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U GPTI 的編輯應該注意了。

既然po文一開始就是中英雙語，"English to follow" 是錯誤用法，這意思是：現在沒有英文，稍後提供。

嘿，这可是一篇打破进化教科书神话的论文，简直像生物学界的那句老话版“你以为你选择了功能，其实你只是装饰”。

🎓论文原文名： 《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 and the Panglossian Paradigm: A Critique of the Adaptationist Programme》（1979）

🧠 这篇论文到底想说啥？

🎯一句话总结：

并不是所有生物结构或行为都是“为了适应环境而进化”的，有些可能是副产品，类似建筑中的“装饰性空间”，根本不是设计重点！

🏛️ 为啥叫“小三角帆”（Spandrel）？

他们从建筑学借了个比喻：

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圆顶上，有很多装饰性的三角区域（spandrels），你乍一看会以为是为了放那些漂亮的马赛克画而设计的，但其实这些空间是结构性副产品： 它们是两个圆拱之间的自然夹角空间，为了支撑圆顶结构必须存在。

📌 核心隐喻：

不要以为画作是目的，有些“功能”是被空间强迫出来的，不是主角，而是结构的副作用！

🧬 所以在生物进化里，小三角帆指的是什么？

• 不一定是“为适应而生”的特征
• 可能只是某种结构、发育路径、历史约束的副产物
• 然后被后人误认为“功能性设计”，被强行赋予意义

🗣️ 古尔德 & 列万廷直接开喷：

“适应主义（Adaptationism）太自信了，总是先假设功能，再编故事解释它。”

比如：

• 为什么人有下巴？
• 为什么人类喜欢对称的脸？
• 为什么猫咪舔毛有安抚作用？

他们说：你以为这些是“自然选择挑出来的”？ 可能只是骨架、神经系统或发育路径的附带产物罢了。

🧨 想推翻的“潘格洛斯范式”是什么？

“Panglossian Paradigm”是个讽刺： 源自伏尔泰小说《老实人》里那个滑稽哲学家潘格洛斯——他相信“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最好的安排”，哪怕发生灾难，也会说“这是为了更伟大的目的”。

👉 他们讽刺的是： 许多演化生物学家都像“潘格洛斯”一样，不管什么奇葩特征都硬说是自然选择的完美安排。

🤝 最终目的：

不是要否定自然选择，而是呼吁：

1. 别“万事皆功能”，你不是在编剧；
2. 多考虑发展限制（developmental constraints）、历史偶然性（historical contingency）；
3. 结构、物理、生物机制也可能塑造形态，不只是适应环境；

🎬 如果拍成一集短片？

标题：《你以为是功能，其实是建筑的副作用》 场景：一群适应主义科学家在大教堂里疯狂指着墙角说：“看！这一定是为了放画！” 结果一个穿着建筑工服的古尔德路过冷笑：“兄弟，那叫结构余波，不是你幻想的自然选择剧情。”

要不要我们接下来做一集《副产品革命：小三角帆如何改写进化剧本》？🎭

《美国哥特式》（American Gothic, 1930）之所以被认为是美国乡村生活的经典刻画，同时也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

1. 经典刻画美国乡村生活 (Classic Depiction of American Rural Life):

• 人物形象 (Figures):
  • 农民父女 (Farmer and Daughter): 画中人物被普遍解读为农民和他的女儿，尽管伍德本人表示他们是“父亲和女儿类型的人”，而非真实的父女关系。无论如何，这两个人物的衣着和外貌都带有典型的美国乡村特征：
    • 男性 (Farmer): 身穿工装外套，手持干草叉，这些都是农业劳动的象征，直接指向了乡村生活和农业社会。他表情严肃、眼神坚定，体现了传统农民的坚韧、勤劳和朴实。
    • 女性 (Daughter): 穿着朴素的黑色连衣裙，领口有白色褶边，发型保守，神情略显拘谨。她的形象也符合当时人们对乡村女性的传统印象，体现了节俭、内敛和家庭责任感。
• 哥特式窗屋 (Gothic Window House):
  • 背景建筑 (Background Architecture): 画作背景中的白色房屋，特别是其上方醒目的哥特式尖拱窗，是“美国哥特式”风格建筑的典型特征。这种建筑风格在 19 世纪的美国乡村地区较为常见，为画面增添了地域性和时代感，也暗示了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
  • 象征意义 (Symbolism): 哥特式建筑风格本身带有一定的宗教和传统意味，与画中人物的严肃表情和保守形象相呼应，进一步强化了作品的传统乡村气息。
• 写实风格与细节描绘 (Realistic Style and Detailed Depiction):
  • 清晰的线条和精确的描绘 (Clear Lines and Precise Depiction): 伍德采用了清晰、硬朗的线条，以及极其细致的写实手法来描绘人物和建筑的每一个细节，例如人物的面部皱纹、衣服的纹理、房屋的木质结构等。这种精细的描绘方式赋予了画面一种冷静、客观甚至略带一丝不苟的氛围，仿佛是对现实生活的精确记录。
  • 朴实的色彩 (Earthy Colors): 画作整体色调偏向朴实、沉稳的泥土色系，例如棕色、灰色、白色等，这些色彩也与美国中西部乡村的自然环境和朴素生活方式相符，营造出一种宁静、庄重但略带压抑的氛围。

2. 讽刺意味 (Satirical Undertones):

• 人物表情的严肃与僵硬 (Serious and Stiff Expressions):
  • 缺乏情感 (Lack of Emotion): 画中人物的表情都非常严肃，甚至可以说是僵硬和冷漠，几乎看不到任何情感的流露。这种过分严肃的表情，与传统绘画中人物形象通常带有的温情或理想化色彩形成鲜明对比，反而产生了一种疏离感和幽默感。
  • 程式化的姿势 (Stylized Poses): 人物的姿势也显得非常程式化和刻板，缺乏自然和生动感。这种刻板的姿势进一步强化了人物形象的僵硬感，也暗示了某种社会规范或刻板印象的束缚。
• 构图的对称与呆板 (Symmetrical and Stiff Composition):
  • 对称性 (Symmetry): 画面构图近乎对称，人物和房屋都呈现出一种严谨的对称结构。这种过度的对称性在视觉上产生了一种呆板、缺乏生机的感觉，也可能象征着乡村生活的单调和缺乏变化。
  • 呆板的排列 (Stiff Arrangement): 人物和房屋的排列方式也显得非常呆板，缺乏自然的错落感和空间感，进一步强化了画面的僵硬和程式化。
• 可能的讽刺对象 (Possible Targets of Satire):
  • 美国中西部乡村的保守主义 (Midwestern Rural Conservatism): 在 1930 年代，美国中西部地区仍然相对保守和传统，画作可能带有对这种保守主义和封闭心态的讽刺。人物的严肃表情和僵硬姿态，可能被解读为对当时社会中某种刻板、压抑和缺乏人情味的社会风气的隐喻。
  • 美国梦的幻灭 (Disillusionment of the American Dream): 经济大萧条发生在 1930 年代初期，正值画作创作时期。画中人物的严肃表情和略带忧郁的气质，也可能反映了当时美国乡村地区人民在经济困境下的焦虑和迷茫，暗示了“美国梦”在现实面前的幻灭。
  • 对刻板印象的反思 (Reflection on Stereotypes): 画作也可能是在反思和解构当时社会对美国乡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的刻板印象。通过夸张的人物表情和僵硬的构图，伍德或许在暗示，真实的乡村生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般田园牧歌，也可能存在着压抑、单调和缺乏情感的一面。

总结:

《美国哥特式》之所以既是美国乡村生活的经典刻画，又带有讽刺意味，正是因为它巧妙地融合了写实主义的描绘和略带夸张的风格。它一方面通过人物、建筑、服饰、色彩等元素，真实地呈现了 1930 年代美国乡村的社会风貌和人物特征，具有浓郁的地域性和时代感，成为了美国乡村生活的一种视觉符号。另一方面，画作又通过人物僵硬的表情、呆板的构图和略带疏离感的氛围， subtly 地暗示了对当时社会某种刻板、保守和压抑风气的讽刺与反思，引发观者对于传统价值观、社会规范以及美国梦等议题的深入思考。这种亦庄亦谐、寓庄于谐的艺术手法，使得《美国哥特式》超越了简单的肖像画或风俗画，成为了一幅具有多重解读空间和深刻社会内涵的经典之作。

经济水平

必应为您介绍一下华罗庚的《统筹方法》这本书的概要。😊

《统筹方法》是华罗庚在1965年出版的一本科普著作，主要介绍了统筹方法的原理和应用。统筹方法是一种安排工作进程的数学方法，通过分析任务之间的相互关系，找出最优的工作顺序，以提高效率和节约资源。

华罗庚用泡茶喝的例子来说明统筹方法的基本思想，然后用箭头图和数字来表示任务的前提和时间。他指出，要抓住关键的环节，利用等待的时间来做其他的事情，避免窝工和浪费。华罗庚还介绍了统筹方法在企业管理、基本建设、科研项目等领域的应用，如如何安排生产线、如何制定工程计划、如何组织科研团队等。他用具体的案例和数据来说明统筹方法的优势和效果。华罗庚的《统筹方法》是一本通俗易懂、实用有益的科普读物，它体现了华罗庚的数学思维和生活智慧，也展示了他的幽默风趣和平易近人的风格。

世界参差

不能说贻害无穷，影响不小

巨帧设置：

帧的大小主要是会影响相机的Packet Size的大小，MVS会跟据PC的巨帧大小自动调整Packet Size的大小。我们一般设置巨型帧为9K，即9014字节。巨型帧设置路径：网络和共享中心>本地连接>属性配置>高级>巨型帧（巨帧数据包、大型数据包、Jumbo Frames、Jumbo Mtu、MTU等），若不设置，则相机很容易丢包。

环境设置：

III. 关闭Windows防火墙 操作方法：控制面板>Windows防火墙>打开或关闭Windows 防火墙 （1）需要确认每个网络对应的防火墙都关闭 （2）有些PC装完系统后windows防火墙是未启用的，需要启用任务管 理器-服务中防火墙后，再通过以上方法关闭，这样防火墙才算是关闭掉 IV. 确认千兆的网络运行环境 使用相机时，需要确保网络链接速度为千兆网络： （1）PC网卡需要是千兆网卡，且确保是以千兆的速度运行； （2）网线需要使用超五类或六类以上的千兆网线。 VI. 卸载杀毒、防护软件 VII. 安装相机的金属结构接地，或者PC工控机电源/外 壳接地：避免静电干扰

光电触发线： （从左到右，为 3 和 6口） 默认的蓝、紫线序为 line0. 默认光电为 NPN 还是 PNP 型，对应不同接线方式。

读码调节：

光圈值调节 • 相机位置不同，景深要求不同对应的光圈值也相应不同；大景深对应小 光圈值，小景深对应大光圈值。。 建议值：F8与F16中间，螺丝锁紧，如下图所示： 三、读码调节流程 TIPS： 光圈位置调节要求比较精确，请务 必按照图示中的位置调节，偏差一 点就会影响到后续的调试

让我想到《大厂都在学小红书，为何小红书成不了大厂？》中所说的，「小红书的基因是社区而非平台」，这与早期 B 站的生态何其相似。在社区氛围维持和商业化中找到平衡，B 站已经失败了，小红书迟早也要面对。

文｜财新周刊 刘冉

托关系“插了个队”并交了1000元出头的违约金之后，辽宁大连的购房者姜女士终于在2023年2月初提前偿还了30万元的房贷本金，与中行大连分行结清了贷款。

江苏苏州的黄先生就没那么顺利了。他向财新表示，1月向建行苏州分行申请提前还房贷，却被告知必须去现场办理，并且要排到4月以后才能还。

广东深圳的刘女士则在近期尝试通过工行App提前偿还剩余房贷时发现，工行App的提前还贷入口消失了。客户经理告诉她：“要本人到深圳该支行柜台办理申请，申请通过后，再排队还款，目前来看至少要排两个月；同时还须按贷款合同约定缴纳提前还款违约金。”

2022年以来的按揭贷款客户提前还贷潮，仍在继续。提前还贷和新投放的贷款相互抵消，导致按揭贷款余额增幅较小，这一变化已体现在金融数据中。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四季度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38.8万亿元，同比仅增长1.2%，增速比上年末低10个百分点，是近十年来最低；2022年的四个季度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逐季下降，依次为8.89%、6.23%、4.12%和1.2%，与前几年持续两位数的增速相比，呈断崖式下跌。

据财新了解，在2022年11月的银行信贷工作座谈会上，有金融监管部门人士提及2022年按揭贷款规模上不去的原因时分析，买房的人少了是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提前还贷的量较大，前三季度提前还贷2.5万亿元，主要由于前几年发放的存量首套房按揭贷款利率偏高。

在银行信贷中，提前还款本是一种正常行为。借款人出于市场利率波动和自身资金安排考虑提前还款，可以降低个人债务水平、减少利息支出；银行基于风险管理需要，在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也可能要求借款人提前还款。

2022年以来的提前还房贷，是居民部门对未来经济和收入不确定性增强、资管产品投资收益下降、按揭贷款利率相对市场利率形成“倒挂”等背景下，为减少利息支出而主动降低负债、收缩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体现。

多位银行人士坦言，大量集中提前还贷，不仅影响银行的利息收入，也对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提出挑战。

按揭贷款是客户的负债，亦是银行最优质、稳定、最具规模的长期资产，对于按揭贷款提前还款的规模，目前尚没有公开披露的数据。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副总裁、高级信用评级主任诸蜀宁认为，以目前全国近40万亿元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来看，如果其中5%至10%提前还款，也有2万亿至4万亿元，这对银行业是不小的挑战。

一家城商行的内部测算显示，2018年至2019年，提前还贷本金基本维持在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比例分别为8.37%和7.2%；但疫情以来的三年里，提前还贷本金规模持续上升，分别为2.89万亿元、3.6万亿元及3.8万亿元，且占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比例持续升高，至2022年达到9.88%，体现了提前还贷人群占比的攀升。

一位国有大行分支行个贷部人士表示，客户集中取存款，是对银行的一种挤兑；现在客户集中还贷款，是对银行的一种“逆挤兑”，将快速压缩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压力之下，部分银行紧急提高了还贷的“隐性门槛”：或关闭此前便利客户的App端提前还贷入口，要求客户去线下网点申请提前还贷；或告知近期没有提前还贷额度，需要排队等几个月；或取消此前的优惠条款，严格执行合同约定，收取提前还款违约金。

这些只顾银行自身利益、不顾居民正当利益与合理诉求的临时性做法引发了居民的广泛关注甚至声讨，认为银行此举侵害了金融消费者权益，前述苏州的黄先生近日就多次拨打了银行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热线“12378”。

据财新了解，在前述银行信贷工作座谈会上，曾提及正在研究如何降低存量首套房按揭贷款利率——既能降低利率，又能尽量减少对银行的影响。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分析人士指出，银行发放的居民房贷是中长期贷款，本身就有再融资风险，意味着利率下调而按揭利率不随之下调，必然会引发居民“借新还旧”。如果房贷合同针对提前还款有惩罚条款，银行执行合同即可；但如果人为限制提前还款，本质上或构成履约违约。事实上，对于提前还款对银行久期管理的挑战，可以通过资产负债久期匹配（利率互换）等方式管理；更可以和银行客户重新安排和设计贷款（Refinace），以合理的市场化的安排来挽留住客户与资产，减少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冲击。

为何扎堆提前还贷 　　对于提前还贷的原因，前述辽宁大连的姜女士解释，主要因为市场状况不太好，本来用于经营的资金没用出去，多出了一些“闲钱”，觉得最保险的去向还是还房贷。

姜女士这种心态颇具普遍性。过去一年多，房地产市场低迷，房价上涨预期减弱。同时，在疫情冲击下，实体经济的投资风险明显加大。此外，信托打破刚兑、银行理财不再“保本保收益”、存款利率下行，一些手中有“闲钱”的客户，在比较按揭贷款的利息成本和“闲钱”的投资收益后，觉得还是还房贷更划算。

据光大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测算，目前的存量按揭贷款绝大多数为2014年以后发放。其中，2014年至2016年的按揭利率下行时期，测算存量余额为7.6万亿元，占全部按揭贷款的19.5%左右；而2017年至2021年的利率高位时期，测算存量余额为28.5万亿元，占比73%左右。而且，2017年至2018年新发生按揭贷款利率大幅上行至5.55%，2019年至2021年在5.3%—5.6%区间内高位运行。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在2018年之前的几年中，国内创业创新势头涌动、房地产市场持续上行，金融环境宽松，各类融资产品频出，居民端年化收益在6%—10%的投资产品较多，且多为刚性兑付，因此即便房贷利率在5%以上，也能被接受。彼时，很多人希望尽量多申请房贷、少付首付，富余资金流向资管产品或再投入楼市。但是，后资管新规时代打破刚兑持续深化，叠加2021年以来民营房企爆雷、股市债市调整，信托等资管产品高收益不再，甚至有些投资者连追回本金都遥遥无期。

不仅高收益的资管产品销声匿迹，收益相对较低但基本可保本的银行理财，也在过去一年的净值化转型后变得不再稳妥，甚至出现亏损。2022年12月下旬的理财产品净值回撤高峰时，银行理财产品破净率（理财累计单位净值跌至1元以下）一度达到26%。

“大部分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收益高、风险低的理财渠道，因此提前还贷成了大家的共同选择。”房产大V“北京佳爷”解释。

除了居民对未来经济和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资管产品投资收益下降等因素，存量房贷与新增贷款之间的利差过大，也是居民提前还款的主要动因。

