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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an 2026
    1. Pronghorn ante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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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ow is a thorough explanation of “Pronghorn antelope” with appropriate pictures,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suitable for Science / Biology / Ecology / Biomes (Grasslands).


      English (thorough explanation with visual context)

      1) What a pronghorn antelope is

      The pronghorn antelope (often called simply pronghorn) is a hoofed mammal native to North America.

      Important note:

      • Despite its name, it is not a true antelope
      • It belongs to its own unique family

      2) Key identifying features

      From the pictures above, notice:

      • Slim body with long legs
      • Tan, white, and brown markings
      • Curved horns with a forward-pointing prong
      • Large eyes for wide vision

      Horns are unique:

      • Have a bony core
      • Covered by a sheath that is shed each year
      • This is different from deer antlers and antelope horns

      3) Speed – the pronghorn’s most famous trait

      Pronghorns are the fastest land mammals in North America and the second fastest in the world (after the cheetah).

      • Can reach speeds of 90 km/h (55 mph)
      • Can maintain high speed for long distances
      • Excellent endurance runners

      This speed evolved to escape ancient predators.


      4) Habitat

      Pronghorns live in:

      • Open grasslands
      • Prairies
      • Deserts
      • Shrublands

      They prefer wide, open spaces, where their speed and vision are most useful.


      5) What pronghorns eat

      Pronghorns are herbivores.

      Their diet includes:

      • Grasses
      • Shrubs
      • Wildflowers
      • Sagebrush

      They can survive in dry environments with little water.


      6) Behavior

      • Live in groups (herds)
      • Have excellent eyesight (can spot movement from far away)
      • Migrate seasonally to find food

      Their white rump patch can stand up like a flag to warn others.


      7) Ecological role

      • Primary consumers in grassland ecosystems
      • Important prey for large predators
      • Help shape plant communities through grazing

      中文(配图详细解释)

      1)什么是 Pronghorn antelope(叉角羚)

      叉角羚是一种原产于北美洲有蹄类哺乳动物

      重要说明:

      • 名字中有 antelope,但它并不是真正的羚羊
      • 属于一个独特的动物家族

      2)主要外形特征

      从图片中可以看到叉角羚的特征:

      • 身体修长,四肢细长
      • 棕黄、白色相间的体色
      • 角上有明显的前叉
      • 眼睛大,视野极广

      角的特点非常独特

      • 内部是骨质
      • 外层是角鞘
      • 每年会脱落角鞘再长新角

      3)速度之王

      叉角羚是:

      • 北美最快的陆地动物
      • 世界第二快的陆地动物

      特点:

      • 最高速度约 90 km/h
      • 可长时间高速奔跑
      • 适合在开阔地带逃避捕食者

      4)栖息环境

      叉角羚主要生活在:

      • 草原
      • 大平原
      • 沙漠
      • 灌木丛

      它们依赖开阔视野和高速奔跑生存。


      5)食性

      叉角羚是草食动物,主要吃:

      • 灌木
      • 野花
      • 蒿类植物

      它们对干旱环境适应能力很强。


      6)行为特点

      • 群居动物
      • 视力极佳
      • 会进行季节性迁徙

      尾部白色毛可竖起,用作危险警示信号


      7)生态意义

      • 草原生态系统中的初级消费者
      • 是大型捕食者的重要猎物
      • 影响植被结构与分布

      一句话总结(中英对照)

      The pronghorn is a uniquely North American mammal famous for its incredible speed. 叉角羚是一种北美特有、以惊人速度著称的哺乳动物。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 pronghorn vs deer vs antelope 做成一张 考试对比表(中英 + 配图),非常适合 Science 10 / 地理生物综合复习

  2. May 2025
    1. “枪打出头鸟”的训诫扼杀异端思想,李贽、黄宗羲等反叛者皆被系统排斥。

      “枪打出头鸟”这一训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其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对异端思想的系统性压制机制。这种机制通过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多重手段,将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家边缘化、污名化,甚至迫害,从而维护既有的权力结构和思想秩序。李贽、黄宗羲等反叛者的遭遇,正是这一机制的典型例证。


      一、“枪打出头鸟”的训诫:压制异端的逻辑

      1. “出头”的危险性
      2. 字面含义:猎人总先瞄准飞在最前面的鸟,隐喻“表现突出者”易成为攻击目标。
      3. 深层逻辑: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出头”意味着打破既定秩序,挑战权威。任何试图超越传统框架的思想或行为,都会被视为对统治合法性的威胁。
      4. 文化心理:儒家“中庸之道”强调“不偏不倚”,反对极端。这种价值观塑造了社会对“出头者”的本能排斥,认为“低调服从”才是生存之道。

      5. 系统性压制的手段

      6. 政治打压:通过科举制度、官僚体系和法律工具,将异端思想者排除在权力之外,甚至直接迫害。
      7. 学术禁令:焚毁著作、禁止传播,切断异端思想的影响力。
      8. 道德污名化:将异端者贴上“离经叛道”“惑世诬民”的标签,使其失去社会合法性。
      9. 经济与资源剥夺:限制异端者的经济来源(如李贽晚年靠朋友资助生活),迫使其边缘化。

      二、李贽:反叛者的悲剧命运

      1. 思想挑战与时代冲突
      2. 批判儒家正统:李贽否定孔子的绝对权威,主张“童心说”(强调真实情感),并猛烈抨击程朱理学的虚伪性。他的《焚书》《藏书》直接挑战了儒家经典的神圣性。
      3. 扬商贾、倡功利:在重农抑商的背景下,李贽肯定商业价值,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与传统“君子不言利”的伦理观尖锐对立。
      4. 性别平等与个性解放:他批判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甚至为女性写传记,这在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社会中是大逆不道的。

      5. 系统性排斥的体现

      6. 政治迫害:1602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弹劾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神宗下旨将其逮捕入狱。尽管最终判决仅为“押送原籍”,但李贽在狱中自尽,以死明志。
      7. 学术禁绝:李贽的著作多次被焚毁,《焚书》《续焚书》在明代被列为禁书,直到近代才重新流传。
      8. 社会孤立:李贽晚年辞官后,依靠友人资助(如黄安耿氏家族)维持生活,始终处于“半僧半俗”的边缘状态,无法融入主流社会。

      9. 历史意义

      10. 启蒙精神的先驱:李贽的思想为明清之际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其“童心说”对曹雪芹《红楼梦》创作产生直接影响。
      11. 反抗权威的象征:他的自杀被视为“对专制统治的最后抗争”,其悲剧命运揭示了封建社会对异端思想的残酷压制。

      三、黄宗羲:批判专制的孤独呐喊

      1. 思想锋芒与时代困境
      2. “天下为主,君为客”: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提出“君主乃天下之公仆”的民本思想,直接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学校议政”和“法治”。
      3. 学术独立与历史反思:他编纂《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系统梳理儒家思想流变,但拒绝将程朱理学奉为唯一正统,强调学术自由。
      4. 改革理想与现实矛盾: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经济主张,主张减轻赋税、整顿吏治,但这些改革方案在清初并未被采纳。

      5. 系统性排斥的体现

      6. 政治边缘化:黄宗羲虽参与抗清活动,但清廷并未彻底清算其思想。然而,他的著作在清代长期被官方压制,直到晚清才被重新发现。
      7. 学术禁锢:《明夷待访录》因直言批判君主专制,在清代被列为禁书。直到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将其视为思想武器。
      8. 社会疏离:黄宗羲晚年隐居宁波,专注于著书立说,但其思想始终未能进入主流话语体系。

      9. 历史意义

      10. 近代民主思想的先声: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与西方启蒙思想有相通之处,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资源。
      11. 批判传统的勇气:他敢于直面封建制度的弊端,其“破而后立”的学术态度成为后世知识分子的典范。

      四、系统排斥异端思想的深层逻辑

      1. 权力与思想的共生关系
      2. 封建统治者依赖儒家思想构建合法性,任何挑战儒家正统的行为都被视为对统治根基的威胁。
      3. 李贽、黄宗羲的思想虽未直接否定皇权,但其批判精神动摇了“天命论”和“君权神授”的根基。

      4. 科举制度的桎梏

      5. 科举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异端思想者无法通过考试进入官僚体系,只能在民间传播思想,但又面临被禁绝的风险。

      6. 文化霸权的延续

      7. 儒家正统通过教育、出版、舆论等渠道形成垄断,异端思想者即使有创新观点,也难以突破“枪打出头鸟”的社会心理。

      五、现代启示:打破“出头鸟”逻辑

      1. 警惕“枪打出头鸟”的现代变体
      2. 在当代社会,对异见者的压制可能以“舆论审判”“网络暴力”等形式出现,本质上仍是维护主流话语权的工具。

      3. 保护思想自由的必要性

      4. 李贽、黄宗羲的遭遇警示我们:思想的进步需要包容“出头者”的勇气,容忍“离经叛道”的声音。

      5. 重构“出头”的价值

      6. 将“出头”从贬义转化为褒义,鼓励创新、批判与多元,才能推动社会真正进步。

      结语

      “枪打出头鸟”的训诫不仅是对个人的劝诫,更是封建社会压制异端思想的制度缩影。李贽、黄宗羲的悲剧命运,揭示了思想自由与权力结构之间的深刻矛盾。他们的精神遗产提醒我们:真正的文明进步,需要直面“出头”的风险,捍卫思想的多样性与批判性。

    1. 《百年孤独》中的“黄蝴蝶”象征命运与回忆

      在《百年孤独》中,“黄蝴蝶”是一个充满魔幻色彩且贯穿全书的象征意象,其出现往往与命运的神秘性、时间的循环性以及记忆的不可靠性紧密相连。马尔克斯通过这一意象,将现实与虚幻、过去与未来交织,强化了布恩迪亚家族孤独宿命的悲剧感。以下从具体文本分析其象征意义:


      一、黄蝴蝶与梅尔基亚德斯:命运的先知与循环

      1. 吉普赛先知梅尔基亚德斯的化身
      2. 梅尔基亚德斯是书中最早带来“科学”与“预言”的吉普赛人,他留下的羊皮卷预言了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每当他或他的灵魂出现时,常伴随黄蝴蝶的飞舞。例如,老何塞·阿尔卡蒂奥在实验室中研究炼金术时,黄蝴蝶环绕着他,暗示梅尔基亚德斯的幽灵仍在引导家族走向注定的结局。
      3. 黄蝴蝶成为命运之手的具象化,象征着家族成员无法逃脱的轮回宿命。正如羊皮卷的预言最终被破译,黄蝴蝶的反复出现暗示一切早已注定。

      4. 死亡与重生的隐喻

      5. 梅尔基亚德斯“死而复生”多次,黄蝴蝶伴随他的“复活”出现,暗示命运的不可逆转与时间的非线性。蝴蝶的蜕变(从幼虫到成虫)与家族命运的循环(重复的名字与相似的悲剧)形成对照。

      二、黄蝴蝶与回忆:虚幻与真实的交织

      1. 丽贝卡的记忆符号
      2. 当丽贝卡(雷蓓卡)因失眠症遗忘过去时,她“看到黄蝴蝶在房间里飞舞”。这里的黄蝴蝶既是她潜意识中对童年创伤(父母双亡、食土癖)的闪回,也暗示记忆的脆弱性——真实与幻觉的界限被打破。
      3. 马尔克斯通过黄蝴蝶将个体的心理创伤外化为超自然意象,揭示回忆如何以扭曲的形式侵扰现实

      4. 奥雷里亚诺上校的死亡预兆

      5.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去世前,看到“一只黄蝴蝶从窗户飞进来,绕着他的头盘旋”。此时黄蝴蝶既是他一生征战的记忆碎片(如青年时代在实验室与梅尔基亚德斯的对话),也是死亡临近的象征
      6. 这一场景中,回忆与命运合二为一:蝴蝶既代表他对过去的追溯,也宣告他即将融入家族命运的终章。

      三、黄蝴蝶的哲学延伸:时间、孤独与存在的困境

      1. 永恒轮回的时间观
      2. 黄蝴蝶在百年间反复出现,呼应了马尔克斯笔下的“循环时间”。布恩迪亚家族每一代人都重蹈覆辙,如同蝴蝶在封闭的马孔多上空无尽盘旋,暗示人类在历史中的无力与孤独

      3. 魔幻与现实的并置

      4. 黄蝴蝶既是现实中的昆虫(如马孔多潮湿气候下的自然现象),又是超自然的预兆。这种并置体现了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美学:用日常事物承载形而上的追问——人能否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记忆是真相还是虚构?

      四、与其他象征的互文

      1. 黄蝴蝶 vs. 黄花雨
      2. 小说结尾的“黄花雨”象征马孔多的毁灭,而黄蝴蝶则贯穿毁灭前的全过程。两者共同构成“消亡”的渐进意象:蝴蝶预示命运,黄花雨宣告终结。

      3. 黄蝴蝶 vs. 金鱼

      4. 奥雷里亚诺上校铸造又熔化的金鱼象征无意义的重复劳动,而黄蝴蝶象征无意义的重复命运。两者共同指向布恩迪亚家族“行动-失败-遗忘-再行动”的西西弗斯式悲剧。

      结语

      在《百年孤独》中,黄蝴蝶如同一个飘忽不定的幽灵,串联起预言、死亡、记忆与循环。它不仅是马尔克斯对拉丁美洲集体命运的诗意隐喻,更揭示了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我们追逐记忆以求理解自身,却被命运的漩涡推向既定的终点。这种象征的复杂性,正是《百年孤独》超越地域与时代,成为永恒经典的原因之一。

  3. Mar 2025
    1. 董其昌提出“以笔墨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

      董其昌提出的“以笔墨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是其艺术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体现了文人画对笔墨语言的高度推崇,以及对艺术创作本质的深刻思考。这一论断需从以下几个层面理解:


      一、笔墨作为艺术本体的独立价值

      1. 超越自然模仿的“精妙”<br /> 董其昌认为,自然山水虽有形态之美,但艺术家的笔墨提炼能赋予其更深的意蕴。所谓“精妙”,并非单纯指技法娴熟,而是笔墨中承载的文人修养、情感表达与文化积淀。例如,他在《画禅室随笔》中强调“笔墨之精妙”需与“文心”“气质”结合,使画面既有形式美,又蕴含哲学境界。
      2. 例证:董其昌的《仿张僧繇白云红树图卷》以没骨法结合青绿设色,虽模仿古人,却通过淡墨勾皴与色彩对比,赋予山石云树以“逸趣”,体现了笔墨对自然物象的升华。

      3. “笔墨有道”的哲学根基<br /> 董其昌深受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影响,但并非简单复刻自然,而是通过笔墨语言重构自然的内在秩序。他认为,绘画的终极目标是“与天地合一”,但这一“合一”需通过笔墨的抽象提炼实现。正如其所述:“画中山水非真山水,乃胸中丘壑。”

      4. 对比:西方风景画追求视觉真实,而中国文人画以笔墨的“虚实”“枯湿”等关系,构建更具精神性的“意境”。

      二、文人画对“笔墨至上”的追求

      1. 技法与境界的统一<br /> 董其昌提出“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将书法用笔融入绘画,使线条兼具形式美与文化意涵。例如,他推崇倪瓒“逸笔草草”的简淡风格,认为其“天真幽淡”的笔墨境界远胜于对自然细节的刻画。
      2. 反例批评:董其昌反对院体画的“工巧”,认为过度追求形似会导致“无笔无墨”,失去文人画的“士气”。

      3. “淡”的美学与笔墨的克制<br /> “淡”是董其昌笔墨观的核心。他主张“意淡”与“墨淡”,即通过简练的笔墨传递深邃的意境。例如,其山水画常以干笔皴擦与留白营造空灵之感,弱化色彩,突出水墨的层次。

      4. 哲学隐喻:“淡”既是对道家“返璞归真”的呼应,也是对儒家“中庸”美学的实践,体现文人“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

      三、历史语境下的艺术革新

      1. 对传统技法的批判性继承<br /> 董其昌虽倡导“师古”,但强调“学古而有变”。他通过总结宋元大家的笔墨程式(如董源的披麻皴、黄公望的浅绛设色),提炼出可复制的笔墨模块,推动文人画体系化。例如,其“南北宗论”虽存争议,却为文人画确立了“重笔墨轻形似”的评判标准。

      2. 对艺术史的影响与争议

      3. 积极意义:董其昌的笔墨理论为明清文人画提供了方法论,如四王(王时敏等)的“笔墨精研”与石涛的“一画论”均受其启发。
      4. 批评声音:徐悲鸿等人指责其理论导致中国画“衰微”,认为过度强调笔墨形式忽视了对现实的表现。

      四、跨文化的启示

      董其昌的论断揭示了中西艺术的根本差异:<br /> - 西方传统:以透视、光影追求“形似”,自然为艺术之师(如康斯太勃尔的湖区写生)。<br /> - 中国传统:以笔墨为媒介,艺术为自然之升华(如蒋彝以水墨重构英国湖区,被贡布里希视为跨文化对话的典范)。


      结语

      董其昌的“以笔墨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既是对文人画核心价值的总结,也是对艺术本质的哲学思辨。它强调艺术创作需超越对自然的机械模仿,通过笔墨语言传递文化、情感与境界。这一观点至今仍启发我们思考: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再现什么”,更在于“如何表现”。正如董其昌在《青卞山图》中所实践的,笔墨不仅是技法,更是艺术家与世界对话的精神载体。

  4. Feb 2025
    1. 具体比较

      您感觉非常敏锐! 约翰·麦克拉肯 (John McCracken) 和 唐纳德·贾德 (Donald Judd) 的风格确实有诸多相似之处,这是因为他们都是极简主义 (Minimalism) 运动的核心人物,并且在艺术理念和形式语言上有着共通之处。 您的直觉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作品常常被并置讨论,并且理解他们的异同点对于深入了解极简主义艺术至关重要。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他们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相似之处 (Shared Characteristics):

      1. 极简主义美学 (Minimalist Aesthetics): 这是他们最根本的共同点。 他们都坚定地拥抱极简主义的核心原则,追求简洁、纯粹、去除繁复装饰的艺术形式。

        • 几何形体 (Geometric Forms): 两人都偏爱使用基本的几何形状作为作品的构成元素,例如长方体、正方体、平面、柱体等等。 这种对几何形体的强调是极简主义的标志性特征。
        • 工业材料 (Industrial Materials): 他们都倾向于使用工业化生产的材料,例如金属(铝、钢)、胶合板、以及在麦克拉肯作品中也常见的树脂和玻璃纤维。 这种材料选择体现了对材料“物性”的强调,以及对去除艺术家个人情感痕迹的追求。
        • 客观性与非个人化 (Objectivity and Impersonality): 他们的作品都力求客观、冷静、非个人化, 避免传统艺术中常见的主观情感表达和叙事性内容。 作品更强调自身的“物性”和在空间中的存在,而非艺术家的个人情感或意图。
        • 整体性 (Wholeness/Gestalt): 极简主义强调作品的整体性体验。 麦克拉肯和贾德的作品都旨在提供一种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感知经验,而非关注局部或细节。 作品的意义在于其整体形态和空间关系,而非局部的装饰或象征。
        • “如实呈现 (Literalism)": 极简主义强调“如实呈现”,即作品就是其所呈现的样子,不追求象征、隐喻或幻觉。 麦克拉肯和贾德的作品都力求呈现材料、形式和色彩的“字面”真实,避免制造视觉错觉或象征意义。
      2. 对空间与感知的关注 (Focus on Space and Perception): 两人都非常重视作品与空间环境的关系,以及作品对观众感知的影响。

        • 空间互动 (Spatial Interaction): 他们的作品都积极地与展览空间互动,作品的存在方式、摆放位置、光线反射等都与周围空间环境紧密相连。 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自身,也在于其在特定空间中的呈现和观众的体验。
        • 身体感知 (Corporeal Experience): 极简主义艺术强调观众的身体在空间中的感知体验。 麦克拉肯和贾德的作品都常常以较大尺度呈现,迫使观众通过身体的移动和感知来体验作品,作品的尺度、颜色、材质等都会对观众的身体感官产生直接影响。
      3. 对传统艺术观念的挑战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Art Conventions): 他们都对传统绘画和雕塑的界限提出了挑战,并试图突破既有的艺术分类

        • 模糊媒介界限 (Blurring Media Boundaries): 麦克拉肯的“平板”系列模糊了绘画与雕塑的界限,贾德的作品也常常超越了传统雕塑的定义。 他们都在探索一种新的、更加开放的艺术形式。
        • 反精英主义 (Anti-Elitism): 极简主义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精英主义的倾向,强调艺术的直接性和可感知性,反对过度复杂的象征和隐喻。 麦克拉肯和贾德的作品都以其简洁直接的视觉语言,试图打破艺术与大众之间的隔阂。

      不同之处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尽管有诸多相似之处,约翰·麦克拉肯和唐纳德·贾德在风格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他们各自独特的艺术个性:

      1. 色彩运用 (Use of Color): 这是他们最显著的区别。

        • 麦克拉肯: 鲜艳的单色 (Vibrant Monochromatic Colors): 麦克拉肯以其鲜艳、饱和度极高的单色而闻名。 他偏爱明亮的红、蓝、绿、黄等颜色,并将其运用到极致,创造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作品。 色彩本身成为了麦克拉肯作品的核心语言和表现力。 [Image of John McCracken Red Column sculpture - showcasing his vibrant red color]
        • 贾德: 材料的自然色彩 (Natural Colors of Materials): 贾德则更倾向于使用材料本身的自然色彩和质感,例如金属的银色、灰色、铜色,胶合板的木色等等。 他极少使用绘画颜料来改变材料的颜色,而是让材料本身的质感和色彩“如实呈现”。 贾德的色彩策略更加内敛、质朴,强调材料的“物性”。 [Image of Donald Judd metal boxes sculpture - showcasing natural metal color and texture]
      2. 表面处理 (Surface Finish): 与色彩运用紧密相关的是表面处理方式的不同。

        • 麦克拉肯: 高度抛光 (Highly Polished Surface): 麦克拉肯的作品表面通常经过高度抛光,呈现出镜面般的反光效果。 这种高度抛光的表面增强了作品的现代感和人工感,也使其能够与周围环境产生互动,反射光线和色彩。
        • 贾德: 工业化的粗糙或自然表面 (Industrial or Natural Surface): 贾德则保留了材料的工业化表面或自然质感,例如金属的粗糙纹理、胶合板的木纹等等。 他并不追求表面的光滑和完美,而是让材料的“原始”状态直接呈现。 这种表面处理方式更强调材料的真实性和工业感。
      3. 作品的“倚靠”与“悬挂”方式 (Leaning vs. Hanging/Stacking): 作品的展示方式也体现了他们风格的差异。

        • 麦克拉肯: 倚靠 (Leaning): 麦克拉肯最经典的“平板”系列作品通常是倾斜倚靠在墙面上。 这种独特的展示方式模糊了绘画与雕塑的界限,也赋予作品一种动态感和临时的“在场”感。
        • 贾德: 悬挂/堆叠 (Hanging/Stacking): 贾德的作品则常常以悬挂在墙面或堆叠在地面的方式呈现。 他的作品强调垂直或水平方向的序列和重复,以及作品在空间中的排列关系。 贾德的作品更强调其“物”的独立性和在空间中的客观存在。 [Image of Donald Judd stacked boxes sculpture - showcasing his stacking installation style]
      4. 情感基调 (Emotional Tone): 尽管都是极简主义,但他们的作品在情感基调上略有不同。

        • 麦克拉肯: 感性与神秘 (Sensual and Mysterious): 麦克拉肯的作品,尤其是其鲜艳的色彩和高度抛光的表面,常常带有感性、甚至是神秘的意味。 色彩的纯粹性和光泽感能够引发观众的感官愉悦和冥想式的体验。 他的作品有时被描述为更具“加州极简主义”的特色,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
        • 贾德: 理性与冷静 (Rational and Austere): 贾德的作品则更加理性、冷静、甚至有些austere (朴素/禁欲)。 他更强调作品的逻辑结构、数学关系和材料的客观性,力求去除情感化的表达。 贾德的极简主义更加强调理性分析和逻辑构建。
      5. 作品的“在场感” (Presence/Objecthood): 虽然两人都强调作品的“在场感”,但侧重点略有不同。

        • 麦克拉肯: 色彩与光线的“在场” (Presence of Color and Light): 麦克拉肯的作品更侧重于色彩和光线的“在场感”。 鲜艳的色彩和反光表面使得作品在空间中具有强烈的视觉存在,色彩本身成为了作品的“主角”。
        • 贾德: 材料与结构的“在场” (Presence of Material and Structure): 贾德的作品更侧重于材料和结构的“在场感”。 他强调材料的真实性、结构的逻辑性和作品的物理存在,力求让观众直接感受到作品的“物性”。

      总结:

      总而言之,约翰·麦克拉肯和唐纳德·贾德都是极简主义艺术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核心美学理念、对空间与感知的关注、以及对传统艺术观念的挑战等方面存在显著的相似之处。 然而,他们在色彩运用、表面处理、作品展示方式、情感基调等方面又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各自独特的艺术个性。

      理解他们的异同点,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极简主义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能更好地欣赏两位艺术家各自的独特贡献和艺术魅力。 他们共同拓展了艺术的边界,并对后来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更直观地感受他们的风格差异,我建议您对比观看他们的作品图像,例如:

      • [Image of John McCracken sculpture - Vibrant red plank leaning against a white wall] (约翰·麦克拉肯作品图像 - 鲜艳的红色平板倚靠在白色墙面)
      • [Image of Donald Judd sculpture - Stacked boxes made of raw metal, highlighting material texture] (唐纳德·贾德作品图像 - 由原始金属制成的堆叠盒子,突出材料质感)

      通过视觉对比,您能更清晰地体会到他们作品在色彩、表面、形式和整体氛围上的细微差别,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他们既相似又独特的极简主义艺术风格。

    1. 与YUV关系

      是的,你的理解是准确的!YUV本质上与CIELAB有相似之处,它们都基于人眼对亮度的高度敏感性,并且都将亮度和色度信息分开处理,旨在提高效率并适应人眼的感知方式。

      1. YUV与CIELAB的相似性

      在YUV格式中,Y分量代表亮度(即图像的明暗程度),而UV分量表示色度(即颜色的色相和饱和度)。这与CIELAB的设计非常相似,后者通过L*表示亮度,a*b*表示色度(红绿和蓝黄轴上的色差)。

      为什么YUV与CIELAB类似?

      • 人眼对亮度更敏感:人眼对亮度(或明暗)变化的敏感度要远高于对色度(色相和饱和度)的敏感度。这是因为我们对图像的细节和对比度的识别依赖于亮度信息,而对颜色的变化则不那么敏感。这一特性使得在视频和图像处理中,分离亮度和色度可以有效减少信息冗余,提高数据压缩的效率。

      在YUV中,Y分量表示亮度,这个分量在人眼视觉感知中占据主导地位;UV分量则表示色度,它们的变化对视觉感知的影响较小。因此,在视频压缩和传输中,UV分量通常可以进行下采样(比如4:2:0采样),从而减少数据量,而不显著影响图像的视觉质量。

      • 色度分量压缩:由于人眼对色度(如红绿、蓝黄的变化)不如对亮度敏感,YUV格式将色度分量压缩,并且在许多视频编码格式中,色度分量的分辨率通常低于亮度分量。这类似于CIELAB中,色度部分(a*和b*)与亮度(L*)是分开的,并且色度部分的变化对视觉的影响相对较小。

      2. YUV与CIELAB的区别

      尽管YUV和CIELAB有相似的结构,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设计目标和应用领域:

      • CIELAB是一个设备无关的色彩空间,旨在提供一种统一的标准来描述人眼对颜色的感知,并且可以用于不同设备之间的颜色转换。它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设备或显示技术。

      • YUV是为视频编码和传输而设计的,它特别考虑了数据压缩的需求,并且通过色度的下采样来减少冗余信息。它主要用于视频信号的传输和存储,尤其是高效压缩(例如,H.264、MPEG标准)中的应用。

      3. 总结

      • YUVCIELAB都基于人眼对亮度的敏感性,因此它们都通过分离亮度和色度信息来提高效率。YUV通过将Y作为亮度分量,UV作为色度分量,实现了色度的压缩,而CIELAB通过L*表示亮度,a*b*表示色度,确保颜色的感知与人眼一致。

      • YUV的目标高效的视频压缩和传输,而CIELAB的目标是确保设备无关的颜色表示跨设备色彩管理,以确保不同设备(如显示器、打印机)之间的颜色一致性。

      因此,YUV和CIELAB的设计理念相似,但它们各自的应用场景和功能有所不同,YUV更侧重于视频数据的传输效率,而CIELAB侧重于提供一个统一的色彩标准,用于色彩管理和设备之间的颜色转换。

  5. Feb 2023
    1. 扎堆提前还房贷何解

      文|财新周刊 刘冉

      托关系“插了个队”并交了1000元出头的违约金之后,辽宁大连的购房者姜女士终于在2023年2月初提前偿还了30万元的房贷本金,与中行大连分行结清了贷款。

      江苏苏州的黄先生就没那么顺利了。他向财新表示,1月向建行苏州分行申请提前还房贷,却被告知必须去现场办理,并且要排到4月以后才能还。

      广东深圳的刘女士则在近期尝试通过工行App提前偿还剩余房贷时发现,工行App的提前还贷入口消失了。客户经理告诉她:“要本人到深圳该支行柜台办理申请,申请通过后,再排队还款,目前来看至少要排两个月;同时还须按贷款合同约定缴纳提前还款违约金。”

      2022年以来的按揭贷款客户提前还贷潮,仍在继续。提前还贷和新投放的贷款相互抵消,导致按揭贷款余额增幅较小,这一变化已体现在金融数据中。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四季度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38.8万亿元,同比仅增长1.2%,增速比上年末低10个百分点,是近十年来最低;2022年的四个季度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逐季下降,依次为8.89%、6.23%、4.12%和1.2%,与前几年持续两位数的增速相比,呈断崖式下跌。

      据财新了解,在2022年11月的银行信贷工作座谈会上,有金融监管部门人士提及2022年按揭贷款规模上不去的原因时分析,买房的人少了是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提前还贷的量较大,前三季度提前还贷2.5万亿元,主要由于前几年发放的存量首套房按揭贷款利率偏高。

      在银行信贷中,提前还款本是一种正常行为。借款人出于市场利率波动和自身资金安排考虑提前还款,可以降低个人债务水平、减少利息支出;银行基于风险管理需要,在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也可能要求借款人提前还款。

      2022年以来的提前还房贷,是居民部门对未来经济和收入不确定性增强、资管产品投资收益下降、按揭贷款利率相对市场利率形成“倒挂”等背景下,为减少利息支出而主动降低负债、收缩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体现。

      多位银行人士坦言,大量集中提前还贷,不仅影响银行的利息收入,也对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提出挑战。

      按揭贷款是客户的负债,亦是银行最优质、稳定、最具规模的长期资产,对于按揭贷款提前还款的规模,目前尚没有公开披露的数据。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副总裁、高级信用评级主任诸蜀宁认为,以目前全国近40万亿元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来看,如果其中5%至10%提前还款,也有2万亿至4万亿元,这对银行业是不小的挑战。

      一家城商行的内部测算显示,2018年至2019年,提前还贷本金基本维持在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比例分别为8.37%和7.2%;但疫情以来的三年里,提前还贷本金规模持续上升,分别为2.89万亿元、3.6万亿元及3.8万亿元,且占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比例持续升高,至2022年达到9.88%,体现了提前还贷人群占比的攀升。

      一位国有大行分支行个贷部人士表示,客户集中取存款,是对银行的一种挤兑;现在客户集中还贷款,是对银行的一种“逆挤兑”,将快速压缩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压力之下,部分银行紧急提高了还贷的“隐性门槛”:或关闭此前便利客户的App端提前还贷入口,要求客户去线下网点申请提前还贷;或告知近期没有提前还贷额度,需要排队等几个月;或取消此前的优惠条款,严格执行合同约定,收取提前还款违约金。

      这些只顾银行自身利益、不顾居民正当利益与合理诉求的临时性做法引发了居民的广泛关注甚至声讨,认为银行此举侵害了金融消费者权益,前述苏州的黄先生近日就多次拨打了银行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热线“12378”。

      据财新了解,在前述银行信贷工作座谈会上,曾提及正在研究如何降低存量首套房按揭贷款利率——既能降低利率,又能尽量减少对银行的影响。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分析人士指出,银行发放的居民房贷是中长期贷款,本身就有再融资风险,意味着利率下调而按揭利率不随之下调,必然会引发居民“借新还旧”。如果房贷合同针对提前还款有惩罚条款,银行执行合同即可;但如果人为限制提前还款,本质上或构成履约违约。事实上,对于提前还款对银行久期管理的挑战,可以通过资产负债久期匹配(利率互换)等方式管理;更可以和银行客户重新安排和设计贷款(Refinace),以合理的市场化的安排来挽留住客户与资产,减少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冲击。

      为何扎堆提前还贷   对于提前还贷的原因,前述辽宁大连的姜女士解释,主要因为市场状况不太好,本来用于经营的资金没用出去,多出了一些“闲钱”,觉得最保险的去向还是还房贷。

      姜女士这种心态颇具普遍性。过去一年多,房地产市场低迷,房价上涨预期减弱。同时,在疫情冲击下,实体经济的投资风险明显加大。此外,信托打破刚兑、银行理财不再“保本保收益”、存款利率下行,一些手中有“闲钱”的客户,在比较按揭贷款的利息成本和“闲钱”的投资收益后,觉得还是还房贷更划算。

      据光大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测算,目前的存量按揭贷款绝大多数为2014年以后发放。其中,2014年至2016年的按揭利率下行时期,测算存量余额为7.6万亿元,占全部按揭贷款的19.5%左右;而2017年至2021年的利率高位时期,测算存量余额为28.5万亿元,占比73%左右。而且,2017年至2018年新发生按揭贷款利率大幅上行至5.55%,2019年至2021年在5.3%—5.6%区间内高位运行。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在2018年之前的几年中,国内创业创新势头涌动、房地产市场持续上行,金融环境宽松,各类融资产品频出,居民端年化收益在6%—10%的投资产品较多,且多为刚性兑付,因此即便房贷利率在5%以上,也能被接受。彼时,很多人希望尽量多申请房贷、少付首付,富余资金流向资管产品或再投入楼市。但是,后资管新规时代打破刚兑持续深化,叠加2021年以来民营房企爆雷、股市债市调整,信托等资管产品高收益不再,甚至有些投资者连追回本金都遥遥无期。

      不仅高收益的资管产品销声匿迹,收益相对较低但基本可保本的银行理财,也在过去一年的净值化转型后变得不再稳妥,甚至出现亏损。2022年12月下旬的理财产品净值回撤高峰时,银行理财产品破净率(理财累计单位净值跌至1元以下)一度达到26%。

      “大部分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收益高、风险低的理财渠道,因此提前还贷成了大家的共同选择。”房产大V“北京佳爷”解释。

      除了居民对未来经济和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资管产品投资收益下降等因素,存量房贷与新增贷款之间的利差过大,也是居民提前还款的主要动因。

      从新增房贷来看,2022年以来央行在首套房贷利率上不断向市场释放暖意。据央行披露,2022年12月新发放住房贷款利率4.26%,同比下降1.37个百分点,是2008年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新低。2023年1月5日,央行和银保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建立新发放首套住房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长效机制的通知》,对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和同比连续三个月均下降的城市,可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

      基于2022年9月至11月的房价数据,70城中有38城在2023年一季度符合调整利率下限的条件。截至2023年2月5日,已有超过八个二线城市下调或取消当地首套房按揭利率下限,房贷利率正式进入“3时代”。比如,广东珠海的首套住房贷款利率可以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础上最多减60个基点,至3.7%。

      而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国内房地产市场维持较热,当时购房者房贷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或LPR加点。前述城商行的内部测算显示,如果以2021年年中的5.63%加权平均利率为基准,到2022年四季度,全国新投放按揭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下跌150个基点。以最新下限3.7%作对比,新老按揭贷款利率有将近200个基点的差距,这种“倒挂”也催生了提前还贷需求。

