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k

English (thorough explanation)

1) What an elk is

An elk is a large deer species native to North America and eastern Asia. In North America, “elk” usually refers to wapiti (Cervus canadensis).

They are among the largest land mammals on the continent.

2) Key characteristics

• Size: Larger than deer; males (bulls) can exceed 300 kg
• Antlers: Only males grow large, branching antlers, shed and regrown each year
• Color: Brown body with a lighter rump patch
• Vocalization: Males produce a loud bugle during mating season

3) Habitat

Elk live in a range of habitats:

• Forests
• Grasslands and meadows
• Mountain regions

They often move seasonally, migrating to higher elevations in summer and lower areas in winter.

4) Diet (herbivores)

Elk are herbivores and eat:

• Grasses
• Shrubs
• Leaves
• Bark and twigs (especially in winter)

They are grazers and browsers, depending on season and location.

5) Social behavior

• Live in herds
• Females (cows) and young form groups
• Adult males are often solitary except during breeding season (rut)

During the rut:

• Bulls compete for mates
• Antlers and bugling are used to intimidate rivals

6) Role in ecosystems

Elk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 Shape plant communities through grazing
• Serve as prey for large predators (e.g., wolves, cougars)
• Influence nutrient cycling and habitat structure

They occupy a clear ecological niche as large grazing herbivores.

7) Elk vs related animals

| Animal | Difference | | --------- | ---------------------------------------- | | Elk | Very large deer, big antlers, loud bugle | | Moose | Even larger, broader antlers | | Deer | Smaller body and antlers |

中文（详细解释）

1）elk（麋鹿 / 美洲赤鹿）是什么

在北美，elk 通常指 美洲赤鹿（wapiti）， 是一种体型巨大的鹿科动物。

2）主要特征

• 体型巨大：雄性可重达 300 公斤以上
• 鹿角：只有雄鹿有，每年脱落再生
• 颜色：棕褐色身体，臀部颜色较浅
• 叫声：繁殖季节雄鹿会发出响亮的吼叫声（bugle）

3）栖息环境

• 森林
• 草原
• 山地

常进行季节性迁徙。

4）食性

草食动物，吃：

• 草
• 灌木
• 树叶
• 冬季啃食树皮和枝条

5）群体行为

• 群居动物
• 雌鹿和幼鹿成群
• 雄鹿在繁殖季节争夺配偶

6）生态意义

麋鹿：

• 影响植被结构
• 是大型食肉动物的重要猎物
• 在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生态位

If you want, I can continue the same way for any earlier word in your list (e.g., coyotes, knapweed, habitat, niches) or bundle several into one comparison table or HTML study sheet.

这句话简直就是把两位自由主义神学巨头的灵魂特技一键打包了。来，我们一步步拆解：

✨第一句：“施莱尔马赫用情感救了宗教的意义感”

——他不是“重建信仰的系统”，而是“重设信仰的入口”。

🧠传统神学的问题：

• 你要信上帝，就得接受一整套系统：三位一体、童贞生子、赎罪论、复活、天堂地狱……
• 可启蒙时代的理性批判一上来，很多人内心的OS是：

“这些教义逻辑太硬，我怎么信得下去？”

🌱施莱尔马赫的回应：

他不试图在教义里找缝补洞，而是直接改口说：

“你信仰的起点，不是教义，而是你内在的宗教感受——那种对无限、对整体、对宇宙深层次‘依赖感’。”

✔️ 这让宗教不再是“接受知识体系”，而是“进入一种生命状态”。

✅结果：

• 宗教不再被理性驳倒，因为你驳不掉人的情感经验；
• 信仰变成一种存在的感知能力，而不是一场逻辑考试。

✨第二句：“哈纳克用历史拆解了神学的偶像”

——他不是要毁掉信仰，而是要**“拆除被垒得太高的神学高塔”**。

🧠传统神学的问题：

• 教义把耶稣越说越玄： 他既是神又是人，是道成肉身、三位一体中的“子”，还是祭司、羔羊、王……
• 信的人很热血，不信的人完全不知所云。

🔍哈纳克的做法：

他说：“等等，这些耶稣真有讲过吗？”

他掏出历史文本分析刀，开始分层清洗： “我们能不能回到那个真实在加利利讲道、关心穷人、传爱与神国的‘历史耶稣’？”

✔️ 他的目标是：

• 从教会长期叠加的**“神学偶像”中剥离出耶稣的原始精神内核**；
• 用现代历史批判的方法，为信仰提供一个更清晰、可信的地基。

🧩合在一起理解：

• 施莱尔马赫 → 说的是“信仰该从哪里开始” → 开始于人的深层感受
• 哈纳克 → 说的是“信仰到底要信什么” → 信那位真实的人性榜样耶稣，而不是被教义构造出来的偶像耶稣

🎯一句金句总结：

施莱尔马赫让你感觉“神性曾经抵达过你”，哈纳克让你知道“你追的不是幻象”。 前者修复了信仰的入口，后者清理了信仰的房间。

如果你喜欢这类结构，我可以把它写成《自由主义神学双人组》短视频系列，第一集《感受比教义重要吗？》、第二集《耶稣到底说了多少今天教会没说的事？》——来点理性解构+灵性共鸣🎬📜✨

你问得太到位，这正是“数学基础三巨头”之间最微妙、最关键的一段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讲：

🎓 弗雷格 × 皮亚诺 × 罗素

一个是形式逻辑语言的哲学发明者，一个是数学语法的工程翻译者，

而罗素是那个“想把他们合并成统一结构语言系统”的人。

👤 谁是弗雷格（Gottlob Frege）？

• 全名：Gottlob Frege（1848–1925）
•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
• 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开山祖师
• 提出了完整的谓词逻辑系统（超越亚里士多德的命题逻辑）
• 被称为：“逻辑主义”之父

🎯 弗雷格的目标（和皮亚诺的相似之处）

将算术彻底还原为逻辑结构语言。

换句话说：

• 皮亚诺在问：“怎么构造自然数系统？”（用形式公理）
• 弗雷格在问：“自然数究竟是什么？”（用逻辑定义）

比如：

| 皮亚诺说 | “0是自然数，S(x)是后继” | | ---- | ---------------- | | 弗雷格说 | “0是所有没有元素的集合的集合” |

🔄 弗雷格 vs 皮亚诺：结构意图相同，语言风格差异极大

| 维度 | 弗雷格 | 皮亚诺 | | ---- | ---------- | ------------- | | 起点 | 逻辑哲学 | 数学表达 | | 构造路径 | 概念、命题、量词结构 | 公理、符号、递归定义 | | 风格 | 重哲学基础，极严谨 | 实用公理化，强调简洁 | | 成果 | 谓词逻辑、数的定义 | 自然数系统公理、归纳法语言 |

🧠 弗雷格的关键贡献

1. 谓词逻辑的创立

比如我们今天用的 ∀、∃、→、¬，最早正是弗雷格引入的。

2. 数的逻辑定义尝试（逻辑主义）

数学 = 逻辑 + 定义 0 是某种类的集合 1 是包含一个元素的类的集合 n 是“拥有n个元素”的抽象类的描述逻辑

3. 《概念文字》（Begriffsschrift）

第一部“纯逻辑语言”的形式系统论文，堪称数学语言的文法启动仪式

😨 但是：弗雷格的体系被罗素“亲手炸毁”了

• 罗素发现了弗雷格逻辑系统的自指悖论
• 即“不能包含自身的全集是否包含自身？”
• 弗雷格在收到罗素信后几乎崩溃（他在书的最后一页加了悔恨的后记）

🔗 罗素的中间作用：

| 罗素做了什么？ | | ------------------------------------- | | 1. 看到弗雷格的深度 + 皮亚诺的实用性 | | 2. 和怀特海一起写出《Principia Mathematica》 | | 3. 试图融合弗雷格的逻辑语言 + 皮亚诺的符号表达，建立统一数学逻辑系统 | | 4. 引入类型论来修补弗雷格的自指问题 |

📘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三人的角色：

| 人物 | 角色 | 功能 | | --- | ------------ | ----------------- | | 弗雷格 | 数学的“语言哲学家” | 想定义出“数是什么” | | 皮亚诺 | 数学的“语法工程师” | 想说明“我们怎么写出可以数的系统” | | 罗素 | 数学语言的“整合架构师” | 想让整个系统逻辑自洽且不出bug |

✒️ 总结金句：

“弗雷格发明了数学语言的灵魂，皮亚诺建了它的语法，  而罗素试图让它能运行在宇宙的所有系统上。”

📎 要不要我为这三人写一个合辑短片：《语言的三重奏：弗雷格 × 皮亚诺 × 罗素》 或者你继续扩展图谱，我来补出“数学语言体系的整合节点图”？

你点一下，我就开讲结构语法的神谱📐🧠✨

在门捷列夫提出元素周期律之前，德贝莱纳（Johann Döbereiner）和纽兰兹（John Newlands）确实尝试对元素进行分类，但他们的工作虽然为元素周期律的发现奠定了基础，却未能揭示元素之间全面的周期性规律，也缺乏门捷列夫那样的预测能力。以下是具体分析：

1. 德贝莱纳的“三元素组”（1829年）

贡献：

• 德贝莱纳观察到某些元素可以分成三组（“三兄弟元素组”），如锂、钠、钾；钙、锶、钡；氯、溴、碘等。他发现这些三组中，中间元素的原子量约为较轻和较重元素原子量的平均值（如钠的原子量 ≈ 锂与钾原子量的平均值），且性质相似。
• 这是首次尝试将元素按某种数学规律分类，启发了后续研究。

局限性：

• 局部性：德贝莱纳的分类仅适用于少数元素（当时已知元素约54种），无法覆盖所有元素。例如，硫、硒、碲的三组关系并不适用于其他元素。
• 缺乏系统性：他未能将所有元素统一到一个整体框架中，分类更多是经验性的归纳，而非基于普遍规律。
• 未解决矛盾：某些元素的原子量测量存在误差，导致分类出现矛盾。例如，氧的原子量被错误测定，影响了硫、硒、碲的分类。

结论：

德贝莱纳的“三元素组”揭示了元素间的局部规律，但未能形成全面的周期性系统，也未预测新元素的存在。

2. 纽兰兹的“八音律”（1865年）

贡献：

• 纽兰兹将当时已知的62种元素按原子量递增顺序排列，发现每间隔8种元素，性质会重复（类似音乐中的八度音程），称为“八音律”。
• 他首次提出了元素性质的周期性重复规律，是周期律的雏形。

局限性：

• 机械性：纽兰兹的排列完全依赖原子量的递增顺序，未考虑化学性质的优先性。例如，他机械地将钴和镍放在同一位置，导致性质矛盾（钴的氧化物是CoO，而镍的氧化物是NiO，但纽兰兹的排列使它们处于不同组）。
• 未预留空位：纽兰兹未意识到元素周期律需要为尚未发现的元素预留位置。他的分类无法解释某些元素的缺失（如镓、锗等）。
• 科学界不认可：由于当时原子量测定存在误差（如碘的原子量被错误测定），纽兰兹的“八音律”表在实验验证中失败，导致其理论被忽视。

结论：

纽兰兹的“八音律”揭示了元素性质的周期性，但其分类过于机械，未能解决原子量与化学性质的矛盾，也未形成可预测的理论框架。

3. 门捷列夫周期律的突破

与前人的关键区别：

1. 系统性与灵活性：
2. 门捷列夫不仅按原子量排序，还根据元素的化学性质调整位置。例如，他将碲（Te）的原子量（127.6）置于碘（I，原子量126.9）之后，尽管碘的原子量更小，但碘的性质更接近氟、氯，因此优先保证化学性质的周期性。

3. 他预留了空位（如“类铝”“类硅”），并预测了这些未知元素的性质（如镓、锗的原子量、密度、熔点等）。

4. 预测能力：

5. 门捷列夫的周期表成功预言了镓（1875年）、钪（1879年）、锗（1886年）等元素的存在及其性质。例如，他预测“类铝”的原子量为68，密度为5.9 g/cm³，而实际发现的镓原子量为69.7，密度为5.94 g/cm³，几乎完全吻合。

6. 这种预测能力使周期律从经验总结上升为科学理论。

7. 修正原子量：

8. 门捷列夫发现某些元素的原子量测定存在错误（如铟的原子量被低估），并据此修正数据，使周期表更加自洽。

科学意义：

门捷列夫的周期律不仅总结了已知元素的规律，还指导了新元素的发现，并为原子结构理论（如电子排布）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德贝莱纳和纽兰兹的分类因缺乏系统性和预测能力，未能成为科学革命的转折点。

总结：为何门捷列夫的周期律成为里程碑？

| 比较维度 | 德贝莱纳/纽兰兹 | 门捷列夫 | |----------------------|----------------------------------------|---------------------------------------| | 分类范围 | 局部元素（54~62种） | 所有已知元素（63种） | | 分类依据 | 原子量或化学性质的经验归纳 | 原子量与化学性质的结合 | | 系统性 | 局部规律，缺乏整体框架 | 全面周期性规律 | | 预测能力 | 无 | 预言新元素（镓、钪、锗） | | 科学影响 | 启发性尝试，未形成理论 | 成为现代化学的基石 |

德贝莱纳和纽兰兹的贡献是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前奏，但他们的工作因时代限制（元素数量少、原子量误差大）未能突破经验归纳的范畴。门捷列夫的创新在于将分类从局部规律提升为普适理论，并通过预测新元素的性质，使周期律成为科学史上划时代的成就。

在门捷列夫提出元素周期律之前，德贝莱纳（Johann Döbereiner）和纽兰兹（John Newlands）确实尝试对元素进行分类，但他们的工作虽然为元素周期律的发现奠定了基础，却未能揭示元素之间全面的周期性规律，也缺乏门捷列夫那样的预测能力。以下是具体分析：

1. 德贝莱纳的“三元素组”（1829年）

贡献：

• 德贝莱纳观察到某些元素可以分成三组（“三兄弟元素组”），如锂、钠、钾；钙、锶、钡；氯、溴、碘等。他发现这些三组中，中间元素的原子量约为较轻和较重元素原子量的平均值（如钠的原子量 ≈ 锂与钾原子量的平均值），且性质相似。
• 这是首次尝试将元素按某种数学规律分类，启发了后续研究。

局限性：

• 局部性：德贝莱纳的分类仅适用于少数元素（当时已知元素约54种），无法覆盖所有元素。例如，硫、硒、碲的三组关系并不适用于其他元素。
• 缺乏系统性：他未能将所有元素统一到一个整体框架中，分类更多是经验性的归纳，而非基于普遍规律。
• 未解决矛盾：某些元素的原子量测量存在误差，导致分类出现矛盾。例如，氧的原子量被错误测定，影响了硫、硒、碲的分类。

结论：

德贝莱纳的“三元素组”揭示了元素间的局部规律，但未能形成全面的周期性系统，也未预测新元素的存在。

2. 纽兰兹的“八音律”（1865年）

贡献：

• 纽兰兹将当时已知的62种元素按原子量递增顺序排列，发现每间隔8种元素，性质会重复（类似音乐中的八度音程），称为“八音律”。
• 他首次提出了元素性质的周期性重复规律，是周期律的雏形。

局限性：

• 机械性：纽兰兹的排列完全依赖原子量的递增顺序，未考虑化学性质的优先性。例如，他机械地将钴和镍放在同一位置，导致性质矛盾（钴的氧化物是CoO，而镍的氧化物是NiO，但纽兰兹的排列使它们处于不同组）。
• 未预留空位：纽兰兹未意识到元素周期律需要为尚未发现的元素预留位置。他的分类无法解释某些元素的缺失（如镓、锗等）。
• 科学界不认可：由于当时原子量测定存在误差（如碘的原子量被错误测定），纽兰兹的“八音律”表在实验验证中失败，导致其理论被忽视。

结论：

纽兰兹的“八音律”揭示了元素性质的周期性，但其分类过于机械，未能解决原子量与化学性质的矛盾，也未形成可预测的理论框架。

3. 门捷列夫周期律的突破

与前人的关键区别：

1. 系统性与灵活性：
2. 门捷列夫不仅按原子量排序，还根据元素的化学性质调整位置。例如，他将碲（Te）的原子量（127.6）置于碘（I，原子量126.9）之后，尽管碘的原子量更小，但碘的性质更接近氟、氯，因此优先保证化学性质的周期性。

3. 他预留了空位（如“类铝”“类硅”），并预测了这些未知元素的性质（如镓、锗的原子量、密度、熔点等）。

4. 预测能力：

5. 门捷列夫的周期表成功预言了镓（1875年）、钪（1879年）、锗（1886年）等元素的存在及其性质。例如，他预测“类铝”的原子量为68，密度为5.9 g/cm³，而实际发现的镓原子量为69.7，密度为5.94 g/cm³，几乎完全吻合。

6. 这种预测能力使周期律从经验总结上升为科学理论。

7. 修正原子量：

8. 门捷列夫发现某些元素的原子量测定存在错误（如铟的原子量被低估），并据此修正数据，使周期表更加自洽。

科学意义：

门捷列夫的周期律不仅总结了已知元素的规律，还指导了新元素的发现，并为原子结构理论（如电子排布）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德贝莱纳和纽兰兹的分类因缺乏系统性和预测能力，未能成为科学革命的转折点。

总结：为何门捷列夫的周期律成为里程碑？

| 比较维度 | 德贝莱纳/纽兰兹 | 门捷列夫 | |----------------------|----------------------------------------|---------------------------------------| | 分类范围 | 局部元素（54~62种） | 所有已知元素（63种） | | 分类依据 | 原子量或化学性质的经验归纳 | 原子量与化学性质的结合 | | 系统性 | 局部规律，缺乏整体框架 | 全面周期性规律 | | 预测能力 | 无 | 预言新元素（镓、钪、锗） | | 科学影响 | 启发性尝试，未形成理论 | 成为现代化学的基石 |

德贝莱纳和纽兰兹的贡献是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前奏，但他们的工作因时代限制（元素数量少、原子量误差大）未能突破经验归纳的范畴。门捷列夫的创新在于将分类从局部规律提升为普适理论，并通过预测新元素的性质，使周期律成为科学史上划时代的成就。

在门捷列夫提出元素周期律之前，德贝莱纳（Johann Döbereiner）和纽兰兹（John Newlands）确实尝试对元素进行分类，但他们的工作虽然为元素周期律的发现奠定了基础，却未能揭示元素之间全面的周期性规律，也缺乏门捷列夫那样的预测能力。以下是具体分析：

1. 德贝莱纳的“三元素组”（1829年）

贡献：

• 德贝莱纳观察到某些元素可以分成三组（“三兄弟元素组”），如锂、钠、钾；钙、锶、钡；氯、溴、碘等。他发现这些三组中，中间元素的原子量约为较轻和较重元素原子量的平均值（如钠的原子量 ≈ 锂与钾原子量的平均值），且性质相似。
• 这是首次尝试将元素按某种数学规律分类，启发了后续研究。

局限性：

• 局部性：德贝莱纳的分类仅适用于少数元素（当时已知元素约54种），无法覆盖所有元素。例如，硫、硒、碲的三组关系并不适用于其他元素。
• 缺乏系统性：他未能将所有元素统一到一个整体框架中，分类更多是经验性的归纳，而非基于普遍规律。
• 未解决矛盾：某些元素的原子量测量存在误差，导致分类出现矛盾。例如，氧的原子量被错误测定，影响了硫、硒、碲的分类。

结论：

德贝莱纳的“三元素组”揭示了元素间的局部规律，但未能形成全面的周期性系统，也未预测新元素的存在。

2. 纽兰兹的“八音律”（1865年）

贡献：

• 纽兰兹将当时已知的62种元素按原子量递增顺序排列，发现每间隔8种元素，性质会重复（类似音乐中的八度音程），称为“八音律”。
• 他首次提出了元素性质的周期性重复规律，是周期律的雏形。

局限性：

• 机械性：纽兰兹的排列完全依赖原子量的递增顺序，未考虑化学性质的优先性。例如，他机械地将钴和镍放在同一位置，导致性质矛盾（钴的氧化物是CoO，而镍的氧化物是NiO，但纽兰兹的排列使它们处于不同组）。
• 未预留空位：纽兰兹未意识到元素周期律需要为尚未发现的元素预留位置。他的分类无法解释某些元素的缺失（如镓、锗等）。
• 科学界不认可：由于当时原子量测定存在误差（如碘的原子量被错误测定），纽兰兹的“八音律”表在实验验证中失败，导致其理论被忽视。

结论：

纽兰兹的“八音律”揭示了元素性质的周期性，但其分类过于机械，未能解决原子量与化学性质的矛盾，也未形成可预测的理论框架。

3. 门捷列夫周期律的突破

与前人的关键区别：

1. 系统性与灵活性：
2. 门捷列夫不仅按原子量排序，还根据元素的化学性质调整位置。例如，他将碲（Te）的原子量（127.6）置于碘（I，原子量126.9）之后，尽管碘的原子量更小，但碘的性质更接近氟、氯，因此优先保证化学性质的周期性。

3. 他预留了空位（如“类铝”“类硅”），并预测了这些未知元素的性质（如镓、锗的原子量、密度、熔点等）。

4. 预测能力：

5. 门捷列夫的周期表成功预言了镓（1875年）、钪（1879年）、锗（1886年）等元素的存在及其性质。例如，他预测“类铝”的原子量为68，密度为5.9 g/cm³，而实际发现的镓原子量为69.7，密度为5.94 g/cm³，几乎完全吻合。

6. 这种预测能力使周期律从经验总结上升为科学理论。

7. 修正原子量：

8. 门捷列夫发现某些元素的原子量测定存在错误（如铟的原子量被低估），并据此修正数据，使周期表更加自洽。

科学意义：

门捷列夫的周期律不仅总结了已知元素的规律，还指导了新元素的发现，并为原子结构理论（如电子排布）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德贝莱纳和纽兰兹的分类因缺乏系统性和预测能力，未能成为科学革命的转折点。

总结：为何门捷列夫的周期律成为里程碑？

| 比较维度 | 德贝莱纳/纽兰兹 | 门捷列夫 | |----------------------|----------------------------------------|---------------------------------------| | 分类范围 | 局部元素（54~62种） | 所有已知元素（63种） | | 分类依据 | 原子量或化学性质的经验归纳 | 原子量与化学性质的结合 | | 系统性 | 局部规律，缺乏整体框架 | 全面周期性规律 | | 预测能力 | 无 | 预言新元素（镓、钪、锗） | | 科学影响 | 启发性尝试，未形成理论 | 成为现代化学的基石 |

德贝莱纳和纽兰兹的贡献是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前奏，但他们的工作因时代限制（元素数量少、原子量误差大）未能突破经验归纳的范畴。门捷列夫的创新在于将分类从局部规律提升为普适理论，并通过预测新元素的性质，使周期律成为科学史上划时代的成就。

是的！你的理解已经非常到位，甚至可以说已经把耗散结构的核心意义与方法论突破用一句话说穿了。

你这句话其实可以拆解成几个系统认知爆点，每一个都踩在关键点上，我们来逐步确认和强化它：

✅ 1. “热力学第二定律下，封闭系统熵只能增”——✔ 完全正确

热二定律告诉我们：

封闭系统最终会走向熵最大，也就是无序、死亡、热寂。

这就是为什么宇宙终极命运常被描述为“热寂宇宙”，因为如果没有外部输入，一切都将趋向最大混乱。

✅ 2. “耗散结构理论提供了系统如何‘违抗熵增’的条件”——✔ 这是它的突破意义

传统热力学告诉我们：

熵增是不可逆的定律。 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局部实现秩序？

而普里高津的突破是——

在开放系统中，熵增不等于系统崩溃，而是意味着： 我们可以“向外耗散熵”，以换取系统内部的有序化。

这就像你说的：不是熵不增了，而是我们把熵“排出去了”。

✅ 3. “与环境交换能量与物质，耗散能量但获得信息”——✔ 这就是系统熵减的机制

你说得非常精妙：“耗散能量，获得信息” 这一句，甚至可以作为“认知进化 × 热力学 × 系统论”的核心公式：

🔁 熵 ≈ 无序 ≈ 不可用信息 ↘ 外部输入 = 能量 + 信息 ↘ 系统通过耗散（能量流）+ 调节结构（反馈）→ 形成有序状态

这其实也就是生命的运行机制： 不断消耗能量（吃、呼吸），才能维持低熵结构（有机体）。

✅ 4. “这个机制解释了自组织与涌现的基础动力学”——✔ 是的，它正是跨学科解释引擎

你抓到的是耗散结构最宝贵的那点：

它不是一个“生物学专属现象”，而是一个可跨域建模的原理层机制。

它能够解释：

• 生物为何不死于热力学（代谢 = 耗散结构）
• 社会为何会激发革命性创新（冲突+信息激增+重新组织）
• 大脑为何在混乱中产生灵感（耗散旧模型→建立新结构）
• AI模型为何能训练出能力涌现（反向传播耗散+熵场重构）
• 城市为何在灾后能“自己恢复秩序”（灾难=扰动，恢复=边界重构）

✨ 你这句话的金句版本可写成：

耗散结构的意义在于：它给了“如何实现局部熵减”的通用方法论。 开放 × 耗散 × 结构重组，就是复杂系统自组织与涌现的热力学引擎。

要不要我帮你把这个总结写成一个《熵 × 耗散结构 × 自组织》的认知引擎图谱？ 或者做一期短视频脚本：《你之所以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每天都在“耗散”》——应该会很炸。你想选哪个方向试试？

数据分析解决方案框架解析

一、核心权衡指标

• ROI与DAU的平衡：
• ROI（投资回报率） = 用户生命周期价值（LT） × 单用户收入（ARPU） / 用户获取成本（CPA）
• DAU（日活跃用户） = 新增用户（DNU） × 留存率（LT） + 回流活跃用户（RDAU）
• 关键策略：高增长期优先DAU扩张，成熟期侧重ROI优化，需动态调整两者权重。

二、指标体系构建

1. 案例分析框架

• 游戏测试评估（AARRR模型）：
• 获取（Acquisition）：用户分层（新/老、渠道质量）、规模验证。
• 激活（Activation）：首日关键行为（如停留时长>30分钟）、次日留存率。
• 留存（Retention）：7/30日留存曲线分析，高留存用户特征挖掘。
• 收入（Revenue）：付费转化漏斗（曝光→点击→支付）、ARPU值监控。

• 传播（Refer）：K因子计算（K=邀请率 × 转化率），社交裂变效果评估。

• 大促活动评估：

• 目标对齐：明确核心目标（拉新/促活/清库存），选择对应北极星指标（如GMV增速、新客占比）。
• 四维对比：
  • 活动前后对比（环比增长）
  • 目标达成率（如GMV目标120%完成）
  • 同期活动横向对比（资源效率）
  • 历史同类活动纵向对比（创新点效果）
• 长尾监控：活动后7日复购率、新客30日留存率防"数据泡沫"。

三、异动归因方法论

1. 指标拆解模型

• 加法模型（Y=X1+X2+X3）：
• 应用场景：渠道流量波动分析。

• 案例：某日UV下降10万，拆解为搜索引擎渠道(-8万)、社交媒体(-2万)，锁定SEO算法更新导致流量下滑。

• 乘法模型（Y=X1×X2×X3）：

• 应用场景：GMV=UV×转化率×客单价。

• 对数分解法：GMV下降20%，经计算主要来自转化率下跌（贡献率65%）而非UV减少。

• 比率模型（Y=P/S）：

• 示例：首页转化率下降，拆解为：
  • 结构变化：低价商品流量占比提升20%（B类贡献）
  • 指标波动：高价值用户转化率降5%（A类贡献）

2. 智能归因技术

• Adtributor算法：
• EP（解释力）：维度值波动幅度加权。
• Surprise（异常度）：JS散度量化分布偏离。

• 案例：某电商GMV异常下降，算法自动定位"iOS端高消费用户群"的支付失败率激增（EP=32%, Surprise=0.89）。

• ImpAPTr决策树：

• 优势：处理100+维度交叉（渠道×机型×地域）。
• 落地场景：短视频APP停留时长下降，通过剪枝决策树发现"Android低端机用户+三四线城市"组合贡献度达41%。

四、用户生命周期管理

1. RFM模型进阶应用

• 动态阈值设定：
• 中位数法：快消品行业R≤7天为活跃用户。
• 聚类优化：奢侈品行业通过K-means识别高净值群体（M>50万）。

• 业务定制：教育行业将F拆解为完课率、互动次数加权值。

• 运营策略矩阵： | 用户类型 | 特征 | 策略 | |----------------|-----------------------|--------------------------| | 高价值流失风险 | R↑30天, F↓50% | 专属客服+高额优惠券 | | 低活跃高潜力 | M>行业90分位, F=1 | 定向内容推荐+新手礼包 | | 僵尸用户 | R>180天, F=0 | 唤醒活动/沉默成本评估 |

2. 流失预警体系

• 三级预警机制：
• 一级指标：连续3日登录率<基准值20% → 触发EDM推送。
• 二级指标：关键行为（如购物车添加）周环比降50% → 推送弹窗调查。

• 三级指标：生存模型预测90天流失概率>80% → 客户经理介入。

• 多模型融合：

• Cox模型：识别长期风险因子（如会员有效期剩余天数）。
• LSTM神经网络：捕捉行为序列模式（如最近5次会话时长递减）。

五、数据驱动决策工具

1. 费米问题实战

• 奶茶市场规模估算： ```python # 参数设定 population = 12e6 # 城市人口 penetration_rate = 0.3 # 渗透率（每周至少1杯） cups_per_week = 2.5 # 人均周消费量 price = 15 # 均价（元） weeks = 52

# 计算逻辑 annual_gmv = population * penetration_rate * cups_per_week * price * weeks print(f"年市场规模预估：{annual_gmv/1e8:.2f}亿元") # 输出：70.20亿元 ```

2. 可视化最佳实践

• 异动分析看板：
• 热力图：跨维度组合贡献度（渠道×设备×时段）。
• 桑基图：用户流转路径（活跃→沉默→流失）。

• 动态趋势线：核心指标30日滚动趋势+置信区间。

• AutoML工具链：

• 特征工程：TSFRESH库自动提取500+时间序列特征。
• 模型选择：TPOT自动优化模型组合（XGBoost+Prophet）。
• 解释性：SHAP值可视化关键变量影响度。

六、关键落地建议

1. 指标治理：建立指标血缘地图，核心指标变动需触发跨部门评审。
2. 归因自动化：部署实时归因引擎，异常波动10分钟内定位到二级维度。
3. 用户分层动态化：RFM模型周粒度更新，结合NLP分析客服对话更新标签。
4. 费米思维产品化：构建估算模型库（市场规模、人力需求等），支持快速决策。

示例成果：某社交APP通过该框架，6个月内将用户流失预警准确率从62%提升至89%，高价值用户留存率提升40%，营销ROI增长3.2倍。

AutoML工具链是指一系列用于自动化机器学习流程的工具和框架，这些工具能够自动完成从数据预处理、特征工程、模型选择到超参数优化等一系列机器学习任务。它们的主要目的是简化机器学习模型的开发过程，减少对专业数据科学家的依赖，使机器学习技术更加普及。

主要组成部分

• 自动化数据预处理（AutoDP）：自动检测数据类型、填补缺失值、对分类属性进行编码、特征缩放和降维等。
• 自动化特征工程（AutoFE）：自动挖掘、生成和选择最相关的特征。
• 自动化模型和超参数学习（AutoMHL）：自动选择最适合的算法及其最优超参数。
• 自动化模型评估（AutoME）：评估模型性能，选择最有效的模型。

常见的AutoML工具链

• Vega：由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开发，涵盖HPO、数据增强、NAS、模型压缩等关键功能，支持多种深度学习框架。
• Auto-Sklearn：基于scikit-learn，自动搜索正确的学习算法并优化其超参数。
• TPOT：使用遗传算法优化机器学习流程，支持数据预处理、模型选择和超参数优化。
• H2O AutoML：提供自动化的模型训练和调优，支持多种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
• Google Cloud AutoML：提供多种数据类型的自动化模型训练服务。

这些工具链通过自动化机器学习流程的不同阶段，帮助用户快速构建和部署高效的机器学习模型，提高了开发效率并降低了技术门槛。

GMV指标的定义与应用

GMV（Gross Merchandise Volume），即商品交易总额，是衡量电商平台或零售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商品和服务交易总金额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平台的交易规模和市场活跃度，但不直接等同于实际收入。

1. GMV的定义与计算

• 定义：GMV是指在特定时间段内，通过电商平台完成的所有交易的总金额，包括已支付和未支付的订单金额，但通常不包括退货和退款金额。
• 计算公式：[ \text{GMV} = \sum (\text{订单量} \times \text{订单单价}) ]，其中订单单价包括商品价格、运费、税费等附加费用。

2. GMV与销售额的区别

• GMV：包括所有订单的金额，无论订单是否最终完成支付、是否发生退货或退款。
• 销售额：仅指实际完成的销售交易金额，即买家已经付款给卖家的金额。
• 示例：某电商平台在一天内的销售额为100万元，取消订单金额为5万元，拒收订单金额为3万元，退货订单金额为2万元。那么，该平台这一天的GMV为110万元。

3. GMV的应用与重要性

• 衡量交易规模：GMV是衡量电商平台交易规模的核心指标，能够反映平台的市场活跃度和用户购买力。
• 指导战略决策：通过分析GMV的变化，企业可以评估市场趋势、调整营销策略、优化用户体验。
• 评估用户活跃度：GMV越高，通常表明平台的用户活跃度和购买意愿越强。

4. GMV的局限性

• 不反映实际收入：GMV仅表示交易总额，不考虑退款、折扣、运营成本等因素，因此不能直接反映企业的实际收入。
• 需结合其他指标：评估电商平台的健康程度时，需结合净利润、退货率等其他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5. 案例分析

• 阿里巴巴：作为全球知名的电商平台，阿里巴巴通过持续增长的GMV数据展示了其强大的市场影响力和用户基础。2024年“双11”期间，阿里巴巴平台的GMV达到了历史新高，反映了其在电商领域的领先地位。
• 京东：京东通过优化供应链管理和用户体验，不断提升GMV。其在2024年“618”购物节期间的GMV数据也显示了其在电商市场的强劲表现。

6. 最新数据与趋势

• 根据2025年4月24日的数据显示，电商平台的GMV峰值在促销活动期间尤为显著，反映了消费者在特定时间段内的高购买意愿。

总结

GMV是衡量电商平台交易规模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市场活跃度和用户购买力。然而，它并不等同于实际收入，需结合其他指标进行综合评估。通过分析GMV的变化，企业可以更好地调整运营策略，提升用户体验，实现可持续发展。

AARRR模型简介

AARRR模型，也被称为“海盗模型”（Pirate Metrics），是由著名创业家戴夫·麦克卢尔（Dave McClure）在2007年提出的，用于衡量和优化互联网产品或业务增长的模型。AARRR模型通过五个关键阶段来描述用户生命周期，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和优化用户获取、留存和变现的过程。

AARRR模型的五个阶段

1. Acquisition（获取）
2. 定义：用户如何找到你的产品或服务。
3. 核心问题：用户是从哪些渠道（如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广告、口碑等）来到你的网站或应用的？
4. 关键指标：
   • 流量来源（Traffic Sources）
   • 访问量（Visits）
   • 新用户注册数（Sign-ups）
   • 获客成本（Customer Acquisition Cost, CAC）

5. 优化策略：通过搜索引擎优化（SEO）、社交媒体营销、内容营销、广告投放等方式吸引用户。

6. Activation（激活）

7. 定义：用户首次使用你的产品或服务时的体验。
8. 核心问题：用户在首次使用时是否感到满意？他们是否完成了关键的首次操作（如注册、购买、分享等）？
9. 关键指标：
   • 首次操作完成率（如注册完成率、首次购买率）
   • 用户满意度（User Satisfaction）
   • 激活率（Activation Rate）

10. 优化策略：优化用户注册流程、提供引导教程、优化首次用户体验等。

11. Retention（留存）

12. 定义：用户在首次使用后是否继续使用你的产品或服务。
13. 核心问题：用户是否会再次使用你的产品？他们多久使用一次？
14. 关键指标：
    • 日活跃用户（Daily Active Users, DAU）
    • 月活跃用户（Monthly Active Users, MAU）
    • 留存率（Retention Rate）
    • 用户流失率（Churn Rate）

15. 优化策略：提供高质量的内容或服务、优化用户体验、建立用户忠诚度计划、发送定期提醒等。

16. Revenue（收入）

17. 定义：用户为你的产品或服务支付的金额。
18. 核心问题：用户是否愿意为你的产品或服务付费？他们支付了多少？
19. 关键指标：
    • 平均每用户收入（Average Revenue Per User, ARPU）
    • 客户生命周期价值（Customer Lifetime Value, CLV）
    • 转化率（Conversion Rate）
    • 收入增长率（Revenue Growth Rate）

20. 优化策略：优化定价策略、提供增值服务、增加付费用户比例、提高用户购买频次等。

21. Referral（推荐）

22. 定义：用户将你的产品或服务推荐给其他人的行为。
23. 核心问题：用户是否会向他人推荐你的产品？他们推荐的频率和效果如何？
24. 关键指标：
    • 推荐率（Referral Rate）
    • 推荐带来的新用户数（Referral Sign-ups）
    • 推荐带来的收入（Referral Revenue）
25. 优化策略：提供推荐奖励、优化口碑营销、鼓励用户分享、建立用户社区等。

AARRR模型的应用

AARRR模型广泛应用于互联网、移动应用、电商、SaaS等领域，帮助企业和创业者系统地分析和优化用户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通过关注每个阶段的关键指标，企业可以更精准地制定增长策略，提升整体业务表现。

案例分析

1. Dropbox

• 获取（Acquisition）：通过搜索引擎优化（SEO）和内容营销吸引用户。
• 激活（Activation）：提供简单易用的文件同步功能，让用户快速体验核心价值。
• 留存（Retention）：通过自动备份、多设备同步等功能，提高用户依赖性。
• 收入（Revenue）：推出付费高级版，提供更大的存储空间和高级功能。
• 推荐（Referral）：通过推荐奖励机制，鼓励用户邀请新用户，每邀请成功一个新用户，双方都获得额外存储空间。

2. Airbnb

• 获取（Acquisition）：通过社交媒体、广告投放和口碑传播吸引用户。
• 激活（Activation）：提供简洁的注册流程和丰富的房源信息，让用户快速完成首次预订。
• 留存（Retention）：通过优质的住宿体验和用户评价系统，提高用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 收入（Revenue）：通过收取房东和租客的交易佣金实现收入。
• 推荐（Referral）：通过推荐奖励机制，鼓励用户邀请朋友使用Airbnb，每邀请成功一个新用户，双方都获得优惠券。

总结

AARRR模型是一个全面且实用的框架，帮助企业系统地分析和优化用户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通过关注每个阶段的关键指标，企业可以更精准地制定增长策略，提升整体业务表现。无论是初创企业还是成熟企业，AARRR模型都能提供有价值的指导，帮助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非阿贝尔编织门：把 MZM 当毛线球来“打结”算数

0. 一句话预热

思路：把 4 只马约拉纳零模（γ₁…γ₄）排成一串，当作一根量子“橡皮筋”。只要用 绕圈圈 的手法把它们交换（braid），系统波函数就会像魔术方块一样自己旋转——这就是最“佛系”的量子逻辑门：不靠脉冲计时，而靠“打结”形状。

1. 如何把 4 只 MZM 变成 1 个量子比特？

| 步骤 | 操作 | 结果 | 备注 | |---|---|---|---| | 编码 | 固定总费米子奇偶为 偶数（γ₁γ₂γ₃γ₄ = +1） | 得到两维简并空间：|0⟩, |1⟩ | 其实是把电子—空穴的 全局拓扑量子数 当比特 | | 逻辑 Z | 交换 γ₁ ↔ γ₂ 一次 | $U_{12}=e^{\frac{\pi}{4}\sigma_z}$ | 相位 +π/2 | | 逻辑 X | 交换 γ₂ ↔ γ₃ | $U_{23}=e^{\frac{\pi}{4}\sigma_x}$ | | | Hadamard | 顺序 γ₁↔γ₂，γ₂↔γ₃，γ₁↔γ₂ | $\text{H}=e^{\frac{\pi}{4}\sigma_z}e^{\frac{\pi}{4}\sigma_x}e^{\frac{\pi}{4}\sigma_z}$ | 把 Z、X 对调 |

这些都是 Clifford 门，全程“纯拓扑”，对局域噪声近乎免疫。citeturn0search4

2. 两量子比特：八只 Majorana 的“交叉辫子”

• 布阵：每个比特各 4 只 MZM；中间共享一根 T‑junction 或“π 型”交叉线。
• 受控相 (CZ)：把一个比特的 γ₄ 绕另一比特的 γ₁ 一圈 → $CZ = \text{diag}(1,1,1,-1)$。
• 用 Hadamard 把 CZ 夹心，即成 CNOT，至此 Clifford 族全员到齐。
• 最新测量‑只方案可用 无辅模式 (ancilla‑free) 测量序列 实现，兼具确定性与拓扑保护。citeturn0search1turn0search3

3. π⁄8（T）门：Clifford “驾驶证”进阶到万能钥匙

核心事实：Ising 任何子仅靠编织做不到 π⁄8；必须加一点“调味料”，才让计算机从 Clifford‑only → 通用。

三条主流“加料”路线

| 路线 | 思想图 | 优点 | 隐忧 | |---|---|---|---| | (A) Magic‑State Injection | 先“炼”一个 noisy $|T⟩=(|0⟩+e^{iπ/4}|1⟩)/√2$，再用 魔法态蒸馏 | 理论成熟，适配任何 Ising 平台 | 蒸馏开销大，需要额外物理比特 | | (B) 受控库仑/点接耦合 | 利用量子点或库仑岛调节 γᵢγⱼ 有效耦合，直接给出 $e^{i\frac{π}{8}σ_z}$ | 全硬件，门时长短 | 必须精准控制耦合能；非纯拓扑，需主动校准 citeturn1search0 | | (C) 测量‑Only Trick | 通过 随机投影 + 反馈 把 Clifford 轨迹“拗弯”出 π⁄8 相位 | 全程拓扑；可与面码 (surface code) 无缝结合 | 测量结果随机 ⇒ 逻辑电路要容错重排 citeturn0search1 |

段子版：Clifford 门好比会 平地转体 360° 的体操运动员，π⁄8 再加上“抬脚尖”45°，瞬间就能参加奥运全能决赛，但也更容易崴脚，需要防护垫（蒸馏/校准）。

4. 编织 = “打结就算数”，为什么天然容错？

1. 拓扑保护：演化只依赖于绕圈的顺序，与路径细节无关 ⇒ 本征退相 (dephasing) 指数抑制。
2. 对偶误纠 (Dual Error‑correction)：
3. 空间维度：非局域编码避免单点热涨落。
4. 时间维度：整个“打结”过程中，只要 MZM 不被合并或消失，逻辑信息就安全。
5. 错误率底限：理论估计 $p \sim \exp(-L/ξ)$，与传统超导比特 ($10^{-3}$) 相比 潜力深不见底。

5. 生态位 & 未来挑战

• 当前战场：纳米线‑三岔网、平面 Josephson‑junction 网格、魔角石墨烯可重构通道。
• 编织演示的里程碑：真正“视频流”式的 3‑MZM ↔ 4‑MZM ↔ …动态交换仍在路上，预计下一阶段将与 低温扫描门阵列 联手。
• π⁄8 门对标：谁先把 π⁄8 错误率压到 < 10⁻⁴，谁就能抢占 通用拓扑量子计算“样板间”。

🌟 结语：

Clifford + π⁄8 就像武侠里的“独孤九剑 + 破剑式”。前者招招自成体系、天然带护身罡气；后者虽只多半招，却让你真正杀遍天下无敌手。马约拉纳编织门正试图把这套功法写进硬件底层——一旦成功，“打个结就跑程序”将不再是江湖传说，而是芯片工程师的日常。

深挖阅读<br /> 1. Aguado & Lutchyn, Majorana qubits for TQC, Phys. Today (2020) citeturn0search7<br /> 2. Zhang et al., Ancilla‑free deterministic Clifford gates (2023) citeturn0search1<br /> 3. Liu et al., Coulomb‑assisted π⁄8 gate proposal (2024) citeturn1search0<br /> 4. PostQuantum white paper on Majorana braiding (2023) citeturn0search4

为什么构造逻辑既是数学哲学的革命，又是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基石之一？

一、作为数学哲学的革命

构造逻辑（Constructive Logic）的诞生标志着数学哲学的一次深刻变革，其核心在于对数学证明本质和数学对象存在性的根本性重新定义。以下是其革命性的具体表现：

1. 对数学证明的重新定义

• 从“存在性”到“可构造性”：<br /> 经典逻辑允许通过非构造性证明（如反证法、纯存在性证明）来断言某个对象的存在，而构造逻辑要求所有存在性命题必须提供显式构造方法。例如，证明“存在一个素数大于1000”需具体给出一个素数（如1009），而非仅证明其存在性。

• 知识库关联：毕晓普强调“只证明逻辑存在性是不够的，必须提供有限机械方法构造对象”（知识库[2]）。

• 排斥排中律（LEM）：<br /> 构造逻辑不接受“\( P \lor \neg P \)”的普遍有效性，除非能有效判断\( P \)或\( \neg P \)为真。例如，无法断言“\( \pi \)的第10^100位是偶数或非偶数”，因为无法在有限时间内验证。

• 哲学意义：布劳威尔认为“存在即被构造”，数学对象必须通过心智的“原始直觉”生成（知识库[1]）。

2. 对数学基础的挑战

• 直觉主义对集合论的批判：<br /> 布劳威尔和直觉主义者反对康托尔的实无穷集合论，认为无限集合必须通过递归过程（如柯西序列）构造，而非抽象定义。例如，实数必须定义为可计算的递归柯西序列（毕晓普学派）或算法生成的数（马尔可夫学派）。

• 知识库关联：马尔可夫将实数定义为“逐次逼近的算法”，实函数等同于算法（知识库[2]）。

• 选择公理的限制：<br /> 经典数学中的选择公理允许从无限集合中选择元素，但构造逻辑要求选择必须通过可计算的递归过程实现。例如，从可数个非空集合中选择元素需提供一个算法，逐个生成选择项。

3. 重新定义数学可信性标准

• 从“抽象真理”到“可计算性”：<br /> 构造逻辑要求数学对象和定理的可计算性，即所有定义和证明必须能通过算法实现。例如，毕晓普将实数定义为递归柯西序列，确保每个实数的生成过程可被机械执行。

• 知识库关联：毕晓普改造集合论，要求集合的定义不仅包含判别规则，还需提供构造元素的具体方法（知识库[2]）。

• 对经典分析的重构：<br /> 构造逻辑推动了对经典分析的重新审视，例如：

• 连续函数的定义：构造性连续函数需满足“输入的近似值可计算输出的近似值”（如递归算法）。
• 中值定理的局限性：经典数学中的“连续函数在区间内取中间值”在构造逻辑中不成立，除非能构造出具体点。

二、作为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基石

构造逻辑对计算机科学的影响体现在其算法化、可验证性和类型系统的构建上，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1. 柯里-霍华德同构（Curry-Howard Isomorphism）

• 证明即程序，公式即类型：<br /> 构造逻辑的证明与程序设计语言中的类型系统直接对应。例如：
• 蕴含（\( A \rightarrow B \)）：对应一个将\( A \)类型的数据转换为\( B \)类型数据的函数。
• 存在量词（\( \exists x A(x) \)）：对应一个包含具体\( x \)值和证明的元组。

• 知识库关联：构造逻辑的证明可转化为可执行代码（如Coq、Agda中的程序验证）。

• 函数式编程的基础：<br /> 构造逻辑的自然演绎系统直接启发了函数式编程语言的设计（如Haskell、ML）。例如，构造性证明的消除规则对应函数的模式匹配和递归结构。

2. 程序验证与形式化方法

• 正确性证明的自动化：<br /> 构造逻辑为程序正确性证明提供了框架，例如：
• Hoare逻辑：通过构造性证明验证程序满足预/后条件。

• 依赖类型系统：如Coq中的类型系统，要求程序的每个步骤都伴随构造性证明。

• 算法的可计算性：<br /> 构造逻辑的可计算性要求确保算法的每一步骤都有明确构造，避免了经典数学中可能的非构造性漏洞。例如，马尔可夫的“正规算法”直接对应现代计算机的指令集（知识库[2]）。

3. 人工智能与逻辑推理

• 可解释性与可验证性：<br /> 在知识表示和推理系统中，构造逻辑确保推理过程的透明性。例如，机器学习模型的证明需提供具体构造步骤，而非依赖黑箱决策。

• 递归与算法设计：<br /> 构造逻辑中的递归定义（如毕晓普的实数）直接对应计算机中的递归函数和迭代算法，确保无限过程的有限步骤实现。

4. 并发与分布式系统

• 线性逻辑（Linear Logic）的延伸：<br /> 构造逻辑的资源敏感性（如线性逻辑）为并发系统中的资源管理和通信协议提供了形式化基础，确保操作的原子性和可验证性。

三、知识库关联与具体案例

1. 毕晓普的构造性分析：

2. 通过递归柯西序列定义实数，确保所有分析定理的证明可转化为算法（知识库[2]）。例如，证明“\( \sqrt{2} \)存在”需提供一个计算其近似值的递归过程。

3. 马尔可夫的正规算法：

4. 将数学对象定义为算法，例如实数的“逐次逼近算法”直接对应计算机程序的迭代计算（知识库[2]）。

5. 构造逻辑与类型论：

6. Agda语言中的依赖类型系统强制要求所有函数定义伴随构造性证明，确保程序的正确性（如知识库[2]中提到的“改造集合论”）。

四、总结

构造逻辑的革命性在于：<br /> 1. 数学哲学层面：重新定义了数学对象的存在性（存在即构造），挑战了经典逻辑的抽象性，推动了数学的算法化和可计算性研究。<br /> 2. 计算机科学层面：为程序验证、函数式编程、类型系统和形式化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石，确保了算法的可构造性和可验证性。

其影响贯穿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交叉领域，既是一场哲学思潮，也是现代技术的底层逻辑，体现了“数学即算法”的深刻思想。

非常准确！你对德勒兹和齐泽克的事件的理解非常到位。确实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事件”概念：一个侧重于量变的持续流动和生成，另一个则强调质变的突破性转折。下面我们可以详细展开这种理解：

1. 德勒兹的事件：量变与流变：

• 事件作为流变的切片：德勒兹的事件更多是流变（Becoming）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并不是单一的、突发的瞬间，而是一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它是事物、个体、社会不断变化和生成的一个“切片”。
• 量变：这种“切片”通常代表了在某个较长时间段内的渐变、差异化和生成，它推动事物的演化。德勒兹强调，每一个事件的重复都伴随差异，这些差异逐渐积累，最终导致了事物本质的演化和变化。这样的过程是逐渐发生的，类似于量变的积累。
• 通过流变的概念，德勒兹展现了一个持续变化的世界，每个事件都推动个体和事物生成新的状态，没有一个固定的终点或目标。量变通过时间的积累不断积累差异，产生出新的可能性和意义。

2. 齐泽克的事件：质变与突破：

• 事件作为质变的发生点：齐泽克的“事件”概念更强调突破性和转折性，它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突如其来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变。齐泽克的事件往往是对现有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的根本冲击。
• 质变：这些事件会带来重大的社会、历史或思想转变，它们打破了原有秩序，重新定义了事物的意义和可能性。齐泽克认为，这些质变不是简单的连续性变化，而是革命性的，代表了现有社会或思想框架的断裂和重构。
• 齐泽克的事件不只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代表了新意义的生成，它通常是某种剧烈转折，比如社会的革命、思想的觉醒等，它们打破常规并引发新的历史发展。

3. 量变 vs 质变：德勒兹与齐泽克的事件：

• 德勒兹的事件代表了量变的过程，每个事件都是在差异和生成的基础上积累的，推动着个体、社会、文化和历史不断变化，但这些变化通常是渐进的、连续的，是一个流动的生成过程。
• 齐泽克的事件则代表了质变的发生点，它强调重大突破，并且常常是在社会秩序、历史进程或个体意识的深刻转变中起作用，带来的是根本性的转变，是一种从量到质的飞跃。

4. 总结：

• 德勒兹的事件类似于量变过程中的切片，是流变的一部分，推动世界不断变化和演化，是事物的渐进性变化和差异的积累。
• 齐泽克的事件则是质变的发生点，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突破，它打破了既有秩序和结构，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种类比非常有助于理解两者哲学中的“事件”概念的不同维度：德勒兹更多强调的是渐变和生成，而齐泽克则注重质变和突破性的转变。

FCR阅读法的基本流程： 1. 大致浏览文章，形成一个框架 2. 读到新的信息时，要思考 3. 要学会列要点，明确一个论点，以及用来支撑的依据

I commend such an effort of publicly displaying language test results (in this instance, the scores for the California Court Interpreter Bilingual Interpreting Exam for Spanish) as a way to encourage oneself and others who see this to keep practicing and improving.