从新增房贷来看，2022年以来央行在首套房贷利率上不断向市场释放暖意。据央行披露，2022年12月新发放住房贷款利率4.26%，同比下降1.37个百分点，是2008年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新低。2023年1月5日，央行和银保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建立新发放首套住房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长效机制的通知》，对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和同比连续三个月均下降的城市，可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

基于2022年9月至11月的房价数据，70城中有38城在2023年一季度符合调整利率下限的条件。截至2023年2月5日，已有超过八个二线城市下调或取消当地首套房按揭利率下限，房贷利率正式进入“3时代”。比如，广东珠海的首套住房贷款利率可以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础上最多减60个基点，至3.7%。

而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国内房地产市场维持较热，当时购房者房贷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或LPR加点。前述城商行的内部测算显示，如果以2021年年中的5.63%加权平均利率为基准，到2022年四季度，全国新投放按揭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下跌150个基点。以最新下限3.7%作对比，新老按揭贷款利率有将近200个基点的差距，这种“倒挂”也催生了提前还贷需求。

前述刘女士于2017年办理的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最初为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即5.39%；2020年3月转为LPR定价模式之后，为当时的5年期以上LPR（4.80%）加59个基点，每年5月3日跟随LPR重新定价，但加点幅度不再调整。2022年5月3日的LPR为4.60%，因此该房贷利率目前降至5.19%，但比深圳的新增首套房利率还高59个基点。

对于存量按揭贷款客户，即便全部还清按揭贷款，也没有办法再次以同一房产申请低利率的按揭贷款，因此，一些手上没有那么多“闲钱”的人就动了用小微企业经营贷置换按揭贷款的心思。

目前，利率高位时期的存量按揭贷款利率，也明显高于小微企业经营贷利率。以北京为例，在现行“认房又认贷”政策下，马女士2022年上半年换西城区学区房，房贷利率按二套执行，为“LPR加105个基点”，即5.5%。她办完贷款不久，即接到贷款中介的经营贷推荐，通过一系列操作，申请到某股份制银行年利率为4.25%的经营贷，期限10年、可以续期；她随即申请经营贷，提前还了年利率5.5%的房贷。

银行为留客各显神功 　　居民提前偿还高利率的房贷，显而易见会影响银行的利息收入。一位头部城商行资产负债部门人士表示，如果提前还款成为趋势，可能对下半年特别是明年的经营业绩造成扰动。

因此，银行也想了多种方法来应对。最简单的就是加大提前还款的难度，拖长还款周期。比如，关闭便捷的银行App还款端口，要求必须本人到网点柜台申请；即使申请通过后，还要排队等待两至四个月才能还上。

有些银行甚至变更合同原本约定的提前还款违约条款，增加还款成本。2022年8月1日，交通银行官网发布公告称，11月起，对提前还款补偿金收费标准进行调整。调整前，对于部分提前还款补偿金，每年可免收补偿金进行部分提前还款一次；从第二次开始收取部分提前还款补偿金，补偿金额为当次提前还款本金金额的1%。调整后，个人按揭类贷款（包括个人住房贷款、个人商业用房贷款、个人厂房贷款）及个人线上抵押贷（消费），每年一次的提前还款补偿金免收政策取消了，变为“具体以贷款合同中约定为准，补偿金比例为提前还款本金金额的1%”。

该公告一出，旋即引发热议。面对质疑，交行于8月2日迅速删除该公告。当时有交通银行的内部人士称，个人贷款合同按格式条款一般都会有补偿金的约定，但在实际执行中，银行为了维护优质客户，不少情况下会选择免收。

财新从多家银行了解的情况显示，各银行的提前还贷补偿金政策有所差异，有的银行明确表示没有补偿金，有的银行贷款合同约定在一定情况下收补偿金，比如客户还款未满三年等。

即使贷款合同约定了补偿金条款，银行在实际执行中，根据当时的政策环境也有一定的灵活度。例如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房贷经理对财新表示，之前该行也有提前还贷收取补偿金的要求，但2021年开始就全部免收了。当时政策调整的背景是，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政策刚出台，该行的贷款额度紧缺，新客户办理房贷等待时间延长，因此有吸引老客户提前还贷腾出额度的需要。

多位银行业分析师指出，除了上述手段，银行需要进一步精细化经营，为按揭客户推出更多能满足灵活资金需求的产品。

一位北京银行客户经理介绍，该行有一款“存贷盈”产品，实际上就是为想提前还贷的客户提供的房贷再定价服务。房女士在北京银行的房贷余额为80万元、等额本息还款方式、剩余还款期为20年；房女士仅需在“存贷盈”活期账户中存入达到她房贷余额的金额，银行就可以给她约3.4%的存款利率。而目前货币基金的年化收益普遍在2%出头，这相当于北京银行变相为房贷客户降低了1个多百分点的按揭利率。

房女士说：“置换存款是从2.2%的货币基金换成3.4%的北京银行‘存贷盈’，置换贷款是从5.1%的按揭换成3.7%的经营贷，二者差不多，置换存款又不需要贷款那么多麻烦的手续，是适合我的产品。”

此外，还有些银行为留住房贷客户，与市场上的一些融资中介机构合作，支持客户通过小微企业经营贷置换按揭贷款。

北京的梁女士是平安银行的二套房贷客户；2022年平安银行大力推行小微经营贷，为梁女士办理房贷的信贷经理主动联系了她，建议她把利率较高的房贷换成利率更低的经营贷，具体操作有三步：第一，先找一家小贷公司借到过桥贷款，用来偿还梁女士名下120万元的二套房贷；第二，在满足以家庭为单位、夫妻双方都没有大额负债的条件下，用梁女士丈夫名下的公司申请个人经营贷；第三，用个人经营贷资金偿还过桥贷款。

为何同一家银行的同一位信贷经理会主动劝说客户把高利率贷款换成低利率贷款？有平安银行人士向财新解释，因为银行对客户经理的考核是新增贷款，贷款发放后即使客户提前还款，也和信贷经理没关系了；之后为了完成经营贷的考核，客户经理当然有动力劝客户再贷一轮经营贷。“这么做带来了双赢：客户得到了实惠；信贷经理完成了业绩。其实，银行也没有亏，小微经营贷有财政贴息，资金成本较低。”

“现在很多银行为了留住客户都会主动提供这样的转贷服务。例如过程中需要的过桥资金、借款人名下的公司等，如果客户没有，信贷经理会主动介绍贷款中介来帮忙解决。”一位平安银行信贷经理介绍。

梁女士为了将年利率5.63%的120万元房贷转为年利率4.25%的经营贷，前后共花了不到1.5万元的手续费，包括20天的过桥资金利息5000元、找公司增股东所需手续费等。“其实找过桥资金、增股东等手续还是挺麻烦的，如果利率差别不大，我也不想折腾。”梁女士说。

近两年在政策支持下，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规模持续攀升。2022年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23.6万亿元，同比增长23.6%。虽然监管部门严格禁止小微企业贷款资金进入楼市，并屡屡对这类行为作出处罚，但随着房地产进入下行期，有部分银行悄悄放松了小微企业贷款的准入门槛和资金流向。

对于用经营贷置换按揭贷款，前述国有大行分支行个贷部人士提示了相关合规风险：如果拿10年期的经营贷置换期25年期的按揭贷，借款人是基于整体利息成本的缩减考虑，但会以加重月供为代价，而且要综合考虑置换费用。另外，如果小微经营贷的用途真实性有问题，以后万一政策环境变了，被监管部门查出来要提前收回贷款，客户怎么办？

存量按揭高利率争议 　　财新从多位大行和监管部门人士处了解到，提前还贷现象在2022年就已引发关注，监管部门也很清楚利差较大导致市场上存在用经营贷置换按揭贷的套利行为，过去几个月曾多次召集大行开会研讨应对方案，希望把存量首套房按揭利率降到合理水平，并让各家大行上报各类假设条件下对本行利息收入的影响。

一家国有大行的估算显示，在不分城市、不分存量增量、不分首套二套的极端假设下，如果该行所有按揭贷款利率都降到4.3%（目前的5年期以上LPR）的水平，每年将减少上千亿元的收入。

王一峰认为，下调存量房贷利率，从“防风险、扩消费、促公平”的角度看，具有现实意义，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缓解贷款早偿压力，进而促进按揭贷款平稳增长，甚至能够促进住房销售尽快复苏。具体而言，可以调降存量首套高利率房贷，压降LPR加点点差，对高利率的刚需购房按揭贷款予以优惠。

他分析道，考虑“因城施策”总框架下的房贷利率调整，即假设标杆意义较强的一线城市存量按揭利率暂不调整；其余城市中，房价出现环比下行、房屋库存较高去化缓慢、按揭贷款信用风险上行的城市更可能下调存量首套按揭利率。依照此假设，判断符合下调要求的按揭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在25%—50%之间，假设实际执行利率均降至5年期以上LPR的水平，则最终LPR加点点差压降幅度可能在40—50个基点，居民房贷利息支出将减少300亿—850亿元，对应上市银行营收增速下降0.6—1.4个百分点。

调整存量按揭贷款利率，此前也国内曾有过先例。2008年10月22日，在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中国经济明显承压的背景下，人民银行决定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由贷款基准利率的0.85倍扩大至0.7倍，当时这一政策仅针对增量按揭贷款。2009年1月，多家国有大行和股份支行相继发布公告称，遵照央行、银监会的有关规定，结合自身实际和同业情况，对于存量房贷，只要客户半年内没有拖欠还款记录，均可申请七折优惠房贷利率。

王一峰在研报中指出，当时存量按揭贷款利率下调对上市银行2009年营收冲击约2个百分点；股价表现上，存量利率下调初期银行板块承压，但后期随经济形势向好而出现反转。

不少银行人士直言：“国有银行在当前的政策背景下、站在以人民为本的立场上，如果国家让我们降存量贷款利率，我们就降。”

“历来全国‘两会’前的2月都是政策真空期，今年又适逢政府换届。”有观点认为，全国“两会”后，新的金融监管部门领导班子到位之后，可能会有政策调整。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全国“两会”后的经济形势和市场情绪可能已经发生变化，调整存量房贷利率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不一定还存在。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应关注降低存量按揭利率的连锁影响。如果按揭利率降了，银行为保持盈利稳定，可能降低存款利率，而居民储蓄是银行存款的主要来源，到头来还是老百姓的存款收益变少了。

此外，如果存量按揭利率统一下调，也可能出现一系列相关问题。比如，有银行人士指出，2009年有些房贷利率打了七折，但现在年利率只有百分之三点多，现在要不要上调？如果上调，客户肯定不同意；如果不上调，是否有失公平？另外，如果下调存量按揭贷款利率，前些年那些期限十几年至20年、利率较高的企业长期贷款，利率是不是也应该降一降？

前述头部城商行资产负债部人士称，该行在内部讨论过降低存量按揭贷款利率的可行性，除了对银行盈利的影响，“当时大家讨论的重点落在如果仅仅调整存量贷款利率，可能会形成更多的矛盾”。

他指出，房贷利率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经过激烈博弈形成的，与当时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和银行的信贷资源密切相关。如果存量贷款利率要统一调，也会有人不满意。比如，统一下调20个基点，对于原本利率是6%的人，影响是3%；但对于原本利率是4%的人，就影响了5%。原本利率高的人会觉得不公平。但如果同样下调利率的5%，原本利率低的人又觉得不公平。而且，一、二线与三、四、五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差异很大，导致同一家银行在不同区域的按揭利率不一样。“所以，调整存量贷款利率，是蛮复杂的一件事，讨论起来就发现不太好操作。”

“转按揭”与“Refinance” 　　近期，在抖音等社交媒体上，不少融资中介以“按揭转按揭”业务为噱头，宣称银行之间开始相互挖角存量贷款客户；该业务吸引了大量房贷人群关注。

所谓的“按揭转按揭”，就是购房者通过重新向另外一家银行申请低利率房贷置换此前银行的高利率房贷，新的按揭贷款利率按照目前利率计算，能够大幅降低购房者的还贷压力。以30年期、年化利率4.1%的100万元按揭贷款置换年化利率5.88%的贷款计算，购房者总计可以节省近40万元的利息。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早就禁止了银行提供个人住房贷款“转按揭”“加按揭”服务。2019年8月，央行发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基准调整公告时，再次重申了这一态度。

近日财新采访了部分银行，均答复“并未开展这类业务”。融资中介所说的这种业务，实际上还是利用过桥资金、经营贷等方式置换房贷。

早在2005年至2007年，不少城市的银行曾经大力推行过“加按揭”和“转按揭”，以及个人住房循环授信、存抵贷、房屋净值贷款等业务。

业内人士指出，这些贷款都有相同的特点，即房贷的贷款额度会随着房屋估值的上升以及欠款额的减少而增加。截至2007年8月底，全国16个城市主要金融机构个人住房转（加）按揭贷款余额约410亿元，是上年同期的3.5倍，当时甚至部分外资银行都推出了“转按揭”。时任央行副行长刘士余认为，在经济上行、房价持续上涨的环境下，这类业务极易放大住房信贷规模，且信贷资金大多用于购买多套住房或进入股市，增加了银行的潜在风险，加剧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成分。

2007年9月底，央行和原银监会规定，不得发放“随房价上涨追加贷款”的住房贷款，并指出，在房价出现剧烈波动时，“个人住房循环授信”等贷款产品的信用风险将显著上升。同年12月18日，央行首次明确叫停了“加按揭”和“转按揭”业务。

到了2008年，央行为应对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多次降低贷款基准利率，新放贷款的基准利率由7.74%降至5.94%，且增量按揭贷款利率可以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打七折。2008年11月，部分地区银行的“转按揭”业务再次死灰复燃。随着2009年初多家银行对存量按揭贷款利率也执行基准利率七折优惠，“转按揭”业务在严监管下逐步淡出。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银行业务中，个人申请住房贷款后，如果贷款利率大幅降低或者个人信用分数显著提升，为了减轻还贷压力，客户可以申请“重新贷款”（Refinance），以节省利息，既可以延长贷款期，也可以缩短期限。

但不能忽视的是，“重新贷款”是有一定成本的，客户需要支付过户结算费（Closing Costs），一般是贷款金额的3%—6%，此外也有可能失去原先贷款时的附加优惠条件；贷款客户可以自行权衡哪种方式更优惠。

一位国内银行业人士评价道，美国的贷款市场比较成熟，市场化程度高，“重新贷款”的规则也比较清晰，都在贷款合同中提前约定好，不容易形成扎堆提前还贷的情况。国内银行当前没有这种正规的业务，客户用经营贷置换房贷，实质上就类似美国的重新贷款。

对于类似的“重新贷款”业务，诸蜀宁认为，想要在中国推开，首先需要有社会共识这一基础作为先决条件，比如银行、老百姓都能够接受，并且要有完善的规则；其次，一定要根植于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产品设计问题。在当前的房地产宏观调控下，对于居民的刚需住房贷款是支持的态度，如果设计的产品与此相悖，就很难取得成功。

陈博、范浅蝉对此文亦有贡献

回首向来萧瑟处，亦有风雨亦有晴。2022年是动荡不安的一年，俄乌冲突、全球通胀与疫情冲击并行，寒气笼罩市场。2022年也是转折新生的一年，不确定性因素正逐步消除、机遇在挑战中孕育，春景就在前方。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2023年的国际环境依旧风高浪急，但相信中国金融业将初心不改，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金融政策将发展与监管并举，既着力支持“恢复经济”，又恪守风险防范和金融安全的底线，继续构建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和司法体系。

2022监管大事记 　　1月4日：人民银行发布《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

3月17日：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筹）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设立获批；9月2日，招商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设立获批

4月6日：央行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12月，进一步修订的草案提交人大审议

4月8日：《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发布，个人养老金制度确立；11月起，《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等具体实施政策和试点措施陆续出台，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实施

4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通过，8月1日起施行

5月起：各监管部门不时出台政策，保障房地产合理融资需求，促进和支持房地产恢复和发展

7月起：监管部门陆续同意新华信托、易安财险、辽阳农商行、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入破产清算或破产重整程序

7月7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发布，9月1日起施行

8月26日：中美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12月15日，美方宣布历史首次可以对中概股底稿审查，中概股退市危机暂时解除

10月：瑞银作为第二家获批基金代销牌照的外资机构开始通过旗下数字化财富管理平台对外提供服务

12月14日：人民银行发布《金融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12月30日：证监会发布对富途控股、老虎证券非法跨境展业的整治通知

2022监管主线回顾 　　1.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促进经济恢复

为贯彻落实“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顶层政策方针，2022年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更加具有实体经济导向的政策和规定，下半年以来，更是直接将“促进经济恢复”纳入政策话语与评价体系。

直接的降本增效手段是金融政策的重心：央行于4月和12月两次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降低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和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央行和外管局发布的“金融23条”直击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银保监会鼓励银行减费让利、保险保障政策，为小微企业和疫情受困主体持续纾困；证监会加大直接融资力度、实施延期展期政策，以助力复工复产。

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亦注重对于特定行业的精准投放。2022年以来，金融监管部门加大了对受疫情影响的个人和各类困难行业企业的信贷支持和保险保障，设立各类专项再贷款支持农业生产、能源保供、交通运输、普惠养老等实体行业，推动基础设施REITs扩募和常态化发行。此外，房地产的相关政策松绑以及重点企业的银行定点合作等新政，体现了金融政策的有的放矢。

“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作为一项基本的金融政策，在2022年经济受挫和复苏的局面下更加彰显了其重要性和生命力。