      前述刘女士于2017年办理的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最初为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即5.39%;2020年3月转为LPR定价模式之后,为当时的5年期以上LPR(4.80%)加59个基点,每年5月3日跟随LPR重新定价,但加点幅度不再调整。2022年5月3日的LPR为4.60%,因此该房贷利率目前降至5.19%,但比深圳的新增首套房利率还高59个基点。

      对于存量按揭贷款客户,即便全部还清按揭贷款,也没有办法再次以同一房产申请低利率的按揭贷款,因此,一些手上没有那么多“闲钱”的人就动了用小微企业经营贷置换按揭贷款的心思。

      目前,利率高位时期的存量按揭贷款利率,也明显高于小微企业经营贷利率。以北京为例,在现行“认房又认贷”政策下,马女士2022年上半年换西城区学区房,房贷利率按二套执行,为“LPR加105个基点”,即5.5%。她办完贷款不久,即接到贷款中介的经营贷推荐,通过一系列操作,申请到某股份制银行年利率为4.25%的经营贷,期限10年、可以续期;她随即申请经营贷,提前还了年利率5.5%的房贷。

      银行为留客各显神功   居民提前偿还高利率的房贷,显而易见会影响银行的利息收入。一位头部城商行资产负债部门人士表示,如果提前还款成为趋势,可能对下半年特别是明年的经营业绩造成扰动。

      因此,银行也想了多种方法来应对。最简单的就是加大提前还款的难度,拖长还款周期。比如,关闭便捷的银行App还款端口,要求必须本人到网点柜台申请;即使申请通过后,还要排队等待两至四个月才能还上。

      有些银行甚至变更合同原本约定的提前还款违约条款,增加还款成本。2022年8月1日,交通银行官网发布公告称,11月起,对提前还款补偿金收费标准进行调整。调整前,对于部分提前还款补偿金,每年可免收补偿金进行部分提前还款一次;从第二次开始收取部分提前还款补偿金,补偿金额为当次提前还款本金金额的1%。调整后,个人按揭类贷款(包括个人住房贷款、个人商业用房贷款、个人厂房贷款)及个人线上抵押贷(消费),每年一次的提前还款补偿金免收政策取消了,变为“具体以贷款合同中约定为准,补偿金比例为提前还款本金金额的1%”。

      该公告一出,旋即引发热议。面对质疑,交行于8月2日迅速删除该公告。当时有交通银行的内部人士称,个人贷款合同按格式条款一般都会有补偿金的约定,但在实际执行中,银行为了维护优质客户,不少情况下会选择免收。

      财新从多家银行了解的情况显示,各银行的提前还贷补偿金政策有所差异,有的银行明确表示没有补偿金,有的银行贷款合同约定在一定情况下收补偿金,比如客户还款未满三年等。

      即使贷款合同约定了补偿金条款,银行在实际执行中,根据当时的政策环境也有一定的灵活度。例如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房贷经理对财新表示,之前该行也有提前还贷收取补偿金的要求,但2021年开始就全部免收了。当时政策调整的背景是,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政策刚出台,该行的贷款额度紧缺,新客户办理房贷等待时间延长,因此有吸引老客户提前还贷腾出额度的需要。

      多位银行业分析师指出,除了上述手段,银行需要进一步精细化经营,为按揭客户推出更多能满足灵活资金需求的产品。

      一位北京银行客户经理介绍,该行有一款“存贷盈”产品,实际上就是为想提前还贷的客户提供的房贷再定价服务。房女士在北京银行的房贷余额为80万元、等额本息还款方式、剩余还款期为20年;房女士仅需在“存贷盈”活期账户中存入达到她房贷余额的金额,银行就可以给她约3.4%的存款利率。而目前货币基金的年化收益普遍在2%出头,这相当于北京银行变相为房贷客户降低了1个多百分点的按揭利率。

      房女士说:“置换存款是从2.2%的货币基金换成3.4%的北京银行‘存贷盈’,置换贷款是从5.1%的按揭换成3.7%的经营贷,二者差不多,置换存款又不需要贷款那么多麻烦的手续,是适合我的产品。”

      此外,还有些银行为留住房贷客户,与市场上的一些融资中介机构合作,支持客户通过小微企业经营贷置换按揭贷款。

      北京的梁女士是平安银行的二套房贷客户;2022年平安银行大力推行小微经营贷,为梁女士办理房贷的信贷经理主动联系了她,建议她把利率较高的房贷换成利率更低的经营贷,具体操作有三步:第一,先找一家小贷公司借到过桥贷款,用来偿还梁女士名下120万元的二套房贷;第二,在满足以家庭为单位、夫妻双方都没有大额负债的条件下,用梁女士丈夫名下的公司申请个人经营贷;第三,用个人经营贷资金偿还过桥贷款。

      为何同一家银行的同一位信贷经理会主动劝说客户把高利率贷款换成低利率贷款?有平安银行人士向财新解释,因为银行对客户经理的考核是新增贷款,贷款发放后即使客户提前还款,也和信贷经理没关系了;之后为了完成经营贷的考核,客户经理当然有动力劝客户再贷一轮经营贷。“这么做带来了双赢:客户得到了实惠;信贷经理完成了业绩。其实,银行也没有亏,小微经营贷有财政贴息,资金成本较低。”

      “现在很多银行为了留住客户都会主动提供这样的转贷服务。例如过程中需要的过桥资金、借款人名下的公司等,如果客户没有,信贷经理会主动介绍贷款中介来帮忙解决。”一位平安银行信贷经理介绍。

      梁女士为了将年利率5.63%的120万元房贷转为年利率4.25%的经营贷,前后共花了不到1.5万元的手续费,包括20天的过桥资金利息5000元、找公司增股东所需手续费等。“其实找过桥资金、增股东等手续还是挺麻烦的,如果利率差别不大,我也不想折腾。”梁女士说。

      近两年在政策支持下,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规模持续攀升。2022年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23.6万亿元,同比增长23.6%。虽然监管部门严格禁止小微企业贷款资金进入楼市,并屡屡对这类行为作出处罚,但随着房地产进入下行期,有部分银行悄悄放松了小微企业贷款的准入门槛和资金流向。

      对于用经营贷置换按揭贷款,前述国有大行分支行个贷部人士提示了相关合规风险:如果拿10年期的经营贷置换期25年期的按揭贷,借款人是基于整体利息成本的缩减考虑,但会以加重月供为代价,而且要综合考虑置换费用。另外,如果小微经营贷的用途真实性有问题,以后万一政策环境变了,被监管部门查出来要提前收回贷款,客户怎么办?

      存量按揭高利率争议   财新从多位大行和监管部门人士处了解到,提前还贷现象在2022年就已引发关注,监管部门也很清楚利差较大导致市场上存在用经营贷置换按揭贷的套利行为,过去几个月曾多次召集大行开会研讨应对方案,希望把存量首套房按揭利率降到合理水平,并让各家大行上报各类假设条件下对本行利息收入的影响。

      一家国有大行的估算显示,在不分城市、不分存量增量、不分首套二套的极端假设下,如果该行所有按揭贷款利率都降到4.3%(目前的5年期以上LPR)的水平,每年将减少上千亿元的收入。

      王一峰认为,下调存量房贷利率,从“防风险、扩消费、促公平”的角度看,具有现实意义,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缓解贷款早偿压力,进而促进按揭贷款平稳增长,甚至能够促进住房销售尽快复苏。具体而言,可以调降存量首套高利率房贷,压降LPR加点点差,对高利率的刚需购房按揭贷款予以优惠。

      他分析道,考虑“因城施策”总框架下的房贷利率调整,即假设标杆意义较强的一线城市存量按揭利率暂不调整;其余城市中,房价出现环比下行、房屋库存较高去化缓慢、按揭贷款信用风险上行的城市更可能下调存量首套按揭利率。依照此假设,判断符合下调要求的按揭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在25%—50%之间,假设实际执行利率均降至5年期以上LPR的水平,则最终LPR加点点差压降幅度可能在40—50个基点,居民房贷利息支出将减少300亿—850亿元,对应上市银行营收增速下降0.6—1.4个百分点。

      调整存量按揭贷款利率,此前也国内曾有过先例。2008年10月22日,在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中国经济明显承压的背景下,人民银行决定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由贷款基准利率的0.85倍扩大至0.7倍,当时这一政策仅针对增量按揭贷款。2009年1月,多家国有大行和股份支行相继发布公告称,遵照央行、银监会的有关规定,结合自身实际和同业情况,对于存量房贷,只要客户半年内没有拖欠还款记录,均可申请七折优惠房贷利率。

      王一峰在研报中指出,当时存量按揭贷款利率下调对上市银行2009年营收冲击约2个百分点;股价表现上,存量利率下调初期银行板块承压,但后期随经济形势向好而出现反转。

      不少银行人士直言:“国有银行在当前的政策背景下、站在以人民为本的立场上,如果国家让我们降存量贷款利率,我们就降。”

      “历来全国‘两会’前的2月都是政策真空期,今年又适逢政府换届。”有观点认为,全国“两会”后,新的金融监管部门领导班子到位之后,可能会有政策调整。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全国“两会”后的经济形势和市场情绪可能已经发生变化,调整存量房贷利率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不一定还存在。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应关注降低存量按揭利率的连锁影响。如果按揭利率降了,银行为保持盈利稳定,可能降低存款利率,而居民储蓄是银行存款的主要来源,到头来还是老百姓的存款收益变少了。

      此外,如果存量按揭利率统一下调,也可能出现一系列相关问题。比如,有银行人士指出,2009年有些房贷利率打了七折,但现在年利率只有百分之三点多,现在要不要上调?如果上调,客户肯定不同意;如果不上调,是否有失公平?另外,如果下调存量按揭贷款利率,前些年那些期限十几年至20年、利率较高的企业长期贷款,利率是不是也应该降一降?

      前述头部城商行资产负债部人士称,该行在内部讨论过降低存量按揭贷款利率的可行性,除了对银行盈利的影响,“当时大家讨论的重点落在如果仅仅调整存量贷款利率,可能会形成更多的矛盾”。

      他指出,房贷利率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经过激烈博弈形成的,与当时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和银行的信贷资源密切相关。如果存量贷款利率要统一调,也会有人不满意。比如,统一下调20个基点,对于原本利率是6%的人,影响是3%;但对于原本利率是4%的人,就影响了5%。原本利率高的人会觉得不公平。但如果同样下调利率的5%,原本利率低的人又觉得不公平。而且,一、二线与三、四、五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差异很大,导致同一家银行在不同区域的按揭利率不一样。“所以,调整存量贷款利率,是蛮复杂的一件事,讨论起来就发现不太好操作。”

      “转按揭”与“Refinance”   近期,在抖音等社交媒体上,不少融资中介以“按揭转按揭”业务为噱头,宣称银行之间开始相互挖角存量贷款客户;该业务吸引了大量房贷人群关注。

      所谓的“按揭转按揭”,就是购房者通过重新向另外一家银行申请低利率房贷置换此前银行的高利率房贷,新的按揭贷款利率按照目前利率计算,能够大幅降低购房者的还贷压力。以30年期、年化利率4.1%的100万元按揭贷款置换年化利率5.88%的贷款计算,购房者总计可以节省近40万元的利息。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早就禁止了银行提供个人住房贷款“转按揭”“加按揭”服务。2019年8月,央行发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基准调整公告时,再次重申了这一态度。

      近日财新采访了部分银行,均答复“并未开展这类业务”。融资中介所说的这种业务,实际上还是利用过桥资金、经营贷等方式置换房贷。

      早在2005年至2007年,不少城市的银行曾经大力推行过“加按揭”和“转按揭”,以及个人住房循环授信、存抵贷、房屋净值贷款等业务。

      业内人士指出,这些贷款都有相同的特点,即房贷的贷款额度会随着房屋估值的上升以及欠款额的减少而增加。截至2007年8月底,全国16个城市主要金融机构个人住房转(加)按揭贷款余额约410亿元,是上年同期的3.5倍,当时甚至部分外资银行都推出了“转按揭”。时任央行副行长刘士余认为,在经济上行、房价持续上涨的环境下,这类业务极易放大住房信贷规模,且信贷资金大多用于购买多套住房或进入股市,增加了银行的潜在风险,加剧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成分。

      2007年9月底,央行和原银监会规定,不得发放“随房价上涨追加贷款”的住房贷款,并指出,在房价出现剧烈波动时,“个人住房循环授信”等贷款产品的信用风险将显著上升。同年12月18日,央行首次明确叫停了“加按揭”和“转按揭”业务。

      到了2008年,央行为应对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多次降低贷款基准利率,新放贷款的基准利率由7.74%降至5.94%,且增量按揭贷款利率可以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打七折。2008年11月,部分地区银行的“转按揭”业务再次死灰复燃。随着2009年初多家银行对存量按揭贷款利率也执行基准利率七折优惠,“转按揭”业务在严监管下逐步淡出。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银行业务中,个人申请住房贷款后,如果贷款利率大幅降低或者个人信用分数显著提升,为了减轻还贷压力,客户可以申请“重新贷款”(Refinance),以节省利息,既可以延长贷款期,也可以缩短期限。

      但不能忽视的是,“重新贷款”是有一定成本的,客户需要支付过户结算费(Closing Costs),一般是贷款金额的3%—6%,此外也有可能失去原先贷款时的附加优惠条件;贷款客户可以自行权衡哪种方式更优惠。

      一位国内银行业人士评价道,美国的贷款市场比较成熟,市场化程度高,“重新贷款”的规则也比较清晰,都在贷款合同中提前约定好,不容易形成扎堆提前还贷的情况。国内银行当前没有这种正规的业务,客户用经营贷置换房贷,实质上就类似美国的重新贷款。

      对于类似的“重新贷款”业务,诸蜀宁认为,想要在中国推开,首先需要有社会共识这一基础作为先决条件,比如银行、老百姓都能够接受,并且要有完善的规则;其次,一定要根植于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产品设计问题。在当前的房地产宏观调控下,对于居民的刚需住房贷款是支持的态度,如果设计的产品与此相悖,就很难取得成功。

      陈博、范浅蝉对此文亦有贡献

  6. Jan 2023
    1. 美国智库New America《数字政府建设路径》报告解析

      美国智库NEW AMERICA发布报告《The Digital Government Mapping Project》(《数字政府建设路径》),该报告就数字政府的建设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对数字政府建设的成功案例进行了整合,并且为政府和相关的利益者如何加快政府数字转型提出了建议。

      随着互联网科技时代的发展,网络数据的作用愈发显著。尤其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彻底暴露了国家政府建设滞后的问题。正如报告中引用Madeleine Albright所说,大多数国家都依赖于19世纪设计的机构和20世纪的技术来解决21世纪的挑战。在过去,除了政治变革,在公共机构的运作中寻求系统层面的改进几乎是没有选择的。然而,新一代数字工具的出现和发展,这种情形将出现转机。对新冠肺炎做出了有效反应的国家无不为自己的机构提供了数字平台,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

      报告认为促进数字化的一个重要措施即使用模块化、开源的数字平台,这将会大大提升政府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报告研究得出的结论以“数字政府堆栈”的概念框架作为指南。“数字政府堆栈”阐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关键在于寻找到并做好基础层设计,在此基础上添砖加瓦,由此形成一个整体。这里所指的基础层则是政府的部分关键职能:数字身份、数据交换和数字支付。在此基础层上支持税收与公共财政公共利益、资产跟踪、土地所有权、公民参与和投票、采购、重要记录和商业信息的公共登记处等政府服务的提供。

      《数字政府建设路径》报告要旨   报告列举了几个收集到的成功例子来说明“数字政府堆栈”的概念框架:

      一、DHIS2是世界上最大的健康管理信息系统(HMIS)。这是一个开源平台,供72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医疗机构、医生和诊所使用。DHIS2可以适应不同的本地设置和需求,同时仍然可以在不同的用户之间交换数据,因为它利用了成熟的数据标准和开源软件。该平台可以管理疫苗冷藏运输单位的物流,监测农村社区孕妇的健康状况,并跟踪传染病疫情。DHIS2最近添加了一个模块,专门用于检测和管理COVID-19的公共卫生响应。

      二、MOSIP是一个数字身份识别平台,能够使各国建立自己的身份识别系统,并根据当地的需要调整该平台。由于MOSIP的模块化设计,各国可以配置软件的独特实例,以满足当地的隐私要求,与不同的合作伙伴集成以进行认证和身份验证,并遵守网络安全法规。MOSIP还与生产生物识别扫描仪和电子身份证等身份识别工具的公司合作,制定安全标准和认证,以促进身份服务行业的增长和竞争。

      三、UK Notify 是由英国数字政府服务开发的开放源码工具,用于通知政府部门应用程序或进程的各种状态更新。自2016年以来,英国Notify已被近500家机构采用,用于1500多个公共服务应用。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U.S.Department of Senior Affairs)和加拿大数字服务公司(Canadian Digital Service)正在使用UK Notify发布与大流行相关的公共卫生公告。

      《数字政府建设路径》报告建言   建立数字政府堆栈的工作还必须遵循十大原则:

      一、模块化

      模块化的建设将有助于政府在遇到问题时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轻松地重新配置和优化。就像一套乐高积木一样,模块化平台可以重新组合,以满足刚创建时可能没有预料到的需求和机会。

      二、开源

      几乎所有的政府都必须提供公共福利、收税等服务,并履行一系列明确界定的其他职责。这些责任可以通过技术加以简化。开发和共享开源解决方案,可以为公共部门提供动力。与模块化设计一起,帮助政府合作开发一流的解决方案,以满足政府的需求,并快速地跨国界扩展,以最小的额外成本使其他社区受益。同时,开源开发允许公民社会检查政府实施的系统,并指出设计缺陷、安全风险以及对隐私和公民权利的威胁。这将大大加强政府的效率和服务质量。

      三、伦理设计

      政府有责任照顾本国公民的利益,在部署数字政府平台时应优先考虑隐私。同样,负责任的政府利用制衡来防止在执行政策时滥用权力,公共部门的技术系统必须防止坏人利用善意的系统来剥削使用它们的人。

      四、多方利益相关者治理

      在数字平台上保护公民利益的任务非常重要,不能让政府仅凭一己之力承担。社区在开发和部署新技术时应依靠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利益相关者可以在部署技术系统之前检查算法偏差、危险的治理模型或其他意外后果。分散控制技术系统增加了治理的复杂性,但也提供了防止潜在滥用的关键保障。

      五、数据的用户所有权

      随着政府开始利用数字平台为其机构提供动力,政府应该帮助公民拥有和控制个人数据。为实现这一目标,社会可能需要重新考虑数据所有权和数据保护规则。

      将用户置于公共数据架构的中心,可以让个人在私人公司、政府和研究人员如何使用敏感的个人信息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各国政府应该参考世界经济论坛最近发布的Presido原则,为如何重申个人权利和建立更分散、更具弹性的数据模型提供一个创新的新价值观框架。

      六、互操作性

      如果将数字系统组合成一套完整的系统,创造出一个大于各部分总和的整体,那么数字系统的功能将更加强大。如果各国政府采用共同的标准和数据可移植性协议,它们将有助于开发更广泛的互操作平台,以实现公共价值。

      七、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

      决策者应该让用户参与公共部门数字平台的设计、测试和改进过程。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原则从受数字工具影响的社区汲取专业知识和意见,并将其纳入设计工作中。确保所有群体,特别是边缘化群体,在如何开发和部署工具方面拥有发言权。以人为中心的协同设计过程带来了更具包容性的数字工具,并降低意外伤害的风险。

      八、数字公平

      当政府建立数字平台时,他们应该明确计划满足那些上网或数字技术有限的人的需求。数字化转型有可能加剧与数字边缘化人口之间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建立公共事业,如应用程序接口和采用培训,不仅增加获得服务的机会,而且确保所有社区都能从创新中受益。世界各国政府应探索将模拟和数字系统分层的方法,以确保能够使用不同数字工具的社区不会被数字转型抛在后面。

      九、弹性建设

      使用数字服务的优势之一是,它们可以通过提供多种“冗余”的途径来获得公共服务,从而培养恢复力。从低成本远程医疗作为无法获得当面护理时的后备手段,到数字和邮件投票,再到补充当面投票,可选择性原则应适用于所有基本服务。为公民提供多种途径获取重要服务,在出现问题时提供保障。数字平台不仅加快了效率低下的模拟服务交付过程,而且还创建了有意的冗余,以降低模拟系统故障时的风险。

      十、高低数字容量设计

      模块化、开源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可以让新兴市场采用下一代系统,使它们能够跨越一代人的发展,也有助于拥有过时遗留系统的国家迎头赶上。随着数字公共产品开始生产以建立更有效的机构,决策者应该努力确保他们的解决方案能够适应不同情况下不同水平的数字能力。

      《数字政府建设路径》报告焦点   许多人在新冠疫情的暴发中失去生命,我们应该意识到在这场危难当中,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数字政府的建设是新时代全球性议题。今天,我们需要社会和体制创新,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要实现这一愿景,报告认为需要在两个领域持续关注:

      一、制度架构

      在政府中,人员配置是政策。最成功地在其机构中部署数字政府平台的政府通常会专门为提高公共部门技术质量的任务专门设立一些部委。芬兰和爱沙尼亚的北欧互操作性研究所、印度独特的身份识别机构、韩国的科学和信息通信技术部以及加拿大的数字学院等组织提供了一些机构的例子,这些机构协调资源、人才和战略,以加速下一代数字公共的发展基础设施。

      每个国家都应建设国内政府能力,帮助指导其公共机构使用技术。这些协调机构可以打破政府机构之间的隔阂,制定跨机构的国家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战略,教育政府官员了解下一代数字系统的优点和风险,并提供人员配置,以提高公共部门建设和整合新系统的能力。

      与此同时,越来越需要新的多边机构为公共机构开发、主办和部署数字平台。开创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数字公共产品联盟、数字影响联盟和繁荣协作组织,都表明了在这一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多边机构可以帮助建立负责任使用的最佳实践,在公共部门共享开源解决方案,并建立互操作性标准。

      二、投资机制

      政府、技术人员、民间社会和慈善机构应该开始探索新的模式,为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开发和部署提供资金。数字政府平台将需要激励持续投资、反复改进和公共责任的融资机制。早期在创建开放的数字生态系统和国际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方面的尝试说明了创新融资模式如何可持续地为数字政府平台融资。Omidyar Network和Boston Consulting Group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数字身份平台Aadhaar和MOSIP使用公共和慈善基金资助初始开发和部署,后来开始向企业收取费用。爱沙尼亚的电子居住平台等其他模式通过更高效的政府服务节省成本,为平台分配资源。在公共卫生部门,全球疫苗联盟通过汇集低收入国家的需求和协调疫苗生产以降低接种成本来纠正市场失灵。改善公共卫生促进的经济增长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共同资助疫苗。政府、资助者和民间社会组织的联盟可以通过采用这种模式来引导技术产业朝着更好的社会结果迈进。

      由于这些项目的生命周期很长,创新的融资机制也可能促使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于公共技术平台。安大略省的土地登记处(landregistry)等令人信服的模型已经提供了养老基金如何提供开发世界级技术所需的前期流动资金,并随后从长期、稳定的财务回报中获益。早期的公共投资和公共风险管理系统的快速部署和维护,可以使公共资本的快速扩张和长期发展得到支持。

      报告描绘了这样的一个数字政府建设图景:以“数字政府堆栈”为概念框架,遵循“数字政府堆栈”十大原则,建设模块化、开源的数字平台,为公共部门的运作提供动力。同时,还要在世界范围内要创新体制,形成新的秩序框架,迎合数字政府趋势,完成政府数字化转型。要完成这项工作是复杂的,充满挑战的,但却又是势在必行的。这将是一段漫长又艰苦的旅程,世界将又迎来一次大变革。

      作者吴沈括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黄诗亮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助理

    1. 叶简明的世界500强骗局③:危机重重中的扩张

      【财新网】华信系左手倒右手、真假难辨的贸易固然能轻易地拉大营收规模,以时间换空间的维持资金链,但出众的营收增长背后,是极低的毛利率。以上海华信为例,尽管营业收入在七年间膨胀了700余倍,毛利率却一直在2%-3%浮动,2012-2013年更以低于2%的水平成为洼地,仅为 1.27%、1.72%。

      大宗商品交易也蕴藏着致命风险。2011-2012年,就被认为是向来资金链紧张的华信系“最紧张的时期”。

      首先倒下的是华信外围公司上海大华国化石油有限公司老板林鸿辉的橡胶交易,林鸿辉被前同事们形容为“赌性太强”。2011年,橡胶价格结束了自2009年起持续上行的牛市,年初国内期货创下4.30万元/吨的最高历史记录,年底跌至2.65万元/吨。林鸿辉的命运也在这一年经历了过山车,“2011年下半年套进去,2012年上半年就完蛋了”。

      一位早期“常委”对财新记者透露,华信当时囤了四万多吨橡胶,亏了约7亿元,最终华信与林鸿辉切割。叶简明则称林鸿辉当时亏损1.7亿元,“不过他早期赚过钱,所以我还支持了他1000多万”。

      在华信的人事公告上,林的离职时间显示为2012年4月。林本人以“离职多年”为由拒绝了采访。

      同年还发生了“钢贸之殇”,2012年3月到9月,螺纹钢的价格从5300元/吨猛跌至3300元/吨。另一位华信早期董事局“常委”周林的钢贸生意也因冒险遭遇了惩罚。了解周林和华信钢贸业务的人士称:“这就是当年金融体系的混乱之处,一批货拿到各个银行去重复质押,到处融钱,钢铁价格一跌,整个链条就崩盘了。”

      橡胶和钢贸业务的失败,拖慢了华信踏入油气行业的布局。除了与珠海振戎合作的上海振戎,2011年华信还与山东省黄淮海投资集团合作成立了山东省新能源有限公司。但无论是资金能力还是行业准入,都决定了当时华信无法真正涉及上游的油气资源和下游的炼厂。“叶简明的态度则是取其中,拿储备项目建油库。”早期高管称。

      2011年9月,华信洋浦储备基地在海南举行开工仪式,包括一名上将在内的多名将军专程来琼出席,时任海南省四套班子领导也尽数参加。但真正的开工要等到两年后。“当时要应付各方面的开支,做到最后就是十个瓶子只有三个盖。洋浦就没钱动工。”早期高管称。直到2013年8月,已经由胡怀邦掌舵的国家开发银行为洋浦一期工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24.4亿元贷款,占项目总投资80%,10月份洋浦储备基地得以正式开工——此后这里便是叶简明向外界质疑者显示华信实力的必到之处,它不仅为华信获得更多融资提供了优良的固定资产,也为日后对外讲述油气故事做了背书。

      也是在2011年下半年,叶简明亲自带队去广东,向珠海振戎致歉。综合包括李勇在内的多方说法,华信利用上海振戎的授信额度做商票和应收货款的商业保理,未能及时回款,欠了约2亿元。工商资料显示,珠海振戎与华信的合作终止于2012年。

      期间叶简明还试图通过舆论来转移华信的财务压力。2011年9月,香港《明报》以叶简明为主角,报道了“内地石油巨子2亿购贝沙湾大屋”的消息。“别墅当时没买下来,他只是释放信号,让内地的债权人安心。”一位早期高管称。

      贸易融资已不足以解决接连而来的财务难题,叶简明曾尝试通过借壳上市来突破资金困局。他提出要“拿下国内上市公司的平台,完成对海南、山东石油大储备项目的建设”。

      2011年12月,福建南纸( 600163.SH ,后更名中闽能源)发布公告,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公司拟作价11.48亿元,转让29.8%的上市公司股份,上海华信为唯一受让方。2012年6月,该重组宣告搁浅,公开报道称双方未能就职工分流安置达成一致。

      福建的收购搁浅仅一个月,2012年7月,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002018.SZ ,后更名华信国际)发布公告,称上海华信将斥资19.71亿元认购其60%股权。这次借壳伏笔在一年前的2011年7月,时任华信常委的张奇拜访了合肥市主要领导。上述早期高管称,这得益于李光金介绍了其在福建任职时的老同事、时任安徽省省长的王三运。

      “当时上市公司的壳资源,不到副省长以上级别,谁说了也不算。”负责华信外交的张奇自认大方、善交朋友,“我做前置的事情,后续其他人再跟进。我是江湖出身,有些事适合我做。叶主席的厉害,就是用人准。”

      借壳华星化工,华信基本没有花费自有资金。2013年5月20日,华星化工以2.65元/股向上海华信定向增发7.29亿股,募资19.31亿元,上海华信持股60.78%成为华星化工控股股东。5月25日,华星化工发布公告,称上海华信已于5月21日将持有的60.78%全部股权质押给华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5月21日的收盘价8.32元计,华信的账面浮盈41.33亿元。按质押四折折扣率计,交易前20日华星化工的股价在6.88-8.28元波动,上海华信至少通过质押融资20亿元,至少保证了收购的资本金回笼。

      早期跟随叶简明闯荡上海滩的南平商人给华信带来了资金和业务量,也带来了债务黑洞。在蹒跚走过2011-2012年后,叶简明壮士断腕,剥离了外围企业中的重灾区。继林鸿辉后,两位“常委”周林和张奇也排队离开。在华信的公告上,二人同为2013年2月离职。但数位早期高管回忆,张奇跟华信切割完毕应在2014年。

      其时“世平”系董事长为周林,副董事长为张奇,后者同时执掌“巨力”系。一位原世平系高管称,世平系的资金一是用于世平融资担保公司,这家公司2013年后身陷多个债务纠纷;同时购买了上海杨浦区北美广场约一万多平方米物业,因为银行青睐房产类的抵押物。

      张奇介绍,周林全家都做钢贸,“七大姑八大姨的钱都在他那里”。2012年钢贸崩盘,周林遭遇了要求集中退还资金的危机,“他把现金都压在那栋楼里,产权没办完,银行贷不了款,两头都够不上”。

      这处房产是压垮世平的稻草,也是后来勉强挽救周林的浮标。世平系高管介绍了当时如何清理战场,“切割完是2013年年末,世平没有现金,但有房产,我们跟叶老板说这里值5亿元,我们不玩了,这些东西都归你。”

      “周林出事比我早。”张奇称,“那栋楼把他的债基本平掉了,他比我幸福了。”

      如果说林鸿辉和周林的崩盘源于市场的坏年景和自身的判断力,张奇后来的资不抵债,在数位早期高管看来,部分归因于他奢华的生活方式,部分是替华信扛起了十字架,背起了债务。

      张奇名下的巨力环球控股有限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达到238.7亿元,在“2014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名列153名。这家公司以及其它“巨力系”企业,福建巨力活塞有限公司、青岛巨力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多次被列入失信名单。

      “我一共亏了20多个亿。”张奇对财新记者称,最多时他的融资接近50亿元,其中银行借款42亿元,民间借贷6.5亿元。

      巨力系相关人士称,2012年通过业务上的配合做大流水,巨力在青岛的银行贷款额度8个月内增长到约42亿元,“有一批富二代把家族的钱挪给了张奇,他们见的不如张奇多,有些在外围配合巨力串单。”

      张奇的套现生意更像一个封闭的链条,依靠不断增长的贷款才能维系,新债覆盖旧债。2013年年初银行停贷,相关人士称,“窟窿就填不上了”。

      2017年清明节前夕,财新记者在杭州灵隐路的一处静谧会所里见到当时仍负债十多亿元的张奇。他带着上国际学校的孩子和司机保姆住在会所,解释称那是朋友租下的物业。过去他活在更绚烂的金粉世界,有800万的劳斯莱斯、飞往非洲的豪华头等舱,以及自己的“随性”带来的外联上的成功,跟官员们交往时“不管三七二十一最好的酒店给你开好了”。

      在张奇的讲述中,“主席”几乎是一个先知、父亲和兄长般的角色。他称自己跟华信是合作关系,“当时叶老板还劝我,不能极速扩张”,果然生意垮了,但叶仍愿意帮他。仅在2016年,叶简明就替张奇还了亿元以上的债务。

      “华信还是讲感情、讲义气的。”叶简明解释,张奇在华信,“无非是外面搞好外交,有时华信有资金需求,他及时供应些,但他只是很短配合过我们,大部分是利用我们在做他的(营收)业绩”。

      原世平高管称,之所以世平和巨力的外围公司要剥离,一是战略上需要,二是负面影响对华信太大,“华信要玩完了,不等于整个兵团都完了吗?肯定是主力先撤,其它掩护,等主力活过来,再救你们也不迟”。

      这种做法在华信一篇名为《中国华信:创造 “中国机遇” 践行 “中国方案”》的宣传稿中进一步概括为:“华信执行严格的纪律,实行总部战略和财务管控,一旦大集体利益受损的时候,可以牺牲小集体或者个体的利益,这都是为战略目标服务,事后再有组织的调整弥补。所以华信叫集体制民营企业,也叫有组织的共同经济体。”

      在“牺牲小我为大我”,切割了外围企业债务黑洞的同时,华信又从与国企的贸易融资中获得了宝贵的输血,得以度过险滩。这一操作模式被华信早期高管称为“国企放贷”模式:“很多国企要完成营业指标,要做大规模,进入世界或者国内500强,自己没业务怎么办?那就买。出不了成本怎么办?它们借钱给华信,或者由他们背书,帮华信在银行借款,通过关联贸易实现借款和回款。”

      这种模式的妙处在于,包括华信在内,参与方的营业额都因此得到了扩张。从相关资料看,这种操作始于2012年下半年。华电(厦门)能源有限公司(下称华电厦门)2012年、2013年被列为上海华信的主要销售商之一,其母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旗下多元化清洁能源上市公司华电福新( 00816.HK )披露的信息显示,华电厦门2012年8月开始商贸运作,当年4个月内贸易版块实现销售收入44.29亿元。这些商贸运作从上游到下游的交易流向为:华信及外围公司(上海华信、华信石油广东有限公司、华信石油海南有限公司、青岛华信联港石化有限公司、青岛佐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华电厦门→华信外围公司(五洲贸发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大华国化石油有限公司、盛洲控股有限公司、五洲贸发北京进出口有限公司、福建巨力活塞有限公司等)。虽然净利润只有0.03亿元,但这四个月的贸易业务占到了全年华电福新营收总额的31.48%。

      华信执行董事李勇称:“华电想把业务量做上去,他们老总过来找的我们。”

      华信也是福建地方国企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福能集团)下属福建省福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下称福能电力)的最大客户。福能电力2015-2016年仅对海南华信的销售额就达51.59亿元,贸易流向为“华信外围公司→福能电力→华信”。在华信的配合下,2014-2016年,福能集团的营收呈现稳步增长,为274.79亿元、313.85亿元、369.8亿元,港口商贸物流占比也随之提高,分别为44.14%、50.06%、60.10%,超过煤炭、化工、建材、房地产、酒店等其它版块营收总和。

      另一家从华信贸易业务中受益的国企是安徽的淮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淮南矿业)。2016年,华信对淮南矿业的销售额超过200亿元,其中海南华信作为主要供应商,与淮南矿业的交易多达130.6亿元。当年度淮南矿业营业收入597.6亿元,贸易物流版块占比46.55%。

      有行业人士指出,这一“国企放贷+贸易业务买卖”模式,其实与华信之前的“信用证循环融资套现+贸易串流水”模式一脉相承,是后者的升级版。一方面,在银行信用证抵押贷款之外还增加了从某个国企获得的预付货款及应付账款,对方企业还能提供银行担保;另一方面,由于双方都是为了做业务量,更容易形成虚假贸易的合谋。

      叶简明对财新记者解释,跟国企合作的优势是,一是对方具备资金,其次是国企的信用背书更有利,还有部分合作是“国企托盘”,“一批货可能三个月六个月没卖掉,货我先押给你,你的资金先给我用,有个账期,提高资金的加速使用”。