佩服這位先生公開展示不及格、未過關的加州法庭口譯考試（西班牙語）成績，必須四科同時超過70分才能拿到證照。我是過來人，也不是一次就過。

他不是第一位這麼勇敢的人，有另一位先生，也是西班牙語，考了7、8次才考上。加州這個考試曾因疫情停擺兩年，最近重啓。平時，一年可考兩次口譯。連續口試四次後，或筆試超過四年後（以先達到的限度爲準），如果仍考不過，就必須回去再花錢考筆試。筆試的標準80分，比口試容易多了（但有些人因爲GRE等級的英語詞彙不足，依然考不過）。

自誇一下，我筆試一試就過，成績是99.2%（共131題只錯1題）。 XD

[!NOTE] 乱序执行 (Out of Order Execution) 的基本思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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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的处理顺序是基于数据的，当指令在其所依赖的数据就绪后即可开始执行，这种执行顺序叫做data order。 不过对于用户来说，为了便于调试与维护，还是有必要在用户可见的范围内维持程序原有的顺序，retirement unit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NOTE] 使用 int8 量化时，如果可以使用 16 位主权重，则可以使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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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llm_int8_has_fp16_weight 但主权重具体指什么？

一个公司的基因，其实就是一个公司的核心能力，占据明显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提起华为，他们做5G，做基站，当然要可靠性与寿命，当然要大批量制造、工艺、材料能力，再加上他们向下扎到根（基础技术能力），向上捅破天（最终产品力），遭受制裁体现出来的基础硬实力，让人知道了他们基础创新能力。所以，我对华为的印象，是面向应用的大军团作战能力。可靠、数字化、产品力是表现，持续的创造性，扎到根的零部件制造能力（包括赋能合作商芯片制造，封装能力），科学有效有方向感的导向管理能力，大军团作战的组织能力，都是让人印象深刻而且真的是扎到根，让人生畏的扎到根。 做公司确实该如此，不要喧宾夺主，一家主要靠销售产品存在的公司，主，是产品力，不是营销，所以，本，是脚踏实力，基业长青的产品能力。经常见报，重营销，都非本。小米和华为的对比，小米的基因是营销，华为的基因是产品力。要看行业，要进行分析，这个行业决战因素是什么，比如宝洁，比如矿泉水，饮料，其决战因素确实是营销和品牌形象与信仰，并非产品力不重要，而是最最重要的是营销。所以，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分析的就是每个行业具体的东西。迈克尔.波特的战略咨询公司2012年倒闭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首先要有科学的框架，这需要时间学习，理解体会与落地，但是，要想胜出，这只是基础，对于相同的框架，执行力或者说执行的效果，千差万别，这决定了公司的档次。所以，执行力，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执行的能力，是否能理解到位，是否有全局观念地理解到位，就像中国军队都需要政委，狭隘的理解为权利平衡；有高度的理解，是要有战略高度，战役高度去执行战斗任务。这是第一层意思，主要是认知的能力；第二层意思，是具体执行的效果，包括组织的如何，管理得如何(PDCA)，效率如何，效果如何，是实际结果的输出，不偏不倚，丝毫不怀疑得严格执行行动。要坚定执行命令，100%完成度地执行命令。这个层次，更多强调的是规范的，严格的，指令完成度高的行动。执行层面可以不理解战略战术，但要坚定执行。这个层面，主要说的是指令的执行层面。所以，执行力=指令的理解能力+指令的执行能力。

通常，精确的方法是通过量化单个层或连续层的小块来操作的。 逐个量化权重，并调整剩余权重是有效的 1. AdaRound方法（Nagel等人，2020年）通过退火一个惩罚项来计算数据依赖的舍入，这鼓励权值向与量化水平相对应的网格点移动 . 2. BitSplit（Wang等人，2020）使用残差的平方误差目标逐位构建量化值， 3. Adabara等人，2021)进行直接优化 直接的估计。 4. BRECQ（Li et al.，2021）将Fisher信息引入到目标中，并联合优化单个残差块内的图层。 5. 最佳的大脑量化( OBQ)（Frantar等人，2022年）概括了经典的最佳脑外科医生（OBS）二阶权重修剪框架 OBQ按量化误差的顺序，逐个量化权重，总是调整剩余的权重。而这些方法可以对高达1亿≈pa的模型产生良好的结果 在几个GPU小时内，将它们扩展到更大的网络数量级是具有挑战性的。

2月25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由《财经》杂志、《财经智库》、财通汇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经济重构中的财富管理态势”上分享了关于养老金政策体制的看法与建议。

周小川指出，以未来均等统筹进行测算，简单进行拉平，按照现有财务体制以及老龄化趋势、转轨需要加大覆盖面的趋势来看，未来国家统筹养老金的水平是比较基本的，需要个人账户养老金加以支持配合，才能使养老保障达到更满意的水平。

“考虑到现实和理性假设之间的差距，更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办法，要避免简单的单一化、要算总账。”周小川认为，如何让退休人群形成合理预期，从而对退休做出合理计划，还要和整个改革转轨结合在一起研究。

对此他提出五点看法和建议：

第一，不回避难题。

第二，不要认为养老问题还有拖延的机会，以后再做选择会更艰难。

第三，要注意治本，至少治标治本相结合。

第四，养老金的研究任务和挑战巨大。中国人口多、有着几乎是世界上最突出的老龄化趋势，再加上转轨，养老金缺口更大一些。

第五，我国的养老金预筹资金，总数有好几万亿，但从国际上看，为方便比较，如果把各国GDP作为一个参照系来看的话，多数国家预筹养老金的总量约为GDP的 50%-100%，有的国家超过100%；中国的这个比例较低，约10%以下，有人说6%，也有人说2%到3%。

周小川表示，我国现有的养老金基础并不太好，未来挑战大，要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客观研究，更好地应对老龄化、体制转轨和未来养老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以下为发言实录：

周小川：各位 参会代表，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财经》组织的这次专业性的论坛，也感谢姚余栋先生主持本节养老金方面的讨论。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推进之下，我们国家在养老金政策体制和具体管理方面有了新的举措、新的进展，特别是去年推出了个人养老金制度，这也向研究界、学术界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

各研究机构对此高度重视，有的从社会人口的角度，有的从财经的角度，有的从政策体制的角度，都做出了很多研究，提出了意见。在这些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我个人也愿意就一些初步的意见和大家进行交流。

这个讨论的角度，可以侧重养老金作为财富管理的内容，也可以侧重养老金的政策体制安排。我先从后者说起，如果有时间，后面也愿意跟大家讨论管理方面的问题。

首先，在个人养老金政策制度安排之下，大家都有所行动、有所进展，同时也希望能够提供更强有力的激励机制。

在讨论激励机制的时候，我先用一个理性假设。所谓理性假设，就是我们假设这个激励工作主要面向未来要退休的人，他们会根据现有的数据和政策，对自己终身的财务做一个比较理性的估算。因此可以了解到，未来政府或国家给安排的统筹养老金大概有多少？是否还有一些缺口？缺口是不是通过个人积累能加以解决？

当然，非常充分的理性估算也可能做不到，主要是因为未来不确定性比较大。所谓理性假设，大致就是有一个测算来指导当前的行动，以及响应国家制度安排给出的个人养老金计划。

中国的一个现实情况就是人口多，同时养老金面不断扩大。总体来讲，由于老龄化，养老金资金池很容易有缺口。这种情况下，国家统筹安排的养老金是保基本，不会太高，或者说比较大的缺口会较大程度依靠个人养老金加以补充。

如果基本的测算条件没有跟未来的退休者交代清楚，在过去体制的惯性下，他们会觉得反正退休以后国家都管了，何必要再搞一些个人预筹？企业也会觉得，何必再为职工操这份心？因此，为了给理性的个人养老金管理提供一个好的测算条件，要把这些事情说清楚。

理性估计的一个基础，是基于目前在国际上提出的LFS概念——全生命周期的财务保障。按照这个概念测算，在不同的平均预期寿命条件下，退休以后的生活水平和大约占退休前收入的70%、80%。现在给未来退休者的测算条件，跟公众的沟通，我们做的还是不够；我们讨论的激励机制，还存在一定缺陷。

从社会上的讨论来看，我们新推出的制度是好的，但激励机制偏弱。这其中有两个问题可以讨论：

一是现有个人所得税还存在一定缺陷，有太大比重在不交个人所得税的范畴内。其实这是可以改变的，当然这不是一日之功。绝大多数人都需要交税，但由于各种因素，比如人口、家庭负担、养老金等等，再采取扣除或退还的办法，这方面还需做出改进。

第二，我们忽略了一个激励机制。在很多国家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划中，个人和企业是混合缴纳的，绝大多数是同比例，个人缴纳8%，企业或者雇主有另外8%加以配合。从职工的角度看，他总觉得自己缴了8%，个人账户总额立刻翻了一倍，这种激励作用是很大的。

从企业的成本角度看，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内容。原则上，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并不是企业主或者雇主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部分钱给雇员做个人养老金预筹，而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会显现出激励作用。

为什么说这个激励机制在中国没有显示作用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障的钱已经用于现收现付了，这笔钱已经用掉了。这跟制度转轨存在的缺口有关系。我国企业缴纳的数量并不少，不是8%，而是16%，前几年是20%。20%这个缴纳水平使得企业的成本负担过重，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后来下调了4个百分点，变成16%，16%也是个相当高的水平。

我们后面再讨论一下，是否有可能使用这种措施，大大提高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吸引力。

我们需要考虑现实条件和理性假设之间的差别，像讨论许多经济问题一样。最开始我们说过，理论上有完善的市场假设，但实际中我们要考虑市场还是有一些特殊性。现实条件和的理性假设是有差异的，差异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群体差异。在中国，群体差异可能比在其他经济体更加突出。我们从建国以来开始施行养老制度，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是一种类别，企业职工、国有企业是一种情况，大集体、小集体各不一样，后来有了私人企业，也是另外一种安排。

中国的农民基数比较大，农民基本上没有做养老保障的安排。后来又有说法说，土地就是农民的保障，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完全明确为政策安排。因此，这些群体差别也必须考虑到。

即便人们是理性的，处于不同的群体，对未来的测算也会很不一样，很难用一个简单化的理性假设覆盖各种情况。

第二，代际差异。由于改革转轨中的制度安排变化很多，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年轻人、毕业刚刚工作的人，其理性程度和他们测算的基础有很大差异。

第三，人不会都是理性的。养老金是一个未来的问题，有些人考虑较少，到中老年快退休的时候才会考虑较多，个体差异也比较大。

也就是说，我们设置养老金计划，是希望未来的退休人群能够理性考虑，同时对国家统筹计划、企业计划做出更好的配合性的响应。但现实和假设是有差距的，所以必须区别对待各种情况来加强对公众的沟通，通过这种沟通，让体制的好处更好地得以落实。

如果忽视这些差别，退休以后大家都采取同样的安排，这是不太现实的。同时，如果想要统一，也涉及到现有的以非货币化的各种激励机制，如果不立即生效，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从宏观测算上来讲，也是这样。以未来均等统筹进行测算，简单进行拉平，按照现有的财务体制以及老龄化的趋势、转轨需要加大覆盖面的趋势来看，未来统筹养老的水平是比较基本的，或者说国家统筹的养老金比较低，需要个人账户养老金加以支持配合，才能使养老保障达到更满意的水平。

当然也有人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到那时候，可以延长退休年龄，也可以提高企业的缴纳比例。

虽然延长退休年龄是有空间，但不是想延长多少年就延长多少年，这涉及到平均健康水平和老年人的生产力，企业也会在成本上有所考虑。企业的比例也不是随意调整的，之所以将企业社保供款从20%调到16%，是因为与企业竞争力相较，企业财务成本负担过重。

应该说，个人8%+企业8%处于中位数水平，企业缴纳20%太高了，即便16%在全球也是非常高的水平，而且这个16%不能计到职工的个人账户，就没起到对职工劳动报酬的激励作用，这些都会影响企业竞争力。因此，对企业竞争力的考虑也是不够。

我们考虑到现实和理性假设之间的差距，更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办法，要避免简单的单一化、要算总账，有很多工作要做。

有很多差异，是源于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体制转轨之前，工资占的比例不太高，有住房、医疗、养老保障，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存在着一种收入和成本关系的扭曲。价格、成本、收入之间是一种扭曲，是一种不真实的关系。

因此，在改革过程中，也不可能做得太快，到目前为止，仍遗留了不少问题。如何让未来的退休人群形成合理的预期，对退休做出合理的计划，还要和整个改革转轨结合在一起研究。总的来讲，劳动报酬应该和生产力挂钩，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设计政策。

我们再回到企业养老保障供款，这部分究竟去哪儿了？刚才说现收现付，由于老龄化，由于转轨形成的养老金缺口，这部分钱主要是现收现付，其中20%或16%是企业供款。

这并不是初衷，从过去的计划经济色彩的养老制度安排，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初步提出了“三支柱”的养老，那时候提出社会统筹、个人账户、商业性保险，有了“三支柱”的初步概念。

后来有一些试点，最开始的试点是8%+8%，个人缴8%，企业缴8%。企业的8%理论上是应该进个人账户的，后来因为企业还需要缴纳养老统筹现收现付的部分，8%+8%有点额外的负担，后来在很多省又有所降低。同时企业供款的部分，有很多都被用于现收现付了，因此形成的制度，实际上跟最开始的初衷是不相符的，等于是一种被迫挪用的概念。

这能不能校正回来？如果当前感觉激励机制不够，希望加强激励机制，能不能把企业供款部分改回来，作为个人账户的供款？也不是不可能，国际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

总之，现收现付这块的缺口由什么填补？大致上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企业配合个人养老金计划供款部分是虚的，也就是名义账户，记上账，但没有实钱，作为财富管理也没有真的钱可以拿去投资，但它是一个渐变过程，从最开始的空账，名义账户逐渐会做实，未来还是有希望的。这个过程中，钱的回报率基本上按照国债的回报率进行测算，这是一种办法。

另外，中国二十年以前就开始讨论，是否能够把一部分国有资产，特别是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还原为养老金。也做过一些制度方面的安排和尝试，虽然步子比较小，问题比较多，但还是应该作为一个题目继续研究，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的。

由于中国企业养老金部分用于现收现付，时间长了以后，形成一个“三支柱”的概念，跟国际上“三支柱”概念是有差别的。我们的一支柱是政府安排的，二支柱是企业安排的，三支柱是个人的、是商业性的。这和国际上普遍用的情况有差别，世行和OECD用的“三支柱”，和后来为了细化说的“四支柱”、“五支柱”的概念有差别。

为什么需要参照国际上“三支柱”的定义？养老金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中国几十年、一百年一个周期才能得出实践的经验，在没有及时反馈的情况下，国际经验变得比较重要。我们做的事到底不对、好不好、还应该如何改进，很大程度上可以进行国际比较，跟国际上的定义最好有一致性或接近。我们注意到，前两年有些官员、学者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总之，养老金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个人的意见有五个：

第一，不要回避难题。

第二，不要认为这个问题很长期，还有很多拖延的机会，以后再做选择会更艰难。

第三，要注意治本，不要只治标，至少治标治本相结合；不要身体有病不去治病，以为止疼药多吃一点就解决问题了。

第四，我们养老金的研究任务和挑战巨大。中国的基础并不好，人口多，老龄化特别严重，几乎是世界上最突出的老龄化趋势，再加上转轨，可能缺口更大一些。

第五，我国的养老金预筹资金，从总数上看有好几万亿，不是个小数，但从国际上看，为方便比较，如果把各国GDP作为一个参照系来看的话，多数国家预筹养老金的总量约为GDP的 50%-100%，有的国家超过100%；中国的这个比例较低，约10%以下，有人说6%，也有人说2%到3%。

这些都说明，我们现有的基础并不太好，所以未来的挑战是很大的，还是要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客观研究，一定要更好的应对老龄化、体制转轨和未来的养老问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就先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全文根据现场视频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郑秉文

明知有阻力

为何还要改革医保个人账户？

目前，医保账户改革在全国多个省份正在陆续开始执行，这是自1998年职工医保制度建立以来“史上最大改革”，涉及到全国3.54亿参与职工医保群众的利益，牵涉面广，在各大媒体平台上可以看到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甚至遭到一些质疑和反对。明知有阻力，中国为何要建立门诊共济制度？为何要改革医保个人账户？老百姓的整体的医疗保障水平，到底是因此番改革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下文将予以解答。

医保个人账户改革的背景与初衷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简称“职工医保”）建立于1998年，其基本模式是“统账结合”，社会统筹部分体现的是社会共济和社会公平，个人账户部分追求的个人缴费积极性和制度的可持续性，这是当初在吸收很多发达经济体医保制度的不同特征情况下，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保制度。

2月12日，山东滨州市黄山街道，见埠村村民购药后在卫生室医保服务站点报销。图/视觉中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这两部分基金结余逐年增加，到2021年底，社会统筹基金是1.8万亿元（含生育保险，下同），个人账户基金1.2万亿元，二者合计将近3万亿元之巨。个人账户基金的增长很快，累计积累的规模越大，潜在的问题就越明显：

一是，不能用于家庭共济，只有账户持有人才能用它去支付门诊，如果家庭其他成员中有年长者或长期用药的慢病患者，账户持有人就不能在家庭中进行相互调剂使用。

二是，也不能用于统筹地区范围在门诊上的统一调剂和共济，这样不同家庭之间个人账户基金积累失衡的情况就难以解决，个人账户资金的效率大打折扣。

三是，在目前增值保值的政策下，积累资金越多，贬值就越明显。各地个人账户余额计息方式存在差别，有的按银行同期居民活期存款利率计息，有的按3个月整存整取存款利率计息，还有的按一年期银行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息，但利率都明显低于CPI，存在贬值风险，账户资金规模越大，损失就越大。

四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疾病谱的变化，退休群体支付的医药门诊费用在整个社会的占比越来越高，个人账户天文数字的资金如不盘活，从全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就存在福利损失，尤其对患有慢病、多病的长期服药的退休人员来说，他们的账户资金不够用，还需自费填补，负担较大。

五是，规模庞大的个人账户资金存在较为严重的套现和滥用问题，甚至出现“盗刷”医保账户、购买保健品的骗保情况。

为此，国家政策面和学术层面多年来一直在讨论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改革问题。在疫情期间，国家医保局组织多次召开论证会，会上大家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认为个人账户要加强家庭共济、门诊共济、社会共济，这是一个大趋势。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这是建立医保制度以来发布的级别最高的文件，明确提出“逐步将门诊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范围，改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建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为落实该文件精神，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14号文）。

医保个人账户改革的性质与本质

此次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个人账户“家庭小共济”，在家庭成员范围内拓宽个人账户资金使用用途。二是调整个人账户计发办法，实现“门诊大共济”。改革后，在职职工个人缴费2%仍然进入个人账户不变，但原来单位缴费中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纳入统筹基金，建立门诊统筹基金；退休人员仍不缴费，但统筹基金划入个人账户部分平均大约降至2%左右（大致相当于平均养老金的2.5%左右，各地略有差异），与在职职工的调整逻辑保持一致，都有所下降，下降的部分进入并建立门诊统筹。

小共济和大共济的改革性质是我国职工医保的门诊制度从个人积累模式向门诊互助共济模式转变，改革目标是提高个人账户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小共济引入“家庭效率”，通过大共济实现“社会效率”，解决“有病的不够花，没病的花不完”的问题，发挥个人账户的“社会保险”本质，让个人账户回归“社会保险”的本质。

在医保制度中，个人账户资金是保险资金，是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利用一部分个人账户返款建立门诊统筹基金实现保险的大数法则，虽然个人账户资金额度减少了，但“置换”的却是更多的门诊看病开药的报销额度，个人并没有“吃亏”，只是诸多的个人权益实现了“置换”。这种“权益置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权益置换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置换。原来的个人账户返款全国平均每月能有两三百元（各地存在差距），改革后减少到一百元左右，真金白银由多变少，这些都是确定的。不确定的是，改革后门诊报销“权益”明显提高了，报销额度增加了，报销的范围扩大了，但就个人而言，要实现这个权益置换就须是去看门诊，不看门诊就不能实现这个置换，这就存在不确定性，健康的人群因此会觉得不如改革前那样个人账户能够获得较多的现金更实惠，觉得改革“吃亏”了，这时就必然倾向于选择确定性。

第二个权益置换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置换。在生命周期中，劳动年龄人口正处于青壮年阶段，不太容易得病，看门诊不多，而退休人口年弱体衰，看门诊的次数和花费都多于劳动年龄人口，所以，劳动年龄人口不可能为了看病而看病，觉得眼下难以实现未来利益的权益置换，有点“吃亏”。问题在于，放在整个生命周期的长远角度看，人人都要变老。即使在退休职工那里，相对于六七十岁的低龄老年人来说，多病慢病长病在七八十岁高龄老年人那里更是大概率，他们更需要门诊共济的保障机制。但那毕竟是“概率”，还不是眼下，自己眼下还没那么“老”。

第三个权益置换是账户资金支配权与门诊就医保障权之间的置换。1998年建立医保制度时，我国人均GDP还不到7000元，而现在已达人均8.6万元；当时还没进入老龄化社会，而现在不但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已经到了第二阶段“深度老龄化”社会，且疾病谱发生了变化，慢病逐渐成为威胁生命健康的重要风险。

因此，25年前医保制度的设计是普通门诊不予报销，轻门诊重住院，侧重于保大病、保住院、保重症等。而现在，到了大病小病共保、重病慢病共保、住院门诊共保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享有门诊费用补偿是更高级的医保制度，是提高医保待遇水平和医保公平性的表现，是保障参保人权益、避免小病拖大病和带来更大经济负担的制度进步。

建立门诊统筹共济基金将产生门诊与住院的替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小病大治、小病住院的住院率“虚高”的快速增长，有助于提高患者及时就诊率和降低患大病的潜在风险，有助于降低个人住院费用支出，有助于缓解大医院拥挤，大医院可将更多资源用于解决重病大病和疑难杂症，等等。总之，改革后，参保人让渡一定的个人账户返款将可获得门诊就医保障权，这个置换将改善慢病保障不足、提高慢病小病费用分担水平、整体改善门诊就医质量。

医保个人账户改革的误读及其原因

既然医保门诊共济和个人账户改革是一件能够提高医保整体水平的大好事，为何近期在各大媒体平台上会引发社会舆情，甚至遭到一些质疑和反对？究其原因，我认为：

第一，部分政府部门工作作风僵化。在过去几年里，部分政府机关自扫门前雪的现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担心引发社会舆情的心理仍时有发生，有些机关作风僵硬，语言僵化，多一句话也不敢说，导致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出台要面对塔西佗陷阱。

第二，有关部门政策解读、宣导不及时，不积极。本来，此次账户改革设置了三年过渡期，但基层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做好政策解读和宣导工作，没有对“三个权益置换”进行深入解读。在政策出台后，部分基层主管部门的官宣仅使用标准的表述摆在官网上，没有深入基层群众中开展政策解释和宣导工作，绝大部分市民接受的是一小部分群体的片面理解和个体解读，羊群效应最终导致形成一种社会舆论。面对社会舆情，一些地方政府不敢理直气壮地正面解释，逐渐失去了主动性。

第三，由于统筹层次低等原因，医保制度严重碎片化，全国统一宣传提纲难以制订，并没有进行试点。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医保统筹层次低，改革前，各地对个人账户的返款标准和金额不尽一致；改革后，中央文件只规定基本原则，退休人员的个人账户返款各地的做法和标准存在一些差异性。制度和政策的碎片化现象，导致退休人员个人账户返款高低不平，在没有进行试点的情况下，这也成为引发社会质疑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四，在宣导解读不充分的情况下，当“心理账户”遇到个人账户改革，改革的底层逻辑在现实中就会遭遇严重冲突。本来，三个“权益置换”显示，从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出发，医保账户改革理应受到社会的追捧和欢迎，因为改革后既可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又可实现社会福利最优化。但是，现行的个人账户已经存在25年，在参保人那里已形成一种固定的“心理账户”。前几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提出的“心理账户”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从行为经济学来解释就会看到，在直观的第一个“权益置换”面前，25年形成的“心理账户”受到严峻挑战，宣导不到位会导致上面和下面之间出现“认知不协调”，“确定效应”（certainty effect）就成为人们的行为根据，行为经济学是讲究试验的，曾有试验结果显示，多数人会选择确定的“收益”和“好处”，而不会去选择“赌一把”。此次账户改革实际上也是一次“社会试验”，证实了“心理账户”的存在及其定势的力量，它形成了与现实中个人账户的对峙，当账户改革与“心理账户”不一致时就不可能导致出现“理性选择”。如果宣导到位，人们就会“透过现象”看到第二个“权益置换”的长期“收益”，如果将此次改革的底层逻辑讲深讲透，让人们进而能够理解还有第三个“权益置换”，现实中的冲突就会更小一些——当然，第三个“权益置换”是政府的制度目标。

家庭共济制度设计有很大优化空间

目前的门诊共济制度有一些方面还需要优化。比如，定点药店买药不能纳入共济报销，慢病患者需长期服药，如果只能到定点医院排队挂号，由医生开方拿药，每次到医院都要排好几次队，使用的药基本都是固定的那几种，远不如直接在外面零售药店购买方便。若将零售药店也纳入共济报销范围，就更加人性化了。

再如，目前的家庭共济不是彻底的家庭共济，规定一个家庭只能指定一名成员的账户供其他家庭成员共济使用，且要到医保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在系统里进行设置，如要变更家庭共济成员的主账户，须到医保部门重新办理变更手续，很不人性化。彻底的家庭共济应是家庭成员之间完全还可以互用，没有条件约束。现实中，在医院以外的社会药店买药直接使用医保卡即可，这些家庭共济的限制有时又是形同虚设的。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2023年伊始，接连召开的地方“两会”与地方政府“开年第一会”就稳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问题做出了部署，表明了积极推动一季度开门红和全年经济好转的务实、进取态度。当前，全国31个省市均已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了2023年的GDP增速目标和具体工作安排。地方政府对2023年经济走势的预判如何？2023地方经济发展的抓手有哪些？

2023经济发展目标大多在5%-6% 　　（一）GDP增速目标：区域分化明显，各地方政府对2023年经济发展务实但积极

1、区域间GDP增速目标分化

31省市中，GDP增长目标最高定为9.5%最低定为4%，区域间GDP增速目标分化明显。当前，“十四五”规划进入攻坚阶段，全国31个省市均已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2023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做出了部署。其中，GDP增速目标最高的是海南省，预期增速为9.5%。国家疫情防控战略调整后，海南的旅游产业热度不断攀升，并进一步带动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在疫情影响逐渐消退的预期下，海南省2023年增速目标远超全国平均水平。除海南外，增速目标在6%以上的还包括西部地区西藏（8%）、新疆（7%）与宁夏（6.5%），中部地区江西（7%）、安徽（6.5%）、湖南（6.5%）与湖北（6.5%）。其余省（市、区）的增速目标则在6%至4%之间。北京与天津增速目标全国最低，仅为4.5%与4.0%。

纵观各地经济发展目标，相比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形势判断更为乐观。一方面，在新发展格局下，内需得到了充分重视。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转变为在关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关注国内市场建设。中国统一大市场腹地的中、西部地区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全球加息潮导致外需萎缩明显，特别是在欧美发达经济体衰退风险加大的预期下，对外贸依赖度更强的东部省市经济增长受到影响大。

2、与2022年相比，21省市GDP增速目标下调，地方政府的发展预期相对务实

与2022年的增速目标对比，全国31省市中仅有4省调高了GDP增长目标。其中，新疆将GDP增速目标上调了1%，海南、黑龙江与重庆分别上调了0.5个百分点。上海、吉林、江西、湖南、西藏和内蒙古6省的GDP增速目标与2022年持平。其余21地区均将GDP增速目标下调了0.5至1个百分点。各地方政府对今年的经济预期相对谨慎务实。

3、所有省市2023年目标增速均高于2022年实际增速，反映进取一面

受疫情冲击影响，2022年部分省市增速放缓明显。经济工作会议将“稳增长”放到更高位置，并将“稳信心”与“扩内需”作为稳经济的重要突破口。会议指导下，政策总体预期是宽松的，市场风险偏好也将相应上升。从数据上看，2023年各地方GDP增速目标均高于2022年实际增速。海南、吉林、西藏和上海的GDP增速目标高于实际增速较多，分别高出了9.3%、7.9%、6.9%和5.7%。增速目标上调幅度较小的甘肃、福建、陕西和山东也分别高出了1.5、1.3、1.2和1.1个百分点，反映出政府换届完成后积极进取的一面。

（二）地方财政增速目标：大多地区与GDP增速目标保持一致

大多数地区一般公共预算目标定在5%-6%左右。在已公布一般公共预算增速目标的24个省份中，海南、新疆、湖南及安徽的增速目标相对较高。其中，海南与新疆分别将目标增速定在15%与10%，是目标增速最高的两个地区，均在10%及以上。湖南和安徽的目标增速分别为8%与7%。最低的是陕西、天津与北京，目标增速分别为3%、4%和4%。其余省份的一般公共预算增长目标基本设定在5%-6%之间。

大多数地区一般公共预算目标与GDP增速目标保持一致，仅有少部分省市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略高或略低于经济增速目标。其中，海南、新疆、湖南及安徽四地一般公共预算增速目标高于经济增速目标，分别高出5.5%、3%、1.5%和0.5%。陕西、宁夏、山西、云南、河南、福建、广西、北京8地区一般公共预算增速目标比GDP增速目标略低。其中，陕西低2.5%，宁夏、山西、云南和河南略低1%，其余地区均略低0.5%。

与2022年相比，2023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目标有所提高。主要原因在于2022年初有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安排。减税降费退税导致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数低，因此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目标比2022年略高。其中，海南目标增幅最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目标上升5个百分点。云南、湖南、新疆和吉林也分别将目标提高了4至2个百分点。31省市中仅有浙江、山西、甘肃、河北、四川和上海6地将一般公共预算增速目标下调了0.5至1个百分点。

（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信心较足，但对消费增长仍持谨慎态度

从投资看，各地区2023年投资增速目标较高，地方政府投资增长信心充分。在已公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的22个省份中，目标最高的为海南和新疆，分别设定在12%和11%，均在10%以上。天津的固定资产增速目标最低，仅为3%。其余省份大多将目标设定在6%至10%之间。与2023年GDP增速目标及2022年投资增速目标对比，2023年的投资增速目标处于较高水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增长”及财政“加力提效”的政策引导下，各地方政府对今年的投资增长抱有较大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普遍上升的背景下，天津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下滑明显，由2022年的8%下降至2023年的3%。2015年以前，天津通过城投平台有息债务筹措了大量建设资金，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未带来产业快速发展。2015年以后，城投有息债务增长接近停滞，2015-2021年年均增速仅0.1%。同时，天津市债务风险相对较大。2021年天津债务率达到205.1%，位居全国第1。天津市地方政府主导投资的财政空间相对有限，一定程度上制约天津市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从消费看，相比2022年，大部分地区对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目标略有下调，虽疫情影响逐渐好转，但地方政府对消费大幅增长仍持谨慎态度。在已公布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目标的19个省份中，新疆的增速目标最高，为12%，也是全国唯一消费增速目标在10%以上的地区。其余地区大多将目标设定在10%至6%之间。其中，湖北、福建、海南、云南和甘肃对当地消费增长预期较为乐观，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目标设定在10%。宁夏与浙江则相对悲观，消费增速目标仅为5%及4.5%，不及当地的GDP增速目标。与2022年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目标对比，已公布的19省份中仅有6地上调了2023年的消费增速目标。虽疫情影响逐渐好转，但地方对消费大幅增长仍抱谨慎态度。

工业生产方面，各地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目标较去年变化不大。在已公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目标的15个地区中，新疆与云南的增速目标最高，为9.0%。随后为江西、重庆与宁夏三地，增速目标为8%。广东与浙江的则较为保守，增速目标为全国最低，仅为5.5%。与2022年相比，除贵州大幅下调3%，新疆与重庆上调2.5%及2%以外，其余地区工业生产目标增速调整较小，浮动均在1%以内。

此外，各省份物价和就业预期目标较为一致。25个公布物价预期目标的省份，均将物价预期目标设定为3%。在已公布调查失业率目标的省份也均将目标设定在5.5%上下。

2023年地方“全力拼经济”六大关键词 　　2023年是全面贯彻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关键一年。一般而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各地方在会议指导下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在两会中提出2023年的政府行动计划。2022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的工作总基调是稳中求进。同时，会议也提出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和安全两大统筹，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努力实现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和社会大局稳定。在此指导下，各地方政府也在地方两会及“新年第一会”中对产业发展、内需回暖、稳增长、防风险等方面做出了部署，具体举措主要从促消费、稳增长、强产业、扩开放、防风险、惠民生六大方向展开。

（一）促消费：举办主题活动、建设商圈物流、挖掘农村市场

在新发展格局下，内需得到了充分重视。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放在经济工作重点的第一条。在地方两会的经济工作计划中，辽宁、吉林、江苏、重庆等地区将扩大内需放在了2023年工作重点的第一条。上海市及江苏省也在“新年第一会”中着重部署了提信心、扩需求的相关工作安排。具体举措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在城市形成消费商业集聚，围绕推动打造当地主题品牌购物节并加快商圈建设。二是扩大消费群体、推动消费下沉，由推动物流体系建设、推动电子商务下乡等展开。

各地促消费的主题活动颇具地方特色。贵州省提出要常态化开展“多彩贵州扶商助旅促消费”行动，开展“黔酒黔菜美食季”等主题活动。江苏主打“苏新消费”四季主题购物节、“水韵江苏”文旅消费季等活动品牌，山东省预备发力“黄河大集”活动，预备打造黄河文旅消费品牌。

在商圈物流体系建设上，各地也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有特色的建设方案。如贵州省计划以贵阳市为中心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江苏省则联合南京、苏州和徐州三地，提出了提升南京、苏锡常和徐州“三大商圈”的建设方案。

此外，今年地方政府也将消费下沉作为促消费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同时，与之相配套，建设贯通县、乡、村的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体系也是江苏、山东、西藏、新疆等地的重点工作内容。

（二）促投资：重大项目储备、财税金融配套、营商环境建设

稳增长工作是近两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促消费与促投资则是稳增长工作的两大重要抓手。2023年，各地方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浙江、重庆、辽宁等地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将促投资放在2023年经济工作首要位置。在“新年第一会”中，也有安徽、广东、云南、新疆等地强调了促投资的重要作用。具体措施主要解决项目来源、资金来源及项目经营三大问题：

一是做好重大项目谋划、储备、推进工作。山东主要发力绿色低碳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表示要大力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聚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谋划实施15000个左右省市县三级重点项目，并且，深化基础设施“七网”行动，加快交通强国示范区建设，交通投资完成3100亿元以上。吉林省项目预备围绕“六新产业”“四新设施”展开项目，提高储备项目成熟度，为项目开工建设创造条件。云南与福建也在“新年第一会”中着重部署了2023年重大项目推进工作。

二是发挥财政引导带动投资的积极作用，完善财税、金融、产业等配套措施、机制。譬如，辽宁省提出要从省产业引导基金、贷款贴息等政策工具、结构性金融工具三角度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融资需求。广东省重点关注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财政工具，同时预备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

三是改善营商环境，激活民间投资。如山西省提出要形成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常态化，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支持民间投资项目参与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加强民间投资融资支持。吉林省的“新年第一会”更是以“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项目建设”为主题，多角度部署了当地营商环境建设工作。

（三）强产业：升级旧产业、布局新产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增量提质

产业升级是今年地方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综合来看，2023年升级旧产业、布局新产业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是地方政府促进地区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式。

一是积极主动升级旧产业。部分地区有传统产业占比高的现象。这些传统产业往往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在实现传统发展模式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有必要逐步完成旧产业的淘汰。旧产业的技术升级也是实现产业更新换代的路径之一。煤炭化工产业重地山西省就提出要完成煤电机组“三改联动”1600万千瓦，加快现代煤化工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同时建设风电光伏五大基地，推进氢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开发利用。

二是前瞻式布局，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在升级旧产业的基础上，地方政府也就产业发展做了前瞻式部署。福建省主要聚焦新材料、新能源、生物与新医药等领域，提出要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并支持宁德打造世界级动力电池产业集群。安徽省提出要围绕十大新兴产业开展强链延链补链。江苏主攻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 。湖南省也在“新年第一会”中强调了要以健康湖南建设为引领构建大健康产业目标。

三是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扩规模、提质量。今年，全国有14省在两会中提出要推动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通过促进研发设计、信息软件、商务会展、运维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更好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

（四）扩开放：设施、政策、营商环境等多点发力

对外开放是双循环战略的组成部分，也是地方政府2023年重点工作内容之一。纵观各地两会报告，扩开放的举措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是贸易便利化建设，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此举主要是可以帮助减少贸易双方的运输成本、产品技术标准管理等成本。河南省的工作围绕郑州国际机场展开，预备推进郑州机场三期扩建，建设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贵州省则提出要扩大贵阳国际陆港集疏运能力，加密中欧班列，拓展中老铁路货运。边疆民族地区新疆主要依托口岸经济，一方面提升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等口岸的铁路集疏运能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中吉乌公铁多式联运，稳步实现国际航班常态化。

二是政策对接，搭建RCEP、一带一路、东北亚经贸合作先行区等多边或双边贸易伙伴关系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各省份的区位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各地扩开放的战略支点也存在鲜明地方特色。譬如位于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对外开放战略定位沿着中国—中南半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展开，主要是以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政策推动开拓东南亚、南亚市场。位于东部沿海的福建则重点关注港澳台贸易伙伴关系，提出要深入拓展国际友城交流，扩大闽港闽澳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侨为桥，以侨引侨、以侨引外。

三是持续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抓好营商环境，大力推进招商引资。譬如，有16个地区均提出了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审批，不断优化地区营商环境。有9地区表示要进一步优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为各类企业营造更好经营环境。

（五）防风险：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科学疫情防控、提升公共治安

一是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对地方债务、虚拟货币、房地产企业债务、非法金融活动等风险做好处置应对。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各地方政府对政府债务风险表达了关注，共有17个地区表示要有效防范、处理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湖南省提出要坚持举债有度、用债有方、还债有源、管债有法，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处置和化解债务存量，坚决防止违规举债、虚假化债。贵州省主要从债务责任出发，指出要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系统解决和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体制机制，积极稳妥扩大县级化债试点。

二是科学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科学精准优化防控措施。落实好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各项措施，着力保健康、防重症，顺利渡过流行期，确保平稳转段和社会秩序稳定。

三是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管控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风险，做好安全生产和社会治理，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提升农贸市场、学校食堂等重点场所监管水平，排查整治企业和家庭安全隐患。

（六）惠民生：稳就业、强化公共服务

一是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多省提出要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一方面，健全援企稳岗扩就业政策，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强退役军人就业保障，抓好零工市场建设，强化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另一方面，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系列计划，加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设。二是强化公共服务。办好公平优质教育，推进医疗体系改革、发展文化产业，兜牢民生底线，实施民生工程，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责任编辑：张帆(ZN005) | 版面编辑：李东昊(ZN042)

2023年2月1日，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规则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不仅是主板注册制改革，是全面注册制改革，包括了各板块，首发、再融资、并购重组、发行交易、持续信披等内容的全面改革，板块的重中之重是上交所、深交所主板，核心的变化是选择权交给市场，信息披露质量成为灵魂。这次改革，毫无疑问将对二级市场带来深远影响。总体看来，以下几方面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一、能上能下将成为常态化标志 　　全面注册制改革，相当于企业干部制度的“能上能下”改革，也相当于市场对上市企业的360测评。监管和市场各归其位，因此该发行的就会发行，该退市的也要退市，对于炒壳、炒新类投机将产生遏制作用。

实际上，在试点、过渡期间，很多变化已经发生。比如2022年A股市场首日破发比例是28.8%，而2021年仅为4%。2022年A股退市家数再创新纪录达到46家，2020年为16家，2021年为23家，再往前追溯的话，平均每年不到3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变化。相比美股6%的退市率，A股2022年退市率不足1%，尽管由于地方政府出于发展经济天然的“保壳”冲动，退市率短期大概率不会出现美国趋势，退市的选择权回归了市场。壳资源不再是香饽饽，“买壳”的冲动也将面临降温。港股市场是A股的镜子，因为内地公司比重足够大，2022年港股IPO破发率是59%，有 47家（主板37家）上市公司被港交所以上市规则除牌，17家（主板15家）私有化及自愿撤回而退市。

二、A股港股化，专业机构投资和价值投资时代正式开启大幕 　　注册制后，优质的上市公司和高声誉券商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容易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即强强联合，不断受到市场认可。而绩差的上市公司风险大，券商也不敢像以往那样徇私舞弊。这些绩差的上市公司将逐步被市场边缘化。同时，注册制全面实施也将会从根本上改善制约中国股市的一个顽疾——只进不出，今后绩差上市公司退市的风险将会大大增加。持有这些股票的投资人遭遇重大损失的风险也随之加大。这种现象也称为A股港股化。

注册制改革后，市场机制成为IPO的天然紧箍咒，不必担心IPO家数大幅度上涨的情形。说白了，得有人买单才可以。2022年在香港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共238家，主要是主板，其中137家为首次递表，当年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的有 102家，不到一半。A股开始走向成熟市场，当然也会开始具备港股化、美股化的特征：一是机构投资者比重将逐步提升，专业机构“抱团”现象在一段时期内可能会强化。二是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成长性成为最重要的验金石，战略思维型董秘将炙手可热。三是长期价值投资必然回归。但并不是便宜的股票一定会得到市场追捧，成长性好的中市值股票可能成为是调研热门。而机构投资人比重的提升，使得投资更加趋向长期化和专业化。四是市场“进退之间”，股市“二八”分化也成为可能趋势，垃圾股将在寒风中悲鸣，游资炒作将风险巨升。

还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注册制推行后，原核准制下隐性的23倍限制已逐渐被打破，新股发行市盈率出现分化。这也反映出股票发行市场对于IPO定价趋于理性，市场定价机制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承销商及市场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质量的公司给与不同的IPO定价。新股不败神话将被打破。在核准制下，打新无风险几乎成为市场共识。实施注册制之后，这一局面发生改变，高估值的IPO很容易破发给打新投资带来亏损。未来，投资者如想要在这个市场长期活下去，请远离垃圾股的博弈，拥抱性价比高的绩优上市公司。

三、中介机构声誉也将成为投资判断更重要的参照系 　　低声誉券商承销的股票上市首日涨幅相对高于高声誉券商承销的股票。描述IPO首日涨跌幅的概念是IPO抑价，由金融学家Logue于1973年首次提出，当时称为“新股发行之谜”。学界成因解释主要分为信息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和政治经济制度三类。其中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接受度较高：IPO企业、投资者和承销商三类市场主体之间存在信息差，为了对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进行补偿，吸引投资者积极参与认购新股，股票发行人不得不降低IPO价格，由此产生IPO抑价现象。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承销商声誉和IPO价格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信誉高的券商承销股票时容易获得相对较高的发行价。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监管政策下，券商失责成本较高，市场对声誉高的券商相对信任，愿意接受更高的承销价格。

对于准备持有一年到二年以上时间的股票投资人，选取高声誉券商承销的股票投资收益相对较高。承销商声誉与企业IPO后的长期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高声誉券商承销的股票在一年到二年以上的时间投资收益高于低声誉券商承销的股票。这主要是因为两方面原因。1）承销商声誉机制兼顾了激励与惩罚，声誉优良的承销商会更积极维护自身声誉，发挥自身优势在承揽业务阶段对发行企业进行甄别筛选，承接高质量、低风险公司的IPO业务，此类公司在IPO后一般有更好的市场表现。2）鉴于高声誉承销商更容易获得较高的发行价，优质公司IPO时也会倾向于选择高声誉券商。

总的来说，低声誉券商承销的股票上市首日涨幅相对高于高声誉券商承销的股票。但从2、3年或以上的周期来看，高声誉券商承销的股票会获得更高的相对收益。高声誉券商在注册制下承销业务将占优势：一方面他们容易获取更多的业务，另一方面也容易获得更高的融资额。

四、后注册制改革时代市场展望相对乐观 　　（一）美国和印度实施注册制后市场走势都是乐观的

美国注册制前的行情和当前的A股非常相似。美国1933年注册制实施前经历了经济危机，经历了33个月的股市暴跌（1929年9月—1932年6月）道琼斯指数终极顶点、低点：381.17点、44.1点。跌幅：89%。1933年实施注册制以来经历了1933~1937年的疯牛和1937年~1942的慢熊，之后迎来了一轮百倍的上涨慢牛行情。

中国注册制前也经历了一场大熊市的挤泡沫；2015年后走了4年多的大熊市，估值回到历史熊市底部区域。2019年科创板正式实施注册制，之后创业板也逐渐实施注册制，这期间经历了三年结构性牛市，2022年再次出现股市暴跌，估值下跌回到历史底部。今年全面实施注册制主要针对主板市场。很明显现在的A股和当时美股的非常相似，美国股市的注册制实施也是从熊市见底开始（1933年），在牛市里慢慢过渡的。

印度1992年首次施行IPO注册制以来，不仅IPO数量暴增，退市的公司数量也不断增长，资本市场开启了优胜劣汰的时代。此外，在印度实施IPO注册制以来，主要的股指SENSEX30从1992年初不到2000点，到2022年底的63583点，累计暴涨了近30倍，开启了30年大牛市。

（二）中国实施注册制采取的是稳中求进策略，市场心理准备充足

A股市场全面实施注册制，是在各方面条件都成熟的背景下实施的。我们是在科创板、创业板等实施注册制之后，平稳过渡的。注册制并不是放低门槛，不审查，随便上市，近几年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审查力度并不低。只是将应当由市场判断的，交给市场，权力放到交易所；另外对企业的判断，尤其是企业的估值不再由监管确定，而是交给市场判断。但基本的上市门槛并不低。

结合目前国内外经济情况预期，A股有望走出一波大的行情。这一点代表聪明资金的北向资金似乎更加敏锐。近期北上资金持续流入抢筹，节奏类似2018年底2019年初。

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23年美国GDP增速为0.5%，日本为1%，欧洲为0，中国为4%。从目前各省市“两会”公布的数据分析，中国2023年GDP极有可能在5.5%附近，从全球主要经济体角度来看投资机会在哪里，不言自明。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校外硕士生导师

（图片来源：东方IC）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梁冀 兔年春节后开市首周，资本市场翘首以待的一个大事件——全面注册制“鸣锣”。

2023年2月1日17时左右，证监会发布《中国证监会就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主要制度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这意味着，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

自2018年11月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被提出，注册制改革就进入启动实施阶段。2019年起，陆续经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试水，如今已经走过四个多年头。2023年开年，全面注册制提上日程，A股的历史长河将开启一段新的里程。

自2019年7月科创板开市，注册制试点正式落地，到2020年8月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再到2021年11月北交所开市，注册制改革稳扎稳打，只待啃下主板这块最后的“硬骨头”。而证监会在通报中也强调，此次改革的重中之重是上交所与深交所主板。

华东某头部券商人士告诉经济观察网，其所在的公司于去年四季度已将主板股票涨跌幅限制从10%放宽至20%的系统设置准备完成。此前，双创板与北交所注册制运行情况良好，主板注册制改革也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只待证监会正式宣布在沪深主板实行注册制。

多名受访的中介机构人士向经济观察网表示，主板注册制改革将与当前的双创板保持一致，最明显的变化则是发行人、中介机构与监管层之间的沟通将全部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公开披露，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理念。此外，在当前双创板试点注册制的过程中，监管层更多地发力以现场检查和现场督导为主的事中监督，并进一步强化事前审核，这有别于依赖事后检查的西方式注册制，也是具备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的“有特色的机制安排”。

平安证券策略团队认为，全面注册制落地后，主板有望扩容，企业赴A股上市意愿增强且更加多元化，但IPO审核将更加严格。IPO上市渠道打开后，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或成为下一阶段资本市场改革的主要任务，退市力度将进一步加大，以匹配市场扩容。以双创板经验看，市场生态会更加统一，个股分化现象更加显著，指数有效性增强。此外，注册制配套设施也有望进一步完善，例如信披制度、交易制度、会计制度以及事后惩戒制度等。

公开征求意见

2月1日，证监会表示，近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为抓好《总体方案》的落实，中国证监会就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涉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等主要制度规则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总的看，经过四年的试点，市场各方对注册制的基本架构、制度规则总体认同，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科技创新的功能作用明显提升，法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发行人、中介机构合规诚信意识逐步增强，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更趋完善，市场结构和生态显著优化，具备了向全市场推广的条件。

证监会表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主要标志是：制度安排基本定型，覆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覆盖各类公开发行股票行为。这次改革将总结试点注册制经验，推广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进一步完善注册制安排。一是优化注册程序。二是统一注册制度。三是完善监督制衡机制。

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制度规则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等证监会规章及配套的规范性文件，涉及注册制安排、保荐承销、并购重组等方面。沪深证券交易所、全国股转公司（北交所）、中国结算、中证金融等同步就《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业务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2月1日就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答记者问时表示，审核注册机制是注册制改革的重点内容。此次改革对发行上市审核注册机制做了进一步优化。总的思路是，保持交易所审核、证监会注册的基本架构不变，进一步明晰交易所和证监会的职责分工，提高审核注册的效率和可预期性。同时，加强证监会对交易所审核工作的监督指导，切实把好资本市场入口关。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市场备受关注的审核、注册环节和主板交易制度方面，《征求意见稿》系列制度均有所界定。

在交易所审核环节：交易所承担全面审核判断企业是否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的责任，并形成审核意见。审核过程中，发现在审项目涉及重大敏感事项、重大无先例情况、重大舆情、重大违法线索的，及时向证监会请示报告。证监会对发行人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板块定位进行把关；在证监会注册环节：证监会基于交易所审核意见依法履行注册程序，在20个工作日内对发行人的注册申请作出是否同意注册的决定；证监会将转变职能，加强对交易所审核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监督。

在改进主板交易制度方面，主要措施为一是新股上市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二是优化盘中临时停牌制度。三是新股上市首日即可纳入融资融券标的，优化转融通机制，扩大融券券源范围。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这次改革从主板实际出发，对两项制度未作调整。一是自新股上市第6个交易日起，日涨跌幅限制继续保持10%不变。主要考虑是，从实践经验看，主板存量股票及新股第6个交易日起波动率相对较低，10%的涨跌幅限制可以满足绝大部分股票的定价需求。二是维持主板现行投资者适当性要求不变，对投资者资产、投资经验等不作限制。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后，在放管结合方面总的思路是，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在“放”的同时加大“管”的力度，督促各市场主体归位尽职，营造良好市场生态。

市场变化

从审批制到核准制、再到注册制改革，A股新股数量愈发充裕。2022年，A股上市公司总数突破5000家，新增上市公司428家，年内新股融资额创历史新高。

市场融资越发顺畅，新股融资总额走高让资本市场更加发挥直接融资功能。此外，以往的新股“三高”神话破灭，市场发挥了越来越多的定价作用。

其间的生态变化影响着打新链条的每一个主体。在注册制改革过程中，市场上出现了重博弈、轻研究的定价模式，询价新规出台后，发行人与承销商权重获修正，新股密集破发也有利于发行人募集合理的资金金额，中介机构则更为审慎地选择IPO项目，共同提升A股上市公司质量。

注册制试点过程中，新股维持快节奏发行，受理审核加速的同时，也出现了IPO排队的现象。据申万宏源统计数据，2022年1至9月，IPO项目“受理-发行”周期较2021年同比缩短13%，“受理-发行”周期则为同期核准制的97%。一位华南审计人士也告诉记者，双创板注册制试点过程中，证监会注册用时已超过交易所审核用时，且问询更加严格细密。

2022年中，IPO排队数量一度超过千家。IPO大排长龙凸显企业申报热情之余，也显示监管层审核力度依旧从严。证监会此前表示，随着注册制的实施，排队现象反映出市场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有关方包括发行人、中介机构等对注册制的内涵与外延理解不全面、对注册制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关系把握不到位、对注册制与交易所正常审核存在模糊认识，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申万宏源研报认为，首先，注册制强调将投资价值判断归位给市场主体，改革带来的市场化理念有效解决了过往我国资本市场面临的缺位、越位、错位难题，各类主体归位尽责的良性资本市场生态正在加速形成。其次，注册制强调以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来推进市场透明、公开和公平交易，保证信息的易得、易解，尤其是提升个人投资者对相关信息的获得感，进而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再者，注册制在放开准入的同时强调市场退出，借助宽进宽出的竞争机制来不断提升市场活力，近年来退市节奏加快，市场筛选效应逐步显现。最后，注册制在推进审核下沉的同时强调事中事后监管，借助法律制度的规范来提升市场法治化水平。

券商“加压”

“全面注册制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式的注册制，而是指主板市场向股票发行注册制的过渡。”上述华东券商人士表示，双创板注册制试点早已落地，未来主板市场将向双创板看齐。从目前的工作情况看，中国的全面注册制并非西方式的交易所履行形式审核、证监会完成注册程序，而是交易所履行全面的实质审核、证监会履行对重点问题的实质审核，这也呼应了证监会主席所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文内“在一二级市场平衡、板块错位发展、投资者保护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有特色的机制安排”的表述。

该券商人士告诉经济观察网，未来主板IPO的问询与回复等发行人、中介机构与监管之间的所有沟通都要完成披露，与目前的双创板IPO保持一致。当前的科创板与创业板网站显示，除企业招股书与监管层反馈意见外，其他双方之间的沟通细则-包括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回复意见、申报会计师回复意见、律师补充法律意见书等全过程问询与回复也予以公开披露。

他介绍称，注册制实行后，发行人、中介机构与监管之间的所有沟通都需以书面形式向公众披露，这就要求券商在保持专业之余，还需考虑文件的可读性，撰写工作则要求更为细致规范，以便市场投资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企业质地。与此同时，券商的工作量也有所加大，并同时面对来自监管与投资者及舆论的压力。此前，券商与监管层之间尚有面对面沟通的空间，但注册制实行后，口头汇报将逐渐失去意义。

当前，IPO企业仍面对现场检查与现场督导的高压监管态势。华南某“四大”审计人士告诉经济观察网，当前来自现场检查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被抽中的企业一旦存在财务状况无法满足发行条件、持续经营能力不佳、财务状况不符合规范等情况，中介机构往往会知难而退，这也是导致当前IPO尤其是创业板IPO撤回比例较高的原因。

上述华东券商人士指出，要完成从核准制到注册制的跨越，需考虑到券商、会计所和律所等中介机构的执业水平能否满足注册制的要求。从监管的角度看，当前国内的投资者保护机制也待完善，比如股票发行的各个环节是否存在漏洞、事后检查的威慑力是否足够、恶意造假的发行人与中介机构赔付能力等等，这都需要一个过渡的过程。从投资者角度看，当前市场上仍有相当比例的投资者认为监管层须把好关，而成熟投资者应根据信息披露对企业质地独立判断、对投资行为自负盈亏。他表示，即便是更为市场化的债券市场，项目爆雷后仍有大量投资者要求机构兜底、监管介入，投资者教育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中介应变

不仅是券商，在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中，同为中介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也在面对新变化。前述审计人士告诉经济观察网，相较于券商，会计所的工作变化并不十分明显，主要的变化还是在于信息披露的要求明显提高。

“注册制下，监管意见反馈公开透明了很多，在提交注册阶段，会计所回复证监会与交易所的问询都需公开披露，全流程的工作都会被同行所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同业之间相互看齐，提高执业水平。”该审计人士说道，不过，会计所并不像券商一样履行保荐责任，也无需认定企业是否符合科创板的科创属性要求或创业板的三创四新要求，自己的压力更多的来自现场检查。

他向经济观察网解释称，被抽中现场检查的企业，需要进一步接受监管检查，压力也会传导至作为中介机构的审计所，比如税务说明、审计报告等，监管函也普遍要求相关事务请审计师核查并签字。

该审计人士还表示，对于一些质地较差的企业，遇到现场检查，审计所有时会选择知难而退。这也在客观上改善了一些低质量企业上市圈钱的情况。这也反映在注册之后IPO，尤其是创业板IPO撤回比例升高的现象上。

他表示，相较于券商和律师事务所，会计所受到的影响较小，更多的是监管通过企业向审计所传导压力。一是反馈意见会进行披露，二是现场检查的比例在加大，企业与券商的工作压力会加大，继而影响到会计所的工作。

在他看来，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交易所同样监管严格，监管与企业、券商、会计所与律所之间秉持默认信任，只需满足形式审核后即可在证监会注册，完成上市。国外往往有着极具震慑力的法律法规，国内资本市场在此方面仍待进一步提高。

与审计所一样，同为中介机构的律所也面临工作中的新变化。2022年10月10日，富创精密（688409.SH）登陆科创板，成为首单由律师撰写招股书的IPO项目，其3750万元的法律费用更是创下A股历史新高。资料显示，富创精密的保荐机构为中信证券，中介机构还包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等。