2. 风险处置法律制度框架见雏形，机构风险处置稳步实施

2022年新一轮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多项阶段性成果。机构层面，对多家风险金融机构实现妥善处置或取得重大进展：五家村镇银行的风险处置暂告一段落；辽沈银行、中原银行以及相关省级农商行等作为高风险中小银行合并重组的成果出炉；新华信托、新时代证券、新时代信托等明天系金融牌照或浴火重生、或黯然退出，逐步走向尘埃落定。此外，三家金控公司于2022年设立，昭示了为防范监管灰色地带而应运而生的金控牌照的正式落地。资产处置方面，2022年1月至8月新增处置不良资产1.74万亿元，融资类信托、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进一步压降。海航、方正集团以及多家房地产企业的金融风险也得到有效控制。

2022年也得以见证金融监管部门在2018年以来所确立的“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大方针下稳中求变的思路变化。

过往的风险处置多偏重于“一事一议”，存在一定行政主导下的多方平衡，缺乏统一的标准与可预测的操作思路，市场化处置工具尚不完善，中央、地方以及行业保障基金的职权分担缺乏清晰的法律规定。2022年4月金融监管部门会同发改委等多部门发布《金融稳定法》草案，并于12月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金融稳定法》草案确立了以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化解和处置金融风险的基本原则，强化“自救”制度，突出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厘清了金融稳定发展统筹协调机制、金融机构主体责任、中央地方权责、风险处置资金来源以及可用的风险处置工具等诸多重大问题。其中，针对包商、安邦等案例中行业救助基金的大规模使用所引发的该等风险处置策略可持续性的担忧，草案提出设定金融稳定保障资金，将其定位于由中央掌握的应对重大金融风险的“总预备队”，创造性地为风险处置的后续工作引入了增量资源。

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早在2022年3月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实现首批646亿元资金初步积累。与此同时，2022年保险保障基金、信托保障基金作为行业基金相继迎来对其管理办法的修改征求意见稿。同时，新华信托等通过破产清算方式进行风险处置的案例构成了市场化处置金融机构的前哨站。有理由相信，一个统一的制度化风险处置框架已在逐步确定之中。

3. 金融政策进一步强化 “金融为民”导向

2022年金融监管部门首提“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并出台一系列体现“金融为民”政策底色的措施，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政策价值取向。

金融工作的人民性，首先体现在普惠金融广度和深度的持续提升。2022年金融精准帮扶贷款、涉农贷款余额不断攀升；央行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扩容升级，设立陕西铜川、浙江丽水和四川成都三个试验区，探索普惠金融助力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支持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三种方案；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在2022年的市场化接续转换，进一步实现了小微市场主体纾困发展。金融政策的人民属性同样投射于民生问题当中。在“保交楼、稳民生”的政策驱动下，金融政策一边加大对房地产企业的纾困，一边有效回应个人合理住房贷款需求。保障性租赁住房通过项目有关贷款不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试点发行REITS等特殊政策实现快速发展。此外，推动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成为2022年金融机构的重点工作，反映了金融政策层面对于城市化进程中有关民生问题的关注。

2022年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行业的监管要求亦突出共同富裕的核心理念。例如，理财产品净值化，鼓励证券、基金、担保等机构进一步降费，丰富金融产品供给（包括个人养老金）等监管要求，均致力于多渠道增加居民安全稳定的财产性收入。在基金行业，对于“基金挣钱、基民不挣钱”等问题，2022年《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基金行业应当成为心系“国之大者”的践行者，督促行业履行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年内出台的对国有金融企业、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薪酬规定也顺应了共同富裕的大趋势。

4. 金融监管体制建设稳步推进，严监管本色纵深发展

2022年，多个维度的金融改革工作均有条不紊推进。底层金融制度日臻完善，《期货和衍生品法》出台，《公司法》修正案在酝酿一整年后于年末形成二审稿，为金融机构治理深化和金融产品的推陈出新打下坚实基础；现代金融机构改革建设如火如荼，《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理财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等新规的出台加强和完善了现代金融监管，并为金融机构深化改革设定合规底线；多层次金融市场构建成效显著，券商获颁科创板做市商牌照，北交所转板上市制度落地，广期所首个品种工业硅期货成功上市，车险实施综合改革，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取得积极进展。

在推动金融改革与创新发展建设的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未减。根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披露，2022年1月至9月，人民银行处罚被监管机构521家次，罚没合计约6.3亿元；银保监会处罚银行保险机构约3200家次，罚没合计约20亿元。作为对比，2021年全年人民银行累计罚没约5.4亿元，银保监会全年罚单总金额为20.5亿元。两相比较下，金融监管部门2022年前三季度的罚没金额已经超过或约等于2021年全年，很显然2022年仍然是一个“严监管大年”。不仅如此，金融监管部门的执法力度不断升级，顶格处罚频频显现，如证监会在3月对两家证券投资咨询公司作出罕见的撤销业务许可的处罚；监管处罚中个人问责已成常态，2022年个人被终身禁止从业或担任高管的处罚屡见不鲜。同时，2022年的监管罚单见证了监管部门对新业务、新领域加强执法，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理财业务、保险公司信用卡偿还保单贷款等领域均迎来首张罚单。

此外，随着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速度加快，数据和互联网金融相关事项的愈发成为监管重点：银保监会对21家全国性中资银行机构EAST数据质量违规问题作出了总计8760万元罚款处罚，证监会对招商证券及其有关人员出具的首单网络安全事件的“双罚”警示函，均体现监管对金融机构数据治理能力的强监管；银保监会对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持续发文，对网络小额贷款从业机构新设的叫停，都是监管高度重视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的缩影。

5. 制度性开放步伐加快，跨境监管破冰

2022年的金融领域继续呈现审慎开放的姿态。

境内市场与产品层面，《关于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有关事宜》统筹同步推进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探索建立健全兼容多级托管的包容性制度安排。《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的修订发布以及12月正式启动的货银对付（DVP）改革，有效提高国际投资者对于国内结算效率和资金安全保障的信心。《期货和衍生品法》对加快期货市场双向开放做出明确制度安排，QFII投资境内期货期权制度于9月正式落地，12月证监会又公布豆粕、豆油期权与期货等多个境内特定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期货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井然有序。8月，央行将德意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纳入碳减排支持工具的金融机构，绿色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同样不遑多让。

机构层面，多个金融监管领域的外资审批获得加速或者落地。2022年上半年施罗德交银理财和高盛工银理财获批开业，10月农行与法巴的合资理财筹建获批，就此五大行合资理财均已落地；基金行业迎来第一家通过增持方式实现全资的基金公司泰达宏利，同时此前已经设立良久的富达、路博迈终于正式获牌开业，瑞银旗下基金销售公司正式开业并落地财富管理在线平台，银行、证券等领域的审批进展中外资也多有斩获。

制度性开放在2022年迎来新进展。一是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拓宽跨境投融资渠道。本外币一体化的银行境外贷款政策框架建立，将银行境外人民币和外汇贷款业务纳入统一管理。沪深港通标的范围得以拓宽，互联互通下ETF交易正式启动，数家境内上市公司赴瑞士、英国等欧洲地区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DR）。二是推动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积极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中美双方于8月26日成功签署跨境上市公司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获得全面检查和调查中国公司的权限，纠葛多年的中概股审计底稿检查问题终于落地，悬在被美国证监会列入“预摘牌名单”的上百家中国公司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暂时放下，未来中国企业赴美上市障碍也得以清扫。

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对跨境金融活动的宏观审慎管理也在加强。12月证监会对富途、老虎两家跨境证券服务商发出正式的整改通知，体现了监管对于此前关注良久的跨境金融服务正式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数据出境问题仍然是企业合规的重要痛点：《网络安全审查办法（2021）》与《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分别于2月和9月生效，其他相关规定指引也发布征求意见稿，中国企业数据出境的监管体系将加速完善。在企业境外上市领域，国家网络和数据安全成为重中之重：众多拟赴国外上市的企业基于新规向网信办申报网络安全审查，网信办历经一年公布对某拟赴美上市互联网企业的网络安全审查结果震慑市场，证监会也通过《关于加强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再次强调企业境外上市过程中对工作底稿和档案的在岸要求

6.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加快，监管科技战略地位提升

2022年以来，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按下了加速键。伴随着2021年底央行发布《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明确提出“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指示，银保监会于2022年1月发布的《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为全面推进银行业和保险业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提出建设性意见，明确了未来几年银行保险机构强化金融科技支撑力度的具体方向。在该《意见》的指导下，2022年各地银保监局对银行保险机构的金融科技组织架构、业务经营、风险控制、数据和科技人才储备等各方面提出要求，持续推进银行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工作。证监会亦致力于引领和支持行业机构的数字化转型：2月，证监会联合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联合印发了《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并在2022年发布多项金融行业标准，规范证券期货业务内部接口、统一业务核心术语、提升机构的数据安全治理水平。此外，证监会积极落实2021年发布的《证券期货业科技发展“十四五”规划》，有序开展证券期货全行业数字化转型活动。

监管科技层面，为应对“监管科技手段与行业数字化水平的差距凸显”的局面，2022年《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相较于2019年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的表述进一步加强，由“健全金融科技监管基本规则体系，着力打造包容审慎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到“加快监管科技的全方位应用，强化数字化监管能力建设”，由此可见监管科技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政策上的重视有望带来应用层面的突破，当前监管科技已经开始运用于反洗钱、关联交易、监管报送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未来有望见到科技在监管舞台的进一步表现。

2022年也是“监管沙盒”（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首批项目的验收丰收之年，各地纷纷公告此前两年试点工具应用（其中不乏互联网银行的有关产品）完成测试的公告，即完成所谓“出盒”或“出箱”。监管在2022年再接再厉，新增启动多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试点（包括证监局审定的更具有挑战的资本市场沙盒），在地域上也扩展至黑龙江、湖南、云南等地，充分体现了监管对于此前试点产品的信任和认可。新的试点产品相比于过往比较传统的金融机构产品（如反洗钱、风控等），逐渐引入了普惠、绿色、农村、互联网金融等变量，充满新意。除此之外，金融科技的监管态度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对于2022年风头正紧的“Web3”、“NFT”、“元宇宙”等事物的适当宽容——相比于2021年出台多个规定施行对于加密货币的全链条禁止，2022年监管除提示有关“元宇宙”旗号的非法集资风险之外，整体上保持了未置一词的态度。

7. 平台经济：整顿完成，进入“常态化”监管

2022年，平台经济从专项整顿的压力下逐渐走出，迎来高质量发展机遇。过往几年，监管部门从金融业务、信息保护、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多方面对于平台经济开展了专项治理。2021年，为坚决推进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金融监管部门约谈14家头部网络金融平台，且出现了中国反垄断史上最大额罚单。2022年靴子落地，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也陆续基本完成，标志着此前的平台经济整改已取得阶段性成效，4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定调下一步工作重点更多转到“常态化”的平台经济监管。

2022年以来各大会议以及监管政策持续向好平台经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成为风向标。早在21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已经对平台经济提出“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建立健全规则制度，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的要求；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置于“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的篇章中；全年无论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还是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无不强调支持并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参与国际竞争。值得关注的是，12月证监会明确了对平台企业海外上市的监管政策，提出“推动企业境外上市制度改革落地实施，加快平台企业境外上市‘绿灯’案例落地”，我们有理由相信2023年中概股或许迎来春天。同时，“两个毫不动摇”等总体方针也将持续给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平台企业注入信心。

虽然国家政策已对平台经济重新定调，但“常态化”监管并非等于零监管。“坚持金融业务持牌经营”“将平台企业支付和其他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的红线依旧在2022年清晰醒目。平台经济企业未来需逐渐从模式创新为主，转向技术创新为主的全新发展道路。在强调金融与科技分野的指导下，2022年互联网企业的投资赛道有所转变，在推动金融业务整改（包括清退部分金融牌照）的同时，投资聚焦收缩于主业。此外，证监会也暗示了平台企业海外上市“红绿灯”制度的存在（即也会出现红灯）。2022年反垄断领域的立法和执法亮点众多，也落定了此前对于平台企业的有关监管原则。《反垄断法》的修订明确提出“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禁止的垄断行为”，将近年来对平台企业新型垄断行为的监管抬升至法律高位。可见，对平台经济的强监管仍在继续，鼓励平台经济发展和对平台经济的常态化监管将并行不悖。

8. “第三支柱”养老业务体系初步形成

2022年中国个人养老金融相关的法规政策体系建设取得了突破进展：3月，《“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发布，确立在十四五期间推动支付、储蓄、理财、信托、保险、公募基金等养老金融产品全链条对于养老金融进行扶持，并实现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体系的总体方针；4月，《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发布，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出台铺垫了高级别的政策底色。

11月，五部委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标志着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落地实施。配套政策紧跟其后，包括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惠的《关于个人养老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规范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募基金以及基金机构展业的《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以及规范机构个人养老金业务运营和养老理财、储蓄、保险产品的《商业银行和理财公司个人养老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保险公司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等。随着上述法规政策的出台，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个人养老金金融服务实施和监管体系初步形成。12月，监管部门依照上述规定颁布了养老金基金产品、销售机构、商业银行和理财公司名录，雷厉风行地推进个人养老金落地，并确保2022年缴纳居民可以实际享受到当年的税收优惠。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通知，四家保险公司参与的业务试点也将于2023年1月1日正式实施。随着试点地区个人养老金业务正式开启，由养老理财产品、养老目标基金、养老保险和养老储蓄产品等四大支柱组成的个人养老金融产品体系已现雏形。

新政的实施也给金融行业机构带来了新的业务机会。商业银行持续加强养老金开户营销，多家基金公司成立FOF部门，由包含多家金融机构在内的17家公司共同发起，养老保险行业注册资本金最高的公司——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3月开业，该公司将担任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展的重要载体，探索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养老保障需求的解决方案。证监会在12月发文称将推动养老金投资公募基金尽快形成市场规模，养老资金入市所带来的红利也有望逐渐在市场中显现。

2023监管趋势展望 　　1. 金融政策重在支持“恢复经济”

2023年的金融政策将会不遗余力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以“恢复经济”为核心要义形成诸多灵活、导向明确的金融政策。

针对中央经济工作所揭示的“总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扩大消费将成为2023年恢复经济的当务之急：2022年以来中国监管部门已经采取多项举措降低消费成本，推动消费拉动经济恢复和发展，相信在2023年努力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总体方针下，金融政策将继续加大支持消费的力度，综合运用消费贷款、信用卡政策、支付优惠等多种手段助力消费活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12月银保监会发文2023年将发挥金融资金在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方面的重要支持作用，不排除汽车信贷与按揭贷款利率将会下降。消费之外，金融为重点领域的实体经济提供融资的战略功能也将持续显现：银行机构的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将会进一步扩大，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计算等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将会获得充足资金支持；证监会下一步也将强化对于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科技创新、民营企业等资本市场制度供给（包括扩大注册制、发挥期货市场功能、继续实施民企债券融资专项支持计划和支持工具等方式），以提升其资源配置效率。除此之外，预计房地产市场、保险资金运用领域均可能出台政策以更好服务经济整体好转。

银保监会2022年12月发文，金融政策要更主动地配合财政政策和社会政策，我们相信2023年的相关金融政策将会充分反映这一原则。在不确定性消除、中外周期错位的背景下，政策性、社会性强的金融政策将与经济、财政政策相得益彰，将成为时代的一抹亮色，也必将助力中国经济在2023年焕发蓬勃的生命力。

2. 金融法治体系建设进一步深化

2023年有望成为一个新的“金融法治体系建设”大年。在2022年，由于种种原因，人大以及一行两会的立法立规进程相对于年初所制定的计划有所落后，相关工作预计将会集中到2023年逐步完成。

诸多大量关系金融体系顶层设计的基础性规定，包括已经征求意见超过一年臻于成熟的《公司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反洗钱法》《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等重磅规定，将有望在2023年完成落地，除此之外，根据此前人大立法计划以及人民银行官网的披露，《保险法》和《信托法》也可能迎来大修。市场与产品层面，《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办法》在证监会2022年度的立法计划中列为“需要抓紧研究、择机出台的项目”，其如能在2023年有突破，将会将REITS市场带入一片新蓝海。机构层面，银保监会在2022年发布《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关于加强金融租赁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合规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一批涉及非银机构的监管规定，预计2023年银保监会承接此思路，进一步推进充实和发展非银机构的相关监管框架，包括已经征求意见的汽车金融公司监管规则。金控公司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并表管理办法以及其他细则（尤其是业界颇为关心的集团内部协同等）也可能会有序落地，构筑起金控牌照的完整监管与红利图景；此外，《证券公司业务资格管理办法》也有望出台，以厘清《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审批暂行规定》在后《证券法》时代解决与日新月异的券商诸多业务资格之间的不适配问题。

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除法律法规本身，监管的顶层设计思路也在不断进步与发展。2022年12月人民日报连续刊发《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和《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两篇文章，分别提出建设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中国国情、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借鉴国际金融发展有益实践经验的现代中央银行和构建内涵丰富的现代金融监管。何谓现代？如何构建？相关问题尚待观察监管部门对此的进一步厘清，不排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外开放领域所强调的“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将是一个重要信号（《公司法》修订中可略见端倪）。总之，2023年可能会带来见证金融供给侧的一些深刻变革，可以展望一个立足于现代金融监管思路的金融监管体系正逐渐形成。

3. 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着力市场化，法制化风险化解

2023年的金融风险化解防范形势仍然严峻。虽然“重大风险攻坚战”已经结束，但央行的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显示，截至2021年四季度高风险机构数量仍然有316家，而根据要求该数字应在十四五期间力争望压降至200以内。除此之外，2022年由于疫情等原因，也沉积了部分金融机构风险，不排除在疫情后释放。因此预计进一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尤其是“防止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仍然是2023年的一项核心政策。