      华信更大的国企“金童”,是拥有“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和山东唯一港口上市公司的日照港集团。“日照港的资金对华信很关键,解了燃眉之急。”一位华信早期“常委”称,华信原董事、计划执行局常务副总经理吴本志2012年末用包括茅台酒在内的“武器”攻陷了日照港领导。

      根据财新记者调查,自2013年起,日照港集团通过子公司日照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等与华信开展贸易。此前日照港集团的营业收入始终在100亿元左右浮动,2013-2015年提升至200亿元、215.79亿元和202.32亿元,2016年前三季度也达到163.38亿元,贸易版块在其整体营收中占比约60%。不过日照港集团的贸易版块毛利润同样不尽人意,2013-2015年显示为0.81亿元、4.15亿元、3.74亿元。

      日照港集团跟华信的业务配合跟上述华电厦门类似,以2015年为例,其交易流向为:华信系公司(山东华信、上海华信、上海华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等)→日照港→华信外围公司(香港国贸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盛洲控股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燃油香港有限公司、上海益电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等)。

      在与华信开展贸易之前,日照港集团的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2011-2012年总计为24.7亿元和27.4亿元,此后呈现激增,2013年日照港集团的应收账款为17.34亿元,其中海南华信占16.29亿元;预付账款为57.3亿元,其中包括预付上海华信16.54亿元、山东华信13.69亿元。总计2013年日照港集团以应收款和预付款的形式对华信借款约43.67亿元。从账面上,这相当于该年日照港集团向华信提供了超过40亿元的借款。

      2016年11月,在日照港集团工作了34年的董事长、党委书记杜传志调任日照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一个月后被纪委带走。2017年4月,杜传志被立案审查,日照市纪委公布的其严重违纪行为包括“违规出借大额资金,私设小金库”。此前日照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原经理朱同兴、日照港集团财务预算部原部长吕传田等都因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并立案审查。

      《中共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关于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显示,在杜传志主政期间,日照港存在投资、贸易、合同管理松散,国有资产“跑冒滴漏”严重,内部审计、财务部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通过实际贸易或虚假贸易为民营企业提供担保,或者以预付货款的形式向民营企业提供资金,形成大量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风险管理失控,已造成损失和潜在的损失巨大”。

      关于跟日照港集团的合作,叶简明最初对财新记者表示,“对它的资金使用,我们倒是不在乎,更多是帮它做业绩”,后又称,“2013-2014年我们困难时它是有过帮助,没有你说的40亿那么多,大概20亿,到了2015-2016年我绝对没拿它一分钱”。

      但2014-2016年,华信及其外围公司仍出现在日照港集团应收账款和预付款项的主要债务人名单中。2014年,华信外围的中国海洋燃油(香港)有限公司欠日照港应收款5.07亿元,日照港对上海华信的预付款为8.6亿元;2015年,日照港对上海华信及其子公司的预付款为24.7亿元;2016年上半年,日照港的应收款名单中包括华信两家香港外围公司的12.14亿元,预付款中包括上海华信的8.62亿元和山东华信的6.27亿元。

      至于为何2015-2016年华信及外围公司还在日照港的应收和预付款名单上,叶简明解释,吴本志个人收受了日照港相关领导6000万元的好处,“我们财务部门听他的”,日照港虽在账面上形成了对华信的应收账款,但“实际上钱被他们(日照港领导)自己弄出去了”。

      2018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处于取保候审的吴本志驳斥了自己收受6000万元好处的说法,称“无稽之谈”。吴称,日照港在跟华信合作中获得了8亿元的利润,亏空跟华信无关,是由于日照港相关领导的贪腐,纪委表述不准确。

      对于实际贸易和虚假贸易的比例、涉案金额等更多细节,日照港集团宣传部的人士称不掌握宣传口径;日照市纪委相关人士表示以整改通报为准,称通过虚假贸易融资在山东近年很普遍,案子已移交检察院。淮南矿业和福能集团的工作人员都表示,不便就与华信的合作接受采访。

      对信用证融资和“贸易业务买卖”中虚假贸易的问题,叶简明称,“我们三分之二都是真实的终端客户 ,有一部分(做营收业绩),我们也是被栽进去的”。

      他又数次强调:“当然我们对于这样的业务,今后全要停掉。”

      在外围公司和相关国企的配合下,自2014年跃进《财富》世界500强后,华信的营业收入节节攀升,在世界500强的排名也稳步前移,2014-2017年,华信的营收分别达到341.34亿美元、346.99亿美元、418.45亿美元、437亿美元,在《财富》500强榜单上列349、342、229和222。

      “依靠贸易变成世界前100强,那都不算什么,业内还是会瞧不起你,我们将来都要去掉这些。”叶简明解释,华信在500强排名上没有大幅前进,是由于“我卡得越来越死”,“(后期营收)如果把贸易都算上的话,那就上万亿了,全世界第一了。”(未完待续)

    1. 爱沙尼亚的中国“数字居民”:通往新身份之路

      本文选自“在场 ·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二季获奖作品,由端传媒免费联合发布。“在场 ·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是端传媒的内容合作伙伴,由 Matters Lab 与文艺复兴基金会发起,为独立写作者提供奖金与编辑支持。端传媒期待与更多独立创作人与时代纪录者同行,你可以通过订阅支持我们寻找、制作更多深度内容,或联络我们成为合作伙伴。

      100欧元不是一笔小钱,但如果这笔钱可以买到一个欧洲国家的居民身份,又似乎太便宜了。

      从2014年底到2022年9月,全世界一共有9万多人决定投资这100欧元,“买”到了来自波罗的海小国——爱沙尼亚的一张蓝色芯片身份卡。这张卡片上印著爱沙尼亚的国旗,颁发机构是爱沙尼亚政府,上面写著“数字身份证”(Digital Identity Card),并注明“仅供线上使用”(Electronic Use Only)。

      100欧元换来的身份叫做“爱沙尼亚数字居民”(e-Residency of Estonia)。它不是真的居民身份,持有者没有爱沙尼亚居留权,也无法豁免签证,但持卡人通过这张卡片,可以远程接驳爱沙尼亚的政府和工商网络,享有开设银行帐户、组建公司、金融支付等和爱沙尼亚居民基本等同的服务。9万多个数字居民中,有4,600多名中国大陆护照持有者和94名香港护照持有者——对爱沙尼亚而言,中国是排在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芬兰之后的第五大数字居民输入国,也是排名第一的非欧洲国家。

      在社交软件电报(Telegram)和微信(WeChat)上能找到多个使用简体中文交流的爱沙尼亚数字居民群。有人询问成为数字居民的实际用处,有人答,“办了就是斗气”,“精神移民,反正钱不多”。

      大部分来自中国的数字居民都没有住在爱沙尼亚,甚至从未踏足过这个东临俄罗斯、与芬兰和瑞典隔海相望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现欧盟成员国。根据项目的官方统计,每100个数字居民,有24个会注册爱沙尼亚公司;而每100个中国籍的数字居民,只有8个会采取行动。

      三年前,1997年出生的中国公民刘晓晨提交申请,成为爱沙尼亚的一名数字居民。他远程在欧洲的网络银行Wise上开户,办理了借记卡——用途很朴素,“境外旅游可以刷”。这是数字居民身份目前对他来说最大的用处。

      2022年3月,住在上海的刘晓晨听到可能要封城的传言,他将自己的猫托给朋友寄养,“从上海逃出来”,先后去了新加坡和泰国曼谷短居。春天的封城给了他现实的一击,他说自己被2021年在上海短期的舒适生活蒙蔽了双眼,没有看到体制对国家发展的长期限制,“是要走下坡路的”。

      刘晓晨一边说自己对国内政策的失望——防疫只是一个表象——“不想做中国人了”,另一边又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想搞钱”。我们聊天时,他正住在曼谷的一家三星酒店,付著一个月六千多人民币的房费,酒店“包网、包打扫、包健身房,还送每天两瓶水”。他活跃在比特币圈,是一个去中心化NFT游戏社区和软件的创始人,每天的生活被工作和健身占满,从早上8点的第一个会开始,为赚钱忙碌。

      但数字游民也要面对签证到期的那天。不回到中国,就没有办法办理申根签证。“数字居民”不提供居留权,他没法去爱沙尼亚。他正在著手申请新加坡的永居身份。他说想要搬去一个他可以有选择权的地方生活,“想过数字游民的生活就过数字游民的生活;不想,也可以住著。”

      爱沙尼亚“数字居民”项目办公室。 爱沙尼亚“数字居民”项目办公室。摄影:周悠游 打破“国别的边界”的愿景 爱沙尼亚“数字居民”的项目地址在首都塔林城中一家旧工厂改建的商务楼二层。办公室保留著厂房粗糙斑驳的内墙和排水管,蓝色霓虹灯管拼出的“e-Residency”字样被固定在墙上。开放的办公区域,是整排的宽频显示器和站立式办公桌。

      项目在2014年建立的初衷,源于政府急需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爱沙尼亚的通讯、银行等基础服务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北欧企业提供的,政府想要为这些境外企业家、投资人在爱沙尼亚设立分公司,降低合作的运营成本。“数字居民”便可以让这些人在爱沙尼亚拥有政府背书的身份认证,以简单的程序设立爱沙尼亚企业,顺利地接入政府服务。

      然而项目推出没有多久,就收到了出乎意料的热烈回应。除了已有的境外投资人,有更多人想成为数字居民,项目网站在推出首月就被流量冲垮。时任爱沙尼亚总统的Toomas Hendrik Ilves联合三位项目创始人,决定像运营初创企业一样来运营这个项目,招揽更多的“客户”来加入。创始人之一Kaspar Korjus在2016年的Ted演讲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说,爱沙尼亚的数字居民项目给出了一个“可以不受国籍、地域所限制,成为全球公民”的可能性。

      因为在英文媒体做记者的缘故,我在2018年了解到爱沙尼亚的“数字居民”项目。作为去国离乡群体中的一员,每一次穿越国境线,在机场、公路被边检质询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这个日常生活中不存在、被建构的“国别的边界”,变得如此具体。“数字居民”项目所提供的那种可能的未来深深吸引了我:在理想的世界秩序中,“国别的边界”不再是主权国家的统治工具, “公民身份”(citizenship)将是可交易的、流动的、依靠技术的、以及享有共同愿景的。

      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一时间,世界静止了,人们无法进行旅行和迁移。被各个国家断航、封关政策影响的别国公⺠尚可以通过游说政府实现亲人团聚、迁徙和商务往来的可能,中国护照持有者则完全没有这样的途径。在经济快速增⻓的背景下,拥有中国国籍不仅没有让个体享受到和世界连结的便捷,反而处处受限。

      每日居家办公,“数字居民”的网页在我的浏览器中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打开网站,一幅全球地图在蓝色的背景上浮现,“今天就加入我们!”——申请的入口在网站首页就有四个。每当我忍不住点入,都无法下决心填写申请表:没有居留权的数字居民,除了美好的愿景,究竟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两年之后的秋天,我飞越大西洋,跨过波罗的海,来到了“数字居民”项目的诞生地,想看看这个跨越国别边界的愿景,在现实中是个什么模样。

      这个像初创公司般运营的政府部门,把目标用户画像贴在办公室的墙上:住在西班牙的自由职业者,被政府手续所累的德国创业者,在脱欧后仍需维持欧盟商务联系的英国商人——这些人不一定会来到爱沙尼亚,但因为有实际的需求推动,他们有可能注册一家爱沙尼亚公司,可以为这个国家带来不菲的财政收入。

      2022年9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商业区。 2022年9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商业区。摄:Sergei Grits/AP/达志影像 虽然全球有许多颇具吸引力的从商环境,但在爱沙尼亚,只要有数字居民的身份,不需要当地员工,就可以注册一个完全远程的公司,每年的维护费一两百欧起步——这比在香港、新加坡或者开曼群岛开设离岸公司要容易许多。虽然爱沙尼亚的税收并不低,但一个欧盟商业主体身份,对许多数字居民颇具吸引力。如今注册在爱沙尼亚的公司,有三成是数字居民创立的;2022年上半年,由数字居民创建的公司为政府提供了2,400万欧元的税收。项目的对外关系负责人Katrin Vaga对我说,“我们想要普及创业这件事。在这里开公司很容易,很便宜,很快,还可以远程操作。”

      在少数拿著数字居民卡开公司的中国公民中,有人在深圳的Rubin。他运营著一家澳大利亚数字货币交易公司,做资产出入境,帮助客户完成数字资产和法币(指由各国央行发布的流通货币)之间的转换。2020年成为“数字居民”后,他注册了爱沙尼亚公司,将其作为澳大利亚公司在欧盟区的商业主体——“通过爱沙尼亚的公司,我把你的数字货币收过来,把欧元打给你。”

      中文网站“爱沙尼亚电子居民社区”的创始人Marwel对我说,在他运营的大约有130人的网站衍生华人电报(Telegram)群里,相当一部分人希望通过申请“数字居民”获得一个境外身份,开设不受限的银行帐户,进行金融交易;另一些人希望开拓海外业务,与世界接轨,比如在爱沙尼亚开设公司。这是两个最常见的理由。

      而对三十二岁的陈骏成来说,这张来自爱沙尼亚的蓝色芯片卡不仅帮助他开设了境外公司,更为他找到了出走的方向。

      在区块链行业工作近十年的陈骏成如今生活在深圳。2017年比特币市值大幅跃升的时候,他尝到了快钱的甜头。但自那之后,中国大陆对数字货币监管加强,国内交易所纷纷关停或出走其他国家,陈骏成也萌生了离开的念头。他通过币圈的朋友了解到“数字居民”项目,决定申请。2022年5月的一天,他从深圳当日往返北京——这是爱沙尼亚在中国大陆唯一的使馆所在地,取回了他的数字居民身份卡,而北京,因为发现了新的新冠感染者,在他离开的“第二天就封了”。

      2022年春天,韩国的稳定币Luna币崩盘,加剧了陈骏成的焦虑感,他迫切需要为自己的区块链公司找到一个境外主体。“美国监管严格,新加坡只会越来越严,而爱沙尼亚在欧盟经济体内,对Web3创业友好,”他立刻拿著数字居民卡注册了爱沙尼亚的公司。这是一个10人左右的团队,全部远程办公,做用以黄金为基准的标币进行结算的交易系统。

      陈骏成了解到爱沙尼亚为初创企业设立的创业家签证 (startup visa):如果企业被爱沙尼亚政府认为合规且有创新性,他可以获得一张短期的居留签证,在欧盟国家通行。他已著手申请,如果通过,他可以去爱沙尼亚居留五年。

      2022年7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街头。 2022年7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街头。摄:Pavel Golovkin/AP/达志影像 陈骏成把出走类比为做金融产品仓外的风险把控,为了不被“爆仓”,这是一个“必须、不得不考虑”的事情。“我是坚持要往外走的,如果你(在中国)国内没有背景,一旦倒退回计划经济,就非常被动。我们这么多年在行业里沉淀的经验,在国内完全没有发挥空间。”

      出生在武汉的陈骏成没有长时间在海外生活过。2019年他本想通过技术移民去澳大利亚定居,但疫情爆发,他改变了计划回到老家。经历了中国对数字货币的管控和长达三年的疫情管制之后,我问起他向往的生活,他答:“起码来说,能够和世界对话吧。”

      自由意志主义者耸耸肩 在塔林的“数字居民”办公室里,我拿到了一份统计数据。中国公民加入“数字居民”项目有过三次高峰阶段;每一次高峰,都与中国大陆政府对数字货币的打击有关。

      2017年9月之前,中国大陆可谓数字货币在全球扩张的温床——全球大约九成的比特币交易在大陆发生,近半数的比特币由位于中国的矿场挖出。情况在政府禁令发布后发生改变。2017年9月4日,中国政府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宣布把ICO(首次公开售币)定义为非法金融活动,禁止通过数字货币进行的融资活动,并要求进行中的项目停止交易。“94禁令”一出,由中国人创立、全球领头的数字货币交易所——火币和OK币,宣布停止数字货币和人民币之间的所有交易。中国首家数字货币交易所、全球交易量第二的BTC China,关停了所有在中国境内的交易。

      2017年又是比特币市值大幅跃升的一年,不受政府监管的数字货币交易,导致大量人民币通过交易所流到境外。《金融时报》的分析文章说,“大陆政策上对数字货币的打击,可以看作是拥有无限权力的威权政府感受到了来自去中心化、不受中央权威限制的数字货币的威胁⋯⋯它让普通人可以不被政府监管地完成支付和投资。”

      在监管加剧的情况下,爱沙尼亚“数字居民”项目在币圈流传开来。如今已经拿到“数字居民”身份卡的中国公民张弢回忆,当时币圈的一些意见领袖 (KOL) 会在群里自发推广这个项目。2018年3月,185名中国公民成为了爱沙尼亚的“数字居民”,创下中国申请者单月人数最高峰。

      第二波高峰出现在2020年初。2019年末,中国大陆政府推出一系列进一步打击数字货币的信号性文件,其后疫情席卷全球,中国公民对“数字居民”的热情再次燃起。2020年,约有1.7亿元美金以数字货币的方式流出中国大陆,比前一年高出53%左右。

      2021年比特币迎来新一轮牛市。当年九月,中国政府发布了更严格的限制文件,禁止所有在大陆范围内的交易和挖矿行为。在塔林的“数字居民”办公室里,数据分析师 Indrek Seppo 指著图上的曲线对我说,经历了一年多的稳定期后,2021年的最后三个月,中国申请者逐月上升,形成了第三次高峰。

      比特币在中国的起伏和中国申请者的曲线,从数据上形成了清晰的联系。我问一心想要“搞钱”的刘晓晨:是因为在币圈的关系,才想要“跑路”吗?他反问我:为什么不是有了“跑路”的价值观之后,才进入了币圈呢?

      十月的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已经快要入冬,黄叶凋零,厚重的云层时不时落下雨来,低头的颜色比抬头更多。在保留著中世纪建筑的塔林老城区里,我见到了“自由意志主义者学习会”(libertarian study group)的组织者缪志澄——几位数字居民都向我提到了他。缪志澄会讲多国语言,2011年因为工作搬到塔林,2016年开始挖矿,如今是一家完全远程的初创公司合伙人,为区块链企业提供电子支付系统底层协议。

      缪志澄带我走过一个拱廊,上了一幢红砖白墙的小楼,来到二楼一个空旷的房间,里面只放著一张办公桌、一把工作椅和一台没有收起来的投影仪。他向我介绍,这是学习会的活动室,社团做一些税务方面的讲座,交流数字货币心得,也进行电影放映。上一次活动,他们放了基于五十年代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改编的同名电影,原著作者艾茵·兰德 (Ayn Rand)影响了这一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们——他们信奉无政府、无税收、自由市场。小说出版的五十多年后,区块链的技术进入公共视野,许多人成为了能够取代基于金钱的资本运作体系、去中心化的交易模式的追随者,小说的价值观与他们不谋而合。

      缪志澄指给我看房间的门牌,上面写著爱沙尼亚语“Vabaduse Tuba”,翻译过来是“自由房间 ”(Freedom Room),这是他为活动室起的名字。他给社团成员们印发T恤,正中是美国经济学家、自由意志主义理论家Murray Rothbard的头像。Rothbard认为,税收就是抢劫,政府就是盗贼。T恤上还印著“自由市场,反对战争”(Free Market, Anti-War) 。他也给了我一件。

      自由意志主义学习会的海报。 自由意志主义学习会的海报。摄影:周悠游 2015年区块链刚流行的时候,媒体对未知充满了希冀。“经济学人”称区块链为一台创造信任的机器(Trust Machine),它让人们在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机构的情况下,对互相协作建立起信心。

      早在2018年,缪志澄就在公司博客上阐述过比特币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因为对中央系统(特别是政府)的幻灭,历史上总有一群人想要彻底改变社会运作的方式,他们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是最早涉猎比特币项目的人,正因为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特质,可以让他们不通过中央政府,完成相互之间的交易。这些‘科技理想主义者’ (techno-utopians)相信区块链技术可以让去中心化变成现实,最终取代中心化的组织模式。”

      他接著论述:“选择去中心化,并不是为了更高效,或者更快扩张——这些在中心化的组织模式中可能更容易达到,而是为了创造一种可以改变世界运作方式的可能性。去中心化是目的,而非手段。”

      开著澳大利亚公司进行数字货币交易的Rubin没有著急离开中国,因为他的业务还需要中国国内的资源,移民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目标。但“数字居民”的身份对他有现实之外的意义,他觉得这与他个人价值观不谋而合:他相信一个“去中心化”的未来,觉得爱沙尼亚的数字化治国,会是未来主权国家的发展型态。他和我说,在大陆币圈,许多人信奉一句美国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s Gibson) 在蒸汽朋克的代表作《差分机》中提到的一句话:“未来已来,只是尚未流行。”

      在废墟上建立起数字王国 瑞典人类学家西格丽德·罗兴 (Sigrid Rausing) 在1993年到爱沙尼亚,这个两年前从前苏联统治中独立出来的新国家百废待兴,到处都是过去的痕迹和对未来不切实际的畅想,现实仿佛完全不存在。她写道:“贫穷的人们急切地希望摆脱被称为是苏联的过去,但他们只知道储存粮食,来抵御对未知的担忧,并消极地等待著未来的到来。”

      三十年后迎接我的爱沙尼亚,处处是用过去与未来编制起来的现在。

      仔细观察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街道,仿佛来到了未来世界。中间是车行道,行驶著对塔林居民免费的公交车,还有在特定路线进行试验的auve tech自动驾驶大巴以及Bolt电召车,和私家车共享这一车道;旁边的自行车道上,比自行车更常见的是Bolt和Juul的电动滑板车;再旁边的人行道上,除了走路的行人之外,还有一条约半米宽的窄道,给自动驾驶的快递车Starship机器人“行走”。爱沙尼亚是第一个让自动驾驶车在公共道路上合法通行、并为自动驾驶技术的测试和推广改建道路结构的国家。从auve tech, Starship, 到东欧各国随处可见的Bolt 和Juul, 这些都是爱沙尼亚的初创企业。

      在居民区“行走”的快递机器人Starship。 在居民区“行走”的快递机器人Starship。摄影:周悠游 对爱沙尼亚人来说,数字治国、科技创新是这个国家最令人自豪的特点。自1991年独立以来,爱沙尼亚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全国范围内的数字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是普及数字身份 (digital ID),以及推行全民数字化教育——前者为科技治国提供了技术基础,后者确保了普及率。

      数字身份是一切的基础。在爱沙尼亚,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会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数字 ID 号码,他们电子医疗档案就此会和这个号码连在一起。等到十五周岁,他们可以领到一张带有照片的数字身份证(digital ID card)。2002年,爱沙尼亚政府向芬兰学习,要求每个居民都必须申请一个属于自己的数字身份。二十年后,芬兰的数字身份普及率大约在50%左右,在爱沙尼亚,99%的公民都已经拥有数字身份。

      爱沙尼亚政府在独立后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全民化数字教育。1996年,后来成为总统并发起“数字居民”项目的Toomas Hendrik Ilves还是爱沙尼亚的驻美大使。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爱沙尼亚全国有一万七千个中学生,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万七千台电脑,就可以让我们的毕业生们获得一项非常有用的新技能。在爱沙尼亚,并不是只有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大学生才会用电脑,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点,我们整个国家,就可以一起跃入二十一世纪。这样的爱沙尼亚,一定会今非昔比。”

      他的畅想变成了现实。爱沙尼亚的教育部启动了Tiger Leap Program,靠著政府出资加全国各界人士的资助,让爱沙尼亚的每一所中小学在2000年初就配备上了电脑。1999年入学的爱沙尼亚公民Erika Piirmets发现,从小学的课堂到图书馆,电脑无处不在——这一代的爱沙尼亚年轻人,都是在网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如今 Erika Piirmets 是爱沙尼亚政府的数字转型大使,她在“数字爱沙尼亚 ”(E-Estonia)大楼的底层迎接了我。出生在1992年的她,是和爱沙尼亚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Piirmets介绍说,在数字身份推行之初,虽然因为政府发行人手一份,但使用场景却很有限,除了交税,用的人很少。直到银行和电信公司也加入进来,用数字身份证取代各自发行的银行卡或者电信卡,来验证用户信息,这才把数字身份推广开来。

      如今,爱沙尼亚居民可以使用自己的数字身份号码,加上两个密码(一个私人密码,一个随机生成的密码),一站式登录包括医疗、缴税、选举投票、工资和福利信息等所有的政府部门,并且查看自己在各个政府领域产生的数据——包括医疗、税收等。

      Piirmets称她用数字身份系统报税,只需要3分钟。“所有的收入信息都已经被上传和同步了,我只需要看一遍是不是有错误。”

      在爱沙尼亚,不同的政府部门只能读取相对应的用户信息——比如财政部的官员不能读取公民的医疗信息。同时,爱沙尼亚居民还可以选择把自己的一部分信息对任何人都不可见——比如隐藏心理咨询史,这样哪怕家庭医生有权限读取医疗档案,也没法看到被隐藏的信息。

      更重要都是,网站包含了一份“数据使用情况的纪录档案”,记录了每一次个人数据被录入或读取的详细情况:包括何时、何部门、操作人等信息。Piirmets 介绍,有行医执照的医生都有权限翻看病人医疗档案,但如果一个不为妳看病的医生因为好奇而看了你的医疗信息,会在你的数据档案上留下痕迹,一旦被举报,又无正当理由,这个医生会被吊销行医执照。

      “任何行为都需要正当的理由,我们的系统是建立在这个宗旨之上的,”Piirmets说。“不仅仅公民需要用数字身份登录,公职人员也要用数字身份登录。每一个行为都会留下纪录。”

      Piirmets 说,爱沙尼亚人并不信任政府,但他们可以相信技术,因为技术确保了政府可以被监督。“个人的数据的所有权在个人,政府只是存放数据的容器。我有权利知道我的数据发生了什么。这和我在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上一旦产生了数据,数据就属于脸书了,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数据档案,我可以相信,政府收集我的数据是用来服务我的,而不会被用来牟利或者用来监控我。”

      2022年10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街头。 2022年10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街头。摄:Sergei Grits/AP/达志影像 各个政府部门收集来的居民数据,被存储在一个名为x-road的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中,政府系统和私人公司都可以通过应用编程接口( API )接入系统,发出数据请求,来接触到他们请求的那部分的居民个人信息。同时,另一套开源的区块链系统在其之上,保证了每一步的操作都有迹可循,一旦数据行为被记录下来,就不可逆转、不可删除。

      数字身份证是经过政府验证的个人身份认证,这对商家也很有用。在爱沙尼亚,你不需要银行卡、各种书店和电影院的会员卡、或者公共交通卡,这些卡都可以被数字身份证代替——只要你进行授权,商家可以通过数字身份证接入x-road,验证刷卡人的自然人身份。

      对爱沙尼亚来说,技术治国有历史可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前苏联时期,为了杜绝各国之间的竞争,斯大林为东欧各国分配了各自的生产领域,无线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产业,被分配给了爱沙尼亚。这为爱沙尼亚的塔图大学带来了苏联时期最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充足的研究经费。爱沙尼亚的一所乡村学校在1965年成为了全苏联第一个配备计算机的学校,爱沙尼亚塔图大学的学生在八十年代创造出了后来被广泛用于苏联学校的 Juku电脑。八十年代塔图大学毕业的校友们,如今成为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企业家和投资人,他们懂得技术、发展技术,帮助独立后的政府进行数字转型。三十年来,爱沙尼亚还清了大部分国债,加入欧盟,如今是前苏联解体后独立的15个国家中,经济发展最快速、人均GDP最高的国家。爱沙尼亚曾培育了多个科技独角兽,其中包括后来卖给微软的Skype以及在伦敦交易所上市的Wise。2021年,仅Bolt就为爱沙尼亚带来了六亿欧元的投资。

      “数字居民”项目给爱沙尼亚政府带来的税收回报高,投入却很低,是因为数字居民所需要的技术支持——从数据储存到数字化的政府服务——已是爱沙尼亚社会的一部分,“数字居民”项目只是把这些服务开放给世界各地的人。

      “我们没有石油或者黄金,我们通过数字居民项目让大家看到爱沙尼亚的这些优势。”Vaga和我说,“如果马斯克 (Elon Musk) 要考虑去哪里创建他的下一个公司,我们希望他选择爱沙尼亚。”当时,马斯克还没有收购推特。

      当理想遭遇现实 四年前,还在上海读研究生的张弢听闻了“数字居民”的项目,决定尝鲜。申请表上要求填写申请理由,他写的是:“非常热衷于区块链行业,希望去爱沙尼亚进行下一步发展。”申请通过了。2019年1月,张弢第一次来到北京,趁此机会玩了一圈,在颐和园滑冰,去爱沙尼亚在北京的大使馆领身份卡。“后来我因为工作又去过北京十几次,都没有那次玩得那么开心。”他回忆。

      拿到身份卡之后,张弢马不停蹄地开了爱沙尼亚公司,在当地银行远程开户,很兴奋,“因为自己有一番事业要做起来了。”但这个身份和公司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期中的好处。他发现,仅仅凭借一张没有照片的数字芯片卡,连在海外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开户也无法做到;而爱沙尼亚在2020年后加强了对数字货币公司的准入要求,数字货币交易牌照不再容易获得,张弢在爱沙尼亚注册的公司没有派上用处。

      一起创立公司的合伙人去了新加坡做 NFT 项目,张弢没有和他继续合作。“我从2017年玩到现在,也算一个‘小韭菜’。经历过这种区块链的暴涨暴跌,挺难受的,不想再赚这种暴涨暴跌的钱,”他说。

      如今张弢在一家初创企业做区块链反洗钱工程师,为政府公安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在区块链圈和政府打交道,张弢非常清楚在中国做区块链的限制,他不推荐做虚拟货币项目的朋友留在国内,“我们也遇到过许多案子,项目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可能会被逮捕、扣押、判刑。”

      2021年10月,土耳其伊斯坦堡街头一家Bitcoin交易所。 2021年10月,土耳其伊斯坦堡街头一家Bitcoin交易所。摄: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现在在国内做区块链,可能除了做合规、监管,其他都有很大风险。如果你能去新加坡、爱沙尼亚或者纽约申请一个实体,我觉得会比国内做这个事情好很多。”张弢说。

      但是,吸纳区块链从业者并不在爱沙尼亚政府对“数字居民”的计划之中。恰恰相反,爱沙尼亚是欧盟第一个出台相关法律,对数字货币公司进行合规管制的国家。在“数字居民”项目的创始人之一 Siim Sikkut 看来,价值观没有那么可靠,真正做成一件事情,还需要很多很多钱。他认为,“数字居民”团队一直非常务实,这才是这个项目成功的原因。

      Sikkut 在2022年初结束了为期五年的爱沙尼亚政府首席科技官的任期,成立了一家叫“数字国家 ”(Digital Nation)的咨询公司,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完成政府事务的数字转型。和我在塔林见面的那天,他穿著一件印有“ 进入数字爱沙尼亚(Enter e-Estonia) ”字样的套头衫。这件衣服他在许多公开场合都穿过。

      “数字居民”团队很早就发现,“可以不受国籍、地域限制,成为世界公民”的愿景很难成为现实。

      “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现实世界,”Sikkut 说。“数字居民”项目受到国际反洗钱法的限制,在把全球居民接入爱沙尼亚数字社会的时候,要小心不为别的主权国家增加洗钱风险。同时,国际税务和金融体系仍与个人所在的国家绑定在一起——虽然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Sikkut 以为这种绑定关系可能会出现松动,但结果没有。“仅仅靠爱沙尼亚,是不可能打破这个系统的。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改变项目,让它成为爱沙尼亚这个实际的国家中延伸出来的分支。”于是,2017年前后,项目团队开始调整口径,他们不再把“数字居民”社区宣传为“地球村”,而是把成为“数字居民”称作“一种接入爱沙尼亚政府服务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随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数字居民,那些仅仅是因为价值观、好奇心而来的申请者,没有给项目带来实际的收益。“那些全球主义者 (globalists) 从来就没有变成付费客户。他们被这个想法吸引来,却不会开设一家公司。”Sikkut说,“这个项目,归根结底,是一个政府的经济发展项目”——主要目标,是吸引境外投资人来爱沙尼亚注册公司,并产生税收。只有项目赚钱,才能更好地服务更多的数字居民。

      项目也不考虑为数字居民提供进一步的移民路径。Sikkut认为,虽然有更多科技人才想移居爱沙尼亚是件好事,但这也偏离了项目的目的,“这由国家的移民局负责”。

      Sikkut有比建立全球村更著眼于现实的愿景,他希望国际税务体系可以和所在国脱钩。“现在如果我在爱沙尼亚183天,我就要给这个国家交全年的税,那剩下的182天呢?如果税收可以根据实际工作地来收,会激励更多国家来创造适合人才流入的商业环境,吸引投资人。如今是非一即零。”

      张弢不是没有想过离开中国。他申请了塔林理工大学,却没有通过面试。如今他也调整了期望,选择留下,“是想(在国内)做一些可以让区块链得到认可的事情。”自称“比特币粉丝”的张弢,也认为数字货币因为去中心化,是自由的。“我们都是通过比特币赚钱,我们当然希望比特币能够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一点不同的东西,都希望未来某一天商铺能支持比特币直接线下支付,不需要兑换成法币。”

      2022年2月26日,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爱沙尼亚人民到当地自由广场集会声援乌克兰。 2022年2月26日,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爱沙尼亚人民到当地自由广场集会声援乌克兰。摄:Alessandro Rampazzo/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通往新身份之路 根据“数字居民”项目的统计,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者,平均年龄是34岁,比大部分其他国家的申请者更年轻。他们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和从无到有建设起来的资本市场,与爱沙尼亚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建立、成长不无相似之处。对中国政治历史曾有涉猎的Siim Sikkut援引邓小平的话:“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对吧?在爱沙尼亚我们也很认同这种实用主义。”

      “不论政见,这种务实的精神,我们是一样的。”他补充。

      我到爱沙尼亚的当天,是俄罗斯开始轰炸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第一天。塔林市政厅大楼被包裹在黄蓝灯光下,以表示对乌克兰对支持。俄罗斯使馆四周围著一圈铁栅栏,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抗议或反讽俄罗斯政府的海报和涂鸦。

      爱沙尼亚在历史上层经历过两次被强邻吞并:18世纪被沙皇俄国吞并,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独立;二战时被苏联吞并,在苏联政变后独立。如今,爱沙尼亚有近三成的俄罗斯裔居民,俄语也是在爱沙尼亚语之后普遍流通的语言。但与其他前苏联国家不同的是,爱沙尼亚在文化上更接近隔著波罗的海84公里之外的芬兰,爱沙尼亚语也和芬兰语较为相似。虽然在传统的地理概念上爱沙尼亚属于东欧,但民调显示,爱沙尼亚裔的国民更认同自己是北欧人。

      这与许多想要逃离旧秩序的申请者不谋而合。

      科技创业者、来自俄罗斯的Kirill Soloviev在申请了“数字居民”后的第五年搬到了塔林,他对我说,住在爱沙尼亚像是住在一个平行宇宙——那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本可以成为的另一个模样。他看到的爱沙尼亚,人和人之间的“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小——普通市民容易接触到政府官员,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程度低——这和俄罗斯的官僚政府形成鲜明对比。过去的四十年,他习惯了每天在莫斯科通勤三小时的生活,一旦公司要和政府打交道,就要特别安排时间准备文件,来应对各个部门的要求,但在爱沙尼亚,“想做和做到之间基本没有障碍 ”。

      Soloviev在爱沙尼亚创立的翻译软件公司有15名远程工作的员工,跨越四个时区,他是唯一一个住在爱沙尼亚的人。相比吵闹的莫斯科,他慢慢爱上了塔林安静的夜晚。“在莫斯科,妳和妳邻居的房子是紧挨著的——俄罗斯都是这样,我一点也不喜欢。在这里,相隔五米才叫邻居,我不用逼著自己去社交。”

      Soloviev 在2015年春天第一次来到爱沙尼亚,是为了到塔林领取“数字居民”身份卡。那时还是项目开始的初期,申请者必须亲自到爱沙尼亚领取卡片。他回忆,四月的塔林,刚刚从一个漫长的冬天中醒来,红瓦白墙的老城开著鲜花,像是从油画中走出来。

      2022年10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老城区。 2022年10月,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老城区。摄影:周悠游 “就像是从毛毛虫变成了蝴蝶。”Soloviev告诉我。“在2015年的时候,我没法看清楚还在茧里的自己,拿到这张蓝色芯片卡是一切的开始。在茧里的我,彻底改变了自己。”那之后的每一天,他都在向新身份靠近:从搬到塔林,不再做俄罗斯纳税人,到如今公开反对战争。

      2022年10月,俄乌战争白热化的当口,他接受了爱沙尼亚媒体的采访,呼吁那些在爱沙尼亚的俄罗斯裔人放弃对俄罗斯的支持,加入爱沙尼亚籍。“那是真正的我,不被护照颜色掩盖的我。”

      想要离开过去的,还有来自台湾的科技创业者杨敬文。2016年,他和太太林恩洁在台北一起申请了“数字居民”。来年三月,他们都获得了批准,林恩洁成为了第一位来自台湾的女性数字居民。

      杨敬文早想离开台湾。一方面是台湾的经济自2010年左右增速变缓,不利于初创公司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台湾的政治让他看不到未来。“(台湾人)不喜欢国旗也不喜欢国歌,但也不改,宪法间接说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现实是台湾(可能)要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他说,“如果你聪明一点,就会感到悲哀,那悲哀改变不了,就会想逃避。”

      成为数字居民后,他和合伙人从台湾设立了在爱沙尼亚的远程公司,由此体验到爱沙尼亚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友善的创业环境,和他接触过的“官僚”的台湾政府很不同;接著,他们一起到爱沙尼亚短途旅行,这里从食物、物价到空气,都令他感到舒服;再后来,2017年的秋天,他和太太带著刚出生半年的儿子和他们的马尔济斯犬,从台北搬来了塔林。

      牵著从幼儿园放学的儿子,站在塔林街头的公交车站,杨敬文望著对面一栋十余层的白色居民楼问我:“你猜猜这是北欧建筑还是苏联建筑?”