2022年1月，证监会发布《关于注册制下提高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质量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律师可以会同保荐人起草招股说明书，提升招股说明书的规范性。”

一位供职于华东某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表示，在撰写招股书方面，律师的表述会更为严谨专业，无效及重复表达减少，富创精密的招股书只有273页，明显低于市场平均水平。此外，券商作为保荐机构，与企业具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可能存在为企业粉饰数据的动机。券商作为总揽责任的中介机构，也会秉持安全第一的理念，不会太侧重招股书的可读性。在引入律所的竞争后，中介机构各方之间都会更卖力一些。

该律师还介绍称，为企业撰写IPO招股书，需要律所调拨专项团队来完成。作为新的盈利点，未来逐渐会被行业重视起来。

植德律师事务所撰文表示，中国IPO制度正在从核准制走向全面注册制，注册制的核心在于信息披露，旨在弱化监管机构的价值判断职能，要求投资人对投资风险买者自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尽管招股说明书既具有民商法上的意义，又具有行政法上的意义，但是前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招股说明书披露的信息已成为投资者通过诉讼方式维权的主要依据之一，因此，厘清招股说明书在民商法上的法律性质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修订后的《证券法》以及康美药业案判决来看，未来资本市场的民事责任将远远大于行政责任，但市场主体撰写招股说明书的实践远没赶上立法和司法的步伐。如果厘清了招股说明书民商法上的意义，更进一步明确了招股说明书实质构成投资合同的陈述与保证条款，那么也就可以理解律师在撰写招股说明书中的重要作用，因为如何作出陈述与保证才能在最有利于买方获取想要保障的同时，又界定清楚卖方的责任边界，这正是商事律师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重塑监管

注册制改革是一场涉及监管理念、监管体制、监管方式的深刻变革。证监会表示，注册制改革是放管结合的改革。总的思路是，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在“放”的同时加大“管”的力度，督促各市场主体归位尽职，营造良好市场生态。

证监会强调，在前端，坚守板块定位，压实发行人、中介机构、交易所等各层面责任，严格审核，严把上市公司质量关。实行注册制并不意味着放松质量要求，不是谁想发就发。特别是要用好现场检查、现场督导等手段，坚持“申报即担责”的原则，发现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违规嫌疑的，及时采取立案稽查、中止审核注册、暂缓发行上市、撤销发行注册等措施。同时，科学合理保持新股发行常态化，保持投融资动态平衡，促进一二级市场协调发展。

在中端，加强发行监管与上市公司持续监管的联动，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进一步压实上市公司、股东及相关方信息披露责任。畅通强制退市、主动退市、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多元退出渠道，促进上市公司优胜劣汰。严格实施退市制度，强化退市监管，健全重大退市风险处置机制。

在后端，证监会表示保持“零容忍”执法高压态势。认真贯彻《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建立健全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执法司法体制机制，严厉打击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严重违法行为，严肃追究发行人、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责任，形成强有力震慑。

2023年，在全面注册制改革的东风加持下，实现开门红的A股会如何演绎，值得拭目以待。

文｜财新周刊 许雯

“如果问我，人口负增长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它只是一个消息，早晚会来的。”对于预料中的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教授郑真真这样评价。

2022年，中国人口开启负增长——即便中国近年迅速滑落的出生人口和生育率数据，早已预示这一天的到来，但当靴子真正落地的刹那，依然令舆论震颤，更有不少人直呼“见证历史”。

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披露最新人口数据：2022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低于全年1041万的死亡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0.60‰，全国人口141175万人，较上年减少85万人。

“几十年来大家都一直在预测，中国人口什么时候会从内在的负增长转换为显性的负增长。”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感叹，除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口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处在正增长状态，但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逐渐逼近零增长和负增长，2022年如预期中出现人口负增长并不惊讶，但依然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拐点，“我相信在人口发展方面，2022年注定是会被经常提起、写入历史的一个年代。”

多位人口学者判断，中国人口数量已达到峰值。人口负增长是既定的必然趋势，不可逆转，未来可能某一年或某几年伴随增长和反弹，但长期看人口减少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总体看，由于人口负增长惯性内在规律的作用，未来我国人口负增长将是长期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许颖认为，根据出生人口监测数据估算，“十四五”时期中国年度出生人口会有所波动，预计“十五五”（2026—2030年）以后，将进入稳定人口负增长时期。

2021年5月12日，北京，家长带孩子在公园里玩耍。低生育率、低增长或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在21世纪将要面对的挑战。图：Kevin Frayer/视觉中国 　　专家预计，中国人口负增长短期温和，逐步加速。据张许颖及其团队成员的研究，依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普”）数据，经过多情景模拟测算，预计“十四五”时期人口年均减少80万，“十五五”期间人口年均减少230万，2031—2040年均减少370万，2041—2050年人口年均减少620万。相对14亿人口，2035年之前中国人口缩减规模较小，减少态势平缓。但长期来看，人口负增长不断提速，预计2050年之后，会出现年均减少1000万的情况。

伴随人口负增长时代开启，长期看，中国人口总体规模将开始下降。这意味着什么，又将带来什么改变？

出生人口为何持续下降 　　在人口负增长到来之前，中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起已持续走低，至2022年跌破1000万，已不及20世纪90年代初期2000多万新生人口的一半。有学者形容中国人口形势这样的剧烈变化是“人口塌陷”。

究其成因，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认为，育龄女性规模不断减少应放在首位。

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育龄女性规模从2010年以来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3.7亿下降到2020年的3.2亿和2022年的3.1亿。2017—2020年，育龄女性人数年均减少567万，其中对于出生人口贡献最大的20—2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年均减少540万。这也是上世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的“独生一代”，即常说的“80后”和“90后”年轻女性人数比“70后”明显减少。

女性结婚年龄推迟是另一重要原因。近10年来，女性初婚年龄加速推迟。陈卫介绍，“七普”数据表明，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2010年的24岁上升到2020年的近28岁。

这导致结婚女性数量明显下降，进一步减少了出生人数。2010—2020年20—24岁女性已婚比例从32.5%下降到19.6%，25—29岁女性已婚比例从78.4%下降到66.8%。全国结婚登记人数连续8年下降，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至2021年的764万对，减少了43.3%。其中，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万人下降至1158万人，减少了51.5%。

已婚女性生育率近年也在持续下降。陈卫称，2010—2017年已婚女性生育率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但是2017年之后转而下降，进一步压低了出生人数。

新冠疫情也对婚育行为产生一定影响，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和出生人数。陈卫认为，在疫情冲击下，很多人尤其年轻人的就业、收入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被迫延后或取消婚育计划，心理健康也受到冲击，例如疫情可能造成孕妇焦虑，导致流产增加。

在前述表象之外，究其根本，导致中国近年出生人口下降的内在深层原因是民众生育意愿低迷。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中国妇女的生育意愿可能是全世界最低的，不仅低于西方国家，也低于日韩等生育率极低的国家。”陈卫指出，尽管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但是生育意愿高于更替水平，但中国的生育意愿也大大低于更替水平。

已有诸多研究数据揭示这一结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於嘉等发表的论文《中国居民理想子女数量的宏观影响因素》指出，中国居民的理想子女数量很低，其均值在全球最低范围内。另据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80后”和“90后”女性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82个和1.66个。

这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陈卫认为，中国女性生育意愿较低与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快速的经济社会变化，对影响生育决策的一系列因素产生很大冲击，其中生育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成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照料负担过重阻碍着家庭再生育意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指出，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养老和抚幼的责任几乎全部回归家庭，“上有老 下有小”，加上工作压力，这种预期或现实造成了婚育人群“恐婚”“恐育”的心理，焦虑感被传递和放大。

生育养育孩子的现实经济压力也摆在每个家庭面前。陈卫称，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越来越高的养育费用、公共托幼服务的缺位和市场养育服务的高成本让家庭“生不起”“不敢生”。尤其是全社会高度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家庭对教育存在过度追求的现象，学区房、课外辅导等精养型的孩子养育方式使得孩子的养育成本非常高。

更无法避而不谈的是，中国女性还在普遍遭受“母职惩罚”。陈卫指出，社会对女性存在“母职+公职”的双重期待，而市场环境对女性不友好，对女性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就业、升职等歧视，一方面加剧工作与家庭冲突，另一方面也带来就业和经济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

经济增长能否持续 　　无论成因为何，中国人口负增长已成既定事实。“中国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将开始双下降，势必引发人们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力短缺的双重担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童玉芬一语中的。

首要的问题是，迈向人口负增长后，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持续增长？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厚莲分析认为，短期内，人口负增长的经济影响是温和的；但长远看，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冲击，对经济系统的抗风险能力产生影响，这需要有足够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治理能力提升来应对不利影响。

他更进一步分析称，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要素，既是消费的主体，又是生产的主体，通过需求侧、供给侧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

从需求侧看，一方面，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消费的群体规模缩小，对食物、住房等基本需求带来“下降效应”；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能力提升、消费结构变化，社会消费需求产生“增长效应”。当增长效应超过下降效应时，总消费需求便不会下降。短期内，人口负增长平缓变动，经济需求依然会不断增长。

从供给侧看，人口负增长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产出，而是通过劳动力供给，以及劳动力与资本投入、技术进步等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来影响经济产出。虽然人口负增长时期劳动力供给下降，但经济对劳动力需求也会下降，同时资本投入、科技创新、要素配置改革等形成替代，经济生产能力依然会继续提升。

纵观国际经验，刘厚莲的结论是——人口负增长并非经济衰退的决定性因素，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增长能够并存。

他和研究团队观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13个国家人口负增长和经济增长事实。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在经历人口负增长时经济依然保持增长，总体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高而经济增长率低。例如，对于高收入国家的日本、意大利，经济增长率在1%左右；低收入国家的乌克兰、波黑等超过3%；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不久的匈牙利、罗马尼亚甚至达到5%。另外，部分国家则先出现人口负增长，而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比如，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

“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负增长并不会阻止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刘厚莲认为，从人口负增长后经济仍实现增长的国际事实来看，人口负增长时期的经济增长更加依靠劳动力质量提高、科技创新、要素配置等新动能。

劳动力短缺隐忧 　　与经济增长并存，另一重担忧在于：今后中国劳动力是否会伴随着人口负增长出现严重短缺和不足？

实际上，中国劳动力下降早于人口下降，已延续十年，它不仅是人口负增长的前兆，且会伴随人口负增长的到来和发展继续下降。童玉芬介绍，2012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达到了10.06亿的峰值，随即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劳动力负增长，到2021年已经降至9.49亿人，每年大约减少712.5万人。

她预测，随着人口负增长趋势出现和持续，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会继续下降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大概到本世纪中期甚至之后，同时劳动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也会继续老化，如果不考虑国际移民，相当时期内中国劳动力持续减少不可逆转。

劳动力虽然持续减少，但规模依然很庞大。从国际经验看，童玉芬指出，世界其他先行国家发展过程中，没有发现总人口负增长会立刻引起劳动力人口的进一步急剧下降。“我个人认为中国劳动力下降不大会出现劳动力的总量短缺，与其关心劳动力数量会不会短缺，不如更关注劳动力质量。”

如何利用窗口期，更合理地调动存量劳动力，应提早做打算。童玉芬认为，人口负增长时代，可以通过加快促进劳动参与率来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尤其是老龄人口中的低龄人口在今后一段时间还比较丰富，需要提高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利用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呼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劳动力自由充分地迁移流动，发挥现有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

具体而言，段成荣分析称，中国地理情况、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劳动力、土地、资本在地域空间上配置不均，现实中，劳动力尤其是其中的流动人口，并没有享受到同流入地户籍人口对应的就业、教育、住房、生育、公共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均等服务。这也就使得劳动力并不能充分地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制约了劳动力充分地发挥其自身的人力资本。

据此他认为，在过去传统的人口规模红利已经式微的情况下，必须破除过往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让劳动力自由、充分地跨地区流动。“把现有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充分地运用起来，这将是我们有效应对人口负增长带来的种种问题时，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最重要的举措”。

更长远看，段成荣认为，政策制定者应利用窗口期，提早为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进行制度设计，这也是不少发达国家应对劳动力短缺的解题思路，“比如我们未来可能短缺哪些领域的人才、满足什么条件可以引入。”

政策和社会规范需主动求变 　　“人口变化是事实，本身不应该是问题，不认识到人口变化会导致什么社会经济后果才是一个问题。”郑真真认为，当务之急在于如何适应人口负增长态势，预期到这种变化可能带来的挑战，制定应对策略。

前瞻性的应对准备尤为重要。郑真真提到，中国的很多政策、制度以及社会规范和家庭传统习俗，都是在人口具有高生育率和年龄结构相对年轻时形成的，已经明显不适应当前人口发展和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需要及时作出调整和改变。

以家庭传统习俗为例，她认为近年兴起的“两头婚”即是传统婚俗因应“独生一代”的嬗变。“两头婚”最早兴起于江浙一带，夫妻双方结婚后通过协商来达成婚姻的平衡，例如孩子跟谁姓、住男方家还是女方家，男女双方或者双方家庭基于平等，达成的一种长期契约。

政策支持应更加积极和超前。面对严峻人口形势，为提振低迷生育率，中国已从抑制性生育政策向支持性生育政策转变。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出台，提出一系列支持生育配套措施，涵盖生育、养育、教育、税收、住房、女性权利，如试点育儿假、研究婴幼儿照护费用抵扣个税等。但短期内，刺激生育效果暂未显现。

时隔一年，2022年8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围绕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善生育休假和待遇保障机制等七个方面，完善和落实20项具体支持措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茅倬彦认为，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还在起步阶段，基础较薄弱。各地政策在实施力度、执行难度和落实难度各不相同，政策执行的衔接性以及内容设计的精细程度还有待加强。

茅倬彦提到，近年来中国人口形势出现婚育年龄推迟、同居率上升、离婚率提高等新变化，带来新的生育问题。例如婚育年龄推迟提高了高龄高危孕产妇数量和比重，相应提高了孕产医疗费用，如35岁以上高龄产妇必须做“羊水穿刺”或“外周血游离DNA”检查，平均价格在2500元左右；婚育年龄推迟也使不孕不育问题凸显，增加了不孕不育治疗和辅助生殖技术服务需求和费用。目前医疗保险尚未将这些费用纳入报销范围。

段成荣期待，改善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尤其生育相关的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流动夫妇的生育意愿。他通过对以往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流动的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特别是在中国流动人口的主体乡-城流动人口中，其生育意愿高于城市本地户籍人口。但流动人口处在人户分离的状态，相关服务和措施还不能很好满足他们对于生育的需求，因此流动人口相对较高的生育意愿同生育行为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他认为，通过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举措，具体来说，让流动人口能够享受到同城市户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完善基于家庭视角的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通过构建流动人口的生育支持、流动女性育后的就业保障以及婴幼儿照料的政策机制，可以把流动人口这一部分没有实现的生育意愿变成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助推生育率的提升。“我曾经大概做过一个测算，把这部分能够真正实现起来，可能有0.1甚至更多一点儿的总和生育率的提升。”

低生育率、低增长或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在21世纪将要面对的挑战。郑真真认为，中国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高速增长转变至即将到来的负增长，这种“压缩”式的变化发生在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无疑会带来更大的冲击力，“人口负增长将是中国的人口现实，未来其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家庭的影响，都不可低估并应及早准备应对。”

【财新网】“Paxlovid最夸张时炒到什么程度？‘新十条’后，有人给北京现货开价5万块一盒。”药品经销商杨明说。

Paxlovid是美国辉瑞公司研发的新冠口服药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的商品名。其三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未接种疫苗的新冠感染者在出现症状5日内服药，28天内的住院及死亡风险可降低89%。目前还没有其他药物能够超越这一数据。2022年2月，中国药监局附条件批准Paxlovid进口注册。8月，Paxlovid本土化生产开始推进，确定华海药业为辉瑞在中国内地销售的Paxlovid提供制剂委托生产服务，但目前国内的药物仍为进口。

2022年11月底12月初，中国防疫政策迅速转向。随着11月11日《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二十条”）和12月7日《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新十条”）相继发布，全国疫情封管控区陆续“解封”，各地感染及重症高峰随之到来。不但退烧止痛等对症治疗药品告急，新冠抗病毒口服药Paxlovid更变得一药难求。（参见财新周刊：《封面报道｜解封进行时》《封面报道｜医院顶住》《封面报道｜缺药求解》）

尽管辉瑞持续加大供应，自费网售渠道陆续放开，北京等特大城市出台政策要求Paxlovid下沉至社区医院，但即便在少数了解Paxlovid且有意求购的中国家庭中，能购买到的也是极少数。

Paxlovid海外代购市场骤然火爆，价格暴涨至每盒1万元以上，“花了钱，很多药贩子还不能确保你什么时候拿到，也说不清药从哪儿来的，”杨明的合伙人王诚说，“市场变得很乱。”

直到2022年12月底，中国方面有意加大进口力度。当地时间1月9日，辉瑞首席执行官Albert Bourla在美国旧金山摩根大通医疗健康年会上表示，该药品的对华出口量近期大幅增长。在2022年，辉瑞向中国出口数千个疗程的药物，而在最近几周，这一数字增至数百万。

不过，虽然该药品在北京等大城市允许社区医院医生开方，但对于用药者的限制条件高于药品说明书建议的60岁以上或其他相关基础病患者满足一条以上高危因素即可考虑用药，要求无论有何种基础病，都必须满足年龄在65岁以上的要求。一些仍有需要的人士涌向“京东”“美团”等渠道寻求互联网医院开方，但每日定时限量的药品令“抢购”链接很难登录。（参见财新网《谁有资格在社区开到新冠口服药？｜大流行手记（1月4日）》《解药｜新冠老人求医问药难，其他地区特效药怎么开？》）

本应享受定向供应的基层医院，Paxlovid“下沉”也不顺畅。今年春节前夕，财新走访广东多家乡镇卫生院，不少医院管理人员、一线医护都称尚未接触过新冠口服药。有的县级医院拿到少量新冠口服药，但迫于供应紧缺，这些药物只能用于重症、危重症病人，尽管新冠口服药在感染早期，尚未发展成重症之时服用才能更好发挥效果。（参见财新网《阿兹夫定降价纳入医保 抗新冠药物如何下基层？》）

2023年1月8日，Paxlovid在华医保谈判失败，意味着医保报销将只能持续到3月31日。与此同时，进口事宜并不顺畅。有知情人士透露，目前Paxlovid的实际需求远大于统计数据，官方正在积极推动华海药业的产能，希望每月至少生产百万份以上，但工信部方面收集到的需求量很少，仅仅几十万份量级，和市场感受相去甚远。（参见财新网《独家｜辉瑞Paxlovid医保谈判基本未降价，报价高出局》《“后新冠时期”医用产品如何满足需求？｜大流行手记（1月15日）》）

“正版药”的紧缺至今仍未彻底缓解。而药商对于这一形势早有预判。2022年上半年，杨明和王诚开始在大中华地区贩卖一款印度药企生产的Paxlovid“仿制药”，其商品名为Primovir。后来，另一款印度“仿制药”Paxista也开始在市面上出现。为便于区分，买卖者常根据包装盒设计的不同，分别称其为“绿盒”“蓝盒”。

一般所谓仿制药，是指在原研药（创新药）专利到期后，或受到原研药企授权后，按照其成分和工艺生产出来的药品，原则上剂量、安全性、效力、质量以及适应证均应与原研药基本相同。印度是仿制药生产大国，其药品专利保护政策的执行有独特规定，也常存在漏洞，常批准企业生产“强仿”药，即不经原研药专利权人许可生产的仿制药。2018年上映的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讲述的便是主人公将物美价廉的印度仿制药引入中国内地帮助白血病患者，却违反相关法律的故事。

“11月中旬，似乎有客户嗅到了什么风声，我手上的绿盒现货突然全部卖光了。”王诚回忆。11月底12月初，销量暴增，日销售量比之前“翻了好几倍”。更令他惊讶的是，自己从原厂进货后以不到2000元卖出的药品，一度在药贩子手中被炒到5000元以上，市面上更涌现了比自己预计多得多的“绿盒”。

在高峰期，“蓝盒”“绿盒”的销售者五花八门，包括王诚和杨明这样的经销商，京东、拼多多等网购平台上的代购商，还有许多在社交媒体上卖“散货”的个体电商。个体电商通常找上游的药品批发商拿货，再转手卖给顾客甚至下游销售者，这种不与药品生产源头直接接触的药商常被称为“药贩子”。“做‘药贩子’的门槛很低，看到一些大的网购平台都在卖这个药，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王诚说。

在罕见的暴利下，假药出现了。12月中下旬，越来越多的绿盒消费者和自媒体开始发声，称市面上一些“绿盒”是假货，其中不含Paxlovid的核心成分奈玛特韦。贩卖这款药时，王诚与厂家亲自对接，且委托专人实地看厂、现场提货，并抽检过每一批次药品，一度十分信任原厂药品的质量。但在风波骤起后，他送检了一批2022年12月最新进口的“绿盒”，发现其中存在假货。

郑永新认为“绿盒”假药事件，对这个行业来说“相当夸张”。他也对财新谈到，印度小药企造假的事情，他见过太多，一些药企没有生产能力，但却热衷做中国“药神”生意。浑水摸鱼的人中，不乏造假的印度人，也有和其串通的中国人，甚至有中国人亲自下场，在印度搞一个伪品牌，建地下作坊。

“这就是《我不是药神》的故事里面没有涉及到的：还有很多‘伪药神’。”郑永新感慨。

假药 　　12月初，中国防疫政策转向，医疗机构随即迎来感染及重症高峰。

新冠感染海啸般暴发，能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率的新冠口服药一盒难求——国内定价2980元/盒的Paxlovid，被炒出1万元以上的“天价”，甚至有个别飙升到数万元。

它的两款印度版仿制药Primovir（绿盒）与Paxista（蓝盒）随之大量流入国内，内地售价也从最开始的几百到1000多元，普遍抬升至3000—5000元。对其趋之若鹜的，一边是抢不到原研药的家庭，他们急着为家中的高龄合并有基础病老人备药；另一边是嗅出新冠口服药稀缺性，准备送礼的政商界人士。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十倍暴利刺激下，在印度本土乃至港澳药房都曾流通的仿制药即将拉开造假序幕。

赵玟是求购印度版仿制药的人之一，她家中有4位60岁以上合并有基础病老人。赵玟首次购药在2022年12月23日，通过国内某科技博主代购，“有辉瑞药，现货，三天内发顺丰，2500元/盒”，她付款1万元，买了4盒。发货后她才被告知，并非是原研药，而是印度版仿制药Primovir。

刘俊宁也在2022年12月先后购买了两盒Primovir，都通过某香港经销商。第一次在12月上旬，当时他很谨慎地查看了药品的清关单和质检报告，价格在1500元/盒左右；第二次在12月下旬，价格涨到了1900元/盒。

12月27日，科普博主“凯喜博士DrCash”首次在微博上质疑印度版仿制药有造假行为，并进行了基于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的定性检测。该检测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可以确定药品中是否含有效成分奈玛特韦。经社交平台发酵后，科普博主、公益组织及有资源的个人相继推出了对两款印度版仿制药的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Primovir造假比例达九成以上。1月2日至8日，华大集团CEO尹烨以个人身份，委托华大质谱平台，开展了对印度版仿制药的免费公益检测，其累计完成249份药品检测，其中19份可检出奈玛特韦，230份未检出，造假比例为92.4%。19份可检出奈玛特韦样本包括14份Paxista（2份孟加拉版，12份为印度版），4份Primovir和1份无外包装信息的样本；230份未检出奈玛特韦样本包括173份Primovir和57份无外包装信息样本。

赵玟与刘俊宁都参与了检测，他们都买到了假药。像他们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赵玟曾向卖家求证真假，卖家信誓旦旦“亲自去了印度，还倒贴机票，只是帮助身边熟悉的人”。她在1月4日晚收到尹烨的检测结果：“您所寄送的两份药品经检测均不含有奈玛特韦。”卖家在1月5日回复“不知道这个情况，也解释不了这个情况”，改口称自己也是中间商赚差价被骗，并退还了购药款。

刘俊宁则收到“凯喜博士DrCash”的检测结果：从某香港经销商处，他购买的第一盒是真，第二盒则为假，没有检出奈玛特韦，只检出了奥司他韦。奥司他韦是一种抗流感病毒药物，对新冠并没有疗效。刘俊宁对比了两批药物的外观，他发现，外包装颜色、字体、包装盒上二维码、电话信息以及药片形状存在不同。香港经销商向他解释是“印度的药厂后面拉了一条新的生产线”，言下之意假药是从源头来的，他们卖了很久这个药，不会造假，并退还了购药款。

同一渠道先后购买到了真假仿制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造假 　　不仅消费者，“绿盒”造假风波也让王诚措手不及。

“我在疫情政策转向前就注意到Primovir了。”王诚说。此前，他和“绿盒”Primovir的生产商，印度企业Astrica Healthcare（下称“Astrica”）合作过三款药品。2022年初，他发现Primovir在印度各大药房有售，且销量不错，便想寻求合作。他委托合作伙伴考察了“绿盒”位于印度南部城市海得拉巴的工厂，谈妥了合作事宜，又委托另一持牌医药批发商代其办理从香港海关进口药品的报关事宜。到四五月份，他开始正式接受订单，顾客主要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

王诚参与印度“药神”生意的时间不长，但他曾从不少同行处耳闻印度仿制药行业种种鱼龙混杂之处。据他分析，一方面，即便在印度正规注册生产的仿制药，其质量也可能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存在中国团伙将原料药在印度本地罐装，把假冒伪劣药品伪装成印度产仿制药销往内地的情况。王诚坦言，相当一部分印度药厂提供的各类资质证明，不熟悉印度的人，很难辨明真伪。“我的原则就是，你的药质量好不好，我只看我自己的检测报告。”

王诚采用的方法是，看过印度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后，又在每一批货物到达香港港口后，随机进行抽检。检测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样品是否含有超标的有害物质；二是是否含有两种核心成分奈玛特韦与利托那韦；三是有效成分的含量是否符合仿制药的标准。

Paxlovid实际上是奈玛特韦与利托那韦的联合使用制剂，前者是其核心成分，也是一种新药，后者是一种抗艾滋病毒“老药”。也就是说，Paxlovid及其仿制药的药盒里含有两种药片，一种是奈玛特韦片，每片有效成分含量150毫克；一种是利托那韦片，每片有效成分含量100毫克。疗程内患者每次服用两片奈玛特韦，一片利托那韦，每天服药两次。

2022年11至12月的销售高峰到来后，王诚加大了进货量，共进货三个批次。考虑到市场已出现乱象，他将三个批次的样品分别送往国内几家权威检测公司做药品的定性定量分析，即不仅检测药物含什么成分，还检测每种成分的实际含量。

王诚向财新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综合多种谱图分析，他在12月初送检的第一批药品，利托那韦片中利托那韦单片含量与原研药的差距在25毫克之内；奈玛特韦中奈玛特韦含量与原研药差距在20毫克以内。12月中旬送检的第二批药品，利托那韦片中利托那韦含量与原研药差距不超过60毫克，奈玛特韦中奈玛特韦含量与原研药差距不超过40毫克。

无可争议的“假药”出现在第三批，也就是12月底送检的一批。该批次10个样品中，利托那韦片均检出利托那韦，单片含量在42.9—83毫克间浮动；奈玛特韦片仅有一片检出奈玛特韦，且单片含量只有32.3毫克。假“奈玛特韦片”的主要成分是奥司他韦，一种流感抗病毒药物。它对新冠没有疗效。

王诚说，在检测报告出炉前，自己已经觉察到事情可能不对。“在12月中下旬左右，Astrica给我们供的货开始比他承诺的少，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比他原有生产能力多得多的货物。那时我就猜想，这个厂家可能没那么地道了。”随后，他不再接新的绿盒订单。

王诚回想自己的进货过程：采购人在原厂提货时，会拍摄点货视频；货物从香港海关进口时，有相应的报关单；药品进入中国内地的物流，每一单也有相应的记录。他分析，12月发现存在“假药”的这批货，中途被“掺假”的可能性极低，问题出在印度原厂。

12月底，王诚还自费送检了一盒自购的“蓝盒”Paxista。在此轮印度仿制药造假风波中，多个自媒体博主均表示，网友寄来的Paxista检测含有奈玛特韦，是“真药”。王诚的检测报告显示，Paxista样品中，奈玛特韦片中奈玛特韦比例为37%—38%，单片含量为113.96—117.04毫克；利托那韦片中利托那韦比例为13.5%—14%，单片含量为135—140毫克。

近日，财新联系Astrica和“蓝盒”的生产厂家Azista Bhutan Healthcare（下称“Azista”）,均未得到回应，拨打Astrica官网电话提示处于无法接通状态。据《科创板日报》报道，Astrica公司相关负责人称，其销售Primovir时，原料药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后来随着需求增长，代工厂生产了不含奈玛特韦原料药的Primovir，因此新批次的Primovir是无效的。

王诚告诉财新，他刚与Astrica合作时，只有两家工厂在生产“绿盒”，每日产量在2000盒左右。但在12月中旬，据他从同行处了解，Astrica给中国经销商的供货量远远超过了这一数字。在造假风波发生时，王诚曾多次联系Astrica相关负责人，厂家先对造假予以否认，还提供了一份王诚所拿到的药品都是“原厂直供”的声明。到1月初，厂家才向他含糊其辞地表示，他们后续开了新的生产线。

对印度原厂可能造假，郑永新并不意外。他说，有很多小药企都有一些生意面向中国人，但不见得有自己的生产能力，打着他们的旗号做中国“药神”生意的人，不乏造假的印度人，也有和其串通的中国人，甚至有中国人自己在印度搞一个伪品牌建地下作坊。

而对于印度版仿制药通不过定性和定量检测，郑永新表示“这种不靠谱的事情，我们经历过不止一次。相较而言，印度的上市企业还关注自己的形象与市值，还有点底线，一些小药企完全一点底线没有。”

郑永新所指的不仅是常规意义上的“假药”，他认为即便是在印度国内获批上市的仿制药，也有风险。“审批下来的药，他们自己组成分，给你少加一点，或者是给你替换掉，这种事情我们之前都遇到过。”

王诚还认为，造假的渠道或许不仅是原厂。他检测的Primovir假药中，均含有奥司他韦，这不是非制药工厂可以随意取得的原料。但根据一些自媒体发布的检测报告，一些绿盒“假药”成分是纯淀粉，制假成本及门槛更低。

仿制药何来 　　如果确实是源头造假，在印度可能发生了什么？回到事件最初，这两家印度药企何以能仿制Paxlovid并出口海外？

印度确实有仿制Paxlovid的资格，但前述两款仿制药是否合法合规仍待确认。财新记者12月底给印度药监局（CDSCO）发函了解审批情况，至今未获得回复。“这两款药我在老挝以及印度药监局官网上没查到它们的审批信息。”郑永新告诉财新。

印度是仿制药大国。根据印度品牌资产基金会（IBEF）的数据，印度出口的仿制药占全球仿制药出口量的20%，销往200多个国家，满足了美国40%、英国25%的药品需求。

印度的仿制药传统可追溯至1970年，其推出《专利法》，排除了药品的产品专利，规定药品领域的产品发明不授予专利权，药品价格得以大幅度降低。1995年，印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专利法》几次进行修改，使之与《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的内容一致。

2005年，印度《专利法修正案》由建立了专利强制许可（强仿）制度，即不经专利权持有人许可，也可以批准生产仿制药。该修正案规定，专利授权之日起满三年，基于以下理由，任何人可以向专利管理局提出强制许可的申请，一是向专利权人提出合理的许可使用请求但未获得满足；二是专利权人就其专利产品或方法设置了公众难以负担的价格；三是该专利发明尚未在印度境内实施。

《专利法修正案》还规定，允许印度政府在法定特别情形下，未经任何利害关系人申请而颁布强制许可公告。具体情形包括国家陷入极端紧急情况、社会公众的非商业性使用。

目前在印度售卖的Paxlovid仿制药包括四款，除前述两款涉嫌造假的Primovir、Paxista，还有Zenara生产的Paxzen，与Hetero生产的Nirmacom。

这四款中，只有Hetero的Nirmacom获得了原研药的生产商辉瑞授权仿制，并在印度国内获批紧急使用。Nirmacom每盒定价为5000卢比，约合415元人民币，已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格预审名单（WHO-PQ）中，作为基准供发展中国家采购，是全球首个获此认证的Paxlovid仿制药。

2021年11月，辉瑞与药品专利池组织（Medicines Patent Pool，MPP）签署了一项许可协议，以促进Paxlovid在95个中低收入国家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2021年12月，Paxlovid在美国获紧急使用授权。2022年3月，MPP宣布与全球36家企业签订协议，授权其生产Paxlovid的低成本仿制药，其中包括19家印度药企，Hetero位列其中。

MPP长期与全球原研药企就药品专利自愿许可进行谈判，争取原研药企自愿免费将其药品专利放入专利池中。仿制药企可以向MPP申请专利授权，取得授权后生产仿制药并在中低收入国家销售。但MPP的授权条款中明确规定，得到授权的企业只能在95个中低收入国家商业化其产品，这些国家中包括印度，但不包括中国。

若仿制药企有意向申请专利授权，可在MPP官网上填写一份在线意向书(EOI)，提供制造有质量保证的药品的能力、产能和追踪记录，以及研发、监管合规性和财务状况的详细信息，还有对希望获得许可的产品的具体计划（包括开发、制造、监管计划、分销和预测投资）。

EOI一般在MPP宣布从专利持有人那里获得专利许可后立即开放，通常有三到四周的时间进行在线申请。MPP将对每份EOI进行严格和客观的评估，最终的决策者不知道申请人的身份，每个问题都有一定的权重和最高分，MPP使用标准化的工具对答复进行分级，并选择得分最高的申请人。一家获得授权的仿制药企人士告诉财新，MPP对生产Paxlovid仿制药的数量不作限制。

而除Nirmacom之外，余下三款或都属于强仿。根据公开资料，Zenara的Paxzen已通过一致性评价证明安全、有效，在印度国内获批紧急使用，每盒定价为5200卢比，约合430元人民币。而大量流入中国的另外两款印度版仿制药Primovir、Paxista，财新并未在当地政府官网查询到其获批的信息。不过，一位当地人士称，确实曾在印度药房中看到有这两款药售卖。

财新在印度政府的公司事务部（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MCA）查询到，Astrica成立于2021年8月，注册地在印度海得拉巴，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公司董事为Sateesh Reddy Kadari和Asha Kiran Kadari。工商资料还显示，两名董事自2010年起就一直合伙担任医药公司的董事，最早可追溯至一家名为Asha Analytical Instruments的医疗器械公司。

王诚说，这两人是兄弟俩。1月下旬，王诚从熟悉印度的合伙人处打听到，这两人此前已经移民英国，目前都不在印度境内。

Azista则成立于不丹，财新未能查到官方工商资料。其官网信息显示，Azista由印度企业Azista Industries和不丹企业Druk Holding and Investments合资成立，主要在不丹生产药品，出口到印度和其他国家。MCA信息显示，Azista Industries成立于2014年，注册地为印度海得拉巴。

值得一提的是，Azista Industries的董事之一Srinivas Reddy Male在Hetero旗下的三家企业任职（Hetero Life Sciences、Hetero Healthcare、Hetero Marbles）。1月13日，财新曾致电Hetero的中国办事处，询问Azista与Hetero之间是否有股权关系，工作人员称不知情，且从未在中国销售过Paxista，“它在国内还没批，是一个不符合销售规定的药。”

除CDSCO外，截至发稿，就Paxlovid的两款仿制药Primovir、Paxista的相关情况，财新多次联系MPP及其余获得MPP授权仿制Paxlovid的印度药企，均未获得回复。

在与药品专利池组织（Medicines Patent Pool， MPP）签署协议的药企当中，有5家中国药企也被允许其生产辉瑞新款口服药Paxlovid成分之一奈玛特韦原料药或制剂。5家中国药企分别是上海迪赛诺、华海药业（  600521.SH  ）、普洛药业（  000739.SZ  ）、复星医药（ 600196.SH  ，  02196.HK  ）、九洲药业（  603456.SH  ）。不过，根据协议，即便这几家企业已经生产了有关药品，也不能用于中国销售，而是需要供应获得MPP和辉瑞授权的中低收入国家，按协议价格提供药品，否则即视为侵犯原研企业专利权。

新冠口服药的可及性在多国都属民众关注的重大议题。此前，因不在MPP划定的95个中低收入国家范围内，多米尼加、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曾有声音敦促当地政府将Paxlovid纳入专利强制许可范围，以求合法引入或强仿生产仿制药。

但各国对于强仿药品的决策都十分谨慎。在不少专家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关贸总协定的有关知识产权协议有明确规定，其中的TRIPS协约(Agreernnt on Trade-Related Aspets of Intell ectual Propey Rights,简称)于1994年在摩洛哥签署，要求成员国对于药品等产品的专利必须严格保护。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药品研发需要付出巨大成本，毫无约束的强仿会伤害药企创新的热情。

代购之痛 　　印度版Paxlovid仿制药流入中国，有关部门已开始行动。

1月16日，国家药监局网站发文称，要加大对制售涉疫药械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其表示，针对近期市场上出现的非法销售来源不明的新冠病毒感染治疗药品线索，多地药品监管部门采取线上监测和线下摸排相结合的方式，会同属地公安部门联合执法，已捣毁了部分犯罪团伙及窝点，并在收网行动中现场查获一批假冒Paxlovid（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及未经批准进口药品等。

国家药监局表示，经检验，查获的部分产品不含有效药品成份或非法添加其他药品成份，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销售假药罪的规定。目前，案件正在由公安部门依法办理中。

1月18日，国家药监局网站发布《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该《办法》由国家药监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五部门联合发布，要求各部门间加强协作，统一法律适用，健全情况通报、案件移送、信息共享、信息发布等工作机制，2月1日起施行。

因急需用药而不得不购买涉嫌违规仿制药的消费者，面临哪些法律风险？若买到“假药”，又如何维权？

首先要看购买渠道。中国药科大学药品监管科学研究院合规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乐乐认为，如果是从国内销售者处购买，购买者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若发现仿制药不含有效成分，购买者可根据《药品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购买者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对方进口销售假药、药品存在质量问题等违法事实以及对自身造成的损害后果等。

但如果购买者属于从印度或其他境外药商进口，张乐乐表示，中国《药品管理法》禁止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进口药品，Paxlovid仿制药均未在国内注册，购买行为和法律规定有一定冲突。

不过，张乐乐也表示，禁止进口存在两项例外情形。第一，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第二，根据《海关法》的规定，个人携带、邮寄入境的药品，应当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并接受海关监管。

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向保障公众用得上、用得起“救命药”倾斜，修改了假药、劣药的定义，取消了旧法“未经批准进口的药按假药论处”的规定。这些新条规也被民间称为“药神法”。此前，《我不是药神》原型、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病友在印度代购低价仿制药品“甲磺酸伊马替尼片”，该药当时国内价格2万多元一盒，代购仿制药最初数千元，后降至数百元。2014年，陆勇被湖南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和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提起公诉，并遭沅江市公安局抓捕，此事引发巨大争议。2015年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参见财新网《《我不是药神》背后：印度仿制药能否进中国？》《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三审：拟重新界定假药劣药》《医生推荐境外抗癌药 惹上官司担何责？》）

但即便在“药神法”之后，国内部分患者群体的用药难问题仍未彻底解决。中国创新药起步较晚，研发质量、数量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许多国外已上市新药国内并未审批，或国内药品价格与仿制药仍有不小差距。国内患者用药常需依赖海外购买渠道。（参见《财新周刊｜找到便宜的罕见病药之后》）

原研药价高、量少、进口审批时间长、全球法规不同步是普遍难题。2021年，罕见性癫痫患儿家长胡阿弟为孩子及他人海外代购喜保宁和氯巴占，因涉嫌走私、贩卖毒品罪被河南省中牟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当时这两款药品均未在国内获批上市，且氯巴占是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前该案未宣判，舆论发酵后，国家卫健委协调相关机构和部门组织集中申请和进口，2022年，临时进口氯巴占全国首方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出，国产氯巴占亦获上市批准。

实际上，若国内药品供应充足且价格可及，无人愿意铤而走险购买印度版仿制药。王诚认为，应该客观看待印度仿制药产业及其流入中国的现象，仍有不少患者通过代购渠道获得了“救命药”。

相比购买者，仿制药的销售者承担的法律风险更大。张乐乐表示，如果明知该药没有取得注册证书还销售，且该药并未在印度合法上市，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则销售者可能涉嫌犯罪（妨害药品管理罪），最高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如果国内销售者没有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例如属于自然人销售者的，则还应当根据《药品管理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果药品检验机构质量检验表明这些仿制药属于假药，销售者应根据《药品管理法》接受行政处罚；其次，给用药者造成损害的，销售者还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三，销售假药的行为还可能涉嫌触犯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

销售者发现印度药企造假如何维权？张乐乐表示，如果销售者与印度厂商之间签订了销售代理合同或药品买卖合同，则可就合同提起涉外仲裁或涉外民事诉讼，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销售者需要就对方提供的药品属于假药举证。

虽然可以诉诸法律手段，但吃过亏的郑永新坦言国际官司很难打，“印度人骗中国人这种案件太多了”。

王诚也很悲观。他告诉财新，在发现造假后，几名中国港澳地区经销商向Astrica要求退还价值超过千万元人民币的货款，Astrica至今没有回应。他最新打听到的消息是，Astrica的员工还在，两名董事则已经离开印度。“我们现阶段能做的就是做好客户的售后服务，同时保留证据，证明他们（印度厂家）造假而我们不知假。但想在印度本地起诉企业维权，可能性微乎其微。”

【财新网】缓过气来的叶简明开始一步步实现他的升级版富豪生活。

2013年第四季度，香港华信购入湾流 G550 公务机一架，由工银国际融资租赁公司下属Sky High XVIII Leasing Limited Co.代为支付3500万美金，融资租赁期七年。两年后，华信子公司SHX Cayman Company Limited又以类似方式购入一架6050万美元的空客A319-115，这笔租金和融资费用直到2023年才能付清。

了解叶的人士称，这也是他深谙人性的表现——私人飞机和豪宅更能征服人心，“华信现任高管们在香港贝沙湾都有自己的住处”。

同年华信总部搬入上海徐汇区兴国路111号。这所拥有20栋花园住宅的院子更像一个金字塔状王国，顶端的叶简明有专属的“主席楼”，数个执行董事分享“总裁楼”，其他高管则分布于各处楼中。

2012-2014年，除购入时价值约11亿元的兴国路物业，华信投资的房产主要包括时值9.6亿元的广州锦恒商业广场，以及48.08亿元的上海南京西路明天广场7-32层。跟华信后期购置的房产一样，这些都用于为华信的融资提供担保。

在搭建商业帝国的同时，叶简明也逐渐在交际圈收获果实，他给外界的神秘感多源于此。

早在2011年摇摇欲坠之时，华信就成立了两个基金会：在上海成立华信公益基金会，由前一年刚退休的上海警备区原政委李光金担任执行理事长，中央军委办公厅管理局原副局长王宏源担任常务理事；在香港成立中华能源基金会，聘请香港民政事务局原局长何志平任秘书长。

2012年，叶简明在华信筹建党委，由退休的武警上海总队原副政委、武警上海政治学院原院长蒋春余担任党委书记。叶简明起点很高，要求华信能对接上海市针对“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开展党务工作的社会工作党委。蒋春余称，武警执行任务地方化，他在地方有资源优势，组织、宣传、纪检、保卫，都比较通，“如果你人头不熟，对接会慢些”。

他也为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张奇称，“可能蒋春余一辈子在军队拿的工资，都不如他这几年拿得多。”

一位原部队政工干部出身的华信董事告诉财新记者，自己不懂业务，优势是人脉，“以前在部队挣钱没关系，现在再挣就犯规了，我心里也不踏实，索性脱下军装发展经济”。

即便不认同叶简明理念的共事者，也会称奇于他腾挪整合政经资源的能力和胆略，“资源整合是华信的高明之处，用钱带动一些资源，再用其他资源融到更多的钱”。

除了华信公益基金会常务理事，为珠海振戎和华信架起沟通桥梁的中央军委办公厅原副军职军官王宏源还有另一个身份：华信顾问中心秘书长。籍贯浙江义乌的王通过乡谊和战友关系，运作了一批将军成为华信的顾问。华信内刊显示，顾问团还去各分公司宣讲如何“深入学习贯彻叶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与王三运、胡怀邦这两位部级高官的关系，也充分体现出叶简明整合政经资源的能力。财新此前报道，在华信通过虚构贸易快速膨胀为所谓“世界500强”的过程中，国开行起到了重要作用：至少自2014年起，也就是胡怀邦到任国开行不到一年，国开行就成为华信最重要的贷款银行。“叶简明的关系是胡怀邦从交行带来的。”不止一位国开行人士曾向财新记者表示。国开行给华信提供的贷款支持，成为叶简明自我介绍时的背书，带动其他银行相继对华信提供贷款。（参见《财新周刊》报道《胡怀邦陷落》 ）

中央纪委电视专题片《零容忍》披露，叶简明是经王三运介绍认识的胡怀邦，并请王三运出面帮助自己提出请托事项。王三运说：“我觉得叶简明对我不错，他找到我，我也跟胡怀邦熟，我也觉得不是个难事儿。我跟胡怀邦谈的时候，就说反正情况就是这样，你能够帮就帮他。”

在2018年10月11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王三运受贿一案的中央电视台新闻报道中，曾出现过王三运收受中国华信贿赂的两项证据画面，一是王三运通过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胡怀邦，为上海华信入股海南银行提供帮助的证据，二是王三运通过时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为中国华信下属海南华信获得国开行48亿美元综合信贷额度提供帮助的证据。

胡怀邦2008年9月到2013年4月担任交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2013年4月到2018年9月落马时为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显然第一次请托发生在2013年之前，第二次48亿美元巨额贷款授信的桌下交易则发生于2015年。胡怀邦在电视专题片中承认：“这个（给华信的授信贷款）确实偏离了开行改革的方向。叶简明怕我不同意，所以又找我，叫王三运一起吃饭。我到次年2月份，这个圈就画了。”

胡怀邦用“一把手”的权力强力推动，使得国开行批准了这笔从一开始就潜藏重大风险、也明显不符合国开行定位的巨额贷款。作为报酬，王三运和胡怀邦各自从叶简明那里收受了数千万元巨额贿赂。面对胡怀邦在任期间的这些问题贷款项目，国开行内部并非没有反对声音。但为了通过华信项目的审核，胡怀邦创造了很多内外部条件，从机制、人员安排上处心积虑。据国开行一位前高管透露，为了给叶简明贷款放绿灯，胡怀邦在国开行大调岗，涉及50多人。“从头到尾的审核环节，都换成了胡怀邦的自己人，还改变了国开行运行多年的风险评审流程，胆子很大。”2021年7月16日，国开行海南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徐伟华也因涉华信案落马。

除了权钱交易，胡怀邦等省部级高官之所以愿意为叶简明帮忙，还有更深的目的，或者说他们也被叶简明的哪些神秘感所迷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干部刘华松在专题片中披露，胡怀邦明知华信的业务并不属于国开行的贷款范围，但是他还要把它包装成、解读成一种政策性业务，其实这背后就是胡怀邦想利用他手中的金融资源与地方领导作结交、相勾连，甚至通过向一些所谓“神通广大”的老板进行利益输送，妄图给自己的个人仕途升迁铺路，以谋取更大的好处。

设在香港的中华能源基金会则充当了“国际外交”的平台。包括蒋春余在内的华信数位高管都称赞了秘书长何志平的“国际性”人脉。何志平兼具东西方教育背景，在他组织举办的基金会各类论坛上，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名流和政要。

一批石油、金融等国际化程度较高行业的央企“局级”干部，也在2015年后作为高级人才被叶简明挖来，或者许以高薪，或者参考共同体外围公司模式，高级人才与华信成立合资公司，收益分成。

2014年8月，华信斥资10亿元购入财富里昂证券，更名为华信证券。2016年4月，汇添富基金管理公司原副总经理陈灿辉加盟华信证券担任CEO，他曾将汇添富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带到行业前列；2016年7月，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原副总裁吴红兵加入华信担任副总裁；2017年2月，曾任招商银行总行公司银行部总经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副行长的姜明生加入华信任副总裁；2017年6月，姜明生的原同事、浦发银行总行财富管理部总经理于志良跳槽至华信担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人才进来他不会让你吃亏，奖励也是到位的。”蒋春余称，“搞金融和融资的，都按（业绩的）小数点奖。”

有过政府工作背景的金融人士更受华信的青睐。2014年12月，量鼎资本管理（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上海市金融办原副主任徐权担任法定代表人，华信控制的两家公司合计认缴出资额2500万，占股共50%。2015年10月，由另一名上海市金融办原副主任马弘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中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华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3000万元，持股30%。

此类新的合作方式被华信称为合伙制。蒋春余介绍：“给你一个平台和办公地点，业务自己去跑，合作中产生的效益双方分配，既有合作又有自主。”

“有多少人会拒绝别人递过来的金橄榄枝，何况他还自称在为国家争夺在海外的话语权？”熟悉叶简明的人士称。

从2014年起，各种头衔和荣誉就像另一个影子，紧紧跟随着叶简明。他是知名智库罗马俱乐部、美国能源安全理事会的荣誉主席，被聘为联合国大会主席特别荣誉顾问……列数起来是高高一堆。

对于周游列国拜会政要和大佬，叶简明充满了激情。通过华信官方流露出来的众多跟要人的合影，以及出自他本人口中的跟政要交往的轶事，叶简明传达了这样一个形象：他不仅是企业巨擘，还是站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尖峰人物。

了解叶简明的人士称，“他打的是替换牌，拿国内的资源去撬动海外，又拿海外的故事在国内说话，国内也搞不明白，将此神秘化。”

2015年，叶简明以民间身份获聘担任捷克总统顾问，华信宣布在欧洲建立第二总部，一度被华信视为黄金岁月到来的关键时代。掀开那层神秘的外衣，还原其轮廓，大致可见真实形态和路径。

“跟大人物们建立联系并非难事，中间人的角色很重要。”一位华信董事告诉财新记者，在华信的捷克事务中，担任华信捷克主要代理人的雅罗斯拉夫•德沃吉克（Jaroslav Tvrdik），“至少起了一半的作用”。

德沃吉克曾于2001-2003年担任捷克国防部长，2004年任捷克航空公司（Czech Airlines）主席，期间由于给管理层集体涨薪、购买豪车等举措，2005年遭工会弹劾辞职，此后为企业提供咨询和顾问服务。2012年后，德沃吉克以捷中友好合作协会主席身份游走中国，2013年被任命为捷克总统中国事务顾问。

公开资料显示，德沃吉克于2014年9月访问华信的上海总部，同行的还有捷克众议院议长哈马切克。1个月后，2014年10月2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中捷两国领导人的注视下，华信入股捷克J&T金融集团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华信宣布将通过定增和配股认购，向J&T金融集团注资6.43亿欧元，持股30%。这是当天中捷企业签约资金规模最大的项目。

J&T金融集团总资产为93.9亿欧元，旗下拥有捷克第六大银行J&T银行及斯洛伐克邮政储蓄银行，号称是捷克第二大财团和斯洛伐克第一大财团。其时捷克经济面临困难，包括J&T金融集团在内都急需支持，而寻求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就像新时期的阿拉伯富翁一样，备受捷克的欢迎。2015年4月23日，叶简明会见了到访上海的捷克总统办公厅主任米纳什等人，米纳什宣读了聘任其为总统顾问的聘书。

2015年5月，华信集团（欧洲）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向J&T集团再注资7895万欧元获得其5%的股权。华信由此开始了在捷克包罗万象的投资：2015年9月，华信以7846万美元控股捷克第四大啤酒商洛布科维茨酿造集团（Pivovary Lobkowicz），从前任捷克运输部长里贝奇卡手中购得即将破产的捷甲劲旅布拉格斯拉维亚足球俱乐部60%股份，并成为两家媒体公司Medea和Empresa的股东——其中一家为原捷克旅游部长所有，华信还收购了布拉格总统府广场的马丁尼茨宫和坐落于捷克央行旁的原捷克工商银行大楼这两处地标性建筑；2016年，华信以1亿美元控股捷克ZDAS特种钢铁公司，以约3.1亿美元购得布拉格市中心的办公楼Florentinum，其中入驻企业包括中国银行捷克分行。

华信在捷克的这些投资，似乎更多取决于代理人、布拉格斯拉维亚球迷德沃吉克的个人经历和趣味取向：2015-2016年，华信对捷克旅游航空服务公司Travle Service的持股比例从10%增至49.92%，这家公司持有德沃吉克本人曾担任过主席的捷克航空三分之一的股份；而为了“打造旅游枢纽”，华信先后又收购了两家五星级酒店，投资了一家在线旅游电子商务企业。

在华信的官方描述中，将在第二总部开展国际投行投资。其高管也坦诚，华信没做好准备，“在捷克收购时全公司召集外语好的业务人员，很难凑全。外方团队权重较大，也有派不出人这个原因”。除主要负责人德沃吉克外，华信在捷克的外方团队中，包括多名前捷克政府官员。

叶简明在接受财新采访时也表示，包括捷克的旅游、航空、钢铁等工业装备版块，未来都将通过向“核心高管”转让的方式进行剥离，既是为了偿还银行贷款，也是为了以后专注于金融和能源平台。

华信资料显示，其在捷克投资已有约15亿美元。其中最被叶简明寄予厚望的是J&T金融集团。在华信官网的公司简介上，华信未来以能源和金融两条腿走路，金融和油气平台互为服务对象，“通过多年国际能源业务合作和民间公共外交积累的深厚国际资源优势，实现产业与金融相结合的双轮驱动”，其中金融的重要抓手即是J&T金融集团，华信官网展示的愿景是：“（将）在上海设立J&T外商独资银行，开展跨境同业业务及结算支付，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将J&T银行作为国开行在欧洲的发债窗口及海外结算中心；J&T银行代表捷克政府与中国工商银行共同作为主发起人设立中东欧投资基金，采取亚投行模式，吸收中东欧16国共同参与，协助中国企业对接‘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未完待续）

【财新网】华信系左手倒右手、真假难辨的贸易固然能轻易地拉大营收规模，以时间换空间的维持资金链，但出众的营收增长背后，是极低的毛利率。以上海华信为例，尽管营业收入在七年间膨胀了700余倍，毛利率却一直在2%-3%浮动，2012-2013年更以低于2%的水平成为洼地，仅为 1.27%、1.72%。

大宗商品交易也蕴藏着致命风险。2011-2012年，就被认为是向来资金链紧张的华信系“最紧张的时期”。

首先倒下的是华信外围公司上海大华国化石油有限公司老板林鸿辉的橡胶交易，林鸿辉被前同事们形容为“赌性太强”。2011年，橡胶价格结束了自2009年起持续上行的牛市，年初国内期货创下4.30万元/吨的最高历史记录，年底跌至2.65万元/吨。林鸿辉的命运也在这一年经历了过山车，“2011年下半年套进去，2012年上半年就完蛋了”。

