络安全保密技术、TEMPEST电磁安全保密技术、安全保密风险评估与测试技术专网通信安全技术、场所声光信息泄漏检测评估与电磁综合防护技术、网络渗透测试与检查取证技术等。 第五研究室: 第五研究室成立于2013年,是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互联网智能设备安全北京市工程实验室的依托部门。在2014年10月进行了重组(现与第一研究室、第三研究室共同组成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后的队伍主要来自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网络与系统安全大组、中国科技网研发一部、声学所高性能网络实验室等)和计算所相关团队。五室主要研究方向是网络与系统安全(计算机体系结构安全、可信计算、工业控制安全、认证授权、智能信息设备安全、移动互联网安全、隐私保护等)、互联网架构与应用、网络数据与云计算等,位于益园园区和香山园区,益园园区的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桥西杏石口路益园文创基地C1栋东段,香山园区的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91号A3楼。五室整体的工程压力都普遍较大,部分组的工程压力可以比肩二室,不过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五室有信工所压力最大的组,也有全所最轻松的组之一。 五室包含如下团队: 徐震老师负责的网络与系统安全大组的项目非常多,主要是智能电视、智能电网、智能手机等方面的项目,老师也都很不错。王雅哲老师主要研究移动互联网安全、智能设备安全、身份认证授权技术,王利明老师主要研究可信网络、云计算安全、下一代互联网、入侵检测,于爱民老师主要研究可信计算、安卓安全、智能电网终端安全,张妍老师主要研究安卓安全、访问控制,马多贺老师主要研究Web应用安全。葛敬国老师负责的中国科技网网络中心研发一部来自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内容是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与安全防护、网络测量与行为分析,承接华为公司的项目,项目和经费都非常充足。导师还包括韩春静、鄂跃鹏、李佟、吕红蕾、弭伟、游军玲、张潇丹等。团队与虎嵩林老师团队有密切合作,经常参与到第五工程部的项目中。高性能网络实验室来自声学所,原由慈松老师领导,研究方向是移动网络体系结构与安全防护,适合通信专业学生,导师包括谭红艳、唐鼎、林涛、刘延伟、张棪、张宇、胡亚辉、李宏佳、李杨等。团队的研究方向包含移动内容分发网络、移动互联网、无线宽带移动通信、传感网与物联网、多媒体传输与编解码技术、分布式与P2P网络技术等。虎嵩林老师(网络数据科学组)的研究方向是分布式系统、数据库、中间件与服务计算、智能电网大数据处理,是第五工程部(网络空间技术实验室)的主要科研人员,亲自带学生,他是一个很有学术追求的人,可以说是厚积薄发,团队从2014年开始不断产出顶级会议和期刊论文,而且研究方向适合就业,学生就业都很不错,因为团队以工程为主,工程能力很强。组内导师还包括刘万涛老师(二室)。团队位于香山园区。李凤华老师是可信计算与系统安全方面的大牛,信工所副总工、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百人计划终期考核优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网络空间安全学科评议组成员。研究方向主要是网络与信息安全、访问控制、信息保护、密码学等,项目主要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重大专项、863计划主题项目、核高基等,是多项国家重要项目的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同时注重科研与理论基础。组里实行超996工作制,工程任务量大,工作强度高,需要学生有较强的实力和抗压能力。殷丽华老师团队于2016年从二室转入李凤华老师团队,研究方向是访问控制、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可信计算,导师还包括郭云川,从2014年开始产出多篇CCF-A、B类论文。组内的学生主要由殷丽华老师等成员进行实际指导,所以相比团队初期,师生沟通会更有效。安全计算机体系结构方面的研究团队主要来自计算所,涂碧波老师的研究方向是硬件协助下的操作系统安全,导师还包括文雨;史岗老师的研究方向是嵌入式系统、处理器安全,导师还包括朱子元。史岗老师的学生经常需要去计算所无线通信技术研究中心帮忙。信工所所长孟丹老师也是五室的博导,他的部分学生分配到安全计算机体系结构相关团队中,是团队的总负责人。 研究方向 计算机系统与安全(安全计算机体系结构、系统芯片SOC与嵌入式系统、操作系统安全、可信计算等)、云计算与网络安全、智能设备与移动互联网安全、网络安全防护与管控、网络体系结构、互联网架构与应用、网络空间数据科学等。 第六研究室: 第六研究室成立于2014年,是中国科学院网络测评技术重点实验室的依托部门,重点围绕网络空间安全评测(Cyberspace Risk Assessment)领域开展工作,位于益园园区,具体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桥西杏石口路益园文创基地C1栋中段。六室重点研究方向是漏洞挖掘、逆向工程、Web安全、恶意代码分析、虚拟机安全、高级威胁检测、溯源取证、态势感知等网络安全技术,实力不错,要求较高。六室在考研复试中有机试和笔试。六室需要考勤打卡,另外部分组研一学生需要每周从怀柔雁栖湖校区回到信工所参加组会。 邹维研究员主要研究网络与软件安全、攻防对抗理论与技术(包括整数溢出漏洞挖掘、模糊测试中穿透校验和检查、后门消减等),重点研究基于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的安全脆弱性分析与检测、Web与移动互联网、嵌入式软件的安全评估技术等,原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现任信工所副所长,负责实验室的整体发展规划,具体工作由实验室成员共同完成。