      这栋十几层高的米白色大楼,每层的四个角上都有雕花精致的弧形阳台。“应该是苏联建筑吧。”我很笃定,它和中国内地的居民楼风格很相似,虽然更精致一些。

      杨敬文说我猜对了。他接著指给我看车站这边的一栋北欧建筑:高度相仿的居民楼有棱有角,外墙线条分明,但墙体的一半被落地玻璃窗覆盖。

      塔林街头的北欧建筑。 塔林街头的北欧建筑。 摄影:周悠游 塔林街头的苏联建筑。 塔林街头的苏联建筑。摄影:周悠游 他教我如何分辨:“你就看窗户的大小——苏联建筑的窗总是很小,北欧的建筑不会。”

      到爱沙尼亚五年了,杨敬文和太太准备申请永居,但没想好日后是否要入籍。爱沙尼亚不承认多重国籍,入籍就意味著放弃台湾身份。“在台湾长大,念书在台北,毕业了在台北找工作,台湾是我的家乡,”杨敬文不觉得自己可以成为爱沙尼亚人。“但我小孩没有。我想要给小孩一个不做台湾人的选择权,因为当台湾人在未来就是当中国人。(我)会想,小孩子是不是给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尾声 在前往塔林的前夕,我花了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提交了爱沙尼亚“数字居民”的申请,并在线支付了100欧元。

      为愿景买单,值得吗?我想,买的人多了,它就可能成为现实。

      这些年来,“数字居民”项目成为了全世界了解爱沙尼亚的主要途径:2018年底官方发布的项目回顾中显示,在谷歌上搜索爱沙尼亚,80%以上的英文搜索结果都与这个项目有关,虽然每一个人对它的期望不尽相同——陈骏成想要与世界对话;Soloviev 想要洗刷掉旧有的身份;张弢想要借此发展他在区块链产业的事业;Rubin 则想要拥抱一个去中心化的未来。

      这让我联想到到剧作家Jules Romains的寓言戏剧《多诺哥》(Donogoo)。剧中,一个法国地理学家不小心在巴西的地图上画出了一个不存在的小镇,他决定将错就错,在报纸上刊登文章,宣称这个小镇的河水里流淌著金子,附近有未被开采过的金矿。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们纷涌而至,这个本来不存在地方真的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法国大众思想家阿尔贝・雅卡尔在他的书中写道,这个故事令人相信,“一个群体的活动,是由这个群体本身的存在而产生的⋯⋯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需求,这些需求赋予了他们需要的产品以价值。”

      在即将结束爱沙尼亚之行,在塔林机场候机回纽约时,我收到了来自爱沙尼亚政府的邮件:我的申请通过了。

      一个多月后,我去位于联合国总部附近的爱沙尼亚驻纽约大使馆,领取了我的“数字居民”卡包。黑色的硬壳纸盒上,凸版印刷著蓝字“欢迎加入数字爱沙尼亚”(Welcome to Estonia’s Digital Nation) ,里面躺著刻有我名字的蓝色芯片卡和细长的黑色读卡器。这是我的新身份。

      十二月的曼哈顿,东河边上寒风凛冽。我揣著卡包从使馆走出来,想到塔林已经下过了好几场雪,仿佛自己也和这些可能的未来联系在了一起。

      (刘晓晨、杨敬文、林恩洁为化名)

    1. 特别报道:没有收监的涉疫罪犯

      【最新动态:据财新闻,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联合出台《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通知》明确,自2023年1月8日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之日起,对违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和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不再以刑法第三百三十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第三百三十二条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目前正在办理的相关案件,依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及时妥善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状态的,各办案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解除羁押强制措施;涉案财物被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依法及时解除。】

      文|财新周刊 张一川

      2022年10月31日,法槌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法院落下。两名大货车司机贺宏国、韩东被认定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一审分别获刑4年。

      绥中县法院审理查明:2022年1月22日,贺宏国和韩东驾驶大货车前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送货,1月25日返回绥中县。二人得知牡丹江市代管的绥芬河市暴发疫情后,未履行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对去过绥芬河市的行程进行报备。后二人均被确诊患有新冠肺炎,造成绥中县范围内大量人员被感染。经绥中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统计,累计报告感染183人,隔离7865人,绥中县陆续划定34个封控区、管控区和重点防范区,启用隔离场所61家,使用隔离房间5224间,绥中县财政共支出各项疫情应急处置费用约1.55亿元。

      绥中县法院认为,贺宏国、韩东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拒绝执行县级以上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引起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遂作出前述判决。

      该案宣判时,距2022年11月11日国务院发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措施只有不到两周时间;距12月7日再度放松管控的“新十条”出台也只有一个多月。在财新收集到的个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公开案例中,这是最新的一例,也是刑期最重的一例。

      实际上,尽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1997年即已写入《刑法》,但直到新冠疫情来袭时才被激活。近三年来,中国裁判文书网及北大法宝等数据库分别公开74份涉及该罪的刑事判决书及40份不起诉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中的40人均未受到刑事处罚,而判决书中80名被告人中,有28人刑期在1年及以上,平均刑期为9.3个月,41人适用缓刑。不过,这些判决书中被法院认定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以感染人数或被隔离人数为例,均不如绥中县货车司机案,最多一起也只有千余人。

      一审宣判后,没有多少法律常识的贺宏国、韩东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当时有人跟我说,上诉会再往多了判,判完了咱也没敢吱声。”贺宏国说。他们并不清楚,上诉不加刑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让二人稍感安慰的是,判决生效后他们没有被立即送往监狱服刑,而是一直被监视居住,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有关方面给出的理由是“疫情原因”。

      2023年元旦过后,贺宏国和韩东委托亲属向绥中县法院递交再审申请书。“就是放开了,才敢申诉看看。”贺宏国说。韩东也表示,“真的是因为我们传染的吗?这么多损失都扣在我们头上,光说我们的责任,实话说心里有点不舒服”。

      多名受访专家也指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结果犯,而病毒传播因素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目前流行病学调查的技术条件尚难以证明病毒传播因果关系的唯一性。“流调所认定的因果关系是概率上的,而刑事裁判需要认定的因果关系却必须是确定性的。也就是说,流调可以相信很大概率是你传播的,但法院要认定你犯罪,证据必须排除其他可能性,这使得对传染病犯罪的证明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有检察官说,“应该讲,我看到的案例在这方面证据都称不上是确实和充分的。”

      随着2023年1月8日新冠病毒感染回归“乙类乙管”,类似贺、韩二人这样的已决和未决涉疫犯罪案件,将何去何从?

      返乡16天后疫情暴发   韩东现年41岁。贺宏国年长一些,45岁,是韩东的妹夫。两人是绥中县加碑岩乡人,都只有初中文化。

      “肇事”的那一趟行程中,两人一起开车。大货车价值40多万元,贺宏国出了一半的钱,货运公司出另一半,赚取的利润由贺宏国和货运公司分享。韩东属于打工的,每个月拿9000多元固定工资。

      韩东进入货运行业已有10年。在他的印象中,早年行业还算景气的时候,买车的老板都是雇两名司机打工。近些年从事货运行业的人越来越多,贺宏国这种自己贷款合伙买车,然后跟着司机一起跑货运的,业内都叫他们“养车的”。

      三年疫情加重了他们货运途中的负担。韩东告诉财新,因为各地防控力度不一,有时候上高速公路后从哪里下都是问题,高速公路口说行程码不行就会隔离。“像我们拉蔬菜水果都是有时间要求的,装完车,就给多少个小时必须到达。有时候都是车不停,在车上做饭、吃饭。”而在卸货时,驾驶室还会贴上封条,不让下车,想上厕所都得自己在车上解决。

      韩东回忆说,2022年1月,他们从湖北武汉拉上一车蔬菜,目的地是2500公里外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趟下来“挣不上4000块钱”。一路上两人不停地开,睡觉也在车上,每隔4小时轮换一次。途中他们先回了一趟家乡辽宁绥中,1月22日在绥中做了一次核酸检测,晚上9时许出发前往牡丹江市。

      据判决书记录,1月23日上午11时许,他们到达牡丹江市一个货站,卸下半车包心菜后,又装了半车胡萝卜前往绥芬河市。晚上9时到达绥芬河市一家公司的转运库房,卸货后前往另一县级市东宁。1月24日凌晨3时许到达东宁装配玉米,上午9时许从东宁前往辽宁锦州。1月25日凌晨3时许到达锦州港附近卸货,11时从锦州返乡。

      贺宏国和韩东均称,在高速公路和国道行驶途中全程都没有下车。判决书中未记录他们离开绥芬河市的时间,两人在再审申请书中写道,装完货离开绥芬河市时,是1月23日晚上11时许。

      在尚未从锦州启程返乡的1月24日晚间,贺宏国通过其妻,韩东则是自己,在各自所在村屯的微信群报备了从锦州返乡的行程,并上传了1月22日在绥中县做的核酸检测报告。“因为24号核酸结果就要过期了,为了省点核酸检测的钱就提前报备了自己的行程。”韩东说。两人都觉得,“最后从哪里返绥的就报备哪里”。

      绥芬河市这座小城与俄罗斯接壤,有铁路和公路通往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三年来多次暴发疫情。贺宏国、韩东不知道的是,正是在他们返回绥中的1月25日,绥芬河发现了3名新冠确诊病例和9名无症状感染者。此外,行政区划上“包围”着绥芬河市的东宁市也发现了1名确诊病例。此次疫情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在内,仅绥芬河市就有61人感染。

      大约在1月27日、28日,韩东从手机短视频上看到了绥芬河市疫情的消息,此后也告知了贺宏国。但在他们看来,从绥芬河市离开时疫情还没有暴发,这件事跟他们关系不大。“自己都到家了也就没想那么多”,判决书记录的供述与辩解中,贺宏国这样说道。此后,两人继续正常过春节、走亲访友,未进行居家隔离。

      贺宏国辩解称,韩东告知他绥芬河市疫情的消息后,曾让他一起去做核酸检测,但他觉得两人同车,“做一个人的核酸就行了,所以我也没去”。而韩东实际上是在2022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二)才去做了核酸检测,他称当时是因为身体略有不适,“也怕招上病毒”,在绥中县的医院做了一次核酸检测。

      韩东提供给财新的核酸检测报告截图显示,他于2月2日上午11时许采样,下午2时许报告结果签发,显示为阴性。结果出来后,韩东和妻子一起去参加了亲戚王某某的家庭聚餐。2月4日,韩东一家及妹夫贺宏国一家还在韩家父母家中聚餐。

      据判决书中记录,2月7日晚上,王某某“感觉浑身没劲,像感冒了似的”,主动去医院做了核酸检测。2月8日,贺宏国和韩东离开绥芬河市的第17天、回到绥中县的第15天,王某某被确诊为新冠病例。绥中疫情就此暴发。

      2022年1月29日,黑龙江牡丹江,绥芬河居民检测核酸。   2月8日,韩东做了核酸检测。他听说10个混管里有7管结果异常,2月9日他被集中转运隔离。贺宏国同样也是在2月9日被集中转运隔离,他前一日的核酸检测结果报告为阳性,之后多名亲属相继确诊。2月10日,韩东确诊,次日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接连确诊。

      2月24日,葫芦岛市召开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宣布,经对确诊病例样本的病毒基因测序,本次疫情病毒毒株分型属于德尔塔变异株。本次疫情存在以下特点:一是病毒载量高,部分确诊病例的CT值低于20,最低达到了6.5(检测CT值越低病毒载量越高);二是传播性强,某患者一个人的传播链条就造成了65人感染;三是潜伏期长。本次疫情发生后,葫芦岛市在36小时查清了疫情的源头,迅速划定了管控区域。

      通报中并未明说这65人传播链的源头是谁。但在贺宏国、韩东的判决书中,一份作为证据的情况说明声称,经流调发现,是由黑龙江省返回绥中县的贺宏国、韩东两人患病并在社会面活动造成疫情传播。其间,绥中县财政共支出各项疫情应急处置费用约1.55亿元。

      另一份情况说明则证明,绥中“0208”疫情发生以来,累计报告感染183人,累计隔离7865人。全县陆续划定34个封控区、管控区和重点防范区,启用隔离场所61家,使用隔离房间5224间。绥中县法院审理查明,“其中,绥中县加碑岩乡密接、次密接1878人”,这意味着累计隔离人数包括次密接在内。根据2021年5月11日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密接的密接”需要在12小时内转运至集中隔离场所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此外,一份“关于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显示,葫芦岛市以外来(返)绥人员要自觉承担个人防控责任,主动向所在社区(村)或第一落脚点报备,如不报备出现风险严肃追责。对瞒报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和健康状况,拒不执行防疫规定的人员,将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上述三份文件均未记录出具人或出具单位,财新也未能在葫芦岛市政府、绥中县政府官网和社交平台账号上,查询到这份“关于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

      综合包括上述三份文件在内的书证以及证人证言,绥中县法院认为,贺宏国、韩东引起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不能排除其他可能”   韩东回忆说,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曾问他是否签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官问我,认罪不?我说认。又问我,认罚不?我问怎么罚?检察官说量刑3年。我问,实刑还是缓刑?检察官说实刑。我感觉有点多,心里有点不舒服,就没有签字。”韩东和贺宏国最后都是“认罪不认罚”,在两人的印象里,这一过程并没有律师在场。

      开庭审理前一日,贺宏国和韩东各自接到自称是法院指派的辩护律师的电话。两名辩护律师与他们接触很少,但向法院提交了辩护意见。

      贺宏国的辩护律师做了罪轻辩护,他提出贺宏国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系初犯、偶犯,无前科劣迹,建议从轻处罚。

      韩东的辩护律师在罪轻辩护之外,还重点提及2022年2月2日韩东曾自行去做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而且2月8日因疫情防控被隔离后也多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直到2月10日才检出阳性。即韩东从绥芬河市返回绥中县经过17日才确诊新冠,并不能排除其从疫区返回时并未感染,而是回到绥中后才感染的可能。

      财新尝试从贺宏国、韩东的两位辩护律师处了解案件情况,他们均表示应与绥中县法院联系,自己不方便透露更多。

      韩东也对财新表示了与辩护律师所提类似的意见。他称自己转运隔离前后至少做了两次核酸检测,直到2022年2月10日才报告为阳性。他认为自己有可能是在转运途中或集中隔离期间感染,而不是在绥芬河市感染并将病毒带回。不过,韩东未能提供这几次核酸检测结果的证明。他说,在集中隔离点的检测结果都是口头告知。

      同时,韩东和贺宏国还称,2022年春节前,县里曾动用大巴车,从高速公路出口接回一批在陕西西安打工的绥中人。这批人中也包括他们村屯的老乡,二人都曾在街上见到西安返乡工人在活动,“也没有隔离”。二人表示,绥中县疫情的确诊病例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这些人,“传染源头是这些来自西安的返乡工人也不一定”。

      西安的疫情自2021年12月9日暴发,直至2022年1月23日,陕西省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前一日无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据两地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绥芬河市毒株为德尔塔AY.112进化分支,未公布来源;西安毒株也为德尔塔,未公布进化分支,来源为2021年12月4日巴基斯坦入境航班输入。

      2022年2月11日,葫芦岛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经中国疾控中心基因测序比对显示,当地首发病例感染病毒株与牡丹江市绥芬河市疫情早期病例高度同源。而在贺宏国、韩东判决书记录的书证中,中国疾控中心文件用以证明贺宏国病毒基因组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1·25”疫情早期病例病毒基因组高度同源,但未提及韩东的病毒基因测序情况。不过,此前各地用于判断病毒传播链时,均会送检10余人的检测样本,并通报“高度同源”,这意味着如果传播链为同一条,所有人感染的病毒理应高度同源。

      关注此案的四川律师万淼焱对财新分析说:第一,虽然有病毒基因组“高度同源”的证据,但首发病例王某某是与韩东而非贺宏国一起聚餐,贺宏国与王某某没有直接交集,中疾控文件并没有确认韩东的病毒基因组同样“高度同源”;第二,二人在锦州货场卸货时,并未见到锦州暴发疫情的消息;第三,德尔塔毒株潜伏期1至14天,最常见的是3至7天,二人2月9日、2月10日才检出阳性,距二人结束绥芬河市、东宁市行程已有十六七天,超过了正常的病毒潜伏期。

      对应的是,负责大数据排查的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该期流调排查表上,还有其他与绥芬河市相关的排查对象。据绥中县2月8日发布的首发病例王某某行动轨迹,前一周其社会活动相当频繁。并且,韩东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并与王某某聚餐当天,还有其他人在场,但判决书中采纳的王某某及其他证人证言都表示,“记不清其他人是谁”。王某某声称在确诊前没有去过黑龙江省,也没有接触过有牡丹江市旅居史的人,但他同时也承认,在与韩东聚餐之前,并不知道韩东都去过哪里。

      据此,万淼焱认为,不能排除绥中县当时已有病毒在社会面上流传,首发病例王某某是通过其他人员而非韩东感染。“本案证据链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和其他可能,即便是在从快从重打击涉疫犯罪的背景下,也不能人为地降低犯罪证明的客观标准。”万淼焱说。

      此外,韩东还提出,在去社区接种疫苗、出入医院以及出入联通营业厅时,都曾被要求出示行程码,上面记录了他在绥芬河市的行程,但都顺利通过了,没有受到防疫部门关注。绥芬河市疫情发生后,他曾接到来自绥芬河市防疫工作人员的多个电话。他回忆说,电话内容基本都是问他在绥芬河市何处,他回答说在辽宁绥中,电话那头便没再说别的。“我印象中有一个工作人员问我是否隔离了,我说没有,然后电话就被挂了。”此后,也并没有葫芦岛市本地的防疫人员联系过他。“即使真是因为我传染过来的,政府是否也要为疫情暴发承担一部分责任呢?”韩东反问道。

      2022年2月15日,绥中县官方发布疫情问责通报,对包括上至县卫健局“一把手”、下至村网格员的21人,给予诫勉谈话、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留党察看、政务撤职、降级、建议解除职务等处分。

      从扩大适用到首次激活   自从写入1997年《刑法》,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沉睡”超过20年,直至新冠疫情来袭的2020年,才被首次激活。

      在2020年12月26日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刑法》第330条规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四种情形之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多为第四种情形,即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之后,则主要适用第五种情形:拒绝执行县级以上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

      2003年“非典”疫情时,因为该罪适用范围严格限制为甲类传染病,而当时《传染病防治法》尚未修订,中国认定的甲类传染病仅有鼠疫、霍乱两种,“非典”未有归类,后又按乙类传染病管理,因此处置“非典”疫情时并未适用此罪。

      200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即明确规定: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全国检察业务专家、贵州毕节市检察院检察长张宇2020年2月18日在《检察日报》上撰文认为,这一司法解释实际上将部分符合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构成的犯罪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予以定罪,而实践中有的符合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案件甚至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

      2004年8月,《传染病防治法》完成修订,“非典”明确为乙类传染病,同时“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修订后的《传染病防治法》还规定:其他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实施。此即现时因为新冠疫情而为大众所熟知的“乙类甲管”。

      随后,2008年6月,最高检及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下称《追诉标准》),其中规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起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应予立案追诉。”由此,“乙类甲管”传染病也被纳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打击范围。

      曾担任最高法院研究室刑事处副处长的黄应生对财新表示,虽然《追诉标准》是由最高检和公安部制定,但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果最高法院对定罪量刑标准没有规定,也可以参照适用《追诉标准》。

      到2020年2月6日,时值新冠疫情愈演愈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下称《新冠疫情意见》)。《新冠疫情意见》再次提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指出这适用于“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而并非这两种主体违反防疫措施的,则应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论处。这也延续了《追诉标准》中的做法。《新冠疫情意见》出台之前,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通过2020年第1号文件宣布,新冠肺炎采取“乙类甲管”措施。

      当时在严格防疫措施下,多地已经出现的违反乃至破坏防疫措施的行为,基本上都被公安机关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新冠疫情意见》出台后,进入起诉和审理阶段时,相应罪名也改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2022年2月14日,《新冠疫情意见》出台后第9天,公开法律文书中的第一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案,在湖北省嘉鱼县宣判。

      “疫学因果”与证据标准   财新梳理发现,新冠疫情三年来涉及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案件,案情绝大多数与贺宏国、韩东案相似:犯罪嫌疑人从发生疫情的地方到达另一地后,没有如实或及时报告行程,并存在一定社会面活动,一段时间后确诊。防疫机构按照疫情处置方案,对犯罪嫌疑人此前一段时间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其传播链上的确诊人数、被隔离管控的人数以及相应的疫情应急处置费用,即被视为法条中“引起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后果。其中有少数案件,犯罪嫌疑人在被诊断为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后,仍未如实报告全部行程行踪。

      《新冠疫情意见》出台后一个月,2020年3月15日,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海军和检察官高爽在《检察日报》撰文认为,涉疫情犯罪的因果关系比一般刑事案件的因果关系更难认定,因为病毒传播过程无法感知,且事后难以通过鉴定加以证明。“由于潜伏期和个体差异的存在,往往难以追查被害人的感染是否由行为人直接引起⋯⋯即使是与行为人密切接触后被确诊的感染者,也未必就是行为人感染的,还有可能是之前或者之后在其他场合与病原体接触而感染”。

      两位检察官写道,正是由于病毒传播因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目前的技术条件,尚难以证明病毒传播因果关系的唯一性,这使得对传染病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

      在黄应生看来,判断传染病传播的因果关系和普通刑事犯罪没有大的不同,但他也认为“因果关系认定是办理此类案件的重点、难点”。对于“行为人并非在疫区感染病毒”以及“被害人存在其他感染途径”这两种可能性应予排除的观点,黄应生表示认同。

      前述两位检察官提出,“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可以作为判断依据。该学说根据流行病学原理,认为符合以下四个条件,就可以肯定某种因子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是该因子在发病前一定期间发生作用;二是该因子的作用程度越明显则患病率越高;三是该因子的分布消长与流行病学观察记录的流行特征相符;四是该因子作为原因的发生机制与生物学并不矛盾。该标准实际上是在原因如何引起结果的详细机理不甚明确的情况下,根据流行病学的统计方法,经过大量观察,判明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引起和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从而推定有因果关系。

      “疫学因果关系理论”诞生于日本审判实务中处理环境污染与受害人染病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国法学家在21世纪初首次向中国学界介绍,并引起了一定讨论。

      一些法学家认为,作为一种以“高度可能性”为结论的理论,可以适用于可划分责任比例的民事案件,但对于责任“全有”或“全无”的刑事案件则并不合适。实际上,即使是提出这一理论的日本,根据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礼登等人考证,1977年至2020年间,共有129件案件判决中的因果关系认定涉及“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其中涉及民事行政案件126件,涉及刑事案件仅3件,并且均提到疫学上的证明不能够直接等同于刑事审判中的法律证明。

      而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包括三年来涉疫案件的审理,则未见有检察官或法官将“疫学因果关系理论”用于案情分析。

      就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司法实践而言,由于在严格防控的大背景下,犯罪嫌疑人几乎全都认罪,大量案件采用简易审理程序;采用普通审理程序的案件,有的也只在判决书中记录证据名录而不记录证据内容;甚至于财新收集到的74份判决书中,有29份没有流调报告或未记录任何证据名录,部分判决书中仅有“密接者名单”形式的流调报告作为证据。

      另一方面,财新收集到的40份不起诉决定书中,有10份被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其中有5起案情呈现出上述“隐瞒—活动—感染”模式,但检察院认为在“是否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方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财新试图联系这些检察院询问他们的分析过程和判断依据,有的检察院电话无人接听,有的则拒绝回应。

      从快、从重   在《新冠疫情意见》发布之初,不少法学家认同,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采取严厉的刑事政策是合理的,《新冠疫情意见》将在实践中起到统一认识、统一尺度、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他们也表示,政策不能超越法律,司法应严格坚持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避免在个案上出现方向错误,随意扩大打击面。

      也有观点认为,《追诉标准》和《新冠疫情意见》为惩治不法而采取了扩大解释策略,有功利主义之嫌。一位不具名的高校刑法学教授即对财新表示,这种扩大解释显然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

      《新冠疫情意见》发布后第三天,2020年2月12日,最高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文峰在《检察日报》上撰文论及准确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时表示,《追诉标准》这一扩大规定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传染病防治法》时专门增加规定“乙类甲管”的立法本意。李文峰同时强调,实践中执法司法机关在办理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时,应当注意“依法从快从重打击,及时形成有效震慑”,在程序上,要依法加快办案节奏;在实体上,比平时同类犯罪行为要依法从重处罚,及时警示、教育、引导社会各界严格遵守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措施。

      就目前公开的司法文书来看,“从快”的态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体现。在记录了确诊时间、到案时间或采取强制措施时间的86起案件中,有28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自己或相关人员确诊后30天内,即已到案或被采取强制措施,占比约三分之一。其中部分犯罪嫌疑人到案时尚在治疗期间,10起案件间隔时间在10天内,有2起案件间隔时间甚至仅有1天。

      40份不起诉决定书中记录了到案或采取强制措施时间与移送起诉时间,间隔最短的同样是1天,7起案件在10天及以内,6起案件在10—20天以内,2起案件在20—30天以内。记录了提起公诉时间和判决时间的54份判决书中,14起案件间隔时间在10天以内,18起案件在10—30天内,其中间隔最短的为2天。

      2020年2月14日宣判的尹某某案最为典型。1月23日10时,离汉通道关闭后,尹某某在无运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于10时至20时许先后两次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接送乘客往返于武汉和湖北咸宁市嘉鱼县。2月4日尹某某确诊后,密接20人被隔离,被嘉鱼县法院认定引起传播严重危险,判处1年有期徒刑。

      而尹某某在确诊后1天即被监视居住,8天后的2月12日被起诉,10天后的2月14日宣判。这种快节奏,也使得该案成为目前公开司法文书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第一案。

      但从快处理也会带来司法上的瑕疵。在尹某某案中,嘉鱼县检察院和嘉鱼县法院认为尹某某违反的防疫措施是《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1号)》。在其他案件中,依据的则都是本地的防疫措施规定或文件。这些作为书证的文件给人以“五花八门”之感:除常规的由县级以上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印发的文件,还有“致某地人民的一封信”、镇政府文件、“居委会广播稿件”、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疑似内部下发的未公开文件等。与此同时,并不是所有案件都在证据中罗列了被告人应当遵守防疫措施的依据文件。

      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或被告知了相关防疫措施,在部分判决书中难以看出,尤其是涉及2020年疫情早期的相关行为时。有的检察院对此会进行考量。如在新疆昌吉市的一起案件中,姜某某2020年1月在重庆、天津、攀枝花、成都等地出差,返回新疆后未进行报告,并在社会面有活动,2月6日确诊后导致400余人被隔离。昌吉市检察院认为,证实姜某某主观上明知自己病情为新冠肺炎症状的证据不足,证实其客观上是否被告知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措施的证据不足,在其从伊宁回到昌吉后,昌吉各小区的封闭状况、其是如何进入居住小区的事实不清,最终检方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2021年8月10日,重庆,渝鄂省界处G42沪蓉高速公路巫山服务区疫情防控查验点,巫山县交通综合行政执法队员和卫生健康人员对过往车辆进行行程扫码检测。   至于“从重”,在李文峰表态前,《新冠疫情意见》本身也提到:对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有关违法犯罪的,要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量,依法体现从严的政策要求,有力惩治震慑违法犯罪,维护法律权威,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财新梳理公开的司法文书发现,刑期较重的有3起案件,被告人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其中2名被告人适用缓刑;共有28名被告人被判处1年及以上有期徒刑,全部80名被告人的平均刑期为9.3个月,其中41人适用缓刑。

      处罚较轻的,有法院判处被告人3个月拘役,同时缓刑6个月;也有法院将已经监视居住的8个月“实报实销”,判处被告人4个月拘役。最轻的则是检察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或“可以免予刑罚”,作出不起诉决定。

      还有一类引发争议的是“医生擅自接诊发热病人”案件。2022年5月10日,四川南充市顺庆区法院一审判处一家医院正、副院长有期徒刑1年,两人均已上诉。而在浙江平阳县的一起案件中,村卫生室负责人苏某某于2020年1月24日至31日,在知悉不得诊治发热病人的要求情况下,仍私自接诊有发热症状的2名病人。2月4日,这2人确诊,致其间就医的17人被隔离。平阳县检察院认为,苏某某实施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如实供述情节,不需要判处刑罚。

      这也符合李文峰在强调“从快从重”的同时,提醒执法司法机关要“注意采取非刑罚处理方式,避免打击面过大”。他表示,并不意味着只要违反这些防控措施的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或者危害不大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由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公安机关责令纠正,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

      2020年3月10日,最高法刑一庭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也表示,由于各地面临的疫情形势和防控任务差异较大,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也要充分考虑各地这种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形势任务。因为同样的行为在疫情风险等级不同的地区,其危害性是不一样的,裁判中要有所体现,要平衡国法、天理、人情,实事求是,做到罪责刑相适应,避免政策把握粗放化、简单化。

      “乙类乙管”之后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2020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此次修法,《刑法》第330条“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修改为“引起甲类传染病以及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具体情形中,第四种“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修改为第五种“拒绝执行县级以上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并增加一种情形:“出售、运输疫区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物品,未进行消毒处理的”。

      关于“扩大解释”的争议,最终以《刑法》进行修改、与司法解释对表而告终。不过,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公布的114份司法文书中,仅有24份是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之后作出的裁判。实际上,这些案件绝大多数都发生在2020年1月和2月,由湖北返乡或途经湖北返乡人员引起。

      颇为巧合的是,整整两年后,2022年12月2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2022年第7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经国务院批准,自2023年1月8日起,解除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采取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再纳入《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

      稍早前的2022年11月11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公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措施(“二十条”)。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又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新十条”),再度放松了对新冠疫情的管控,包括进入绝大部分公共场所不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查验健康码,也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

      从2023年1月8日开始,新冠感染正式回归“乙类乙管”,从而不再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基于防疫政策优化,2022年12月中上旬,黄应生接连公开发文,呼吁调整涉疫案件处理思路。他向财新解释称,《刑法》上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指对于法律修改前的行为,依照当时的法律定罪量刑,而如果修改后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新法。该原则不仅适用于《刑法》条文本身发生变化的情形,也适用于《刑法》条文所指向的前置法律(如行政法律)发生变化的情形。

      黄应生表示,“乙类乙管”之后如果再根据行为时的政策,对违反防疫规定的行为加以刑事惩处,则不再具有正当性,反而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损害司法权威。因此,他建议,对于先前发生的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应当依照“从旧兼从轻”原则作无罪处理;对于已经判决生效的案件,也应当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只要当时判决所依据的政策是各地擅自“层层加码”的不合理、不合法的政策,或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均应当纠正。

      黄应生强调,尤其是对于2021年11月以来奥密克戎毒株引发的疫情,因为传播奥密克戎毒株而受到刑事或者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作为纠错的重点。因为奥密克戎的传播性极强,流调往往不够及时、准确,要认定嫌疑人的行为“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在证据上并不容易,更多的只能是推定。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在谈及“医生擅自接诊发热病人”案件时提到,很多判决会考虑当时的政策背景,是政策实施型的。虽然判决是以法律的名义,但背后隐含着落实贯彻政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也不能说当时的判决就一定是错的,“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形势变了,政策调整了,自然司法也应该随之调整”。

      为了便于实践操作,韩旭建议,对于未了结案件的判决或者裁决等,可以以政策调整或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追究;而对于已经判决生效的案件,建议通过再审程序纠正。韩旭还提醒说,即便当事人确实违法,也应尽可能对之前的行为适用行政处罚,而非刑事处罚,以体现《刑法》谦抑精神。万淼焱则从技术角度提出,已经判决生效的案件,可以通过减刑、假释等方式,先恢复当事人的人身自由。

      对贺宏国和韩东来说,相较于被收监服刑的罪犯,他们因为监视居住的确也享受着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无论如何,已经生效的有罪判决,让他们的人生背负上了刑事案底。再审申请书里,贺宏国提出,原审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重,请求绥中县法院提起再审,依法改判。韩东提出,原审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刑法》规定存疑案件不能定罪,请求绥中县法院提起再审,改判无罪。

      2023年1月3日,绥中县法院已收下了二人亲属代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法院说也在研究是不是判得有点重,要重新再审;说你们家属要能提出再审,就更好了。”韩东说。

      徐路易、赵今朝、周东旭、单玉晓,周昕、黄佳钰(实习)对此文亦有贡献

  7. Dec 2022
    1. 如何救治新冠感染老人?

      【财新网】岁末交替之际,多地感染高峰已至,重症高峰亦紧随其后。北京等地出现发热门诊排长队、就医过程缓慢、医院重症床位不足的情况。财新走访多家医院急诊,挤满了输液、吸氧的老人,120持续不断送来新病人,部分医院一度没有足够床位收治。(参见财新网报道《特稿|北京迎战重症高峰》)

      重症救治是抗疫中面临的最大挑战。老人群体基础病多、身体更脆弱,感染新冠后发展为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很高。多位医生向财新描述,最近一周内住院的病人基本为七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同时伴有基础性疾病,心脏、肺部储备功能本身就差,感染后雪上加霜。

      老人怎样服药?如何治疗?及时妥善救治老人,对于守住最后一场战役、压平感染曲线发挥着重要的托底作用。

      及时监测,降低重症风险   根据北京协和医院12月26日发布的新冠诊疗参考方案,发生重症和危重症的高危因素包括年龄≥65岁、养老机构居住人员、未接种疫苗、患有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神经认知障碍、肥胖症等)、各种形式的免疫抑制人群(肿瘤放化疗、器官或造血干细胞移植、先天性免疫缺陷、HIV感染、激素/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使用者等)。