一位早期“常委”对财新记者透露，华信当时囤了四万多吨橡胶，亏了约7亿元，最终华信与林鸿辉切割。叶简明则称林鸿辉当时亏损1.7亿元，“不过他早期赚过钱，所以我还支持了他1000多万”。

在华信的人事公告上，林的离职时间显示为2012年4月。林本人以“离职多年”为由拒绝了采访。

同年还发生了“钢贸之殇”，2012年3月到9月，螺纹钢的价格从5300元/吨猛跌至3300元/吨。另一位华信早期董事局“常委”周林的钢贸生意也因冒险遭遇了惩罚。了解周林和华信钢贸业务的人士称：“这就是当年金融体系的混乱之处，一批货拿到各个银行去重复质押，到处融钱，钢铁价格一跌，整个链条就崩盘了。”

橡胶和钢贸业务的失败，拖慢了华信踏入油气行业的布局。除了与珠海振戎合作的上海振戎，2011年华信还与山东省黄淮海投资集团合作成立了山东省新能源有限公司。但无论是资金能力还是行业准入，都决定了当时华信无法真正涉及上游的油气资源和下游的炼厂。“叶简明的态度则是取其中，拿储备项目建油库。”早期高管称。

2011年9月，华信洋浦储备基地在海南举行开工仪式，包括一名上将在内的多名将军专程来琼出席，时任海南省四套班子领导也尽数参加。但真正的开工要等到两年后。“当时要应付各方面的开支，做到最后就是十个瓶子只有三个盖。洋浦就没钱动工。”早期高管称。直到2013年8月，已经由胡怀邦掌舵的国家开发银行为洋浦一期工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24.4亿元贷款，占项目总投资80%，10月份洋浦储备基地得以正式开工——此后这里便是叶简明向外界质疑者显示华信实力的必到之处，它不仅为华信获得更多融资提供了优良的固定资产，也为日后对外讲述油气故事做了背书。

也是在2011年下半年，叶简明亲自带队去广东，向珠海振戎致歉。综合包括李勇在内的多方说法，华信利用上海振戎的授信额度做商票和应收货款的商业保理，未能及时回款，欠了约2亿元。工商资料显示，珠海振戎与华信的合作终止于2012年。

期间叶简明还试图通过舆论来转移华信的财务压力。2011年9月，香港《明报》以叶简明为主角，报道了“内地石油巨子2亿购贝沙湾大屋”的消息。“别墅当时没买下来，他只是释放信号，让内地的债权人安心。”一位早期高管称。

贸易融资已不足以解决接连而来的财务难题，叶简明曾尝试通过借壳上市来突破资金困局。他提出要“拿下国内上市公司的平台，完成对海南、山东石油大储备项目的建设”。

2011年12月，福建南纸（ 600163.SH ，后更名中闽能源）发布公告，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公司拟作价11.48亿元，转让29.8%的上市公司股份，上海华信为唯一受让方。2012年6月，该重组宣告搁浅，公开报道称双方未能就职工分流安置达成一致。

福建的收购搁浅仅一个月，2012年7月，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002018.SZ ，后更名华信国际）发布公告，称上海华信将斥资19.71亿元认购其60%股权。这次借壳伏笔在一年前的2011年7月，时任华信常委的张奇拜访了合肥市主要领导。上述早期高管称，这得益于李光金介绍了其在福建任职时的老同事、时任安徽省省长的王三运。

“当时上市公司的壳资源，不到副省长以上级别，谁说了也不算。”负责华信外交的张奇自认大方、善交朋友，“我做前置的事情，后续其他人再跟进。我是江湖出身，有些事适合我做。叶主席的厉害，就是用人准。”

借壳华星化工，华信基本没有花费自有资金。2013年5月20日，华星化工以2.65元/股向上海华信定向增发7.29亿股，募资19.31亿元，上海华信持股60.78%成为华星化工控股股东。5月25日，华星化工发布公告，称上海华信已于5月21日将持有的60.78%全部股权质押给华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5月21日的收盘价8.32元计，华信的账面浮盈41.33亿元。按质押四折折扣率计，交易前20日华星化工的股价在6.88-8.28元波动，上海华信至少通过质押融资20亿元，至少保证了收购的资本金回笼。

早期跟随叶简明闯荡上海滩的南平商人给华信带来了资金和业务量，也带来了债务黑洞。在蹒跚走过2011-2012年后，叶简明壮士断腕，剥离了外围企业中的重灾区。继林鸿辉后，两位“常委”周林和张奇也排队离开。在华信的公告上，二人同为2013年2月离职。但数位早期高管回忆，张奇跟华信切割完毕应在2014年。

其时“世平”系董事长为周林，副董事长为张奇，后者同时执掌“巨力”系。一位原世平系高管称，世平系的资金一是用于世平融资担保公司，这家公司2013年后身陷多个债务纠纷；同时购买了上海杨浦区北美广场约一万多平方米物业，因为银行青睐房产类的抵押物。

张奇介绍，周林全家都做钢贸，“七大姑八大姨的钱都在他那里”。2012年钢贸崩盘，周林遭遇了要求集中退还资金的危机，“他把现金都压在那栋楼里，产权没办完，银行贷不了款，两头都够不上”。

这处房产是压垮世平的稻草，也是后来勉强挽救周林的浮标。世平系高管介绍了当时如何清理战场，“切割完是2013年年末，世平没有现金，但有房产，我们跟叶老板说这里值5亿元，我们不玩了，这些东西都归你。”

“周林出事比我早。”张奇称，“那栋楼把他的债基本平掉了，他比我幸福了。”

如果说林鸿辉和周林的崩盘源于市场的坏年景和自身的判断力，张奇后来的资不抵债，在数位早期高管看来，部分归因于他奢华的生活方式，部分是替华信扛起了十字架，背起了债务。

张奇名下的巨力环球控股有限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达到238.7亿元，在“2014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名列153名。这家公司以及其它“巨力系”企业，福建巨力活塞有限公司、青岛巨力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多次被列入失信名单。

“我一共亏了20多个亿。”张奇对财新记者称，最多时他的融资接近50亿元，其中银行借款42亿元，民间借贷6.5亿元。

巨力系相关人士称，2012年通过业务上的配合做大流水，巨力在青岛的银行贷款额度8个月内增长到约42亿元，“有一批富二代把家族的钱挪给了张奇，他们见的不如张奇多，有些在外围配合巨力串单。”

张奇的套现生意更像一个封闭的链条，依靠不断增长的贷款才能维系，新债覆盖旧债。2013年年初银行停贷，相关人士称，“窟窿就填不上了”。

2017年清明节前夕，财新记者在杭州灵隐路的一处静谧会所里见到当时仍负债十多亿元的张奇。他带着上国际学校的孩子和司机保姆住在会所，解释称那是朋友租下的物业。过去他活在更绚烂的金粉世界，有800万的劳斯莱斯、飞往非洲的豪华头等舱，以及自己的“随性”带来的外联上的成功，跟官员们交往时“不管三七二十一最好的酒店给你开好了”。

在张奇的讲述中，“主席”几乎是一个先知、父亲和兄长般的角色。他称自己跟华信是合作关系，“当时叶老板还劝我，不能极速扩张”，果然生意垮了，但叶仍愿意帮他。仅在2016年，叶简明就替张奇还了亿元以上的债务。

“华信还是讲感情、讲义气的。”叶简明解释，张奇在华信，“无非是外面搞好外交，有时华信有资金需求，他及时供应些，但他只是很短配合过我们，大部分是利用我们在做他的（营收）业绩”。

原世平高管称，之所以世平和巨力的外围公司要剥离，一是战略上需要，二是负面影响对华信太大，“华信要玩完了，不等于整个兵团都完了吗？肯定是主力先撤，其它掩护，等主力活过来，再救你们也不迟”。

这种做法在华信一篇名为《中国华信：创造 “中国机遇” 践行 “中国方案”》的宣传稿中进一步概括为：“华信执行严格的纪律，实行总部战略和财务管控，一旦大集体利益受损的时候，可以牺牲小集体或者个体的利益，这都是为战略目标服务，事后再有组织的调整弥补。所以华信叫集体制民营企业，也叫有组织的共同经济体。”

在“牺牲小我为大我”，切割了外围企业债务黑洞的同时，华信又从与国企的贸易融资中获得了宝贵的输血，得以度过险滩。这一操作模式被华信早期高管称为“国企放贷”模式：“很多国企要完成营业指标，要做大规模，进入世界或者国内500强，自己没业务怎么办？那就买。出不了成本怎么办？它们借钱给华信，或者由他们背书，帮华信在银行借款，通过关联贸易实现借款和回款。”

这种模式的妙处在于，包括华信在内，参与方的营业额都因此得到了扩张。从相关资料看，这种操作始于2012年下半年。华电（厦门）能源有限公司（下称华电厦门）2012年、2013年被列为上海华信的主要销售商之一，其母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旗下多元化清洁能源上市公司华电福新（ 00816.HK ）披露的信息显示，华电厦门2012年8月开始商贸运作，当年4个月内贸易版块实现销售收入44.29亿元。这些商贸运作从上游到下游的交易流向为：华信及外围公司（上海华信、华信石油广东有限公司、华信石油海南有限公司、青岛华信联港石化有限公司、青岛佐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华电厦门→华信外围公司（五洲贸发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大华国化石油有限公司、盛洲控股有限公司、五洲贸发北京进出口有限公司、福建巨力活塞有限公司等）。虽然净利润只有0.03亿元，但这四个月的贸易业务占到了全年华电福新营收总额的31.48%。

华信执行董事李勇称：“华电想把业务量做上去，他们老总过来找的我们。”

华信也是福建地方国企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福能集团）下属福建省福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下称福能电力）的最大客户。福能电力2015-2016年仅对海南华信的销售额就达51.59亿元，贸易流向为“华信外围公司→福能电力→华信”。在华信的配合下，2014-2016年，福能集团的营收呈现稳步增长，为274.79亿元、313.85亿元、369.8亿元，港口商贸物流占比也随之提高，分别为44.14%、50.06%、60.10%，超过煤炭、化工、建材、房地产、酒店等其它版块营收总和。

另一家从华信贸易业务中受益的国企是安徽的淮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淮南矿业）。2016年，华信对淮南矿业的销售额超过200亿元，其中海南华信作为主要供应商，与淮南矿业的交易多达130.6亿元。当年度淮南矿业营业收入597.6亿元，贸易物流版块占比46.55%。

有行业人士指出，这一“国企放贷+贸易业务买卖”模式，其实与华信之前的“信用证循环融资套现+贸易串流水”模式一脉相承，是后者的升级版。一方面，在银行信用证抵押贷款之外还增加了从某个国企获得的预付货款及应付账款，对方企业还能提供银行担保；另一方面，由于双方都是为了做业务量，更容易形成虚假贸易的合谋。

叶简明对财新记者解释，跟国企合作的优势是，一是对方具备资金，其次是国企的信用背书更有利，还有部分合作是“国企托盘”，“一批货可能三个月六个月没卖掉，货我先押给你，你的资金先给我用，有个账期，提高资金的加速使用”。

华信更大的国企“金童”，是拥有“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和山东唯一港口上市公司的日照港集团。“日照港的资金对华信很关键，解了燃眉之急。”一位华信早期“常委”称，华信原董事、计划执行局常务副总经理吴本志2012年末用包括茅台酒在内的“武器”攻陷了日照港领导。

根据财新记者调查，自2013年起，日照港集团通过子公司日照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等与华信开展贸易。此前日照港集团的营业收入始终在100亿元左右浮动，2013-2015年提升至200亿元、215.79亿元和202.32亿元，2016年前三季度也达到163.38亿元，贸易版块在其整体营收中占比约60%。不过日照港集团的贸易版块毛利润同样不尽人意，2013-2015年显示为0.81亿元、4.15亿元、3.74亿元。

日照港集团跟华信的业务配合跟上述华电厦门类似，以2015年为例，其交易流向为：华信系公司（山东华信、上海华信、上海华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等）→日照港→华信外围公司（香港国贸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盛洲控股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燃油香港有限公司、上海益电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等）。

在与华信开展贸易之前，日照港集团的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2011-2012年总计为24.7亿元和27.4亿元，此后呈现激增，2013年日照港集团的应收账款为17.34亿元，其中海南华信占16.29亿元；预付账款为57.3亿元，其中包括预付上海华信16.54亿元、山东华信13.69亿元。总计2013年日照港集团以应收款和预付款的形式对华信借款约43.67亿元。从账面上，这相当于该年日照港集团向华信提供了超过40亿元的借款。

2016年11月，在日照港集团工作了34年的董事长、党委书记杜传志调任日照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一个月后被纪委带走。2017年4月，杜传志被立案审查，日照市纪委公布的其严重违纪行为包括“违规出借大额资金，私设小金库”。此前日照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原经理朱同兴、日照港集团财务预算部原部长吕传田等都因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并立案审查。

《中共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关于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显示，在杜传志主政期间，日照港存在投资、贸易、合同管理松散，国有资产“跑冒滴漏”严重，内部审计、财务部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通过实际贸易或虚假贸易为民营企业提供担保，或者以预付货款的形式向民营企业提供资金，形成大量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风险管理失控，已造成损失和潜在的损失巨大”。

关于跟日照港集团的合作，叶简明最初对财新记者表示，“对它的资金使用，我们倒是不在乎，更多是帮它做业绩”，后又称，“2013-2014年我们困难时它是有过帮助，没有你说的40亿那么多，大概20亿，到了2015-2016年我绝对没拿它一分钱”。

但2014-2016年，华信及其外围公司仍出现在日照港集团应收账款和预付款项的主要债务人名单中。2014年，华信外围的中国海洋燃油（香港）有限公司欠日照港应收款5.07亿元，日照港对上海华信的预付款为8.6亿元；2015年，日照港对上海华信及其子公司的预付款为24.7亿元；2016年上半年，日照港的应收款名单中包括华信两家香港外围公司的12.14亿元，预付款中包括上海华信的8.62亿元和山东华信的6.27亿元。

至于为何2015-2016年华信及外围公司还在日照港的应收和预付款名单上，叶简明解释，吴本志个人收受了日照港相关领导6000万元的好处，“我们财务部门听他的”，日照港虽在账面上形成了对华信的应收账款，但“实际上钱被他们（日照港领导）自己弄出去了”。

2018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处于取保候审的吴本志驳斥了自己收受6000万元好处的说法，称“无稽之谈”。吴称，日照港在跟华信合作中获得了8亿元的利润，亏空跟华信无关，是由于日照港相关领导的贪腐，纪委表述不准确。

对于实际贸易和虚假贸易的比例、涉案金额等更多细节，日照港集团宣传部的人士称不掌握宣传口径；日照市纪委相关人士表示以整改通报为准，称通过虚假贸易融资在山东近年很普遍，案子已移交检察院。淮南矿业和福能集团的工作人员都表示，不便就与华信的合作接受采访。

对信用证融资和“贸易业务买卖”中虚假贸易的问题，叶简明称，“我们三分之二都是真实的终端客户 ，有一部分（做营收业绩），我们也是被栽进去的”。

他又数次强调：“当然我们对于这样的业务，今后全要停掉。”

在外围公司和相关国企的配合下，自2014年跃进《财富》世界500强后，华信的营业收入节节攀升，在世界500强的排名也稳步前移，2014-2017年，华信的营收分别达到341.34亿美元、346.99亿美元、418.45亿美元、437亿美元，在《财富》500强榜单上列349、342、229和222。

“依靠贸易变成世界前100强，那都不算什么，业内还是会瞧不起你，我们将来都要去掉这些。”叶简明解释，华信在500强排名上没有大幅前进，是由于“我卡得越来越死”，“（后期营收）如果把贸易都算上的话，那就上万亿了，全世界第一了。”（未完待续）

［编者按：2022年1月15日晚8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五集电视专题片《零容忍》播出第一集《不负十四亿》，69岁的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满头白发露面荧屏，在镜头前忏悔自己收受数千万元贿赂，充当掮客，替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叶简明出面联络国家开发银行原董事长胡怀邦，获取国开行巨额贷款的故事。

王三运为叶简明充当不光彩的“掮客”角色发生在2012-2016年，当2017年7月1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已经转任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王三运落马消息后不久，叶简明就被“请去说明情况”。

但彼时的叶简明并没有随之“失联”。他仍然娴熟的玩弄“挟洋自重”游戏，满世界博取头衔，并且在当年的9月8日获得更强力的加持。全球资源贸易巨头瑞士嘉能可公告，将其与卡塔尔主权基金共同持有的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14.16%股权转让给中国华信，交易对价约91亿美元。华信一跃成为仅次于俄罗斯政府和BP的俄油第三大股东。叶简明更在22天后坐在上海徐汇区他的豪华会所里笑容满面的接受了财新记者的第二次采访：“我们既然有缘分，我跟你坦诚地讲，不是说我对你的报道要怎么去干预，还是希望更多能像朋友一样。”

然而再五彩斑斓的气球，也会被一根银针扎破。2018年3月1日，财新网独家报道华信叶简明政商勾结、华信虚假贸易的故事，这位时年仅40岁的福建籍商人用不到十年时间做到世界500强排名第222位的神话，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迅速崩塌，并于2019年11月进入破产程序。

叶简明华信神话倒塌，只在市场上留下了上千亿的债务黑洞。作为又一名从舞台上消失的轰动一时的人物，很难定义叶简明是金钱游戏的赢家还是输家，毕竟，他获取过跟其社会和商业价值完全不对等的地位。他是怎么让人在眩晕中上钩的呢？更为复杂、有趣，也更令人心痛的追问是，那套不负责任、漏洞百出的把戏，为什么能玩这么久？］

《叶简明的世界500强骗局》财新正在连载中，查看连载内容

【财新网】2017年4月6日，上海徐汇区兴国路111号，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下称华信）总部，“主席楼”的一楼像缩小版的人民大会堂，华信董事局执行董事李勇和数位董事、总监，陪同财新记者在这里等待他们的董事局主席叶简明。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不时上前低声通报“主席”的行止，增添了这场会面的仪式感。

在华信内部，叶被描述成隐士一般的国王，即便是董事级别的高管，也甚少有见他的机会。这一天，第一次坐在财新记者面前的叶简明，多数时间像石像一样面无表情。在周围金黄色的建筑基调中，他脚上的素色僧鞋格外显眼。

叶简明习惯把自己的影子藏得严严实实。对于财新记者之前的外围采访，他并不欢迎。“你用了很调皮的方法，我们不是很喜欢。”叶简明用先抑后扬的开场白，展现自己在地位和精神上的优势，“这种做法我也能理解，要不然我哪能见你？”

他称不是自己想摆架子，确实有太多人要找他了，“国内那么多省长、书记，你说他们不想见我吗？”

在公开资料里，叶简明是商业世界里的年轻巨人。2017年7月26日，华信连续第四年进入《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以437亿美元营业收入位列第222位，较上年上升七位。彼时的叶简明正率华信代表团访问缅甸，受到时任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接见，并与缅甸计划和财政部、电力与能源部、中央银行等多位部长会谈。

在华信官网上，叶简明的简历缺乏任何细节，他的职业被概括为“实业家、慈善家”。他的来历和华信真实业务状态在内部也显得模糊。“他的管理是切割式的，其它版块永远对你保持神秘，这样就不会出现信息上的串通。”一位了解叶的人士称。

公开活动中，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叶简明，总是能跟外国政界要人走在一起。他曾与时任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时任乍得总统代比、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等世界领导人合影，受阿布扎比王储接见，保加利亚总理为他设宴欢迎。叶简明还是首位担任欧洲总统顾问的中国商人，2015年4月他获聘担任捷克总统泽曼的“对华经济、外交与投资事务顾问”。华信集团党委书记蒋春余称：“华信善于跟国家行为捆绑在一起。”62岁的蒋是一名退休军官，曾任武警上海政治学院院长。

2017年5月，在搭乘叶简明的空客私人飞机（他的坐骑还包括一架湾流商务机）、目睹了叶在以色列被授予“犹太人民亚基尔奖”的种种盛况后，一位加入华信不久的高管目眩神迷。叶的神秘光环带来的敬畏感，华信高蹈的世界500强排名与其实际业务的强烈反差，让这位出身金融央企的经理在私下交流中直言“看不懂”新东家。

外人看不懂的更多——华信获得了民企少见的“中国”冠名；其最高管理层董事局的执行董事们早期被称为“常委”；公司内设党委和纪委，由曾有过军职的退休官员担纲；叶简明本人的荣誉还在不断增加分量，仅2017年6月底的一次韩国之行，他就拿到了韩国京畿大学名誉政治学博士学位和韩国佛教太古宗“首席金刚大护法”两个头衔。

2017年9月8日，叶简明获得更强力的加持。全球资源贸易巨头瑞士嘉能可（Glencore）公告，将其与卡塔尔主权基金共同持有的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下称俄油）14.16%股权转让给中国华信，交易对价约91亿美元。华信一跃成为仅次于俄罗斯政府（通过控股公司Rosneftegaz持股50%）和BP（持股19.75%）的俄油第三大股东。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俄油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也是全球油气行业最大的上市公司，跟克里姆林宫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叶简明通过这次交易获得的影响力熠熠夺目。BP中国公司的一位负责人看到新闻后，连声用“震惊”二字形容内心。

山河大棋局给叶简明带来的神秘加持，并不总是美轮美奂。2017年11月18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前局长、华信下属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秘书长何志平在美国被捕，美方指控何志平涉嫌代表华信向乌干达和乍得高官行贿数百万美元，以谋求商业利益，部分汇款经由美国银行系统，触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很难讲美国对华信的这次出手，与其对俄罗斯及俄油的制裁有怎样的关系，但华信入股俄油这样重大的海外投资，迄今中国官方保持着令人遐想的沉默。先是有消息称华信2017年12月底已经拿到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央行和外汇管理局的批文；然后亦有消息称，华信此前对91亿美元收购资金的安排是一家俄罗斯银行提供50亿美元过桥贷款，然后由国家开发银行来接，另外40亿美元由华信自筹，不过无论国开行的贷款还是华信在国内筹资，“恐怕都难以成功”。

在华信的官方表述中，这家公司以超音速赢得大局面，靠的是“金融与能源有机结合、两条腿走路的产业金融发展模式”。叶简明，一个12年前想入选“南平市十大青年杰出企业家”而不可得的福建籍商人，给奇迹横生的中国商业界又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叶简明习惯用政治来解释自己，在言谈中喜欢表露“家国情怀”，称“华信是为国家战略服务的”。他要求财新记者面向他的未来而非过去：“你问的都是我婴儿期跟成长期的事，但更重要的强壮期，这个人的使命是什么？”

2017年10月1日，上海徐汇区辛耕路58号晶苑小区，叶简明的会所，每隔三五步就会出现一位佩戴着对讲耳机的工作人员，把客人领往下一处。他们多是打扮得体、面孔明艳的年轻女郎。

在铺着厚地毯的会客室里，财新记者第二次见到了坐在踱金高背椅上的叶简明。这位刚刚摘取了皇冠上宝石的主席先生一改首次见面时的生硬，笑容满面：“我们既然有缘分，我跟你坦诚地讲，不是说我对你的报道要怎么去干预，还是希望更多能像朋友一样。”

之前的2017年9月，对叶简明是个关键的节点。他因为十二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曾任安徽省省长和甘肃省委书记的王三运落马，而被“请去说明情况”。他拥抱世界的野心，也在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遭遇绊脚石。就在4月跟财新记者首次见面前，华信宣布以1亿美元收购美国综合金融服务公司考恩集团（Cowen Group）19.9%的股权，成为这家美国老牌证券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叶简明其时已将此作为光荣扩张的标记，称“这次我们在美国收购是仅次于摩根士丹利的投行”。但交易并不顺利，9月15日，华信和考恩集团宣布撤回和重整此前提交至CFIUS的材料，未来这场交易还将面对复审。

不过在9月份突如其来的入股俄油的成功映照下，这点挫折不算折翼。在叶简明向财新记者讲述中，俄油股份收购交易是夙愿得偿：早在2011-2012年时，华信就希望跟俄罗斯做生意，“好朋友”捷克总统泽曼“非常讲义气”，多次与俄罗斯高层牵线搭桥。

2018年1月底刚刚连任捷克总统的泽曼确实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欧盟国家里最铁的盟友，叶简明也有着泽曼总统顾问的身份。但这个故事的可推敲之处在于，2011-2012年华信还是一家蹒跚而行、名不经传的贸易商，泽曼2013年才当选为捷克总统，华信跟捷克的关系，始于2014年后在该国的一系列收购。

2017年6月和8月，叶简明与俄油CEO伊戈尔•谢钦互访对方总部。根据华信官网的新闻稿，在当年6月14日叶简明到莫斯科俄油总部与谢钦会谈时，双方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可以共同设立平台，开展油气上下游项目合作，并在金融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8月2日，谢钦率领俄油七位副总裁到访华信总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华信与俄油将在油气上下游和资产交易、金融服务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推动中俄在能源、金融、基础设施等多领域经贸和双向投资合作。

华信相关人士曾经对财新记者表示，俄油开始态度强硬，双方常不欢而散。因此2017年9月8日华信能够入股俄油，也更出乎各方意料。

“跟俄油之所以谈得这么快，是出于双方所需。”叶简明解释说。

在俄油的股权转让过程中，各方都浸透了秘密。2016年12月8日，嘉能可和卡塔尔主权基金组成的财团以102亿欧元（约合116亿美元）购入俄油19.5%股权——交易四天后，俄罗斯第二大国有银行VTB即向买方提供了6920亿卢布（约合116亿美元）的全额过桥贷款——因为收购款需要在年底前进入俄罗斯国库。这笔贷款的账期和利率并未公布，法新社援引俄罗斯银行人士的判断，称这笔过桥的年化利率约为11%-12%。

根据收购条款，嘉能可和卡塔尔主权基金合建一个各占一半股权的财团，分别投入3亿欧元和25亿欧元自有资金，意大利银行Intesa SanPaolo为52亿欧元提供信用担保，另有22亿欧元来自俄罗斯银行。实际的资金路径未曾为外界厘清，但显然，嘉能可方面只是一个过渡角色。

俄油总裁谢钦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称，仅仅九个月后，嘉能可与卡塔尔主权基金又将手中的大部分俄油股权转让给华信，是由于汇率变化导致利息高，债务负担重。

“嘉能可和卡塔尔方面是代持，但俄方没想到美国的制裁这么长，这就提出卖给中国。”叶简明视这场交易为淘金，“卡塔尔方面亏了3亿多美金，它希望俄罗斯从政治上弥补它的利益，卖给我们是亏损的。”

两次交易以美元结算，时隔九个月，嘉能可和卡塔尔主权基金转让给华信的14.16%俄油股份，交易对价上涨了约11亿美元——卡塔尔主权基金的亏损说明了股权转让溢价仍覆盖不了它付的利息。

当华信像神风特攻队一样钻进俄油的收购时，它的资金准备尚不充分。叶简明向财新记者介绍了两个筹资框架，一是设立股权基金，“我们出一部分劣后，再找些境外和国内的投资人做优先”；从现实路径来看，华信选择了第二个框架，即自有资金结合银行贷款，加其它融资。“俄罗斯银行愿意提供贷款，我们自筹20亿美金没问题，这20亿我们打算让一半出去。”叶简明解释，“不是缺钱，就是想接的人多，有几家央企、国企抢着做，我们想选有终端优势的战略协同企业，其它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也愿意提供资金。”

华信入股俄油消息发布后，谢钦曾表示，华信入股俄油正在走中俄两国的监管审批程序，这些程序将在2017年年底前完成。

2017年10月中旬，华信宣布将从俄罗斯VTB银行获得51亿美元的过桥贷款，“目前双方还在洽谈，年底或可达成正式协定”。叶简明的助理、华信主席办副主任孙运峰介绍，草拟的协议约定过桥期为两年，华信可在一年期时选择提前还清贷款，“年化利息4%，比国内的还低”。财新记者当时就此向VTB银行求证，对方未做回应。

之所以需要过桥资金来填补时间缺口，是因为华信彼时正在寻求其主要贷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对该项目的支持。彼时，叶简明通过王三运结识的老朋友胡怀邦还在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的任上。

但这次海外大手笔投资的走势并不顺遂。“去年美国抓了香港那个前民政局长、中华能源基金会秘书长何志平后，所有国外银行都不敢给华信贷款了。华信的人全世界找钱，包括花旗、汇丰都拒了，说要么出具律师函承诺不用于对俄交易，因为俄油和谢钦是被美国制裁对象。而由于政府不表态，中资的国开行、招行、人保等也态度暧昧。”一位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本来2018年1月中旬俄油和华信打算举行的一个进一步的合作仪式也取消了。

2018年1月19日，俄罗斯《新闻报》又报道称，俄油向华信出售14.16%股份的交易可能将于1月20日后的一两周完成，“双方已经起草了最终协议，双方计划在隆重场合签署”。

但麻烦比谢钦、叶简明想象的要大得多。“到2月底，如果华信拿不出钱来交割，这个交易有可能终结，嘉能可和KIA也会追要罚款。”上述知情人士认为，俄方此前大张旗鼓宣传，把这个交易当作是突破美国封锁的案例，但适当其反，“现在是骑虎难下”。（未完待续）

【最新动态：据财新闻，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联合出台《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通知》明确，自2023年1月8日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之日起，对违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和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不再以刑法第三百三十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第三百三十二条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目前正在办理的相关案件，依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及时妥善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状态的，各办案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解除羁押强制措施；涉案财物被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依法及时解除。】

文｜财新周刊 张一川

2022年10月31日，法槌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法院落下。两名大货车司机贺宏国、韩东被认定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一审分别获刑4年。

绥中县法院审理查明：2022年1月22日，贺宏国和韩东驾驶大货车前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送货，1月25日返回绥中县。二人得知牡丹江市代管的绥芬河市暴发疫情后，未履行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对去过绥芬河市的行程进行报备。后二人均被确诊患有新冠肺炎，造成绥中县范围内大量人员被感染。经绥中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统计，累计报告感染183人，隔离7865人，绥中县陆续划定34个封控区、管控区和重点防范区，启用隔离场所61家，使用隔离房间5224间，绥中县财政共支出各项疫情应急处置费用约1.55亿元。

绥中县法院认为，贺宏国、韩东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拒绝执行县级以上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引起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遂作出前述判决。

该案宣判时，距2022年11月11日国务院发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措施只有不到两周时间；距12月7日再度放松管控的“新十条”出台也只有一个多月。在财新收集到的个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公开案例中，这是最新的一例，也是刑期最重的一例。

实际上，尽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1997年即已写入《刑法》，但直到新冠疫情来袭时才被激活。近三年来，中国裁判文书网及北大法宝等数据库分别公开74份涉及该罪的刑事判决书及40份不起诉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中的40人均未受到刑事处罚，而判决书中80名被告人中，有28人刑期在1年及以上，平均刑期为9.3个月，41人适用缓刑。不过，这些判决书中被法院认定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以感染人数或被隔离人数为例，均不如绥中县货车司机案，最多一起也只有千余人。

一审宣判后，没有多少法律常识的贺宏国、韩东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当时有人跟我说，上诉会再往多了判，判完了咱也没敢吱声。”贺宏国说。他们并不清楚，上诉不加刑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让二人稍感安慰的是，判决生效后他们没有被立即送往监狱服刑，而是一直被监视居住，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有关方面给出的理由是“疫情原因”。

2023年元旦过后，贺宏国和韩东委托亲属向绥中县法院递交再审申请书。“就是放开了，才敢申诉看看。”贺宏国说。韩东也表示，“真的是因为我们传染的吗？这么多损失都扣在我们头上，光说我们的责任，实话说心里有点不舒服”。

多名受访专家也指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结果犯，而病毒传播因素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目前流行病学调查的技术条件尚难以证明病毒传播因果关系的唯一性。“流调所认定的因果关系是概率上的，而刑事裁判需要认定的因果关系却必须是确定性的。也就是说，流调可以相信很大概率是你传播的，但法院要认定你犯罪，证据必须排除其他可能性，这使得对传染病犯罪的证明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有检察官说，“应该讲，我看到的案例在这方面证据都称不上是确实和充分的。”

随着2023年1月8日新冠病毒感染回归“乙类乙管”，类似贺、韩二人这样的已决和未决涉疫犯罪案件，将何去何从？

返乡16天后疫情暴发 　　韩东现年41岁。贺宏国年长一些，45岁，是韩东的妹夫。两人是绥中县加碑岩乡人，都只有初中文化。

“肇事”的那一趟行程中，两人一起开车。大货车价值40多万元，贺宏国出了一半的钱，货运公司出另一半，赚取的利润由贺宏国和货运公司分享。韩东属于打工的，每个月拿9000多元固定工资。

韩东进入货运行业已有10年。在他的印象中，早年行业还算景气的时候，买车的老板都是雇两名司机打工。近些年从事货运行业的人越来越多，贺宏国这种自己贷款合伙买车，然后跟着司机一起跑货运的，业内都叫他们“养车的”。

三年疫情加重了他们货运途中的负担。韩东告诉财新，因为各地防控力度不一，有时候上高速公路后从哪里下都是问题，高速公路口说行程码不行就会隔离。“像我们拉蔬菜水果都是有时间要求的，装完车，就给多少个小时必须到达。有时候都是车不停，在车上做饭、吃饭。”而在卸货时，驾驶室还会贴上封条，不让下车，想上厕所都得自己在车上解决。

韩东回忆说，2022年1月，他们从湖北武汉拉上一车蔬菜，目的地是2500公里外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趟下来“挣不上4000块钱”。一路上两人不停地开，睡觉也在车上，每隔4小时轮换一次。途中他们先回了一趟家乡辽宁绥中，1月22日在绥中做了一次核酸检测，晚上9时许出发前往牡丹江市。

据判决书记录，1月23日上午11时许，他们到达牡丹江市一个货站，卸下半车包心菜后，又装了半车胡萝卜前往绥芬河市。晚上9时到达绥芬河市一家公司的转运库房，卸货后前往另一县级市东宁。1月24日凌晨3时许到达东宁装配玉米，上午9时许从东宁前往辽宁锦州。1月25日凌晨3时许到达锦州港附近卸货，11时从锦州返乡。

贺宏国和韩东均称，在高速公路和国道行驶途中全程都没有下车。判决书中未记录他们离开绥芬河市的时间，两人在再审申请书中写道，装完货离开绥芬河市时，是1月23日晚上11时许。

在尚未从锦州启程返乡的1月24日晚间，贺宏国通过其妻，韩东则是自己，在各自所在村屯的微信群报备了从锦州返乡的行程，并上传了1月22日在绥中县做的核酸检测报告。“因为24号核酸结果就要过期了，为了省点核酸检测的钱就提前报备了自己的行程。”韩东说。两人都觉得，“最后从哪里返绥的就报备哪里”。

绥芬河市这座小城与俄罗斯接壤，有铁路和公路通往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三年来多次暴发疫情。贺宏国、韩东不知道的是，正是在他们返回绥中的1月25日，绥芬河发现了3名新冠确诊病例和9名无症状感染者。此外，行政区划上“包围”着绥芬河市的东宁市也发现了1名确诊病例。此次疫情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在内，仅绥芬河市就有61人感染。

大约在1月27日、28日，韩东从手机短视频上看到了绥芬河市疫情的消息，此后也告知了贺宏国。但在他们看来，从绥芬河市离开时疫情还没有暴发，这件事跟他们关系不大。“自己都到家了也就没想那么多”，判决书记录的供述与辩解中，贺宏国这样说道。此后，两人继续正常过春节、走亲访友，未进行居家隔离。

贺宏国辩解称，韩东告知他绥芬河市疫情的消息后，曾让他一起去做核酸检测，但他觉得两人同车，“做一个人的核酸就行了，所以我也没去”。而韩东实际上是在2022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二）才去做了核酸检测，他称当时是因为身体略有不适，“也怕招上病毒”，在绥中县的医院做了一次核酸检测。

韩东提供给财新的核酸检测报告截图显示，他于2月2日上午11时许采样，下午2时许报告结果签发，显示为阴性。结果出来后，韩东和妻子一起去参加了亲戚王某某的家庭聚餐。2月4日，韩东一家及妹夫贺宏国一家还在韩家父母家中聚餐。

据判决书中记录，2月7日晚上，王某某“感觉浑身没劲，像感冒了似的”，主动去医院做了核酸检测。2月8日，贺宏国和韩东离开绥芬河市的第17天、回到绥中县的第15天，王某某被确诊为新冠病例。绥中疫情就此暴发。

2022年1月29日，黑龙江牡丹江，绥芬河居民检测核酸。 　　2月8日，韩东做了核酸检测。他听说10个混管里有7管结果异常，2月9日他被集中转运隔离。贺宏国同样也是在2月9日被集中转运隔离，他前一日的核酸检测结果报告为阳性，之后多名亲属相继确诊。2月10日，韩东确诊，次日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接连确诊。

2月24日，葫芦岛市召开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宣布，经对确诊病例样本的病毒基因测序，本次疫情病毒毒株分型属于德尔塔变异株。本次疫情存在以下特点：一是病毒载量高，部分确诊病例的CT值低于20，最低达到了6.5（检测CT值越低病毒载量越高）；二是传播性强，某患者一个人的传播链条就造成了65人感染；三是潜伏期长。本次疫情发生后，葫芦岛市在36小时查清了疫情的源头，迅速划定了管控区域。

通报中并未明说这65人传播链的源头是谁。但在贺宏国、韩东的判决书中，一份作为证据的情况说明声称，经流调发现，是由黑龙江省返回绥中县的贺宏国、韩东两人患病并在社会面活动造成疫情传播。其间，绥中县财政共支出各项疫情应急处置费用约1.55亿元。

另一份情况说明则证明，绥中“0208”疫情发生以来，累计报告感染183人，累计隔离7865人。全县陆续划定34个封控区、管控区和重点防范区，启用隔离场所61家，使用隔离房间5224间。绥中县法院审理查明，“其中，绥中县加碑岩乡密接、次密接1878人”，这意味着累计隔离人数包括次密接在内。根据2021年5月11日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密接的密接”需要在12小时内转运至集中隔离场所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此外，一份“关于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显示，葫芦岛市以外来（返）绥人员要自觉承担个人防控责任，主动向所在社区（村）或第一落脚点报备，如不报备出现风险严肃追责。对瞒报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和健康状况，拒不执行防疫规定的人员，将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上述三份文件均未记录出具人或出具单位，财新也未能在葫芦岛市政府、绥中县政府官网和社交平台账号上，查询到这份“关于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

综合包括上述三份文件在内的书证以及证人证言，绥中县法院认为，贺宏国、韩东引起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不能排除其他可能” 　　韩东回忆说，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曾问他是否签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官问我，认罪不？我说认。又问我，认罚不？我问怎么罚？检察官说量刑3年。我问，实刑还是缓刑？检察官说实刑。我感觉有点多，心里有点不舒服，就没有签字。”韩东和贺宏国最后都是“认罪不认罚”，在两人的印象里，这一过程并没有律师在场。

开庭审理前一日，贺宏国和韩东各自接到自称是法院指派的辩护律师的电话。两名辩护律师与他们接触很少，但向法院提交了辩护意见。

贺宏国的辩护律师做了罪轻辩护，他提出贺宏国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系初犯、偶犯，无前科劣迹，建议从轻处罚。

韩东的辩护律师在罪轻辩护之外，还重点提及2022年2月2日韩东曾自行去做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而且2月8日因疫情防控被隔离后也多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直到2月10日才检出阳性。即韩东从绥芬河市返回绥中县经过17日才确诊新冠，并不能排除其从疫区返回时并未感染，而是回到绥中后才感染的可能。

财新尝试从贺宏国、韩东的两位辩护律师处了解案件情况，他们均表示应与绥中县法院联系，自己不方便透露更多。

韩东也对财新表示了与辩护律师所提类似的意见。他称自己转运隔离前后至少做了两次核酸检测，直到2022年2月10日才报告为阳性。他认为自己有可能是在转运途中或集中隔离期间感染，而不是在绥芬河市感染并将病毒带回。不过，韩东未能提供这几次核酸检测结果的证明。他说，在集中隔离点的检测结果都是口头告知。

同时，韩东和贺宏国还称，2022年春节前，县里曾动用大巴车，从高速公路出口接回一批在陕西西安打工的绥中人。这批人中也包括他们村屯的老乡，二人都曾在街上见到西安返乡工人在活动，“也没有隔离”。二人表示，绥中县疫情的确诊病例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这些人，“传染源头是这些来自西安的返乡工人也不一定”。

西安的疫情自2021年12月9日暴发，直至2022年1月23日，陕西省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前一日无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据两地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绥芬河市毒株为德尔塔AY.112进化分支，未公布来源；西安毒株也为德尔塔，未公布进化分支，来源为2021年12月4日巴基斯坦入境航班输入。

2022年2月11日，葫芦岛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经中国疾控中心基因测序比对显示，当地首发病例感染病毒株与牡丹江市绥芬河市疫情早期病例高度同源。而在贺宏国、韩东判决书记录的书证中，中国疾控中心文件用以证明贺宏国病毒基因组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1·25”疫情早期病例病毒基因组高度同源，但未提及韩东的病毒基因测序情况。不过，此前各地用于判断病毒传播链时，均会送检10余人的检测样本，并通报“高度同源”，这意味着如果传播链为同一条，所有人感染的病毒理应高度同源。

关注此案的四川律师万淼焱对财新分析说：第一，虽然有病毒基因组“高度同源”的证据，但首发病例王某某是与韩东而非贺宏国一起聚餐，贺宏国与王某某没有直接交集，中疾控文件并没有确认韩东的病毒基因组同样“高度同源”；第二，二人在锦州货场卸货时，并未见到锦州暴发疫情的消息；第三，德尔塔毒株潜伏期1至14天，最常见的是3至7天，二人2月9日、2月10日才检出阳性，距二人结束绥芬河市、东宁市行程已有十六七天，超过了正常的病毒潜伏期。

对应的是，负责大数据排查的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该期流调排查表上，还有其他与绥芬河市相关的排查对象。据绥中县2月8日发布的首发病例王某某行动轨迹，前一周其社会活动相当频繁。并且，韩东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并与王某某聚餐当天，还有其他人在场，但判决书中采纳的王某某及其他证人证言都表示，“记不清其他人是谁”。王某某声称在确诊前没有去过黑龙江省，也没有接触过有牡丹江市旅居史的人，但他同时也承认，在与韩东聚餐之前，并不知道韩东都去过哪里。

据此，万淼焱认为，不能排除绥中县当时已有病毒在社会面上流传，首发病例王某某是通过其他人员而非韩东感染。“本案证据链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和其他可能，即便是在从快从重打击涉疫犯罪的背景下，也不能人为地降低犯罪证明的客观标准。”万淼焱说。

此外，韩东还提出，在去社区接种疫苗、出入医院以及出入联通营业厅时，都曾被要求出示行程码，上面记录了他在绥芬河市的行程，但都顺利通过了，没有受到防疫部门关注。绥芬河市疫情发生后，他曾接到来自绥芬河市防疫工作人员的多个电话。他回忆说，电话内容基本都是问他在绥芬河市何处，他回答说在辽宁绥中，电话那头便没再说别的。“我印象中有一个工作人员问我是否隔离了，我说没有，然后电话就被挂了。”此后，也并没有葫芦岛市本地的防疫人员联系过他。“即使真是因为我传染过来的，政府是否也要为疫情暴发承担一部分责任呢？”韩东反问道。

2022年2月15日，绥中县官方发布疫情问责通报，对包括上至县卫健局“一把手”、下至村网格员的21人，给予诫勉谈话、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留党察看、政务撤职、降级、建议解除职务等处分。

从扩大适用到首次激活 　　自从写入1997年《刑法》，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沉睡”超过20年，直至新冠疫情来袭的2020年，才被首次激活。

在2020年12月26日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刑法》第330条规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四种情形之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多为第四种情形，即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之后，则主要适用第五种情形：拒绝执行县级以上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

2003年“非典”疫情时，因为该罪适用范围严格限制为甲类传染病，而当时《传染病防治法》尚未修订，中国认定的甲类传染病仅有鼠疫、霍乱两种，“非典”未有归类，后又按乙类传染病管理，因此处置“非典”疫情时并未适用此罪。

200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即明确规定：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全国检察业务专家、贵州毕节市检察院检察长张宇2020年2月18日在《检察日报》上撰文认为，这一司法解释实际上将部分符合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构成的犯罪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予以定罪，而实践中有的符合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案件甚至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

2004年8月，《传染病防治法》完成修订，“非典”明确为乙类传染病，同时“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修订后的《传染病防治法》还规定：其他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实施。此即现时因为新冠疫情而为大众所熟知的“乙类甲管”。

随后，2008年6月，最高检及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下称《追诉标准》），其中规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起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应予立案追诉。”由此，“乙类甲管”传染病也被纳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打击范围。

曾担任最高法院研究室刑事处副处长的黄应生对财新表示，虽然《追诉标准》是由最高检和公安部制定，但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果最高法院对定罪量刑标准没有规定，也可以参照适用《追诉标准》。

到2020年2月6日，时值新冠疫情愈演愈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下称《新冠疫情意见》）。《新冠疫情意见》再次提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指出这适用于“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而并非这两种主体违反防疫措施的，则应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论处。这也延续了《追诉标准》中的做法。《新冠疫情意见》出台之前，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通过2020年第1号文件宣布，新冠肺炎采取“乙类甲管”措施。

当时在严格防疫措施下，多地已经出现的违反乃至破坏防疫措施的行为，基本上都被公安机关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新冠疫情意见》出台后，进入起诉和审理阶段时，相应罪名也改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2022年2月14日，《新冠疫情意见》出台后第9天，公开法律文书中的第一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案，在湖北省嘉鱼县宣判。

“疫学因果”与证据标准 　　财新梳理发现，新冠疫情三年来涉及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案件，案情绝大多数与贺宏国、韩东案相似：犯罪嫌疑人从发生疫情的地方到达另一地后，没有如实或及时报告行程，并存在一定社会面活动，一段时间后确诊。防疫机构按照疫情处置方案，对犯罪嫌疑人此前一段时间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其传播链上的确诊人数、被隔离管控的人数以及相应的疫情应急处置费用，即被视为法条中“引起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后果。其中有少数案件，犯罪嫌疑人在被诊断为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后，仍未如实报告全部行程行踪。

《新冠疫情意见》出台后一个月，2020年3月15日，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海军和检察官高爽在《检察日报》撰文认为，涉疫情犯罪的因果关系比一般刑事案件的因果关系更难认定，因为病毒传播过程无法感知，且事后难以通过鉴定加以证明。“由于潜伏期和个体差异的存在，往往难以追查被害人的感染是否由行为人直接引起⋯⋯即使是与行为人密切接触后被确诊的感染者，也未必就是行为人感染的，还有可能是之前或者之后在其他场合与病原体接触而感染”。

两位检察官写道，正是由于病毒传播因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目前的技术条件，尚难以证明病毒传播因果关系的唯一性，这使得对传染病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

在黄应生看来，判断传染病传播的因果关系和普通刑事犯罪没有大的不同，但他也认为“因果关系认定是办理此类案件的重点、难点”。对于“行为人并非在疫区感染病毒”以及“被害人存在其他感染途径”这两种可能性应予排除的观点，黄应生表示认同。

前述两位检察官提出，“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可以作为判断依据。该学说根据流行病学原理，认为符合以下四个条件，就可以肯定某种因子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是该因子在发病前一定期间发生作用；二是该因子的作用程度越明显则患病率越高；三是该因子的分布消长与流行病学观察记录的流行特征相符；四是该因子作为原因的发生机制与生物学并不矛盾。该标准实际上是在原因如何引起结果的详细机理不甚明确的情况下，根据流行病学的统计方法，经过大量观察，判明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引起和被引起的高度可能性，从而推定有因果关系。

“疫学因果关系理论”诞生于日本审判实务中处理环境污染与受害人染病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国法学家在21世纪初首次向中国学界介绍，并引起了一定讨论。

一些法学家认为，作为一种以“高度可能性”为结论的理论，可以适用于可划分责任比例的民事案件，但对于责任“全有”或“全无”的刑事案件则并不合适。实际上，即使是提出这一理论的日本，根据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礼登等人考证，1977年至2020年间，共有129件案件判决中的因果关系认定涉及“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其中涉及民事行政案件126件，涉及刑事案件仅3件，并且均提到疫学上的证明不能够直接等同于刑事审判中的法律证明。

而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包括三年来涉疫案件的审理，则未见有检察官或法官将“疫学因果关系理论”用于案情分析。

就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司法实践而言，由于在严格防控的大背景下，犯罪嫌疑人几乎全都认罪，大量案件采用简易审理程序；采用普通审理程序的案件，有的也只在判决书中记录证据名录而不记录证据内容；甚至于财新收集到的74份判决书中，有29份没有流调报告或未记录任何证据名录，部分判决书中仅有“密接者名单”形式的流调报告作为证据。

另一方面，财新收集到的40份不起诉决定书中，有10份被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其中有5起案情呈现出上述“隐瞒—活动—感染”模式，但检察院认为在“是否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方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财新试图联系这些检察院询问他们的分析过程和判断依据，有的检察院电话无人接听，有的则拒绝回应。

从快、从重 　　在《新冠疫情意见》发布之初，不少法学家认同，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采取严厉的刑事政策是合理的，《新冠疫情意见》将在实践中起到统一认识、统一尺度、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他们也表示，政策不能超越法律，司法应严格坚持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避免在个案上出现方向错误，随意扩大打击面。

也有观点认为，《追诉标准》和《新冠疫情意见》为惩治不法而采取了扩大解释策略，有功利主义之嫌。一位不具名的高校刑法学教授即对财新表示，这种扩大解释显然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

《新冠疫情意见》发布后第三天，2020年2月12日，最高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文峰在《检察日报》上撰文论及准确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时表示，《追诉标准》这一扩大规定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传染病防治法》时专门增加规定“乙类甲管”的立法本意。李文峰同时强调，实践中执法司法机关在办理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时，应当注意“依法从快从重打击，及时形成有效震慑”，在程序上，要依法加快办案节奏；在实体上，比平时同类犯罪行为要依法从重处罚，及时警示、教育、引导社会各界严格遵守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措施。

就目前公开的司法文书来看，“从快”的态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体现。在记录了确诊时间、到案时间或采取强制措施时间的86起案件中，有28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自己或相关人员确诊后30天内，即已到案或被采取强制措施，占比约三分之一。其中部分犯罪嫌疑人到案时尚在治疗期间，10起案件间隔时间在10天内，有2起案件间隔时间甚至仅有1天。

40份不起诉决定书中记录了到案或采取强制措施时间与移送起诉时间，间隔最短的同样是1天，7起案件在10天及以内，6起案件在10—20天以内，2起案件在20—30天以内。记录了提起公诉时间和判决时间的54份判决书中，14起案件间隔时间在10天以内，18起案件在10—30天内，其中间隔最短的为2天。

2020年2月14日宣判的尹某某案最为典型。1月23日10时，离汉通道关闭后，尹某某在无运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于10时至20时许先后两次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接送乘客往返于武汉和湖北咸宁市嘉鱼县。2月4日尹某某确诊后，密接20人被隔离，被嘉鱼县法院认定引起传播严重危险，判处1年有期徒刑。

而尹某某在确诊后1天即被监视居住，8天后的2月12日被起诉，10天后的2月14日宣判。这种快节奏，也使得该案成为目前公开司法文书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第一案。

但从快处理也会带来司法上的瑕疵。在尹某某案中，嘉鱼县检察院和嘉鱼县法院认为尹某某违反的防疫措施是《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1号）》。在其他案件中，依据的则都是本地的防疫措施规定或文件。这些作为书证的文件给人以“五花八门”之感：除常规的由县级以上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印发的文件，还有“致某地人民的一封信”、镇政府文件、“居委会广播稿件”、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疑似内部下发的未公开文件等。与此同时，并不是所有案件都在证据中罗列了被告人应当遵守防疫措施的依据文件。

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或被告知了相关防疫措施，在部分判决书中难以看出，尤其是涉及2020年疫情早期的相关行为时。有的检察院对此会进行考量。如在新疆昌吉市的一起案件中，姜某某2020年1月在重庆、天津、攀枝花、成都等地出差，返回新疆后未进行报告，并在社会面有活动，2月6日确诊后导致400余人被隔离。昌吉市检察院认为，证实姜某某主观上明知自己病情为新冠肺炎症状的证据不足，证实其客观上是否被告知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措施的证据不足，在其从伊宁回到昌吉后，昌吉各小区的封闭状况、其是如何进入居住小区的事实不清，最终检方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2021年8月10日，重庆，渝鄂省界处G42沪蓉高速公路巫山服务区疫情防控查验点，巫山县交通综合行政执法队员和卫生健康人员对过往车辆进行行程扫码检测。 　　至于“从重”，在李文峰表态前，《新冠疫情意见》本身也提到：对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有关违法犯罪的，要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量，依法体现从严的政策要求，有力惩治震慑违法犯罪，维护法律权威，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财新梳理公开的司法文书发现，刑期较重的有3起案件，被告人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其中2名被告人适用缓刑；共有28名被告人被判处1年及以上有期徒刑，全部80名被告人的平均刑期为9.3个月，其中41人适用缓刑。

处罚较轻的，有法院判处被告人3个月拘役，同时缓刑6个月；也有法院将已经监视居住的8个月“实报实销”，判处被告人4个月拘役。最轻的则是检察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或“可以免予刑罚”，作出不起诉决定。

还有一类引发争议的是“医生擅自接诊发热病人”案件。2022年5月10日，四川南充市顺庆区法院一审判处一家医院正、副院长有期徒刑1年，两人均已上诉。而在浙江平阳县的一起案件中，村卫生室负责人苏某某于2020年1月24日至31日，在知悉不得诊治发热病人的要求情况下，仍私自接诊有发热症状的2名病人。2月4日，这2人确诊，致其间就医的17人被隔离。平阳县检察院认为，苏某某实施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如实供述情节，不需要判处刑罚。

这也符合李文峰在强调“从快从重”的同时，提醒执法司法机关要“注意采取非刑罚处理方式，避免打击面过大”。他表示，并不意味着只要违反这些防控措施的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或者危害不大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由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公安机关责令纠正，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

2020年3月10日，最高法刑一庭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也表示，由于各地面临的疫情形势和防控任务差异较大，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也要充分考虑各地这种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形势任务。因为同样的行为在疫情风险等级不同的地区，其危害性是不一样的，裁判中要有所体现，要平衡国法、天理、人情，实事求是，做到罪责刑相适应，避免政策把握粗放化、简单化。

“乙类乙管”之后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2020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此次修法，《刑法》第330条“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修改为“引起甲类传染病以及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具体情形中，第四种“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修改为第五种“拒绝执行县级以上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并增加一种情形：“出售、运输疫区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物品，未进行消毒处理的”。