他团队中的学生在IEEE Symposium on Security and Privacy(简称S&P或Oakland)上发表了多篇论文,这个会议是计算机安全领域顶会中最好之一,另外他的团队曾经成功发现10多个零日漏洞。他的学生在学术界和工业界认可度都不低。 刘宝旭研究员是六室主任、网络安全防护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方向是网络攻防技术、网络安全评测技术、软件与系统安全、安全态势感知等,来自高能所计算中心。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并完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863、国家信息安全专项、部委重点专项等四十多个网络安全课题项目的研究,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各两项。已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30余人,大都在从事网络安全相关工作并成为技术骨干。 六室包含如下团队: 霍玮副研究员的研究方向是软件安全分析及支撑系统,主要关注软件漏洞挖掘、基于大数据的软件安全分析、智能终端系统及应用安全分析等,来自计算所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团队包含4个小组,工程与科研有比较好的结合。组里的刘剑副研究员的研究方向是程序分析与验证,来自中科院软件所。团队与计算所武成岗老师组有合作。龚晓锐高级工程师的研究方向是网络安全对抗、逆向工程、样本分析等,来自北大。他带领的NeSE(Never Stop Exploiting)积极参加XCTF联赛和各类国际CTF比赛,是一支国内一流的CTF战队,2016年队员获信息安全与对抗技术竞赛个人挑战赛全国赛区冠军。杨泽明副研究员的研究方向是是高级威胁检测与溯源,承担中科院先导、国家863计划、部委重点项目的研究开发与实施,研究组开发建设了恶意代码自动化分析技术研究实验平台,并基于该平台从事高级威胁检测发现、攻击追踪溯源、威胁情报共享利用等方面的技术研究。卢志刚高级工程师的研究方向是态势感知,包括安全数据融合挖掘、可视化分析、数据统一存储、威胁情报等关键技术,负责建设威胁情报库,为安全事件的挖掘、追踪溯源和主动防御等工作提供情报支援,成果已在多个国家部委的重大工程/项目中有落地应用。崔翔研究员是六室副主任,研究方向是Web安全、网络攻防与漏洞挖掘、僵尸网络、蜜罐技术等,侧重Web主机和应用,对软件或恶意应用的行为进行分析,来自中科院计算所,团队中还有刘奇旭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是Web安全、网络空间安全评测,来自国科大计算机与控制学院,团队实力很强劲,组内老师均在ACM CCS上发表了多篇poster。团队还研究渗透测试技术、APT。另外,组内的氛围好,大家也都很努力,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都实力很强,这些学生不是只会纸上谈兵的信息技术从业者,并且能够获得一些较难获得的奖项。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主办的全国高校网安联赛(http://xnuca.erangelab.com)由此团队负责,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网络空间安全技术水平。贾晓启研究员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虚拟化安全、云计算安全、操作系统安全、攻防技术,来自于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他是80后研究员,科研组非常年轻有活力,科研氛围浓厚,工程实力强,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部门的工程项目,在这个组里不仅能学到前沿知识,而且有充足的动手实践机会。组里毕业生就业情况普遍不错,今年的两个毕业生分别去了阿里和因特尔。贾晓启老师还是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委员,中国科学院青联委员。 研究方向 软件脆弱性分析、移动及Web安全检测、pentest(渗透测试)技术。 第一工程部 第二工程部 第三工程部 第四工程部 第五工程部(网络空间技术实验室) 各个工程部中的导师均在各自所属的研究室中招生。工程一、四、五部位于香山园区,二部位于益园园区,三部位于华严北里,在CNCERT也有部分办公点。一部对口国家保密局,二部对口公安部,三部对口工信部,四部对口国家安全部,五部对口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信息安全共性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中科信息安全共性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位于益园园区,是信息工程研究所的系统集成部门,对口重点行业部门,面向国家重大科技需求和重点任务开展工作,代表研究所承担和配合重点行业部门的工作和任务,根据所内各个研究室的研究方向和特点,进行任务分解和分派,参与和督促相关科研工作,负责整体任务的集成和交付,并根据所内研究室的研发成果与应用功能特点,进行集成或包装,形成适合行业应用的产品、工具、系统和平台,指导和参与企业的推广应用工作。中心主要由四室负责。益园园区也是公安部中国科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应用研究中心的依托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