      这多项指标均指向老年人。作为最容易发展为重症的人群,必须及时观察监测阳性老人的身体机能,将重症风险的关口努力往前推。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满祥介绍,老年人进展成重症的表现包括高烧持续不退、胸闷气短、运动耐量低。“如果老年人在服用解热镇痛药后,仍有头晕头疼、食欲不振的症状,或者稍微走段路、上层楼梯就浑身没劲,应警惕重症风险。”因此,及时监测指脉氧、血气、血压、酶血等指标,若胸闷气短则说明病毒感染到肺部,需拍胸部CT。

      而对于身体状况的监测要求更为细致。“老年人的身体反应往往较为迟钝,感染症状不典型,不一定像年轻人一样表现出突然的高烧,可能只是胃口下降或者精神低迷。”武汉六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发久解释,加之许多老人自身不爱表达,又独自居住,导致症状的捕捉不够敏感。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12月21日召开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燕明提醒,尤其需要加强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观察。一是一般情况的变化,比如进食状态是否良好、有无尿失禁等;二是精神及神志状态,假如出现明显失智、认知障碍或者言语失去逻辑,都是危险信号;三是新的异常情况,比如突然出现呼吸困难,或者出现一侧肢体活动异常,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沉默性缺氧”现象值得关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近日的公开发言中提到,许多老年人对缺氧反应迟钝,甚至完全感受不到呼吸困难,比如九十多岁的老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发现异常时已经缺氧很长时间,很容易进展到危重症肺炎。他建议居委会或企业给每个有老年人的家庭送一个脉搏血氧仪。

      对于不少老年人来说,危险已经显现。河南许昌的刘春来(化名)今年79岁,患有糖尿病,未接种疫苗。11月12日感染后身体未出现明显不适,村里也没有药物供服用。然而在第九天起床时他突然双腿发软摔到地上,喘息非常急促,最终诊断双肺严重感染引发胸腔积液,最严重时血氧饱和度一度跌破80%,住院治疗10天后才痊愈。

      另有一名河北的老人家属告诉财新,82岁的外公前几天感染后吃不下饭、一直睡觉,家人以为是正常反应没太在意,拖着没有去医院。然而12月25日的CT结果显示肺部大片变白,只能靠吸氧输液维持。“医生说外公大概率撑不了太久了,同病房这几天来了好多老人都是类似情况。”

      目前许多家庭自行配备了指夹血氧仪和呼吸机。李满祥介绍,血氧仪是在家中监测老年人血氧饱和度的便捷工具,如果吸空气时指氧饱和度≤93%,意味着肺部已经受损,应立即就医。不过他提醒,对于没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准备呼吸机没有太大必要。“制氧机参数的设置最好在医生等专业人士的诊断治疗下,此外还需要其他的配套医疗措施,在医院的安全系数更高。”李发久则认为,相较于呼吸机,操作门槛更低的制氧机适合家庭储备,以防不时之需。

      同时,坚持做好老年人的基础性疾病管理。李满祥表示,老人感染新冠后会诱发原有基础病发作,尤其是与血管相关的疾病,比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慢阻肺。由于老人免疫力低下,肺部阴影的进展趋势会非常快。

      2022年7月,《Vaccines》杂志发表一项关于北京地区灭活疫苗对Omicron和Delta变异株感染进展为肺炎的保护效力研究,显示65岁以上的人群感染后,发展为肺炎的比例是45%,相较60岁以下人群,发病率增加4倍。而64%的糖尿病患者在感染奥密克戎后出现肺炎,没有糖尿病史的病例仅13%。

      李发久称,新冠和基础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以糖尿病为例,感染新冠后血糖随之波动升高,如果控制不稳定,炎症则难以得到抑制。如果仅忙于新冠治疗,忽视基础疾病常规服用的药物,将导致血压、血糖的上升,双重打击对于患者的多器官功能损伤更为严重。“保护老人的心、肝、肺、肾、大脑等器官,防止出现功能障碍甚至衰竭,这样新冠的治疗效果也会更好。”

      用药和就医   目前能够显著缩短病程、降低重症风险的一款抗病毒药物为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商品名:Paxlovid)。其关键性临床试验(EPIC-HR)显示,对于未住院、未接种疫苗的、轻中度新冠病毒感染伴有进展为重症高风险因素的成人患者,在出现症状5日内服药,可将第28天的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89%。

      李满祥介绍,患者服用抗病毒药物一定要尽早,在出现症状5日内同时服用300mg奈玛特韦片与100mg利托那韦片,每12小时一次,连续服用5天。据他观察,前往就医的老人多数还未服用Paxlovid,住院治疗期间会给他们使用。

      他同时建议,应特别注意与其他药物服用的过敏反应和拮抗作用。比如奈玛特韦和利托那韦是CYP3A的底物,心血管、糖尿病等部分治疗药物可能高度依赖CYP3A代谢,可能导致这些药物浓度升高,产生不良反应。据前述协和医院公布的诊疗方案,Paxlovid禁止与沙美特罗、利福平、他克莫司、西罗莫司、吗丁啉、辛伐他汀、利伐沙班、艾司唑仑等呼吸科常见药物合用。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告诉财新,第五波疫情时香港的经验是第一时间免费向感染的老人和长期病患者提供一个疗程的Paxlovid。“任何一个可能的风险因素都是开药的依据,比如特别肥胖、高血压病史。”

      但在内地,Paxlovid的获得仍是一项难题。一方面,医院出于医保控费的考虑,对于采购价高达2300元的Paxlovid,在储备和使用上多有顾虑。另一方面,Paxlovid在互联网平台上架后立刻售罄。近日,北京计划统一将Paxlovid配送至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社区医生接受培训后指导患者服用;同时将其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即全部纳入报销范围。不过据财新了解,目前患者可及性远未满足需求。

      何种情况需要就医?李燕明在12月13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第一,症状持续或者加重,比如发热持续甚至有加重倾向。第二,出现新的症状,比如胸痛、呼吸困难、大小便失禁或者突然肢体不能运动,特别是单侧肢体不能运动;或者老年人不能进食、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或者老年人嗜睡不认人了,出现定向障碍,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第三,基础疾病的加重,比如老年人本身有冠心病的,出现心绞痛;原来有慢阻肺病或哮喘,出现了慢阻肺病和哮喘的加重。第四,80岁以上、未接种过疫苗的老人,是出现重症新冠肺炎的高危人群,需格外重视。

      患者通过门诊或急诊进入医院后,李发久表示,首先进行相应的症状处理。“比如发烧给他降温,喘气给他平喘,心衰给他控制心衰,另外提供Paxlovid和阿兹夫定两类抗病毒药物。”接着观察老人的并发症情况,出现肺栓塞进行抗凝治疗,细菌感染时给予抗细菌治疗,炎症风暴严重则施以激素来抑制炎症反应。

      如果患者呼吸困难须进行氧疗。按照严重程度,分别采取鼻导管吸氧、高流量吸氧、无创呼吸机、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来维持呼吸。甚至当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做CRRT(床边血液滤过)、ECMO(体外膜肺氧合)等抢救性治疗。

      李满祥介绍,目前医院为应对重症高峰,将其他内科开通收治普通新冠患者,把所有监护室尽量腾出来收治重症病人,同时想办法为ICU扩容。

      “任何时刻接诊医生都要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和医院条件和可能作最好决定。多数情况下收老人住院仍然是预防性,以防止万一。如一切都充裕,任何老人都收住院。但‘大海啸期’医生可能要决定有一、二或三种高危因素的老人才能住院。”金冬雁认为。

      城市之外,基层是重症患者救治的薄弱一环,三级诊疗体系的建设迫在眉睫。李满祥指出,首先,乡村家庭医生与辖区内老人建档对口保持联系,在他们感染后及时鉴别是否出现重症倾向。而村镇卫生院和基层医院并不具备重症救治能力,必须转诊至县市的三级医院。

      有农村老人家属向财新反映,由于村里药品短缺,且没有人手运送其前往县级定点医院治疗,老人转阴后仍有肺部炎症和双侧胸膜局限性增厚,同时加重了原有脑梗基础病,现在必须卧床插胃管尿管。

      张文宏在前述公开发言中建议,基层医院应当具备提供基本的氧疗、小剂量激素、俯卧位通气治疗的能力,这将为新冠疫情分级诊疗打下好的基础,避免医疗资源挤兑,使得高级别医院能及时收治危重症病人,或者即使在上级医院被挤兑的情况下,病人也能回到基层医院解决问题。

      轻症居家   对于轻症的老年人,同其他年龄阶段的患者一样,居家期间做好药物服用和健康监测即可。

      药物服用遵循“对症下药”的原则,比如发烧吃退烧药,咳嗽开点祛痰或者镇咳的药,此外多饮水多休息,让身体排毒。

      北京协和医院曾发布《新冠居家治疗,老年人如何选用退热药》的科普文章,指出老年人的肝脏、肾脏、心脏和肺脏各项功能出现减退,即便服用正常剂量药物,产生的反应也有明显变化。老年人对发热不敏感的同时,常规的退热药物有可能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因此应首选物理降温。准备温水蘸湿的毛巾,轻轻擦拭额头、耳后、颈部、手心等部位,水分蒸发可带走部分热量。物理降温效果不好时,再考虑退热药物。

      其中,患有严重的消化道溃疡,或有严重冠心病或心衰,或者正在服用抗血小板药物或抗凝药的患者,建议退热首选对乙酰氨基酚;中重度肝肾功能不全者,或已经在服用其他可能导致肝肾功能损伤的药物(如他汀类降脂药等),需在医师指导下调整药物剂量,定期监测肝肾功能水平,警惕加重肝肾功能不全,当出现恶心、皮肤黄染、尿量减少时及时就医。

      李发久提示,老年人对于药物说明书的理解掌握有限,避免吃错、乱吃药或同疗效药物重复服用,造成肝功能损伤,另外,老年人在服用退烧药后大量出汗,若未及时补充水分,容易出现滴血容量性休克或突然昏倒,因此用量上应给予正常成年人的一半甚至1/3。

      密切观察仍是第一要义。12月23日,北京市卫健委和医保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重症救治服务能力的通知》,提出依托辖区医联体等机制,加强早期干预、畅通转诊通道。向老年人等高风险人群发放血氧夹,在家自测血氧,明确简明监测预警标准。出现预警情形后,及时与社区医生对接,并转诊或指导患者前往辖区二三级医院。同时鼓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氧气灌装服务,方便居家氧疗。

      “居家老年人随时随地可能出现病情加重,需仔细观察他们的饮食、睡眠、精神、氧饱和度,同时保证健康的膳食结构和充足的休息,做好基础疾病药物的治疗。”李发久说。

    1. 现代央行制度起步

      文|财新周刊 王力为 王石玉

      中央银行的资本金不足,是否像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一样应引发担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这么认为,但央行家对此的回答多是肯定的。

      在全球多国央行都在艰难平衡拯救经济和控制通胀“两难任务”的当下,央行资本金与财政的关系引发一些关注。

      国际清算银行(BIS)货币和经济部部长Claudio Borio近日对财新表示,由于中央银行在危机后大规模购买政府证券,央行财务强健度的问题引发一些担忧;这些操作缩短了政府持有债务的久期,但央行因此积累了大量政府债券,资产负债表规模大幅扩大。

      当利率上升时,央行获得的利润可能减少,甚至亏损。“尽管央行可以在负资本的情况下运作,但如果有一套安排——在考虑各国特定环境的情况下,可以保证央行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应对通胀,无疑很重要。”Claudio Borio表示。

      在中国国内,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此前,这一表述曾出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

      随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中发表题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署名文章,称“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有关规定,实行中央银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充实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和资本,实现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可持续,实现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并以此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多位了解货币政策的人士指出,这是人民银行首次从制度层面提出资本金问题。一位资深金融监管人士表示:“当前阶段的重点不在于具体的资本金水平等细节,更在于普及央行也需要资本金的理念。”

      2022年,人民银行在正常履行货币政策职能之外,还依法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以增强可用财力、稳就业、保民生。根据2022年10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1月至9月人民银行已依法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1.13万亿元。结存利润主要来自过去几年的外汇储备经营收益。

      一位知情人士指出,人民银行利润上缴财政是惯例,但在实际操作中,每年上缴多少,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多是一事一议、随机博弈的结果”,财政比较宽裕时人民银行先存着,财政比较紧张时就让人民银行上缴一些。这位知情人士分析,人民银行的全部资本由国家出资,属于国家所有,在这样的体制下,央行利润放在央行还是财政部的账上,对国家来说是一样的;但是,从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角度而言,应该制定相对明确的规则,并把规则制度化。国外央行通常会明确每年利润按一定比例上缴财政,有具体的计算公式。

      一位接近人民银行的人士认为,提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希望让宏观调控更规范化、制度化:一方面要防止赤字货币化;另一方面要防止央行资产负债表承担企业的信用风险,最终影响市场对央行的信任。

      国内金融风险增多,是当前提出这一制度的一大背景。易纲在前述文章中写道:“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历史阶段,我国经济金融运行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环境,外部冲击风险明显增多,国内经济金融的一些风险隐患可能‘水落石出’。”

      2022年12月15日至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未来一年的五大重点工作之一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并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

      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透露,金融稳定法前期推进较快,目前已进入人大立法程序,预计2023年有望出台,这将明显提高重大风险防控能力,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发挥重要作用。他还提到,金融风险通过“一事一议”进行处置的比例过高,处置责任仍然有待进一步明确,处置资源仍需进一步充实。

      对于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分析道,应尽可能由财政、央行与监管共同来构建一个国家金融安全网,央行在必要时提供最后贷款人的支持,财政也要发挥作用,代表政府出资来兜底;一些西方国家发生大的危机时,便是财政来注资,央行提供流动性。

      早在2020年12月,易纲就曾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的文章中强调:“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财政和中央银行两个‘钱袋子’之间建起‘防火墙’。”

      在2023年如何稳增长等迫在眉睫的任务面前,央行资本金制度建设似乎不是最紧急的事,但是作为着眼未来五年发展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立现代央行制度,却颇有深意。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应该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看。正如易纲所言,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进一步推进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

      央行资本金重要吗   通常来说,中央银行多数时候都能盈利,因为央行为其负债支付的利率往往低于从资产中赚取的利息,这也是源于印钞带来的铸币税收益。然而,近年来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大幅扩张,令情况变得复杂。

      惠誉评级在2022年10月一份题为《央行亏损可能会增加主权财政压力》的报告中分析,多数发达市场最近利率上升,央行持有证券的估值相应下降,意味着一些央行现在为金融机构支付的债务利息高于央行所持有证券的收益,存在亏损风险。

      从当前趋势看,一些央行至少在未来一两年内可能录得亏损。近期已有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荷兰等多国央行出现亏损,或预警即将出现亏损。

      美联储2022年7月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报告称,预计美联储净收入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转为负值;并表示,若高利率导致净损失累积,向美国财政部缴纳利润可能停止一段时间。2021年美联储缴纳的利润相当于美国GDP的约0.5%。

      澳大利亚央行于9月表示,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将保留所有的利润,直到其资本得到恢复。在截至2021年6月的财年,澳央行向政府缴纳的利润约相当于该国GDP的0.1%。

      在经济学家眼中,央行信用由国家信用支撑,因而与商业机构不同,铸币税的存在也可弥补央行非常大的资本损失。“铸币税利润通常构成中央银行最大的单一收入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央行研究专家沙利文(Kenneth Sullivan)的研究就指出。

      但纽约联储研究部前主管Stephen Cecchetti与纽约大学教授Kermit Schoenholtz在一篇题为《央行是否需要资本金》的文章中亦指出,尽管经济学家从静态、技术性角度出发,通常认为央行资本金水平不重要,印钱一定可以敷出,但是央行家往往担心因此失去推行货币政策尤其是控制通胀的能力。

      以美联储为例,其资产负债表两端都面临利率风险。在资产端持有大量长期债券,利率攀升推动这些资产的收益率上升,会让这些资产组合的价值面临7%的下跌,如此规模的潜在损失或高于美联储的资本金。2010年以后,美联储对财政部的利润转移一度多达年均840亿美元,收紧货币政策意味着美联储或没钱再缴纳如此高额的利润,而利率上升1个百分点将需要美国财政部增发4300亿美元国债来填补这一窟窿。这可能让国会和其他人攻击美联储缺乏独立性、干预货币政策,阻碍其基于经济冷热、通胀形势采取升息行动。

      BIS也在一篇题为《央行财务》的论文中写道,尽管央行总是可以创造货币来为各类任务“埋单”,但财务实力对央行来说仍可能很重要,因为亏损或负资本金可能引发人们对央行实现政策目标能力的怀疑——虽然这种怀疑很可能是错的,但这还是有可能引来对控通胀等目标执行的干预。

      惠誉还分析,若一家央行因大额亏损获政府注资,或感受到需要政府注资的压力,这可能会被市场视为其开展准财政活动的政治压力变大,或令央行对更高通胀的容忍度更大,因为这有助于借助铸币税让资本得到补充。这两种情景都可能影响央行的政策可信度。

      对此,已有不少研究实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Christopher Sims的一篇论文显示,中央银行可能需要财政当局的支持以控制通胀,需要这一支持的可能性随着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久期而变化。对资产负债表规模庞大、由长久期资产构成的央行来说,能获得财政当局对其资产负债表的支持是重要的。否则,控制通胀的能力可能存疑。

      IMF2012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央行资本对货币政策重要吗?》的工作论文,基于41个国家数据、采用线性以及非线性技巧的实证研究显示,央行的财务实力是(统计意义上显著地)能够解释利率水平负向偏离“最优”水平的因素。换句话说,央行资产负债表、资本金偏弱,会让利率水平较最优水平低,带来更高通胀;且央行财务实力与通胀之间的关系是高度非线性的,即相较最优利率水平的较大偏差往往与非常弱的央行财务实力同时出现。

      历史上,瑞士、瑞典、智利、墨西哥等国央行出现过负资本金运作的情况。“央行确实可以在资产负债表上承担损失、在资本头寸为负的情况下运营。”但惠誉亦分析,尽管在“法定”(fiat)货币体系中,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几无技术性限制,但这一央行的独特特征最终有赖私人部门对货币作为价值储存手段的信任。“危机期央行、财政之间的宏观政策协调无疑必要,但由于央行资产负债表最终由政府担保,央行对财政的金融支持不可能是无限的。”

      BIS还指出,央行的财务实力应与央行需要负担任务的资金需求成比例。在新兴市场国家,央行需要承担的政策目标更多,其财务实力理应更强。对承担广泛风险事件处置责任的央行而言,在正常时期应积累大量的缓冲资本。

      立足中国国情   与发达国家央行相比,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央行承担着更广泛的职责及任务。

      “我国的现代中央银行,是借鉴国际金融发展有益实践经验的中央银行。”易纲写道,中央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被广泛接受的行为规则,包括:为维护币值稳定,央行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当通胀或经济增速偏离目标水平时,央行应当灵活调整利率。“我国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可借鉴上述有益经验,并吸取历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不断提升中央银行的履职成效。”

      前述接近人民银行的人士解释,中国1998年为四大行改革而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最终资产的回收率不高;包括国有银行改制上市时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实际上央行承担了相当一部分成本。在近年金融风险处置中,损失最终多由央行“埋单”,存在道德风险。

      在易纲看来,大规模的“他救”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安排,但“他救”客观上不利于形成风险自担的正向激励,往往是针对计划经济时期遗留问题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例如,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国有大型银行和农信社因职责和产权不清、行政干预严重等政策性原因积累了大量经济转轨风险。对此,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化解了风险,通过发行国债、外汇储备、央行票据、地方政府专项借款等注入资本金,并对不良资产进行了果断处置。

      在市场经济下政府或央行出资的“他救”,一般以原股东破产清零为前提条件,要慎用,防止道德风险。易纲写道,“自救”应成为当前和今后应对金融风险的主要方式。

      不过在现实中,考虑到一些风险隐患可能“水落石出”,曾在央行任职的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未来人民银行有更重的金融稳定职能,包括正征求意见的金融稳定法等;央行过去几年参与的救助增加,未来也有可能越来越多,因而让央行的账面上更干净一点,或是未雨绸缪。

      刘国强亦指出,近几年许多风险机构得到有效处置,但也要看到旧的风险没有断根,新的风险还在积累,经济下行导致的“水落石出”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债风险、市场异常波动风险、外部冲击等风险都不容忽视,而且这些风险的关联性日益突出。

      目前,防控风险弥补了许多制度短板,包括中央层面加强金融委统筹协调,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地方层面建立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等。然而,刘国强指出,“捂盖子”“富贵险中求”等现象目前还不少,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一事一议”,而不是依靠机制性安排;不过,通过“一事一议”进行处置的比例过高,处置责任仍然有待进一步明确,处置资源仍需进一步充实。

      从理论上来说,央行可凭借国家信用发货币来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与其他经济体一样,防通胀也是人民银行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易纲提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出现过几轮严重的通货膨胀,针对这一实际问题,党中央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坚决维护币值稳定,明确财政赤字不得向央行透支,这带来了近30年来我国货币金融环境的长期基本稳定。

      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看来,过去30年由央行承担各类改革成本而未带来系统性通胀。但他亦对财新指出,1993年到1995年“通胀比较厉害”,以及2007年、2008年通胀达到8%以上,“当时我也比较紧张”,其缓解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此外,印钞不造成通胀或也与中国百姓过去的高储蓄率有关,甚至有贪官把大量现金存在家中,货币不投入使用不会对经济带来通胀效应。但在未来的宏观、微观环境下,对印钞进行风险处置的通胀效应需要审慎考虑。

      在中信证券联席首席经济学家明明看来,稳健的财务预算管理是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中央银行通过有效的经营和适当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来实现利润和避免亏损,是补充财政收入、增强其履行货币政策能力的重要来源。当前人民银行已有一定的利润分配安排,包括2022年上缴逾万亿元利润。“易行长文章中与中央银行利润分配和财务缓冲制度相关的表述,也是在中央银行承担更多金融稳定和改革任务的背景下,强调中央银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改革往何处去   中国目前的中央银行制度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1984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专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之后,一度采用“全额利润留成制”,也就是将获得的全部利润留在人民银行系统中;但在1993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中,对于中央银行的运作,取消了利润留成制。

      1994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财务制度》,首次明确提出“人民银行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其内涵是:人民银行总行、各级分支行每年编制财务收支计划,由总行汇总报财政部批准后下发执行,各项收支相抵后,实现利润经财政部批准提取总准备金后,全部上缴中央财政,年度发生亏损首先由历年提取的总准备金弥补,不足弥补的部分由中央财政拨补。2006年初起,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预算单位,开始实行部门预算模式。

      对于这段改革,曾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吴晓灵曾在2011年的《顶层设计和金融体制改革》一文中回顾,“那次改革还是留了一些尾巴”,央行的预算仍有赖于财政部门审核的部门预算,这一点有别于其他国家。

      不同于其他政府部门,中央银行运用自有资本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在人民银行烟台市中心支行会计师祭增学看来,这是央行与其他部门的不同之处,央行借由自身的业务,比如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来调节并修复整个金融体系流动性,同时借助带有定向性质的贷款等工具,推动扶持某些行业的发展。他认为,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必须有着独立的财务管理体系,才能更好地利用自身的资源来做好宏观调控工作,维护金融稳定。

      近年来,“我国央行承担了与金融体系和外汇体系相关的许多‘准财政’职能”。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金融系副教授肖崎认为,随着再贷款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再贷款可能成为坏账;且外储存在货币错配问题和人民币升值趋势,未来央行面临资本金损失的风险也在增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将会日益突出。

      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高级会计师温万祥撰文指出,人民银行当前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偏弱,财务实力不强,“一旦人民银行面临汇率、利率、价格变动、信用等风险,产生的损失不足部分还将依赖中央财政”。

      此前,人民银行未披露过自身的资本金水平。前述资深金融监管人士说,放眼全球范围内的央行,人民银行的资本水平是相对较低的,因而希望能够树立央行也需要资本金的理念。

      央行可以在没有资本金或负资本金的情况下正常运转。但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葛奇强调,央行资本金的重要性应更多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等职责的角度来理解。她援引的数据指出,在欧央行调查的全球57家央行中,31家建立了资本补充机制;43家使用一般准备金来覆盖潜在的亏损风险;28家采用亏损结转方法;9家采用了未来利润申索权的方法,如美联储就采用以未来利润冲抵亏损的方法。

      “一般认为,央行至少在中期内应将其资本充足率维持在不低于零的水平。”葛奇认为,资本水平为负,不仅影响到央行的公信力和财务独立性,也会影响到央行为从事公开市场操作所需要具备的资产负债表实力。负资本在事实上还代表了央行为政府提供了一种不透明的无息贷款。

      从央行的资本占总资产的比重看,各国差异十分显著。这与各国央行履行的职能、所在国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系统稳定状况等多种因素有关,外汇储备规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葛奇指出,加拿大持有的外汇储备并不反映在该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美联储虽持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但占其资产负债表的比重很小。而在瑞典、挪威和冰岛等国,央行的外汇储备在其资产中占比很高,均存在较大的外汇风险敞口;这些国家的央行倾向于将资本补充的水平与它们的外汇敞口头寸的规模相联系,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重约在1%—2%,且随风险状况的变化调整。

      在中国,外汇储备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占比达80%左右。葛奇据此认为,可参照北欧国家的做法,将资本补充机制作为央行重要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货币与财政之间   2022年,许多国家深受高通胀、央行激进加息之苦。这源自新冠疫情后美联储大规模印钞、支持美国财政部门给本国百姓发放现金;加之宽松政策维持时间过长,通胀的失控令美联储信用大为受损,不得不通过鹰派的加息及言论给经济和通胀预期降温。

      在不少人士看来,美联储“收水”太慢与其错判通胀形势有关,也与担心升息提高美国政府债务付息压力不无关系。温万祥认为,如果允许政府无限制地从央行获得贷款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中央银行可能为了改善财务状况而不愿选择符合调控需要的政策工具。

      易纲在前述文章中强调,“财政的钱”与“央行的钱”存在本质区别。财政部门收入源于税收,支出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央银行拥有法定的发钞权,开展货币政策操作,实现维护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在此过程中附带产生收益或者亏损。如果允许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靠印票子满足财政支出需求,最终将引发恶性通胀,财政也不可持续并产生债务危机。

      面对金融风险或者危机的处置,黄益平认为,财政的工作是在有需要时提供资本金,进行注资、兜底,央行提供流动性支持,但事后是要收回来的。建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资金来源提到了机构交费、央行提供借款,唯独没有提到财政的角色。

      “我觉得财政应该是主力,起码发挥兜底的作用。”他说,财政部门和央行分工的关键在于财政可以赔钱。在出现系统性危机后,赚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即便赔钱,也是财政为金融稳定应该付的代价。

      而作为非危机期的常态化机制,在全球不少国家,央行与财政之间有制度化的资金支持机制。央行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在必要时可获取财政部门资本金支持的同时,也有每年向财政部门缴纳利润的机制。

      欧央行2016年曾对全球57家央行开展关于央行利润分配(缴纳)与留存规则的调查,调查显示,部分央行选择按照固定比例分配自己的利润,另一部分则制定一个固定的缴存规模。各国央行还会针对实际利润留存情况制定细则。

      这些央行的利润分配给本国政府/财政部门的比例平均为53%。参与调查的央行包括美联储、欧央行等主要发达国家央行以及大量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央行。其中,英格兰银行利润留存比例较高,每年仅将50%的利润分配给财政部。在欧洲,欧央行将80%的利润分配给成员国央行、成员国央行将拿到的利润中的80%分配给本国财政部门;但以德国央行为例,其规定每年至少留存2.5亿欧元的利润。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银行按照财政部核定的5%这一比例提取总准备金,用于弥补人民银行亏损,不足部分由中央财政拨款弥补。但现实中,该规定并未执行。

      就易纲提及的“对中国人民银行承担金融稳定和改革成本应当年计提拨备,按程序尽快核销,并充实央行准备金和资本”,一位接近人民银行的人士表示,这涉及人民银行的利润如何分配,计提了拨备,利润就会少,财政部门作为收利润的一方,希望利润交得越多越好,但若不计提拨备,人民银行就无法弥补成本。

      在黄益平看来,参照国际经验,央行赚了钱有盈余应该上缴财政,只是这几年人民银行外汇储备赚的钱没有移交,作为暂时性的安排先行保留;2022年需要时上缴了约万亿元供财政使用,这种做法本身没有问题。若要补充央行资本金,由于央行最终的财务责任是在财政,资本金应从财政来。

      另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坦言,挑战在于利润怎么留、留多少,缺乏明确的机制。“财政日子好过时,担心露富,不让央行交利润;但困难时就找央行”,从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出发,无疑希望建立起明确有边界的机制。

      在黄益平看来,问题还在于,央行承担了很多本来不应直接由央行做的事,“替”财政承担了部分职能。而这也是源于中国的财政部门有点像国外的国库部,更看重把钱袋子管住;而现代财政体制是以宏观经济稳健为目标,借此实现财政的稳健。

    1. 西北暖湿化信号

      文|财新周刊 黄晏浩

      可能很多人会感觉到,长年干旱的西北开始变湿了。

      这种印象的出现往往源于一些直观感受,比如空气慢慢变得湿润,河流和湖泊的水量变多,山绿了,每年降雨天数增加;也有可能来自某条让人震惊的新闻,比如2021年7月新疆南疆的部分沙漠地区出现了暴雨洪水,2022年8月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出现湖泊;更有些在经济地理格局上构成意义的潜移默化改变,比如在汇入居延海的黑河中下游一带的甘肃、内蒙古,是全国少有的耕地持续增长的省份,这里有着全国最重要的玉米制种基地,生产全国一半的玉米种子,也有着大面积的“供港蔬菜基地”和戈壁农业。

      其实,科学家们早就发现,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西北地区从西到东都逐渐出现了“暖湿化”的趋势,它的特征概括来说,就是气温逐渐升高,降水开始增多。

      近两年,西北暖湿化的消息在舆论场形成了一种声浪,民间还出现了“重回汉唐”“沙漠变绿洲”的说法,让做相关研究的科学家们“不胜其烦”。

      “这个问题对西北来说,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回答,否则很容易误导公众,甚至影响决策。”甘肃省气象局总工程师、中国气象局干旱气候变化与减灾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张强说,他带领的研究团队这十几年对西北暖湿化进行了系统研究,结论是—— “无论怎么样,西北地区仍然是一个严重缺水的气候环境”。

      在气象学界,西北暖湿化的提法已经出现超过20年,但直到现在,其成因、趋势和影响仍不完全清楚,在科学上达成的共识只有两条:一.西北暖湿化的趋势的确存在;二.它尚不改变西北现有的气候格局。也就是说,“暖湿化”不等于“暖湿”,西北还将是那个干旱半干旱的生态脆弱区域,降水量的增加至多只是“干燥”的某种缓解。

      理解西北暖湿化,有必要将“暖”和“湿”分开来看。“暖湿化”确实会带来一些好处,比如河流湖泊的扩大、农业生态的改善、植被面积的增加,但这些基本都是“湿”的影响。其中“湿”里面的水有一部分还来自冰川和积雪的消融,相当于透支了西北本就脆弱的生态账户,这是“暖”造成的,它还会带来极端天气、气象灾害、农作物虫害等弊端。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世界上各个地区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西北暖湿化正是全球变化在中国西北一隅的小小缩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姜彤告诉财新。

      的确,“暖”是西北地区乃至全球生态系统的一个长期趋势,而有研究显示,“湿”预计在未来30年就会放缓。从这个意义上,正视西北暖湿化,“暖”比“湿”更值得关注。

      2002年的发现   按行政区划,西北包括新疆、青海、宁夏、甘肃、陕西五个省份;而在地理意义上,它包括黄土高原西部、渭河平原、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北部、内蒙古高原西部、柴达木盆地和新疆的大部分区域。提起西北,很多人会想到边塞诗里“黄沙百战穿金甲”“瀚海阑干百丈冰”的风景,也容易留下西北寒冷、干旱的印象。

      历史上,西北地区的气候有过多次转换,在冷、暖、干、湿四个维度上都有过不同的时期。比如建都西安的隋唐时期,西北地区就大体处于暖湿期,湖泊和水草较多。中国气象学、地理学大家竺可桢的代表作《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通过历史资料建构了中国的气候史,其中提到,隋唐的长安城里种有梅花、柑橘,它们能忍耐的最低温度分别是-14℃和-8℃,足证当时气候相当和暖。而到了北宋时期气候转寒,苏轼已经写诗曰“关中幸无梅”,来感叹梅花的消失。

      到19世纪初,全球小冰期结束,往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100年间,西北气候处于暖干期,温度上升,降水量减少。根据冰川与树木年轮等气候相关资料,这期间乌鲁木齐河源天山中段和祁连山东段分别升温1.3℃和1.0℃,年降水量减少50—65毫米和70—85毫米。

      暖干气候给西北造成的生态影响基本都是负面的——冰川退缩、雪线上升、冻土消融、湖泊萎缩、河流流量减少等等,同时严重威胁了农业生产。从1908年至1986年,青海湖水位下降了11.22米;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建有中国的第一个冰川观测试验站,自1959年建站以来一直退缩,到1993年东西两支冰舌完全分离;20世纪20年代,西北连年干旱,黄河进入枯水期,1928年发生了“民国十八年年馑”,饥荒席卷北方八省,灾民超过3000万人,甘肃、陕西到了“井泉涸泽”“树皮皆空”的地步。

      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北出现了暖湿化的趋势。最先注意到这个信号的,是已故的中科院院士施雅风。

      施雅风出生于1919年,是中国冰川学的奠基人,他在2002年和2003年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西北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信号影响和前景初步探讨》《中国西北部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特征和趋势探讨》,第一次提出了西北气候可能由暖干到暖湿的科学论断。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沈永平也参与了这两篇论文。他是施雅风院士联合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做新疆的冰川研究。2002年,施雅风注意到了一篇由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胡汝骥撰写的论文,其中提到新疆天山中部的博斯腾湖水位自20世纪50年代有记录以来一直下降,但1987年突然转为上升,到2000年恢复到了1950年代的水位。

      “他说,博斯腾湖怎么水位一下子上涨了?”沈永平对财新回忆,施雅风觉得应该重视这个信号,沈永平因为对新疆比较熟悉,被安排2002年6月先去新疆提前沟通,“施先生来了之后,和中科院新疆分院、新疆气象局、新疆水文局等等,我们大家一起梳理资料,分析之后觉得,趋势还真是挺明显的”。

      除了座谈会,当年83岁高龄的施雅风还在新疆实地调研,专门去了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知道冰川已经分裂,他还想着爬上去看看,被沈永平等人劝了下来。“一个是海拔太高,冰川底下就已经3000多米了。二是他虽然身体很好,但也有一些慢性病,我们就不让他上去了。”沈永平说。

      从新疆回来后,施雅风和沈永平在《冰川冻土》上发表了上述第一篇论文,恰逢“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背景,在科学界和政府高层都引起了相当关注。2002年9月,施雅风等人在兰州举行了研讨会,会后组织多名专家撰写了《中国西北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问题评估》(下称《评估》),又邀请多名院士、专家进行审阅修改,2003年正式出版。

      《评估》认为,从1987年开始,西北地区西中部出现了暖湿化的趋势,可以将西北划为显著转型区、轻度转型区和未转型区:显著转型区为新疆北部、天山及其两侧地带、塔里木盆地西部、祁连山及其北侧河西的中西部等区域,降水量、冰川融水量与河川径流量显著增加;轻度转型区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新疆东部与甘肃西缘荒漠区及柴达木盆地内部,其降水量有所增加,但不足以形成地面径流;剩余的甘肃中东部、青海东北部、陕西、宁夏,上世纪90年代仍处于少降水的“干期”。