在各个监管部门对于2023年的工作安排中当中，金融风险化解防范的侧重各有不同：中小银行保险机构（包括中小银行、村镇银行、信托公司等）改革化险应是2023年银保监会的一个着眼点。为应对信贷资产质量劣变风险，2023年预计会出台更多举措（包括发行专项债）以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同时会进一步推进中小银行合并；此外，为鼓励银行机构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2023年预计会进一步沿袭2022年《关于引导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聚焦主业积极参与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的指导意见》以及《关于开展第二批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的有关思路，进一步鼓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及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参与不良贷款处置（包括支持部分五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购重组），同时在参与机构中向城、农商行覆盖。证监会层面更加立足于产品和市场，2023年可能会出台期货市场的进一步细则规定健全期货市场的风险识别、预防和处置制度体系，扩大期货交易场所的紧急措施和突发性事件处置措施等职权。此外，承袭过往几年“行刑衔接”方式打击证券犯罪，2023年证监会也必将坚决贯彻零容忍姿态，多渠道、多方式持之以恒化解证券市场风险。财政层面，鉴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问题将日益凸显，2023年将力推“继续抓实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治理”，金融监管侧应也会提供相应配套支持，可能对于城投、政信项目做特别处置。

在整体的监管体系构建方面，法治化是一个核心思路。纲领性文件《金融稳定法》预计很快落地，2023年更加值得企盼的是其相关配套文件，包括诸多行业保障基金管理办法的修订，以及是否会设立统一的非银行支付机构行业保障基金，从而快速形成一个制度性的市场化风险防范化解框架。此外，2022年末发布征求意见稿的《金融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办法》将金融基础设施范围 “牌照化”并设定明确监管制度框架。鉴于前期金交所的类“运动式”清理整顿卓有阶段性成效，理解后续将通过《金融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办法》过渡到法治化的监管图景中。《金融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办法》在严格准入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外商投资此类机构需进行“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同时也对境外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交付管理提出严格管控研究，蕴含了监管部门对于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视：如第五条所宣示，对于涉及底层金融安全、外溢性强的金融基础设施类机构，保持国家绝对控制力。银保监会在2022年5月也发文指出，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之一即是“积极应对发达国家宏观政策与法律的外溢性影响”，包括西方金融政策的冲击，“长臂管辖”制裁等，以努力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金融环境。很显然，国家金融安全也作为一项重要的风险防范内容组成部分纳入监管视线。

4. 在高水平背景下，保持制度型开放姿态

2022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在防疫政策调整优化后经济逐步恢复发展、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确定性显著增强的大背景下，我们认为2023年中国的金融政策依旧会保持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姿态，并将在内容、执行层面均有所突破。

可以预计2023年将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方向的开放，力图打造不断对标国际通行规则，进而实现制度创新的“制度型开放战略”。ESG/绿色金融领域可以作为一项很好例证：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基金会）已于2022年年底财政部签署谅解备忘录，决定在北京设立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办公室，预计2023年中期落成。ISSB志在助力推动一套ESG报告的全球标准的出台，相较于过往对于国际组织的审慎态度，备忘录的签署被业内认为蕴含了中国出台与国际接轨的ESG标准的潜在意图，显露出ESG标准领域开放的信号。除此之外，大湾区建设国际金融枢纽筹划“碳市通”、碳交易机制（包括碳配额和碳信用）的逐步推进也依赖于中国逐步对标国际的碳排放权管理体系。

相比于2022年相对审慎的态度相比，2023年监管部门对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具体执行层面，将可能会更加积极。例如，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自2023年1月3日起，将延长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时间至次日3:00，以覆盖亚洲、欧洲和北美市场更多交易时段，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多便利以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互联互通将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层面沪深港通互联互通扩大标的、优化交易日历有望落地，“互换通”预期也将启动实施。此外，不同于2022年（尤其是前三个季度）外商投资金融机构相对冷淡的局面，预计此前处于“堰塞湖”的诸多外商投资金融机构的审批进度将在2023年释放。

“高水平”仍是对外开放的标准和基调。随着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在引入外资金融机构时，监管部门可能会对经营稳健性、资质状况和专业特色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跨境监管将成为日常，对外开放（包括互联互通）将长期处于两种监管思路的交织作用下“戴着镣铐起舞”。以跨境上市为例，由于中美跨境上市公司审计监管合作的开展、中概股退市风险的解除与中国企业赴美上市道路的重新开通，中国企业赴美上市有望再度活跃。但同时，为应对随之而来的安全方面问题与挑战，继先前建立的数据出境（包括境外上市融资）的安全监管机制，中国企业赴境外上市也可能面临将在2023年进一步完善的监管与审批体系：包括《关于加强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有望完成修订，酝酿已久的红筹或VIE企业境外上市的审查和报批程序也有望得到明确等等。

5. 既有金融政策将保持“稳字当头”持续推进

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长治久安、行稳致远。我们认为，2023年监管部门所出台的服务于社会效应以及经济规划的临时性、时代性措施（主要为促进经济恢复的有关措施），不会影响此前所确立的关于金融体系监管长远发展的重大政策在2023年继续保持高度的稳定与一致性。

预计机构治理在2023年保持有条不紊的推进态势。作为《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的收官之作，11月末新版《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法》正式实施，充分吸纳了三年的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工作经验，实现了与近年来诸多治理规则的准确配套，并明确后续的年度评价安排——实现了从“政策化”到“制度化”治理评估的有效过渡。此外，该办法首次将非银机构纳入评估机制，体现了银行保险业治理范围在2023年的明确扩大。银保监会亦明确会继续此前关于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问题的整改活动，有望在2023年推动实现金融机构业务牌照分类分级管理。证监体系下，证监会将如约而至在2023年全面实施新一轮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方案。

个人消保也始终是监管心系人民的重点事项，尤其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背景下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制度层面个人消保框架不断深化，《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将于2023年3月1日施行，基本实现了银保监体系相对于原人民银行统一规定的专门规定，2023年有望见证《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并出台，如此将有效补齐银行保险金融消保监管框架的最后一块拼图。特别地，银保监会在2023年初撰文指出，在“人民至上”的立场下，未来需进一步构建“大消保”工作格局，厘清部委间、部门间消保职责分工，加强协调联动，持续发挥金融监管消保协调机制作用。有机会展望2023年一行两会在交叉消保领域（譬如银行代销基金产品）监管协调合作、甚至统一执法的新动作。

此外，一些中长期政策建构于远期宏观的深思熟虑决策，尽管短期内并无非常直接的市场效果，但推行力度并不会减弱。譬如碳交易、绿色金融有关的命题，《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或将出台，同时CCER有望自2017年后停止后首次重启，针对不同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指引或将陆续出台，均是2023年值得展望的新动态。养老层面，除第三支柱保持支持之外，其余养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于养老机构的融资支持也会逐渐落地。

作者单位为方达律师事务所　

【财新网】“Paxlovid最夸张时炒到什么程度？‘新十条’后，有人给北京现货开价5万块一盒。”药品经销商杨明说。

Paxlovid是美国辉瑞公司研发的新冠口服药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的商品名。其三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未接种疫苗的新冠感染者在出现症状5日内服药，28天内的住院及死亡风险可降低89%。目前还没有其他药物能够超越这一数据。2022年2月，中国药监局附条件批准Paxlovid进口注册。8月，Paxlovid本土化生产开始推进，确定华海药业为辉瑞在中国内地销售的Paxlovid提供制剂委托生产服务，但目前国内的药物仍为进口。

2022年11月底12月初，中国防疫政策迅速转向。随着11月11日《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二十条”）和12月7日《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新十条”）相继发布，全国疫情封管控区陆续“解封”，各地感染及重症高峰随之到来。不但退烧止痛等对症治疗药品告急，新冠抗病毒口服药Paxlovid更变得一药难求。（参见财新周刊：《封面报道｜解封进行时》《封面报道｜医院顶住》《封面报道｜缺药求解》）

尽管辉瑞持续加大供应，自费网售渠道陆续放开，北京等特大城市出台政策要求Paxlovid下沉至社区医院，但即便在少数了解Paxlovid且有意求购的中国家庭中，能购买到的也是极少数。

Paxlovid海外代购市场骤然火爆，价格暴涨至每盒1万元以上，“花了钱，很多药贩子还不能确保你什么时候拿到，也说不清药从哪儿来的，”杨明的合伙人王诚说，“市场变得很乱。”

直到2022年12月底，中国方面有意加大进口力度。当地时间1月9日，辉瑞首席执行官Albert Bourla在美国旧金山摩根大通医疗健康年会上表示，该药品的对华出口量近期大幅增长。在2022年，辉瑞向中国出口数千个疗程的药物，而在最近几周，这一数字增至数百万。

不过，虽然该药品在北京等大城市允许社区医院医生开方，但对于用药者的限制条件高于药品说明书建议的60岁以上或其他相关基础病患者满足一条以上高危因素即可考虑用药，要求无论有何种基础病，都必须满足年龄在65岁以上的要求。一些仍有需要的人士涌向“京东”“美团”等渠道寻求互联网医院开方，但每日定时限量的药品令“抢购”链接很难登录。（参见财新网《谁有资格在社区开到新冠口服药？｜大流行手记（1月4日）》《解药｜新冠老人求医问药难，其他地区特效药怎么开？》）

本应享受定向供应的基层医院，Paxlovid“下沉”也不顺畅。今年春节前夕，财新走访广东多家乡镇卫生院，不少医院管理人员、一线医护都称尚未接触过新冠口服药。有的县级医院拿到少量新冠口服药，但迫于供应紧缺，这些药物只能用于重症、危重症病人，尽管新冠口服药在感染早期，尚未发展成重症之时服用才能更好发挥效果。（参见财新网《阿兹夫定降价纳入医保 抗新冠药物如何下基层？》）

2023年1月8日，Paxlovid在华医保谈判失败，意味着医保报销将只能持续到3月31日。与此同时，进口事宜并不顺畅。有知情人士透露，目前Paxlovid的实际需求远大于统计数据，官方正在积极推动华海药业的产能，希望每月至少生产百万份以上，但工信部方面收集到的需求量很少，仅仅几十万份量级，和市场感受相去甚远。（参见财新网《独家｜辉瑞Paxlovid医保谈判基本未降价，报价高出局》《“后新冠时期”医用产品如何满足需求？｜大流行手记（1月15日）》）

“正版药”的紧缺至今仍未彻底缓解。而药商对于这一形势早有预判。2022年上半年，杨明和王诚开始在大中华地区贩卖一款印度药企生产的Paxlovid“仿制药”，其商品名为Primovir。后来，另一款印度“仿制药”Paxista也开始在市面上出现。为便于区分，买卖者常根据包装盒设计的不同，分别称其为“绿盒”“蓝盒”。

一般所谓仿制药，是指在原研药（创新药）专利到期后，或受到原研药企授权后，按照其成分和工艺生产出来的药品，原则上剂量、安全性、效力、质量以及适应证均应与原研药基本相同。印度是仿制药生产大国，其药品专利保护政策的执行有独特规定，也常存在漏洞，常批准企业生产“强仿”药，即不经原研药专利权人许可生产的仿制药。2018年上映的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讲述的便是主人公将物美价廉的印度仿制药引入中国内地帮助白血病患者，却违反相关法律的故事。

“11月中旬，似乎有客户嗅到了什么风声，我手上的绿盒现货突然全部卖光了。”王诚回忆。11月底12月初，销量暴增，日销售量比之前“翻了好几倍”。更令他惊讶的是，自己从原厂进货后以不到2000元卖出的药品，一度在药贩子手中被炒到5000元以上，市面上更涌现了比自己预计多得多的“绿盒”。

在高峰期，“蓝盒”“绿盒”的销售者五花八门，包括王诚和杨明这样的经销商，京东、拼多多等网购平台上的代购商，还有许多在社交媒体上卖“散货”的个体电商。个体电商通常找上游的药品批发商拿货，再转手卖给顾客甚至下游销售者，这种不与药品生产源头直接接触的药商常被称为“药贩子”。“做‘药贩子’的门槛很低，看到一些大的网购平台都在卖这个药，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王诚说。

在罕见的暴利下，假药出现了。12月中下旬，越来越多的绿盒消费者和自媒体开始发声，称市面上一些“绿盒”是假货，其中不含Paxlovid的核心成分奈玛特韦。贩卖这款药时，王诚与厂家亲自对接，且委托专人实地看厂、现场提货，并抽检过每一批次药品，一度十分信任原厂药品的质量。但在风波骤起后，他送检了一批2022年12月最新进口的“绿盒”，发现其中存在假货。

郑永新认为“绿盒”假药事件，对这个行业来说“相当夸张”。他也对财新谈到，印度小药企造假的事情，他见过太多，一些药企没有生产能力，但却热衷做中国“药神”生意。浑水摸鱼的人中，不乏造假的印度人，也有和其串通的中国人，甚至有中国人亲自下场，在印度搞一个伪品牌，建地下作坊。

“这就是《我不是药神》的故事里面没有涉及到的：还有很多‘伪药神’。”郑永新感慨。

假药 　　12月初，中国防疫政策转向，医疗机构随即迎来感染及重症高峰。

新冠感染海啸般暴发，能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率的新冠口服药一盒难求——国内定价2980元/盒的Paxlovid，被炒出1万元以上的“天价”，甚至有个别飙升到数万元。

它的两款印度版仿制药Primovir（绿盒）与Paxista（蓝盒）随之大量流入国内，内地售价也从最开始的几百到1000多元，普遍抬升至3000—5000元。对其趋之若鹜的，一边是抢不到原研药的家庭，他们急着为家中的高龄合并有基础病老人备药；另一边是嗅出新冠口服药稀缺性，准备送礼的政商界人士。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十倍暴利刺激下，在印度本土乃至港澳药房都曾流通的仿制药即将拉开造假序幕。

赵玟是求购印度版仿制药的人之一，她家中有4位60岁以上合并有基础病老人。赵玟首次购药在2022年12月23日，通过国内某科技博主代购，“有辉瑞药，现货，三天内发顺丰，2500元/盒”，她付款1万元，买了4盒。发货后她才被告知，并非是原研药，而是印度版仿制药Primovir。

刘俊宁也在2022年12月先后购买了两盒Primovir，都通过某香港经销商。第一次在12月上旬，当时他很谨慎地查看了药品的清关单和质检报告，价格在1500元/盒左右；第二次在12月下旬，价格涨到了1900元/盒。

12月27日，科普博主“凯喜博士DrCash”首次在微博上质疑印度版仿制药有造假行为，并进行了基于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的定性检测。该检测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可以确定药品中是否含有效成分奈玛特韦。经社交平台发酵后，科普博主、公益组织及有资源的个人相继推出了对两款印度版仿制药的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Primovir造假比例达九成以上。1月2日至8日，华大集团CEO尹烨以个人身份，委托华大质谱平台，开展了对印度版仿制药的免费公益检测，其累计完成249份药品检测，其中19份可检出奈玛特韦，230份未检出，造假比例为92.4%。19份可检出奈玛特韦样本包括14份Paxista（2份孟加拉版，12份为印度版），4份Primovir和1份无外包装信息的样本；230份未检出奈玛特韦样本包括173份Primovir和57份无外包装信息样本。

赵玟与刘俊宁都参与了检测，他们都买到了假药。像他们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赵玟曾向卖家求证真假，卖家信誓旦旦“亲自去了印度，还倒贴机票，只是帮助身边熟悉的人”。她在1月4日晚收到尹烨的检测结果：“您所寄送的两份药品经检测均不含有奈玛特韦。”卖家在1月5日回复“不知道这个情况，也解释不了这个情况”，改口称自己也是中间商赚差价被骗，并退还了购药款。

刘俊宁则收到“凯喜博士DrCash”的检测结果：从某香港经销商处，他购买的第一盒是真，第二盒则为假，没有检出奈玛特韦，只检出了奥司他韦。奥司他韦是一种抗流感病毒药物，对新冠并没有疗效。刘俊宁对比了两批药物的外观，他发现，外包装颜色、字体、包装盒上二维码、电话信息以及药片形状存在不同。香港经销商向他解释是“印度的药厂后面拉了一条新的生产线”，言下之意假药是从源头来的，他们卖了很久这个药，不会造假，并退还了购药款。

同一渠道先后购买到了真假仿制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造假 　　不仅消费者，“绿盒”造假风波也让王诚措手不及。

“我在疫情政策转向前就注意到Primovir了。”王诚说。此前，他和“绿盒”Primovir的生产商，印度企业Astrica Healthcare（下称“Astrica”）合作过三款药品。2022年初，他发现Primovir在印度各大药房有售，且销量不错，便想寻求合作。他委托合作伙伴考察了“绿盒”位于印度南部城市海得拉巴的工厂，谈妥了合作事宜，又委托另一持牌医药批发商代其办理从香港海关进口药品的报关事宜。到四五月份，他开始正式接受订单，顾客主要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

王诚参与印度“药神”生意的时间不长，但他曾从不少同行处耳闻印度仿制药行业种种鱼龙混杂之处。据他分析，一方面，即便在印度正规注册生产的仿制药，其质量也可能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存在中国团伙将原料药在印度本地罐装，把假冒伪劣药品伪装成印度产仿制药销往内地的情况。王诚坦言，相当一部分印度药厂提供的各类资质证明，不熟悉印度的人，很难辨明真伪。“我的原则就是，你的药质量好不好，我只看我自己的检测报告。”

王诚采用的方法是，看过印度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后，又在每一批货物到达香港港口后，随机进行抽检。检测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样品是否含有超标的有害物质；二是是否含有两种核心成分奈玛特韦与利托那韦；三是有效成分的含量是否符合仿制药的标准。

Paxlovid实际上是奈玛特韦与利托那韦的联合使用制剂，前者是其核心成分，也是一种新药，后者是一种抗艾滋病毒“老药”。也就是说，Paxlovid及其仿制药的药盒里含有两种药片，一种是奈玛特韦片，每片有效成分含量150毫克；一种是利托那韦片，每片有效成分含量100毫克。疗程内患者每次服用两片奈玛特韦，一片利托那韦，每天服药两次。