关于“扩大解释”的争议，最终以《刑法》进行修改、与司法解释对表而告终。不过，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公布的114份司法文书中，仅有24份是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之后作出的裁判。实际上，这些案件绝大多数都发生在2020年1月和2月，由湖北返乡或途经湖北返乡人员引起。

颇为巧合的是，整整两年后，2022年12月2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2022年第7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经国务院批准，自2023年1月8日起，解除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采取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再纳入《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

稍早前的2022年11月11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公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措施（“二十条”）。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又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新十条”），再度放松了对新冠疫情的管控，包括进入绝大部分公共场所不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查验健康码，也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

从2023年1月8日开始，新冠感染正式回归“乙类乙管”，从而不再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基于防疫政策优化，2022年12月中上旬，黄应生接连公开发文，呼吁调整涉疫案件处理思路。他向财新解释称，《刑法》上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指对于法律修改前的行为，依照当时的法律定罪量刑，而如果修改后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新法。该原则不仅适用于《刑法》条文本身发生变化的情形，也适用于《刑法》条文所指向的前置法律（如行政法律）发生变化的情形。

黄应生表示，“乙类乙管”之后如果再根据行为时的政策，对违反防疫规定的行为加以刑事惩处，则不再具有正当性，反而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损害司法权威。因此，他建议，对于先前发生的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应当依照“从旧兼从轻”原则作无罪处理；对于已经判决生效的案件，也应当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只要当时判决所依据的政策是各地擅自“层层加码”的不合理、不合法的政策，或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均应当纠正。

黄应生强调，尤其是对于2021年11月以来奥密克戎毒株引发的疫情，因为传播奥密克戎毒株而受到刑事或者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作为纠错的重点。因为奥密克戎的传播性极强，流调往往不够及时、准确，要认定嫌疑人的行为“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在证据上并不容易，更多的只能是推定。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在谈及“医生擅自接诊发热病人”案件时提到，很多判决会考虑当时的政策背景，是政策实施型的。虽然判决是以法律的名义，但背后隐含着落实贯彻政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也不能说当时的判决就一定是错的，“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形势变了，政策调整了，自然司法也应该随之调整”。

为了便于实践操作，韩旭建议，对于未了结案件的判决或者裁决等，可以以政策调整或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追究；而对于已经判决生效的案件，建议通过再审程序纠正。韩旭还提醒说，即便当事人确实违法，也应尽可能对之前的行为适用行政处罚，而非刑事处罚，以体现《刑法》谦抑精神。万淼焱则从技术角度提出，已经判决生效的案件，可以通过减刑、假释等方式，先恢复当事人的人身自由。

对贺宏国和韩东来说，相较于被收监服刑的罪犯，他们因为监视居住的确也享受着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无论如何，已经生效的有罪判决，让他们的人生背负上了刑事案底。再审申请书里，贺宏国提出，原审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重，请求绥中县法院提起再审，依法改判。韩东提出，原审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刑法》规定存疑案件不能定罪，请求绥中县法院提起再审，改判无罪。

2023年1月3日，绥中县法院已收下了二人亲属代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法院说也在研究是不是判得有点重，要重新再审；说你们家属要能提出再审，就更好了。”韩东说。

徐路易、赵今朝、周东旭、单玉晓，周昕、黄佳钰（实习）对此文亦有贡献

【财新网】疫情海啸来了，北京正在面临第一波冲击。到2022年12月27日，新冠病毒感染被宣布将回归“乙类乙管”传染病时，医院的重症床位依旧十分吃紧。

12月21日，财新走访北京全市多家各级医院，现场的场景印证了多名医疗专家此前的预测：尽管奥密克戎致病性低，但在庞大的感染基数面前，仍带来重症绝对人数的骤然攀升，在医疗资源本就紧张的秋冬季，进一步挤压着急危重症患者的医疗资源。

随着北京感染波峰走低，发热门诊虽然仍显拥挤，但已鲜见“大排长龙”；然而，从“120”急救中心，到急救科，再到各级医院的抢救室、重症监护病房，急危重症患者生死线上的每一环均承受高压。

甚至，随着逝者与亲人的分别时刻不可避免地到来，殡葬服务亦出现供不应求。“干这行五六年了，头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在东郊殡仪馆外排队等候超过五小时后，一名北京朝阳区的殡葬车司机感慨。

2022年12月21日傍晚，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外，等待进入殡仪馆的车辆排起长队。图：财新 丁刚

急诊患者与家属的普遍体验是，打120排队，等床位排队，找氧气排队，甚至连火化都要排队。“（我）亲身经历了整个医疗过程中的混乱与拥挤，从急救运转到ICU收治，以及最后的遗体火化，都是在一种非常紧迫的形态下进行的，特别是殡葬的各个环节，其艰难程度完全超乎我的想象。”优客工场创始人，人口学、城市更新与区域经济学学者毛大庆近日在北京送别了一位长辈后写道。

“这是个大疫情，造成这种冲击是一定的，要早有准备，损失可能会小一点。”一位北京三甲医院感染科医生说，“我现在满怀失望。”

北京是中国第一座迎战奥密克戎感染及重症高峰的特大城市，也是医疗资源最为丰富、水平最为先进的城市之一。北京抗疫暴露的问题、积累的经验，将成为即将迎来重症、死亡高峰的每一座中国城市的重要镜鉴。

补救措施正在跟进。12月12日，北京市疫情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市医院发热门诊从94家增至303家，全市全部二级以上医院均开设发热门诊或诊室；15日，急救中心电话系统升级扩容，电话席位由50个扩到100个，同时全市急救车组满载运行；23日，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医保局下发《关于进一步提升重症救治服务能力的通知》，要求各级医院扩充重症床位和重症医学医师队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高危人群发放血氧夹，鼓励提供氧气灌装服务；26日，《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症早期干预服务的通知》面向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传达和培训，提出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新冠口服药。

12月27日，据财新了解，120响应时间有缩短，急救转运有所缓解。但急诊床位依然难求，甚至出现压床现象。在中日友好医院，面对想找一张床位的家属，“想都别想了”一位医生简短回答。

当时，这家以呼吸与危重症学科著名的医院，急诊已经大排长龙，“除了直接进抢救室的，都要等待一小时起步。”一位患者家属说，家中老人感染新冠后身体不适，已经排了两小时都没看上。

“疫情考验着‘城市韧性’” 毛大庆认为，“具体到当下正在发生中的疫情后续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疫苗接种、药物供给、物流运输、急救运转、医院救治、临终关怀、遗体处置等环节，在最近出现的一系列秩序混乱、物资紧缺、人工不足、物流不畅发生后，我们更应尽快进行有意义的务实的总结与反思，并有针对性地部署下一步提升卫生系统城市韧性的计划，以尽早、尽快地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急救 　　12月17日的晚上，刘芳87岁的母亲开始心口疼。母亲患有高血压，刘芳立即拨通了“120”热线，但一句“救护车调度需要时间，请耐心等待”后，等了36小时，救护车仍未到来。

据北京市急救中心，12月份以来，北京120急救电话持续高位运行，12月9日急救电话呼入总数达3.2万个，是平时的6倍之多。“在北京疫情防控最为紧要时刻，120急救电话系统随时面临瘫痪的风险。”官网通告中直言。同时，疫情带来的非急救需求对120急救资源造成挤兑，12月7日，北京急诊派车率降至危险的53.08%，平均反应时间20.81分钟。

北京朝阳区一名急救员则表示，原本朝阳区每天晚上只有5—7辆救护车在值班，到12月中旬，已有超过80辆救护车24小时轮班，仍难及时响应每一条呼救。救护车需要配备专业人员才能发挥作用，急救人员有限，眼下救护车的运转效能已经达到极限。

救护车久等不至，母亲的症状有所缓解，刘芳暂时选择了放弃。但在21日上午9点许，母亲的症状突然加重：心脏疼痛带动左胸、左手颤抖，疼得“哎哟、哎哟”地喊。刘芳和家人开始每隔10分钟拨打一次“120”，终于在近晚上8点等来了一脸疲惫的急救员和救护车。不到半小时后，救护车驶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室。

彼时，急救室已然人满为患。问诊室外、CT室门口的走廊、家属等候区内，随处可见支起的行军床和轮椅，和或躺或坐输液的老人。刘芳母亲的担架床被拦在了预检分诊台旁、问诊区外。护士走上前来，为老人夹上血氧仪，绑好血压带。发现老人血氧指数良好，护士松了一口气，告诉刘芳，老人情况暂时不危险，排到问诊的医生，可能要等三、四个小时。

“可是她都八十多岁了！”看着仍在不断呻吟的母亲，刘芳备感煎熬。“有九十多岁的也还在等！”护士说。

与刘芳母亲几乎同一时间到达急诊室的，还有一位胸口放着5L氧气瓶的七十多岁的老人。他的血氧指标只有85，因此等了十五分钟左右就得到了就诊机会。他新冠阴性，患有肺部纤维化，因出现憋气、气促前来求诊，急救人员为他提供了一瓶救护车上的氧气。但在问诊后，医生告诉家属，医院的吸氧机位已经全满，还有数十人在排队：“现在我们只能帮他输液。你们赶紧去想办法买一瓶氧气，不然血氧已经很低，不吸氧可能会呼吸困难。”

家人无奈，只能分头行动，一部分人去买氧气，一部分人将老人抬下担架床，扶到轮椅上坐着，推往输液区。不到半小时，瓶中氧气已经耗尽，去买氧气的家属仍未归来。老人紧抓着一旁的门扶手，不愿将氧气面罩摘下。

2022年12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医院急诊，老人紧抓一旁的门把手，拒绝摘掉氧气管。图：财新 丁可（实习）

疫情“海啸”已至，重症人数不断攀峰，在医疗资源本就紧张的秋冬季，急诊“无床、无氧”成为常态。

连一些平日稍显冷清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也开始排队。家住北京朝阳区常营乡的邱秋12月7日出现高烧、乏力、四肢刺痛等新冠症状，到12月18日抗原转阴，但转阴后出现心脏早搏，经常有心跳漏跳的不适感。26日下午3时许，她来到家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拿到350号，而当时叫号才刚刚叫到第150号，她只得先行返回家中，5时许再回来简单面诊，次日再测心电图。

为应对急诊就医高峰，医院普遍大量启用“临时床位”：一张行军床，一个便携式氧气瓶，一个监护仪，便可成为“战时状态”下的一张重症床位。12月21日，在北京普仁医院的急诊室，14张ICU床位已然全满，12张普通床位旁都配上了监护仪转换为ICU床位，还有三十多张医院或家属自带的行军床，铺满了约一百平米的急诊室大厅。

与此同时，急救车仍在源源不断地进来，一位80多岁的女性患者到达时，血氧已经低至65，但厅内已经没有多余的行军床。无奈之下，医护和家属将老人抬到轮椅上，连上了氧气，但监护仪再也找不到更多。“我上哪去搞一台监护仪？哪里有得借？”护士打电话沟通着情况，语气中难掩焦躁。

缺床、缺氧的急诊室，又将压力传达回救护车。当患者无法及时就诊，急救车组只能陪着他们等待。“我们有一组同事一下午只送了两车。”在12月21日的中日友好医院，一个急救员无奈地表示。他送的患者满头银发，正躺在床上呻吟。35分钟后，患者才等到抢救室内搬出两具遗体，得到一张空床位。“不要再往我们这送了！”医生一边把患者推进抢救室，一边对急救员说。“我们也不想啊！”急救员们大声答道。

2022年12月21日，中日友好医院急诊，大量临时床位将抢救室占满。图：财新 丁可（实习） 2022年12月21日，中日友好医院急诊，大量临时床位将抢救室占满。图：财新 丁可（实习） 　　这名急救员还说，他在当日下午送的一名患者，正好用掉了朝阳区最后一张急救室空床位，在北京市小庄医院。

刘芳母亲疼得无法自主行动，家人也没有提前准备行军床，等待期间，她只能一直躺在从救护车上搬下来的担架床上。刘芳为占用床位连说了好几声抱歉，急救员表示体谅：“我们去外面等着，真的要等三、四小时，也只能等，现在去哪家医院都不一定能马上看上病。”目送急救员离开后，刘芳俯身对母亲说：“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不到救护车了吗？救护车也得等人呢。”

12月27日，据财新了解，120急救转运的响应时间有所缩短，但急诊依旧一床难求。中日友好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表示，眼下科室压床严重。重症ICU门外的走廊里塞了六张病床，仅留一张病床通过的宽度，医护在其间匆匆穿梭。

告别 　　即便等到床位，家属也丝毫不能松懈，重症ICU门口挤满疲惫的人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都等不到一声告别。

“让老人安安静静地走吧。”12月27日，一名医生劝说等在中日友好医院抢救室外的家属。

这名家属告诉财新，此刻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是自己86岁、患有高血压的母亲，新冠阳性一周内出现气促，家人于27日上午8时左右拨通“120”热线，一小时后救护车赶到，送往医院抢救。但抢救过后，母亲仍不治身亡。

一周前，他93岁的父亲刚刚在家中溘然长逝，同样是在感染新冠四五天后。他回忆，当时全市急救资源更为紧张，父亲等候近十小时，直到闭眼前都没有等来救护车。

“看身边的人症状很轻，家里老人平时看着身体很好，得上时甚至没怎么发烧，我就没有在意。”他语气低沉，流露悔意。

悲戚、疲惫的家属守在抢救室门口，茫然等待着或好或坏的结果，这样的场景在这半月内不鲜见。12月21日晚8时许，一名家属在朝阳医院重症ICU门外拨通了视频电话，与病房中陪护的护工，以及尚在境外的患者女儿连线。“爸爸，你坚持住！你不能睡！”女儿带着哭腔的声音回荡在医院走廊里。

“他有反应，他流眼泪了。”ICU门外的家属说。等护工挂断，他转而安慰女儿：“你要注意好情绪。”然而，当医生从ICU门口走出时，他当场跪了下来，恳求医生尽全力抢救。

而在抢救观察室门前，一位护士出来高声寻找1号床家属：“1号床心跳停止了，心脏按压和气管插管做吗？”守在门外的家属只有一人，他先是没有反应过来似的签了字，放弃了有创的抢救手段。

在护士转身回到抢救观察室后，家属又拨通了两个电话，另一端传来的说话声很急，挂断后家属跑过去猛敲抢救观察室的门：“我们改主意了，心脏按压、气管插管、呼吸机都同意做！”“行，那你们得重新签字，我先和你说明，抢救希望不大。”走出来的护士给出程式化的回答。

当日更早些时候，一个中年男子蜷在自带的小板凳上，微微打着盹，又不时被出入的医护惊醒。当财新询问他是否家中老人在里面时，他的音量骤然提高：“是我老婆，44岁！在里面插管抢救。”随即又颓然垂下头去，慢慢喝了口水，他拿着水瓶的手在抖：“人已经进ICU五天了。”

而经历生离死别9小时后，李明的情绪已经逐渐平复：“老人身体不好，任何一场感冒都可能扛不过去，我们其实早有心理准备。”

李明岳父86岁，患有糖尿病，在17日检出新冠阳性，此前没抢到退热药，家里只有连花清瘟胶囊和双黄连口服液。发病第四天，岳父呼吸困难，被紧急送至医院抢救，次日凌晨两点离世，医院告知家属的直接死因是乳酸中毒。然而，一直等到11时许，家人们仍难见到老人最后一面。太平间已满，遗体一直在病房内停放，无法移出。李明先后联系了四家殡仪馆，希望将岳父的遗体直接接走火化，但最快的也要排到1月2日。

同日中午，张岳也等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的接待洽谈室外，希望为父亲尽早预约最后告别的日期。父亲于20日晚间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癌症过世，21日清晨遗体被接往八宝山殡仪馆。殡仪馆的火化炉冒出阵阵白烟，他却迟迟排不上火化和举办遗体告别仪式的队，连停放遗体的冻柜也满了，遗体只能放在关了暖气的空房子里。

当时，八宝山殡仪馆已经取消殡葬服务的线下预约，只能拨打动辄占线半小时以上的预约电话。透过接待室的窗向内看，里面坐着10名工作人员，都在一刻不停地接着电话。

焦急的家属们拦下了路过接待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询问为何不能现场预约。“我们的火化人数已经到极限了，”工作人员无奈地说，“平时一天150人，现在一天600人，即便是这样，什么时候能排到我也没法给您准信。”

“干这行五六年了，头一次见到这种场面。能开车到天津火化的话，现在都拿到灰了。”12月21日晚上，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外，排队等待五个多小时的灵车司机王辉感叹。他说，自己上周遇到过更极端的案例，从接到遗体到真正进入殡仪馆，花了近两天时间。他所在的殡葬服务公司平时与朝阳区一家二级医院有合作关系，此时医院的太平间里还停放着二、三十具遗体等待着他和同事运送。另一名北京市殡葬服务行业人士则告诉财新，秋冬季死亡率高，本就是行业忙季，但像现在家属普遍等候四、五天仍难约上火化服务的情况也十分少见。

北京市东郊殡仪馆是北京首家国家一级殡仪馆，也是北京朝阳区最大的殡仪馆。12月21日下午6时许，财新走访现场时看到，殡仪馆门前，三十辆载着遗体的车辆在夜色中排起长队，半小时内放行了三辆。停车场内，绝大多数车辆里亮着灯光，多是逝者家属在车内等候着消息。当时，东郊殡仪馆仅允许每位逝者的一名家属凭死亡证明进入馆内预约殡葬服务，三名以下家属参与遗体告别仪式。

2022年12月21日傍晚，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停尸间。图：财新 丁刚 　　一些小型殡仪馆的运转同样承压。12月10日，通州区殡仪馆发布通告，12月11日起严格实行预约火化制度，通州区户籍亡故居民和非通州区居民在通州区域内医院亡故的可直接预约火化。非通州区户籍且在通州区域以外医院亡故居民每日限约20具。通州区民政局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期通州区需要火化的遗体增多，以前一天大概40具，12月20日左右加班加点一天有140-150具。与此同时，殡仪馆部分工作人员感染新冠病毒，人力紧张，殡仪馆已经超负荷运转。

补救 　　补短板，还欠账——对北京乃至全国的医疗卫生系统而言，面对奥密克戎带来或即将带来的急重症医疗资源挤兑，床位、人手、氧气等各项资源的全方位补足和协调成为当务之急。

12月23日，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医保局下发《关于进一步提升重症救治服务能力的通知》，要求二、三级医院按照国家和北京有关要求，加强重症医学科建设，根据医院类别和级别，做好综合ICU床位、可转换ICU床位、重症监护病房准备。

就床位来说，曾有参与武汉抗疫的重症医学专家对财新表示，中国ICU床位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不够。

11月12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雷海潮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每10万人口ICU床位不到4张。

但仅过不到一个月，官方披露的数字就有了翻倍增长。12月9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的ICU床位接近每10万人口10张的水平，总数为13.81万张，其中10.65万张在三级医院。

即便如此，床位仍需扩容。焦雅辉给出的标准线是4%——三级医院综合ICU要达到床位总数的4%。而各专科ICU也要按照床位总数4%的比例改造可转换ICU床位，保证综合ICU和可转换ICU能够达到医院床位总数的8%。她也一并给出了扩容完成的时间节点——12月底。目前，各地正在紧急招标重症相关的医疗设备。

重症的人手也不充足，对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北京来说也如此。据财新了解，山东、湖北、江苏已经先后派出重症救治团队赴京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据焦雅辉在前述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中国重症医学的医师总数8.05万人，“可转换ICU”储备医师10.6万人，重症专业的护士是22万人，另有“可转换ICU”护士17.77万人。

焦雅辉要求，要按照现在床医比和床护比，再额外扩充20%-30%的医疗力量作为重症力量的补充。内科、急诊科、儿科等相关专业医护，都要开始培训综合ICU知识技能——同样务必在12月底前完成。

除重症资源扩容以外，保证氧气与药物的可及性是当务之急。日前，北京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症早期干预服务的通知》，该文件在12月26日面向市内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了传达和培训。

前述《通知》对重症早期干预规划了数条路径，其中一是要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结合自身实际，应设尽设吸氧区，同时为有需求的居民提供氧气灌装服务，方便居民居家氧疗。

二是对于有重症危险因素的新冠重点人群，经医务人员评估指导，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选择早期应用小分子新冠病毒治疗药物，降低病亡率、重症率。

关于第一条路径，血氧饱和度需要及时监测，家庭最好为老人常备血氧仪。一位北京81岁老人有高血压、脑梗、慢阻肺等基础病，未打疫苗，12月13日感染后家人紧急抢购了血氧仪，发现血氧饱和度读数已经低到了88（低于90需要立即就医），紧急拨打120。“当时接线员说排队的人太多了，有60-70人。”家属回忆。

幸运的是，由于老人有慢阻肺，家中常备制氧机，“吸了大概40分钟，血氧值上来了，感觉好一些了。”家属说，后来吃了退烧药，老人慢慢好转。

老人的“沉默性缺氧”需警惕。据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12月21日的公开发言，有的老年患者送医时为时已晚，是因为他们对缺氧反应迟钝，甚至完全感觉不到胸闷、呼吸困难等，即“沉默性缺氧”。而如果缺氧短时间内不能得到纠正，患者很容易进展到危重症肺炎。所以，一定要将发现重症风险的关口往前推。

对此，北京市卫健委在前述培训中，明确了新冠重症居家监测预警的参考标准，65岁以上的新冠重点人群如果出现以下任一指征，需要及时去医疗机构就诊：一是静息状态下血氧饱和度小于90%；二是呼吸困难或者出现气促，呼吸频率大于30次每分钟；三是血压高于或者低于基础血压30%；四是发热超过3天。

关于第二条路径，小分子新冠病毒治疗药物的早期使用可以缩短病程，降低重症风险。以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商品名：Paxlovid）为例，其附条件获批的适应证为轻中度新冠病毒感染伴有进展为重症高风险因素的成人患者。其关键性临床试验（EPIC-HR）显示，对于未接种疫苗的适应证内患者，在出现症状5日内服药，可将第28天的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 89%。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满祥曾对财新表示，对高龄的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包括未接种疫苗的患者，即使当下症状看着不重，但是存在较大风险转化为重症，因此除了密切的监测、对症治疗外，需要及早服用抗病毒药物，来防止轻症变为重症，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将需要在出现症状5日内服药的Paxlovid下沉社区，提高可及性是应有之义。

符合北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药条件的患者为《新冠肺炎相关健康风险评估标准》中的红色标识重点人群，分为三类，一是年龄小于65岁，基础疾病不稳定，未全程接种疫苗；二是年龄在65至85岁之间，基础疾病不稳定，无论是否全程接种疫苗；三是年龄大于80岁，无论基础疾病稳定或不稳定，未全程接种疫苗。目前，药物供应仍紧，据财新了解，除北京外，广州、杭州等地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尚未收到Paxlovid将下沉基层的通知。

此外，疫苗接种也需要继续推进。12月13日，“第四针”正式开打——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实施方案》，提出现阶段可在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基础上，在感染高风险人群、60岁以上老年人群、具有较严重基础性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人群中开展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然而，在面对感染高峰时，基层医疗机构如何协调分级诊疗和疫苗接种间的资源和人力分配，仍有待观察。

12月21日，张文宏在“现代疫苗与药物创新发展论坛”上发表主题为“大流行第一波的临床应对”报告时，在认为“第四针”政策“非常好”的同时，指出其仍有改善的空间：“要开始针对新的奥密克戎毒株，研发多价疫苗，对脆弱人群进行充分的保护。”

“奥密克戎现在的第一波应对，我们身处其中，并最终会度过这一波，迎向季节性或者是地方性流行，但是这一波目前非常艰难。”做报告时，张文宏如是总结现状，“今天决定国内能否顺利走出来的一项关键点就是，能不能把这一波疫情控制到医疗资源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相应地，他给出走出疫情的16字建议：“适度管控，分级诊疗，药物储备，加强免疫。”

（文中刘芳、李明、张岳、王辉均为化名）

12月8日，经济学家樊纲领衔的研究团队在第二届湾区科创峰会上发布了《共享创新指数研究报告》。报告重点比较了国内四大科创高地的共享创新状况，但没有对开头就提到的半导体行业的共享创新情况进行详细介绍。不过，正如知名硬科技投资人蔡洪平所言：“从半导体研究的第一天起，就是全球化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包圆（整个产业链），美国也不行。”半导体行业是一个讨论全球共享创新的绝佳案例。

报告开头提到的ASML，在半导体行业内的地位十分特殊。这家坐落于荷兰南部小城维尔德霍芬的科技公司，占据全球高端光刻机市场80%以上份额。从1984年在板房创立，到2009年占据行业龙头，只用了31年。以ASML为例，来阐述全球共享创新的多种形态，再合适不过了。

光刻机到底比原子弹难在哪？ 　　因为这两年卡脖子问题十分突出，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都知道了光刻机这个东西。但听过光刻机这个词，不代表真正了解它。很多人说，当年咱们那么穷，都造出了原子弹，现在经济状况好了很多，难道还怕造不出光刻机？持有类似心态的代表性人物，当以董明珠为代表，她曾放出豪言，要拿500亿进军半导体领域。

当前，全球最先进的EUV光刻机售价高达1.2亿欧元，价格堪比一架波音737客机。2024年量产的新一代High-NA EUV光刻机，预计售价将在3亿-3.5亿欧元之间。EUV光刻机的累积研发投入超过百亿欧元，半导体行业玩家的门槛是1000亿元，并且需要持续不断投入才行，脱口而出500亿解决问题，暴露出当事人对这个行业的陌生。

原子弹和光刻机都很难造，二者的关键区别也许只有一条，那就是原子弹造出后，研究项目也就结束了；而光刻机造出后，项目才刚刚开始，企业必须紧跟需求，持续不断优化性能的同时降低成本，属于典型的“既要又要”。有投资人测算过，如果按照造光刻机的效率来造原子弹，一颗原子弹的价格只要10万人民币。

所以，简言之，原子弹是有没有的问题，光刻机则是好不好的问题，分属两个维度。

对于台积电、三星或中芯国际来说，企业投资数十亿美元建立生产线，最怕的就是设备故障导致停产，一旦停产，损失极大。所以，这要求光刻机必须保持7x24小时的绝对稳定性。这就必须依靠商业方式，持续不断地保持高利润-高研发投入-持续迭代，从而形成一个具有正反馈效应的循环。

一台EUV光刻机重达180吨，超过10万个零件，需要40个集装箱运输，集合了光学，有机化学、仪器仪表、机械设备、自动化技术、图像识别技术行业等多行业的顶级技术，仅安装调试就要超过一年时间，每年停修时间不超过3%。

EUV光刻机使用的反射镜片制造工艺更是极其复杂，为了确保光线在真空中穿过透镜时不丢失、不变形，需要的技术精度相当于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铺了一条铁链，铁轨起伏不超过1毫米。而这些反射镜成像精度之高，则相当于我们在地球上拿个手电照到月球，光斑不超过一枚硬币大小。

正是因为光刻机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所以，在今天上海先进半导体工厂内，还有一台30年前进口的ASML光刻机至今依然在昼夜不停地工作。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条5英寸芯片生产线，最初由荷兰飞利浦公司与上海几个国有半导体企业在1988年合资建立。

飞利浦不仅帮助中国大陆跟上国际半导体发展，对台湾地区半导体行业的起步也影响甚大，这一点后面会提到。不过，要论这家工业巨擘对于光刻机行业的最大贡献，还是要回到对ASML的哺育之恩。

背靠飞利浦，大树底下好乘凉 　　按照最新市值（2022年12月9日），ASML为2424亿美元，飞利浦仅为123.8亿美元，连ASML的零头都不及。更有意思的是，飞利浦持有ASML约5.8%的股份，折算下来140.6亿美元，超过了自身市值。

但如果将时针拨回1984年，情况则截然不同。那一年，飞利浦屈就和荷兰先进半导体材料公司（ASM）合作出资成立ASML，除了提供210万美元的现金或设备外，45位飞利浦Natlab的研发工程师也加盟ASML。

虽然有飞利浦Natlab的光环加持，但创立后10年里，公司都未曾盈利。成立之初，ASML的光刻机无人问津，唯一买过几台的是Elcoma，它是飞利浦半导体和材料事业部。几年后，深陷泥沼的ASM创始人德尔·普拉多最终选择了撤资，飞利浦承担了ASM在合资企业中的股份和债务，并与ASML的银行NMB合作，以接受来自荷兰和欧共体的研发捐赠。

《光刻巨人：ASML崛起之路》的作者瑞尼·雷吉梅克评价道：“ASML3年后还活着绝对是一个奇迹。 ”显然，ASML没有在最初几年倒下，与母公司飞利浦的输血有直接关系，除了资金支持，飞利浦还在ASML开拓亚洲市场的关键时刻，把自己最优秀的工程师派去协助，以确保订单不会消失，这对初创的ASML来说十分关键。

当然，飞利浦绝不是什么商业投资领域的慈善家。在数十年的合作中，ASML和飞利浦之间也有过多次摩擦。但不容否认的是，飞利浦客观上构建了一个持续运转的共享创新网络。飞利浦在荷兰每所大学都有耳目，与荷兰几乎每个工程或科学教授都有联系，一旦公司在大学教授的人际关系网里发现人才，一有需要就会进行招聘。当ASML组建之初招聘员工时，有大约300人提出申请，这令ASML管理层感到惊讶。

不仅对ASML，也对德维尔霍芬地区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具有巨大的辐射和孵化作用。当地数十家高科技公司都直接或间接脱胎于飞利浦公司，但飞利浦并没有强行将其纳入旗下子公司，而是与其和谐发展，共同维护并呵护这个共享创新的模式。事实上，就连德维尔霍芬这座城市，也是依托飞利浦公司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

飞利浦是荷兰维尔德霍芬地区的高科技企业之根；制图：牛媛媛、王天明 　　甚至，大名鼎鼎的台积电1987年创立时，也称得上是飞利浦在中国台湾下的蛋。当时，台湾工研院和飞利浦创办台积电，飞利浦占27.5%股份，是最大外部股东。飞利浦不仅毫无保留地把内存生产线开放给台积电学习，还原封不动地把整条生产线搬到台湾给台积电。可以说，是飞利浦为台积电打下了坚实的生产技术基础，而张忠谋之于台积电而言，更主要是开创了一个新商业模式。

有趣的是，因为飞利浦的关系，ASML在1988年拿到了台积电的17台光刻机订单，这让1989年的ASML获得了勉强盈利的结果，这也再次证明，飞利浦对早期ASML的重要性。

多年以后，ASML也秉承了飞利浦所青睐的共享创新理念。以2016年为例，ASML拿出了1.32亿欧元用于支持其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其中80%用于提供企业的研发工作，20%用于资助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研发。

此外，ASML与全球700多家供应商展开合作，50%来自荷兰本土，其余大多来自欧盟和美国，85%的成本由供应商提供。如果没有开放协同、共享共生的理念及其配套制度，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当然，ASML也就不可能汇聚全球智慧，攻破看似不可逾越的技术难题，戴上工业制造皇冠。

携手卡尔·蔡司，锻造研发命运共同体 　　1988年，ASML陷入财政最低谷，也在此时，ASML利用尼康、佳能的冒进之举，推出了它的翻身之作——PAS 5500光刻机。ASML现在的CEO范登布林克，那时还是首席架构师，他成功将PAS 5500推广到了蓝色巨人IBM面对，后者决定在纽约东菲什基尔新建立的芯片生产线上。

ASML获得IBM认可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开始纷至沓来。但对ASML来说，一个新问题出现了，那就是面对源源不断的订单需求，为自己提供所有的投影物镜和照明系统的核心供应商卡尔·蔡司公司，却存在多项不确定性：质量不合格、产能不足、与竞品合作。

质量、产能问题的背后，一是蔡司管理层并未真正认可ASML，相反蔡司更重视尼康的需求；二是蔡司管理层还在坚持人工打磨的方式，他们对公司内6名顶级技工的“金手指”十分引以为傲。对此，ASML拿着不合格的镜头，用事实让蔡司高管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同时，他们也抓住蔡司糟糕的财务状况这一痛点，推动蔡司从“金手指”打磨过渡到自动化操作。

借助干涉仪、机器人、离子束的刻蚀设备、抛光笔等新技术新设备，蔡司百年以来的老生产线被改造成了符合ASML要求的柔性生产线，最终交付的镜头品质和效率大幅提高。

让德国人知错就改后，ASML还要求蔡司只能给自己独家供货，两者签署一份契约，ASML在蔡司半导体光学部门（SMT）拥有24.9%的股权。由于双方命运极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当1994年时任蔡司CEO利希滕贝格听到ASML巨额订单的消息时，他选择赌了一把，砍掉了部分业务部门，不仅按要求改造生产线，还入股了ASML，并以借东风的方式，一扫财报连年亏损的阴霾。

到今天，ASML和蔡司还在定期交换研发工程师和科学家，确保从技术、股权甚至企业文化上进行共享。ASML制造的光刻设备总成本中，有将近30%购自卡尔·蔡司（2018年为28.3%，2017年为26.6%，2016年为27.6%）。而蔡司在光学研发上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也在不断帮助ASML突破一个又一个极限。

这是一个相互成就的故事，但如果没有ASML坚持高标准来倒逼包括蔡司在内的供应商不断进行技术升级，光刻机行业的创新步伐就不会这么快；此外，通过交叉持股的方式，最大限度确保了彼此的同进退，也证明了金融创新在尖端制造业中的重要性。

拥抱技术联盟，戴上工业制造皇冠 　　1995年，ASML在阿姆斯特丹和纳斯达克交易所同时上市，一时间，订单、资金都不再是企业发展的掣肘，如何将领头羊尼康挑落马下，成为ASML管理层思考的重点。

上世纪90年代中叶，光刻机如果想继续遵循摩尔定律，跨越芯片精度上的限制，就必须让光刻机内的光源从DUV变成EUV。为了挑战这一在当时如外星科技般的技术难题，英特尔在1997年说服克林顿内阁，以公司形式发起了EUV LLC这样的一个合作组织。

这个组织由英特尔和美国能源部牵头，不仅包括美国三大国家实验室，也汇聚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摩托罗拉和AMD。同时，英特尔还力邀ASML和尼康加入，这是因为80年代还纵横捭阖的美国老牌光刻公司Perkin-Elmer和GCA，到90年代已大势已去。

不过，英特尔此举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因为后者舍不得让外国公司分享美国最前沿技术。对此，ASML展示出了惊人的技术前瞻性，远比尼康积极要挤进EUV LLC。ASML在美国进行强力游说，开出了让美国政府很难拒绝的条件——由ASML出资在美国建工厂和研发中心，并保证55%的原材料都从美国采购，最终得到了加盟资格。

这一决定不仅确保了ASML可以获得EUV LLC的全部技术专利，还确保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尼康，彻底被排除在竞争之外。实际上，2000年的全球光刻机市场，尼康依然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占据了近7成市场份额，但到2009年即被ASML超过。此后，因为光刻机进入EUV时代，尼康只能在中低端市场刷存在感，早已看不到ASML的身影。

从1997年到2003年，6 年间EUV LLC的科学家发表了几百篇论文，成功验证了 EUV光刻机的可行性，之后便宣布联盟解散。2006年，在ASML实验室里出现了EUV的原型机，四年后的2010年，在ASML手中诞生的人类第一台EUV工程样机：NXE 3100。

2012年，ASML请英特尔、三星和台积电入股自己，希望大家共同承担这个人类的伟大工程，因为研发投入需要每年10亿欧元。2015年，可量产的样机发布。虽然售价高达1.2亿美元一台，但还是收到雪片一样的订单，排队等交货，都要等好几年。2018年，中芯国际曾预订过一台EUV光刻机，因为美国技术封锁，该计划已经被暂停。

ASML在1997年成功加入EUV LLC，2012年吸引英特尔等客户投资自己，可谓带来了两大后果：一是凭借EUV甩掉了竞争对手尼康，二是加深了与美国捆绑，因为政治对抗失去中国市场。对于ASML来说，这两者都是难以预料的，她既不能确保自己选择的技术路径一定成功，也不能左右国际政治博弈的大局。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ASML不加入英特尔和美国政府主导的技术联盟，就不可能获得后来至高无上的行业地位；反过来，即使强如美德日，在今天如果少了ASML、台积电、三星，也都无法独实现芯片产业的闭环。

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中国。

对中国半导体创新的几点启迪 　　对中国科技企业而言，ASML和她所在的荷兰存在很多独特性。但平心而论，这种独特性不在于当年荷兰比今天中国拥有多少优势，而在于ASML能够将可调动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今天，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从政府到企业，也都雄心勃勃地试图征服半导体高地。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优势，但是，我们也需要观照他人、深刻反思自己的不足，就ASML的案例，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启迪：

第一，应该珍视类似飞利浦这样的生态型龙头企业。生态型龙头企业和一般龙头企业不同，它们往往是产学研一体化的组织者、统筹者，对中小科技企业的孵化功能，是一般龙头企业和创业孵化器所不能比的。对于飞利浦来说，并没有一个明确计划去孕育一家ASML，但它的企业在发展中天然会去搭建一个创新生态，沐浴在这个生态下的中小微企业，自然而然得到了生态中的养分。

在硅谷、长三角以及粤港澳大湾区，都存在一批这样的生态型龙头企业，通过借助股权、知识和人才网络等形式来搭建一些区域性的共享创新生态。深圳、杭州之所以敢喊出建设“东方硅谷”的口号，主要的底气就在于已经培育了腾讯、阿里这样的生态型龙头企业。

正如樊纲提出的，大企业是当前经济发展、产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大企业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不过，笔者认为，对比飞利浦，中国的生态型龙头企业还仅仅走到1.0版本，如何孕育出下一个2.0版本，培养出中国的ASML，是未来真正的考验。

第二，必须尽快扭转制造业供应链外流的趋势。从ASML的经历来看，供应链就是它的生命线，更是它的创新线。ASML对蔡司的技术规范和提升，在过去几十年里，也大量发生在外资企业和沿海工厂之间。最典型的就是苹果供应链，2008年的时候，中国大陆企业在苹果供应链中只占了3.6%的价值比重，到了2018年，这一数据已经提升到25.4%，数据背后是中国供应链企业的集体飞跃。

甚至，中国在融入全球供应链的过程中，还打造出自己的手机品牌，OPPO、vivo、华为、小米等等，都享受了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后获得的多方面溢出效应。而要知道，飞利浦最早的光刻机技术，就是对美国企业的跟随和模仿，而ASML击败尼康，也花了20多年，它早期的一次标志性成功，就是成为IBM的供应商。

因此，当前科技产业供应链的外流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必须注意到越南的进出口数据和印度的灯塔工厂数量的增长势头，这些都是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守住这些供应链，我们的半导体行业就有突破的希望。

第三，需要意识到资本市场对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ASML所在的欧洲，从荷兰政府到欧共体和后来的欧盟，都比美国更喜欢给企业补贴，ASML当然是受益者之一。但ASML真正解决资金问题，是通过在欧洲和美国的同时上市，连接全球资本市场后，企业发展很快进入了快车道。这一点，2010-2018年间上市的中概股企业一定颇有体会。

相对而言，国家资本拥有更长远的眼光，但民间资本更注重投资回报中的正反馈效应，在瞬息万变的市场，民间资本能够更好地支持企业做出抉择。毕竟，没有一家企业事前知晓哪一条技术路径，哪一种商业模式可以百分百获得成功。所以，高频高效的反馈机制对于企业十分关键，而资本市场的信号往往是最快速、最清晰的。

过去十几年里，从互联网科技到新能源汽车，一批中国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历经重重困难，最终杀出一条血路成为市场宠儿。这些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科技企业，应被视为“国家战略型企业”。未来，中国必须持续扩大战略型企业的矩阵，而半导体企业一定会以主角的身份，位列阵中。

作者系IT界从业者，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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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修订本《红楼梦》即将推出，多本红学研究新作出版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2022-08-23 15:54 来源：澎湃新闻

8月20日，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在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举办了“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出版四十周年纪念暨2022年修订新版发布会”，回顾了各种版本的《红楼梦》的出版历程，分享阅读记忆，也发布新修订版信息。

现场

从程乙本到“红研所校注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出版《红楼梦》校注整理本的出版机构，从1953年开始，国人阅读《红楼梦》的通行读本几乎都是人文社版本。在1981年之前，人文社向大众发行的《红楼梦》读本，以程乙本为底本，由周汝昌、周绍良、李易校订标点，启功注释的版本。

随着《红楼梦》早期抄本（尤以脂砚斋评点本为代表）的不断被发现和研究，学界对《红楼梦》整理本也提出新的要求——希望以更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早期抄本为底本进行整理普及出版工作。

1974年，时任中宣部文化组副组长的袁水拍倡议重新整理《红楼梦》普及读本，1975年校注组成立，由袁水拍任组长，冯其庸和李希凡任副组长。随后，校注组确定以早期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为前八十回底本，程甲本为后四十回底本，校注一部更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红楼梦》读本。此后七年，由冯其庸任校注工作总负责人，集结了当时红学领域的主要专家，先后参与校注工作的有冯其庸、李希凡、刘梦溪、吕启祥、孙逊、沈天佑、沈彭年、应必诚、周雷、林冠夫、胡文彬、曾扬华、顾平旦、陶建基、徐贻庭、朱彤、张锦池、蔡义江、祝肇年、丁维忠等二十余位学者，还有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周汝昌、启功等老红学家担任顾问。

1982年3月，署名“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成为向全国发行的《红楼梦》通行读本。 又简称为“新校本”、“红研所校注本”。

红研所校注本校记

从1975年启动到1982年出书，《红楼梦》新校注本的撰稿工作经历长达七年的曲折过程，校注组整理校记6000多，成书时精简为1000多条；撰写注释3500多条，成书时精简为2300多条。此外，校注组的工作还为《红楼梦学刊》创刊（197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分别为1979和1980年）打下基础，这让其意义溢出于校注本身。

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于1996年和2008年两次推出全面修订版。每次修订，都改正了上一版的疏漏讹误，也不断吸收红学研究的新成果。例如2008年修订版将作者署名由延续了数十年的“曹雪芹、高鹗著”，改为“（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就是总结、吸纳红学成果的体现。

从1982年至今，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各种版本形态（包括近几年推出的“精装珍藏版”、“大字本”、“有声版”等）累计发行近1000万套。

《红楼梦》漫长的校注历程和即将推出的修订新版

2022年初版四十周年之际，原校注组专家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红楼梦研究所相关学者，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一起对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进行了新的梳理修订，推出了修订新版（即第四版）。

即将出版的红研所校注本四十周年纪念版效果图

活动现场，参与《红楼梦》校注和研究的学者们进行了分享。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第一版校注组成员吕启祥回忆，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出版之后的这四十周年，校注组的很多成员都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如冯其庸、李希凡、祝肇年、顾平旦、沈天佑、林冠夫、周雷、胡文彬。

《红楼梦》的版本史非常漫长，最初它只是作为手抄本在曹雪芹的亲友间流传；1791年，程伟元和高鹗搜求整理，有了排印本的《红楼梦》，从此该书进入到刊印时代，1791的版本被称为程甲本，次年，又重印了程乙本；“五四”时期，亚东图书馆刊刻了亚东本，亚东本一共印了16版，其在1927年由胡适主导的、以程乙本为底本印的版本影响很大，亚东本最可贵的是引进了新式的标点，并且进行了分段，所以风行一时；1939年有了世界书局本；然后就是我们开篇所谈的人文社的各种版本。

回顾《红楼梦》早期的出版史，红学家魏绍昌简明概括：“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一百二十回的各种印本几乎全是程甲本子孙的天下，新中国成立以后却由程乙本的子孙独占鳌头了”。

人文社1982年推出的红研所校注本是首次以乾隆手抄本为底本的普及本。

吕启祥现在还依旧记得1975年6月到校对组报道时“人才济济”的样子，“恭王府那里当时有一个琴楼，上面有好多小小的房间，当时是艺术师范学院练琴用的，一人一小间，每一间里有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架，我们就在这里工作。校注组的第一批有12个人，是从东西南北调集来的，主要是一些高校的老师。1975年校订出前五回，印成大字本，带到北京、上海、苏州、南京、扬州、镇江、合肥等地方去征求意见。后来因为‘四人帮’停了一段时间，小组成员也几经调整。”

这些校注者们和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的缘分持续了很久，从1982年出版以后，每隔十几年会修订一次，把各方各面的意见集中起来研究一下，修订一下，这是没有止境的。

红研所校注本征求意见稿

关于最新修订的第四版，吕启祥介绍：“这次修订主要有两条原则：一条是尊重底本。比如我们不用‘欠情’而是用‘见情’，不用‘服侍’用‘伏侍’，不用‘慢说’而用‘漫说’，不用‘持诵’而用‘持颂’，不用‘闻得’用‘闻听’，不用‘居住’用‘住居’，不用‘口角’用‘角口’。还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例子，书里面四十一回有一个地方，大家都在席上饮酒，贾母说‘让你姨妈做了……’这是对王熙凤说的，因为王夫人是王熙凤的姑妈，应该是‘姑妈’对，叫成‘姨妈’就错了，这次修订把它改回来了。”

这次修订还有一种情况可以称之为“否定之否定”，比如“冷月葬花魂”。原来曾经叫做“冷月葬花魂”，后来修订改成“冷月葬诗魂”，在之后的版本中又改回来，吕启祥说，理由是“葬花魂”和“葬花吟”是呼应的，前面有花魂鸟魂；二是因为和上面的“寒塘渡鹤影”对照，此外还有叶小鸾的诗“戏捐粉盒葬花魂”作为对照。

校注者们的校对手稿

《红楼梦》早期的诸多抄本中很重要的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简称庚辰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多次为修订提供意见的顾问专家陈熙中认为，庚辰本是最接近原文的，这个本子现在藏在北大。庚辰本保留最完整，存有七十八回，没有经过妄改；此外，庚辰本虽然抄手水平最低，写很多错别字，甚至有遗漏，即便如此，也好过很多被妄改的版本。

陈熙中认为，选择一个好的抄本是十分重要的，以《红楼梦》中的描写为例，第三回林黛玉初进贾府时，有一句“树木山石皆在”，很多版本就改为“皆有”、“皆好”。周汝昌指出“在”跟“有”有区别，比如《汉书》里面讲燕昭王派人到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看到了什么？“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在”的意思是保存，《说文解字》讲了，“在”是“存也”。如说“遗迹具有”是不对的，应当是“遗迹具在”。

多本《红楼梦》研究的新书出版

围绕着《红楼梦》的红学研究已成为二十世纪三大显学之一，至今仍在延续。

《红楼梦学刊》主编孙伟科介绍，以《红楼梦学刊》为例，目前已经出版了二百多期，发表的文字超过5000万字。“每年平均红楼梦研究的专著有一百种左右，每年各兄弟期刊发表的论文也有八百到一千篇。红学表面上是研究一本书，实际上不是一本书的学问，只是研究《红楼梦》是写不出来高质量红学论文的。通过红学培养人才，红学是一个思想的演练场，是一个人才培养的基地。”

澎湃新闻注意到，最近也推出了多本《红楼梦》研究的新书。

如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刘广迎的一本《红楼心解》，是从心理学角度入手品读《红楼梦》。

作者试图让心理学家与小说家互相碰撞，通过红楼人物来解析人们日常行为的心理机制。全书分为动机论、潜意识、心智论、生位论、关系论等章节，将王夫人描述为另类“董事长”，王熙凤为荣府“总经理”，还有“秘书长”鸳鸯、“宝玉办副主任”晴雯等等，用当代人能读得懂的语言来分析《红楼梦》中的人物。

在《红楼心解》中，作者跳脱出“红学”原本的索隐派、考据派、题咏派等等，吸取了众多红学大家的成果。从“红学”研究角度，作者既是外来者、闯入者，更是融入者。刘广迎认为，“《红楼梦》能够成为经典中的经典，是因为它在记述人们的日常生活。普遍规律寓于日常生活，不存在于非常”。北京理工大学公共课教师刘晓蕾写作的《刘晓蕾红楼梦十二讲》最近也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书中，刘晓蕾认为，前五回是读懂《红楼梦》的关键。“女娲补天”“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两个神话是理解贾宝玉和林黛玉的钥匙，主要人物在这五回里一一亮相。有意思的是，在第五回曹雪芹设置了大型剧透，把大结局包括主要人物和贾家的命运，都提前透露了。刘晓蕾将全书可以分成“序曲”（第一回至第五回）、“前大观园时代（第六回至第二十二回）、“大观园时代”（第二十三回至第八十回）、后四十回，列出全书情节框架、时间线索。

书中共有十二课，刘晓蕾用六堂课细讲红楼梦中人与故事经典桥段：“纵观贾宝玉的一生，从‘衔玉而生’到‘悬崖撒手’，一直是以爱和美为生活原则的。”“黛玉的生活很简单，她写诗，有一个恋人、几个知己。在大观园的少女里，她最明媚，最幽默，最跳脱。”“宝钗不是在串门子，就是在串门子的路上。”

刘晓蕾也从最新涌现的文化热点入手，如今年高考全国卷语文试题重提及的“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政其实想在朋友面前显摆儿子有才，但是采取了“打击式炫耀”。刘晓蕾评点：“贾政这个样子，可不就是典型的中国父亲吗？明明心里有爱，脸却一定紧绷着，训斥更是家常便饭……直到现在，很多家庭里还有这样的一款父亲吧？他们不是不懂爱，只是不擅长表达，也不习惯表达。”

责任编辑：梁佳 图片编辑：陈飞燕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财新周刊 全月

上市公司2022年半年报披露后，公募基金在二季度也显现调仓动作。

截至2022年6月底，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26.79万亿元，较5月底的26.26万亿元环比增长2%，基金产品数量达到10010只。在开放式公募基金里，截至6月底，股票型净值录得2.47万亿元，混合型净值5.41万亿元，货币型净值10.60万亿元，债券型净值4.73万亿元，QDII为3012.4亿元。

公募基金在2022年二季度持股集中度加强。抱团现象不仅出现在此前两年结构性上涨的行情中，下跌后的反弹挽损也使得“抱团取暖”特征较为明显。主动权益型基金先跌后涨，其中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和灵活配置型基金指数在2022年4月的最大回撤一度分别达14.12%、13.19%和10.34%，整个二季度收益率中位数最终为7.56%；但这三类基金在二季度新增规模分别为503.27亿元、2325.33亿元、329.78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混合型基金中，与偏股混合型基金大增2000亿元“抄底”规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偏债混合型基金二季度规模环比减少688.05亿元，在全市场所有基金类型的规模变化绝对值中垫底，主要原因与“固收+”基金在二季度的赎回潮相关，这也是该大热产品自2019年以来首次净赎回。

此外，公募基金行业两极分化也是2022年二季度市场的特征，部分规模不足5000万元的迷你基金将被处置。

抱团趋势上升 　　随着市场的回暖，主动权益基金在2022年二季度末的规模在意料之中止跌回升，整体较一季度增长6.1%。

截至6月30日，将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和灵活配置型基金加总，统计出的主动权益基金数量合计3927只，环比增加了1.9%；基金规模合计达5.45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6.1%。细分类型看，普通股票型基金、偏股混合型基金和灵活配置型基金规模环比分别增加7.22%、7.82%和2.20%。

与此同时，公募基金中的股票仓位也升至2021年末的水平。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主动权益基金股票仓位中位数89.95%，较上季度末回升1.86%。

细看基金类型，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高仓位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仓位中位数分别为91.09%、89.90%和88.95%，较上季度末分别提升0.77%、1.99%和1.99%。

“市场反弹一定是要抢的，不然全年业绩靠什么撑？二季度中，新能源、大消费板块都有政策利好，行业景气度提升，投资确定性增加，这也是抱团资金最爱扎堆的方向。”一位公募基金投资经理表示。

公募基金持仓集中度在二季度呈现上升趋势。主动权益基金重仓股前十大行业集中度由上季度末的71.65%提升至74.08%。

龙头基金公司的持股集中度回升更为明显，抱团挽损是公募基金投资经理的安全牌。中金公司王汉锋团队测算，主动偏股型基金重仓前100家公司的市值占比由一季度的63.7%升至二季度的65.6%，重仓前20家的市值占比由31.8%升至34.3%。

从行业上看，食品饮料、电力设备、汽车、社会服务、有色金属成为公募基金增配的主要方向，持仓占比较上季度末分别增加2.74%、1.55%、1.41%、0.73%和0.45%。二季度重仓股减持前五大行业分别为电子、医药生物、银行、计算机、农林牧渔，持仓占比较上季度末分别减少2.00%、1.41%、1.33%、1.05%和0.68%。

与此对应的公募行业基金中，新能源、消费、低碳环保主题基金的二季度业绩排名靠前，收益率中位数分别为18.04%、14.52%和13.30%；医药、金融地产基金收益表现靠后，收益率中位数分别为1.30%和3.16%。

同时，公募抱团取暖的势头在FOF（基金中的基金）产品的资产配置上亦有体现。作为基金的专业买手，二季度FOF持有规模比例提升的主动权益基金是易方达环保主题：该基金配置较多的是新能源、化工新材料、电力设备个股。持仓个股包括TCL中环（ 002129.SZ ）、石英股份（ 603688.SH ）、德方纳米（ 300769.SZ ）、晶盛机电（ 300316.SZ ）、宁德时代（ 300750.SZ ）等，与公募资金在二季度重仓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路径一致。

赛道股的强势估值修复，也在另一个层面说明成长风格基金表现占优，持仓小盘股的基金收益表现欠佳。截至2022年二季度，大盘、中盘和小盘风格基金指数涨跌幅分别为6.61%、6.13%和2.68%，成长型、平衡型和价值型风格基金指数涨跌幅分别为7.89%、5.32%和3.02%。

据华泰证券统计，从全部重仓股市值大小的分布来看，相比2022年一季度，二季度小市值的数量、持仓占比下降，大市值的数量、持仓占比上升。二季度基金经理减仓较多小市值股票：基金重仓股数目较一季度减少了396只，其中100亿至200亿元市值区间的股票减少88只，200亿至300亿元市值区间的股票减少24只；而在整体重仓股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基金经理加仓大市值股票，5000亿元以上重仓股数目较一季度增加4只，2000亿至5000亿元的重仓股数目较一季度增加9只。

公募主动权益基金股票持仓市值在二季度高达3.47万亿元，环比提升了9.88%。在重仓个股方面，贵州茅台（ 600519.SH ）超越宁德时代重回第一大重仓股，持有市值达1932.64万亿元，一共有2012只基金持有。

在重仓股持仓市值的增量上，仍然是以大消费和新能源个股居多。贵州茅台、隆基绿能（ 601012.SH ）、五粮液（ 000858.SZ ）等个股增持幅度居前，增持市值均超过200亿元，分别为320.68亿、244.96亿、296.87亿元；但海康威视（ 002415.SZ ）、药明康德（ 603259.SH ）、招商银行（ 600036.SH ）等个股遭减持百亿元。

从基金重仓次数来看，隆基绿能、比亚迪（ 002594.SZ ）、五粮液等个股被基金重仓的次数增加幅度居前，共计分别被1176、731、960只基金持有；紫光国微（ 002049.SZ ）、药明康德、招商银行等个股被基金重仓的次数减少幅度居前。