      2003年4月,《冰川冻土》发表了一期讨论西北暖湿化的专刊,上述结论被简化为“西湿东干”,即西北地区的西部(主要是新疆)气候明显变湿,而东部则呈现变干的趋势。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施雅风院士的论断并没有形成共识。张强解释说,第一是因为当时降水增加的时段较短、幅度也较小;第二是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全球干旱半干旱区持续扩张而且越来越干,西北地区也许并不能例外。“施院士用的变湿时段是1987年到2001年,时间比较短,只有不到15年左右的时间。”张强说,“时间短,就很有可能只是气候波动,所以有人怀疑这种变湿的趋势型或转型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证据已浮现。从时间上看,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西北地区西部的降水增加趋势还在持续;从空间上看,西北地区东部的降水量近20年也开始表现增加趋势,暖湿化呈现东扩特征,到最近一个气候态时段(1991—2020年)已经东扩到了西北全境。

      “我们团队一直在关注西北暖湿化,2011年后又做了一些工作,时间再长一些,发现从长期趋势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明显的现实。”张强感慨,“对一个问题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但对科学问题的捕捉很需要敏锐性,很佩服施雅风先生的敏锐性。”

      2002年,施雅风在乌鲁木齐河源冰川站留影。图:受访者提供 2002年,施雅风在乌鲁木齐河源冰川站留影。图:受访者提供   2021年,张强发表论文《西北地区气候湿化趋势的新特征》,对1961—2018年的西北地区温度和降水量进行了量化。这期间,西北西部和东部温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每十年增温分别为0.331℃和0.319℃,且均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增温较快,从2005年开始增温有所趋缓,与全球变暖特征基本相似;从降水变化来看,西北西部自1961年以来一直处于增加趋势,1961—1986年增加相对缓慢,每十年仅增加2毫米。1987年开始增加显著,每十年增加10毫米。西北东部在1997年以前降水量呈现减少趋势,1997年之后转变为增加趋势,每十年增加达57毫米,气候变湿趋势在显著加强。

      “西北地区降水增加趋势是可以肯定的,并且这种暖湿化趋势已经超过了一般以30年为临界值的长期气候状态。”姜彤告诉财新,“当前,许多气候数值模式预估认为,未来50年左右西北地区西部降水仍会继续增加,气候仍将持续变暖变湿,西北地区的暖湿化趋势可能仍然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成因未说清   西北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由暖干转为暖湿,是个尚未能在科学层面解释清楚的问题。

      施雅风在《中国西北部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特征和趋势探讨》中分析了西北暖湿化的可能原因,他提出了两点推测:一是空中水汽含量的增加和有利的天气形势,经过统计,西北地区空中水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显著增加,西北西部最为明显,这些水汽主要来自南面的印度洋,部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二是全球变暖驱动水循环加剧的结果,比如印度洋水温升高,蒸发水汽旺盛,也就意味着向西北输送的水汽增加。

      后来的研究表明,西北暖湿化的影响因子非常复杂,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活动因素。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周天军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表示,西北地区的降水变化受到两种过程的影响,一是热力过程,伴随全球变暖、大气持水能力增强,有利于降水增加;二是动力过程,也就是大气环流的变化,它对降水的影响因区域而异,“研究表明,决定新疆地区变湿、中亚北部变干的主要大气环流型,是副热带西风急流的位置南移和强度的减弱”。

      张强持有的主要观点,是“西风环流与夏季风协同作用”。他的论文显示,西北暖湿化的转型源于西风环流与东亚夏季风的协同作用,其中西风环流作用更为显著。

      “西北地区的水汽来源一个是东亚季风,另一个是靠西风带的输送。在大约1998年之前,西风和季风的协同作用是相反的,1998年之后,协同作用等于是相同了,同时都在增加。”张强表示,20世纪大多数时期,西风环流与东亚夏季风表现为此升彼降的“跷跷板关系”,但从21世纪以来则表现为很一致的增强趋势,这与同一时期西北暖湿化趋势加剧、东扩的特征相吻合。

      要理解“西风”对于降水的影响,还要从西北的气象条件说起。如果简单将西北分为东西两个部分,那么西部的水汽主要来自大西洋,西风携带水汽从西向东,沿途没有高大山体阻挡,反而有地中海、里海、咸海等海洋湖泊进行补给,到达新疆上空时水汽依旧丰富,甚至成就了伊犁河谷这样的“塞外江南”。

      周天军所说的“副热带西风急流”位于中亚上空,它向南移动会导致西北地区异常的上升运动,给更多降水带来了条件;张强所说的“西风带”,则指纬向的西风环流,它的增强使得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增多,可能导致西北地区降水增加——由此可见,仅“西风”一个因子,就能在多个方面找到解释。

      此外,东亚夏季风和南亚夏季风也被视为水汽增加的渠道。东亚季风增强的同时,子系统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将异常的水汽输送至西北,使得西北上空的水汽净通量增加;南亚夏季风减弱,印度半岛会激发反气旋异常,西北侧的伊朗高压减弱,会使得阿拉伯海水汽从伊朗高原东侧沿青藏高原向北输送,进入西北。

      只考虑上述自然因素来解释西北暖湿化是不够的。“关于西北暖湿化的成因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印度洋季风通过不同路径把水汽输送到新疆,但这不是经常出现的情况,仅靠此来解释暖湿化现象有局限。”姜彤说。

      在姜彤介绍的另一种解释中,核心是温度升高带来西北区域内水循环变化:水的实际蒸散发对大气水汽的补给增加,导致水循环加快,增加了降水转换率。而随着西北山区降水增多、冰雪融水和河流径流增加,以及绿洲灌溉用水增加、平原水库水面范围扩大等,又都会导致实际蒸散发增加,补给了大气水汽。周天军所说的“热力过程”也是同样的意思。

      张强的观点与之类似,除了西风环流和东亚夏季风的影响,他认为西北变湿还有两个原因:“第二个是降水效率的提高,也就是同样的水汽条件,会有更多的一些水汽转化为降水,这与大气上升运动有所增强有关。第三个原因,我们认为因为降水的增加,蒸发也增加了,它们之间会形成一个正反馈,造成局地的水循环加快。”

      兰州大学教授王澄海对于1961—2018年的西北地区144个站的降水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近60年间,西北92%的站点年降水量呈现增加的趋势,但主要集中在西北内陆河流域,还出现了年平均气温普遍增加、春季降水量增加最快的情况。他推测,西北地区降水的增加可能更多来自温度升高、冰雪消融引起的内循环。

      水循环的变化,毫无疑问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原因显而易见,不管是暖湿还是暖干,“暖”都是西北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主旋律,气温升高、冰川积雪消融加快、陆面蒸散增强,才使得水汽通过降水的形式释放。

      不过,到现在为止,西北暖湿化的成因在科学上还是没有彻底说清。“我认为并没有完全把这个变湿机制解释透彻。”张强表示,不管是暖湿化的成因还是对其周期规律的认识,大多都停留在宏观层面,也比较片面,“相当于盲人摸象,没有完全形成共识”。

      不改变西北气候格局   在西北暖湿化这个话题上,科学界目前只形成了两个共识:第一是西北暖湿化的趋势的确存在;第二是它不改变西北现有的气候格局。

      首先,西北降水量增加的绝对值还很小。据前述张强的论文,虽然西北的西部和东部先后出现了降水量增加的趋势,但从累计降水量看,近30多年来西北西部仅增加约35毫米降水,近20年来西北东部累计增加100毫米,都无法给气候环境带来质的变化。“干旱区基本还是干旱区,半干旱区基本还是半干旱区,只是干旱区的范围有少许缩小,半干旱区的范围有少许增加,但变化的量是非常小的。”张强说。

      周天军提供的数据也是如此:西北降水整体呈增加趋势,其中以夏季最为显著,中心值每10年增加2.5%—3.5%。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变化平稳、增加趋势不如前期显著,就降水总量来说依然十分有限。

      不管是西部还是东部,降水量都还没达到百年的最高值。西北西部当前降水量还没有超过上世纪初的水平,东部降水量最近一二十年才开始波动增加,只比谷底期多一些,基本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持平。

      其次,降水量的增加并不就意味着变“湿”,反而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由于水分的蒸散发,也可能向干旱化的方向发展。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季风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魏科告诉财新,他认可“暖湿化”的说法,但西北变“湿”基本还是个伪命题。魏科引用了一篇2013年的文献,其中分析了1960—2013年西北47个气象观测站的数据,1987—2009年相比1960—1986年,平均年降水量增加了24毫米,而如果引入增温,则发现平均潜在蒸发增加约45毫米,“大大超过了降水的增幅”。

      “只要降水量还远小于潜在蒸发量,任何降水的增加只是意味着极端干旱状况的些许缓解,并不能说明西北变得‘暖湿’起来。”魏科表示。

      衡量一个地区的干湿变化,必须引入考虑降水和蒸发的干旱指数。科学研究上常用的干旱指数包括标准化降水指数(SPI)、标准化降水蒸散发指数(SPEI)、地表湿润指数(SWI)、自适应帕默尔指数(scPDSI)等等。2018年,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马柱国使用SWI和scPDSI两种干旱指数,对1951—2016年的中国不同区域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西北东部的降水量虽然从2001年以后有增加的趋势,但仍然维持干旱化,水资源状况不容乐观。

      另一方面,西北地区降水增加主要是极端和短时对流降水的增加。王澄海的论文显示,近30年,西北地区极端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18.4%,增速为每10年6.1毫米,占年降水量增速的45.2%,而且主要集中在夏季。

      极端降水的增加正是气候变暖的副作用,反而会同时加大西北地区干旱和局地暴雨洪水灾害的风险。姜彤表示,西北降水量增加并不是降水日数显著增多,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场次的降水强度加大,也就是极端降水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大大增加,一年的总降水量有所增加,但其变差增加幅度更大,干旱也会变得更加剧烈。

      最后,西北暖湿化的趋势也并非会一直如此持续下去。

      张强团队基于CMIP6(第六次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中等排放情境下的多模式集合预估表明,到21世纪末,西北干旱区的年降水预计比当前增加24毫米左右,达到200毫米,距离250毫米的半干旱区阈值仍有明显差距。此外,2021—2050年西北地区虽然仍一致呈变湿趋势,但相对过去30年明显放缓,“即使到21世纪末期,变湿趋势也很难改变西北干旱半干旱的气候格局”。

      “降水的3个周期,之前都在上升通道,比如说20年和10年周期,基本上快到顶了,也许马上就可能进入下降通道了,那么未来的变湿就没有现在这么强。”张强解释道,他们发现目前西北处于三个降水周期中,分别是准60年、准20年和准10年的周期上升通道的叠加,而在未来的下降通道中,西北变湿的趋势可能会由于自然变率而放缓。

      暖湿化有利有弊   当问起西北暖湿化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时,姜彤回答:“有利有弊,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尚不能笼统地下结论。”

      有利的一面显而易见。以干旱区半干旱区为主的西北,水是稀缺资源,降水量增加对于西北区域气候条件的改善总是有帮助的:暖湿化会让水资源总量增加,水循环机制得到改善,径流量和湖泊面积增大;水是农业的命脉,暖湿化意味着农业气候资源会有所优化,农作物适宜种植面积将有所扩展;在此基础上,西北的气候舒适度会提高,一些脆弱敏感区域的生态退化趋势也会受到遏制。

      在兰州居住多年的沈永平喜欢爬山,他感慨,自己1982年在兰州时,山上“两边什么也没有”,这几年都绿了。他的所见并非孤例,甘肃陇中、陇东以及陕北在内的黄土高原,2001—2018年植被覆盖明显改善,究其原因,1999年开始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人为因素,而暖湿化是自然因素。

      暖湿化对农业的影响较为正面。以甘肃为例,冬小麦种植北界西扩80—170公里、北移130—180公里,春小麦、玉米和马铃薯每公顷分别增产3.18千克、13.08千克和9.6千克。

      此外,新疆的棉花、香梨等经济作物适宜种植区也在扩大,相比1961—1996年,1997—2015年新疆香梨最适宜、次适宜种植面积分别增大4.1%和4.4%;相比1981—1990年,2001—2012年北疆的棉花适宜种植面积扩大10.2%。但也要注意到,温湿环境有利于病虫害繁殖和传播,使农作物病虫害有所加重。

      “这十几年西北东部农业基本连年丰收,因为西北东部的气候条件大都正处在农业蓄水的一个临界值,降水量增加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张强介绍,西北东部这些年的降水增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颇为明显。财新从公开报道发现,2004年至2021年,甘肃省粮食曾实现“十三连丰”,从800万吨的量级增产到1200万吨以上。

      “西北总体仍是个严重干旱缺水的区域,‘变湿’肯定对许多领域是有利的。”张强说,“不利的主要‘是变暖’,包括冰川融化、暴雨增多,主要都是‘变暖’带来的。”

      首当其冲的是西北地区的冰川,早已连年呈消融态势。2014年,中科院编制的《中国第二次冰川编目》显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近60年里中国西部冰川面积缩小了18%左右,年均缩小243.7平方公里。而具体到西北的几座冰川,据“绿色和平”组织2018年的报告,前述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1964—2018年冰川面积减小22.2%,1986—2018年冰川面积退缩速率是1962—1986年的2倍;祁连山的老虎沟12号冰川,1959—2018年面积减小7.8%,从1986年起每年退缩7.4米。

      姜彤表示,冰川和高山积雪是调节西北水资源量的“固体水库”,而气温升高会使冰川消融加速,雪线退缩,冰冻圈大幅度萎缩,进而造成地表径流的稳定性降低。而冰川融水量是有限的,冰川融水补给量“先增后减”的拐点或将出现。关于这个拐点发生时间的研究正在进行中,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部分冰川消失后,西北干旱区的水危机将更加严峻。

      张强将冰川和积雪消融比作“穷人花存款”,虽然内陆湖面积和河流水量会因此增加,但冰川积雪的水资源“存款”没有之后,西北的水资源和生态系统会更加脆弱,“短期似乎有利,长期却极端不利”。

      2022年8月,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中心地带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了大量的临时性水面,一度呈现“沙漠现湖泊”的风景,背后原因是塔里木河的超警洪水。自5月以来,塔里木河上游径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50%,干支流中有25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持续了80多天,创下近几十年的纪录。其背后是今年北半球普遍高温之下,昆仑山、天山的冰雪融水远超往年。

      塔克拉玛干沙漠2021年7月也一度出现洪水新闻。据中石化官方微博,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国石化西北油田玉奇片区遭洪水袭击,淹水面积广达300多平方公里,近50辆勘探车辆、3万套设备被淹。当时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段伟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年塔克拉玛干周边地区降水的增加往往以极端降水的方式出现,即一天的降水可能达到了一两年的总量。

      全球变暖带来更多的极端天气,已经是公认的科学事实。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发布的《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专门预测了极端高温、极端降水和农业与生态干旱中“10年一遇”和“50年一遇”事件的发生概率,结果显示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将随着全球升温而增加。

      不仅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个南疆地区近10年来极端暴雨频发,已经占到南疆气象灾害的36%。归根结底,西北仍是一个干旱缺水地区,生态脆弱,对极端天气事件格外敏感,“变暖”带来的气候极端化,会导致暴雨和干旱都更为频繁。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时任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如聪发起提案称,面对西北暖湿化的利弊,必须科学规划,趋利避害,积极应对。他提到以下几个方面:西北地区光热充足,是中国重要的粮食、水果、畜牧等生产基地,应加强气候资源调查、评估和作物气候适应性研究,开展精细化农业气候区划;西北地区降水量增加,给人工影响天气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应加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统筹规划,合理开发利用空中云水资源,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能源产业用水效率;西北地区暖湿化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次生灾害增加,应加强自然灾害调查和风险评估,强化灾害防御应对工作,完善西北地区高风险区、高脆弱地区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

  8. Aug 2022
    1. 距离美国取消800美元进口免税限额还有多远?

      【财新网】对美跨境小包800美元免税额将被取消?财新了解,包含该条款的《两党竞争法案》目前已经分别通过参众两院的投票,但两院的版本很不相同,仍需调和,该条款是否生效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若该条款生效,将对采用小包直邮的中国卖家产生较大影响。

      2022年1月18日,美国众议员Earl Blumenauer提出了《进口安全与公平法》(Import Security and Fairness Act),以阻止非市场经济国家和美国优先观察名单上的国家的商品利用最低限度条款进入美国。目前,美国海关最低限度条款允许价值在800美元以下商品无需征税进入美国。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的301报告(301 Report),中国在“优先观察名单”之列。

      该最低限度条款来自于美国关税法(Tariff Act),本意是为了减轻美国政府在加工进口产品方面的负担。1938年该法案最初制定之际,免税额为1美元。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政府大幅提高了这一限额门槛,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200美元,2016年奥巴马政府再将这一限额提升至800美元。

      在《进口安全与公平法》被提出之际,Earl Blumenauer 发布声明称,利用最低限度条款进入美国的电子商务包裹数量激增,目前每天超过200万个,“这种不缴纳关税、税费、并向美国政府提供更少数据的进口涌入,造成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遵守美国法律和保持美国竞争力问题”。

      Earl Blumenauer还称:“无需支付关税、税费和其他费用的进口产品相比其他类似产品获得了更显著的竞争优势,特别是从市场受到政府干预的国家进口时。《进口安全和公平法》通过禁止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和优先观察名单上国家的商品利用最低限度条款来解决这些问题。”

      据美国国会官网披露,目前《进口安全和公平法》单个法案还处于提出阶段,尚未被参众两院投票表决。不过,《进口安全与公平法》已被写入内容更丰富的《两党竞争法案》中。该法案在众议院被称为《美国竞争法案》,在参议院则为《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包括对中国一系列的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措施。该法案虽然已经分别通过参众两院的投票,但两院的版本很不相同,《进口安全与公平法》被写入众议院的版本,而在参议院的版本中却并未被提及。

      《两党竞争法案》在交至美国总统签字前,仍需最终的调和。熟悉《两党竞争法案》的人士表示,《两党竞争法案》最终签署的可能性不高。此外,美国国会已将异议较少的芯片补贴内容剥离出来,形成《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进行单独投票,以求快速通过。(详见财新网《美众议院投票通过芯片法案 527亿美元补贴怎么花?》)

      一家跨境电商平台从业者告诉财新,《两党竞争法案》还需要联席会议协调,再到总统签署,仍需很长时间,再加之取消800美元免税限额的相关内容并非该法案的核心条款,最终会否生效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谭妍专注于跨境电商卖家的维权业务,她曾就此事咨询美国同事,认为《进口安全和公平法》通过可能性很小,“最近美国通胀严重,如果取消800美元免税额,对美国国内消费也有影响。”不过,谭妍也指出,该法案一旦落地,将对中国卖家产生较大的影响,“尤其是货单价较低的卖家”。而目前跨境电商的热门品类,如3C、家居、服饰等,单件商品货值通常都在800美元以下。

      目前跨境卖家发货通常有小包直邮、提前将货备至海外仓两种模式。多名业内人士向财新表示,800美元免税额的取消,对小包直邮卖家影响较大,或将提高卖家的税负成本,削弱产品价格优势,导致产品竞争力下降。

      一名在海外跨境电商平台有多年从业经验的人士告诉财新,该法案落地对亚马逊平台的卖家影响较小,因为亚马逊使用海外仓的卖家的占比较大,并且通常向海外仓发货的货值较高,超过800美元本就需要交税,“免税政策取消可能对eBay平台卖家影响较大,因为eBay使用直邮小包的卖家较多,且美国是其主要市场。”

      杭州一名跨境电商卖家主要从事服装销售,通过亚马逊平台销往欧美市场。他告诉财新,该法案对公司影响不大,因为他的公司采用提前将货物发至海外仓的模式,单次出口货值上万美元,远超800美元的免税额度。

      深圳华南城电子商务产业园聚集了通拓科技、赛维傲基、有棵树等跨境TOP大卖家为代表的千余家跨境电商卖家,2020年被商务部授予“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称号。黄俊的公司位于华南城内,主要通过速卖通和亚马逊平台销售家用小型电动工具类产品,月销售额在300-500万不等。

      他告诉财新,公司在亚马逊上销售的商品主要以发往海外仓为主。但据他观察,周围使用小包直邮的同行并不在少数,一些在亚马逊、速卖通、独立站等平台卖家仍采用小包直邮的模式。主要原因是,海外仓提前备货模式一次性投资较大,对资金要求较高,且面临滞销压货的风险;而小包直邮可以接到客户下单后发货,风险更小且回款更快。

      跨境电商平台敦煌网战略负责人汪奕良告诉财新,除亚马逊外,大部分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仓模式的渗透率并不高,以小包直邮模式发货仍是主流,“亚马逊FBA(即卖家发货到亚马逊运营中心)的使用比例非常高,但不少跨境电商平台海外仓的订单只有10%~20%”。

      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1年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约1.39万亿元,同比增长28.3%,占总出口的6.4%。其中,出口9成以上为消费品,主要为服饰鞋包、家居家纺及电子产品等。2022年一季度,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约3104亿元,同比增长2.6%,约占总出口的5.9%。

    1. 芯片大基金风暴

      文|财新周刊 张而弛 屈运栩 于宁 覃敏 翟少辉

      中国半导体行业掀起反腐风暴。

      7月30日10时30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宣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文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工业和信息化部(下称“工信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北京市监委监察调查。

      多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早在数日前,丁文武家中已被搜查,他失联的消息也已不胫而走。

      在中国芯片行业,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被称为“大基金”,一期募集资金1387.2亿元,二期2041.5亿元,代表的是芯片投资的国家支持政策。大基金同时还是元禾璞华、武岳峰基金、中芯聚源等众多半导体投资基金的母基金,以此撬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投资国内芯片产业。此外,通过持股芯鑫租赁,还为企业间接提供债权融资。

      自2014年9月成立以来,大基金以直接和间接的股权、债权投资等形式,扶持了中芯国际、上海华虹、长江存储、长电科技、北方华创和中微公司等一大批半导体上下游的明星和头部企业,仅持股的上市公司就达到34家,在整个芯片行业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此,2022年7月,当数名与大基金有关的人士陆续因相关调查而失联时,便迅速引发了整个中国芯片行业的地震。

      7月15日晚,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吉林省纪委监委消息,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芯投资”)原总裁路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华芯投资是大基金惟一的管理人(GP,即普通合伙人),负责基金日常的投资运作。

      据财新了解,路军于7月14日被有关部门带走,同日被带走的还有大基金子基金深圳鸿泰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鸿泰基金”)合伙人王文忠。

      此后,华芯投资投资三部副总经理杨征帆也被带走。他负责的是大基金的材料设备类投资,并身兼十多家半导体企业的董事之职。

      7月16日,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紫光集团前联席总裁刁石京以及北京紫光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禄媛亦被带走。紫光集团旗下的长江存储和紫光展锐曾是大基金重点投资的芯片企业。2020年11月,紫光集团因债券违约而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短短两周,多名相关人士被带走调查或者处于失联状态。这些人要么涉及中国最大的集成电路产业投资机构,要么涉及吸纳大基金最多投资的半导体项目。

      此次围绕大基金的风暴,看似来得突然。有近期见过路军的人士告诉财新,路军被带走前还意气风发,为到广州执掌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而高兴。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成立于2021年11月,是广东省为打造中国集成电路“第三极”而设立的大型产业集团,主要投资粤港澳大湾区的集成电路重大项目,由路军出任首任董事长兼总裁。

      丁文武则在7月16日到访福建厦门,出席一场半导体行业峰会。他在会上致辞称,前两年半导体行业的形势非常好,甚至有人说“赚不到钱就是傻子”,但现在开始,半导体行业正从波峰向波谷的趋势发展,要适应这种变化。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的行业会议。

      反腐风暴并非无迹可寻。多家芯片企业和投资机构告诉财新,2021年9月起,国家审计署陆续对大基金、大基金被投企业、参投的股权基金和融资租赁公司进行审计;整个审计持续数月,限时要求管理层回答问题,查询大基金的资金款项用途,涉及包括丁文武、路军等大基金管理层在内的沟通互动。此后数月间,不少相关主体收到了审计结果和整改要求,迄今审计结果仍未完全告知所有公司。

      这不是大基金第一次“出事”。2021年11月1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山东省监委发布消息,华芯投资原副总裁高松涛涉嫌严重违法,正接受监察调查。在入职华芯投资之前,高松涛曾在工信部担任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副主任,与曾在工信部担任电子信息司司长的丁文武相熟。

      大基金、华芯投资及部分子基金出现多人腐败,显示资本盛宴之下,运行了八年的大基金管理机制出现致命裂痕,必须修补之后才能继续前行。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博弈在科技行业的竞争已趋白热化。美国2018年制裁中兴,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缺芯少魂”之痛。此后,美国政府步步紧逼,先后制裁华为、海康威视、中芯国际等一大批中国科技企业,政策上全面打压中国对半导体高端和前沿技术的探索与进步。“科技自立自强”是必然之选。

      2022年,全球补贴芯片企业的法案层出不穷。2月,欧盟公布《芯片法案》草案,计划投资430亿欧元(约合3031.43亿元人民币),扩大欧盟芯片产能,并防止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7月,美国国会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设立美国芯片基金、美国芯片国防基金、美国芯片国际科技安全和创新基金、美国芯片劳动力和教育基金四个基金,以五年527亿美元的补贴,支持美国芯片产业。

      在这些背景下,针对中央财政支持的国家芯片大基金的反腐风暴尤其触动市场神经。市场化的投资主体、融资中介、国资投资人、地方国有投资机构人士,纷纷表示出对芯片行业未来发展的关切:“国家队还投芯片吗?”

      市场对大基金的态度也出现分化,一些人认为其应进一步支持“老大难”项目,拉长投资周期;另一些声音则认为,中央财政资金撬动社会化资本参与半导体投资的历史使命已完成大半,地方政府等主体可以接力,大基金后续必要性已然减弱。

      方正证券通信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宏涛向财新表示,目前很多国内半导体企业还处在爬坡期,尚未盈利,生存仍是问题:“有大基金的保驾护航,有利于这些企业快速突破成长瓶颈,走得更加稳健,进入良性循环。”

      “芯片投资的周期非常长,很多企业需要的金额也很大。有些重大的战略项目,传统的市场型基金不一定敢投,此时从国家层面去助力无可厚非,也体现了国家意志。”一家芯片企业高管向财新表示,希望大基金能在此次反腐风暴之后,继续坚持这一初衷。

      一家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风险投资)负责人指出,大基金由国家资本引导,通过社会化资本放大,既投资不求财务回报的战略性项目,又投资市场化项目,是国家投资体制中开天辟地的举措,此后很多国家级基金和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均参考了大基金的模式。他认为,不能因噎废食,重要的是完善制度,包括监管措施,真正做到“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

      大基金的体制碰撞   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下称《纲要》),对2030年前的集成电路产业进行谋篇布局。《纲要》首次提出,要设立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主要吸引大型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资金,采取市场化运作,重点支持集成电路等产业发展。大基金自此应运而生。

      彼时,大基金是国务院批准的规模最大的产业投资基金,一期最初计划募资1200亿元,实际募资1387.2亿元,实现了超募。一期的投资期为5年,回收期亦为5年。

      前述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负责人向财新回忆称,2006年之前,国家层面对半导体的支持,主要体现在“863计划”中部分涉及集成电路的项目,以及信息产业部发起的电子发展基金。这两类支持都以研发项目为主,加在一起每年只有几亿元。2006年之后,国家层面对半导体的支持则主要体现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01和02号专项。

      所谓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际上是2007年开始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它确定了16个国家在15年内重点发展的科技领域。其中,第1号、2号专项都与集成电路相关,被简称为“核高基”的第1号专项指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三类技术,包括国产CPU(中央处理器)、操作系统、数据库和应用软件等;第2号专项则是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与成套工艺专项(简称“集成电路制造专项”);过去几年被认为中国芯片制造必须突破的核心装备光刻机,以及中芯国际的先进制程晶圆制造等项目,即属于第2号专项。

      第1号和第2号专项之后,国家层面对半导体的投资从每年四五亿元增加至数十亿元,但主要支持的仍是科研项目。对产业而言,专项资金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比如当时晶圆代工厂产能不够,但扩产需要数百亿元投资,回报周期在十年以上,急需国家给予战略性投资。

      2013年,国家层面投资在考虑如何支持半导体产业时,曾有两个选择,一是借鉴大飞机、高铁等模式,合并已有的中国电子、中国电科等国有企业形成一家大型国有公司,集中资源干大事;二是成立市场化基金,以投资方式孵化一批龙头企业。由于半导体行业市场化程度高,最终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因此,从大基金成立的那一刻起,市场化就是其烙印。2014年9月24日,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开金融”)、中国烟草总公司、北京亦庄国投、中国移动、上海国盛、中国电科、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华芯投资等共同签署《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标志着大基金设立。

      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基金公司”)中,财政部出资360亿元,成为第一大股东,持股36.47%;国家开发银行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出资220亿元,持股22.29%,排名第二;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均低于12%,比如紫光集团旗下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持股0.1%。

      市场所说的大基金投资,实际指一个双层的主体。第一层是基金公司,从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方向,核准重大项目、推动政策及协调重大问题、保障与平衡各股东方权益。第二层则是委托一家专业化公司作为基金的惟一管理人,即华芯投资,由国开金融持股45%,其他股东包括北京赛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科创集团等。基金公司与管理公司之间,通过委托管理协议,界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实现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

      本次被带走调查的丁文武和路军正是双层架构的负责人,在加入大基金前均是政府官员或金融机构公职管理人员身份。丁文武是基金公司的首任总裁,此前重要履历包括2008年8月任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2011年升任司长,参与了中国芯片政策的制定。路军则是华芯投资的首任总裁,此前曾任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2010年5月履职国开金融,先后任副总裁、纪委书记等职。

      2017年,丁文武接受《中国电子报》专访时曾如此解释两家公司的分工:在项目投资决策方面,管理公司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一般项目管理公司通过了投资决策就可以投资,而重大项目还需基金公司董事会进行核准。

      丁文武还称,基金公司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所有员工的身份都是市场化的,没有一人是公务员编制,“即使原来一些人员来自机关单位,现在也都脱离体制进入市场了”。

      “按照市场熟悉的架构,可以理解大基金和华芯投资是单一LP(有限合伙人)和GP的角色定位。”一位曾经接受大基金投资的市场化基金人士告诉财新。

      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华芯投资也和其他市场化基金类似,分具体行业设立团队,共设三部:投资一部主攻芯片制造,二部主攻芯片设计,三部主攻材料装备。大基金二期成立后,近期华芯投资新设了四部,可以不分领域进行投资。

      大基金一期在设立之初就明确,至少60%的额度要投入芯片制造。根据广发证券研报,到2018年9月,大基金一期基本投资完毕;以投资金额计算,67%投向芯片制造,17%投向设计,10%投向封测,6%投向设备和材料。2019年至2023年,一期基金进入回收期,开始逐步减持所持股份。

      2019年10月,大基金二期正式成立,注册资本高达2041.5亿元,继续接力投资。

      过去几年,大基金的投资总体较为稳健,成功避开了那些争议较大的“烂尾项目”。有熟悉大基金的人士告诉财新,华芯投资的人大多出身政策性银行,总体非常勤奋,不仅与芯片产业沟通密切,还能迅速融入芯片圈内。在一次行业论坛上,华芯的投资经理拿着笔记本记录行业公司的纯技术分享,并向财新解释其技术路线和中国产业的适配性。

      此外,大基金投资时还有很多外部专家提供咨询。“每过一个项目,投资决策都要经过专家打分,太差的企业是过不了这种专家的。”上述人士表示。

      大基金国家队的身份也带来天然优势,各芯片企业都希望获得背书,愿意留出股份。一位市场化芯片业投资人士告诉财新,为确保没有国资流失,财政部要求大基金必须盈利,大基金几乎每次投资都很在意价格,较其他国资基金相对更严格。

      作为大型平台,大基金一开始吸引了部分市场化人员加入,但红火的开局未能持续。多位熟悉大基金的人士告诉财新,大基金几乎没有对投资人的激励机制,华芯投资的员工大部分拿的是固定工资,人事上仍归国家开发银行管理,仍然属于体制内人员。

      针对大基金的内部激励问题,曾有过长时间的讨论或尝试,但最终未能兑现。到2020年,伴随着多个国有大型基金成立,以及诸多市场化机构蜂拥进入半导体行业,大基金和华芯投资的人员流失加剧。目前,华芯投资的投资一部和二部的负责人都已换人。

      “华芯投资走了至少四分之一,很多人离开时会直接带着团队一起走。”一位“国”字头基金负责人告诉财新。

      “他们拿着一个月一两万元的工资,却创造了那么多亿万富翁,会不会有一些心态上的失衡?”一位芯片企业人士向财新提出,科创板的造富运动近两年明显对大基金形成冲击;随着更多市场化基金涌入芯片投资赛道,很多大基金员工都被外部基金以几倍薪酬挖走,剩下的员工也必须面对体制外利益的诱惑。

      来自体制内外的诸多碰撞,给之后问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直投功过   在芯片行业,有关大基金人士在部分被投企业暗中持股获利的传闻一直不断。

      2020年11月18日,北京,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公司总经理丁文武在北京微电子国际研讨会暨IC WORLD学术会议上演讲。   在不少人看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大基金一期的内部管理还不完善,另一方面也与掌舵者路军的风格有关。多位熟悉路军的人士向财新表示,路军做事有一种“带头大哥”的气质。2020年11月,路军被调回国家开发银行,担任国开发展基金管理部副主任,兼任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述熟悉路军的人士告诉财新,这是因为有关路军的举报信太多,不得不将他调离华芯投资进行内部调查。知情人士透露,2021年9月,路军离职国家开发银行时,其离任审计并未通过。

      据财新统计,大基金一期投资超过60家企业,其中过半已成上市公司。在这些项目中,既有存储器等战略性项目,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市场化项目,为大基金带来财务回报。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大基金一期取得的成绩超出预期,在推动国家战略的同时,基本兑现了市场化运作的承诺。

      前述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负责人指出,大基金成立前,仅有的几家市场化半导体投资基金基本只投芯片设计公司,因为其周期相对较短、风险相对较低;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的设备及材料公司,2014年—2015年在产业化过程中遇到困难,许多陷入财务困境,大基金正好接力扶持;扶持了一批这样的公司,目前都成为了行业龙头企业,解决了国家卡脖子问题。同时,大基金投资的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等扩产从每年增长不足5%提升至20%,解决了设计公司急需的代工厂产能问题。此外,中国急需的半导体存储芯片,大基金则支持了长存和长鑫两个技术路线不同的公司,解决了从0到1的问题:“2019年,芯片行业被美国卡的时候,要是没有这些公司,可能情况更加困难,这是大基金提前五年布局的结果。”

      2016年,上海,某公司合伙人大会上,华芯投资时任总裁路军发言。   市场熟知的大基金“雪中送炭”的例子是中微公司。由“海归”尹志尧创立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中微公司,2014年由于亏损,急需资金。大基金以40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和4000万美元的夹层可转债的混合投资方式,帮助其解了燃眉之急。此后,中微公司作为科创板首批上市企业,于2019年7月成功上市,其刻蚀机已被国际主流客户用于5纳米工艺。相比大基金入股时的2美元/股,中微公司当前股价超过130元/股,为大基金带来了丰厚的财务回报。

      另一个例子是国内封装龙头企业长电科技。2014年12月,长电科技( 600584.SH )宣布,以7.8亿美元收购新加坡封测企业星科金朋,后者体量约是前者的2倍。大基金为此提供了约3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帮助长电科技完成“蛇吞象”并购,成为全球前三的封装企业。

      “当时如果没有大基金的话,长电科技收购应该是蛮难完成的,因为那时候星科金朋是亏损的,资本市场对去海外收购亏损企业,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积极。”芯谋研究首席分析师顾文军对财新表示。

      而在大基金一期中,投入最多的半导体公司当数紫光集团,至少284亿元投入紫光集团旗下企业,其中至少277亿元投入长江存储、约7亿元投入手机及物联网芯片厂商紫光展锐。