2022年11至12月的销售高峰到来后，王诚加大了进货量，共进货三个批次。考虑到市场已出现乱象，他将三个批次的样品分别送往国内几家权威检测公司做药品的定性定量分析，即不仅检测药物含什么成分，还检测每种成分的实际含量。

王诚向财新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综合多种谱图分析，他在12月初送检的第一批药品，利托那韦片中利托那韦单片含量与原研药的差距在25毫克之内；奈玛特韦中奈玛特韦含量与原研药差距在20毫克以内。12月中旬送检的第二批药品，利托那韦片中利托那韦含量与原研药差距不超过60毫克，奈玛特韦中奈玛特韦含量与原研药差距不超过40毫克。

无可争议的“假药”出现在第三批，也就是12月底送检的一批。该批次10个样品中，利托那韦片均检出利托那韦，单片含量在42.9—83毫克间浮动；奈玛特韦片仅有一片检出奈玛特韦，且单片含量只有32.3毫克。假“奈玛特韦片”的主要成分是奥司他韦，一种流感抗病毒药物。它对新冠没有疗效。

王诚说，在检测报告出炉前，自己已经觉察到事情可能不对。“在12月中下旬左右，Astrica给我们供的货开始比他承诺的少，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比他原有生产能力多得多的货物。那时我就猜想，这个厂家可能没那么地道了。”随后，他不再接新的绿盒订单。

王诚回想自己的进货过程：采购人在原厂提货时，会拍摄点货视频；货物从香港海关进口时，有相应的报关单；药品进入中国内地的物流，每一单也有相应的记录。他分析，12月发现存在“假药”的这批货，中途被“掺假”的可能性极低，问题出在印度原厂。

12月底，王诚还自费送检了一盒自购的“蓝盒”Paxista。在此轮印度仿制药造假风波中，多个自媒体博主均表示，网友寄来的Paxista检测含有奈玛特韦，是“真药”。王诚的检测报告显示，Paxista样品中，奈玛特韦片中奈玛特韦比例为37%—38%，单片含量为113.96—117.04毫克；利托那韦片中利托那韦比例为13.5%—14%，单片含量为135—140毫克。

近日，财新联系Astrica和“蓝盒”的生产厂家Azista Bhutan Healthcare（下称“Azista”）,均未得到回应，拨打Astrica官网电话提示处于无法接通状态。据《科创板日报》报道，Astrica公司相关负责人称，其销售Primovir时，原料药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后来随着需求增长，代工厂生产了不含奈玛特韦原料药的Primovir，因此新批次的Primovir是无效的。

王诚告诉财新，他刚与Astrica合作时，只有两家工厂在生产“绿盒”，每日产量在2000盒左右。但在12月中旬，据他从同行处了解，Astrica给中国经销商的供货量远远超过了这一数字。在造假风波发生时，王诚曾多次联系Astrica相关负责人，厂家先对造假予以否认，还提供了一份王诚所拿到的药品都是“原厂直供”的声明。到1月初，厂家才向他含糊其辞地表示，他们后续开了新的生产线。

对印度原厂可能造假，郑永新并不意外。他说，有很多小药企都有一些生意面向中国人，但不见得有自己的生产能力，打着他们的旗号做中国“药神”生意的人，不乏造假的印度人，也有和其串通的中国人，甚至有中国人自己在印度搞一个伪品牌建地下作坊。

而对于印度版仿制药通不过定性和定量检测，郑永新表示“这种不靠谱的事情，我们经历过不止一次。相较而言，印度的上市企业还关注自己的形象与市值，还有点底线，一些小药企完全一点底线没有。”

郑永新所指的不仅是常规意义上的“假药”，他认为即便是在印度国内获批上市的仿制药，也有风险。“审批下来的药，他们自己组成分，给你少加一点，或者是给你替换掉，这种事情我们之前都遇到过。”

王诚还认为，造假的渠道或许不仅是原厂。他检测的Primovir假药中，均含有奥司他韦，这不是非制药工厂可以随意取得的原料。但根据一些自媒体发布的检测报告，一些绿盒“假药”成分是纯淀粉，制假成本及门槛更低。

仿制药何来 　　如果确实是源头造假，在印度可能发生了什么？回到事件最初，这两家印度药企何以能仿制Paxlovid并出口海外？

印度确实有仿制Paxlovid的资格，但前述两款仿制药是否合法合规仍待确认。财新记者12月底给印度药监局（CDSCO）发函了解审批情况，至今未获得回复。“这两款药我在老挝以及印度药监局官网上没查到它们的审批信息。”郑永新告诉财新。

印度是仿制药大国。根据印度品牌资产基金会（IBEF）的数据，印度出口的仿制药占全球仿制药出口量的20%，销往200多个国家，满足了美国40%、英国25%的药品需求。

印度的仿制药传统可追溯至1970年，其推出《专利法》，排除了药品的产品专利，规定药品领域的产品发明不授予专利权，药品价格得以大幅度降低。1995年，印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专利法》几次进行修改，使之与《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的内容一致。

2005年，印度《专利法修正案》由建立了专利强制许可（强仿）制度，即不经专利权持有人许可，也可以批准生产仿制药。该修正案规定，专利授权之日起满三年，基于以下理由，任何人可以向专利管理局提出强制许可的申请，一是向专利权人提出合理的许可使用请求但未获得满足；二是专利权人就其专利产品或方法设置了公众难以负担的价格；三是该专利发明尚未在印度境内实施。

《专利法修正案》还规定，允许印度政府在法定特别情形下，未经任何利害关系人申请而颁布强制许可公告。具体情形包括国家陷入极端紧急情况、社会公众的非商业性使用。

目前在印度售卖的Paxlovid仿制药包括四款，除前述两款涉嫌造假的Primovir、Paxista，还有Zenara生产的Paxzen，与Hetero生产的Nirmacom。

这四款中，只有Hetero的Nirmacom获得了原研药的生产商辉瑞授权仿制，并在印度国内获批紧急使用。Nirmacom每盒定价为5000卢比，约合415元人民币，已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格预审名单（WHO-PQ）中，作为基准供发展中国家采购，是全球首个获此认证的Paxlovid仿制药。

2021年11月，辉瑞与药品专利池组织（Medicines Patent Pool，MPP）签署了一项许可协议，以促进Paxlovid在95个中低收入国家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2021年12月，Paxlovid在美国获紧急使用授权。2022年3月，MPP宣布与全球36家企业签订协议，授权其生产Paxlovid的低成本仿制药，其中包括19家印度药企，Hetero位列其中。

MPP长期与全球原研药企就药品专利自愿许可进行谈判，争取原研药企自愿免费将其药品专利放入专利池中。仿制药企可以向MPP申请专利授权，取得授权后生产仿制药并在中低收入国家销售。但MPP的授权条款中明确规定，得到授权的企业只能在95个中低收入国家商业化其产品，这些国家中包括印度，但不包括中国。

若仿制药企有意向申请专利授权，可在MPP官网上填写一份在线意向书(EOI)，提供制造有质量保证的药品的能力、产能和追踪记录，以及研发、监管合规性和财务状况的详细信息，还有对希望获得许可的产品的具体计划（包括开发、制造、监管计划、分销和预测投资）。

EOI一般在MPP宣布从专利持有人那里获得专利许可后立即开放，通常有三到四周的时间进行在线申请。MPP将对每份EOI进行严格和客观的评估，最终的决策者不知道申请人的身份，每个问题都有一定的权重和最高分，MPP使用标准化的工具对答复进行分级，并选择得分最高的申请人。一家获得授权的仿制药企人士告诉财新，MPP对生产Paxlovid仿制药的数量不作限制。

而除Nirmacom之外，余下三款或都属于强仿。根据公开资料，Zenara的Paxzen已通过一致性评价证明安全、有效，在印度国内获批紧急使用，每盒定价为5200卢比，约合430元人民币。而大量流入中国的另外两款印度版仿制药Primovir、Paxista，财新并未在当地政府官网查询到其获批的信息。不过，一位当地人士称，确实曾在印度药房中看到有这两款药售卖。

财新在印度政府的公司事务部（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MCA）查询到，Astrica成立于2021年8月，注册地在印度海得拉巴，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公司董事为Sateesh Reddy Kadari和Asha Kiran Kadari。工商资料还显示，两名董事自2010年起就一直合伙担任医药公司的董事，最早可追溯至一家名为Asha Analytical Instruments的医疗器械公司。

王诚说，这两人是兄弟俩。1月下旬，王诚从熟悉印度的合伙人处打听到，这两人此前已经移民英国，目前都不在印度境内。

Azista则成立于不丹，财新未能查到官方工商资料。其官网信息显示，Azista由印度企业Azista Industries和不丹企业Druk Holding and Investments合资成立，主要在不丹生产药品，出口到印度和其他国家。MCA信息显示，Azista Industries成立于2014年，注册地为印度海得拉巴。

值得一提的是，Azista Industries的董事之一Srinivas Reddy Male在Hetero旗下的三家企业任职（Hetero Life Sciences、Hetero Healthcare、Hetero Marbles）。1月13日，财新曾致电Hetero的中国办事处，询问Azista与Hetero之间是否有股权关系，工作人员称不知情，且从未在中国销售过Paxista，“它在国内还没批，是一个不符合销售规定的药。”

除CDSCO外，截至发稿，就Paxlovid的两款仿制药Primovir、Paxista的相关情况，财新多次联系MPP及其余获得MPP授权仿制Paxlovid的印度药企，均未获得回复。

在与药品专利池组织（Medicines Patent Pool， MPP）签署协议的药企当中，有5家中国药企也被允许其生产辉瑞新款口服药Paxlovid成分之一奈玛特韦原料药或制剂。5家中国药企分别是上海迪赛诺、华海药业（  600521.SH  ）、普洛药业（  000739.SZ  ）、复星医药（ 600196.SH  ，  02196.HK  ）、九洲药业（  603456.SH  ）。不过，根据协议，即便这几家企业已经生产了有关药品，也不能用于中国销售，而是需要供应获得MPP和辉瑞授权的中低收入国家，按协议价格提供药品，否则即视为侵犯原研企业专利权。

新冠口服药的可及性在多国都属民众关注的重大议题。此前，因不在MPP划定的95个中低收入国家范围内，多米尼加、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曾有声音敦促当地政府将Paxlovid纳入专利强制许可范围，以求合法引入或强仿生产仿制药。

但各国对于强仿药品的决策都十分谨慎。在不少专家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关贸总协定的有关知识产权协议有明确规定，其中的TRIPS协约(Agreernnt on Trade-Related Aspets of Intell ectual Propey Rights,简称)于1994年在摩洛哥签署，要求成员国对于药品等产品的专利必须严格保护。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药品研发需要付出巨大成本，毫无约束的强仿会伤害药企创新的热情。

代购之痛 　　印度版Paxlovid仿制药流入中国，有关部门已开始行动。

1月16日，国家药监局网站发文称，要加大对制售涉疫药械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其表示，针对近期市场上出现的非法销售来源不明的新冠病毒感染治疗药品线索，多地药品监管部门采取线上监测和线下摸排相结合的方式，会同属地公安部门联合执法，已捣毁了部分犯罪团伙及窝点，并在收网行动中现场查获一批假冒Paxlovid（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及未经批准进口药品等。

国家药监局表示，经检验，查获的部分产品不含有效药品成份或非法添加其他药品成份，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销售假药罪的规定。目前，案件正在由公安部门依法办理中。

1月18日，国家药监局网站发布《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该《办法》由国家药监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五部门联合发布，要求各部门间加强协作，统一法律适用，健全情况通报、案件移送、信息共享、信息发布等工作机制，2月1日起施行。

因急需用药而不得不购买涉嫌违规仿制药的消费者，面临哪些法律风险？若买到“假药”，又如何维权？

首先要看购买渠道。中国药科大学药品监管科学研究院合规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乐乐认为，如果是从国内销售者处购买，购买者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若发现仿制药不含有效成分，购买者可根据《药品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购买者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对方进口销售假药、药品存在质量问题等违法事实以及对自身造成的损害后果等。

但如果购买者属于从印度或其他境外药商进口，张乐乐表示，中国《药品管理法》禁止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进口药品，Paxlovid仿制药均未在国内注册，购买行为和法律规定有一定冲突。

不过，张乐乐也表示，禁止进口存在两项例外情形。第一，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第二，根据《海关法》的规定，个人携带、邮寄入境的药品，应当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并接受海关监管。

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向保障公众用得上、用得起“救命药”倾斜，修改了假药、劣药的定义，取消了旧法“未经批准进口的药按假药论处”的规定。这些新条规也被民间称为“药神法”。此前，《我不是药神》原型、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病友在印度代购低价仿制药品“甲磺酸伊马替尼片”，该药当时国内价格2万多元一盒，代购仿制药最初数千元，后降至数百元。2014年，陆勇被湖南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和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提起公诉，并遭沅江市公安局抓捕，此事引发巨大争议。2015年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参见财新网《《我不是药神》背后：印度仿制药能否进中国？》《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三审：拟重新界定假药劣药》《医生推荐境外抗癌药 惹上官司担何责？》）

但即便在“药神法”之后，国内部分患者群体的用药难问题仍未彻底解决。中国创新药起步较晚，研发质量、数量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许多国外已上市新药国内并未审批，或国内药品价格与仿制药仍有不小差距。国内患者用药常需依赖海外购买渠道。（参见《财新周刊｜找到便宜的罕见病药之后》）

原研药价高、量少、进口审批时间长、全球法规不同步是普遍难题。2021年，罕见性癫痫患儿家长胡阿弟为孩子及他人海外代购喜保宁和氯巴占，因涉嫌走私、贩卖毒品罪被河南省中牟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当时这两款药品均未在国内获批上市，且氯巴占是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前该案未宣判，舆论发酵后，国家卫健委协调相关机构和部门组织集中申请和进口，2022年，临时进口氯巴占全国首方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出，国产氯巴占亦获上市批准。

实际上，若国内药品供应充足且价格可及，无人愿意铤而走险购买印度版仿制药。王诚认为，应该客观看待印度仿制药产业及其流入中国的现象，仍有不少患者通过代购渠道获得了“救命药”。

相比购买者，仿制药的销售者承担的法律风险更大。张乐乐表示，如果明知该药没有取得注册证书还销售，且该药并未在印度合法上市，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则销售者可能涉嫌犯罪（妨害药品管理罪），最高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如果国内销售者没有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例如属于自然人销售者的，则还应当根据《药品管理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果药品检验机构质量检验表明这些仿制药属于假药，销售者应根据《药品管理法》接受行政处罚；其次，给用药者造成损害的，销售者还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三，销售假药的行为还可能涉嫌触犯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

销售者发现印度药企造假如何维权？张乐乐表示，如果销售者与印度厂商之间签订了销售代理合同或药品买卖合同，则可就合同提起涉外仲裁或涉外民事诉讼，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销售者需要就对方提供的药品属于假药举证。

虽然可以诉诸法律手段，但吃过亏的郑永新坦言国际官司很难打，“印度人骗中国人这种案件太多了”。

王诚也很悲观。他告诉财新，在发现造假后，几名中国港澳地区经销商向Astrica要求退还价值超过千万元人民币的货款，Astrica至今没有回应。他最新打听到的消息是，Astrica的员工还在，两名董事则已经离开印度。“我们现阶段能做的就是做好客户的售后服务，同时保留证据，证明他们（印度厂家）造假而我们不知假。但想在印度本地起诉企业维权，可能性微乎其微。”

【财新网】自2009年进入上海，叶简明和他的经济共同体依靠不断融资，建立了一个投机金字塔——利用贸易和金融对接的灰色领域，华信系从银行和国企获得了大量的低成本融资，通过做流水乃至虚构贸易背景，华信不仅实现了自身、也帮助跟其有业务关联的部分国企实现了营业收入的虚假膨胀。

连年进入世界500强，叶简明不是看不到金字塔地基下的沙滩。他对财新记者称：“我们的结构正在转型，有些后遗症就像地震的余震，调整到今年基本全部结束。”

后遗症应该是指用贸易链获取的信用证融资太脆弱,也易受到虚构贸易背景的质疑。截止2017年6月，上海华信资产总额显示为1601.19亿元，其中负债1167亿元，仅以企业债一项而言，华信目前尚未到期偿付的共210亿元、以及2.5亿的美元债。华信主要的债权银行是国家开发银行。截至2017年3月，上海华信在金融机构获得的授信额度共521.56亿元，其中国开行的授信额度为349.07亿元，其时已使用347.89亿元。

李勇介绍，国开行的授信主要就是贸易融资，由华信向国开行出质和转让应收账款。孙运峰也解释，“国开行的贷款我们2017年会还上，再争取国开行对收购俄油的项目贷款”。

“报表是各种权益的调配，实际上我们真正欠的所有的钱，就是银行的600多亿元，其中包括国开行的300多亿元。这600多亿今年都要还掉。”在2017年接受财新采访时，叶简明表示，会通过出售资产来偿还这600多亿元的银行贷款，“境内外有些资产，以及不少股权性的投资，包括航空板块、贸易系统等在内，今年通通要剥离，这些卖掉的话，反正都跟你说了，将近700亿元。以后剩下的就是油气权益资产和金融平台资产。”

“今年（2017年）我们内部为这事开了四次会议。”叶简明称，将包括贸易系统在内的产业剥离，是“经济共同体”的共同决策。

但这并不容易。占到整个华信体系营收近八成的上海华信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3月前，贸易在其整体营收中仍占比约95%。其借壳上市的华信国际盘子不大，2017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9.37亿元，驱动力也来自橡胶和成品油贸易。与此同时，曾在外围配合过华信串单的外围公司，即“经济共同体”的成员，他们该如何平稳剥离，也考验着叶简明对内的制衡能力。