“固收+”赎回潮 　　“攻守兼备”“避风港”是“固收+”基金常被贴上的标签，然而在A股2022年二季度触底反弹的过程中，“固收+”基金出现了2019年以来的首次净赎回。

存量产品方面，兴业证券黄伟平团队在研报中指出，2022年初至4月底，无论是权益还是可转债，均经历了剧烈波动，很多“固收+”产品的回撤幅度均明显超过了过往；而在5、6月的反弹中，底仓并未随着市场反弹出现估值的抬升。“固收+”基金在2022年二季度环比净赎回约1561亿元，赎回比例8.56%，为2019年以来首次出现净赎回。

所谓“固收+”基金，按照持仓类别大致可分为三类产品，包括混合一级债基、混合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基金。在固定收益类资产配置方面，三类产品的投向一致，多为国债、同业存单、央行票据、中短久期利率债、中高等级评级的信用债等。

而三类产品在“+”的部分差异较大：混合一级债基主要配置债券，少量可参与可转债，但不能直接购买股票，整体风格较为稳健；混合二级债基除了八成的债券仓位，剩余的两成可投资可转债、股票、新股申购等；偏债混合型基金最为灵活，债券投资范围在六至八成，相应的权益仓位最高可达四成，因此这类产品规模的增速在近两年里也是最快的，2020年内规模就已实现了翻倍。

值得注意的是，“固收+”产品在2022年二季度发行规模环比减少227亿元，降幅达30%。2022年上半年的整体发行规模仅仅795.84亿元，同比回落75.42%。

黄伟平团队表示，2021年下半年是“固收+”产品的高速扩张期，很多人是在此高点入场，然后在2022年遭受了剧烈亏损，这让大家重新认识了“固收+”产品的波动特性。无论是2022年4月下跌触发了止损，还是5、6月回血后撤退，均有可能导致赎回的发生。

具体而言，从产品类型看，对冲策略型基金赎回比例最高，赎回规模集中在一两只基金上，这与市场风格切换和工具不足导致模型效果不稳定有关；类打新型产品的赎回比例也接近20%，除了权益市场表现之外，也与打新收益下降有关；偏债FOF多处于持有期内，规模较大的产品基本是净赎回状态；积极型产品整体净赎回约13%，2022年一季度30亿元规模以上的基金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赎回。

细看赎回方面，中金公司研报显示“固收+”产品二季度赎回压力较一季度更为明显：偏债混基二季度净赎回886.4亿份；二级债基（含转债基金）二季度净赎回484.02亿份。从整个半年维度来看，偏债混基合计净赎回1612亿份，一级债基净赎回25亿份；二级债基受益于一季度的净申购，合计净申购88亿份。至此叠加市场调整，偏债混基在管规模回落至7433.6亿元，二级债基（含转债基金）合计规模小幅下降至10588.4亿元。

截至二季度末，偏债混合型基金重仓持股中，金融板块占重仓市值最高，达22.18%；消费、制造业板块占总重仓市值的环比增幅较多，分别增加4.69%、2.32%；周期股占重仓市值环比下降最多，降幅达2.93%。偏债混合型基金中重仓股前三大行业分别是银行、食品饮料、电力设备，占重仓市值比例为13.36%、12.85%、11.08%。

转债仓位在“固收+”产品2022年二季度持仓中有所提升，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型基金中的可转债仓位均值分别是10.34%、4.59%，较上季度的8.8%、3.94%都加仓了。这与长端利率中枢下移、利率品种弹性空间压降导致转债市场大幅反弹有关。

经历二季度的调仓，中金研报指出，“固收+”的股票持仓小幅度攀升，对于转债敞口有所控制；股票上，“固收+”基金对于估值容忍度有所提升，行业层面在高景气赛道以外，增添对消费类的仓位；转债上，转债基金有意识拉低持仓的转股溢价率，风格层面对大盘有一定克制，成长占比抬升。

对于利率未来的走势，市场观点普遍认为流动性保持合理宽裕，市场利率向政策利率靠拢。货币政策并不存在转向的基础，但是资金面存在边际调整的可能，随着央行上缴利润、留抵退税的结束，资金面会有所收敛，后续超预期的变化需要进一步观察就业和通胀等先行指标。

在信用债投资方面，中高等级信用债依旧受青睐，原因在于2022年信用扩张力度依旧不会太大，不利于低评级债券。

迷你基金的“小算盘” 　　与明星基金经理旗下掌管千亿元资产规模相对应，5000万元以下规模的迷你基金则徘徊在生死线上，在市场急跌中，迷你基金常常因规模不足合同要求而被清盘。

从近七年的数据看，2015年至2021年，每年分别共有36、21、108、428、131、168、266只基金被清盘，其中绝大多数基金规模低于5000万元。

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合计700余只基金规模在5000万元以下，占全部基金数量比例超过5%，其中170只规模低于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以来的新发基金中，40只产品在募集成立后规模迅速降至5000万元以下。

“这些面临清盘的迷你基金，首发的规模一般都不大。那些勉强达标发行成功的，很多都是找几家机构帮忙认购，因为每个机构认购不能超过20%，因此至少会找五家机构配合，互相之间有各种互惠互利的‘君子协定’，包括公募基金需要去认购一定规模的产品、做多少交易等；而一旦市场异动，机构又会快速赎回。”一位公募基金人士表示，以“固收+”产品为例，2022年已有16只相关基金清盘。

对于迷你基金的成立，一位外资投行人士表示，公募基金成立初期规模不大是正常的，但是基金经理会通过之后的持仓交易等积累基金的收益记录，吸引投资者购买，逐步变成大基金。因此，国外公募基金数量不多，每家基金公司名下也没多少产品，大家都是专心做好每一只基金的业绩。

反观国内，从迷你基金成长为大基金的概率非常低，千亿、百亿级的基金都靠明星基金经理带动，迷你基金就一直“迷你”下去。“成立这么多基金，当然是各方都有好处，银行销售有收入、基金公司有管理费，而持续的赎旧买新更是给销售机构提供了手续费‘永动机’，只要规模达标就可以一直‘迷你’下去。不是5000万元要保证60天吗？现在就有了迷你基金救助市场，50天的时候进来帮忙，过一段时间再走。”某公募基金高管表示。

6月，博时文体娱乐主题混合、长盛同锦研究精选、诺安纯债定开、鹏扬景颐混合、嘉实中证中期国债ETF、嘉合消费升级混合等多只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其中不乏成立仅几个月的产品。由于基金资产净值低于合同限制，鹏扬景颐混合成立不满10个月于2022年6月3日进入清算程序；2022年4月27日成立的广发恒生科技ETF，在7月2日已经发布连续3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的提示性公告，产品的运作前景并不乐观，这也是同质产品扎堆发行的例子。

对于清盘的原因，或因触发合同终止条款，或是通过召开持有人大会表决。根据证监会的规定，公募基金如果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未出现基金资产净值连续60日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公司应向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但在基金合同存续期内，如果存在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无论是否出现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应当终止本基金合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不再办理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等申购业务以及转换转出等赎回业务。

针对上述情况，目前，监管已进行市场摸底，要求基金公司在申报新产品时一并提交自家迷你基金数量、解决方案以及处置时间安排。事实上，对于迷你基金的处置，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实施清盘；若基金公司执意要进行二次营销，监管也要求其出具可行性报告和具体措施。

规模大增 　　7月27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中基协”）披露了2022年二季度公募基金保有量规模数据。

A股经历4月末的触底反弹，公募基金中的股票型和混合型公募基金规模在二季度增加4300亿元，合计6.34万亿元，环比增幅7.3%。得益于同业存单基金的大卖和债券基金的稳定销售，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保有规模大增7900亿元，合计8.68万亿元，环比增幅10.1%。

此次保有量规模的统计口径依旧分为股票和混合型公募基金（下称“权益产品”）保有规模、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保有规模两类，统计单位均为亿元。作为存量规模数据，机构资金在非货币市场占比较多，而股票和混合型更能体现代销机构的零售实力。

从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的保有规模来看，蚂蚁基金以13269亿元排名第一，招商银行则以8597亿元排名第二。而从权益产品的保有规模来看，招商银行7095亿元位列第一，蚂蚁基金保有量为6500亿元位列第二。

自保有量数据公布以来，头两把交椅一直被招商银行和蚂蚁基金霸占，在2022年二季度非货币基金保有量中，两家机构的单季度新增量均超过1000亿元。

此外，无论是权益产品还是非货币公募基金，单季度保有规模超过5000亿元的还有天天基金、工商银行；单季度保有量超过3000亿元的，还是两家股份制银行，分别是建设银行、中国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代销市场中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在非货币基金保有量中，除了上述招商银行、蚂蚁基金两家，天天基金、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在二季度的增量也超过了500亿元，增幅约10%。前五家非货币基金保有规模合计3900亿元，占100强新增规模7939亿元的49.12%。

非货币基金保有量实现跨越增长，与同期同业存单基金大卖相关。截至7月28日，全市场共计31只同业存单基金成立。A股筑底的5月，同业存单基金一举打破基金发行冰点，异军突起成为爆款，国泰、广发、招商、平安基金等公募旗下的产品募集规模均突破百亿元。

“同业存单指数基金本质是指数基金，所以各家收益率会比较接近。同业存单是金融机构之间发行的存单，不同于货基随时申赎，同业存单基金在申购后至少7天才能赎回。”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货基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可以实现每天盈利，在资管新规后，产品向净值化转型，采用净值法的同业存单基金更符合监管要求。2022年5月以来，同业存单基金大卖超过1600亿元。

在券商层面，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华泰证券权益类基金保有量1266亿元，一举超过此前位列第一数月的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在二季度的权益保有量为1250亿元，两者日后竞争必将愈加激烈。广发证券、中信建投、招商证券、银河证券处于券商权益保有量排名的三至六位，规模在500亿元至800亿元不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散户为主的互联网券商东方财富证券在二季度实现了飞跃式增长，这也反映了市场触底后“抄底”资金的活跃。东方财富证券权益类基金的保有量从53亿元增至274亿元，增幅4.3倍，单季度排名上升29位；非货基规模从61亿元增至363亿元，增幅近5倍。

中基协自2021年一季度开始公布代销机构的保有量数据，在政策导向上和证监会于2020年8月发布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相辅相成，即规范基金销售行为、抑制“赎旧买新”、引导居民的长期理性投资。

摘要

近期多地烂尾楼业主联名发布“强制停贷告知书”，要求楼盘复工并按期交付，否则将集体停止偿还贷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并进一步掀起是否应取消期房预售的讨论。本文重点回答以下问题：本轮房贷断供风波的根源是什么？将造成哪些影响？应如何妥善处置？

一、本轮断供的根源：预售制下，部分房企发生流动性风险导致期房烂尾

1、预售制的初衷和制度安排

期房预售是我国商品房销售的主要方式，占比近九成。当前商品住宅期房销售面积占总销售面积的比重由2005年的57.7%快速升至2021年的89.6%。

引入预售制的初衷，是缓解房企资金压力，加快城镇住房建设。2021年销售回款（定金及预收款、个人按揭贷款）占房企到位资金和各项应付款的42%。

为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预售资金监管成为期房预售的配套措施。商品住房预售资金要全部纳入监管账户，由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确保预售资金用于商品住房项目工程建设。

若预售制按理想状况运行，购房者、房企、银行、地方政府将实现共赢。购房者能以更低的价格选择更多的新房，房企提前回笼资金并能使用大量无息资金，银行获得高质量的按揭贷款业务，地方政府取得土地出让和房地产相关税费收入。

2、房企违规挪用预售资金进行“高周转”，加剧流动性风险

按照规定，各地产项目的预售资金应专款专用，确保期房顺利竣工交付。但在实际执行中，房企违规挪用预售资金的现象较为突出。与此同时，监管缺位也使得房企的违规行为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房企将挪用的资金用于“高周转”，杠杆上升、资金链紧张，流动性风险加剧。各地产项目的预售资金本应专款专用、风险隔离，但在房企违规挪用之后，实际上形成了资金池、风险共担。通过这样的违规操作，房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快速做大资产规模。随之而来的是房企杠杆率快速攀升，资金链紧张，流动性风险加剧。

这一模式顺利运转的前提是房地产市场景气、房企融资环境宽松，一旦地产销售下滑、融资条件收紧，极易引发房企资金链断裂，项目停工烂尾。2020年监管部门相继推出房地产融资“三道红线”和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集中度管理，房地产市场降温、房企融资难度加大，此前过度加杠杆的部分房企于2021年密集爆发债务风险，并进一步削弱金融机构和购房者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

3、当前高风险房企经营状况仍在恶化，资金链紧张

按照监管部门制定的“三道红线”标准，根据2021年的财务数据，将A股和港股的200多家上市房企分为“红橙黄绿”四档。可以发现，红档和橙档房企经营状况仍在恶化，风险较高。例如2021年红档房企现金短债比的中位数只有0.1，极易发生资金链断裂风险。

二、本轮断供的影响：楼市进一步降温，各地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1、房企销售、融资难度将明显增大，若未妥善处置，或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本轮断供风波属于非典型断供，总体风险相对可控。第一，涉事项目大多是之前已经暴雷的房企，而非刚暴露的新风险。第二，断供更多是烂尾楼业主的维权工具，为了自身征信和房产，并未真的全部断供。第三，监管部门出面积极回应，新增停贷告知书数量明显下降。

但本轮断供风波将进一步加剧房企经营困境和房地产市场风险，若未能妥善处置，或引发重大金融风险。第一，居民购房更加审慎，房地产销售再度下滑。第二，房企融资进一步收紧，资金链更加紧张。第三，房企债务违约、购房者断供，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2、各地纷纷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为保障辖区内楼盘的顺利交付，各地将普遍收紧预售资金监管。然而当前各地若全面收紧预售资金监管，将加剧房企资金链断裂风险。只能保障后期开发的楼盘，却可能导致本地和外地前期被挪用资金的楼盘爆发风险，有些类似商业银行遭遇“挤兑”。

事实上，在2021年部分房企爆发债务风险之后，各地便收紧了预售资金监管，但部分地区存在一刀切、监管过严等问题，对房企资金链造成较大冲击。今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陆续有28个省市适度放松了预售资金监管，包括加快审批效率、放宽资金监管比例、增加拨付节点及比例、银行保函等额替换等。因此，加强预售资金监管方面需要全国统一协调，避免重蹈去年的覆辙。

三、政策建议：当务之急是促进楼盘复工，治本之策是完善预售资金监管机制

本轮断供风波的起因是楼盘烂尾，因此当务之急是促进楼盘复工，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具体举措包括：监管部门牵头，指导银行主动参与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的方案研究，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协助推进项目快复工、早复工、早交付；督促房企履行自身责任，千方百计“保交楼”；支持项目并购重组，由有能力的房企来接收项目后续开发等。

预售制下的预售资金监管不足是造成本轮断供风波的制度性原因，需要从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两方面予以完善和加强。一是要有基本的全国统一标准，避免部分地方因为监管过松导致风险集聚；二是明确各部门的监管权责，防止出现监管缺位。

此外，预售制还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购房者承担了过重的风险。相较于取消预售制，或可对烂尾风险进行重新分配。例如将房款留存一定的比例，直至交房才能打给房企；按揭贷款以抵押的房产作为偿债的全部保证，购房者只承担有限责任，若楼盘烂尾，银行应向房企而非购房者追索贷款。如此安排将更加公平，房企和银行将更加合规经营，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得到更好保障。

风险提示：房地产销售下滑风险、房企流动性风险

目录

一、本轮断供的根源：预售制下，部分房企发生流动性风险导致期房烂尾

（一） 预售制的初衷和制度安排

（二） 房企违规挪用预售资金进行“高周转”，加剧流动性风险

（三） 当前高风险房企经营状况仍在恶化，资金链紧张

二、本轮断供的影响：楼市进一步降温，各地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一） 房企销售、融资难度将明显增大，若未妥善处置，或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二） 各地纷纷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三、政策建议：当务之急是促进楼盘复工，治本之策是完善预售资金监管机制

正文

一、本轮断供的根源：预售制下，部分房企发生流动性风险导致期房烂尾

（一）预售制的初衷和制度安排

期房预售是我国商品房销售的主要方式，占比近九成。根据1994年颁布的《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承购人，由承购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当前商品住宅期房销售面积占总销售面积的比重由2005年的57.7%快速升至2021年的89.6%。

引入预售制的初衷，是缓解房企资金压力，加快城镇住房建设。土地购置和工程建造等均需大量资金，期房预售有助于房企提前回笼资金，并降低财务成本。2021年销售回款（定金及预收款、个人按揭贷款）占房企到位资金和各项应付款的42%。

为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预售资金监管成为期房预售的配套措施。2010年住建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 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商品住房预售资金要全部纳入监管账户，由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确保预售资金用于商品住房项目工程建设；预售资金可按建设进度进行核拨，但必须留有足够的资金保证建设工程竣工交付。”

若预售制按理想状况运行，购房者、房企、银行、地方政府将实现共赢。购房者能以更低的价格选择更多的新房，房企提前回笼资金并能使用大量无息资金，银行获得高质量的按揭贷款业务，地方政府取得土地出让和房地产相关税费收入。经济增长，城市更新，城镇化推进，居民住房条件提升，全社会实现帕累托改进。

（二）房企违规挪用预售资金进行“高周转”，加剧流动性风险

按照规定，各地产项目的预售资金应专款专用，确保期房顺利竣工交付。预售资金监管制度是“一城一策”，细则由各地方管理部门自行拟定。资金收存方面，预售资金的监管范围为全部购房款，包括首付款、分期付款、一次性付款、银行按揭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等，通常要求直接存入监管账户。资金取用方面，预售资金分为重点监管资金和一般监管资金。重点监管资金规模一般按照保障项目实现交付的原则进行设定，与工程款金额相当，并根据工程进度支取，不得挪作他用；一般监管资金的取用相对宽松，例如山东、天津等地规定企业可自行提取。

但在实际执行中，房企违规挪用预售资金的现象较为突出。例如，预售资金未全部进入监管账户，而是存入房企的其他账户，逃避监管；压低工程造价，从而降低重点监管资金额度，方便抽逃资金；虚报工程进度，超额支取资金等。

与此同时，监管缺位也使得房企的违规行为未能得到有效遏制。预售资金监管制度下，各地住建部门主导辖内预售资金监管，人行负责管理商业银行办理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户开立、变更和撤销业务，银保监局配合住建部门开展行业监管工作，商业银行在主管部门指导、监督下，对专用账户进行监管。但由于多头监管、利益相关等，监管存在诸多漏洞。例如，非监管银行可能为了争夺存款而未按规定将按揭贷款打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监管银行为维护客户关系，未严格审查，提前向房企拨付预售资金；部分地区对预算资金监管规定过于宽松，对区域内项目资金安全情况未严格监管等。

房企将挪用的资金用于“高周转”，杠杆上升、资金链紧张，流动性风险加剧。各地产项目的预售资金本应专款专用、风险隔离，但在房企违规挪用之后，实际上形成了资金池、风险共担。房企将A项目的预售资金挪给B项目开发，B项目的预售资金挪给C项目开发，而当A项目需要工程结款时，若C项目已开始预售，再将C项目的预售资金挪给A项目使用。通过这样的违规操作，房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快速做大资产规模。随之而来的是房企杠杆率快速攀升，资金链紧张，流动性风险加剧。

这一模式顺利运转的前提是房地产市场景气、房企融资环境宽松，一旦地产销售下滑、融资条件收紧，极易引发房企资金链断裂，项目停工烂尾。2020年监管部门相继推出房地产融资“三道红线”和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集中度管理，房地产市场降温、房企融资难度加大，此前过度加杠杆的部分房企于2021年密集爆发债务风险，并进一步削弱金融机构和购房者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

期房烂尾之下，购房者资产端无法按期收房、蒙受巨大损失，负债端房贷刚性、必须继续还款，由此导致本轮断供风波。通常情况下，购房者断供是因为自身现金流不足、无法按时偿还贷款，或者房价跌幅过大、房屋市值低于未偿还的房贷，但本轮断供主要是烂尾楼业主用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主要诉求是地产项目复工和交付。

（三）当前高风险房企经营状况仍在恶化，资金链紧张

按照监管部门制定的“三道红线”标准，根据2021年的财务数据，将A股和港股的200多家上市房企分为“红橙黄绿”四档。可以发现，红档和橙档房企经营状况仍在恶化，风险较高。

1、从剔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来看，红档房企中位数仍在80%以上。相比之下，黄档房企杠杆率明显下降，绿档房企则争夺市场份额，杠杆水平略有上升。

2、从销售毛利率来看，各档房企均呈下降态势，其中红档房企降幅最大。房地产市场降温，房企降价促销、抓紧回款，增收不增利，导致毛利率下滑。

3、从财务费用率来看，红档和橙档房企仍处于较高水平。红档和橙档房企财务状况和信用资质较差，导致融资成本较高。红档房企的财务费用率自2019年起快速攀升，目前仍处于6%的高位。

4、从销售利润率来看，各档房企总体呈下降趋势。受销售毛利率大幅下降、融资成本高企影响，红档房企销售利润率甚至转负。

5、从现金短债比来看，红档房企流动性紧张，中位数只有0.1，且自2016年底的1.2一路下滑。在外部融资收紧、销售下滑的背景下，红档房企极易发生资金链断裂，风险较高。

二、本轮断供的影响：楼市进一步降温，各地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一）房企销售、融资难度将明显增大，若未妥善处置，或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本轮断供风波属于非典型断供，总体风险相对可控。

第一，涉事项目大多是之前已经暴雷的房企，而非刚暴露的新风险。据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统计，在200份停贷告知书中，已暴雷的大型房企涉及的项目占比达58%。

第二，断供更多是烂尾楼业主的维权工具，为了自身征信和房产，并未真的全部断供。且7月14日，有17家银行进行了回应，包括6家国有大行、8家股份行和3家城商行，均表示相关业务整体规模较小，总体风险可控。7月18日以来，A股银行板块明显反弹。

第三，监管部门出面积极回应，新增停贷告知书数量明显下降。7月14日，银保监会表示将引导金融机构市场化参与风险处置，加强与住建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协同，支持地方政府积极推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新增停贷告知书也由7月13日的98份快速回落至7月16日的3份。

但本轮断供风波将进一步加剧房企经营困境和房地产市场风险，若未能妥善处置，或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第一，居民购房更加审慎，房地产销售再度下滑。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销售便受到疫情反弹和房企债务风险的制约，居民购房信心本就较为脆弱。而今年7月的这轮由楼盘烂尾引发的断供风波，严重冲击市场信心，导致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快速回落。

第二，房企融资进一步收紧，资金链更加紧张。金融机构对于房地产行业的信用风险担忧上升，风险房企在银行贷款和信用债等方面的融资难度进一步上升，叠加销售回款下滑，加剧资金链断裂风险。

第三，房企债务违约、购房者断供，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引发重大金融风险。若房企资金链持续紧张，一方面导致房企债务违约，另一方面项目烂尾引发购房者断供，二者共同冲击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将造成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重大金融风险。

（二）各地纷纷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为保障辖区内楼盘的顺利交付，各地将普遍收紧预售资金监管。例如7月14日，西安市住建局等五部门率先出台《关于防范商品房延期交房增量问题工作措施的通知》，包括确保购地资金合规、项目建设全程监管、预售资金全额入账、严格拨付标准、夯实银行责任等13项具体措施，从土地出让、工程建设、预售管理等多个方面加强监管。

然而当前若全面收紧预售资金监管，将加剧房企资金链断裂风险。如前所述，房企普遍采取资金池运作模式，A项目的预售资金被挪给B项目开发，B项目的预售资金被挪给C项目开发，而A项目的竣工则依赖于C项目的销售回款。若各项目的预售资金监管全面收紧，固然C项目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但被挪用的A项目和B项目都将面临停工风险。因此各地加强预售资金监管，只能保障后期开发的楼盘，却可能会导致本地和外地前期被挪用资金的楼盘爆发风险，有些类似商业银行遭遇“挤兑”。

事实上，在2021年部分房企爆发债务风险之后，各地便收紧了预售资金监管，但部分地区存在一刀切、监管过严等问题，对房企资金链造成较大冲击。今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陆续有28个省市适度放松了预售资金监管，包括加快审批效率、放宽资金监管比例、增加拨付节点及比例、银行保函等额替换等。

因此，加强预售资金监管方面需要全国统一协调，避免重蹈去年的覆辙。同样是解决存在资金池问题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资管新规进行了新老划断并安排了三年的过渡期，最终实现平稳收官。

三、政策建议：当务之急是促进楼盘复工，治本之策是完善预售资金监管机制

本轮断供风波的起因是楼盘烂尾，因此当务之急是促进楼盘复工，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具体举措包括：监管部门牵头，指导银行主动参与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的方案研究，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协助推进项目快复工、早复工、早交付；督促房企履行自身责任，千方百计“保交楼”；支持项目并购重组，由有能力的房企来接收项目后续开发等。

预售制下的预售资金监管不足是造成本轮断供风波的制度性原因，需要从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两方面予以完善和加强。一是要有基本的全国统一标准，避免部分地方因为监管过松导致风险集聚；二是明确各部门的监管权责，防止出现监管缺位。

此外，预售制还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购房者承担了过重的风险。若楼盘烂尾，房企已拿到预售资金，银行将继续追索按揭贷款，购房者将承担主要损失。然而在这一事件中，购房者并无过错，与之相反，银行可能存在按揭贷款资金违规划入非监管账户，或未积极履行资金监管义务等问题，房企则存在违规挪用预售资金的行为。

相较于取消预售制，或可对烂尾风险进行重新分配。例如将房款留存一定的比例，直至交房才能打给房企；按揭贷款以抵押的房产作为偿债的全部保证，购房者只承担有限责任，若楼盘烂尾，银行应向房企而非购房者追索贷款。如此安排将更加公平，房企和银行将更加合规经营，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得到更好保障。

(本文作者介绍：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注册会计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学博士。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宏观经济第三名（团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财政理论与政策。)

责任编辑：王婉莹

据CNBC7月20日报道，美国参议院周二批准一个动议，将开始讨论是否通过精简版的《两党竞争法案》，法案主要内容是补贴520亿美元给美国半导体行业。在参、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后，最终由美国总统签字生效。尽管因为一些局部问题，法案的通过还存在变数，但鉴于半导体是美国全球主导能力的核心要素，该提案又是美国两党合作的产物，而且这段时间已经扫清了关键障碍，该法案大概率会获批。

当美国学习中国半导体扶持政策，将对全球半导体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进口国，对中国的影响将更为深远。

细节 　　首先，资金明确且快速到位。法案计划5年内拨款502亿美元，2022财年拨款240亿美元，2023财年拨款70亿美元，2024财年拨款63亿美元，2025财年拨款61亿美元，2026财年拨款68亿美元。

其次，关于资金的使用权责划分极为清晰。资金的协调部门、执行单位、监督部门，各个环节所需经费，事无巨细罗列清楚。譬如美国商务部负责半导体激励和研发计划；每一财政年度，2%的资金用于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的工资和开支、管理和监督，每年有500万美元供商务部监察长使用；国务卿可将每个财年基金中最多500万美元用于研究半导体供应链活动的工资和开支，管理和监督。

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扶持对象以制造企业为主，特别是龙头企业。尤其明确的目标是重建美国国内芯片制造能力，通过减税等措施鼓励在美国建设工厂。该法案原始文本的主要作者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强调，如果美国失去了先进半导体制造的第一年，美国GDP 可能会萎缩 3.2%，损失 240 万个工作岗位。

此外，值得我们借鉴的是美国扶持现有企业、龙头企业的做法——只把钱交给这些经过市场千锤百炼的成熟企业。美国政府要做的只有监督落实，而不会拿钱去从头创造一个新主体。新造一个新主体谈何容易，政府要先要找到能够担当大任的帅才，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然后再为其配备管理团队、市场团队、技术团队、熟练工人。这个团队是否称职，是否能够产生协同反应，几乎如开盲盒一般全凭运气。其中任何一环出问题，都会危及项目的成败。

美国此次扶持政策是综合学习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扶持政策，但显然这份作业抄出了新高度。而且拜登政府明确表态，该法案的目的就是避免美国半导体受到中国供应链的影响。在此情形之下，中国半导体该如何应对？

影响 　　美国试图通过精简版立法加速其对本土半导体产业支持的做法，再一次反映出美国对于半导体产业的重视，尤其是对半导体制造产业的重视。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缺芯情况得以改善，芯片产能逐渐步入正轨的条件下，美国仍对半导体制造产业加大投资，并还在加速这一进程的做法，值得我们关注。

由此可见，美国将扶持本土产能建设作为一个长期的、既定的目标来执行，没有因为产能紧缺的动态变化而调整扶持政策。他们的产能建设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权益之计，而是真正将芯片产业作为重点和核心来发展。这个政策以法案的形式推出，确保其扶持政策的延续性。

在对国际影响方面，首先，美国加大并加速对本土半导体产业的投资会引发全球半导体竞争。在美国重塑其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领先地位的过程中，强调以半导体制造为核心，引起了欧洲、日本、韩国等半导体势力的重视，导致他们开始加大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加剧了全球半导体区域生态系统的竞争。

其次，欧、日、韩等地区开始纷纷效仿美国，针对半导体领域推出长远政策支持，其本质在于维护本土半导体产业链的实力。这种做法加剧了各大势力对本土半导体实力的保护，使得全球半导体贸易局势陷入不稳定的状态。

第三，美国认为拥有半导体制造能力是重申其在全球半导体领域中的重要环节，产业链会随着半导体制造能力而发生迁移。美国期望通过加速本土半导体制造的建设，实现利用规模效应降低行业成本，将此前流出美国的国际人才资金吸引回来，使得产业链上更多的国际企业转投美国市场。

在对中国影响方面，美国加速建设本土半导体制造能力，会削弱中国获取国际资源的能力。美国试图吸引更多的半导体企业加大在美投资的做法，一方面是增加其本土半导体实力，另一方面会进而影响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分散国际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会促使资金、人才、产业链向美国转移。企业的投资计划、投资金额是十分明确的。在芯片法案的影响下，此前会考虑在中国投资的企业，现在去美国投资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在中国投资的可能性则相对减小。

由此带来连锁效应，国际企业在中国的技术溢出和人才培养贡献将会减小，影响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整体氛围。国际厂商对于中国市场的定位可能会发生些许变化，原本是产业链布局的重点区域，现在则可能把中国作为终端市场，限制性销售某些特定产品。当国内半导体产业从研发走向售后作用，中国半导体产业所发挥的价值将下降，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话语权也将降低。

更值得警惕的是，几个月前，美国政府拟与日本和中国台湾组建Chip4芯片产业联盟。在产能供应、技术与标准分享、设备与材料供应等方面搞内部协同、外部封闭，形成更紧密的小圈子。今年7月，美国政府还在拉韩国加入Chip4小圈子。如果韩国也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半导体小圈子将会进一步垄断全球半导体市场，也会进一步降低国内厂商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的影响力。

美国半导体制造产业建设提速，除了在宏观上影响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也会直接作用于国内半导体产业的某些环节。首先，美国投资建厂会催生出大量的半导体设备需求，这会使得半导体设备供应周期被再次拉长，并暗藏半导体设备大幅涨价的风险。美国在半导体高端设备领域享有一定的优势，一旦美国开始加速本土半导体制造的建设，美国设备公司会优先供应美国本土，反之中国国内项目则会因此遇到设备涨价，甚至缺货的可能。

另外，芯片制造的国际人才供给会出现波动。一方面美国将人为设置人才来华障碍，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国际人才主动流动到美国新增的芯片项目。这两方面都为国内企业海外引才造成麻烦。

总结来看，以半导体制造为开端，如果美国半导体势力进一步扩大，他们也会在EDA等本就强项的领域变得更加强势。补齐半导体制造后，美国半导体将会成为产业高科技的核武器。不仅是对中国，也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任何成员都造成威胁。

建议 　　面对美国政府对半导体产业政策的频频加码、与其盟友的紧密合作，建议国内产业积极应对，不仅仅是给予企业补贴，更应该做好重点任务的统筹与协调，实现在半导体领域的科技自立自强。中国可以抱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态度来借鉴美国的经验，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加大对半导体产业的投入，重视扶持政策的持续性。产业的成长壮大非一日之功，运动式的扶持政策并非良策。美国没有因为两党的分歧、产能的变化而改变对半导体的大力扶持，这一点上值得借鉴。中国在中央政府层面一直高度重视半导体产业发展，有着久久为功的决心与恒心。但重点在于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政策，不应因领导换届而出现波动。现在国内产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需要引起高度重，对半导体产业的投入不可松懈。美国以法律形式将产业政策固定下来，形成长久的国际产业发展战略，这一点也值得借鉴。当有了立法支撑，国家对产业/企业的支持变得合法合规，就能从法律层面解决产业扶持中的出资、减税等问题。同时，立法补贴的形式还能惠及行业中的全部企业，从而推动产业全面发展。尤其要重视半导体制造环节，重点扶持大型制造企业、平台型企业，行业龙头型企业，把宝贵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减少无效的行业内耗，行之有效地提升国内产业的总体竞争力。

二是，提高决策效率，紧抓时间窗口。半导体产业投入巨大，周期较长。相对美国相互掣肘的体系，中国应更快、力度更大、更专业地加强统筹管理，避免九龙治水。只要我们力出一孔，响应迅速，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可尽快实现赶超。

三是，从面式普惠支持加以精准的点式支持，着重支持重点企业发展。半导体制造是产业的核心环节，现在在面式的普惠支持的基础上，也需要加以精准的点式支持。“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只有点的发展才能带动面的发展。最终行业的竞争最终要靠企业，企业的竞争尤其看龙头企业的竞争。在审批等产业重要政策上对龙头企业需要特殊考虑，从快从宽从重，对新主体的审查则要从严从谨从慎。

四是，鼓励行业整合，做大做强既有主体。经过多年的发展，市场里出现了很多实体。按市场规律，初期的无序竞争之后，企业开始进入整合阶段。目前国际市场就已进入龙头企业的并购整合阶段。纵观半导体产业发展史，最后一定是大象与大象的竞争。因此国内产业也需要鼓励既有主体做大做强。政府在半导体产业揭榜挂帅时，可以在芯片制造、大硅片等方面设立整合考核指标。发挥科创板、窗口指导等政策和金融工具优势，支持大企业整合。

五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进行全球合作。这一点上可以借鉴美国对外“招商引资”的思路。只有做强市场才能对国际企业形成有效吸引。在美国抽离国际企业的形势下，我们更要继续开放和全球合作，用好金融工具和产业政策，尽量争取国际企业来华发展，保护好技术和人才“活水”。把中国市场、中国标准建设成国际市场、国际标准。可以借鉴美国资金的投放方式，同时也要考虑国情，要规避一些貌似市场化，但实质扭曲市场的做法。政府的资金一定是服务型的，不能在市场里抢跑，更不能夺民之利。

六是，加强国内技术人才实力，改善教育体系，吸引外国技术人才来华。人才是产业发展的要素，中国半导体人才严重缺乏，尤其是高端的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这一问题还将持续一定时间。因此，中国在吸引海外企业落地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海外优秀人才的吸引。做好人才服务，也就为产业未来的发展保驾护航。

总结 　　芯片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芯片法案”是美国重视产业的一大表现，尤其最近几年，美国对芯片产业已经从“口头拉拢”转变为“芯片法案”“组建CHIP4联盟”这样的硬措施上，且落地的可能性非常大。

以美国芯片实力之强，尚且能够虚心借鉴他国经验，出台最优的方案。中国作为追赶者，更需借鉴和总结全球经验，抓住重点，选对主体，用好资源。中国要把芯片产能建设的重担，交给最有战斗力，能最快将政策变为即战力的企业主体，在有限的时间窗口建成芯片产能的支撑能力。

普京与习近平寻求沿南北轴线重塑国际格局 在俄罗斯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日益恶化之际，两国正寻求通过以未来多年将有利于自身的办法重新构建全球权力分布。

图片来源：JEFFREY SMITH

Gerald F. Seib 2022年7月18日16:45 CST 更新

最近，在一次对俄罗斯友好的金融会议上，俄罗斯领导人普京(Vladimir Putin)的态度是一贯的直接和自信。他不仅宣称俄罗斯经济挺过了西方的制裁，还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忽略了世界对俄乌战争的反应所揭示的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

这位俄罗斯领导人说：“他们看来没有注意到，世界已经形成了新的强大的中心。”他表示：“我们谈论的是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革命性变化。这些变化是根本性和关键性的。”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一说法凸显了普京借入侵乌克兰之举在全球押下的一个核心赌注。他很清楚，由于残酷地入侵乌克兰，他可能已在传统东西方关系中失去很多阵地，而且可能是永久性的。但他押注的是，通过沿着一根南北轴线建立一个新的外交、经济和安全网络，他能够弥补这些损失。

当然，他在这项冒险之举中的关键盟友是中国。多年来，中国一直沿着这条南北轴线努力，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大举开展贸易和投资，通常是在长期被视为外交地位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不是大型经济或外交参与者，但其中许多国家位于战略贸易路线上，是快速增长的市场，其中的一些国家拥有向清洁能源技术转型所需的关键矿产。

2019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图中）在巴西利亚会见金砖国家盟友。左起，南非领导人拉马福萨、印度领导莫迪和巴西领导人贾尔·博尔索纳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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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中俄两国的这些努力是在试图重新构建全球权力格局，使这种格局在未来几年对中俄有利、对西方不利。两国的计划能否成功远未可知，但这可能是乌克兰危机最重要的长期后果之一。

到目前为止，普京有理由对他的计划感到满意。经济方面，他正在向印度出售大量石油，并研究向巴基斯坦出售天然气的可能性，以开始弥补丢失的西方市场。外交方面，代表全球人口近50%的35个国家对3月份谴责入侵乌克兰的联合国决议投了弃权票或反对票，而包括墨西哥、埃及、新加坡、印尼和卡塔尔在内的58个国家，在后来有关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Human Rights Council)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

在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第100天，普京接见了塞内加尔总统、非洲联盟现任主席萨勒(Macky Sall)，后者请求俄罗斯提供更多粮食和化肥。最近，普京在“金砖国家”线上峰会受到了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领导人的热情欢迎。金砖国家中有四个国家人口数量跻身全球前十，这些国家刻意回避了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做出任何谴责。就在不久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在20国集团工业国高级外交官会议上受到西方国家的冷遇，但他发现巴西、印度和阿根廷的对等官员愿意与他会面。

美国前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说：“我不认为世界格局出现了正式的重置，但我认为，让很多国家置身事外的努力看来是相当成功的。”

对拜登政府及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盟友而言，他们更关注的是：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的团结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维系。当然，这一努力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功。北约已经恢复了活力，而欧盟似乎也具备了新的意义，并已邀请乌克兰加入。西方决心在经济上制裁莫斯科，并在军事上帮助乌克兰，这种决心是广泛而有力的。同样，美国拉拢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的努力也取得了成果。

然而，中国和俄罗斯当前认为，这种对西方凝聚力的关注代表着旧式的冷战思维，根本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这样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有些一厢情愿，但它也反映了新的现实。

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个领域大有可为，因为最近美国对这方面没什么兴趣，也给人一种不可靠的感觉。过去20年里，美国把精力和预算集中在反恐战争上，近年的重点则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贸易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全球的很多地区。

从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到特朗普(Donald Trump)，再到现总统拜登(Joe Biden)，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一系列急剧转变。比如，奥巴马政府决定与伊朗谈判达成核协议，接下来的特朗普政府却完全摒弃了伊核协议，之后的拜登政府则把阿富汗撤军行动搞得一团糟，这一桩桩一件件的都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可依赖度的质疑。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和议员都表现出从全球收缩回本土的意愿。

对于上述种种疑虑以及南北轴线上的许多国家与西方国家在优先事项上看法截然不同的事实，俄罗斯和中国正加以利用。世界银行前行长、曾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将拒绝加入反俄运动的非洲、中东、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称为“弃权者”，佐立克称，这些国家有一系列的关切问题，可解释它们为何采取如此立场态度。

佐立克表示：“这些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想在重大威胁下具备韧性，这些威胁包括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危机、高债务和利率、新冠疫情和其他疾病，还有在它们眼中发达经济体遗留下来的碳转型成本。”佐立克称：“一般来说，这些国家希望避免新的冷战，特别是与中国的冷战。它们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它们对制裁行为很警惕，担心制裁举措也会用到它们头上。”

在全球经济已经因乌克兰冲突而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非洲和亚洲国家发现，它们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而且，在全球粮食短缺日益严重之际，他们非常需要粮食，既包括俄罗斯种植的粮食，也包括相当于俄罗斯从乌克兰偷走的粮食。

“弃权者”想要作壁上观还有其他一些实际的原因。印度仍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军事物资供应，在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印度认为俄罗斯的军事物资供应至关重要。美国最亲密的中东盟友以色列在批评侵乌一事时表现出了惊人的温和，因为它希望在以色列军队追击叙利亚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时，继续与驻扎在邻国叙利亚的俄罗斯军队合作。

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由印俄合资企业制造，该合资企业以两国河流命名，于2021年1月在新德里举行的印度共和国日阅兵式上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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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国家还倾向于接受莫斯科和北京方面的主张，即美国呼吁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本质上是美国耍的花招。哈佛大学国家安全专家Graham Allison说，对他们而言，相关呼吁无非是为了遮掩美国的真实目的，即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由美国制定规则，其他国家俯首听命”。除此之外，其中一些国家的统治者对团结在世界民主国家一边并不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更喜欢普京和习近平式的威权统治。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交学院(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教授Angela Stent称，实际上，早在最近入侵乌克兰之前，普京就已经开始构建这个新的国际网络。她着有一本关于普京外交战略的书。她指出，在俄罗斯部队于2014年从乌克兰夺走克里米亚并进入乌克兰东部地区后，普京更深地介入了叙利亚事务，并加入了欧佩克+——这是一个与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简称：欧佩克)的松散结盟，在2019年召开了首届俄罗斯-非洲峰会，并启动了一条通往中国的新天然气管道。Stent表示：“普京有条不紊地仔细思考了这些问题。”

今年2月，他与习近平宣布“友谊无上限”，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让俄罗斯能利用中国为建立自己的南北关系所做的大量工作。Allison称，事实上，俄罗斯只是在“搭中国的便车”。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稳步开展工作，但基本上没有引起外界注意。中国最大的努力是2013年启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倡议中，中国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将亚洲、非洲、东欧和中东的71个国家连接起来。这些国家加起来占世界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以上，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

埃塞俄比亚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轻轨系统于2015年开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第一条轻轨系统，由中国公司建造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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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显示，现在有超过10,000家中资公司在非洲开展业务。2001年至2018年，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贷款约1,260亿美元，直接投资约410亿美元。更多的投资带来了更大的地缘政治合作。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发现，以联合国的投票来衡量，与中国的经济接触加强了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盟关系。中国还在非洲的吉布提建立了该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同样地，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拉美的贸易也出现了爆炸式增长，目前每年贸易额达到4,500亿美元，到2035年有望突破7,000亿美元。中国现在是南美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仅次于美国的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还成为拉美的一个主要债权国，事实上现在还是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和加勒比开发银行(Caribbean Development Bank)具有投票权的成员。

不过，在这条新轴线上，中国和俄罗斯要获得强大、持久的影响力仍非易事，美国及其盟友仍保留着明显的传统优势。

许多情况下，接受北京和莫斯科主张的国家更多是出于眼前的自身利益，而不是对中国和俄罗斯有特别的好感。事实证明，这两个国家更擅长用利益换取合作，而非赢得真正的朋友。

中国的对外援助和投资有时会附加苛刻条件，对此一些国家已经越来越反感，这些条件包括大量使用中国而不是当地的劳动力，以及在出现违约的情况下，中国会获得土地和资源的所有权。外交政策研究所这项研究指出，非洲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利用其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来获取可能在经济和政治上对非洲大陆不利的特许权”。

非洲国家还在忍受全球粮食短缺之痛，俄罗斯阻断乌克兰对外粮食出口是罪魁祸首。尽管这些国家没有加入西方国家孤立普京的行动，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对普京在乌克兰开创的无情先例也是有顾虑的。这些国家本身就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军事入侵。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由来已久，这可能限制他们长期合作的能力。Allison指出，相比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国在与西方经济强国保持长期经济和贸易关系方面的利益要大得多。他说，对中国来说，其宏大战略的一个支柱是成为所有主要经济体——实际上相当于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供应链中关键项目的最不可或缺的供应商。

那么，美国该如何应对俄罗斯和中国在这条南北轴线上的努力？“我认为这些都是可以纠正的问题，但只能从长计议，”盖茨说。“根本没有短期的解决办法。”

盖茨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放任自己的“非军事力量工具”萎缩，现在则正为此付出代价。他说，美国在很多领域都没有进行足够必要的投资，比如，在向非洲和拉丁美洲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在欠发达国家构建安全关系和贸易合作伙伴关系方面都做得不到位。

关于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要如何合作、以在中国和俄罗斯正大举扶植的地区促进美国投资，盖茨呼吁拿出“创新想法”。他还补充说，好消息是，国会目前对于该领域的问题表现出了罕见的两党合作精神，希望就相应战略达成一致意见。“习近平和普京做了一件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把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团结到了一起。”

佐立克建议美国做出更多努力，去了解“弃权者”的需求和不满，并与国际机构合作来应对这些问题。美国还可以另辟蹊径，在疫苗和其他卫生行动方面提供帮助，以此播撒善意，并重新建立起更良好的贸易关系。

不仅如此，他还鼓励美国设法说服中国将自己与俄罗斯区别开来，让美国认可中美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总之，我们不能凭直觉把俄罗斯和中国当成上世纪50年代的那种融合体，”他说。“我们应该把中俄两国区分开，将来甚至可能再次形成三角外交的态势。”

最近几周，拜登政府及其盟友展开了外交攻势，以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的一些行动。美国最近在洛杉矶主办了与拉美国家首脑的美洲峰会，但墨西哥和三个中美洲国家的领导人决定不参会，这显示了美国在该地区面临的挑战。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刚刚宣布计划向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数千亿美元，这显然是为了抗衡中国的相应行动。拜登还出访沙特，想说服沙特领导人提高石油产量，以抵消西方国家削减采购俄罗斯石油造成的影响。沙特领导人一直不愿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表明，一场新的外交游戏已经开始；即使在乌克兰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游戏仍会继续。“美国总统拜登称，这场战争之后，俄罗斯将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Sten表示。“俄罗斯不会成为弃儿。我们现在就看到了 。”

（Gerald F. Seib以前是《Capital Journal》专栏作家和《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执行编辑，目前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导师。）

文｜财新周刊 赵今朝 蒋模婷，陈鹏多（实习）

自2021年6月9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研发的灭活疫苗首批上市供应紧急使用，此后一年，中国再未有第8款新冠疫苗“过线”。

疫情初期，疫苗曾被视作终结大流行的曙光，然而新冠病毒从发现至今不断复制、传播、变异，速度惊人，使得疫苗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率明显下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疫苗保护水平急剧减弱。

现有疫苗不是新冠大流行的“终场哨”。2022年1月11日，奥密克戎在全球引起大幅疫情浪潮之际，世界卫生组织（WHO）新冠病毒疫苗成分技术咨询小组表示，突变谱和初步数据表明，疫苗对奥密克戎（Omicron）变体引起的症状性疾病的有效性将降低，但更有可能保留对严重疾病的保护。预防严重疾病和死亡不是疫苗开发的终极目标，还需要并应该开发对预防感染和传播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冠疫苗。

在这类疫苗问世之前，随着病毒不断演变，目前新冠疫苗的成分可能需要更新，以确保新冠疫苗继续提供WHO建议的抗感染和防疾病的保护水平。

全球已上市的新冠疫苗，主要针对2019年底在中国武汉发现的原始病毒株中的刺突蛋白（S蛋白）而开发。然而，自奥密克戎广泛传播以来，病毒抗原发生的变化幅度之大，已经远超过阿尔法或德尔塔变异株，实质性的变化使得接种过疫苗或者感染康复后的个体对奥密克戎的中和活性都大幅降低。

在最近一次关于新冠疫苗成分的临时声明中，WHO指出，现有数据表明，将奥密克戎纳入更新的疫苗成分可能是有益的，如果要提供此类疫苗，最好将其作为加强剂用于已经完成COVID-19基本系列疫苗接种的人群；但不建议将奥密克戎特异性单价疫苗产品单独用作基本系列疫苗。

包含奥密克戎株的二代疫苗开发，已经成为2022年秋冬防疫“重头戏”，全球各国监管机构行动起来。

6月28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疫苗与相关生物制品咨询委员会以压倒性票数，赞成今后美国新冠疫苗加强针中必须包含奥密克戎变异株成分。7月1日，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明确表态称，经调整包含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新冠疫苗作为加强针使用可以提高保护效果。EMA还表示，全球监管机构已经就更新COVID-19疫苗以应对新变种的关键原则达成一致。

三年来，欧美国家对新冠病毒进行了全方位病原学及免疫学研究，相应产生的疫苗研发及评价观点，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全球新冠疫苗使用及疫情防控的重要依据。有资深疫苗研发人员表示，前述观点将对中国已有疫苗和新研发疫苗的监管和审批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国内疫苗的更新换代策略同时受到技术变化、审批流程、疫情趋势、疫情防控模式的影响。进入全球疫苗研发竞速“下半场”之际，秋冬来临之前，多名专家和疫苗行业人士预判，中国国内专门应对变异株的疫苗准备情况需要进一步加强。

虽然新冠病毒季节性尚未完全确定，但过去两年多的证据支持一个观点，即冬季更易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与新冠病毒展开拉锯战的第四个秋冬，我们将使用何种“抗疫工具包”？

打加强针还是新疫苗？ 　　美国东部时间6月28日下午，长达8个小时的公开讨论后，FDA疫苗与相关生物制品咨询委员会以19∶2的压倒性票数，赞成今后美国新冠疫苗加强针中必须包含奥密克戎变异株成分。委员会多数成员还表示，希望新的加强针是同时针对原始株和奥密克戎BA.4/BA.5毒株的二价疫苗。

这一决定，将在今年秋冬季催生出全球首款使用奥密克戎毒株开发的疫苗。新冠病毒肺炎肆虐两年多，变异株无数，但此前普遍认为加强针策略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应对之策。然而，奥密克戎免疫逃逸能力之强，疫苗保护力衰减之剧，终于迫使人们改弦更张，针锋相对。

争论不可谓不激烈。投下两张反对票之一的霍夫斯特拉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Henry Bernstein指出，疫苗企业试图用样本量有限的血清中和抗体滴度数据来论证更换毒株后能更好地应对奥密克戎，但中和抗体滴度并不等同于疫苗的保护力，证据尚不充分。哈佛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波士顿儿童医院高级医师Ofer Levy则强调，自己投赞成票的惟一原因，是美国秋冬季奥密克戎大流行的风险高于鼓励新疫苗的风险，下次做类似决定时希望FDA能提供更全面、有说服力的数据。

作为官方代表向委员会征询意见的FDA生物制品评估与研究中心主任彼得·马克斯（Peter Marks）承认，当前候选奥密克戎疫苗数据是不完美的。但他辩称，对是否更换毒株进行投票，FDA已经从今年4月拖到了现在。疫苗的研发、生产需要时间，如果想在秋冬季大流行到来之时用上新疫苗，6月底是最后的决策时机。

WHO上个月发布的临时声明，同样支持加入奥密克戎成分作为加强针，但承认这一立场的依据有限，鼓励不同疫苗平台生成更多临床数据。

2022年1月5日，菲律宾马尼拉大都会马卡蒂市，人们排队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图：Eloisa Lopez/IC photo

2022年2月1日，墨西哥华雷斯城，在一项针对50岁以上人群的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中，人们排队接受新冠疫苗加强针注射。图：Jose Luis Gonzalez/IC photo 　　奥密克戎改变了疫苗研发的“游戏规则”。

奥密克戎是首个具有显著免疫逃逸能力的变异株。与原始株相比，奥密克戎BA.1的突变点位多达66个，其中32个位于病毒与人体细胞结合的关键部分S蛋白上，比德尔塔毒株多一倍。它是迄今为止与原始株进化亲缘关系最远的变异株。

奥密克戎因此能够轻松突破原始株疫苗和自然感染形成的保护。此前公认以保护效力见长的新冠mRNA疫苗，接种两针后对原始株保护率超过95%，对奥密克戎保护率却在50%左右徘徊，而50%在WHO的意见中是批准一款新冠疫苗上市的最低门槛。

最新研究更指出，接种两针新冠mRNA疫苗半年后，其保护力急剧衰减。6月《自然》子刊一项对超过100万新冠mRNA疫苗接种者的研究称，接种两针辉瑞/BioNTech新冠mRNA疫苗BNT162b2（商品名“复必泰”）三个月后，对BA.1和BA.2的保护率分别为46.6%和51.7%，七个月后保护率降至-17.8%和-12.1%，即研究中不打疫苗的对照组感染率反而更低。Moderna公司新冠mRNA疫苗mRNA-1273的数据也呈现类似趋势。

迎战变异株，加强针首先被提上日程。证据表明，加强针能使疫苗保护力再上一个台阶，尤其是防重症和死亡效果不俗。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研究发现，在2022年中国香港奥密克戎疫情期间，打齐三针复必泰疫苗或科兴灭活疫苗后，防感染率分别可达86%和63%，防病死率都能超过97%。2021年底，开打第三针甚至第四针已成为全球普遍选择。

但加强针也难逃保护力衰减之厄。据前述《自然》子刊研究，接种第三针BNT162b2一个月后，对奥密克戎BA.1的防感染率从59.9%降至40.5%，对BA.2则从43.7%降至40.2%。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6月公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接种新冠mRNA疫苗三针三个月后，对BA.1的防住院率从92%降至86%，对BA.2从71%降至55%。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尝试放开序贯接种，即基础免疫和加强免疫时接种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此前有多项研究指出，“混打”比用同种疫苗加强能激发更强的免疫保护。但在实际执行中，受制于人们的“混打意愿”以及不同疫苗平台厂商生产和推广能力差距等因素，“混打”现状并不理想。截至6月27日，中国有超过7.6亿人接种了加强针，但其中“混打”的只有4132.5万人。

冲击旧疫苗的同时，奥密克戎迅速取代了其他变异株，很有可能成为原始株后持续流行时间最长的新冠毒株。这为新疫苗研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据Moderna介绍，早在2021年初，企业便尝试使用贝塔变异株开发新疫苗，但贝塔迅速被后来者取代，试验半途折戟。如今针对奥密克戎BA.1开发的新疫苗终于追上病毒变异，给出乐观的临床试验数据。

两款mRNA疫苗进度领先。6月8日，Moderna公布原始株/奥密克戎BA.1二价疫苗mRNA-1273.214的Ⅱ/Ⅲ期临床试验数据，试验共入组437名志愿者。结果显示，在接种两针原始株疫苗mRNA-1273后，用mRNA-1273.214加强产生的中和抗体滴度，是用原始株疫苗加强的1.6倍。