      长江存储是国内惟一一家规模研发3D NAND存储芯片的厂商,今年8月3日推出的第四代三维闪存,堆叠层数达到232层,成功用6年时间追上了美国美光和韩国SK海力士等竞争对手。紫光展锐的手机芯片已采用6纳米工艺,虽然产品定位比高通、联发科低端,但凭借每年出货几百万颗芯片跻身全球前五大手机芯片厂商之列。

      然而,这两家公司却因母公司的债务问题卷入风波。2020年11月,紫光集团出现债券违约,自此引爆债务危机。2021年7月16日,在债权人申请下,紫光集团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由管理人对外招募战略投资者,化解债务风险,并最终确定智路建广联合体为接盘人,承接紫光展锐等公司股权;长江存储则由地方国资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出资51亿元收购紫光集团所持股权。

      2022年7月16日,就在紫光集团重整完成的第三天,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曾负责芯片板块的紫光集团前联席总裁刁石京和北京紫光科技服务集团董事长李禄媛被有关部门带走。不同信源均称,赵伟国身涉调查或与其个人所控公司和原紫光集团旗下公司之间利益输送相关,比如设备采购、装修工程等未经公开招投标的问题等。

      大基金一期的投资也不乏争议项目。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00672.SZ )主营业务为广播电视芯片,其研发的广电直播星芯片主要用于国家“户户通”工程,国内市场份额一度超过50%。2015年,由于机顶盒厂商开打“价格战”,国科微被迫下调广播电视系列芯片的销售价格,导致这块业务的销售收入迅速下滑,并进入竞争激烈的视频监控芯片市场。

      就是这样一个细分赛道的企业,大基金在2015年对其投资4亿元,在上市前持有其21.05%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丁文武也不断在其公司活动或媒体采访中为其背书。2018年6月,国科微还宣布,拟与大基金、深圳子基金鸿泰基金共同投资,设立常州红盾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鸿泰基金任GP,大基金和国科微任LP,以寻求有协同效应的产业并购投资。最终,该基金定名为湖南芯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湖南芯盛”),惟一的对外投资是在2018年成立了芯片设计公司江苏芯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该公司中,湖南芯盛持股50.1%、大基金持股49.9%。随着丁文武被调查,市场传出国科微创始人向平被带走的消息。目前,向平的手机无法接通、微信朋友圈也已停更,国科微董秘对此未予回应。

      华芯投资投资后,一般会派出高管并在投资项目公司担任董事职务。被带走的杨征帆就在沪硅产业( 688126.SH )担任副董事长,在长川科技、中微公司、北方华创、万业企业、雅克科技、拓荆科技等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这些企业均是华芯投资三部投资的企业。沪硅产业生产单晶硅,在大基金的牵线下,沪硅产业进入长江存储的供应链;其在科创板上市三个月股价涨超10倍,市值一度破千亿元。

      此次杨征帆失联,影响到十多家公司发布半年报。有相关企业告诉财新,大基金计划让杨征帆从这些企业辞职,但走完董事会流程还需要一些时间;辞职之后,杨征帆的案件进展便不需要再由上市公司进行被动性披露。

      大基金的另一大隐患在于内幕交易。2019年12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高松涛在华芯投资任职期间,曾卷入一起内幕交易。汇顶科技( 603160.SH )是一家做屏下指纹识别的芯片设计公司。当时由于6名原始股东的限售股将于2017年10月解禁,为避免造成股价波动,汇顶科技找到华芯投资,沟通由大基金受让减持股份。最终,大基金受让汇顶科技6.65%的股权,而高松涛全程参与该事项的筹划、决策、执行。

      王萍在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工作时,曾与高松涛是直接上下级关系,两人离职后仍保持联系。在从高松涛处获悉大基金持股信息后,王萍曾买入汇顶科技合计约45.17万股,成交金额约4696.75万元,最终亏损396.24万元。证监会决定,对王萍处以55万元罚款。

      间接投资“埋雷”   除了被投企业,本轮大基金反腐还涉及其投资的市场化基金。路军被带走的当天,鸿泰基金的合伙人王文忠亦被带走。鸿泰基金随后在官网删除了与王文忠相关的信息。

      2016年8月,深圳南山鸿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大基金出资7亿元,占43.75%;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4亿元;深圳市南山区国资旗下的深圳市汇通金控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亿元;紫光集团旗下的西藏紫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资8000万元。基金管理人(GP)为鸿泰基金,曾投资传音控股、江波龙等。

      大基金虽为主要出资人,但并未向鸿泰基金直接派驻管理人员。鸿泰基金注册资金1000万元,董事长黄学良占33.34%股份,王文忠占33.33%股份,曾之杰控制的深圳市厚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33.33%股份。

      据财新了解,鸿泰基金合伙人王文忠与路军是同学关系,曾经在国家开发银行共事。王文忠本科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后在北京大学获金融学硕士学位。王文忠在北京先后成立过几家公司,如2007年成立北京恒融焱兴管理顾问有限公司,2009年成立北京新锐阳光会务有限公司,2010年成立北京融蚨祥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历显示,王文忠并无大型或知名投资机构任职经历。

      一位曾经和路军及王文忠在国开金融共事的人士称,王文忠和路军关系密切,路军会将其看好但职能范围外的项目介绍给国开金融内其他团队,王文忠则负责后续项目跟进和落地。

      “在用人上,路军安排王文忠进驻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合伙人,为日后埋下了隐患。”一名接近鸿泰基金的人士称。

      实际上,鸿泰之外,大基金还投资了10家基金。其中,大基金与地方国资等合作的基金有五家,分别是北京集成电路制造和装备基金、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与并购子基金(武岳峰基金)、盈富泰克(深圳)环球技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龙头企业共同设立的投资基金有三家,分别是与京东方设立的芯动能基金、与中芯国际设立的中芯聚源基金、与三安光电设立的安芯基金。

      和鸿泰基金类似,出资人是社会化资本的基金还有元禾璞华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上海超越摩尔股权投资基金。

      鸿泰基金在大基金内外部的评价中,均不及其他市场化机构。一家半导体风险投资机构负责人直言,鸿泰基金并不是知名的GP在管理,投资的项目也不突出:“路军最不该派一个自己的人去所投资的基金,国资就应该避嫌。”

      通过参与设立主攻半导体投资的基金,大基金又进一步投资了大批半导体企业,比如北京君正、积塔半导体、翱捷科技、恒玄科技等。这些基金的管理人不少是芯片业的知名人士,比如武岳峰资本的创始合伙人武平和元禾璞华的陈大同曾联合创立展讯通信,并带领其上市。展讯通信后来与锐迪科合并,形成了今天的紫光展锐。

      前述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负责人告诉财新,大基金由于体量太大,更适合做PE(私募基金),而早期的VC项目,大基金一期预留约100亿元,投入VC子基金,等初创企业孵化成熟后,再由大基金接手。

      2021年10月10日,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现场,紫光集团展区。   “这在当时非常有必要。2008年到2014年,绝大多数VC都不投半导体,市场上看半导体的VC只有几只。”前述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负责人认为,大基金的这一尝试是必要的,最后也被证明是成功的,这些VC孵化的很多企业最后都成了大基金的被投企业,“芯片投资不能是一艘航母,应该是一个航空母舰舰群”。

      另有一位芯片业人士也向财新证实,在参股子基金里,大基金会通过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派代表的方式参与,上会项目一般需要先跟大基金汇报并获得认可之后,才会发起投决流程。

      2018年,大基金二期组建时,市场曾希望大基金加大对市场化基金的投资。但最终大基金二期已经确定放弃继续投资VC机构。

      另一边,伴随着社会化的半导体投资基金逐步站稳脚跟,其更为灵活的机制也吸收了诸多来自大基金的人才。此前,华芯投资二部的负责人就加入了武岳峰基金。

      芯鑫租赁的角色   在大基金的投资战略中,一家名为芯鑫租赁的融资租赁公司从侧面发挥作用。路军担任华芯投资总裁期间,还有三年兼任芯鑫租赁董事长,双方投资对象多有重合,“联动”引发市场猜测。

      芯鑫租赁于2015年8月由大基金牵头在上海自贸区成立,成立伊始董事长正是路军。2017年,公司完成首次增资;2018年6月,杜洋接替路军成为董事长。杜洋此前任职国开金融,大基金成立后是华芯投资的投资总监和上海分公司经理。

      “路军作为股东委派的董事,是所有股东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的议事规则选举产生的。”一位芯鑫租赁的高管如此回应财新关于路军从2015年到2018年任芯鑫租赁董事长原因的问询。

      根据工商资料,芯鑫租赁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为56.8亿元,大基金认缴20亿元,成为占股35.21%的第一大股东;并明确融资租赁公司40%资金需投向半导体行业的底线。

      2014年,大基金成立时,市场上对半导体投资的股权类机构仅两三家。而2015年芯鑫租赁成立时,市场债权类的投资情况更严峻。银行鲜少投资半导体,因为公司亏损、回报周期长、波动性大,除了设备没有土地等质押物。前述芯鑫租赁的高管称,在欧美,半导体行业的融资中以设备为标的的租赁债权融资,能够占到其整体融资的30%;芯鑫租赁组建时即借鉴了海外模式:“70%到80%的资金都是从银行出来,融资租赁公司针对半导体行业的债权融资起到增信作用。”

      2020年11月9日,上海,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现场展示的光刻机工作原理。光刻机过去几年被认为是中国芯片制造必须突破的核心装备。   芯鑫租赁设立之初就明确的一项业务,是给中芯国际提供融资租赁服务。根据工商资料,芯鑫租赁成立时,中芯国际出资10.56亿元,占股10.56%,是大基金之后的第二大股东,此后又在2017年和2020年两次增资和股转中持续增持,目前以8.17%的占股维持第三大股东地位。“没有芯鑫租赁,就不可能有中芯国际上市后的财务表现。”中芯国际内部人士曾如此形容芯鑫租赁的作用,中芯国际也一直是芯鑫租赁的第一大客户。其基本业务模式是:由芯鑫租赁购买设备,租借给中芯国际,由此,将中芯国际在设备一次性投入和后续折旧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移出上市公司体外。设备租赁期结束后,中芯国际可选择回购或续租,也可由芯鑫租赁继续将二手设备租给其他用户。

      因为中芯国际是美元计价的公司,因此其融资租赁业务其实是境内的美元业务,汇率敞口和风险亦需由租赁公司承担。一位接近芯鑫租赁的人士称,芯鑫租赁给中芯国际累计租赁债权融资一度达到18亿美元。

      在实际业务运作中,芯鑫租赁扮演的角色更多样。大基金战略扶持的长江存储也是芯鑫租赁大客户。长江存储的初期债权投资超过200亿元,主要由银团提供。但国有银行为主的银团到款流程长,长江存储的资金需求却不能断。2019年,芯鑫租赁为长江存储提供了100亿元、5年至8年的长期融资租赁产品,但实际的用途是给长江存储在银团资金到位前解决短期流动性问题。“长江存储一年后就归还了60亿元,剩下的40亿元目前仍在按期偿付。”前述接近芯鑫租赁人士透露。

      据财新了解,芯鑫租赁和企业确有在相关国家共同设立子公司,这些企业也多为大基金的被投企业。而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多为海外并购。典型的项目,是半导体封测公司长电科技收购全球排名靠前的新加坡同行星科金朋。长电科技经营平稳,但本身微利,而星科金朋有巨额亏损,加之收购的贷款利息超过10%,收购后公司短期流动性压力大增。

      2016年,芯鑫租赁为长电科技提供了多笔境外的设备租赁业务,缓解资金压力后就以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设立子公司的方式帮助长电科技重组了海外高息债务。前述接近芯鑫租赁人士称,在长电科技收购后的两年时间内,其主要融资来自芯鑫租赁而非银行贷款。

      业务多元的芯鑫租赁从2015年就实现了盈利。根据财新获得的一份公司募资材料,芯鑫租赁2019年到2021年的收入分别为26.39亿、26.83亿和27.47亿元,其中融资租赁业务和经营性租赁业务的收入占比基本维持3比1。同期,公司的应收款净额分别为399.43亿、329.08亿和440.41亿元;融资租赁业务毛利分别达到5.31亿、5.83亿和4.92亿元。

      据前述高管介绍,经所有股东同意,2018年,芯鑫租赁开始启动股份制改造工作。大基金一期于2014年设立,2019年进入退出期,2020年大基金部分转让芯鑫租赁股权,系进入退出期后退出计划的一部分。

      2020年10月,大基金将芯鑫租赁的24.05%股份挂牌上海联合交易所转让。最终,三个地方国资——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湖南省财信新兴投资合伙企业接手了大基金的股份,大基金持股下滑至6.66%,为公司的第六大股东。

      几乎同期,一家名为浙江鸿鹄半导体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半导体投资企业,出资18.35亿元接手了芯鑫租赁五家中小股东的股份,最终成为占比13.89%的第一大股东。

      大基金退出,第一大股东易主,但相关部门对芯鑫租赁投资半导体的资金要求不降反升,从设立之初的占比40%到2020年提升至50%。

      据前述高管介绍,应后续增持的股东要求,希望公司整个管理团队保持稳定。到2021年,公司中层及以上管理团队自行出资成立了员工持股平台,部分参股了第一大股东的GP。第一大股东的GP中,除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外,其他主要投资人均有参股并委派了董监事。员工持股平台对GP无控制权,也无任何超额收益。穿透后,大基金及华芯投资人员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芯鑫租赁股份。

      “对大基金的延伸审计在2021年9月进入芯鑫租赁,现场审计持续了三个月。”前述接近芯鑫租赁人士告诉财新,目前尚未收到公司有重大审计问题的通知。

      芯片投资何处去?   “对大基金的反腐不应变为对大基金投资策略和成果的口诛笔伐,忽略大基金对中国整个集成电路投资市场的拉动作用。”前述“国”字头基金负责人直言,目前一些舆论对中国芯片投资“砸出千亿元毫无成果”的评判有失公允。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第2号专项技术总师叶甜春则告诉财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基金和科创板实际上形成了中国集成电路发展的链路和“新型举国体制”模式: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研发积累约10年,2014年成立的大基金跟进投入,“大基金一期的项目80%都是国家专项前期支持的项目,两者可以说实现了科技创新加产业投资的双轮驱动,科创板推出后则形成了产业、科技和金融的三链融合”。

      2020年10月15日,上海,第三届全球IC企业家大会暨第18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博览会现场。   在他看来,大基金一期对半导体行业的投资基本实现了全行业布局,投入的大部分是关键性的项目,其中制造业投入最多,也包括装备、材料和零部件企业:“无论是中芯国际、长江存储、长鑫存储还是长电科技的收购,都是龙头企业,代表的是国家意志,大基金投资也提振了整个市场投资的信心。”

      截至8月4日收盘,科创板已上市的半导体相关企业共74家,约占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的16.7%;总市值约1.64万亿元,约占科创板总市值的27.23%。而科创板半导体领域市值前十的公司中,有四家都是大基金的投资企业。

      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的时间是15年不同,大基金一期的投资时间仅为5年。其间诸多被投企业上市后大基金进入退出期,陆续减持,企业股价一度波动,大基金旋即被指“赚钱割韭菜”。例如,2020年1月至2020年10月,大基金两次减持汇顶科技,两次减持的比例均为1%,合计套现超20亿元。从公布减持计划,到减持完成后一个月的时间段,汇顶科技股价在两次减持前后分别上涨28.33%、下跌28.63%,振幅分别达到99.01%和40.84%。

      诸多市场人士都曾表示,希望大基金二期可以拉长投资周期,并进一步走向早期投资,不必过度追求固定回报,风险承受能力适当提高等建议。

      路军调离大基金后,华芯投资新的负责人投资策略更为谨慎。目前已经投资的项目仍主要集中于中后期、Pre-IPO轮,甚至已上市的项目。根据中信建投4月的统计,大基金二期共宣布投资38家公司,累计协议出资790亿元。其中,晶圆制造投资额约594亿元,占比达75%;集成电路设计工具、芯片设计投资额约81亿元,占比10%;封装测试投资额约21亿元,占比2.6%;装备、零部件、材料投资额约75亿元,占比10%;应用投资额约19亿元,占比2.4%。

      “二期跟一期的投资名单大量重合,说明很多人为了避责,要投那种安全性最高的企业。”一位芯片业人士向财新分析称。

      而大基金二期通过定向增发投资的诸多企业,如沪硅产业、北方华创、中微公司等,已是上市公司,并不缺钱。前述“国”字头投资人直言,大基金二期出资力度减弱,但对被投公司的要求更为严格,在市场并不缺钱的情况下,企业对于拿大基金的钱兴趣有所下降。

      顾文军也表示,大基金二期可以考虑分析产业的环节属性,看哪些是可以通过市场化解决的,就交给市场基金去投资;哪些是短期内很难通过市场化解决的,比如光刻机,让大基金更多专注在“硬骨头、老大难、无人区”上:“从全面带动转向带点式突破,查缺补漏。”

      叶甜春认为,不应要求大基金二期去承担早期科研项目阶段的投资,而应尽快启动国家科技专项第二期,继续维持两者接力联动的作用。大基金二期完成后,三期基金在资金投入量上的必要性将大大减弱:“市场和地方政府都已经被激活,金融链条也已经齐备,届时大基金应投资更长期项目,体现国家意志的作用会更明显。”

      针对目前市场对于半导体投资风向转变的担忧,叶甜春认为很快会有明确信号释放,国家对半导体行业的支持方向不会变:“芯片和钢铁一样,是最重要的基础技术,运动式发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努力,才能久久为功。我坚信国家有战略定力,决不会动摇。”

      实际上,从2020年到2021年,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纷纷加注半导体行业,行业泡沫已现。股权融资火热之外,银行也已经直接参与诸多债权融资,部分项目给出的条件相当激进。

      目前,中国省市两级政府对半导体投资的力度正在进一步加大,较为积极的省市包括湖北武汉、上海、绍兴、南京、广东等。

      路军被带走前,已经入职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担任董事长。这一基金正是“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的模式。基金2021年10月29日成立,注册资本160亿元,其中广州和珠海国资类主体认缴70亿元和55亿元,其他资金则由社会化资本出资,其中被带走的王文忠负责的鸿泰基金和路军持股的GP都在社会化出资人之列。

      “如果路军不出事,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就是挺好的事情。”一位了解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的负责人说,广东是目前各地投资芯片中较积极的地区,“如此重要的国家战略,以它们既有的产业版图不应该缺位。”他指出,路军到广州前,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已基本搭建完毕,不会因为人事变动停滞。

  9. Jul 2022
    1. 罗志恒:房贷断供风波的根源、影响及应对

      摘要

      近期多地烂尾楼业主联名发布“强制停贷告知书”,要求楼盘复工并按期交付,否则将集体停止偿还贷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并进一步掀起是否应取消期房预售的讨论。本文重点回答以下问题:本轮房贷断供风波的根源是什么?将造成哪些影响?应如何妥善处置?

      一、本轮断供的根源:预售制下,部分房企发生流动性风险导致期房烂尾

      1、预售制的初衷和制度安排

      期房预售是我国商品房销售的主要方式,占比近九成。当前商品住宅期房销售面积占总销售面积的比重由2005年的57.7%快速升至2021年的89.6%。

      引入预售制的初衷,是缓解房企资金压力,加快城镇住房建设。2021年销售回款(定金及预收款、个人按揭贷款)占房企到位资金和各项应付款的42%。

      为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预售资金监管成为期房预售的配套措施。商品住房预售资金要全部纳入监管账户,由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确保预售资金用于商品住房项目工程建设。

      若预售制按理想状况运行,购房者、房企、银行、地方政府将实现共赢。购房者能以更低的价格选择更多的新房,房企提前回笼资金并能使用大量无息资金,银行获得高质量的按揭贷款业务,地方政府取得土地出让和房地产相关税费收入。

      2、房企违规挪用预售资金进行“高周转”,加剧流动性风险

      按照规定,各地产项目的预售资金应专款专用,确保期房顺利竣工交付。但在实际执行中,房企违规挪用预售资金的现象较为突出。与此同时,监管缺位也使得房企的违规行为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房企将挪用的资金用于“高周转”,杠杆上升、资金链紧张,流动性风险加剧。各地产项目的预售资金本应专款专用、风险隔离,但在房企违规挪用之后,实际上形成了资金池、风险共担。通过这样的违规操作,房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快速做大资产规模。随之而来的是房企杠杆率快速攀升,资金链紧张,流动性风险加剧。

      这一模式顺利运转的前提是房地产市场景气、房企融资环境宽松,一旦地产销售下滑、融资条件收紧,极易引发房企资金链断裂,项目停工烂尾。2020年监管部门相继推出房地产融资“三道红线”和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集中度管理,房地产市场降温、房企融资难度加大,此前过度加杠杆的部分房企于2021年密集爆发债务风险,并进一步削弱金融机构和购房者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

      3、当前高风险房企经营状况仍在恶化,资金链紧张

      按照监管部门制定的“三道红线”标准,根据2021年的财务数据,将A股和港股的200多家上市房企分为“红橙黄绿”四档。可以发现,红档和橙档房企经营状况仍在恶化,风险较高。例如2021年红档房企现金短债比的中位数只有0.1,极易发生资金链断裂风险。

      二、本轮断供的影响:楼市进一步降温,各地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1、房企销售、融资难度将明显增大,若未妥善处置,或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本轮断供风波属于非典型断供,总体风险相对可控。第一,涉事项目大多是之前已经暴雷的房企,而非刚暴露的新风险。第二,断供更多是烂尾楼业主的维权工具,为了自身征信和房产,并未真的全部断供。第三,监管部门出面积极回应,新增停贷告知书数量明显下降。

      但本轮断供风波将进一步加剧房企经营困境和房地产市场风险,若未能妥善处置,或引发重大金融风险。第一,居民购房更加审慎,房地产销售再度下滑。第二,房企融资进一步收紧,资金链更加紧张。第三,房企债务违约、购房者断供,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2、各地纷纷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为保障辖区内楼盘的顺利交付,各地将普遍收紧预售资金监管。然而当前各地若全面收紧预售资金监管,将加剧房企资金链断裂风险。只能保障后期开发的楼盘,却可能导致本地和外地前期被挪用资金的楼盘爆发风险,有些类似商业银行遭遇“挤兑”。

      事实上,在2021年部分房企爆发债务风险之后,各地便收紧了预售资金监管,但部分地区存在一刀切、监管过严等问题,对房企资金链造成较大冲击。今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陆续有28个省市适度放松了预售资金监管,包括加快审批效率、放宽资金监管比例、增加拨付节点及比例、银行保函等额替换等。因此,加强预售资金监管方面需要全国统一协调,避免重蹈去年的覆辙。

      三、政策建议:当务之急是促进楼盘复工,治本之策是完善预售资金监管机制

      本轮断供风波的起因是楼盘烂尾,因此当务之急是促进楼盘复工,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具体举措包括:监管部门牵头,指导银行主动参与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的方案研究,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协助推进项目快复工、早复工、早交付;督促房企履行自身责任,千方百计“保交楼”;支持项目并购重组,由有能力的房企来接收项目后续开发等。

      预售制下的预售资金监管不足是造成本轮断供风波的制度性原因,需要从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两方面予以完善和加强。一是要有基本的全国统一标准,避免部分地方因为监管过松导致风险集聚;二是明确各部门的监管权责,防止出现监管缺位。

      此外,预售制还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购房者承担了过重的风险。相较于取消预售制,或可对烂尾风险进行重新分配。例如将房款留存一定的比例,直至交房才能打给房企;按揭贷款以抵押的房产作为偿债的全部保证,购房者只承担有限责任,若楼盘烂尾,银行应向房企而非购房者追索贷款。如此安排将更加公平,房企和银行将更加合规经营,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得到更好保障。

      风险提示:房地产销售下滑风险、房企流动性风险

      目录

      一、本轮断供的根源:预售制下,部分房企发生流动性风险导致期房烂尾

      (一) 预售制的初衷和制度安排

      (二) 房企违规挪用预售资金进行“高周转”,加剧流动性风险

      (三) 当前高风险房企经营状况仍在恶化,资金链紧张

      二、本轮断供的影响:楼市进一步降温,各地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一) 房企销售、融资难度将明显增大,若未妥善处置,或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二) 各地纷纷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三、政策建议:当务之急是促进楼盘复工,治本之策是完善预售资金监管机制

      正文

      一、本轮断供的根源:预售制下,部分房企发生流动性风险导致期房烂尾

      (一)预售制的初衷和制度安排

      期房预售是我国商品房销售的主要方式,占比近九成。根据1994年颁布的《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承购人,由承购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当前商品住宅期房销售面积占总销售面积的比重由2005年的57.7%快速升至2021年的89.6%。

      引入预售制的初衷,是缓解房企资金压力,加快城镇住房建设。土地购置和工程建造等均需大量资金,期房预售有助于房企提前回笼资金,并降低财务成本。2021年销售回款(定金及预收款、个人按揭贷款)占房企到位资金和各项应付款的42%。

      为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预售资金监管成为期房预售的配套措施。2010年住建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 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商品住房预售资金要全部纳入监管账户,由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确保预售资金用于商品住房项目工程建设;预售资金可按建设进度进行核拨,但必须留有足够的资金保证建设工程竣工交付。”

      若预售制按理想状况运行,购房者、房企、银行、地方政府将实现共赢。购房者能以更低的价格选择更多的新房,房企提前回笼资金并能使用大量无息资金,银行获得高质量的按揭贷款业务,地方政府取得土地出让和房地产相关税费收入。经济增长,城市更新,城镇化推进,居民住房条件提升,全社会实现帕累托改进。

      (二)房企违规挪用预售资金进行“高周转”,加剧流动性风险

      按照规定,各地产项目的预售资金应专款专用,确保期房顺利竣工交付。预售资金监管制度是“一城一策”,细则由各地方管理部门自行拟定。资金收存方面,预售资金的监管范围为全部购房款,包括首付款、分期付款、一次性付款、银行按揭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等,通常要求直接存入监管账户。资金取用方面,预售资金分为重点监管资金和一般监管资金。重点监管资金规模一般按照保障项目实现交付的原则进行设定,与工程款金额相当,并根据工程进度支取,不得挪作他用;一般监管资金的取用相对宽松,例如山东、天津等地规定企业可自行提取。

      但在实际执行中,房企违规挪用预售资金的现象较为突出。例如,预售资金未全部进入监管账户,而是存入房企的其他账户,逃避监管;压低工程造价,从而降低重点监管资金额度,方便抽逃资金;虚报工程进度,超额支取资金等。

      与此同时,监管缺位也使得房企的违规行为未能得到有效遏制。预售资金监管制度下,各地住建部门主导辖内预售资金监管,人行负责管理商业银行办理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户开立、变更和撤销业务,银保监局配合住建部门开展行业监管工作,商业银行在主管部门指导、监督下,对专用账户进行监管。但由于多头监管、利益相关等,监管存在诸多漏洞。例如,非监管银行可能为了争夺存款而未按规定将按揭贷款打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监管银行为维护客户关系,未严格审查,提前向房企拨付预售资金;部分地区对预算资金监管规定过于宽松,对区域内项目资金安全情况未严格监管等。

      房企将挪用的资金用于“高周转”,杠杆上升、资金链紧张,流动性风险加剧。各地产项目的预售资金本应专款专用、风险隔离,但在房企违规挪用之后,实际上形成了资金池、风险共担。房企将A项目的预售资金挪给B项目开发,B项目的预售资金挪给C项目开发,而当A项目需要工程结款时,若C项目已开始预售,再将C项目的预售资金挪给A项目使用。通过这样的违规操作,房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快速做大资产规模。随之而来的是房企杠杆率快速攀升,资金链紧张,流动性风险加剧。

      这一模式顺利运转的前提是房地产市场景气、房企融资环境宽松,一旦地产销售下滑、融资条件收紧,极易引发房企资金链断裂,项目停工烂尾。2020年监管部门相继推出房地产融资“三道红线”和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集中度管理,房地产市场降温、房企融资难度加大,此前过度加杠杆的部分房企于2021年密集爆发债务风险,并进一步削弱金融机构和购房者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

      期房烂尾之下,购房者资产端无法按期收房、蒙受巨大损失,负债端房贷刚性、必须继续还款,由此导致本轮断供风波。通常情况下,购房者断供是因为自身现金流不足、无法按时偿还贷款,或者房价跌幅过大、房屋市值低于未偿还的房贷,但本轮断供主要是烂尾楼业主用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主要诉求是地产项目复工和交付。

      (三)当前高风险房企经营状况仍在恶化,资金链紧张

      按照监管部门制定的“三道红线”标准,根据2021年的财务数据,将A股和港股的200多家上市房企分为“红橙黄绿”四档。可以发现,红档和橙档房企经营状况仍在恶化,风险较高。

      1、从剔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来看,红档房企中位数仍在80%以上。相比之下,黄档房企杠杆率明显下降,绿档房企则争夺市场份额,杠杆水平略有上升。

      2、从销售毛利率来看,各档房企均呈下降态势,其中红档房企降幅最大。房地产市场降温,房企降价促销、抓紧回款,增收不增利,导致毛利率下滑。

      3、从财务费用率来看,红档和橙档房企仍处于较高水平。红档和橙档房企财务状况和信用资质较差,导致融资成本较高。红档房企的财务费用率自2019年起快速攀升,目前仍处于6%的高位。

      4、从销售利润率来看,各档房企总体呈下降趋势。受销售毛利率大幅下降、融资成本高企影响,红档房企销售利润率甚至转负。

      5、从现金短债比来看,红档房企流动性紧张,中位数只有0.1,且自2016年底的1.2一路下滑。在外部融资收紧、销售下滑的背景下,红档房企极易发生资金链断裂,风险较高。

      二、本轮断供的影响:楼市进一步降温,各地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一)房企销售、融资难度将明显增大,若未妥善处置,或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本轮断供风波属于非典型断供,总体风险相对可控。

      第一,涉事项目大多是之前已经暴雷的房企,而非刚暴露的新风险。据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统计,在200份停贷告知书中,已暴雷的大型房企涉及的项目占比达58%。

      第二,断供更多是烂尾楼业主的维权工具,为了自身征信和房产,并未真的全部断供。且7月14日,有17家银行进行了回应,包括6家国有大行、8家股份行和3家城商行,均表示相关业务整体规模较小,总体风险可控。7月18日以来,A股银行板块明显反弹。

      第三,监管部门出面积极回应,新增停贷告知书数量明显下降。7月14日,银保监会表示将引导金融机构市场化参与风险处置,加强与住建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协同,支持地方政府积极推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新增停贷告知书也由7月13日的98份快速回落至7月16日的3份。

      但本轮断供风波将进一步加剧房企经营困境和房地产市场风险,若未能妥善处置,或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第一,居民购房更加审慎,房地产销售再度下滑。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销售便受到疫情反弹和房企债务风险的制约,居民购房信心本就较为脆弱。而今年7月的这轮由楼盘烂尾引发的断供风波,严重冲击市场信心,导致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快速回落。

      第二,房企融资进一步收紧,资金链更加紧张。金融机构对于房地产行业的信用风险担忧上升,风险房企在银行贷款和信用债等方面的融资难度进一步上升,叠加销售回款下滑,加剧资金链断裂风险。

      第三,房企债务违约、购房者断供,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引发重大金融风险。若房企资金链持续紧张,一方面导致房企债务违约,另一方面项目烂尾引发购房者断供,二者共同冲击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将造成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重大金融风险。

      (二)各地纷纷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为保障辖区内楼盘的顺利交付,各地将普遍收紧预售资金监管。例如7月14日,西安市住建局等五部门率先出台《关于防范商品房延期交房增量问题工作措施的通知》,包括确保购地资金合规、项目建设全程监管、预售资金全额入账、严格拨付标准、夯实银行责任等13项具体措施,从土地出让、工程建设、预售管理等多个方面加强监管。

      然而当前若全面收紧预售资金监管,将加剧房企资金链断裂风险。如前所述,房企普遍采取资金池运作模式,A项目的预售资金被挪给B项目开发,B项目的预售资金被挪给C项目开发,而A项目的竣工则依赖于C项目的销售回款。若各项目的预售资金监管全面收紧,固然C项目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但被挪用的A项目和B项目都将面临停工风险。因此各地加强预售资金监管,只能保障后期开发的楼盘,却可能会导致本地和外地前期被挪用资金的楼盘爆发风险,有些类似商业银行遭遇“挤兑”。

      事实上,在2021年部分房企爆发债务风险之后,各地便收紧了预售资金监管,但部分地区存在一刀切、监管过严等问题,对房企资金链造成较大冲击。今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陆续有28个省市适度放松了预售资金监管,包括加快审批效率、放宽资金监管比例、增加拨付节点及比例、银行保函等额替换等。

      因此,加强预售资金监管方面需要全国统一协调,避免重蹈去年的覆辙。同样是解决存在资金池问题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资管新规进行了新老划断并安排了三年的过渡期,最终实现平稳收官。

      三、政策建议:当务之急是促进楼盘复工,治本之策是完善预售资金监管机制

      本轮断供风波的起因是楼盘烂尾,因此当务之急是促进楼盘复工,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具体举措包括:监管部门牵头,指导银行主动参与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的方案研究,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协助推进项目快复工、早复工、早交付;督促房企履行自身责任,千方百计“保交楼”;支持项目并购重组,由有能力的房企来接收项目后续开发等。

      预售制下的预售资金监管不足是造成本轮断供风波的制度性原因,需要从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两方面予以完善和加强。一是要有基本的全国统一标准,避免部分地方因为监管过松导致风险集聚;二是明确各部门的监管权责,防止出现监管缺位。

      此外,预售制还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购房者承担了过重的风险。若楼盘烂尾,房企已拿到预售资金,银行将继续追索按揭贷款,购房者将承担主要损失。然而在这一事件中,购房者并无过错,与之相反,银行可能存在按揭贷款资金违规划入非监管账户,或未积极履行资金监管义务等问题,房企则存在违规挪用预售资金的行为。

      相较于取消预售制,或可对烂尾风险进行重新分配。例如将房款留存一定的比例,直至交房才能打给房企;按揭贷款以抵押的房产作为偿债的全部保证,购房者只承担有限责任,若楼盘烂尾,银行应向房企而非购房者追索贷款。如此安排将更加公平,房企和银行将更加合规经营,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得到更好保障。

      (本文作者介绍: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注册会计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学博士。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宏观经济第三名(团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财政理论与政策。)

      责任编辑:王婉莹

    1. 一周回溯(《财新周刊》2022年第28期)

      7月11日,国务院安委会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

      7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力稳岗拓岗的政策举措,确保就业大局稳定;要求多措并举扩消费,确定支持绿色智能家电消费的措施。会议指出,严禁在就业上歧视曾经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的康复者,对此类歧视现象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

      7月13日,美国总统拜登抵达以色列,开始其就任总统以来对中东地区的首次访问。拜登此次中东之行为期4天。他还将访问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晤,随后前往沙特阿拉伯,会晤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7月12日,李克强主持召开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分析经济形势,就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苏剑、伍戈等专家和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敦煌网公司、北京联东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发了言。

      7月8日,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斯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他曾于2020年3月感染过新冠病毒。10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查克·舒默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分别宣布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7月8日,在1979年至2017年担任安哥拉总统的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治病期间去世,享年79岁;7月9日,于1970年至1976年担任墨西哥总统的路易斯·埃切维里亚去世,享年100岁,在其任期内墨西哥于1972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7月12日,英国执政党保守党8名要员得到足够数量的保守党下院议员支持,获得参加定于13日举行的保守党新党首选举第一轮投票角逐资格。

      7月12日,美国中央司令部下辖部队在叙利亚西北部城镇詹德里斯发动无人机袭击,打死“伊斯兰国”五名最高领导人之一、该组织叙利亚分支头目马希尔·阿尔阿加尔。

      7月12日,欧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比1,这是自2002年12月以来欧元首次与美元平价;13日,欧元对美元汇率继续下滑,盘中短暂跌破1比1。