“剥离并不意味着要把华信分了，就是帮助大家进行产业区分、区域区分。我们也不会拿到社会上去弄，否则别人以为我们已经卖资产了，我们会卖给核心骨干。”他补充说，“好比大生做农业，山东华信下一步做军工产业，他们（核心骨干）拿钱把（其它产业版块）买去，我就不要了；有的口头说要给我10%的股份，反正愿意给他们就给，有些我们商议好的核心骨干，像上海华信李勇这样的留在总部，其他都不留。”

叶简明给华信规划的双轮渠道新战略，核心一是能源，二是金融，为此，他近年来将触角伸到金融领域，试图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直接的融资通道。继2014年购入证券公司后，2015年上海华信又控股位于郑州的万达期货，更名华信期货，并将其注册资本增至18.3亿元，上海华信持有90.32%股份。叶简明提出，以强健的自有金融体系，推动公司产业发展战略，“自己有母鸡，就能下蛋。”

华信一名中层经理介绍它向金融平台的转身时，称“华信是在跑步中调整方向”——不变的主题或许是这家公司对资金的饥渴。“现在华信的状态跟当初没什么不同，只是需要的资金数量级不一样。”一位原华信财务相关人士称。

在资产管理的布局上，华信证券走在前面。华信证券的定期理财产品“金玉满堂1月期”用于补充发行人运营资金，每期规模约为3000万元，到2018年初已发行至1271号。高端理财“华睿尊享”系列已发行至51号，其中12个受让目标公司为华信外围公司“大生”系相关公司，共58.7亿元；3个受让目标为华信外围公司“国能”系的相关公司，共20亿元。

国能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牛芳。在2015年华信的总经理会议上，牛芳曾作为代表发言，李勇及华信的另外两位总经理邓国池、熊凤生曾担任过国能的法定代表人和监事。数位华信人士称，牛芳为人老实听话，其父曾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级干部，华信的多个物业和资产在国能名下。目前上海华信公布的投资性房地产共约74亿元。这远非全貌。仅以上海华信2016年购得的上海嘉汇广场89套房子及车位而言，国能在该项物业中拥有一半的股权。国能名下还包括安徽明天城市广场开发有限公司、海南的置业公司等。

2016年10月至12月，国能香港有限公司以4.87亿港元购买第一德胜（ 00918.HK ）66%股份，以6.48亿港元购入良斯集团（ 01683.HK ，后改名皇中国际）75%股份，又通过收购股份及债转股持有香港建屋贷款（ 00145.HK ）29.55%股权，成为主要股东。

了解叶简明的人士称，国能是其留下的后手。但叶简明对此予以否认：“我们通过国能先买几个壳，因为国内融资肯定会越来越难，香港今后会更放松。但这个壳不属于华信，这是对兄弟们的交待。这些公司是真给他们，不是假的。”

但另一种后遗症以出乎叶简明意料的方式出现了。2017年11月20日，美国司法部披露，华信下属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秘书长何志平已于当月18日在纽约被捕。

1950年生于中国香港的何志平是眼科医生，医学博士，曾任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等职。何志平是名人，其妻子是70年代台湾文艺片的玉女明星胡慧中。

美国检方指控，至少从2014年秋起，何志平与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前外交部长谢赫·加迪奥（Cheikh Gadio）合谋，以慈善捐款名义向乌干达、乍得两国政府高官行贿数百万美元。

起诉书显示，何志平向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乌干达外长库泰萨二人行贿，并承诺在筹设的合资公司利润分成——华信计划联合穆塞韦尼、库泰萨二人各自的家族企业，在乌干达设立合资公司，意在争取乌干达外交部协助华信获取商业竞争优势，所涉商业项目包括乌干达一家银行的潜在收购计划。

美国检方指控，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库泰萨曾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在此期间及之后，何志平均向库泰萨行贿；2016年5月，何志平向库泰萨指定银行账户汇款50万美元，汇款从香港发出，经由纽约银行系统，最终汇至乌干达；何志平还经加迪奥牵线，与时任乍得总统代比取得联系，在何志平运作下，华信向代比贿送200万美元，以期申请当地石油开采优先权。起诉书显示，加迪奥在该项贿赂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2015年，何志平向其汇款40万美元以示酬谢，汇款同样由香港发出，途径纽约银行系统。

在美国检方指控何志平涉嫌代表华信行贿的时间段，华信及叶简确实与乌干达、乍得等国存在往来：2015年8月2日，叶简明在香港会见时任第69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的库泰萨，被聘为联合国大会主席特别荣誉顾问，叶简明请库泰萨转达其对乌干达总统的诚挚问候，并表示愿意积极推动双方深入合作；2015年10月16日，叶简明在北京拜会代比，乍得石油部长、经济部长等主要内阁成员参与会见。当年12月，华信与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获得乍得三个油气区块35%股权。2016年9月，这笔股权转让以1.1亿美元交割。

针对美国检方的指控，华信与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均于11月21日发表声明予以否认，称基金会旨在开展民间公共外交，促进全球能源合作和文化交流，不参与华信的商业性活动，华信在乌干达没有任何投资活动，在乍得的投资项目是对台湾中油开展的财务性投资，不涉及与乍得政府的所谓利益关系。

2017年12月中旬，美司法部正式起诉何志平八项控罪，包括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洗黑钱及串谋洗黑钱等。2018年1月8日案件首次提堂时，何志平否认全部八项控罪；同年12月5日，经联邦陪审团裁定其中七项罪名成立。2019年3月25日，美国南纽约州联邦法院就此案宣判：何志平被判处三年监禁及罚款40万美元。到2020年6月8日，何志平获提前释放。

叶简明不断用借来的钱妆点更大的局面，再去借更大的钱，做更大的梦。很显然，与多数民营企业不同，华信给自己订立的公司新战略，无论能源还是金融，都是立足海外——叶简明深谙“携洋自重”的法门。

在华信的官方表述中，面对国内油气产业由央企和国企主导的局面，它宣称已在欧洲完成了销售、炼化、储运一体的终端体系，还将逐步转向其他新兴市场，完成对中东、东南亚、印度等市场的战略辐射，依托自身深厚的国际政治资源，开拓中亚、中东、非洲的上游油气资源；掌控了上游油气资源后，再在国内外建设大型石油储备，实现国际国内市场联动和产业链掌控；金融方面则发展全牌照，并与国内外大型金融机构共同设立全球并购基金，建立多元稳定的资金渠道，以匹配能源产业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量。

这是一个与之前的华信截然不同的大故事。华信描绘如此大场面的底气，来自于2015年12月以6.8亿美元对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KMG）子公司KMGI的51%股权及2016年3月以8亿欧元对捷克J&T金融集团50%股权的收购，这两家外国公司被华信列为双核心。KMGI前身为罗马尼亚国家石油公司（Rompetrol Group），注册地及主要资产位于罗马尼亚，此外在保加利亚、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国运营炼化、石化、零售等业务。

“我们第一阶段的目标就是能进入油气和金融的最高端圈子，能跟他们一起玩。”叶简明称。“从油来讲，像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亚一带，再过去就是中东，伊朗、卡塔尔、沙特，这些国家的油资源非常多。再延伸过去就是非洲，非洲主要还是西非跟南非。”他的思维在世界地图上跳跃，按照他的讲述，地球上富含能源的每一个角落，“都会被插上华信的旗帜”。

叶简明把新华信的规划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获取油气股权。2016年9月以1.1亿美元获得乍得油气区块35%的股权，这是它对外收购油企股份谈成的第一笔生意。这块区域尚未开采。据路透社报道，台湾中油卖出股份一是因为国际油价的下行，二是军人政权的不确定性。

2017年2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宣布，以9亿美元向华信转让阿布扎比陆上作业公司（ADCO）和陆上油田开发项目4%的股权。李勇介绍，ADCO项目从收购到最后的投入大概是18亿美金，国开行将提供80%的项目贷款。

叶简明称，这4%的股权对应每年300万吨的份额油，另外ADNOC也允诺了华信每年1000万吨的原油采购权，“等于他给了我1300万吨”。

以91亿美元收购俄油14.16%股权，是华信最大的一笔投资。据华信方面宣称，俄油同意自2018年起每年向华信出售1100万-1300万吨原油，采购规模最终将逐渐扩大至4200万吨。叶简明雄心勃勃的对财新记者称，俄油加阿布扎比ADCO项目，再加上在乍得、哈萨克斯坦的权益，“我们的油现在整个加起来将近8000万吨”。

不过，这些收购都不太顺利。2016年3月，华信宣布对J&T的持股比例将增至50%。但两个月后，华信的A股上市公司华信国际发布公告称，由于该收购事宜需要捷克、斯洛伐克、巴巴多斯等多国央行审批，审批流程复杂，时间具有不确定性，或将终止收购。从可见的最新数据，华信目前在J&T金融集团占股还只有17.9%。华信6.8亿美元对KMGI的控股收购也未完成，虽然2017年7月罗马尼亚政府批准了华信对KMGI51%的股权收购，但仍需欧盟监管机构的批准。

“华信号称对外的油气股权投资，到现在没有拿回一份石油技术，也尚未换回一桶石油。”华信的一位债权方负责人对财新记者说。

石油行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资金需求巨大，因此更大的疑问在于，华信的收购资金从何而来。在2017年4月第一次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叶简明只粗略的说：“我们通过在海外设立基金，在欧洲投了几千亿，我们没用中国的钱，实际上是用他们的钱收他们的东西。”他没有具体解释这“几千亿”是人民币还是美元，都投了哪些项目。

在2017年10月第二次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叶简明介绍，对KMGI和J&T的收购都是自有资金，“我们也发了一两百亿的债”。

叶简明还告诉财新记者：“在葡萄牙我们也控制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资金我自己做投资是不行的，但保险公司本身是财团；有些是葡语系的国家比如像安哥拉，我能拿到资源，但我的开采能力不够，将来可以跟俄油战略协同。”根据华信官网消息，2017年11月27日，华信控股葡萄牙蒙特彼奥互利会（Montepio Geral Associação Mutualista）旗下保险公司Montepio Seguros的签约仪式在华信上海总部举行，华信将通过增资的形式控股，不过该交易还需要公司股东大会和葡萄牙监管机构批准。

在叶简明三步走的计划中，第一步掌控了上游油气资源后，“第二步是油气深加工和产业链掌控”。华信官网表示，计划建设大型石油储备，实现国际国内市场联动：在海内外建立大型石油储备，发展国家战略储备与商业储备；与中铁、国储、中船、营口港、日照港等国企混合经营能源物流，布局关键油气物流节点，构建境内外一体的多元化储备体系；依托大型储备，建立欧洲、中东和国内石油储备串换机制。

但这些令人咋舌的合纵连横，基本都还只属于华信单方面的纸面宏大叙事。能查到的项目进展不过是：2016年4月，山东华信与内蒙古蒙铁石油有限公司、中铁特货汽车物流责任公司三方合作成立了中铁中亚天然气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山东华信持股50%，未有业务展开；2016年6月，上海华信与日照港集团合资成立了日照港富华国际码头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华信持股25%，2016年年报显示从业人数为“0”；2017年4月，营口市委领导带队去上海招商，与华信洽谈了贸易物流项目。

在油气产业链领域，或许只有在海南洋浦港的石油储备基地有了实实在在的基石。这个规划总库容1200万立方米的储备基地，一直到2017年5月，一期工程280万立方储备库的竣工验收会议终于召开，此时距离其开工仪式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年。

叶简明的第三步是开发燃料产品，“无非就是电”。他的话听起来像经过加密处理的文字碎片：“电，很重要的，它不单纯是这样。因为互联网时代一定会变成物联网时代。远程输送电，包括太阳能跟所有电的转换能力已经很强了，这个技术我们已经研究出来了。加上区块链金融，甚至我们都在研究更远的……”

随着叶简明被有关部门调查，这些沙上金字塔跟随华信神话一起坍塌。正如《零容忍》所说：随着叶简明于2018年涉嫌违法被调查，“华信系”迅速土崩瓦解，其经营中隐藏的诸多违法违规手段、靠高负债支撑的脆弱根基，都随着它的崩塌清晰地显现出来。如今它旗下71家公司已经合并破产，资产正在司法拍卖中。国开行至今有巨额贷款难以收回，给国家金融资产造成重大损失。（连载完）

【财新网】缓过气来的叶简明开始一步步实现他的升级版富豪生活。

2013年第四季度，香港华信购入湾流 G550 公务机一架，由工银国际融资租赁公司下属Sky High XVIII Leasing Limited Co.代为支付3500万美金，融资租赁期七年。两年后，华信子公司SHX Cayman Company Limited又以类似方式购入一架6050万美元的空客A319-115，这笔租金和融资费用直到2023年才能付清。

了解叶的人士称，这也是他深谙人性的表现——私人飞机和豪宅更能征服人心，“华信现任高管们在香港贝沙湾都有自己的住处”。

同年华信总部搬入上海徐汇区兴国路111号。这所拥有20栋花园住宅的院子更像一个金字塔状王国，顶端的叶简明有专属的“主席楼”，数个执行董事分享“总裁楼”，其他高管则分布于各处楼中。

2012-2014年，除购入时价值约11亿元的兴国路物业，华信投资的房产主要包括时值9.6亿元的广州锦恒商业广场，以及48.08亿元的上海南京西路明天广场7-32层。跟华信后期购置的房产一样，这些都用于为华信的融资提供担保。

在搭建商业帝国的同时，叶简明也逐渐在交际圈收获果实，他给外界的神秘感多源于此。

早在2011年摇摇欲坠之时，华信就成立了两个基金会：在上海成立华信公益基金会，由前一年刚退休的上海警备区原政委李光金担任执行理事长，中央军委办公厅管理局原副局长王宏源担任常务理事；在香港成立中华能源基金会，聘请香港民政事务局原局长何志平任秘书长。

2012年，叶简明在华信筹建党委，由退休的武警上海总队原副政委、武警上海政治学院原院长蒋春余担任党委书记。叶简明起点很高，要求华信能对接上海市针对“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开展党务工作的社会工作党委。蒋春余称，武警执行任务地方化，他在地方有资源优势，组织、宣传、纪检、保卫，都比较通，“如果你人头不熟，对接会慢些”。

他也为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张奇称，“可能蒋春余一辈子在军队拿的工资，都不如他这几年拿得多。”

一位原部队政工干部出身的华信董事告诉财新记者，自己不懂业务，优势是人脉，“以前在部队挣钱没关系，现在再挣就犯规了，我心里也不踏实，索性脱下军装发展经济”。

即便不认同叶简明理念的共事者，也会称奇于他腾挪整合政经资源的能力和胆略，“资源整合是华信的高明之处，用钱带动一些资源，再用其他资源融到更多的钱”。

除了华信公益基金会常务理事，为珠海振戎和华信架起沟通桥梁的中央军委办公厅原副军职军官王宏源还有另一个身份：华信顾问中心秘书长。籍贯浙江义乌的王通过乡谊和战友关系，运作了一批将军成为华信的顾问。华信内刊显示，顾问团还去各分公司宣讲如何“深入学习贯彻叶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与王三运、胡怀邦这两位部级高官的关系，也充分体现出叶简明整合政经资源的能力。财新此前报道，在华信通过虚构贸易快速膨胀为所谓“世界500强”的过程中，国开行起到了重要作用：至少自2014年起，也就是胡怀邦到任国开行不到一年，国开行就成为华信最重要的贷款银行。“叶简明的关系是胡怀邦从交行带来的。”不止一位国开行人士曾向财新记者表示。国开行给华信提供的贷款支持，成为叶简明自我介绍时的背书，带动其他银行相继对华信提供贷款。（参见《财新周刊》报道《胡怀邦陷落》 ）

中央纪委电视专题片《零容忍》披露，叶简明是经王三运介绍认识的胡怀邦，并请王三运出面帮助自己提出请托事项。王三运说：“我觉得叶简明对我不错，他找到我，我也跟胡怀邦熟，我也觉得不是个难事儿。我跟胡怀邦谈的时候，就说反正情况就是这样，你能够帮就帮他。”

在2018年10月11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王三运受贿一案的中央电视台新闻报道中，曾出现过王三运收受中国华信贿赂的两项证据画面，一是王三运通过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胡怀邦，为上海华信入股海南银行提供帮助的证据，二是王三运通过时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为中国华信下属海南华信获得国开行48亿美元综合信贷额度提供帮助的证据。

胡怀邦2008年9月到2013年4月担任交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2013年4月到2018年9月落马时为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显然第一次请托发生在2013年之前，第二次48亿美元巨额贷款授信的桌下交易则发生于2015年。胡怀邦在电视专题片中承认：“这个（给华信的授信贷款）确实偏离了开行改革的方向。叶简明怕我不同意，所以又找我，叫王三运一起吃饭。我到次年2月份，这个圈就画了。”

胡怀邦用“一把手”的权力强力推动，使得国开行批准了这笔从一开始就潜藏重大风险、也明显不符合国开行定位的巨额贷款。作为报酬，王三运和胡怀邦各自从叶简明那里收受了数千万元巨额贿赂。面对胡怀邦在任期间的这些问题贷款项目，国开行内部并非没有反对声音。但为了通过华信项目的审核，胡怀邦创造了很多内外部条件，从机制、人员安排上处心积虑。据国开行一位前高管透露，为了给叶简明贷款放绿灯，胡怀邦在国开行大调岗，涉及50多人。“从头到尾的审核环节，都换成了胡怀邦的自己人，还改变了国开行运行多年的风险评审流程，胆子很大。”2021年7月16日，国开行海南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徐伟华也因涉华信案落马。