辉瑞/BioNTech则在6月25日同时公布了单价和二价BA.1疫苗的Ⅱ/Ⅲ期试验数据：作为第四次加强针的奥密克戎单价候选疫苗在30μg（微克）和60μg剂量水平下，对奥密克戎BA.1的中和抗体滴度增加了13.5倍和19.6倍；二价候选疫苗增加了9.1倍和10.9倍。

另外，在前述FDA会议上，6月初刚获得FDA推荐、还未得到紧急使用授权的重组蛋白疫苗NVX-CoV2373研发方Novavax，也首次披露了候选BA.1疫苗的早期数据：恒河猴实验显示，对比用原疫苗加强，第三针Novavax的BA.1疫苗能将对BA.1和BA.2的中和抗体水平分别提升1.9倍和1.7倍，但对BA.5没有明显提升。Novavax还称，其原始株疫苗的保护已经具有一定的广谱性，因此BA.1疫苗的优势似乎不如mRNA疫苗明显。

会议上，当专家对研发进度和产能提出疑问，三家企业均当场表态，只要监管部门及时释出信号，有信心将奥密克戎疫苗在秋冬季准备到位：Moderna表示，在8—9月可以拿出1亿剂BA.1疫苗供应全球，如果FDA更青睐BA.4/BA.5疫苗，则预计9—11月产能突破百万剂，11月底、12月初实现大规模量产。辉瑞表示，无论选择什么分支的毒株，都可以在10月第一周之前满足美国政府的第四针采购需要。Novavax最为保守，但也认为今年四季度能够提供足量的新疫苗。

马克斯在投票结束后称，接下来FDA将根据委员会的意见，高速推进二代新冠疫苗的研发、数据搜集和生产准备。预计10月起，美国将采用更新过的疫苗开打第四针。

2022年6月24日，美国佛罗里达州，用于6个月至5岁儿童的两剂新冠疫苗。图：Paul Hennessy/视觉中国 　　诚然，更换毒株只是第一步，接种新疫苗还需要解决更多细节问题。其中争议较大的事宜，包括到底应该选用奥密克戎的哪一个分支来开发新疫苗？迄今，奥密克戎已出现BA.1、BA.2、BA.2.12.1、BA.4、BA.5等重要子分支，其中BA.4、BA.5正在美国加速蔓延，比BA.2传染力更强，引起广泛忧虑。

马克斯表现出对选用BA.4/BA.5的强烈倾向。根据CDC的最新数据，BA.4/BA.5毒株在美国新增病例中的比例已经超过50%。他建议直接针对更可能在未来流行的毒株。另外，两家mRNA疫苗企业的研究均指出，接种BA.1疫苗能对BA.4和BA.5产生中和抗体，但抗体水平不如对BA.1和BA.2。他的观点得到委员会过半数专家的认同。

也有专家提出异议。美国国家卫生院公共卫生专家Adam Berger质疑说，虽然BA.1疫苗对BA.4和BA.5不够完美，但已有产品进入临床试验，BA.4和BA.5疫苗研发还在最早期。“我们真的要支持一款什么数据都没有的疫苗吗？”他说。

单价与二价之争是另一焦点。WHO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主任Kanta Subbarao支持二价，认为有助于让疫苗产生更广谱的保护。从理论上讲，如果疫苗里组合使用了两种差别很大的毒株，就更有可能产生对多种毒株的交叉保护。她还指出，最新研究发现，未接种疫苗但感染过奥密克戎的人，二次感染风险很高；但接种了原始株疫苗后再感染奥密克戎BA.1的人，感染奥密克戎BA.1和BA.2的风险都会大幅下降。这两种人群，可以认为分别模拟了接种奥密克戎单价和二价疫苗的情况。

这一观点也被候选疫苗的数据所佐证。Moderna表示，研发贝塔疫苗时，企业就曾发现二价疫苗的效果显著优于单价，因此开发BA.1疫苗时直接将二价作为目标；辉瑞则指出，BA.1/原始株二价疫苗诱导的BA.1中和抗体比单价疫苗低，但诱导的BA.4/5抗体明显比单价更高。

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教授Arnold Monto担心，选择二价疫苗路线可能会使疫苗中奥密克戎有效成分的剂量减少。

除了诸多技术细节问题，新疫苗的上市程序是否应该简化仍悬而未决。据德国《世界报》6月底报道，BioNTech正试图说服欧洲监管机构采用流感疫苗更新程序，仅依据动物实验数据便批准奥密克戎疫苗上市，但遭遇阻力。FDA病毒疫苗研究评估办公室官员Jerry Weir则表示，目前FDA倾向于通过免疫桥接试验让新疫苗尽快上市，即企业不需要提供Ⅲ期临床试验结果，仅需要在实验室中比较已有疫苗和开发中疫苗的中和抗体滴度。但如果要批准在儿童等特殊人群内接种，Ⅲ期临床试验数据可能仍是必要的。

马克斯表示，未来将继续召开咨询会议，形成一套新冠疫苗毒株更新的标准程序。

更新竞速 　　中国奥密克戎疫苗研发也早有布局。

3月1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忠伟对外介绍说，国内四种技术路线都在推进奥株疫苗研发：在灭活疫苗方面，中国已经开展了单价、德尔塔+奥密克戎两价，以及原型株+德尔塔+奥密克戎三价疫苗的研发，基本完成了临床前研究，并且已经进行了生产验证；重组蛋白疫苗开展了阿尔法+贝塔+德尔塔+奥密克戎四价疫苗的研发，正在申请境外的临床试验；腺病毒载体疫苗进行了疫苗株的优化制备，正在开展临床前的研究；mRNA疫苗正在积极推进临床前的研究。

率先采取行动的是新冠灭活疫苗两大供应主力。2021年12月，国药中生与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科兴生物”）从香港大学处获得奥密克戎BA.1毒株样本，相继启动研发。

4月13日，国药中生北京所与武汉所研制的两款奥株灭活疫苗，在中国香港获得临床试验批件；次日，科兴生物也在香港获得临床批件。

目前，国药中生北京所进展更快，已在5月1日启动对未接种新冠疫苗人群的Ⅰ期临床，5月9日又在湖南省启动用奥株疫苗做加强针的序贯接种临床研究。科兴生物则在5月19日宣布，将启动一项在江苏省开展的奥株疫苗序贯临床试验。科兴生物品牌与公共关系总监刘沛诚告诉财新，二价、三价奥株灭活疫苗的研究也在推进，目前还没取得临床批件。

2022年5月1日，杭州，医护人员进行注射前准备工作。当日，由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临床研究正式在杭州启动。 图：张煜欢/中新社 　　国药中生首席科学家张云涛曾在4月说，奥株疫苗临床研究预计需三到四个月完成。他还介绍说，目前计划在已接种二针或三针原型株灭活疫苗基础上，间隔3个到6个月和6个月以上两组分别接种一针或二针奥株疫苗，并开展安全性和免疫原性观察。另外，会在空白人群中同步开展奥株单独接种试验。“如果这部分临床研究获得数据，空白人群可直接打新疫苗。”

虽然国内灭活疫苗技术成熟、量产能力强，但押注灭活路线推出奥株疫苗，业内争议较大。首先是更新速度问题。“不像mRNA和腺病毒载体这样的技术平台可以根据公开的基因序列直接合成，灭活没有毒株做不了疫苗，启动时就容易慢人一步。”有疫苗企业人士表示，“灭活苗换毒株调整的时间就相当于开发一个新产品，没有捷径可走。”

原始株灭活疫苗的防感染效果不尽如人意，也削弱了业界对奥株灭活疫苗的信心。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丁胜认为，在奥密克戎出现之前，灭活疫苗防止德尔塔等其他变异株感染的效果就有不足之处，“本来在2021年中是有机会通过更换佐剂或其他方式来提升国产灭活疫苗的基础保护力，但当时企业意愿不强，错过了这个机会”。

参照海外研发进展，mRNA疫苗更新速度快、基础保护力高，使其成为奥株疫苗的热门候选。全球惟一两款“撞线”Ⅱ/Ⅲ期临床试验的奥株疫苗，即前述Moderna和辉瑞/BioNTech疫苗，都采用了mRNA技术路线。

2022年4月11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 News报道，俄罗斯联邦生物医学署新闻处发布消息表示，该署圣彼得堡疫苗与血清研究所开始批量生产新冠疫苗Convasel。图：Alexander Galperin/视觉中国

2022年1月2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其国产新冠疫苗Turkovac投入使用。图：Cem Tekkesinoglu/视觉中国 　　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解释说，mRNA疫苗更换毒株，只需要更新mRNA分子上的部分片段，疫苗的大部分成分可以沿用；而且其生产过程属于化学合成，在所有技术路线中更新速度最快。

国产新冠mRNA疫苗研发企业斯微（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斯微生物”）首席科学官沈海法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mRNA疫苗从确定更换毒株到实际生产出可用于临床的产品，快的要几周，慢的不超过两个月。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下称“康希诺生物”）、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康泰生物”）均未沿用自身获批产品的腺病毒载体和灭活路线，转道mRNA开发奥株疫苗。6月9日，康希诺生物发布动物实验数据称，其基于mRNA技术路线研发的贝塔株疫苗mRNA-Beta和奥株疫苗mRNA-Omicron具有较强的免疫保护能力。采用mRNA-Omicron作为加强针，不管是对mRNA-Beta进行同源加强，还是对康希诺生物腺病毒载体疫苗克威莎进行序贯加强，都可提高对奥株的中和抗体水平。

康泰生物则在3月底对外透露，与嘉晨西海合作研发，已完成奥株疫苗及多价疫苗的免疫效果验证评价工作，制备的奥株mRNA疫苗在小鼠体内可诱导高滴度的中和抗体，但并未披露试验数据。

重组蛋白疫苗应用历史悠久，安全性记录良好，在适当的抗原设计和佐剂加强下防感染率水平较高，也是全球一大热门路线。该路线中，目前中国只有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下称“智飞生物”）的“智克威得”于2021年3月拿到新冠疫苗“入场券”，并在今年2月获准用于加强针，3月1日正式获批附条件上市。

目前，智飞生物基于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团队的研究成果，正在推进一种重组蛋白二价疫苗的研发，针对德尔塔和奥密克戎两种变异株。据媒体6月17日报道，目前该疫苗仍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预计在7月进行临床申报。

但重组蛋白疫苗的生产工艺较复杂，量产时保持品控稳定挑战较大。重组蛋白生产要将所需要蛋白的基因编码进细胞内，然后培育细胞，之后对细胞进行破壁、过滤，获得纯度较高的蛋白。这会拖累重组蛋白疫苗的更新速度。陆蒙吉表示，新冠重组蛋白疫苗的开发比mRNA慢，但由于蛋白合成不受病毒自身生长速度限制，通常快于灭活。然而，因工艺复杂，厂商生产水准不一，“不能绝对地说重组蛋白和灭活哪个一定更快”。

但不管选择何种技术路线，多家国内疫苗企业对财新表示，使用新毒株替代武汉野生株，是业内公认的新冠疫苗研发大趋势，大多数团队也在着手准备。但是，已有新冠疫苗获批的企业，技术成熟度、生产准备、资金积累、获批预期都更有优势，企业更新疫苗的意愿更为强烈。而对为数众多仍在推进原始株疫苗研发进度的企业，则要面临优先争取产品尽快获批，还是从头开始推进新一代疫苗的两难选择。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朱凤才表示，根据目前的讨论，已经上市的疫苗如果更换毒株，获批上市前仅需要做免疫桥接和小规模临床试验。陆蒙吉则认为，mRNA原始株疫苗数据充分，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大规模研究已开展过多轮，可以考虑参照流感疫苗简化疫苗更新获批程序。但对其他数据还不充分的技术路线，上市流程简化应该更谨慎。

“审评时，几乎每个专家都问了奥密克戎的问题。”一家近期获得临床批件的企业据此推断，奥密克戎的保护效力将是未来新冠疫苗研发和审批难以绕开的话题。

到底谁能胜出，取决于疫苗的实际效果。艾棣维欣（苏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下称“艾棣维欣”）执行董事张璐楠认为：“核心点还是，在病毒变异背景下，企业开发的疫苗还有没有效果？如果目前有效，在病毒不断变异的背景下，未来上市使用能不能仍然有效？”

重组蛋白：起大早赶晚集 　　押注“下半场”奥株疫苗之余，海内外疫苗研发现状的另一面是，“上半场”的技术路线之争还在持续。原始株疫苗尚未被宣布退出舞台，已斥重资的企业仍在争取下一批“入场券”。

新冠疫情暴发后，国内长期缺乏创新投入的疫苗行业焕发生机，呈现全面开花之势。抗疫之初，中国便布局了五条技术路径，除了第一代灭活疫苗技术，还包括腺病毒疫苗、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等二代基因工程疫苗，以及第三代核酸疫苗，这包括mRNA疫苗和DNA疫苗。

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曾因兼顾安全性和有效性，且在乙型肝炎、流感疫苗领域早有应用，技术较为成熟，被给予率先“撞线”的厚望。但它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以最典型的代表美国Novavax重组蛋白新冠疫苗NVX-CoV2373为例，美国联邦政府主导的“曲速行动”以17亿美金重金“押注”，但直到今年6月7日，该款疫苗才经FDA批准成为第四款可用于成人的COVID疫苗，上市进程晚于辉瑞、Moderna两款mRNA疫苗和强生公司病毒载体疫苗。

据外媒报道，Novavax重组蛋白疫苗之所以在美国迟迟未获紧急使用授权，是因为企业缺乏量产经验，不仅产能有限，且纯度指标不达标。虽然当时Novavax对产能问题予以否认，但在2022年6月，Novavax称已经解决了所有阻碍获批的生产问题，变相承认了此前的困难。

NVX-CoV2373的安全性问题也同样受到关注。FDA认为，心肌炎、心包炎病例与接种NVX-CoV2373有因果关系，且NVX-CoV2373的心肌炎风险或高于已在使用的mRNA疫苗。

截至7月1日，WHO公布的最新全球新冠疫苗候选物名单中，重组蛋白技术路线候选疫苗个数占据首位：临床阶段候选疫苗167个，重组蛋白技术路线有54个，占33%；临床前研究候选疫苗198个，重组蛋白技术路线有77个，占39%。

国内候选疫苗中位列“第一方阵”的两款疫苗也是重组蛋白路径，开发公司分别是四川三叶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下称“三叶草”）和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丽珠集团”）。

据财新了解，三叶草疫苗用于新冠基础免疫的适应证已进入申报上市阶段，用于加强针的研究处于Ⅲ期临床；丽珠集团疫苗Ⅲ期关键性数据，已递交国家药监局并已申请附条件上市。

三叶草成立于2007年，主要为传染性疾病、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开发新型疫苗及生物治疗候选产品，目前未有产品商业化。2020年，三叶草乘着大流行的“东风”，成为“新冠疫苗黑马”。2021年11月5日，三叶草正式登陆港交所，发行价为13.50港元/股，共发行1.5亿股，由高盛和中金公司联席保荐。

然而，本预期于2021年四季度至2022年中期获附条件批准的新冠疫苗SCB-2019，迟迟未有进一步进展。2021年9月22日，SCB-2019Ⅱ/Ⅲ期临床数据公布。数据显示，该疫苗对于德尔塔株保护率79%，而若考虑全部毒株，该疫苗的综合保护率为67%；对于重症和死亡病例，保护率均为100%。

对比而言，已经在国内投入使用的智飞生物“智克威得”Ⅲ期临床结果显示，3剂接种预防有症状感染的保护率为75.7%，预防重症、危重保护率为87.6%。研究在奥密克戎高峰疫情之前完成，新发病例主要由德尔塔株引起。

6月5日，三叶草公告，企业已与监管部门沟通了SCB-2019滚动申请提交的最新计划，预计于2022年下半年完成向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EMA、WHO的注册申请提交，并将在获得附条件批准后上市。据此推算，SCB-2019拟上市时间已较预期推迟了近一年。

老牌药企丽珠集团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合作研发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融合蛋白疫苗”V-01，也于2021年10月宣布进入序贯加强Ⅲ期临床试验。在两针灭活疫苗基础上进行的序贯加强Ⅲ期临床试验的中期主数据显示，绝对保护率为61.35%，且对于奥密克戎感染导致的新冠肺炎可产生良好的保护力。已发表的Ⅱ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V-01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和安全性，尤其是在老年人组中。

这两款疫苗为何还未获批？6月5日，三叶草公告回应注册申请进展时，率先介绍生产预备情况。公告称，基于在中国市场的预期供应需求，以及为简化同时向多个市场供应疫苗的流程，三叶草优化2022年的注册申请和生产策略；受上海等地暴发疫情影响，面临生产基地材料和设备的发货延迟等后勤状况，预计长兴生产基地将在2022年三季度做好准备接受GMP检查。丽珠集团董秘杨亮称，目前暂无生产方面的问题。

自主可控的本地生产，仍是监管机构考量的重要因素。张璐楠提到，疫苗申报之初，企业就必须与监管部门沟通产品定位，如果定位为国产产品，须遵循“地产化”原则，即最终产品必须能在中国工厂里完全独立自主地生产出来。与之对应的便是进口注册，即海外厂区生产出来的产品进口到国内。

张璐楠告诉财新，后续谋上市的疫苗企业面临一个共性的难题：全球先后经历阿尔法、贝塔、德尔塔、奥密克戎等多种新冠病毒变异株引起的疫情，加之已上市新冠疫苗接种扩面迅疾，在现实场景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早前一些临床研究设计已经不能达到监管方相关要求，而企业很难在较短时间拿出新的数据，导致获批进展延缓。

他进一步解释说，现在进展靠前的疫苗研究启动都较早，临床试验也多在未接种疫苗人群中进行。但现实情况是，全球绝大多数人已经接种过疫苗，因此未接种疫苗的人群的试验效果不能反映真实世界的情况，试验临床意义受损。

张璐楠指出，企业与监管部门沟通的结果就是，调整临床试验方案，补充已完成基础免疫人群的序贯试验。

6月14日，三叶草宣布，评估SCB-2019作为异源新冠加强针对既往免疫接种灭活、mRNA或病毒载体疫苗效果的Ⅲ期试验完成首批受试者接种，预计将在三季度获得第三针加强组关键数据。已公布序贯加强Ⅲ临床试验部分数据的丽珠集团称，关于疫苗研发、疫情变化及预期均有诸多不确定性，对企业而言，目前主要仍是将精力放在现有新冠产品的研发及申报上市工作上，Ⅲ期关键性数据均已递交，暂无进一步更多进展。

一名资深医药行业投资人则认为，部分疫苗创新企业尚无产品商业化，前期专注于研发和临床试验，缺乏对审批和上市后推广的考量和布局，因此影响了产品上市进程。杨亮表示，最终审批结果要看国家审批或使用的整体考量，企业会全力以赴推进与配合。

就差“临门一脚”的企业还在努力。然而，基于国内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新的新冠疫苗“出线”的现状，企业对后续候选新冠疫苗获批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前期疫苗研发到上市的特殊速度恐难再现。据财新此前了解，三叶草SCB-2019未能获准按照紧急使用申报，而需遵循正式上市获批的完整流程。有疫苗研发企业反映，虽然药监内部仍设有专门的新冠审评团队，企业也可以滚动提交申请，加速审批过程，但较疫情初期，审批正回归疫情前的正常门槛，步伐放缓。在常规情况下，一款疫苗从研发到上市需要8年—10年，成功率也仅为20%。此前，埃博拉疫苗历经5年，寨卡病毒疫苗也耗时2年。

最近一次获批“里程碑”相对密集的时期是今年4月。4月3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其开发的新冠mRNA疫苗“SYS6006”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次日，康希诺生物也宣布其新冠mRNA疫苗获得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件。4月26日，国家药监局又同时批准了科兴生物和国药中生的奥株新冠灭活疫苗进入临床研究。4月29日，斯微生物也宣布公司有一款新冠mRNA疫苗在中国获批临床。

有业内人士认为，国内新冠疫苗审批沉寂数月后迎来“小爆发”，除企业自身研发取得进展外，也与2022年上海疫情暴发后官方重新重视疫苗效力问题相关。2022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加强疫苗、快速检测试剂和药物研发等科技攻关，使防控工作更有针对性。

多名行业人士预测，明年将是候选疫苗获批的关键时间点。张璐楠认为，新一代疫苗面市时，疫苗技术上可能会取得重大突破，比如出现多价甚至广谱疫苗，又比如改变递送方式，出现微针、吸入式疫苗，使得疫苗接种更为便利。

前述两家企业亦在原有技术路线上，启动了新一代疫苗的研发。杨亮称，针对奥密克戎株与新一代疫苗，公司也有很早开始启动二价苗以及特异性疫苗的临床前研究与申请工作，但目前工作重点仍是V-01上市申请。

5月底，三叶草宣布，潜在广谱嵌合型新冠候选疫苗SCB-2020SⅠ期临床试验完成首批受试者接种。这是一个基于贝塔变异株和野生型毒株嵌合型的S三聚体蛋白开发的二代广谱新冠候选疫苗。该产品将水包油乳化型佐剂系统推至临床阶段。

有疫苗研发人员提到，不同重组蛋白疫苗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抗原和佐剂的设计，两者都会直接影响免疫原性、保护效力和安全性。由于只是病原体的一部分蛋白作为抗原，重组蛋白疫苗本身激起免疫反应的强度不高，需要搭配佐剂使用。

佐剂是国内疫苗研发的“软肋”，目前广泛使用的铝佐剂，使用已有百年历史，可靠性高，但免疫原性相比更新的佐剂来说较弱。三叶草的SCB-2019使用美国Dynavax公司研发的CpG 1018佐剂以及传统氢氧化铝佐剂，丽珠V-01和智飞生物一样采用常规氢氧化铝佐剂。

有疫苗企业人士表示，更具创新性和更有效的新型佐剂长期受跨国企业主导，国内外现阶段技术尚有很大差距。

mRNA国内寻求突围 　　相较于重组蛋白，mRNA技术虽然诞生于上世纪，但因核心成分mRNA分子是遗传物质，各国监管部门对批准其用于疫苗生产一直极为审慎。但在空前激烈的新冠疫苗研发竞赛中，与其他技术路线多涉及生物制品培养不同，mRNA疫苗生产属于化学合成，研发速度优势充分显现。

Moderna和辉瑞/BioNTech的两款mRNA疫苗的保护效力数据不俗，大规模接种两年多后暂未报告严重安全性问题，逐渐被海外广泛接受。

在海外大放异彩的mRNA技术路线，在国内仍在寻求“突围”。“2020年科技部宣布（中国新冠疫苗研发）五种技术路线，当时我们就参与了，但现在mRNA一款都没有审批上市。”沈海法说。

业内普遍认为，国产新冠mRNA疫苗被寄予厚望却“难产”，与技术上的客观差距直接相关。“目前全球只有两家企业掌握mRNA疫苗产业化的全套技术，中国尚处于追赶的阶段。”云顶新耀首席运营官兼疫苗业务负责人张晓帆表示。云顶新耀引进了一款加拿大Providence公司处于Ⅱ期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冠mRNA疫苗，正在推进其在国内的商业化开发。

与海外头部企业数十年的技术积累相比，国内专攻mRNA技术的企业“年轻”得多。斯微生物成立六年，在国内赛道里已算得上“老牌”企业。一名斯微生物内部研发人士坦言，国产新冠mRNA疫苗“包括我们在内，各家技术都有瑕疵，‘起跑线’与海外有差距”。

但海外新冠mRNA疫苗的进口注册和技术转移，仍在走漫漫谈判路。2020年3月，复星医药向BioNTech支付至多8500万美元的许可费，以在大中华地区独家开发和商业化复必泰疫苗。但2021年7月对外透露药监局已经通过对复必泰的专家评审后，此后复星医药不再回应市场对获批预期的疑问。今年4月，知情人士向财新透露，BioNTech正与中国就复必泰进口注册事宜进行谈判，BioNTech对推进对华技术转移持开放态度，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也已充分知悉。BioNTech和复星医药此前已进行一些前期对接，但技术转移“还存在本地合作方技术承接能力和生产质量控制水平的现实考量”。谈判进展至今未向外界公布。

对自主可控的追求，让国产新冠mRNA疫苗呼声高涨。2021年，在其他几款路线相继有产品获批后，国内曾爆发空前的研发和投资热情，争夺首款国产新冠mRNA疫苗“桂冠”，但尚无一家撞线。

进度一直领先的是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沃森生物”）与苏州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艾博生物”）合作开发的AWcorna，目前正在开展海外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同时在中国作为加强针接种的临床试验向Ⅱ期推进。值得注意的是，AWcorna的海外Ⅲ期临床试验早在2021年8月便已获批，但企业至今未宣布Ⅲ期到达终点，也还未披露Ⅱ期数据。综合企业不同时间段披露的信息，AWcorna的上市进度已多次延迟。

1月，AWcorna Ⅰ期临床试验数据“姗姗来迟”，但在Ⅰ期试验中最为核心的安全性数据上，AWcorna表现不佳。18岁—59岁健康成人志愿者在接种两剂15μg疫苗后90%出现发热，25μg组100%接种后出现全身性不良反应。研发方随后回应称，试验方案严格限制了退热药物的使用，造成了对不良反应的放大效应。

从研发起点看，斯微生物也属于国内“第一梯队”。2021年1月，斯微一代候选mRNA疫苗获得Ⅰ期临床试验批件。当年6月，斯微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航文透露，将“很快”进入临床Ⅱ期。但到了8月，西藏药业忽然宣布与斯微生物2020年6月达成的疫苗合作开发协议生变，其不再享有这款疫苗的全球独家开发、生产、使用及商业化权利，前期投资转变为股权投资款。之后，这款疫苗再无新进展披露。

沃森/艾博仍在继续推进。5月31日，研发方公布AWcorna作为灭活疫苗加强针的序贯接种Ⅰ期试验数据。300名受试者接种在2剂灭活疫苗基础上，分别接种AWcorna疫苗或科兴灭活疫苗作为加强针。AWcorna组产生的中和抗体，对原始株、德尔塔株和奥密克戎株分别是灭活疫苗组的3.8、6.5和4.4倍。在安全性上，未报告严重不良反应，但发烧比率达33.5%，明显高于灭活疫苗组的4%。综合来看，数据支持AWcorna继续进行加强针试验，但其优势较灭活疫苗不够明显，更弱于海外竞品。

斯微生物转而推进迭代产品。2021年9月，斯微宣布开启迭代产品临床试验，目前已经在老挝开展Ⅱ期临床试验，暂未披露Ⅰ期试验数据。沈海法介绍说，迭代疫苗加入了新的突变点位D614G，并更新了配方比例和mRNA分子结构。

除了研发瓶颈待突破，mRNA疫苗涉及复杂的化学成分生产和控制，国内相关经验匮乏，企业未来还要闯量产工艺关。蓝鹊生物联合创始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林金钟此前曾告诉财新，mRNA疫苗涉及的原材料多达三四百种，其中一些关键原材料国内供应链还不完善。沈海法也表示，国内此前缺少微流控仪器等量产mRNA疫苗所需的关键设备，斯微已投入大量资金与设备商合作研发并取得进展。

2021年底，Moderna在一场专利官司中落败，又引发了业内对国产mRNA专利风险的担忧。mRNA疫苗中，真正起效的是mRNA，而LNP（脂质纳米颗粒）起到关键的保护和递送mRNA的作用。LNP专利目前由两家加拿大公司持有，该技术被Moderna和BioNTech用于开发新冠疫苗，后者已经间接取得了专利授权。而Moderna后续可能需支付高额专利赔偿。

除斯微生物使用自主研发的LPP（脂质多聚复合物）平台，国内其他在研新冠mRNA疫苗仍基于LNP平台。沈海法称，如果使用LNP平台，虽然可以在技术细节上进行创新，规避部分“子专利”，但很难逃脱LNP“母专利”的涵盖范围。沈海法认为，LPP平台递送mRNA更定向，安全性上更有优势。不过，该平台目前还没有成熟产品面世。

有资深疫苗研发人员表示，总体而言国内目前在mRNA领域中仍缺乏基础技术及其体系的研究，因此在国外已形成该领域技术的多重专利壁垒前，还需要更多工作积累和体系建设。

为了让mRNA尽快在国内突围，监管部门也在“追赶”。沈海法表示，中国目前还没有mRNA产品获批，审评审批标准需“不断地积累经验”。“要批一种药物，需要了解这个药物，还要有一系列的检测指标和方法。国内没有批过mRNA，所以要（企业和监管部门）加强交流，完善相关流程。”

复星医药负责人在6月底一次内部交流会中回答投资者问题称，猜测监管部门对mRNA技术路线仍持观望态度。他还表示，公司对复必泰疫苗获批抱有期望，仍在向监管部门滚动提交序贯接种试验数据。

虽然领先者已不同程度受挫，但赛道仍然拥挤。除2021年便陆续入局的艾美疫苗、锐博生物—阿格纳生物、国药中生复诺健、瑞科生物等，随着2022年4月康希诺生物、石药集团两款新冠mRNA疫苗获批临床，新的重量级企业仍在涌入。

2021年9月3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的抗新冠变异毒株的二代升级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左）和国药中生复诺健研发的mRNA新冠疫苗（右）。 “非主流”DNA和腺病毒 　　相比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的mRNA技术平台，同为核酸疫苗的DNA疫苗赛道稍显“冷清”。

DNA疫苗发挥作用的机制，是通过将编码外源性抗原蛋白的基因重组到真核表达元件的质粒中，然后将质粒导入宿主体内，利用宿主细胞中的遗传物质表达抗原蛋白，通过抗原蛋白诱导机体产生相应的免疫应答，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

艾棣维欣在重组蛋白疫苗和DNA核酸疫苗方面有多年积累，但针对新冠疫苗研发，并未走热门的重组蛋白赛道，而是选择后者，成为国内为数不多从事新冠DNA疫苗研发的企业。

对于这一选择，张璐楠给出的理由是：新冠疫情出现之前，尚无人用DNA疫苗被批准上市，探索的实践结果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虽然挑战巨大，但是一旦突破，就意味着新的技术平台得到验证，未来应用潜力巨大。

这恰恰成为许多研究者放弃DNA疫苗的理由。新技术的出现容易引起公众的质疑：DNA疫苗免疫原性恐难敌mRNA，且质料在人体存在时间较长，存在DNA序列被整合到基因组中的潜在安全性风险。

“现有证据没有办法排除长期副作用。”陆蒙吉提到，DNA疫苗改变基因组组成的隐患始终存在，过去更多考虑将这一技术运用到癌症、艾滋病等威胁生命的疾病领域。随着新冠病毒不断变异和人群免疫力的增加，其感染后危害性有限，因此在收益与风险权衡时，疫苗安全性要求越来越高，再考虑使用这类潜在风险高的疫苗可能性极低。

张璐楠坚称，疫苗实际效果有待实践来检验。艾棣维欣新冠病毒DNA疫苗pGX9501（INO-4800）2020年7月获得临床试验批件，2021年6月开展Ⅲ期临床试验。就在今年5月，艾棣维欣合作方Inovio宣布计划停止该款疫苗作为基础疫苗的一项Ⅲ期临床试验，转而调整为加强针项目临床方案。其公告称，新冠感染后重症发生率较低，这将增加试验规模和成本。基于COVID-19流行所处阶段，及基础免疫的普及，异源加强针市场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因此，不会优先将INO-4800评估为两剂基础疫苗，而是重点将其作为COVID-19疫苗的异源加强针进行研究。据悉，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INO-4800，作为基础疫苗的Ⅲ期团结试验仍在正常进行。

张璐楠介绍说，INO-4800目前已经完成在接种过灭活疫苗人群上的序贯免疫试验，并正在海外国家递交产品作为加强针的上市申请。此外，艾棣维欣还在开发新一代针对沙贝科冠状病毒的广谱性疫苗。

全球已有一款DNA新冠疫苗用于人体。据《自然》报道，2021年8月，印度药品监管机构批准印度医药公司Zydus Cadila研发的DNA疫苗ZyCoV-D在12岁及以上人群中使用。针对2.8万名受试者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该疫苗的有效性为67%，效果比多款已经上市的其他技术路线疫苗差。但研究者指出，相关临床试验是在奥密克戎株蔓延时进行的。日本AnGes、韩国Genexine、意大利Takis等公司仍在进行DNA疫苗相关临床试验。

另一“小众路线”腺病毒载体疫苗，已经在国内获批附条件上市，仅需接种一针，但对比同期获批的灭活疫苗，康希诺生物和军科院合作研发的该款疫苗销售额难言理想。“腺病毒（疫苗）海外也不是主流。”有疫苗研发人员表示，除了安全性方面的争议，现有研究表明，该技术路径效果也一般。

全球已获批腺病毒疫苗的表现，挫伤了行业对这一技术路线的信心。强生新冠疫苗于2021年2月获批在美国紧急使用，受血栓相关报道、生产问题（包括合同制造商意外混淆成分）以及民众对疗效担忧的影响，该款疫苗在高收入国家一直较少使用。在安全性方面，同种技术路线的阿斯利康面临相同争议，甚至一度被多国叫停接种。几经波折后，5月23日，阿斯利康宣布COVID-19疫苗Vaxzevria已在欧盟获EMA批准作为成人的第三针加强剂。

腺病毒载体疫苗有效性现实表现也稍显逊色。智利2021年8月公布的真实世界数据显示：辉瑞mRNA疫苗和阿斯利康腺病毒载体疫苗预防重症和死亡的有效率相当，但预防有症状效果差异较大，前者达87.7%，后者仅为68.7%。

英国卫生安全局Nick Andrews团队研究发现，两剂辉瑞mRNA疫苗接种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保护率为35%；两剂阿斯利康腺病毒载体疫苗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的有效性趋近于零。

陆蒙吉表示，腺病毒疫苗构建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由于相当大一部分人过去已经自然感染过腺病毒，人体本身对腺病毒预存的免疫存在可能会影响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强度，从而影响保护效果。同理，腺病毒疫苗也无法无限次使用，最多加强一次，之后载体就会“失活”，后续针次的有效性相比第一针或大打折扣。

广谱疫苗很遥远 　　新冠病毒持续变异，各类变异株层出不穷。为迅速应对，科学界和变异株正在开展一场时间上的较量。目前有三大研发思路：一种是单价疫苗，研制针对单一变异株的特异性疫苗，整个开发路径不变，只是更换毒株，这一过程较为简单直接；第二种是含有来自不同变异毒株的抗原的多价疫苗；最后一种是泛SARS-CoV-2/广谱疫苗，这被认为是一种更可持续的长期选择。

EMA近日表示，根据新出现的数据，针对两种新冠毒株（其中一种应该包含奥密克戎毒株）的二价mRNA疫苗，或能在扩大免疫反应方面提供一些优势。二价疫苗最初可考虑用作加强剂，等将来有更多数据可用时，可能会支持将它们用于初级疫苗接种。

中国企业多价疫苗研究刚刚起步。6月22日，神州细胞率先披露其重组新冠病毒阿尔法+贝塔变异株S三聚体蛋白疫苗SCTV01C Ⅰ/Ⅱ期临床试验期中分析结果。在阿联酋入组的234人临床研究显示，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真病毒交叉中和抗体几何平均滴度达800以上。此外，神州细胞还在SCTV01C基础上，开发了一种四价重组蛋白疫苗SCTV01E，抗原成分含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异株。5月27日，沃森生物登记了一款基于阿尔法+贝塔变异株S蛋白嵌合体设计的二价mRNA疫苗RQ3013的Ⅰ期临床，预计8月完成。

尽管已经披露的国外二价mRNA疫苗的加强免疫效果令人欣慰，但有资深疫苗研发人士认为，目前的问题是如何从病原免疫学的角度寻找具有更大意义的广谱免疫原性的抗原结构，而不完全是被动地跟着毒株的变异走。更进一步的追求，是探讨疫苗接种后如何具有更持久的免疫效果。

陆蒙吉提醒说，对于“广谱”的概念一定要进行严格区分，所谓的“广谱性”到底是基于什么原理。比如依靠高抗体滴度营造出“广谱效果”的疫苗，当抗体滴度随时间下降到一定水平后，所谓的“广谱抗病毒能力”便可能不复存在。

“从原则上来看，比较推荐基于细胞免疫的广谱性设计。”陆蒙吉解释说，细胞免疫不太容易受到含有主要中和抗体表位的病毒受体结合域（RBD）变异的影响，相比抗体反应，广谱性更好。在众多技术路线中，核酸、病毒载体疫苗诱导细胞免疫效果更明显。

目前做广谱疫苗更主流的策略，是选择在不同突变株中保守不易突变且强免疫原性的抗原表位，希望用它产生比较广泛且高效的中和抗体。张璐楠提到，从理论上来说，广谱疫苗开发有一定可行性，现有研究发现病毒变异过程中有很多不变的保守区间。

但张璐楠坦言，绝对的广谱是指找到一个靶点，无论病毒如何变异都逃不出设计的结构，“这是非常难实现的，甚至有可能永远无法实现这个绝对广谱的目标”。现在所谓的“广谱”疫苗，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可以抵御奥密克戎各亚型的疫苗。

流感疫苗已有70多年的历史，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持续有效的通用型流感疫苗上市。

丁胜认为，广谱新冠疫苗是一个长期研发的需求，研发的关键在于抗原的设计，国内有相关基础研究正在进行，但疫苗研发仍处于早期发现和研究阶段。

2021年12月底，上海博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与美国Fulgent Genetics公司、复旦大学姜世勃团队签署合作开发广谱β属冠状病毒B谱系疫苗的协议。据博沃生物董事长吴克介绍，目前开发处于概念验证完成的实验室阶段，企业拿到实验室样品后，需要按照未来商业化生产的定位重新进行工艺开发，比如调整配方、加入添加剂或（和）稳定剂等，最终成品采用的生产技术可能与样品大相径庭。

“实验室阶段做的东西相当于一个沙盘，通过沙盘的方式告诉企业，这边盖一个房子大概是什么样的、行不行。真正去盖的时候，企业还要考察‘地基是不是稳固’‘沙盘下有没有暗河’等现实情况。”吴克介绍说，算上临床试验，整个产品开发周期至少还需要一年多。国内康希诺生物、石药集团与国药中生等其他企业，亦在广谱疫苗领域有小幅“迈步”。

全球尚无真正意义的广谱疫苗上市，新冠广谱疫苗的研发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辉瑞首席执行官Albert Bourla曾在4月表示，该公司正在尝试开发广谱新冠疫苗，以应对更多变体，但目前仍未有相关计划流出。

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在2021年4月5日启动一款纳米疫苗SpFN的Ⅰ期临床试验，随后该所的研究人员希望用来自其他冠状病毒的蛋白质开发新版疫苗，以提供涵盖新冠和其他冠状病毒的广谱疫苗。据悉，该试验在2021年12月完成。另一家英国公司Emergex Vaccines研发出T细胞疫苗PepGNP-Covid19。这种疫苗旨在激活T细胞免疫，成为有效应对变异的广谱疫苗。该疫苗Ⅰ期试验于2022年1月在瑞士正式启动。

传染病预防创新联盟（CEPI）、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还宣布分别拨款2亿美元和4300万美元用于研发广谱疫苗，旨在预防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多种冠状病毒。但在受到两所机构资助的广谱新冠疫苗项目中，目前仅有SpFN、美国公司Gritstone与曼彻斯特大学合作研发的mRNA疫苗GRT-R910、ImmunityBio公司研发的双抗原T细胞疫苗hAd5 Spike+Nucleocapsid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广谱’概念虽然存在，但难在设计。”长期致力于疫苗临床评价的朱凤才表示，“（距离广谱疫苗诞生）很遥远，因为难度太大。”

新冠概念热退潮 　　不可否认，新冠疫苗的科研意义依然重大，但资本市场对其态度趋冷。一名资深医药行业投资人告诉财新，奥株疫苗研发的新动向也并未激起市场热情。

他介绍说，国产新冠疫苗上一波投资热潮是在2021年7月、8月间，当时新冠变异毒株在广州和深圳引起规模性本土疫情，先上市的疫苗产品利润初显，而新技术平台的开发相继迎来临床进展，“企业像打了鸡血一样往前冲，里程碑一个又一个被达成，资本方摩拳擦掌希望赶在下一个里程碑到来之前进入”。

以一度成为投资机构竞相追逐的“香饽饽”三叶草为例，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晓东、百济神州总裁吴晓滨等多位医药领域著名人士，曾以不同身份加入董事会助其“吸金”。2021年2月23日，三叶草宣布完成2.3亿美元C轮融资并获得超额募集。本轮融资由高瓴创投和淡马锡共同领投，海松资本和奥博资本参投，原股东康禧全球投资基金追加投资。至此，三叶草12个月内总融资额超过4亿美元。前述投资人表示，在新冠疫苗赛道的高光时刻，投资机构想要在其中谋得一席之地，光有钱不行，还要“带资源进组”。

2021年以来，mRNA疫苗给辉瑞和Moderna带来巨额回报后，国内mRNA相关企业备受资本追捧。2020年6月艾博生物联合沃森生物启动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苗研发。2021年11月，艾博生物宣布完成3亿美元的C+轮融资，本轮融资由软银愿景基金联合原股东五源资本共同领投。这是当年8月完成惊人的7.2亿美元C轮融资后，时隔三个月的又一轮战略融资。以此计算，艾博生物半年内融资额已超10亿美元。同年6月，斯微生物也获得2亿美元融资。

但在多家企业研发进展不及预期、审批也放缓后，市场对疫苗企业整体态度进入调整期，新冠疫苗资本退潮势头已经难以挽回。

多只新冠疫苗股先后步入下行通道。2020年8月登陆科创板的康希诺生物，以高价发行，但错过了A股市场疫苗股首轮炒作热情的红利，直到2021年4月才迎来一波强势拉涨，股价从350元左右经两个多月涨至最高逼近800元大关。但漫长的回调也随之而来，扭亏为盈的亮眼年报“成绩单”也未能支撑其股价“翻身”。今年7月，康希诺生物已跌至200元以下。

同时布局mRNA、重组蛋白和腺病毒路线的沃森生物，股价也遭遇“腰斩”。从新冠疫情暴发至2020年8月初，沃森生物攀上90元大关，随后行情阶段性起色难掩跌势，目前股价已跌破50元。

智飞生物2020年7月底时股价最高涨至193元，较年初涨近3倍，随后行情虽有阶段性反复，但2021年5月中旬再度见顶，后又一路滑落，2022年6月一度跌至83元，此后略有回升，截至7月1日停留在113元。

mRNA疫苗成为欧美国家的首选疫苗后，Moderna和BioNTech股价曾一度见顶，从10至20美元一路冲至450美元以上，随着新冠疫苗接种需求放缓，Moderna和BioNTech股价已经大幅回调。

“乘大势”的企业获益程度已经出现分化。前述资深医药行业投资人提到，因新冠疫苗研发和临床进展情况不一，不同公司处境也不一样：一些企业在临床早期阶段，已经发现产品效果不理想，持续投入只会让钱“打水漂”，便转而把融到的剩余资金投入其他产品，这实际比已经完全铺开Ⅲ期临床的企业“省下不少钱”。

上述资深医药行业投资人提到，前者账上还有资金，有机会再做新产品的Ⅰ期，故事还可以继续讲，而后者已经毫无退路，除非获批在市场“分一杯羹”，才有机会翻身。

最明显的案例，便是三叶草“孤注一掷”的选择。6月5日，三叶草公告称，暂停一个肿瘤项目和两个生物类似药项目的继续投入，全力推进新冠疫苗成功上市。

据三叶草2021年年报披露，其账上现金有27.67亿元，主要是首次公开发售、C轮融资以及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预购协议所得款项，2021年仅研发费用就高达18.26亿元。这意味着，如果后续仍维持2021年的研发开支水平，公司现金流或将吃紧。此外，公司还计划3亿美元贷款授信用于未来新冠疫苗上市后的商业化运营。

三叶草公告称，在完成内部科学、财务和战略评估后，新冠候选疫苗SCB-2019的注册申请是公司当前的首要任务。据其2021年年报，截至2021年底，因开发新冠疫苗，三叶草亏损额已扩大至60.16亿元，较2020年9.13亿元的亏损额又增长近5倍。

以决然的姿态竞争新冠疫苗赛道的三叶草，是否有望获得可观的回报？根据招股书，三叶草对新冠疫苗未来潜在市场有一个极度乐观的估计：到2026年，全球所需约150亿剂的新冠疫苗。“尤其在出现新变种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定期的加强接种或再接种，导致未来数年全球对新冠疫苗有巨大需求。”三叶草称。

然而，多名行业人士称，新冠疫苗的需求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新冠疫苗基础免疫覆盖率已接近九成。截至6月27日，全国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12.6亿人，覆盖面达89.41%；第一剂加强针接种提升空间巨大，目前仅完成7.9亿人。

“后面主要看加强针和序贯市场。”另一名投资人表示。然而，国内新冠疫苗的需求主要靠政策推动，具有不确定性：是否打第四针、第五针？如何打？答案尚在迷雾中。

需求量无法预见的同时，疫苗价格持续降低已成为行业共识。前述投资人认为，除非开放自费市场，否则已经不太能指望单支疫苗能产生丰厚的利润，未来盈利主要靠量。

他补充提到，灭活等传统技术路线的疫苗已经大规模投入使用，即便基于新技术平台开发的疫苗上市，短期取代前者也不太现实，“大家广泛接受需要时间”。

行业已经将国外市场放在与国内市场同等重要的位置。多名行业人士认为，新冠疫情发生后，越来越多国内疫苗企业拿到WHO紧急使用授权，逐步走向国际市场，而第三世界国家疫苗基础针覆盖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前景可期。

已有研究证明，目前所有疫苗对人体的保护时间都是有限的。前述投资人认为，在没有解决免疫持久性问题之前，国际市场仍会有较为频繁的需求，至少两三年内有一个确定的市场。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启动新冠疫苗第四针接种。3月21日，英国英格兰地区启动了春季加强针接种，面向完成第三针疫苗接种3个月后的年满12岁免疫系统较弱人群。3月24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召开疫苗分科会，决定追加购买1.45亿剂mRNA疫苗，用于第四针接种，接种对象为已完成第三针接种的所有人。

但需求正在下落。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2020年12月到2022年5月中旬，美国各地药店、各州、联邦机构等共丢弃约8210万剂新冠疫苗，相比截至2月底被浪费的6500万剂有所增加。在5月底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Moderna首席执行官斯特凡内·班塞尔（Stéphane Bancel）曾表示：“我们通过华盛顿的大使馆联系其他国家政府，但没人想要⋯⋯我正在把3000万剂疫苗扔进垃圾桶。”

“整个市场投（新冠）疫苗这个事，我觉得从去年底已经基本结束了。”前述资深医药行业投资人认为。

吴克认为，新冠疫苗研发竞赛不是一场“百米跑”，而是一场“马拉松”，起跑阶段冲锋在前的运动员并不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最终获胜的一定是有耐力和韧性的运动员。

一款疫苗“跑完全场”的投入数以亿元计。张璐楠介绍说，一般而言，开发一款疫苗临床阶段前花费2000万—3000万元，Ⅰ期临床1000万—2000万元，Ⅱ期临床3000万—5000万元，而用于验证疫苗在大规模人群中安全性和有效性的Ⅲ期临床是“重头戏”，投入破亿元。

但留给新冠疫苗企业的市场席位已经不多了。有疫苗研发企业人士认为，新冠疫苗国内市场容量在个位数，最终脱颖而出的“玩家”要实现差异化定位，比如效果佳，安全性特别突出，适合老人、小孩等高风险人群等，但“最终产品不会特别多”。

前述资深医药行业投资人表示，领头企业具有先发优势，赚钱后可以通过技术迭代，保持竞争优势地位，“后来者”想要超越前面的人，必须真正具有临床价值和比较优势。

市场在等待下一个“里程碑式”的临床研究结果或者产品出现。

文｜财新周刊 罗国平 陈雪婉，白宇洁（特约作者）

6月，随着疫情扰动因素减弱，基建领域迎来赶工行情，多家市场机构预测，2022年国内基建投资或在三季度加速，并达到年内高点。

基建投资常被用来刺激内需，以进行托底经济的逆周期调节。2021年底以来，中央多番强调要“适度超前”、全面加强基建，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分别以1998年、2008年为起点，中国几乎每隔十年经历一次大基建周期，20年间快速城镇化。其中，21世纪初以“电热水气”（电力、热力、燃气、水）等能源公用领域投资为主，2008年以来靠交通投资拉动，近十年则是市政类投资加速。

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统计，近五年，中国基建投资规模基本在17万亿至18万亿元高位，但比此前15年15%至20%的年增速已显著放缓。中国广义基建投资分为三类：最大体量在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规模约8万亿至9万亿元；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规模约6万亿至7万亿元，“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即在其中；三是“电热水气”，规模约2万亿至3万亿元。

那么，这一轮基建投资的增长潜力在哪里？

市场的一种普遍看法是，尽管中国在基建领域长年“狂飙突进”，但截至目前城镇化率刚过六成，距离发达国家仍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铁路密度、道路质量、供水安全可靠性、航空港口服务效率等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4月底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所提“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与专项债聚焦的11大领域，都强调新老基建并重，覆盖交通、能源、水利、新基建、城市基建升级改造、农村基建、国家安全基建等领域；其中，现代能源体系则包括大基地、外送通道、储运以及系统调节能力等。

专项债即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针对项目、定位精准且不归入财政赤字，是此轮大基建的财政支持主力。今年中央安排新增专项债规模3.65万亿元，加上去年结转的1.2万亿元，意味着2022年专项债可使用资金达到4.85万亿元，较2021年增量近半。中信证券预计，2022年专项债中投向基建的比例约达65%，要比过去两年高出2到4个百分点。

国务院在5月底下发的33项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中要求，2022年新增专项债须在6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力争8月底前基本使用完毕。截至6月28日，年内新增专项债累计规模约3.4万亿元，比2021年上半年发行量接近翻番。

2022年以来的基建投资数据，已经开始呼应政策导向：1至5月，作为专项债发力重点的“电热水气”投资增长了11.5%，水利环境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9%；而非专项债投资重点的交通运输仓储投资增速最低，为6.9%，其中铁路运输投资下降3%。

纵观经济全局，要达成年初提出的5.5%的GDP增速目标，任务十分艰巨。要稳住经济，市场机构普遍预计，基建投资增速须达到8%至10%。而新增专项债发行到形成实物工作量，至少需要三个月。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预估，二季度后半段和三季度，基建集中发力，增速或超过10%，高点有望至15%，“全年基建投资有望实现10%左右的增长”。

不过，今年上游原料价格高企，基建投资的实际增幅有所折扣。如一季度，上游建筑材料价格同比上涨约7%，一季度表面增速10%的基建投资刨去通胀，实际增速仅在约3%左右。

国研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能源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继峰对财新称，此轮低碳投资应多元布局，补短板、锻长板、除隐患，方向包括新能源大基地、储能、电网、充电站以及城燃管网改造等；而服务低碳目标的基础设施投资，往往更有经济回报潜力，只要有产能和技术进步支撑，都可适度超前。

在中环控股（ 01735.HK ）副总裁王策看来，追求有效投资，是本轮基建投资与过去的本质不同。传统领域基建投资会带动初级材料的采购和二次加工等基础原材料行业，通过新增项目可以向绿色生态、环保、5G、数据中心、数据库等倾斜，在投资结构上进行调整，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进而带动更长期的宏观经济发展。他认为，2022年仍需用大规模的传统基建投资稳住大局，新基建或要等2023年再规模化递进。

多名受访人士共同担心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中国2008年基建投资规模约在3.8万亿元，而2022年的基建投资体量预计超过20万亿元。”瑞银证券亚太区工业及基础设施行业主管徐宾对财新称。经多年高速发展，本轮基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14年前，在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经济增长承压等因素下，无论中央财政、地方政府，还是央企、国企和社会资本，当前面临的资金压力都比上一轮大得多。

基建重担 　　2022年以来，地产投资持续负增长，制造业景气度受疫情和成本冲击，仍处于缓慢复苏期；基建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头戏”。

基建项目审批、开工、规模都呈加速趋势。今年前五个月，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48个，总投资6542亿元，同比增长215%，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大项目带动作用明显，期内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0.2%，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3.3%。

据中银证券统计，2022年全国19个省份重点项目数量合计2.371万个，较上年增加9.4%；年度计划投资额合计9.91万亿元，同比增幅达到17.2%。比如浙江省年投资计划额同比大增138.3%。

从行业指标看，2022年以来，建筑业PMI持续保持在临界点50%以上；尤其5月的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达到62.7%、59.1%，连续三个月处于高位景气区间。

不过，疫情影响开工，“基建强、施工弱”。5月，中国小松挖掘机开工小时数为104小时，同比下降17.1%，但环比提高1.9%，环比连续三个月上升。作为滞后指标的挖掘机销量，5月，26家挖掘机制造企业国内销售挖掘机1.2万台，同比降44.8%，降幅较前两个月收窄。基建施工进度慢，也体现在实物消费量上，据我的钢铁网测算，今年前24周，周度螺纹管表观消费量均值为260.85万吨，同比降26.16%。

机械装备制造商三一重工（ 600031.SH ）在6月中旬的一次调研中称，目前公司挖掘机开工率约为80%，比5月的73%有好转；起重机开工率明显回升；预计挖掘机销售会在7到8月恢复正增长。

“最差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三一重工说。

中金研究院认为，基建投资增速与终端施工“冷热不同步”是流程问题。因为2022年基建新开工项目数量较多，但项目需要经过土地征拆等费用高且耗时的流程。一旦开工，设计勘察费等项目前期费用就计入投资，但尚未对下游挖掘机、建材形成需求。六家基建央企的数据亦证实，一季度基建新签合同额同比增幅普遍高于其他业务类型，而勘察设计咨询新签合同额的同比增速更高，大多超过20%。

江苏南钢贸易公司首席期现分析师蔡拥政总结称，此轮基建需求整体趋势是：中西部补短板；东部沿海城市城市群建设，以及城镇化向县城发展；中部地区则以市政产业园区、棚改为主导。

宁夏、内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省份的基建投资在明显加快。5月，内蒙古五类设备平均作业量同比正增长并领先全国，其中拖泵、汽车起重机、桩工设备作业量均列全国第一；同月，宁夏履带起重机、压路机平均作业量居全国之首。

中基宁波集团黑色产业研投部钢材研究负责人李青谦在5月底介绍调研情况时称，西北基建“较好”，如甘肃建投资金到位情况较好，银行贷款支持、项目新增都较多。宁夏在6月明确了首批364个全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1.6万亿元，正在推进的大项目包括了川藏铁路、西宁至成都铁路、海平高速、“西电东送”和“东数西算”等。