      7月8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一案;此外,吉林检察机关日前依法对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涉嫌受贿、徇私枉法案提起公诉。

      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联合国当天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显示,世界人口预计将于今年11月15日突破80亿。

      7月11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消息,北京市2022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全部结束,今年共有6006人拟取得落户资格,对应最低分值为105.42分。

      7月12日24时,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360元和345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L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14元。

      7月11日,武汉大学出现一例霍乱病例,患者病情得到控制、症状已消失;12日,出现病例的工学部8舍解除封控管理。

      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州正式揭牌。至此,国内已设立并揭牌运行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

      7月11日,河南发布公告,对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柘城黄淮村镇银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账外业务客户本金分类分批开展先行垫付工作。

      7月9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发生持刀劫持人质事件,造成4人受伤。

      7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披露,奥密克戎BA.5亚分支正在成为全球主要流行毒株,并在中国引发本土聚集性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7月12日,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60种药品集采成功,拟中选药品平均降价48%,中选产品将于11月落地实施。

      7月14日凌晨,本年度“最大满月”亮相夜空,这是2022年最大的“超级月亮”。

      7月11日,北溪天然气管道公司暂时关闭公司负责运营的“北溪-1”两条天然气管道支线,进行常规维护。“北溪-1”目前是俄罗斯对欧洲主要输气管道,该管道关闭维护将加剧欧洲天然气供应紧张局面。

    1. 许地山的最后六年

      文|黄心村   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对华语世界里长大的几代人来说,“落华生”这个笔名定会唤醒不少童年记忆。许地山以这个笔名发表于1922年的短篇散文《落花生》,文字浅显、素朴、通透,且充满童趣,自1929年被纳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初中)开始,在华语世界的语文课本里保留至今。

      但多数人看到的许地山只是他一个小小的侧面。对熟读现代文学的读者来说,许地山更是和五四新文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包括许地山在内的文化先锋,于1921年1月14日在北平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最早、最大的作家联盟,也是当年鲜明的文学主流。然而,对于如此耳熟能详的人物,许地山在香港的最后六年,也许人们所知并不够多。

      长衫飘飘的许氏风范   许地山的履历十分复杂,浓缩在一个短短的段落里可以这样描述——

      许氏祖居地是广东潮州府揭阳县,先祖16世纪就已经迁到了台湾,在台南赤崁以教书为业。许地山1894年出生于台南府城的自家庄园,两岁时随家人从安平港坐船过海,迁回潮汕。他3岁于私塾开蒙,稍大一些在广州入读新式学堂,因而粤语也十分流利;又加上学堂里传授的官话和英语,他从小就在一个多层次的语言环境里成长。17岁时,他随父落籍福建漳州,并开始以教书为业,曾在漳州的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里任职,也曾在缅甸仰光的侨校教过两年书。

      1917年,许地山赴北平就读燕京大学文理学院和神学院,毕业后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并开始研习梵文和佛教。1924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转入英国牛津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和神学,深入研究梵文和印度学,同时旁听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课程,顺手还掌握了法文、德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阅读。1927年回到燕京大学任教,直到受聘香港大学南下香江,任改组后的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

      许地山南下香港,是本港文教界的一桩大事。港大1934年在当时的校长康宁爵士(Sir William Woodward Hornell,1878—1950)推动下开始重组中文部,力图一扫陈腐的国学,引进国际人才,将现代学科分类融入建系理念。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于1935年1月4日抵港,前来接受香港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这是胡适一生中得到的35个荣誉博士学位中的第一个。

      港大原本希望胡适能来主持中文部的重组,他推辞了,但对重组计划提了不少建议,并推荐了合适的人才。5月,他亲笔致信康宁爵士,力荐许地山来港主持中文部,月底港大校委会一致通过了对许地山的聘请;7月,港大文学院院长亲赴北平与许地山面谈,商议聘书中的具体事项,包括任期、职称、薪水和搬家费等等,许地山很快就接受了港大开出的条件,并于8月抵达香港。当年的教授职称只授予极少数的顶尖学者,相当于今天的讲席教授或主任教授,许地山则成为香港大学历史上第二位华人血统的教授。

      初来乍到的许地山马不停蹄。任期9月1日正式开始,9月中改组计划书已经上呈了,计划书中提议将中文部改名为“中国文史学系”,并拟定了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翻译四个板块,今天的港大中文学院大致沿袭了当年许地山拟定的格局。其中文史哲的课程由许地山和讲师马鉴共同承担,翻译课的老师则是同时担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的陈君葆。

      许地山在岭南长大,闯过南洋,也去过北地,游学到新大陆,又渡海到了英伦,辗转再回到华洋杂居的香港,他的建系理念里融合了开放的文学史观和世界主义的文化视野。在课程设置上,坚持文学种类除了传统的诗文,必须囊括小说、词曲、戏曲和文学批评,并且强调明清白话文学和现代汉语文学的重要,这样文学现代性也融入了文学史的讲述中。他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宗教史等领域的造诣,也体现在对人文课程的重新设置中,历史的叙述和比较的视野融汇在一起,从方法论上来讲是超前的,放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及时的。许地山亲自教授的课程,涵盖文学史、文化史、宗教史、古物学,其中还有一门服饰史。他在港大教过的学生,包括在上世纪40年代成名的张爱玲。

      许地山在港大校园里辨识度极高,即使是大型团体照,密密麻麻的众人之中,必定第一眼看到那个蓄着胡须、长衫翩翩、戴着黑框眼镜的许教授。一年四季长衫不离身,必须套上学位袍时,袍下依然露出飘逸的长衫下摆。多年来千篇一律的团体照都在本部大楼的东侧摆开阵势,女士着旗袍或洋装,男士则一律的西服领带。这样的场合往往惟一的例外是许地山教授,他的长衫在四周的西服领带衬托下宛如一面旗帜,是刻意的独树一帜。

      我所看到的众多的团体照中最能代表许氏风范的,是1938年秋季香港大学联会的大合影。许地山的一双小儿女在这张合影里闪亮登场,穿着短袖衬衣和短裤的儿子周苓仲7岁,一身可爱洋装的女儿许燕吉才6岁,穿着浅色长衫的父亲妥妥地坐在他们身后,仿佛是一张家庭温馨照被移植到了100多人的大合影中。父亲从容、自信,孩子们恬静、美好,周围的大团体成了烘托他们的背景。文学院的教员大多有家小,带小童一起登上公开场面的惟有许教授。他公开的身份除了教授,更是一位新式的慈父,当然,这也是刻意的独树一帜。

      香港大学文学院1941年毕业生合照。前排左三为许地山。图: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居港六年后,1941年8月4日下午,许地山于半山罗便臣道的寓所突发心脏病辞世,留下妻子和两个尚年幼的孩子,从此长眠于背山面水的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

      许地山倏然离世,对港大、香港文教界和各种以他为中心的群体的打击是巨大的,对他的追悼和纪念也成了1941年夏秋之际香港文化界的一桩重大事件。六年里,除了在校园文化的建树,他更是参与了学校之外的众多团体和活动。看他在港几年的大事记,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场重要的活动,很多活动又有他的主持和演讲。重新组建中文系之后,教学任务逐年递增,去世前的一年里,每个星期的课程都超过20小时。做过系主任一职的学院中人,想必都能体会大事小事的繁重,而从手稿里看,他同时也进行着几项不同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来港六年里,社会对他的需求递增,可以想见他的压力巨大,身体的超负荷运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第二天,8月5日,是大殓出殡之日,到场祭拜人士上千,送葬队伍浩大。9月21日,40个文化团体在香港大学大礼堂联合组织了“全港文化界追悼许地山先生大会”,南来的作家和文化人、与他一路从五四新文学中走出来的同仁和朋友大会合。追悼会特刊里收集了众多文史名家的悼词,其中端木蕻良的挽句将许地山的经典作品和名字镶嵌在一起,别具一格:“未许落花生大地,徒教灵雨洒空山。”特刊封面的头像,浅色长衫,胡须,深色镜框,是尚在盛年的许地山的标志性特征,在这里成了许氏风范的绝响。

      1941年,追悼许地山先生大会纪念特刊封面。图: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日后,他的学生张爱玲在短篇小说《茉莉香片》中,以他为原型,创作了身穿长衫、学富五车的中国文史哲教授言子夜。对言子夜的课堂的描绘,也给我们提供了想象许地山教授文学课的一点依据。

      世界主义的人文观   许地山追悼大会的三个月后,香港沦陷。炮火下的港大校园毁坏严重,所幸学校的档案资料在几代档案员的努力下得以完整保存。

      最初是许地山的中文系同事马鉴将他的遗稿保存下来,十年前马鉴的后人又辗转将这些珍贵的一手资料捐赠给香港大学。小心翼翼打开珍藏在档案馆的许地山手稿,里面有英文、中文、梵文不同文字的书写,纸张大小不一,质地脆弱,有的完整,更多的是断章残片;字迹或潦草或工整,往往没有题目,也没有目录,读起来明显是译稿的文字则没有原文的信息。尽管如此,翻阅完毕,一个在多重文化和领域间游刃有余的国际学者形象跃然纸上,让人动容。我看到的是一份未竟的事业,里面有太多的可能性。

      档案里有一本外表普普通通的笔记本,封面工整地写着“文明底将来,印度罗达克里斯南著,许地山、周俟松译”。打开一看,一页一页整整齐齐贴着从《北平晨报》上剪下的译文连载,旁注是钢笔标明的字句更正,最后还录下了每一章的页数和字数,译稿总字数是3.4万多字。这项翻译完成于他的燕京大学时期,他对罗达克里斯南的关注,应该源于他在英美深造时就开始的对梵文和印度学的长期研读。罗达克里斯南在成为印度第一任副总统和第二任总统之前,就已经是东西哲学之间的桥梁人物了。当年将他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许地山,是否正在思考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定位?

      许地山在梵文和印度学领域积蓄深厚,手稿里有太多的例子。有一大沓档案馆标为“人类学笔记”的手稿,打开来看,竟是一部完整的手写的英文书稿,没有标题,也没有目录,但字体清晰,章节完整,当是已经誊抄过的修改稿。很明显,“人类学笔记”这个卷标是错误的。深究下来,惊喜地发现这是一部直接从梵文翻译成英文的印度诗人科科科卡(Kokkoka)撰写于11或12世纪的性爱手册《科卡·萨斯特拉》(Koka Shastra)。

      这本手册是把古印度的《爱经》(Kamasutra)放在中世纪背景下重新演绎。英语世界里最早的翻译版本是1964年出版的,译者是英国医生康福特(Alex Comfort),他借助一个梵文翻译者完成了英文译本。康福特意犹未尽,于1972年写成一本性手册,旋即成为英语世界里的畅销书,他本人也被冠以“性博士”的称号。实际上,许地山的《科卡》翻译手稿至少比康福特的早二十几年,而且是直接从梵文翻译成英文。译稿虽然是手写的,脉络已经十分清晰,语言也自成风格,章节后还附有批注,显然不是初稿。不禁惋惜许地山生前没来得及将这部已经十分完整的译稿在英语世界里出版。

      光凭这部遗稿,并不能表明许地山曾立志成为张竞生之后的第二位性学博士,他的面向要比张竞生广得多。我想他对于性史的兴趣,和对于宗教史、民俗史、日常生活史、服饰史以及文学史的执着是一致的,必须放在跨文化、跨学科的整体结构中去理解。青年时代的许地山曾参与文学研究会的开创,世界主义的视野曾是这个大型同人组织最初的框架,只是被之后革命文学的浪潮冲淡了。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他曾加入一个学术小群体,计划编撰一部“野蛮生活史”,其中内容五花八门,包括饮食史、色欲史、娼妓史、医药史、巫术史、装饰史等等。这个群体项目专注于被大时代、大历史掩盖了的潜在的历史脉络,内容涵盖正史所不屑于纳入的领域,这与时代的主流明显是格格不入的。可以说,许地山是从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阵营里出走的成员。他最后在殖民地的框架里找到了一席空间,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定位给了他一个窗口和舞台,文明的冲突不再局限于中西二元对立,印度文化也加入到跨文化的对话中,形成一个多元的、层次丰富的学术框架。许地山对现代性的理解有传统国学的底子,更有西方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框架;再加上印度语言、文学和文化的过滤,呈现出一个杂糅的体系,背后是他在漂流生涯中形成的世界主义的史观和文化视野。也正是这样一个杂糅的学术框架和开放的文化视野,可以让他注意到被大时代、大历史所忽略的文化潜流。

      这样想来,我手中的纸片虽然脆弱,分量却十分沉重。上世纪30年代的香港,是一块养成国际学者的宝地。许地山能在港大施展他的才能,是充分利用了香港处于东西交流门户上的优势地位。许的学术关注完全不以国界、语言和学科为界线,未完的手稿里埋藏了不少大部头著作的雏形,成为一个国际学者应该是他的目标。当年,他不可能在港大的课堂上大讲性史或野蛮史,但他从学术探索中得来的世界主义的人文关怀和跨学科、跨文化、多语种的学术姿态,却是可以传授的。

      散页中的日常生活史   许地山教授精心构建的崭新的人文框架中,有一部厚厚的日常生活史。这部历史没有完成,但繁复的元素都埋藏在手稿里一沓一沓的散页中间。比如,有一大沓卷标为“中国古物笔记”的长20厘米、宽12厘米的笔记本散页,布满了各种器皿的示意图,有服饰、妆容、兵器和各种日常物件。说它们散乱,是因为看不出一个清晰的结构。但我能确定的是,它们代表的是一项长期的积累,是多种著作的一手数据,里面是许地山对于古物、物质文化、日常生活史的长期专研的佐证,包含着他用文字和线条构筑的一个切入历史的独特视角。

      许地山的长文《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的初稿就埋在这些散页里,发现这几页初稿在我是一大收获。留下的其实仅三页手稿,只是一个绪论,并非全文,写在燕京大学的信笺上。“关于衣服迁变底研究,是社会学家,历史家,美术家,家政学家,应当努力底。本文只就个人底癖好和些微的心得略写出来,日后有本钱,当把它扩成一本小图册。”无独有偶,张爱玲在写作散文《更衣记》之前,曾有用英文写就的《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其中图文并置的手稿风格与她的老师许地山如出一辙。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者撰文,论证许地山在民俗史、服饰史、宗教史和文化史各领域的著述直接启发了张爱玲的早期散文创作。

      许地山《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初稿第1页。图: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早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期,许地山就开始收藏有关历代服饰的图片和文字数据,1920年就发表过一篇题为《女子的服饰》的短文。在他未完成的计划中有一部中国历代服饰史,《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其实只是其中一部分。

      与服饰史并行的还有妆容史。他搜集了大量有关女性妆容的资料,也有一小部分是关于男性妆容的,文字与图绘相得益彰。手稿中大量无法归类的笔记,大多围绕衣食住行卫五大范畴,字迹十分潦草,是写给自己看的读书笔记。以史的脉络来阐述日常生活,并将它纳入现代知识体系,许地山在他的书房里经营的是一种潜在的历史写作方法。他的时代尚没有文化研究,他是从现代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学艺术研究的交叉中,走出了一条学术自觉或半自觉的整合线路。

      日常生活里的许地山,自己设计剪裁衣服,种花插花,捕捉蝴蝶制作标本,通音律,会谱曲,擅弹琵琶,爱好野外和摄影。许夫人周俟松回忆,家里所有的窗帘、屏风、地毯、器物上的装饰都是许地山的手迹。闲时他会和孩子们玩过家家、养小动物、做游戏,和朋友完全不羞涩地谈论情欲,海聊私生活的种种。老舍在《哭许地山》中说,“他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朋友圈里有他就是快乐。读到这些生活细节,不由得让人纳闷,他的时间都是哪里来的?文化是鲜活的,许地山对日常生活的热爱体现在他的为人为学里。他是文化启蒙者,也是在东西方之间游刃有余的世界主义者,而迫在眉睫的战争又激发了他与时代同步的知识分子的热情。

      新型公共知识分子   着迷于潜在历史的国际学者许地山,在战前香港是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他在港六年所参与的各项社会活动和社会团体不计其数,在大小公共场合所作的演讲涉及香港社会方方面面,有关于婚姻家庭社会道德的评论,有针对读书之道、语文教育和儿童教育的建议,有参与战争救援、歌咏会和其他群众活动的发言,更有他最擅长的宗教、礼俗、收藏和文化保存方面的诸多意见,甚至还有不少悼词和证婚词。多数讲稿已经不存,但在他的手稿散页里,可以发现写在大大小小纸片上的短文。他不是传统的文学研究者,也不是传统的宗教学者,而是一个新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将他的活动纪程和手稿里的断片对应起来,整理出公共知识分子许地山对香港社会的知识输入,将是一项繁复的工作。

      我在许地山留下的散稿断片中还有不少惊喜的发现,其中包括他对于音乐的研究,散稿里有他谱的曲,也有关于古代乐律的笔记。而通音律、会谱曲、善弹奏的许教授,在风云突变的时代大背景中却发现了音乐的一种崭新的功用。

      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大会战,一时成为全球战事的一个核心战场。歌咏成为抗战动员中一个普及甚广的大众文艺形式。当年的武汉是歌声中的武汉,在遥远的香港也能感到战火的灼烧。《南华晨报》记载,1938年8月27日,在香港大学本部大礼堂有一场歌咏团的大型活动——“中国音乐演唱会”,募得的款项都将捐予内地的战争难民。除了古代民歌,合唱团也会表演现代歌曲,第一首歌就是混声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我在许地山手稿散页里恰巧找到了一份演讲稿,写在薄薄的一页信笺的两面,夹在一大堆关于服饰和头饰的散页中,轻易发现不了,确信那是身为香港中华歌咏团的名誉会长的许地山当晚的演讲稿无疑。他说,“中国自来没有真正的歌咏会”,因为歌咏历来不是“附庸于戏剧”,就是局限于“少数人自己的娱乐”。而音乐是教育“不可一时或缺的手段”,因为“一首触动情绪底歌”能流传得“迅速而宽广”,人人可唱,无论唱得好不好。既为人人可唱,“同情心便很容易激起,意志也容易统一,因此,歌咏底力量很大”。许又说,当晚歌咏节目选的是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有些是有宗教性质的,有些是抒情的,也有军歌,都是“中国人唱自己的歌”,因而是“开辟新路径”,“前进底表征”。短短几句言简意赅,点出歌咏在新时代已然成为一种新兴文化。

      两个月后,武汉合唱团从广州经澳门访港,演出合唱和抗战内容的音乐剧。10月30日在香港大学大礼堂的演出,担任主持的自然是许地山。武汉合唱团之后在香港举行多场演出,在港逗留近两个月才继续到南洋巡回演出。为纪念聂耳逝世四周年,1939年7月成立了“香港歌咏协进会”。在九龙青年会举行的成立大会上,许地山和蔡楚生分别致词,大会以全体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作结。一时间,香港也成了歌声的香港,歌咏成了热潮,这股热潮背后有许地山教授的推波助澜。

      许地山手写的自己为《义勇军进行曲》填的歌词。图: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我在散稿中还发现了一份许地山手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与田汉版不同。可能他对田汉的歌词并不是太满意,于是自己动手也填了歌词:“起来,巩固全民族底阵线!各尽各底能力,担起我神圣的责任!我们要克服了最危急的国难,不但要驱逐外寇,还要消灭汉奸!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拿着武器向敌人冲进。”很难说许地山的版本比田汉的强,不过,在一大堆关于古代器皿、服饰、风俗的散稿中,猛然看到一页如此热血的呼喊,诧异之外也有一点震动;同时也能想象20世纪30年代那个特殊的氛围,也仿佛能看到即将烧到香港的战火和毁灭。

  10. Oct 2021
    1. 阿Q画圈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读《阿Q正传》,颇感滑稽,却笑不出来。 听说在新的中学语文教材中,删去了这篇,代之以《天龙八部》。 何故? 据考,西施浣纱,水中映出佳人倩影。多少年后,东施偶得一镜,端起自照,几乎晕厥过去。东女怒而掷镜,奔至西子浣纱处,流连不返。 鲁迅的文字大概如同那镜,武侠小说好像就是那水。 虽在统编教材中无立锥之地,阿Q并未远离国人而去。 何以见得? 眼下热议一个话题,限制垄断行业的工资与福利。民众的抱怨当然有理,你有资源、政策和市场的优势,没有付出额外艰辛,亦未承担更大风险,轻松稳当赚了这多钱。讨个公平是正义之举,纠缠你、我工资之差则像阿Q画圈。 辛亥革命之际,赵太爷因家中被抢,捉了无辜的阿Q杀头,意在重竖昔日的权威。阿Q文盲不会写字,被恩准在判决书上画圈代替签名。一辈子没有尊严的人,“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挣扎了一番,还是画成了瓜子模样。阿Q之悲剧,不在用尽平生之力画圈,而在不问判决的曲直由缘。 破坏公平者看似垄断行业,实为行业垄断。应该讨论的不是“凭啥你的工资比我高?”,而是“凭啥你占的资源没我的份儿,你享有的政策我沾不上边?”在政府垄断的格局下讨论公平,无异于阿Q的完美圆圈。 成品油价涨多降少,中石化成了最赚钱的公司,“一将功成万骨枯”,百姓的出行成本因此而水涨船高。此事本应好好理论一下,学者却去认真比较中、美两国,以此证明国内价格过高,将批评引向官定的价格,而不是价格的官定。 赵太爷偷着乐,看秀才们怎么画圈。 市场经济中,政府根本无权管制价格,若要强行干预,必须按照《价格法》的规定,事先举行公众听证。如今成品油价就像政府股掌上的玩物,中石化又是嫡出之首(国资委前负责人说过,央企是“共和国长子”),涨多降少本为题中应有之义。你去与虎谋皮,已经憨得可爱,还要计较一尺还是八寸,岂非愚不可及?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记不清已改了多少次,直把圆圈画扁,扁了又描圆,市场依然乐此不疲,媒体照旧热炒各种方案。从未有人问一句:新股发行需要制度吗?特别是以审批为核心的制度?农民卖萝卜,从不上报发审委,卖多少、哪里卖,全看自家的方便;卖给谁、卖什么价,一律随行就市。企业卖股票也是它的经营自主权,有人愿卖有人愿买,“周瑜打黄盖”,凭什么你横插一杠,非要审查都督的板子和将军的屁股? 地方政府要收房产税,财政部说此事归我管,你没有这个权。收钱的争吵不休,交钱的袖手旁观。只有一、两个不识时务者,觉察个中的蹊跷:从百姓口袋里掏钱,怎么伸手的人反而牛气冲天?拿人家的钱,好赖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人代会上走个程序吧? 集体土地征收中出现诸多问题,例如补偿标准过低,失地农民生活无保障,暴力强征等等,据说有关部门正酝酿立法解决这些问题。其实问题的根源是现行的土地制度,用抽象的“集体”替换具体的个人,土地的实际控制权便从农民那里转到了官员手中,官大人想征就征,想怎么征就怎么征。眼下的议论听着不错,实质不过是把征地的衙役换成师爷,再多赐几两碎银子罢了。 统计局发布经济数据,各路神仙闻风而动,评的煞有介事,听的出神入迷。你说经济强劲反弹,他讲通胀温和可控,至于数据的真假则无人过问,大师们只怕在画圈竞赛中落到后面。……画圈的例子俯拾皆是,赵太爷源远流长,阿Q也未因小尼姑咒骂而“断子绝孙”。 谁之过? 因为有赵太爷,阿Q一生凄惨;因为有阿Q,赵太爷坐享威权。(完)

      阿Q画圈

  11. Sep 2021
    1. 1.《真实世界的脉络》(The Fabric of Reality:The Science of Parallel Universes and Its Implications)戴维·多伊奇著,梁焰、黄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为探索理解这个世界的万有之理提供了一个框架,让我们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找到一个稳固的根基。

  12. Jul 2021
    1. 当《气象计划》(The Weather Project)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展出时,巨大悬日的橙黄光芒给艺术爱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然”是埃利亚松作品中常见的元素,他从小随父亲在冰岛生活,冰川、雾气、极光深深影响着他,也成了他的艺术DNA。

      埃利亚松用光做了众多艺术品,走进他的展览,仿佛进入了一个在不同光芒中不断展露的自然之境,太阳、星空、极光......都被打碎解构再重组,抽象成具有丰富意蕴的艺术作品。

      埃利亚松认为每种颜色都有不同的影响方式,这就是艺术的意义。而这些不断变幻色彩的灯光装置恰好地演绎了这个观点。

    1. 以宫崎骏的动画为灵感,2019年,摄影师Maya Beano创作了系列作品“宫崎骏,你在这儿吗?(Hayao Miyazaki, Are You There?)”

      在这个系列里,Maya 通过镜头捕捉到了那些或粉或黄的花朵,在绿色的草丛中被山风吹拂摇晃的朦胧景象。通过这些照片,观者仿佛真的一下子就被摄影师带到了宫崎骏的梦幻世界中。

      除了花朵,Maya的照片中还多次出现了面貌模糊的人物身影。这种将风景与人像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摄影师最喜欢使用的表达方式。因为“情绪的共鸣”是她在创作中非常重视的元素,她希望这些模糊的人像,成为图片中等待观众自行代入的空白,而那些或忧郁、或俏皮、或空灵的场景,则是她为人们预设好了的情感世界。

      尽管已经数字摄影时代,但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绚丽的风景照,其实都是Maya用上世纪所广泛使用的35毫米胶卷相机拍出来的。自2014年一次相机的意外损坏后,Maya开始拿起母亲的一台旧胶卷相机进行拍摄。2016年,她又从去世的爷爷那里继承了一台心爱的胶片相机。

      虽然作品充满了天真与童稚感,但Maya的本业其实是理工科学者。她在1991年出生于约旦,长大之后去了英国,在剑桥大学先后学习自然科学和药物化学。日常研究之余,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去世界各地旅行,拍下沿途那些像花朵一样有着美好色彩、又像风一样带着破碎脆弱气质的风景照。

    1. 实际上,将黄元吉丹道思想归入中派更重要的理由即是他的“玄关”理论,黄元吉全部丹诀即以“玄关一窍”为轴心。在虚寂杳冥的玄关态,非阴非阳,即阴即阳,非虚非实,即虚即实,这样的中道零点位正是诸子百家共同奉守之圭臬。此外,黄元吉在《乐育堂语录》中指陈了千古丹经所未发的日用伦常之间的阳生活子时,这种居尘出尘,身在尘世而不被尘世所蔽,不离现实生活而超越现实生活,举凡无不恰到好处、随心所欲而无不中规中矩,在行住坐卧之间无处不阳生、无时不阳生,此岸即是彼岸。这样的丹道阳生观正折射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气质,依时而中,依中而行。阳生活子时本来是丹道景象,黄元吉将阳生与“孔颜之乐”、贞女烈士之舍生取义、私欲褪尽之灵光独耀融会贯通,这一思想颠覆了认为只有深山静坐才能触发阳生的狭隘丹道观念,其意义在丹道史上、乃至中国思想史上皆是非凡的。

      秒啊!秒!

  13. Mar 2021
    1. Duckietown是一个自动驾驶的研究和教育平台,由日本的丰田汽车赞助。从2016年开始,Duckietown在麻省理工学院开课,之后逐渐演变成一项全球计划,旨在实现AI和机器人教育。2018年之后,该项目由非营利性组织Duckietown基金会负责协调。

      Duckietown平台分为两部分,分别是Duckie Bots和Duckie Towns。前者是低成本的自动机器人,几乎完全由现成的零件制成;后者则是对城市环境的模拟,其中有用运动垫子和胶带制成的道路,以及机器人用作四处导航的标牌。通过添加交通信号灯和城楼,Duckietown可以转变为智慧城市。

      由于Duckietown的侧重点是以机器人为基础的自动驾驶,所以其中包含的教学资源大多都与城市交通、汽车行驶有关的。我们先从平台提供的硬件包说起。

      城市拓展包

      这套硬件包里,都是Duckietown的基本构建模块,用它们可以搭建出适合自动驾驶行为的城市交通道路。其中,包含9个黑色泡沫道路的互锁瓷砖,还有符合Duckietown标准的胶垫边框区域,用来放置交通标志。

      此外,拓展包中还有可以DIY的磁铁,能让使用者自主设置汽车行驶的直线和曲线道路。通过这些硬件,我们可以将组装好的路段锁定为不同的配置,从而获取不同的城市地形。不仅如此,使用这套工具,还能够在数分钟之内组装和拆卸搭建好的城镇。

      与之类似的还有“红绿灯城市包”,这套硬件也是用来扩展城市的基础设施的。除了提供现实交通信号的闪光灯,它还具有与Duckiebot相同的感测、内存和计算功能,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它来编程。

      在组装红绿灯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亲手设计的乐趣,还可以了解Duckiebots提供的许多硬件组件,它们可以相互之间交替使用。还有红绿灯的切换设计,更是需要运用基础的编程知识。

      人工智能驾驶奥运工具包(AI-DO)

      Duckietown基金会每年都会在ICRA(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会议)上举办两次AI-DO,即“AI驾驶奥运会”。

      这套硬件包的工具就是配合这个竞赛的。它们基本都可以与Duckietown里的机器人相结合,解决车辆在交叉路口行驶时可能会遭遇的一些问题。

      一般来说,DuckieBots的机器人都是带有编码器的。例如其中一款名为“DB19”的机器人,就带有嵌入式车轮编码器的电机,以及一个新的电机支架。此外还有许多必备的零件和备件,用于构建、校准、初始化和操作DuckieBot。

      而这个“人工智能驾驶奥运工具包”,则可以根据机器人技术和AI的互动,来衡量智能车的具体性能。它包含几个解决实际问题的任务,分别是LF(车道跟踪)、LFV(车辆的行车跟踪)和交叉路口的行车跟踪(LFV-1)。在Duckietown模拟器中,我们可以思考相应的解决方案,将之实践于智能车的行驶。

      这些任务需要使用到2个机器人(DuckieBots),和一个城市导航包。要注意的是,完成这些任务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反复地测试和优化。

      这个只有5岁的小黄鸭,居然开发了这么多有趣的人工智能项目!

    1. Duckietown是一个自动驾驶的研究和教育平台,由日本的丰田汽车赞助。从2016年开始,Duckietown在麻省理工学院开课,之后逐渐演变成一项全球计划,旨在实现AI和机器人教育。2018年之后,该项目由非营利性组织Duckietown基金会负责协调。

      Duckietown平台分为两部分,分别是Duckie Bots和Duckie Towns。前者是低成本的自动机器人,几乎完全由现成的零件制成;后者则是对城市环境的模拟,其中有用运动垫子和胶带制成的道路,以及机器人用作四处导航的标牌。通过添加交通信号灯和城楼,Duckietown可以转变为智慧城市。

      由于Duckietown的侧重点是以机器人为基础的自动驾驶,所以其中包含的教学资源大多都与城市交通、汽车行驶有关的。我们先从平台提供的硬件包说起。

      城市拓展包

      这套硬件包里,都是Duckietown的基本构建模块,用它们可以搭建出适合自动驾驶行为的城市交通道路。其中,包含9个黑色泡沫道路的互锁瓷砖,还有符合Duckietown标准的胶垫边框区域,用来放置交通标志。

      此外,拓展包中还有可以DIY的磁铁,能让使用者自主设置汽车行驶的直线和曲线道路。通过这些硬件,我们可以将组装好的路段锁定为不同的配置,从而获取不同的城市地形。不仅如此,使用这套工具,还能够在数分钟之内组装和拆卸搭建好的城镇。

      与之类似的还有“红绿灯城市包”,这套硬件也是用来扩展城市的基础设施的。除了提供现实交通信号的闪光灯,它还具有与Duckiebot相同的感测、内存和计算功能,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它来编程。

      在组装红绿灯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亲手设计的乐趣,还可以了解Duckiebots提供的许多硬件组件,它们可以相互之间交替使用。还有红绿灯的切换设计,更是需要运用基础的编程知识。

      人工智能驾驶奥运工具包(AI-DO)

      Duckietown基金会每年都会在ICRA(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会议)上举办两次AI-DO,即“AI驾驶奥运会”。

      这套硬件包的工具就是配合这个竞赛的。它们基本都可以与Duckietown里的机器人相结合,解决车辆在交叉路口行驶时可能会遭遇的一些问题。

      一般来说,DuckieBots的机器人都是带有编码器的。例如其中一款名为“DB19”的机器人,就带有嵌入式车轮编码器的电机,以及一个新的电机支架。此外还有许多必备的零件和备件,用于构建、校准、初始化和操作DuckieBot。

      而这个“人工智能驾驶奥运工具包”,则可以根据机器人技术和AI的互动,来衡量智能车的具体性能。它包含几个解决实际问题的任务,分别是LF(车道跟踪)、LFV(车辆的行车跟踪)和交叉路口的行车跟踪(LFV-1)。在Duckietown模拟器中,我们可以思考相应的解决方案,将之实践于智能车的行驶。

      这些任务需要使用到2个机器人(DuckieBots),和一个城市导航包。要注意的是,完成这些任务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反复地测试和优化。

      这个只有5岁的小黄鸭,居然开发了这么多有趣的人工智能项目!

  14. Sep 2020
    1. 史学家马洪林等表示,义和团相信天灾频仍(1899年1900年的旱灾)是基督宗教造成的,久旱无雨意味着天上神灵遭到了教堂和教民的亵渎,认为只有推倒教堂,扫平洋人和教民,才能感动上天降雨[131]。义和团降神附体,念咒画符,如“避枪炮火咒”、“请神咒”、“请师咒”、“护身咒”。拳民战斗时都要口念咒语,祈求各路神仙“神灵附体”、“显灵护身”。他们请的神大多来自于章回小说与民间故事:有周朝太公望、战国鬼谷子、汉寿亭侯关羽、无生老母、三清、玉皇大帝、如来佛祖、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二郎神、哪吒、唐三藏、孙悟空、天蓬元帅猪八戒、济公、张天师等,甚至一些几乎无人祭祀,只在说书中出现的鸿钧老祖、通天教主、骊山老母、唐朝樊梨花、宋朝穆桂英、金刀圣母、柳树精、黄三太等等[132]。义和团相信他们打的是神鬼之仗,是神灵与妖鬼的战争。团民坚信自己代表神,那么洋人、教士及教民作为神的对立面,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看做是鬼。所凭借的是法术,而不是人力[131]。但义和团相信女人裸体、女人的秽物(便溺、经血、月经布等)的阴门阵会破解他们的避炮的法术[133]。“各洋楼架大炮甚多,每炮皆有一赤身妇人跨其上,所以避炮之法不能行”[134]。崇信拳匪者传云:“义和拳与洋人合仗,洋人不能敌,忽洋人军队中有一妇人赤体立,义和拳法术被破,不敢前进”[135]。团每战必败,或问故?团曰:“每战辄见洋人队中,有赤身妇人立于阵前,致法术为其所破”[136]。“西十库开仗,忽有赤身妇女走出,团民受伤者众,楼周围挂妇人皮,并各秽物,以致团民难以得胜,东交民巷亦用此法”[56]。团民欲烧毁西十库教堂,却意外波及了附近的数处民居,教堂丝毫未损,对于这种结果,团民们普遍的解释是:“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堂内墙壁,俱用人皮黏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执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墙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既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137]。女体是污秽的观念使得妇女成为团民眼中畏惧的对象;为防污秽,义和团禁止妇女出门,不知此令而出门被杀的妇女甚多[12]。团民认为唯有“红灯照”才能反制女性这种厌胜能力,所谓:“须待红灯照来时方可,红灯照尽是少女幼妇,故不畏脏秽之物耳”[56];又说:“一切军器皆不畏惧,枪炮遇之即不能燃,义和团法术虽大,然尚畏惧秽物,红灯照则一无所忌,与义和团联合一气”[56]。

      义和团虽然愚昧迷信,但由于信仰而亦有勇劲。 可见人的勇气、精神力需要激发,需要使用,客观上的科学原理也要利用。内外、主客结合才能有最大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