除了权钱交易，胡怀邦等省部级高官之所以愿意为叶简明帮忙，还有更深的目的，或者说他们也被叶简明的哪些神秘感所迷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干部刘华松在专题片中披露，胡怀邦明知华信的业务并不属于国开行的贷款范围，但是他还要把它包装成、解读成一种政策性业务，其实这背后就是胡怀邦想利用他手中的金融资源与地方领导作结交、相勾连，甚至通过向一些所谓“神通广大”的老板进行利益输送，妄图给自己的个人仕途升迁铺路，以谋取更大的好处。

设在香港的中华能源基金会则充当了“国际外交”的平台。包括蒋春余在内的华信数位高管都称赞了秘书长何志平的“国际性”人脉。何志平兼具东西方教育背景，在他组织举办的基金会各类论坛上，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名流和政要。

一批石油、金融等国际化程度较高行业的央企“局级”干部，也在2015年后作为高级人才被叶简明挖来，或者许以高薪，或者参考共同体外围公司模式，高级人才与华信成立合资公司，收益分成。

2014年8月，华信斥资10亿元购入财富里昂证券，更名为华信证券。2016年4月，汇添富基金管理公司原副总经理陈灿辉加盟华信证券担任CEO，他曾将汇添富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带到行业前列；2016年7月，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原副总裁吴红兵加入华信担任副总裁；2017年2月，曾任招商银行总行公司银行部总经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副行长的姜明生加入华信任副总裁；2017年6月，姜明生的原同事、浦发银行总行财富管理部总经理于志良跳槽至华信担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人才进来他不会让你吃亏，奖励也是到位的。”蒋春余称，“搞金融和融资的，都按（业绩的）小数点奖。”

有过政府工作背景的金融人士更受华信的青睐。2014年12月，量鼎资本管理（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上海市金融办原副主任徐权担任法定代表人，华信控制的两家公司合计认缴出资额2500万，占股共50%。2015年10月，由另一名上海市金融办原副主任马弘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中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华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3000万元，持股30%。

此类新的合作方式被华信称为合伙制。蒋春余介绍：“给你一个平台和办公地点，业务自己去跑，合作中产生的效益双方分配，既有合作又有自主。”

“有多少人会拒绝别人递过来的金橄榄枝，何况他还自称在为国家争夺在海外的话语权？”熟悉叶简明的人士称。

从2014年起，各种头衔和荣誉就像另一个影子，紧紧跟随着叶简明。他是知名智库罗马俱乐部、美国能源安全理事会的荣誉主席，被聘为联合国大会主席特别荣誉顾问……列数起来是高高一堆。

对于周游列国拜会政要和大佬，叶简明充满了激情。通过华信官方流露出来的众多跟要人的合影，以及出自他本人口中的跟政要交往的轶事，叶简明传达了这样一个形象：他不仅是企业巨擘，还是站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尖峰人物。

了解叶简明的人士称，“他打的是替换牌，拿国内的资源去撬动海外，又拿海外的故事在国内说话，国内也搞不明白，将此神秘化。”

2015年，叶简明以民间身份获聘担任捷克总统顾问，华信宣布在欧洲建立第二总部，一度被华信视为黄金岁月到来的关键时代。掀开那层神秘的外衣，还原其轮廓，大致可见真实形态和路径。

“跟大人物们建立联系并非难事，中间人的角色很重要。”一位华信董事告诉财新记者，在华信的捷克事务中，担任华信捷克主要代理人的雅罗斯拉夫•德沃吉克（Jaroslav Tvrdik），“至少起了一半的作用”。

德沃吉克曾于2001-2003年担任捷克国防部长，2004年任捷克航空公司（Czech Airlines）主席，期间由于给管理层集体涨薪、购买豪车等举措，2005年遭工会弹劾辞职，此后为企业提供咨询和顾问服务。2012年后，德沃吉克以捷中友好合作协会主席身份游走中国，2013年被任命为捷克总统中国事务顾问。

公开资料显示，德沃吉克于2014年9月访问华信的上海总部，同行的还有捷克众议院议长哈马切克。1个月后，2014年10月2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中捷两国领导人的注视下，华信入股捷克J&T金融集团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华信宣布将通过定增和配股认购，向J&T金融集团注资6.43亿欧元，持股30%。这是当天中捷企业签约资金规模最大的项目。

J&T金融集团总资产为93.9亿欧元，旗下拥有捷克第六大银行J&T银行及斯洛伐克邮政储蓄银行，号称是捷克第二大财团和斯洛伐克第一大财团。其时捷克经济面临困难，包括J&T金融集团在内都急需支持，而寻求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就像新时期的阿拉伯富翁一样，备受捷克的欢迎。2015年4月23日，叶简明会见了到访上海的捷克总统办公厅主任米纳什等人，米纳什宣读了聘任其为总统顾问的聘书。

2015年5月，华信集团（欧洲）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向J&T集团再注资7895万欧元获得其5%的股权。华信由此开始了在捷克包罗万象的投资：2015年9月，华信以7846万美元控股捷克第四大啤酒商洛布科维茨酿造集团（Pivovary Lobkowicz），从前任捷克运输部长里贝奇卡手中购得即将破产的捷甲劲旅布拉格斯拉维亚足球俱乐部60%股份，并成为两家媒体公司Medea和Empresa的股东——其中一家为原捷克旅游部长所有，华信还收购了布拉格总统府广场的马丁尼茨宫和坐落于捷克央行旁的原捷克工商银行大楼这两处地标性建筑；2016年，华信以1亿美元控股捷克ZDAS特种钢铁公司，以约3.1亿美元购得布拉格市中心的办公楼Florentinum，其中入驻企业包括中国银行捷克分行。

华信在捷克的这些投资，似乎更多取决于代理人、布拉格斯拉维亚球迷德沃吉克的个人经历和趣味取向：2015-2016年，华信对捷克旅游航空服务公司Travle Service的持股比例从10%增至49.92%，这家公司持有德沃吉克本人曾担任过主席的捷克航空三分之一的股份；而为了“打造旅游枢纽”，华信先后又收购了两家五星级酒店，投资了一家在线旅游电子商务企业。

在华信的官方描述中，将在第二总部开展国际投行投资。其高管也坦诚，华信没做好准备，“在捷克收购时全公司召集外语好的业务人员，很难凑全。外方团队权重较大，也有派不出人这个原因”。除主要负责人德沃吉克外，华信在捷克的外方团队中，包括多名前捷克政府官员。

叶简明在接受财新采访时也表示，包括捷克的旅游、航空、钢铁等工业装备版块，未来都将通过向“核心高管”转让的方式进行剥离，既是为了偿还银行贷款，也是为了以后专注于金融和能源平台。

华信资料显示，其在捷克投资已有约15亿美元。其中最被叶简明寄予厚望的是J&T金融集团。在华信官网的公司简介上，华信未来以能源和金融两条腿走路，金融和油气平台互为服务对象，“通过多年国际能源业务合作和民间公共外交积累的深厚国际资源优势，实现产业与金融相结合的双轮驱动”，其中金融的重要抓手即是J&T金融集团，华信官网展示的愿景是：“（将）在上海设立J&T外商独资银行，开展跨境同业业务及结算支付，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将J&T银行作为国开行在欧洲的发债窗口及海外结算中心；J&T银行代表捷克政府与中国工商银行共同作为主发起人设立中东欧投资基金，采取亚投行模式，吸收中东欧16国共同参与，协助中国企业对接‘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未完待续）

【财新网】全国各地推进“保交楼”行动已逾半年。近日，市场机构克而瑞调研后发布报告称，截至2022年底，全国290个出现过停工情况的项目中，真正实现全面复工的比例仅占两成。

克而瑞调研的290个停工楼盘分布在湖北武汉、河南郑州、陕西西安等32个城市，尚未交付的总建筑面积共4532万平方米、尚未交付的住房总套数约40.8万套。位于二线城市的停工楼盘占比近八成。

调研结果显示，290个楼盘中有126个仍处于停工状态，占比达43.4%；另有16个项目虽有复工动作，但仅仅是间歇式、小范围复工。290个楼盘中有86个实现部分复工；真正全面复工的项目仅62个，占比仅21.4%。

郑州的保交楼进展最大。克而瑞调研的楼盘中，位于武汉、郑州、西安、长沙和昆明的最多，分别有36、35、35、20和19个。郑州的“问题楼盘”项目中，近九成已处于部分复工和全面复工状态。此外，昆明亦由于保交楼政策启动较早，停工楼盘的复工比例也较高。

2022年下半年，楼盘大面积停工触发业主抗议。当年7月，全国多地烂尾楼和停工项目购房人联名向当地住建局、银保监局、贷款银行喊话，要求楼盘复工并按期交付，否则将集体停止偿还贷款。

迫于业主“断供”压力，“保交楼”行动成为地产行业中心工作。各地方政府启动“保交楼”行动，多地出台一揽子政策，联动房企、金融机构等相关方推进项目复工。

郑州是停工情况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保交楼”行动颇受各方关注。2022年12月20日，郑州市长何雄在一个公开论坛上发言称，郑州已筹措保交楼资金130亿元，95%以上问题楼盘已实际性复工。当地推动“保交楼”的方式包括申请中央专项借款、协调银行对项目发放配套融资、设立纾困基金、确立“统贷统还”等。

在中央层面，2022年7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压实地方政府责任，保交楼、稳民生”，这是“保交楼”首次被写入政治局文件。当年9月和11月，央行相继指导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发放2000亿元专项借款和2000亿元再贷款，为保交楼提供资金支持。

“停工项目越快解决，越有利于抑制消极情绪的蔓延，巩固市场信心，稳住后续销售”，克而瑞在报告中称，从上述调查情况来看，“保交楼”任务依旧是“道阻且长”。

据此，克而瑞建议各地针对不同项目的工期进度和责任主体实施具体措施。例如，对销售进度已过半、且开发商本身并未出险，但因资金监管过严而无法顺利支付工程款导致停工的项目，监管部门可适度松绑预售资金监管，并保证已售房源的按揭贷款全部发放。对目前尚处于开工初期且销售进度不足10%的项目，克而瑞建议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允许购房者退房。

【财新网】12月份以来，河北邢台一个两千人口的村子里，相继有十二位村民在感染新冠后去世，殡仪馆和墓地排起长队。

“身边的人差不多都感染一遍了，往年一整年也只有八九个去世的。”村民郭贵感叹。每个村有一个卫生所，治疗方式多为吊水输液或打“屁股针”，病情严重送到县里甚至石家庄的市医院，但前段时间由于医护感染不予接诊。老人们只能开点药，自己在家里休息，“治不好也就这么回事了”。

自社会面防疫管控措施放开以来，疫情迅速蔓延至广大基层地区。12月中下旬，当一线城市忙于应对第一波冲击时，距离北京1600余公里的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靛房镇，卫生院院长向迎辉注意到县城已经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感染人数，每天接待的发热病人由三四十人增加到一百三四，近三十名医护只有两三人还未感染。多位河北、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份的基层医生在12月底告诉财新，感染率已到达70%—80%。

药品告急、医护人手不够、床位紧张、救治能力有限....医疗资源压力正紧逼着全国近98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3.5万个乡镇卫生院和59.9万个村卫生室。他们自身基础条件羸弱，又在社会舆论中处于边缘地位、所获关注颇少，防疫新常态下困难重重。

1月7日，2023年春运将拉开大幕。经交通运输部初步研判，春运期间客流总量约为20.95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9.5%。新一波感染风险令人担忧：过去三年，不少外出务工人员因疫情防控春节无法回家，管控放开后，大批人员输入中国农村；同时，春节习俗中红白喜事往来多，人员接触频率也大大增加。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陈赛娟团队和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范小红团队初步判断，此轮奥密克戎疫情感染人数于2023年元旦前后在北京、广州、上海、重庆等城市接近尾声，对于四川、陕西、甘肃、青海等省，估计在农村和中小城镇地区的感染峰值将于2023年1月中下旬出现。

而更为严峻的是，重症和死亡高峰可能在几周后随之而来。“县级医院提升重症救治能力，乡镇卫生院加快提升新冠肺炎患者接诊能力，村卫生室就近做好农村居民健康服务。”这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要求，它们能否充分发挥基层首诊、有序转诊的作用，构筑起第一道堡垒，将决定着村镇地区能否最大限度降低重症和病死风险，平稳渡过疫情冲击。

春节返乡在即，作为中国医疗资源最薄弱的基层地区，如何应对很可能更大范围的感染？“缺药缺人”的现状何时能够得到改善？这是一场需要共同面对的大考。

感染冲击 　　疫情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些。

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一家诊所的负责人高俊最早在12月5日察觉到了发热病人的增多。“之前每天可能只有两三个人来看病，突然增加到30到50个人。”他告诉财新，自己的诊所规模不大，只有两名医护人员，最忙碌的时候门口长队排到十几米，接近30平米的诊室里挤满了输液的患者，绝大部分都是老人，咳嗽声此起彼伏。

向迎辉回忆，从12月7日放开后，大概十天左右，县城开始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感染人数增长，目前镇上的感染率也已经到达了70%—80%。

而随着学生放假、在外务工人员返乡，从大城市到小县城，从乡镇到农村，新冠感染潮正逐渐沿着人流蔓延至更广阔的基层地区。

福建省建宁县伊家乡某中小学教师何润在12月底感染，据他推测来源是前段时间县城教育局来慰问。他所在的乡到县城的直线距离17多公里，全乡加上周边村落的人口不到一万，“基本没闹过疫情，除了20年最严重的时候停过三个月的课”。

但从12月中下旬，何润已经隐隐感觉到了疫情的到来。22日，他去县城法院办事，门口的法警告诉他“基本上一半都阳了”。这段时间，他所在学校的课后服务费用也无法发放，“因为县财政局和教育局差不多都阳了”。

让何润稍有庆幸的是，学校已经提前放假。按计划假期从1月6日起开始，但12月14日学校发布关于可能提前1—2周放假的预通知，到19日忽然临时宣布“直接放假，改成线上教学。”

他猜测，学校提前放假，许是因为各个大学放假遣返、在外人员返乡，担心传染给学生们，“尤其中小学人群密度大，我们又是寄宿制的，学校如果一个得了（新冠），基本上200多人都跑不了。”

而在四川省雅安市石棉顺河村，从12月13日、14日起，村里就已经开始出现近三分之一的感染者。当地村民说，第一批感染者是从生产队开始扩散的，“又隔了两三天，就阳了一半多，爆发性地一下就阳了。”

各地感染进度不一。据近日多省披露的新冠感染估值，四川省阳性检出的高峰期集中在2022年12月12日—23日，21个市州183个县（区、市）的158506名被调查者的感染率为63.52%，另外还有28%的调查人群虽未测核酸或抗原，但有发烧、咳嗽等症状，因此实际感染率应更高。12月30日，海南省卫健委预计感染率达50%，每日新增人数处于高位波动期。

有不少村镇目前已经度过了第一波高峰期。安徽六安市金安区城北乡东城村卫生室的村医徐先锋告诉财新，他所在村里的病人高峰期为12月16日—20日，大约到24日后，“病人就变得不是很多了。”

河北石家庄井陉县秋树坡村常驻人口近1000，感染率已经有90%，当地村医邢红称：“从国家把政策放开以后，没有全面要求强制性做核酸，病例就多起来了。最近我主要还是在村里面跑，给村民上门问诊，普遍症状都是发热、咳嗽。”

但不少老人没有熬过去。小杰的爷爷今年78岁，感染后发烧、流鼻涕、嗓子疼、失去味觉，先在村里输液普通感冒药，摔了一跤后胸闷气短，便被送往县医院治疗，血氧饱和度在90%上下徘徊。12月30日，爷爷去世。小杰告诉财新，秋树坡村在一星期内“走”了有12个人，大多数年龄在七八十岁。

而在另一端，囿于匮乏的医疗条件和医学知识，基层村镇对新冠感知的理性程度与大城市不可同日而语。河北省邯郸市邱县的一位村民表示，自己的爷爷奶奶在11月底感染新冠后，村里避之不及，他们在居家隔离期间屋门被装上厚重的大锁，村书记甚至让她少去送饭，一直也没有人员送药和诊断，“恨不得都躲得远远的”。

河南西部农村一位村民用“在沉默中扛过了疫情”来形容家乡正经历的感染潮。他告诉财新，周围的人一般不知道抗原是什么，也不会有人测，就当成普通感冒治疗，吞两片安乃近，严重了再去卫生所输液。

药品告急，偏方出场 　　在很多人眼中，熬梨汤缓解咳嗽被视为比吃药更有效的方法，因此这个冬天河南农村梨价上涨。

“一切都太突然了，根本还没来得及做好储备。”向迎辉坦言，社会面放开之际，卫生院没有预料到大面积感染的出现，在十二月初的药品抢购潮中未加以限制，导致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片等退热药脱销，直到现在仍处于紧缺状态，仅储存了少量的连花清瘟。

1月7日，在复旦大学主办的“生命健康 科创先行”光华论坛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再度提及，基层应抓紧新冠感染早期的黄金72小时，及早使用抗病毒药物，用对治疗方案可尽量减少重症和死亡。但这些药物在农村难觅踪迹。（参见：财新网《张文宏：用对方案，抓住救治黄金72小时》《谁有资格在社区开到新冠口服药？｜大流行手记（1月4日）》《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治规范与分级诊疗流程》）

何润在“新10条”刚刚发布后看到北京缺药的新闻，便抓紧时间给家里买了布洛芬和莲花清瘟。12月下旬，他再次挨个给当地药店打电话问询，了解到已经很难买到退烧药，体温计更是难求。