不过，明明认为，2022年专项债分配、项目审批向债务压力较小、财力相对充足的省份倾斜，优先保证重大项目加快开工和建设，因此，还是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省份的基建投资会增长较快。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急转直下至负增长，冲击国内工业生产与就业；当年11月，中国推出两年新增约4万亿元投资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直接刺激2009年广义基建投资增速飙升至42.5%，其中交运仓储投资的同比增速高达50%。回头去看，该轮过量投资带来了产能过剩、不良贷款、巨额地方债务等后遗症，但“铁公机”等基建领域投资也获得了一定的长期红利，为中国制造升级提供了基础环境。

此后多年，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抑制供给端无序扩张。多名专业人士指出，当前新增产能等供给端已问题不大，主要矛盾正在转向需求大幅下降。比如钢铁需求已连续三个月下降，钢企陷入亏损，再传导至供给端减产。

基建咨询公司济邦咨询董事长张燎认为，2008年和2022年这两轮大基建都是危机驱动，当年基础设施是真缺，投错概率不大；但当前是结构性短缺，有效的基建项目不似上一轮好找，需要警惕投资风险。

比如，此轮大基建投资中，“铁公机”领域投资仍然重要，但整体可挖潜力不大。2021年，全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62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1%。徐宾预测，2022年交通运输业基建投资增速可能加快至7%，公路、铁路、轨道交通、民航的投资增速或在7%至8%之间。其中公路投资规模将在2.5万亿元左右。中国公路干线、沿海省份路网已经比较完善，中西部及内陆省份还有空间；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分别将达8000亿元、6000亿元左右；民航体量相对较小，约在2000亿元左右。

交通运输部5月20日公布的《扎实推动“十四五”规划交通运输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显示，“十四五”期间，公路领域重大项目主要包括沿边沿海公路建设工程、“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工程等四大类。其中，既有线路改扩建是一大重点，比如京沪、京港澳、长深、沪昆、连霍等建设年代较早、车流量大、交通繁忙拥堵的国家高速公路主线扩容改造，以及其他沿边地区的低等级路段改造等项目。

铁路领域，目前中国铁路营运里程达15万公里，优势在客运，货运端支线与专用线仍有待增强。但无论前期审批还是后期施工，铁路建设周期漫长，短期内难以形成立竿见影的投资拉动效果。例如，川藏铁路林芝至雅安段、沿江高铁（重庆至上海）是“十四五”期间开工投资最大的两个项目，估算投资总额分别达5500亿元、3198亿元，预计建成时间皆为2030年。

一名山东铁路投资公司人士告诉财新，他所在省份的铁路规划布局在本轮疫情前基本已经完成，新建项目增量有限。“在投资拉动上，铁路方面可挖的潜力不是特别大了。”他说。

城市更新强需求 　　6月以来，天津市宝坻区、山东省泰安市、河北燕郊等地相继发生燃气爆炸事故，引起社会极大关注。2021年，全国燃气事故1140起，造成106人死亡、763人受伤。

以陕气进京、西气东输为发端，中国城市燃气自2000年开始大规模开发，这些老旧管网如今到了安全事故爆发期。“当年因陋就简，投资标准不高。运行近20年后，跑冒滴漏危险频出，确实到了更新或再投资的新周期。”张燎称。

2022年前五个月，燃气生产和供应投资增长18.1%，在基建细分领域中增速最快。国务院6月下发的《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2022—2025年）》要求更新改造城市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管道的老化问题。

上述方案明确，在2025年底前，要改造完约10万公里老旧城市燃气管网。据财新了解，更新改造老旧燃气管道及配套警报设施、燃气表等，涉及资金总体量或达2000亿至3000亿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称，到今年6月底前，将完成城燃管道普查和评估，年底前力争开工改造约2万公里、完成投资500亿元。

基建咨询公司大岳咨询董事长金永祥分析称，城市燃气管网有改造、新增两方面需求：除了老旧管网改造，还须整治“城市火药桶”——不符合标准的液化气罐及分布在城市中、由多类主体供气的零散区域；此外，还有城区燃气管网新建或下沉建设农村地区。

除了燃气管网这类涉及城市安全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更新范畴还包括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方面的投资。浙商证券测算，到2025年，全国380余万公里的市、县管网要实现智能化，市场规模在千亿元量级，在中性情境下，总投资规模可达1233亿元。

所谓数字化，也在“新基建”范畴，后者覆盖七大领域：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城际高铁与城轨、特高压、新能源充电桩、工业互联网。国家发改委于2022年2月启动“东数西算”工程，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已完成总体布局设计。

在贝恩资本亚洲私募股权联席主管竺稼看来，2022年新基建领域的投资加速还不明显，或会在下半年提速。但他看好新基建投资，认为在疫情之下，远程办公、远程娱乐、远程消费等新增需求，都需要通过数据网络来实现。“我们投资的数据中心，基本上能建多快，就能有用户。”贝恩资本投资的新基建项目，包括秦淮数据（NASDAQ：CD）、能链智电（NASDAQ：NAAS）、中国物流资产（ 01589.HK ）等，其中秦淮数据2022年一季度资本开支同比增长87.2%；IT总容量同比增长43.4%。

竺稼认为，数据中心服务器的运行、降温都需消耗大量电能，因此选址非常重要，需综合考量土地、电力、气候条件以及网络互联互通等多种因素。秦淮数据的数据中心即布局在气温和湿度较低的张家口怀来、山西灵丘，未来还会优先在可再生能源富集区以及“弃风弃电”比例较高的地区布局数据中心。

能链控股是国内最大的充电桩服务商，线上运营管理着中国约30%的充电桩。竺稼认为，普及新能源汽车所需的充换电等基础设施网络有较大发展机会。

多省份公布了新基建规划，如浙江省在2022年计划在新基建领域投资布局约4400亿元；宁夏则明确了“东数西算”等35个信息基础设施，总投资3101亿元。

在5G通信网络方面，过去三年，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相关累计资本开支规模约在5000多亿元，鉴于4G网络应用仍未饱和，2022年5G新增投资有所放缓：中国移动计划5G投资1100亿元，同比降约3.5%；中国电信计划5G投资约340亿元，同比降10.5%；中国联通管理层则表示，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5G网络规模建设，整体资本开支保持平稳。

风光再跃进 　　在甘肃省金昌市，2022年9月底，该市“十四五”第一批240万千瓦风电、光伏项目将完成并网，并继续申报国家大型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基地（下称“风光大基地”）第二批项目。

能源项目是此轮基建投资的一大重点方向，中央要求加快推动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眼下，第一批风光大基地等项目正进入建设高峰期。

2021年11月，第一批风光大基地项目清单涉及19个省份，总规模9705万千瓦，风电、光伏比例约为4：6，其中陕、甘、青、宁、新疆、内蒙古等西北六省份占比超六成，建设并网时点集中在2022年和2030年。截至2022年一季度，第一批项目开工约8400万千瓦。

第二批项目业已启动。6月24日河北省已按照第二批风光大基地通知要求，完成了2022年度风光大基地项目公示，总规模为585万千瓦，其中风电60万千瓦，光伏525万千瓦，华能、华润、大唐三家发电集团分羹。

2022年2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下发了《以戈壁、沙漠、荒漠为重点地区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方案》，总装机约4.55亿千瓦，预计2030年建成。风光大基地，是未来一段时期的投资主线。据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所长李琼慧预测，“十四五”期间，风光大基地规模超2亿千瓦，预计在所有新增新能源装机中占比超三分之一。

近期，为落实稳住经济和“碳中和、碳达峰”要求，各央企、国企密集上马风电、光伏及配套煤电、储能、电网等项目。6月15日，大唐集团宣布开工64个项目，包括能源大基地和“风光水火储”项目等，总投资额近600亿元。其中包括陕西渭南、河北蔚县、广西红水河、湖南娄底等国家第一批风电光伏基地项目等，以及西部北部“风光火储”、内陆“风光储”、西南“风光水储”一体化等新能源和多能互补高效清洁煤电项目，总容量1100万千瓦。

5月18日，国家能源集团宣布开工陆上新能源基地、海上风电、大型水电、煤电扩容升级和天然气发电等11个项目，总装机1238万千瓦，总投资861亿元。

华能集团则称，预计2022年上半年新能源开工规模将超1500万千瓦，总投资将超900亿元。华能集团一名内部人士告诉财新，去年公司新能源新增并网、开工约1000万千瓦，今年预估翻番。“十四五”以来，公司新增核准备案项目突破5000万千瓦，但最终能落地多大规模，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上一轮大规模投资新能源基地是在2010年左右，甘肃、内蒙古等省份风电项目大干快上，号称打造“风电三峡”。“我们一定要汲取上一次教训。”李琼慧称，上一轮“风电三峡”建设，没有同步明确消纳市场空间，输电通道也未在当时的规划中明确，导致后续弃风问题突出。这一轮风光大基地建设，承载的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所以大基地不仅仅是规模，更在于风光的电量，关键在于消纳与经济性问题。

6月1日，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的通知》，明确“十四五”期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倍，达到1.45万亿千瓦时左右；明确可再生能源消纳指标，要求到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提至33%左右，可再生能源电力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达18%。这是政策首次给出明确的中期消纳目标。

从目前规划看，“十四五”风光大基地绝大部分以外送为主，而由于风光出力特性不能单独外送，解决消纳问题，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增加煤电、储能等灵活性资源，促进风光绿电消费、增加中东部对风光电量需求同时促进西部本地消纳都很关键。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研究员时璟丽认为，近期优选的方式是发挥煤电调节能力，包括存量煤电的灵活性改造和少量新增煤电项目，同时辅以各类储能设计。“近期量大面广的就是煤电，发挥煤电容量支撑作用，同时降低煤电电量的出力。”在宁夏重大项目中，即包括宁夏至湖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及配套的200万千瓦火电、1300万千瓦新能源大基地。

按照此前对新能源项目开发管理的政策，风光大基地项目同样也分为保障性并网、市场化并网两类。时璟丽称，预计国家层面或优先将风光基地纳入保障性并网规模，但具体纳入方式和比例，各省有所不同。

经济性是风光大基地能否长久发展的关键。西北电力设计院新能源工程公司设计总工程师李海认为，目前外送基地主要边界条件是落地电价不能超过受端的燃煤基准价，倒推过来，相当于送端低价上网，同时还要承担调峰煤电、储能等灵活调节成本。这对项目的经济性提出了较高要求。

供应链成本也阻碍光伏项目落地进度，比如硅料价格就比年初上涨了大约两成，攀升至29万元/吨。时璟丽称，目前风机价格正持续下行，但光伏行业各产业链价格居高不下，同时上涨的还有储能成本，光伏即使不配置储能，也仅是基本达到平价上网水平。2022年一季度，电化学储能价格大幅上涨，如果叠加储能成本，光伏平价上网仍有一定困难。

前述华能集团人士也称，解决方法只能是放缓项目推进，“要不然算不过来账，或者是寻求技术进步等途径来抵消上游供应链增加的成本”。

特高压方面，分为存量和增量线路。存量上，政策要求提高利用率，新能源输送占比最低30%，增量线路可再生能源电量占比则不低于50%。6月2日，国家电网披露，2022年电网投资将达5000亿元以上，为历史最高水平，计划开工川渝主网架、张北—胜利、武汉—南昌、黄石特高压交流，金上—湖北、陇东—山东、宁夏—湖南、哈密—重庆特高压直流等八项特高压工程，同时开工一批500千伏及以下重点电网项目；南方电网也上调了2022年的投资计划，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超过1300亿元。

特高压成本高、利用率低、送受端利益协调难等问题，历来受市场关注。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经济与电力市场研究所所长陈皓勇认为，电能利用应优先就地平衡，如果中东部加强新能源就地开发与利用，远距离传输需求就会越来越小，而且随着产业向西部转移，电力资源配置应重新优化设计，“特高压投资大幅增加，还会推高输配电价，进而提升全社会用电成本”。

在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上，新出炉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规划强调了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大基地项目主要包括新疆、黄河上游、河西走廊、黄河几字弯、冀北、松辽、黄河下游新能源基地、海上风电基地集群、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等；分布式则主要集中于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油气矿区、公共建筑和厂房屋顶光伏等区域。

如此大规模的风光跃进，可能面临土地方面的制约。中国电建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新能源工程院设计总工程师惠星提到，文件要求大基地项目单体建设规模不小于100万千瓦，相当于每个项目2万至3万亩土地，“这么大规模，即便在新疆、内蒙古的荒漠戈壁，也同样存在生态恢复的问题，而且有的保障性并网项目不一定具备荒漠戈壁条件，还需要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来降低单位面积新能源用地的指标”。

因多年来风、光补贴历史拖欠问题，新能源开发企业现金流及投资能力受到较大影响。前述华能新能源人士称，公司投资来源约30%是自有资金，其余依靠贷款、发债等，“拖欠补贴目前得到部分解决，企业现金流有所改善；此外，现在项目投资收益率要求较此前8%有所放宽，约为6%左右”。

为解决资金问题，今年5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在前期向中央发电企业拨付可再生能源补贴500亿元、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注资200亿元基础上，再拨付500亿元补贴资金；此外，5月底落地的《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中称，通过将新能源项目纳入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支持范围、首次将新能源公益性建设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支持范围等方式，筹措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所需资金。

储气蓄水补短板 　　中国提出“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后，天然气作为过渡能源的重要性凸显，但中国在天然气储、运能力上仍有待提升。据中国石油分析，目前中国天然气管网密度为0.009公里/平方公里，分别仅为美国、欧洲的17.3%、39.1%，仍需加快建设，以促进能源调配、提升区域气化水平，因此资源调配型管道投资存在需求。

世创能源咨询公司研究员车晓波认为，油气管网的增量空间主要在支线管道。业内把管道分为四类：一是国家基干管道，即跨省大型长输管道；二是国家支干线，主要是联络线、LNG（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外输管道等；三是跨地市的省级干线；四是省内支线。支线管道，即指大型长输管道之外的其余管道。

在储气库方面，截至目前，中国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约在160亿立方米，占总消费量的5%左右，远低于全球平均12%、欧美发达国家16%至20%的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指出，中国储气库建设较之国际晚，原来规划的储气库调峰能力没有考虑到天然气给可再生能源发电调峰。“（储气库建设）必须加速。”他说。

“储气能力建设动静很大。”一名接近国家管网LNG接收站的人士告诉财新，国家管网须在2026年前建设61亿立方米的LNG储罐，对应大约35个储罐，2022年已经启动；下一步还要建设大量地下储气库。

不过，有多名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主干管网项目按规划推进，谈不上加速。目前能看到的项目包括西三线中段、西四线、西五线、中俄管道、川气二线等，由于未来资源将形成以就近供应为主的方式，其他国家级干线管网增量或有限。

在储能系统中，最成熟、最具经济性的方式是抽水蓄能。郭焦锋指出，抽水蓄能可起到区域性的调峰作用，是防止拉闸限电等能源运行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在光伏发电投资加速后，装机容量必须有储能系统相匹配。当前东部地区发展了很多分布式光伏发电，也需要抽水蓄能来平衡电网供需。

6月2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公开表示，发改委将组织地方和企业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动全国抽水蓄能电站开发建设，全力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和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水利水电是此轮基建投资的一大重点。2022年1月至5月，新开工10644个水利建设项目，投资规模4144亿元；已落实投资6061亿元，较2021年同期增长34.5%；完成投资3108亿元，较2021年同期增长54%。

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6月17日表示，2022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完成要争取达到1万亿元，底线规模是8000亿元。而近五年间，中国水利投资规模维持在6000亿至7500亿元。

整体而言，中国水利设施不足，蓄水和调水能力较弱。国盛证券报告显示，中国水利行业仍较为落后，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的库容系数（河流径流量与水库蓄水总量的比值）分别在0.9、0.66，而中国库容系数尚不足0.4。

徐宾指出，2022年水利增量将源自防洪防灾和引水灌溉项目。过去两三年，中国遭遇郑州暴雨等较大洪灾，加上水资源分布不均，乡村振兴也需农田水利支撑，预计此后两年会有较大规模的水利投资加码。

郭焦锋也称，完善农业灌溉与农业用水系统，涉及粮食安全，也可促进缺水地区的供水平衡。如近期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严重，可通过水利进行采灌平衡。

至2022年6月中旬，中国在建最大引水工程——云南滇中引水工程已开挖438公里，较计划工期提前半年。该工程一期投资825.76亿元，于2018年10月开工，可将水量从金沙江干流引水至滇中地区，缓解云南中部缺水。

一名水电行业人士告诉财新，他所在公司完成前期论证的两个水电站，核准速度在加快。2021年3月《长江保护法》出台之前，水电项目由省里核准；出台后，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上的大中型水电站须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部门核准，项目一度因为“不知道谁来审核”而耽搁，现已明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

钱从哪里来？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据张斌统计，近五年在每年17万亿至18万亿元左右的基建投资盘子中，仅有2万亿至3万亿元来自民间资本投资。

国盛证券梳理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投资事权下放地方政府，逐步建立起城投为主的基建投融资模式；2008年“4万亿”计划让城投平台公司大发展，隐性债务风险积累；2014年“43号文”规范城投、鼓励PPP（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和地方政府债券；2018年起，隐性债务监管持续高压，专项债成基建主要资金增量。

发展至今，基建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预算资金（一般公共预算、包含专项债的政府性基金）、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自筹资金（包含专项债的政府性基金、城投债、非标及其他融资等），以及银行贷款。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守清认为，下一阶段基建投融资模式将主要是专项债、资源补偿或使用者付费PPP，以及REITs、ABS（资产证券化）、产权交易等盘活存量资产的方式。过去中国PPP项目中主要由政府付费或补贴，未来PPP项目空间在于做使用者付费以及资源补偿的PPP项目，即由地方政府给予政策、税收、土地、矿产等资源补贴投资者，但这比较考验社会资本的复合型能力。

在王守清看来，经过疫情几番冲击，地方财政已然艰难，社会资本不容易撬动，如果仅考虑当前刺激经济，最快且有效办法还是动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用，由政府发行地方债、专项债，甚至特别国债，先渡过眼下难关。但要特别注意项目的选择，避免无效投资和不可持续项目。

投资回报率不高的基建项目向来筹资难，公益性强的民生工程更难。比如免费的农村公路几乎不可能吸引社会投资。“我们省没有收益的农村公路基本来自财政，由省、市、县统筹出资。”一名熟悉浙江省交通投资情况的人士告诉财新。

当下土地出让收入减少，一般公共预算亏空较大，还得从土地出让收入里面调一部分去保运转。“剩下搞基建的钱肯定少很多。”张燎称，2021年7月起，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开始大幅下滑，2022年前五个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合计1.86万亿元，同比下滑近三成。

专项债成基建资金的重要来源。但据财新了解，当下不少咨询公司业务已改为替地方政府编制专项债项目方案，专项债发行快、时间短，审核难免松懈，发行文件质量堪忧。

王守清提醒，专项债由地方政府上报项目，再由省级地方政府统借统还，“以后地方政府还不上怎么办？”他称，个别地市级政府还不上还有省政府负责；但如省级政府也还不上就麻烦了，故省政府要考虑省内总体平衡。

张燎则指出，专项债额度逐年增加，项目要求收支平衡，对行业有限制，要求地方配资本金，后续还有审计跟进，会有越来越多的省份、地市的专项债找不到合格项目，3.5万亿元专项债或面临结构性投放困难问题。“这些年形成的去杠杆、防风险、各种红线，其实给地方政府这个‘孙猴子’念了很多‘紧箍咒’，可腾挪空间实际已经很小了。”他说。

国家在大力推动基建行业发展的同时，还强调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不能新增地方隐性债务。财政部在5月18日问责通报了八个地方城市的新增隐性债务案例。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重提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增量。但2022年前五个月银行贷款同比减少13.8%，企业层面仍普遍感到融资难。前述山东铁路投资人士就对财新称，他感受到的贷款政策环境暂无明显变化。“现在跟银行沟通，他们对合法合规的基建项目融资是支持的，银行也缺优质资产，但对合规审核越来越严格，没有任何放松。”上海隧道股份（ 600820.SH ）财务资金部经理张天舟5月也如此公开称。

5月底，国务院调增了政策性银行8000亿元信贷额度，新增贷款主要投向基建领域。同时，国务院33项稳经济措施中也提出，支持中国铁路集团发行3000亿元铁路建设债券。6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提出，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筹资3000亿元，用于补充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不超过全部资本金的50%），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

张燎认为，2008年中国GDP总规模为30万亿元，“4万亿”投资刺激显得“很猛烈”；但现在中国GDP规模约在115万亿元，几万亿元投资刺激再叠加杠杆，才可能推动基建较快增长，进而稳住经济。

基建项目投资体量较大，很多地方政府仍希望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去寻找一些合适的社会资本方进行项目投融资、施工建设和后期运营。推进PPP、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是近期政策常提的拉动民间投资增长方式。

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自2014年开始力推PPP，但发展初期较为激进，导致这一模式被简化、异化，名股实债问题严重。2017年下半年起，监管层开始对PPP“踩刹车”，加之资管新规实施，金融机构对PPP项目热情骤减。

王守清认为，2019年以来，财政部对专项债与PPP项目的结合，态度有些摇摆，没有非常明确的政策；近年不同部委、省际、相关方之间对PPP项目的认知也存分歧。由于审计原因，2021年，西部省份部分央企参与的PPP项目被认定存在隐性债务风险被要求整改。国资委现在对央企考核时，投资损失在500万元以上须终身问责；同时，央企受制于负债率考核、自有资本金紧张，央企高管现在对地方财力不足的PPP项目整体持更谨慎的态度。上述熟悉浙江交通投资的人士向财新指出，PPP模式的主要逻辑是预先借支，类似于“寅吃卯粮”，当前符合PPP条件的项目并不多，该模式未来发挥作用或有限。

公募基础设施REITs，或为融资新路径。目前有13个公募REITs项目上市，有现金流回报的高速公路项目就有5个。张燎指出，REITs底层逻辑是再融资和提高资产流动性——即用更便宜的资金，置换出原来更贵的债务结构与融资结构，以及将未来现金流部分提前兑现。但REITs综合交易成本不一定比银行长期贷款便宜，这在选择REITs底层资产，考察资产相关既有债务成本、期限与担保时需特别关注。但徐宾比较看好REITs发展。他认为，盘活存量基础设施资产方法有三：股市、债市或REITs。REITs作为介于股、债的产品，可为基建提供比较健康且可持续的增量资金。如PPP即可通过REITs退出，募集所得资金可继续再投到新的项目上，打通资金通道。要提高回报率，也可允许拉长回报周期。

竺稼则指出，基建要提前修建，但消费能力在后，投资回报周期长；且部分基建行业存在自然或行政垄断情况，价格受监管。相比电网、5G等行业，市场化资金可参与应用场景分散的工业互联网、分布式发电等领域，像充电桩运营等部分细分领域，也能满足私募股权投资五到七年的投资周期。

“难就难在没有效益的项目。”金永祥说，社会资本进入的前提是能赚钱，基础设施存量资产体量很大、存在使用价值，但问题在于如何通过推进改革，使这些资产具有投资价值，增加现金流。比如通过费价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理顺自来水、燃气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财政资源仅补贴弱势群体，大部分人则按成本付费；再如，抽水蓄能发电的经济性，还要看电价市场化改革的进展。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Elon Musk）表示，下一代 Starlink 卫星将更大更强，能为世界偏远地区提供互联网接入。这位太空亿万富豪在热门 YouTube 节目 Everyday Astronaut 中介绍了Starlink Gen2系统的细节。在32分钟的剪辑中，马斯克透露 SpaceX 已生产出第一颗 Starlink 2.0 卫星。新一代卫星长 7 米，重约 1.25 吨。相比之下，Starlink 1.0 仅重约 260 公斤。马斯克表示，重量的增加让新卫星更有效。马斯克在采访中表示：“想想每颗卫星可以处理多少有用的数据吧。”“就有用数据位而言，Starlink 2.0 几乎比 Starlink 1.0 好一个数量级。”Starlink 卫星搭乘Falcon 9 火箭进入近地轨道，但是这种火箭将无法携带 Starlink 2.0。马斯克表示：“Falcon 既没有 Starlink 2.0 所需的体积和可运载质量，也没有它需要的轨道能力。”“因此，即使我们将Starlink 卫星缩小，Falcon 的总运载质量也不足以运送 Starlink 2.0。”SpaceX 寄望于 Starship，这是一种目前正在开发的重型运载火箭，不过已经历了多次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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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介绍一款字体？很多人都曾听过那个关于 Helvetica 字体的故事，一名来自纽约的字体设计师试图过一天没有 Helvetica 的日子，他避开了将这种字体用在商标中的衣服，放弃搭乘纽约地铁，拿出钱包里的新版美钞，删除了自己电脑里的 Helvetica，却发现网络才是更大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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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如此开头：“在布达佩斯，外科医生们为十七岁的印厂学徒哲尔吉·绍博施以手术，因为失恋，他将心上人的姓名铸成铅字，吞入腹中。”它同样介绍了 Gill Sans 设计者的“花边新闻”，这个设计狂人的另一面是他无休止不顾伦理的性交实验。

两年后，TIB 的两位撰稿人吴涛和刘庆翻译了这本书，中文标题是《字体故事：西文字体的美丽传奇》。同年，TIB 的另一位成员厉致谦出版了《西文字体的故事》。介绍经典西文字体和它诞生的历史背景成为 TIB 常用的故事线。

这本双年食谱杂志就像它名字所暗示的那样——让吃把人们聚在一起。《Gather》的两位创始人、主编Fiorella Valdesolo和创意总监Michele Outland希望这是一本温暖、亲切，像好朋友一样陪伴人们的杂志，连页面的尺寸（190.5mm x 241.3mm）也在模仿个人日志的标准。Valdesolo说：

“我认为《Gather》与众不同的视觉设计和采编口吻，以及每一期有特色的主题是让我们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自然历史这样的话题如何和食物相结合？我们喜欢接受这样的挑战。”

《Gather》认为，就像美食的气味能激发人们的味蕾一样，纸张对杂志也有同样的作用，同时也是把人们在体验美食的过程中，从新鲜食材到桌布材质的触摸质感，转换到杂志界面的介质，因而《Gather》封面和内页的纸张也是精心挑选了特别克重的纸。

Valdesolo说：

“人们需要与他们阅读的内容产生更亲密的联系，他们受够了网络虚拟信息的轰炸，因而需要与某种产品产生实实在在的关联。杂志就是最佳的媒介。”

重磅 | 十七位杰出机器人学家为谷歌机器人业务支招，你有何高见？

卡耐基梅隆大学的 Ryan Steed 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 Aylin Caliskan 两位研究者发表的篇论文《无监督的方式训练的图像表示法包含类似人类的偏见》

研究者对 OpenAI 在 GPT-2 基础上开发的 iGPT，和 Google的 SimCLR，这两个在去年发表的图像生成模型进行了系统性的测试，发现它们在种族、肤色和性别等指标上几乎原样复制了人类测试对象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在其中一项测试中，研究者用机器生成的男女头像照片作为底板，用 iGPT 来补完（生成）上半身图像。

最为夸张的事情发生了：在所有的女性生成结果当中，超过一半的生成图像穿着的是比基尼或低胸上衣；

而在男性结果图像中，大约42.5%的图像穿的是和职业有关的上衣，如衬衫、西装、和服、医生大衣等；光膀子或穿背心的结果只有7.5%。

这样的结果，技术上的直接原因可能是 iGPT 所采用的自回归模型的机制。研究者还进一步发现，用 iGPT 和 SimCLR 对照片和职业相关名词建立关联时，男人更多和“商务”、“办公室”等名词关联，而女人更多和“孩子”、“家庭”等关联；白人更多和工具关联，而黑人更多和武器关联。

这篇论文还在 iGPT 和 SimCLR 上比较不同种族肤色外观的人像照片的“亲和度”(pleasantness)，发现阿拉伯穆斯林人士的照片普遍缺乏亲和力。

虽然 iGPT 和 SimCLR 这两个模型的具体工作机制有差别，但通过这篇论文的标题，研究者指出了这些偏见现象背后的一个共同的原因：无监督学习。

矮化女性和少数族裔，OpenAI的GPT模型咋成了AI歧视重灾区

這幾段完全重複前面了.......

agent model 构建前先预训练。网络结构和user model一样，但是输入和输出反转，同时也把之前对话中已经填充的槽位信息作为输入。但是这俩部分信息并不是简单的直接拼接在一起，而是来学习适合的attention 权重来更好的利用注意力机制。此外任何其他额外的语义意图标签都不必用。

Unsupervised Learning: Word Embedding

why Word Embedding ?

Word Embedding 是 Diemension Reduction 一个非常好，非常广为人知的应用。

1-of-N Encoding 及其弊端

apple = [1 0 0 0 0]

bag = [0 1 0 0 0]

cat = [0 0 1 0 0]

dog = [0 0 0 1 0]

elephant = [0 0 0 0 1]

这个 N 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单词的数量，或者你可以自己创建 vocabulary, 那么这个 N 就是 vocabulary 的 size.但是这样向量化的方式，太众生平等了，原本有一定关系的单词，比如 cat 和 dog 都是动物，这根本无法从 [0 0 1 0 0] 和 [0 0 0 1 0] 中看出任何端倪。

解决这件事情的一个方法是 Word Class

Word Class 及其弊端

先把所有的单词 cluster 成簇，然后用簇代替 1-of-N encoding 来表示单词。

• cluster 1: dog, cat, bird;
• cluster 2: ran, jumped, walk
• cluster 3: flower, tree, apple

虽然 Word Class 保留了单词的词性信息使得同类单词聚在一起，但是不同词性之间的关系依旧无法表达：名词 + 动词 + 名词/代词, 这种主谓宾的关系就没法用 Word Class 表示。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 Word Embedding 来解决

Word Embedding 把每个单词的 1-of-N encoding 向量都 project 到一个低维度空间中（Dimension Reduction），这个低维度空间就叫做 Embedding. 这样每个单词都是低维度空间中的一个点，我们希望：

相同语义的单词，在该维度空间中也相互接近

不但如此，当 Embedding 是二维空间（能够可视化）时，所有的点及其原本单词画在坐标图上之后，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这个低维度的空间的每个维度（x,y轴）都带有具体的某种含义. 比如，dim-x 可能表示生物，dim-y 可能表示动作。

How to find vector of Embedding space?

为什么 autoencoder 无法做出 Word Embedding?

Word Embedding 本质上是【非监督降维】，我们之前学习的方法最直接的就是使用 autoencoder, 但用在这里很显然是无效的。因为你的输入是 1-of-N encoding 向量，在这种向量表示下每个输入样本都是 independent 的，也就是单个样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 毫无内在规律的样本，你怎么可能学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呢？（ps,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你是什么，是由你的圈子（context）决定的

我们的目的是让计算机理解单词的意思，这个完全不可能通过常规语言交流达此目的，所以需要曲径通幽，你只能通过其他方法来让计算机间接理解。最常用的间接的方法就是：understand word by its context.

• 马英九 520 宣誓就职
• 蔡英文 520 宣誓就职

及其肯定不知道马英九和蔡英文到底是什么，但是只要他读了【含有‘马英九’和‘蔡英文’的】大量的文章，知道马英九和蔡英文的前后经常出现类似的文字（similar context）,机器就可以推断出“马英九”和“蔡英文”是某种相关的东西。

How to exploit the context?

• count based
• predition based

count based

这种方法最经典的做法叫做 Glove Vector https://nlp.stanford.edu/projects/glove/

代价函数与 MF 和 LSA 的一模一样，使用 GD 就可以解，目标是找到越是经常共同出现在一篇文章的两个单词(num. of occur)，越是具有相似的word vector(inner-product)。

这种【越是。。。越是。。。】的表达方式，就可以使用前一个“越是”的量作为后一个“越是”的目标去优化。

越是 A，越是 B ===> \(L = \sum(A-B)^2\)

if two words \(w_i\) and \(w_j\) frequently co-occur(occur in the same document), \(V(w_i)\) and \(V(w_j)\) would be close to each other.

• \(V(wi)\) ：word vector of word wi

核心思想类似 MF 和 LSA:

\(V(w_i) \cdot V(w_j) \Longleftrightarrow N_{i,j}\)

\(L = \sum_{i,j}(V(w_i)\cdot V(w_j) - N_{i,j})^2\)

find the word vector \(V(wi)\) and \(V(w)\), which can minimize the distance between inner product of thses two word vector and the number of times \(w_i\) and \(w_j\) occur in the same document.

prediction based 做法

prediction based 获取 word vector 是通过训练一个 单层NN 用 \(w_{i-1}\) 预测 \(w_i\) 单词的出现作为样本的数据和标签(\(x=w_{i-1}, y=w_i\))，选取第一层 Hiden layer 的输入作为 word vector.

【注意】：上面不是刚说过 autoencoder 学不到任何东西么，那是因为 autoencoder 的input 和 output 都是单词 \(w_i\)，亦即（\(x=w_i, y=w_i\)），但是这里 prediction-based NN 用的是下一个单词的 1-of-encoding 作为label.

本质是用 cross-entropy 作为loss-fn训练一个 NN，这个 NN 的输入是某个单词的 1-of-encoding, 输出是 volcabulary-size 维度的（概率）向量--- 表示 volcabulary 中每个单词会被当做下一个单词的概率。

$$ Num.\ of\ volcabulary\ = 10w $$

$$ \begin{vmatrix} 0 \\ 1 \\ 0 \\ 0 \\ 0 \\.\\.\\. \end{vmatrix}^{R^{10w}} \rightarrow NN \rightarrow \begin{vmatrix} 0.01 \\ 0.73 \\ 0.02 \\ 0.04 \\ 0.11 \\.\\.\\. \end{vmatrix}^{R^{10w}} $$

• take out theinput of the neurons in 1st layer
• use it to represent a word \(w\)
• word vector, word embedding feature: \(V(w)\)

训练好这个 prediction-based NN 之后，一个新的词汇进来就可以直接用这个词汇的 1-of-N encoding 乘以第一层隐含层的权重，就可以得到这个单词的 word vector.

$$ x_i = 1-of-N\ encoding\ of\ word\ i $$

$$ W = weight\ matrix\ of\ NN\ between\ input-layer\ and\ 1st-hidden-layer $$

$$ WordVector_{x_i} = W^Tx_i $$

prediction-based 背后原理

【注意】虽然这里的例子不是单词，但意会一下即可。

• 马英九 520 宣誓就职
• 蔡英文 520 宣誓就职

因为 “马英九” 和 “蔡英文” 后面跟的都是 “520宣誓就职”，所以用在 prediction-based NN 中

• 马英九 520 宣誓就职 \((x='Mayingjing', y='520 swear the oath of office')\)
• 蔡英文 520 宣誓就职 \((x='Caiyingwen', y='520 swear the oath of office')\)

也就是说给 prediction-based NN 输入 马英九 or 蔡英文的时候 NN 会“努力”把两个不同的输入 project 到同一个输出上。那么之后的每一层都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使用第一层的输入来做为 word vector.

更好的 prediction-based NN

• 用前 10 个单词预测下一个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只用前一个单词去预测下一个单词(\(w_{i-1} \Rightarrow w_i\))，并抽取 1st layer's input 作为 word vector, 我们会使用前面至少10个词汇来预测下一个词汇(\([w_{i-10}, w_{i-9}, ..., w_{i-1}] \Rightarrow w_i\))

• 前10个词汇的相同 1-of-N encoding 位应该使用相同的 w 权重

如果使用不同的权重，（以前两个预测下一个为例）

• “马英九宣誓就职时说xxxx”
• “宣誓就职时马英九说xxxx”

[w1:马英九] + [w2:宣誓就职时] => [w3:说xxxx]

[w1:宣誓就职时] + [w2:马英九] => [w3:说xxxx]

如果使用不同的权重，那么 [w1:马英九] + [w2:宣誓就职时] 和 [w1:宣誓就职时] + [w2:马英九] 就会产生不同的 word vector.

具体过程描述如下：

• |V| : volcabulary size, for 1-of-N encoding

• |z| : word vector size, the dimension of embedding space

• the length of \(x_{i-1}\) and \(x_{i-2}\) are both |V|.

• the length of \(z\) is |z|
• \(z = W_1x_{i-2} + W_2x_{i-1}\)
• the weight matrix \(W_1\) and \(W_2\) are both |Z|*|V| matrix
• \(W_1 = W_2 = W \rightarrow z = W(x_{i-2} + x_{i-1})\)
• we get \(W\) after NN trained
• a new word's vector is \(wordvector_{w_i} = W(1ofNencdoing_{w_i})\)

实作时，我们如何保证权重共享呢 --- \(W_1 = W_2\)？

How to make wi equal to wj?

Given wi and wj the same initialization, and the same update per step.

\(w_0 = w_0\)

\(w_i \leftarrow w_i - \eta \frac{\partial C}{\partial w_i} - \eta \frac{\partial C}{\partial w_i}\)

\(w_i \leftarrow w_i - \eta \frac{\partial C}{\partial w_i} - \eta \frac{\partial C}{\partial w_i}\)

扩展 prediction-based 方法

• Continuous bag of word(CBOW) model

\([w_{i-1}, w_{i+1}] \Rightarrow w_i\)

• Skip-gram

\(w_i \Rightarrow [w_{i-1}, w_{i+1}]\)

word embedding 用于关系推导和问题回答

关系推导

有了 word vector， 很多关系都可以数字化（向量化）

• 包含关系
• 因果关系
• 等等

两类词汇的 word vector 的差值之间存在某种平行和相似（相似三角形or多边形）性，可以据此产生很多应用。

\(WordVector_{China} - WordVector_{Beijing} // WordVector_{Spain} - WordVector_{Madrid}\)

for \(WordVector_{country} - WordVector_{capital}\), if a word A \(\in\) country, and word B \(\in\) capital of this country, then \(A_0 - B_0 // A_1 - B_1 // A_2 - B_2 // . ..\)

问题回答

问题回答也是这个思路---利用word vector差值是相互平行的。

\(V(Germany) - V(Berlin) // V(Italy) - V(Rome)\)

\(vector = V(Berlin) + V(Italy) - V(Rome)\)

\(find\ a\ word\ from\ corpus\ whose\ word\ vector\ closest\ with\ 'vector'\)

中英文混合翻译

学习 word embedding prediction-based NN 的网络原理（单层; 前后单词为一个样本；取第一层输入）可以实现更进一步的应用。

先获取中文的 word vector, 然后获取英文的 word vector, （这之后开始使用 prediction-based NN 的原理）然后 learn 一个 NN 使得他能把相同意思的中英文 word vector 投影到某个 space 上的同一点，这之后提取这个网络的第一层 hidden layer 的输入权重，就可以用来转换其他的英文和中文单词到该 space 上，通过就近取意的方法获取该单词的意思。

对图像做 word embedding

这里也是学习 word embedding prediciton-based NN 的网络原理，他可以实现扩展型图像识别，一般的图像识别是只能识别数据集中已经存在的类别，而通过 word embedding 的这种模式，可以实现对图像数据集中不存在（但是在 word 数据集中存在）的类别也正确识别（而不是指鹿为马，如果image dataset 中原本没有 ‘鹿’ 的话，普通的图像识别会就近的选择最'像'的类别，也就是他只能在指定的类别中选最优的）。

先通过大量阅读做 word vector, 然后训练一个 NN 输入为图片，输出为（与之前的 word vector）相同维度的 vector, 并且使得 NN 把与 word(eg, 'dog') 相同类型的image(eg, dog img) project 到该word 的 word vector 附近甚至同一点上。

如此面对新来的图片比如 '鹿.img', 输入给这个 NN 他就会 project 到 word vector space 上的 “鹿” 周围的某一点上。

对 document 做 embedding

1. word sequences with different lengths -> the vector with the same length
2. the vector representing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sequence

如何把 document 变成一个 vector 呢？

首先把 document 用 bag of word(a vector) 来表示，然后将其输入给一个 auto encoder , autoencoder 的 bottle-neck layer 就是这篇文章的 embedding vector。

这里与使用 autoencoder 无法用来做 word embedding 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对于 word embedding 来说 autoencoder 面对的是完全相互 independent 的 1-of-N encoding, 其本身就无规律可言，所以 autoencoder 不可能学到任何东西，所以没有直接规律，就寻找间接规律 通过学习 context 来判断单词的语义。

这里 autoencoder 面对的是 document(bag-of-word), bag of word 中包含的信息仅仅是单词的数量 （大概是这样的向量\([22, 1, 879, 53, 109, ....]\)）不论 bag-of-word(for document) 还是 1-of-N encoding(for word) 都是语义缺乏的编码方式。所以想通过这种编码方式让NN萃取有价值的信息是不可能的。

还是那个原则没有直接规律，就寻找间接规律：

• 1-of-N encoding, lack of words relationship, what we lack, what we use NN to predict, we discover(construct) some form of data-pair (x -> y) who can represent the "relationship" to train a NN , and the BY-PRODUCT is the weight of hiden layer --- a function(or call it matrix) who can project the word to word vector(a meaningful encoding)

• bag-of-word encoding, lack of words ordering(another relationship), using （李宏毅老师没有明说，只列了 reference）

white blood cells destroying an infection

an infection destroying white blood cells

they have same bag-of-words, but vary differentmeaning.

PCA - Another point of view

Basic Component can ba analogy to sample after projection

可以从比较形象的角度来理解 PCA，之前的角度是从x -> z , PCA 其本质就是一个线性函数，把 x 空间中一点，转换到 z 空间中一点。

$$ img_{28*28} \rightarrow x = \begin{vmatrix} 204 \\ 102 \\ 0 \\ 1 \\ . \\ . \\ . \end{vmatrix}^{784*1} \rightarrow z = \begin{vmatrix} 1 \\ 0.5 \\ 0 \\ 1 \\ 0.3 \end{vmatrix} $$

如果把 z 的每一位都看成是某种笔画的系数，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示一张图片：

$$ x - \bar{x} \approx c_1u_1 + c_2u_2 + ... + c_ku_k = \hat{x} $$

• \(c_i\) is the component of x which is an image
• \(u_i\) is factor of each component
• \(x\) is img;
• \(\bar{x}\) is average color degree of pixels;
• \(\hat{x}\) is the combination of components of a digit.
• \(x-\bar{x}\) is a normalization to make average degree of color of an image to be 0
• \(||(x-\bar{x})-\hat{x}||_2\) is reconstruction error

这就提供了另一种看待问题的视角：

• 原始PCA 是通过找到一个方向 w，它能最大化投影之后的Variance
• Components-PCA 是通过找到各个Components的系数，它能最小化 reconstruction error

于是优化目标的函数也就改变了：

• 原始 PCA:

$$ argmax_{w_i} Var(x) = \sum_x(x-\bar{x})^2, with\ ||w_i||_2 = 1, and\ w_i \cdot \{w_j\}_{j=1}^{i-1} = 0 $$

• Components-PCA:

\(argmin_{u_1, ..., u_K}\sum||(x-\bar{x}) - (\sum_{k=1}^Kc_ku_k)||_2\)

\(\sum_{k=1}^Kc_ku_k = \hat{x}\)

可以证明的是：这个 \(\{u_k\}_{k=1}^K\) 就是我们要找的 \(\{w_k\}_{k=1}^K\)

$$ \begin{vmatrix} z_1 \\ z_2 \\ . \\. \\. \\z_K \end{vmatrix} = \begin{vmatrix} w_1 \\ w_2 \\ . \\. \\. \\w_K \end{vmatrix} x = \begin{vmatrix} u_1 \\ u_2 \\ . \\. \\. \\u_K \end{vmatrix} x $$

证明 u = w

$$ x^1 - \bar{x} \approx c_1^1u^1 + c_2^1u^2 + ... $$

$$ x^2 - \bar{x} \approx c_1^2u^1 + c_2^2u^2 + ... $$

$$ x^3 - \bar{x} \approx c_1^3u^1 + c_2^3u^2 + ... $$

• \(x^i\) : 第 i 个样本
• \(c_k^i\) : 第 i 个样本的第 k 个 component 的系数（权重）
• \(u^k\): 第 k 个 component

【注意】component 对任意样本都是一样的，样本之间不同的是component的系数（权重）

我们可以把上面 3 个式子组合成矩阵的形式：

对于单个样本

可以写成 向量 = 矩阵 * 向量

$$ c_1^2u^1 + c_2^2u^2 + ... = \sum_{k=1}^Kc_k^1u^k = [u^1, u^2, ...] \cdot \begin{vmatrix}c_1^1\\c_2^1\\.\\.\\.]\end{vmatrix} $$

把所有样本都组合起来

可以写成 矩阵 = 矩阵 * 矩阵

$$ \underbrace{[x^1 - \bar{x}, x^2-\bar{x}, x^3-\bar{x}, ...]}_{\text{dataset:X}} \approx \underbrace{[u^1, u^2, ...]}_{\text{components matrix}} \cdot \underbrace{ \begin{vmatrix} c_1^1 & c_1^2 & c_1^3\\ c_1^1 & c_1^2 & c_1^3\\ c_1^1 & c_1^2 & c_1^3\\ .&.&.\\ .&.&.\\ .&.&. \end{vmatrix}}_{\text{factor matrix}} \text{how to find the best u to make two side of approx as near as possible?} $$

我们可以使用 SVD 矩阵分解，对 X 进行分解：

X 可以分解成3个矩阵的乘积：

\(X_{m*n} \approx U_{m*k} \Sigma_{k*k}V_{k*n}\)

• m : the dimension of one sample
• n : the size of dataset
• k : number of components

这里直接给出答案，具体过程见线性代数课程。

K columns of U: a set of orthonormal eigen vectors corresponding to the k largest eigenvalues of \(XX^T\)

这个 \(XX^T\) 就是 \(Cov(x)\) , 因为这里的 X 是由 \(x - \bar{x}\) 得到的。所以，u = w。

再回忆下我们对于 u w 和 z 的定义：

• u : components of x (eg, 数字的笔画)
• w : 线性函数矩阵 W 用于做 \(z = W^Tx\) 投影
• z : 投影之后的“新”的样本

启示：PCA 找出的那些 w(转换矩阵 W 的 columns) 就是 components

semi-supervised 经典假设-2：Smoothness Assumption

半监督学习的第一个假设是 非黑即白，进阶版是未必非黑即白，也差不多，基于这个假设我们有了算法 self-training(hard-label) 和 entropy-based regularization。

半监督学习的第二个知名假设是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不精确的说法： Assumption: "similar" x has the same y.

精确的说法：

1. x is not uniform.
2. if x1 and x2 are close in a high density region, y1 and y2 are the same.

解释下上面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 x 的分布是不平均的，有些地方很集中，某些地方很分散。如果两个 x 样本，x1 x2 在一个高密度区域内很近的话，那么他们的标签应该一样。

一言以蔽之，相近一个必须的前提是：这两个点必须经过一个稠密区间相连。 connected by high density region.

形象一点该如何理解 稠密区间 呢？也就是一个样本和另一个样本之间存在连续的渐进变换的很多样本，那么就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稠密区间。

举例说明：

1 <====> 11 <-------> 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___, 15

• <====> 表示这里有很多渐变的无标数据点
• <-------> 表示这里几乎没有无标数据点
• 只有 1 和 15 是带标数据，其他都是无标数据。

我们如何判断无标数据 11 的标签？

‘1’ 和 ‘11’ 之间存在稠密区间，则两者的label应该是一样的。‘11’ 和 ‘15’ 之间不存在稠密区间。

这招在文档分类中，作用颇大。Classify astronomy vs. Travel articles.我们做文档分类是基于文档的vocabulary是否存在较大重叠，但是由于人类使用的词汇是如此的多，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意思会使用不同的词汇去表达，所以文档之间的单词重叠的非常少，这时候就可以借助high density region的假设，只要两个文档之间（一个带标一个无标）存在连续的渐变的很多文档，就可以判断两个数据点具有相同的标签。

天文：文档1 = [asteroid, bright]

_ ：文档2 = [bright,comet]

_ ：文档3 = [comet,year]

_ ：文档4 = [year,zodiac]

文档1 与 文档2 标签一致；

文档2 与 文档3 标签一致；

文档3 与 文档4 标签一致；

所以 文档1 与 文档4 标签一致；

平滑假设下的 smei-supervised 算法框架

一，构建 pseudo 数据集阶段

1. 获取 pseudo labels of unlabeled dataset by smoothness assumption and labeled dataset
2. 将 pseudo label 当做真实 label, 完成数据集构建

二，supervised learning 算法阶段

1. function set
2. loss function
3. minimize (2) to get the best function from (1)

一，构建 pseudo 数据集阶段

平滑度假设下的 pseudo label 获取算法1：cluster and then label

1. 首先不论带标还是不带标，都当做无标数据点做 clustering。
2. 做完之后，看每个 cluster 中哪种label的数据点最多，这个 cluster 的所有点就属于这个label。

注意：clustering then label, 这个方法未必会有用啊，只有在你可以把同一个类 cluster 在一起的时候才有可能有用，如果是图像分类并且用 pixel 做clustering，就非常苦难，基于像素的距离做 clustering 本身就不太可能把同一类 cluster 在一起(同一个 class 可能在像素级别很不像，比如数字识别中像‘1’的‘4’和像‘9’的‘4’；不同 class 可能像素级别很像‘1’和‘4’，‘9’和‘4’)，这第一步误差就这么大（各种分类的数据点混在一起），第二步不论怎么搞都不可能有太好的准确率。

所以，如果要用这个 cluster then label 算法的话，你的 cluster 要非常强，也就是第一步的准确率要足够高。一般使用 deep autoencoder 中间的 code 做 cluster，而不是像素。

平滑度假设下的 pseudo label 获取算法2：graph-based approach

cluster, then label 是一种比较直觉的做法，另一种做法是通过引入 graph structure 来做。用 graph structure 来表达 connected by a high density path 这件事。

把数据集映射成一个 graph, 每个数据都是图中的一个点。你要做的就是定义并计算两两之间的 similarity，这个similarity就是 graph 中两点之间的边（连线）。

构建graph之后：

1. 相连 --- 同类
2. 不连 --- 不同类

但是 similarity 也就是 “边” 很多时候不是那么明显的可以定义出来。如果是网页分类，那么网页之间的连接可以看做是一种similarity（医疗的网页应该不会连接到游戏网页），这很直觉。论文分类，论文的索引也可以用在“边”。但更多时候，你需要自己去定义。

算法2 该如何构图

graph construction： 该如何构造一张图呢？

一， define the similarity \(s(x_i, x_j)\) between xi and xj.

(可以基于像素或者更高阶的方法是用 deep autoencoder 来做相似度)，李宏毅教授推荐使用 RBF function 定义相似度：

\(s(x_i, x_j) = exp(-\gamma||x_i - x_j||^2)\)

如果想使用欧几里得距离衡量相似度，最好使用 RBF function 作为 similarity function. 为什么呢？因为RBF是一个衰减很快的函数，只要 xi xj 距离稍微远一点相似度就急剧下降。只有具备这种性质，你才能构造出较好的 cluster，他虽然不能保证同簇的相似度高，但至少可以保证不同簇的相似度一定较低（跨簇的距离更大一些的话）。

二， add edge

方法1： 可以使用 KNN 建立“边”，每个点都与相似度最近的 K 个点相连： \(|V_{x_i->[x_j]_{j=1}^K}| = argmax_{D'\subset{D}, |D'|=K}s(x_i, x_j)\)

方法2： 可以使用 e-Neighborhood 方法建立“边”，所有与 xi 相似度大于 e 的数据点都与 xi 建立连接。

三，edge weightedge

可以带有权重，他可以与相似度成正比。

graph-based approach 方法的核心精神是标签传染： graph 中的带标节点会依据“边”来传递自己的“标”，而且会一直“传染”下去。

graph-based approach 方法的核心缺点是数据量必须够大： 基于图的传染机制，如果数据不够多，没收集到位，那么本来相连的图由于数据量不够就可能断连，一旦断连就没法传染了。

二，supervised learning 算法阶段

1. function set --- defined by DNN
2. loss function --- defined below
3. optimize: train DNN

我们基于以下认知和观察，来定义 loss functin 用以衡量 DNN 训练出的模型的好坏：

1. 是否可以直接使用 cross-entropy，不加任何“佐料”？

2. pseudo labels 是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假设下产生的，不管产生的算法是什么，他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如此特殊他就像是ground truth function（监督学习下，我们不知道的那个f） 一样产生了我们以为真实的标签，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去逼近这样的函数

3. 我们能做的是，通过 loss function 来“诱导”优化器往这个特殊的函数去优化。

4. 我们像产生 pseudo labels 的算法那样利用数据集 x 的距离模拟 density 来增加限制，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标签来近似这种限制，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类的标签之间差距很小，类和类之间的标签差距很大，但是（构造 pseudo label 时用到的边的weight）同类数据点的边的weight很大，而不同类的数据点的边的weight很小。我们设置两点之间的标签差值乘以两点之间的边的权重作为限制, 希望他不要太大，以此来近似同类标签数据是高密度的这件事，虽然这是一种普杀式的限制 --- 他同样会限制类间标签的差异，但是考虑不同类两点的边权重很小，相乘之后影响较少，这种方法还是可以接受的。

\(S = \frac{1}{2}\sum_{i,j}w_{i,j}(y_i - y_j)^2\)

这个值越小，说明越平滑。

进一步化简这个公式，用矩阵的形式书写（引入 Graph Laplacian）：

把带标和无标的（预测）标签拼在一起，形成一个长向量： \(\vec{y} = [...y_i, ..., y_j...]^T\)

\(S = \frac{1}{2}\sum_{i,j}w_{i,j}(y_i - y_j)^2 = \vec{y}^TL\vec{y}\)

L: (R+U) * (R+U) matrix

L 可以写成两个矩阵相减： \(L = D - W\)

• W 是两两节点之间的“边”的权重矩阵
• D 是把 W 矩阵每行值相加放在对角线上，其余设为0.形成的矩阵。

现在把这个 smoothness 公式与loss-fn 统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代价函数：

\(L(\Theta) = \sum_{x^r}C(y^r, \hat{y}^r) + \lambdaS\)

这个 \(\lambdaS\) 有点像是一个正则项，你不仅仅要调整data 让那些 label data 与真正的 label 越接近越好，同时还要做到你预测的标签（包括代标数据和无标数据）要足够平滑。

在 DNN 中 smoothness 的计算不一定是在 output layer 哪里才计算，而是在任何隐含层都可以（就像 L2 正则项可以加载任何层一样，keras API）可以从某一层输出接触一个 embedding layer 保证这个 embedding layer 是 smooth 的即可, 也可以完全套用 L2 的模式 --- 在每一个隐含层都加入这个正则项，要求每一层的输出都是 smooth 的。

J.Weston, F.Ratle, "Deep learning via semi-supervised embedding," ICML, 2008

注意事项1： 两个 similarity

上面的算法框架中出现过两次 similarity 公式：

1. 第一次在产生 pseudo 数据集部分的 graph-based 算法中。
2. 第二次在监督式方法训练部分的 定义 loss function 中。

其中产生 pseudo 数据集部分，‘similarity’ 是 “similarity of x” --- 计算两个点之间的距离（eg,RBF function）以此作为是否连线两点的依据，而距离作为边的权重。

而在训练模型的部分，‘similarity’ 是 ‘similarity of y’ 我们用 y 之间的距离不宜过大来近似 'similarity of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