缺药、少药成为基层面对疫情冲击时最紧迫的问题。过去退热类、止咳类、抗病毒类和抗生素类“四类药品”的销售购买被严格管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具备接诊发热病人的资质，因此药物储备量少。据财新了解，退烧药和止咳药在基层普遍告急，布洛芬尤其紧缺。

安徽黄山市屯溪区昱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直没有布洛芬，止咳药则按照配置量规定，只能备两三天的量，遑论血氧仪和抗原。十二月初以来，湖北十堰房县陆续出现为期十天左右的药品短缺，一些诊所不得不关店停业，高俊自己的店也停了将近两天。

紧俏之下，药价攀升。四川雅安市石棉县顺河村的教师姜远发现，原来10元左右的感冒药，现在都是28元一盒。“我问药店为什么涨价这么高，对方回答没有办法，不加价自己也卖不出去。”买到药物也越来越难，姜远所在学校要想拿到药，需要统一向当地医院申请。他听亲戚说，市里急诊科的药也基本卖完了。

不少村民只得采用自己的偏方。“山上到处都有药材，我们采来自己吃自己炒，再加点正统中药和在一起搞来吃，目前倒问题不算太大。”姜远说。四川南充山区一位村民则告诉财新，村里人基本都感染了，最基本的感冒药都不好买。“已经两周了都没好，只能熬引子水喝，就是柑子皮，子树，生姜，红糖。”

无法开源，只能节流。基层卫生机构多采取折零限购销售、赠送的应急措施，将仅有的药物提供给急需的人。向迎辉告诉财新，卫生院之前都是按盒出售，现在一粒一粒地卖。最近县里组织采购了一批布洛芬，只免费发放给发烧38.5℃的患者，同时向病情比较严重的孩子赠送布洛芬混悬液。

“不像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能买几盒回家备着，现在不行了。”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卫生院的医生祝露称，目前最紧缺的是清热解毒类药物。因为储备不足，现在卖药“卡得很紧”，布洛芬等退烧药优先卖给症状严重的患者，不是发热的基本不给，让其他患者回家多喝热水。

祝露还将同疗效的药物辩证替换，勉强撑到现在，比如没有布洛芬就用连花清瘟，如果连花清瘟也没有再看哪一部分人适合用银黄颗粒，哪一部分可以用小柴胡颗粒。“但这极为考验医生的个人水平，一是经验，二是敢开。”

储备之外，药品的供给和调配不畅。向迎辉表示，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以来，当地医保局建立了采购平台，各村镇医院在该平台上与供应商对接。但是最近平台上的供应商也没有货了，卫生院根本采购不到，只能等待依靠市、县一级医院和政府的支援。“整个湘西自治州严重都比较严峻，自治州和县卫健局每天向我们调查需求量，但是下沉到这边还需要时间。”

一位医药流通行业曾对财新表示，此前“四类药”限购时，生产企业和医药商业公司都没有多压的库存，流通环节也受此限制。但随着全国药厂产能释放出来，情况将逐渐恢复。其所在的某全国性医药流通公司，目前单日出库量已经到达往日的4—5倍。

12月15日，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要按服务人口的 15—20% 人份动态储备中药、解热和止咳等对症治疗药品和抗原检测试剂盒。12月3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再次联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加强当前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指导建立村民委员会与医疗机构、药房等直通热线，适当向农村地区倾斜供应药品。

但短期内实现较为困难。以龙山县靛房镇为例，作为镇上惟一一家卫生院，服务近两万人，这意味着需要储备3000—4000份药物。12月25日，县卫健局从外地采购15000片布洛芬，按照人口数量和感染情况发给各乡镇，靛房镇最终分得840片。山西省运城市一名基层卫健部门工作人员许峰透露，政府向企业采购药品后，按照乡镇医院50%、村服务站30%、中医院15%、妇幼医院5%的比例发放，已优先供给村镇。

无奈之下，一些私人诊所和药店凭借自己的“门路”广泛找药。“现在大家称得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高俊告诉财新，当地医生们有的找医药代表，有的联系供药公司，利用各种渠道进货。但是药品进价、配送费、加班费都相应涨价。“不仅是退烧药，连常用的抗生素也涨价了。”

基础硬件短板 　　相较于一二线城市建设完备的医疗条件，基层医疗机构往往规模小，人数少，面对突发的感染高峰，问诊排队、床位紧缺、医生精力耗竭等问题陆续在全国各地出现，暴露出各类基础硬件的短板。

过去发热病人必须在具有收治新冠患者能力的医疗机构进行，而社会面管控放开以后，毫无处置新冠患者经验的基层医疗机构被推上前成为首道防线。《通知》要求，乡镇卫生院发热诊室设置原则上“应设尽设”“应开尽开”，暂未设置的可通过配置发热哨点、指定发热诊区等形式提供发热患者接诊和开药服务。发热诊室原则上24小时开放，配备至少1名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医师。

基层普遍承压明显。龙山县靛房镇卫生院共有两个分院、近三十名医护人员，十二月开始接诊新冠病人。向迎辉介绍，每天问诊的发热病人翻了数倍，从三四十号增加到一百三四十号。医护人员连轴转，目前仅剩两三人未感染，阳性轻症者也必须上班。

“我前天（12月27日）晚上体温39.7℃，昨天38℃，今天就上班了”。屯光镇卫生院的医生祝露同样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

她所在的卫生院由三人轮班，现在一名医生被调到了隔离病房，两人要应对每天六七十位发热患者和近一百个电话，除了问诊和拿药，还要承担换药、包扎、收费等全部工作。

“最近常常半夜十二点接到电话。如果不管，我心里也难过，但是我们也是人啊。”祝露说，目前最大的诉求是希望得到充分的休息。医院原本的营业时间是早上七点半到下午五点半，最近院长将开门时间调整到八点，尽量在中午期间关门，给医生留出短暂的午休时间。

河北石家庄井陉县秋树坡村自12月放开以来，已经有近九成的村民感染。村医邢红表示，卫生所有床位，但是不多。目前针对情况严重的病人，主要是输液，尽量不占用床位。

村里仅有两位村医，邢红是年长那位，已经从医五十年。她目前基本每天都在上门问诊，最近还要去隔壁村看病。“因为有的村医害怕被感染，根本不会管”。

针对人手不足问题，《方案》提出，可通过上级医院派驻医师、招募近5年内退休医务人员及增加临聘人员等方式，快速扩充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队伍。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逐级建立医疗卫生人员梯队，发生短缺时梯队人员立即通过驻点、巡回医疗等方式填补，确保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正常开诊。

不过这或许只能暂缓燃眉之急。祝露反映，今年镇卫生系统招聘了好多人，但要么刚毕业临床经验不足，要么干上一年就走了。有县域医疗人士曾对财新表示，大多数基层医务人员被抽调到高速路口疫情卡点，进村入户做核酸和健康监测，整理公共卫生填表体检，完全无暇顾及其他。必须让基层医生回归看病救人的本职工作，同时提高薪酬待遇，才能让更多人愿意下沉基层。

分级诊疗目前在基层已有推行。向迎辉介绍，镇上的20个村各自配备一名村医，此外由医院和卫生院安排三人组建家庭医生团队，共同做电话咨询。出现发热病人后，按照家庭医生摸排、镇卫生院、县级定点医院的顺序就诊。

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依托县域医共体提升农村地区新冠肺炎医疗保障能力工作方案》明确，以乡镇卫生院为主体落实基层首诊和居家治疗；普通型病例、高龄合并严重基础疾病但病情稳定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转诊至亚定点医院；以新冠肺炎为主要表现的重型、危重型病例和需要进行血液透析的病例，转诊至县级定点医院或者城市定点医院；以基础疾病为主的重型、危重型病例，转诊至县域医共体牵头县级医院。

但基层首诊能力有待提高。郭贵称，村卫生所的治疗方式很简单，吊水输液或者打“屁股针”，前段时间人送到县医院甚至石家庄的市医院，由于人手短缺不予接诊。村里的老人只能开点药，自己在家里休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一村民说，村里更常用输液和煎中药，虽然慢但大家觉得效果好。

“镇上虽然没有出现重症，但大家症状普遍比预想的严重，少量肺部感染，很多村民高烧不退很痛苦，要求住院治疗，还希望能去县里，造成资源挤兑我们也没办法。”向迎辉称，卫生院把原本的中医馆划分成了阳性接诊区，20张床位已经超额运转。而县里的定点医院更为糟糕，住院的患者根本排不上队，反而“逆向”蜂拥至镇上。

而作为县域医共体的上一级，县级医院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感染新冠后，小杰把爷爷送到了县医院治疗。床位已经非常吃紧，楼道里挤满了临时加的床，中间用板子隔开。他还发现，近五个月内医院住院区新增一栋感染性疾病大楼，目前专门用来接诊新冠病人，“比原来门诊地方加起来还要大”。

在河南省平顶山汝州市某县医院，感染科内医护人员感染严重，其他科室尚可保持正常运转。但病人排队时间比较长，常常要排一两个小时。

重症资源提升何时提上日程？河北省沧州市某县人民医院作为当地惟一定点医院，在2022年初拥有发热留观病房20间，救治病房11间，收治传染病人的病床22张，设有独立感染科，其中医生6人、护士10人，远未满足国家发改委《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对于病床和人才配备的要求。

该院院长告诉财新，县级和市级卫健委曾印发提升救治能力的文件，比如ICU改造面积40平方米，将ICU内现有15张病床改造为1张负压病床、14张层流洁净病房；购置手术室医疗设备、CT机、超声、透析机等设备。“归根结底是财政拿不出这么多钱。”她透露，自己曾多次找县里要求建立传染病楼，但四五千万的资金对于地方财政压力过大。

对于春运带来的感染高峰，向迎辉较为乐观。他认为经过第一波冲击，在药物的储备和分发上有了经验，医护人员感染康复后返岗，面临的压力比之前会小很多，“现在的重点是盼着药品能赶快送到。”高俊称，现在门诊人数重新回归到个位数，预计春节期间肯定仍有散发病例，大规模暴发的“措手不及感”应该不会出现。

基层已着手应对。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雅拉乡头道桥村干部告诉财新，村里常住人口400多人，感染比例估计在70%，但在外务工人员比例很高，因此十分担忧疫情反弹。最近正加强宣传教育，要求村民自觉少串门、减少聚集、佩戴口罩。目前村民仍然买不到布洛芬，但是在家里常备了感冒药，附近中医院的中药储备也充足。“老人们都在家里呆着，我们也都是线上办公。”

更有甚者，将“非必要不返乡”再次提及。2023年1月5日，湖南邵阳倡导在疫情高流行期非必要不返乡，避免跨地区探亲、旅游。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严重基础病患者等重症高风险人群尽量避免出行，引发一定争议。

许峰介绍，为预防春节期间感染潮，政府正在协调医药公司给各个村卫生室、服务站、社区医院配发布洛芬、安定痛、快克等药品和医疗设备。疫苗接种率的要求一直是100%，由村干部成立小组挨家挨户上门催促，因特殊原因不能接种必须由医院开具证明。目前村里前两针接种率超过90%，受疫情影响第三针进度相对迟缓。

“最害怕的还是疫情的无法预料。”虽然近期感染人数回落，但山西运城马家村的村医赵俊廷不免担心，下一波高峰同样也在某个时间节点突然袭击，“该应对还是得硬着头皮上”。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郭贵、高俊、何润、邢红、小杰、姜远、祝露、许峰均为化名

【财新网】疫情海啸来了，北京正在面临第一波冲击。到2022年12月27日，新冠病毒感染被宣布将回归“乙类乙管”传染病时，医院的重症床位依旧十分吃紧。

12月21日，财新走访北京全市多家各级医院，现场的场景印证了多名医疗专家此前的预测：尽管奥密克戎致病性低，但在庞大的感染基数面前，仍带来重症绝对人数的骤然攀升，在医疗资源本就紧张的秋冬季，进一步挤压着急危重症患者的医疗资源。

随着北京感染波峰走低，发热门诊虽然仍显拥挤，但已鲜见“大排长龙”；然而，从“120”急救中心，到急救科，再到各级医院的抢救室、重症监护病房，急危重症患者生死线上的每一环均承受高压。

甚至，随着逝者与亲人的分别时刻不可避免地到来，殡葬服务亦出现供不应求。“干这行五六年了，头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在东郊殡仪馆外排队等候超过五小时后，一名北京朝阳区的殡葬车司机感慨。

2022年12月21日傍晚，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外，等待进入殡仪馆的车辆排起长队。图：财新 丁刚

急诊患者与家属的普遍体验是，打120排队，等床位排队，找氧气排队，甚至连火化都要排队。“（我）亲身经历了整个医疗过程中的混乱与拥挤，从急救运转到ICU收治，以及最后的遗体火化，都是在一种非常紧迫的形态下进行的，特别是殡葬的各个环节，其艰难程度完全超乎我的想象。”优客工场创始人，人口学、城市更新与区域经济学学者毛大庆近日在北京送别了一位长辈后写道。

“这是个大疫情，造成这种冲击是一定的，要早有准备，损失可能会小一点。”一位北京三甲医院感染科医生说，“我现在满怀失望。”

北京是中国第一座迎战奥密克戎感染及重症高峰的特大城市，也是医疗资源最为丰富、水平最为先进的城市之一。北京抗疫暴露的问题、积累的经验，将成为即将迎来重症、死亡高峰的每一座中国城市的重要镜鉴。

补救措施正在跟进。12月12日，北京市疫情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市医院发热门诊从94家增至303家，全市全部二级以上医院均开设发热门诊或诊室；15日，急救中心电话系统升级扩容，电话席位由50个扩到100个，同时全市急救车组满载运行；23日，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医保局下发《关于进一步提升重症救治服务能力的通知》，要求各级医院扩充重症床位和重症医学医师队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高危人群发放血氧夹，鼓励提供氧气灌装服务；26日，《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症早期干预服务的通知》面向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传达和培训，提出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新冠口服药。

12月27日，据财新了解，120响应时间有缩短，急救转运有所缓解。但急诊床位依然难求，甚至出现压床现象。在中日友好医院，面对想找一张床位的家属，“想都别想了”一位医生简短回答。

当时，这家以呼吸与危重症学科著名的医院，急诊已经大排长龙，“除了直接进抢救室的，都要等待一小时起步。”一位患者家属说，家中老人感染新冠后身体不适，已经排了两小时都没看上。

“疫情考验着‘城市韧性’” 毛大庆认为，“具体到当下正在发生中的疫情后续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疫苗接种、药物供给、物流运输、急救运转、医院救治、临终关怀、遗体处置等环节，在最近出现的一系列秩序混乱、物资紧缺、人工不足、物流不畅发生后，我们更应尽快进行有意义的务实的总结与反思，并有针对性地部署下一步提升卫生系统城市韧性的计划，以尽早、尽快地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急救 　　12月17日的晚上，刘芳87岁的母亲开始心口疼。母亲患有高血压，刘芳立即拨通了“120”热线，但一句“救护车调度需要时间，请耐心等待”后，等了36小时，救护车仍未到来。

据北京市急救中心，12月份以来，北京120急救电话持续高位运行，12月9日急救电话呼入总数达3.2万个，是平时的6倍之多。“在北京疫情防控最为紧要时刻，120急救电话系统随时面临瘫痪的风险。”官网通告中直言。同时，疫情带来的非急救需求对120急救资源造成挤兑，12月7日，北京急诊派车率降至危险的53.08%，平均反应时间20.81分钟。

北京朝阳区一名急救员则表示，原本朝阳区每天晚上只有5—7辆救护车在值班，到12月中旬，已有超过80辆救护车24小时轮班，仍难及时响应每一条呼救。救护车需要配备专业人员才能发挥作用，急救人员有限，眼下救护车的运转效能已经达到极限。

救护车久等不至，母亲的症状有所缓解，刘芳暂时选择了放弃。但在21日上午9点许，母亲的症状突然加重：心脏疼痛带动左胸、左手颤抖，疼得“哎哟、哎哟”地喊。刘芳和家人开始每隔10分钟拨打一次“120”，终于在近晚上8点等来了一脸疲惫的急救员和救护车。不到半小时后，救护车驶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室。

彼时，急救室已然人满为患。问诊室外、CT室门口的走廊、家属等候区内，随处可见支起的行军床和轮椅，和或躺或坐输液的老人。刘芳母亲的担架床被拦在了预检分诊台旁、问诊区外。护士走上前来，为老人夹上血氧仪，绑好血压带。发现老人血氧指数良好，护士松了一口气，告诉刘芳，老人情况暂时不危险，排到问诊的医生，可能要等三、四个小时。

“可是她都八十多岁了！”看着仍在不断呻吟的母亲，刘芳备感煎熬。“有九十多岁的也还在等！”护士说。

与刘芳母亲几乎同一时间到达急诊室的，还有一位胸口放着5L氧气瓶的七十多岁的老人。他的血氧指标只有85，因此等了十五分钟左右就得到了就诊机会。他新冠阴性，患有肺部纤维化，因出现憋气、气促前来求诊，急救人员为他提供了一瓶救护车上的氧气。但在问诊后，医生告诉家属，医院的吸氧机位已经全满，还有数十人在排队：“现在我们只能帮他输液。你们赶紧去想办法买一瓶氧气，不然血氧已经很低，不吸氧可能会呼吸困难。”

家人无奈，只能分头行动，一部分人去买氧气，一部分人将老人抬下担架床，扶到轮椅上坐着，推往输液区。不到半小时，瓶中氧气已经耗尽，去买氧气的家属仍未归来。老人紧抓着一旁的门扶手，不愿将氧气面罩摘下。

2022年12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医院急诊，老人紧抓一旁的门把手，拒绝摘掉氧气管。图：财新 丁可（实习）

疫情“海啸”已至，重症人数不断攀峰，在医疗资源本就紧张的秋冬季，急诊“无床、无氧”成为常态。

连一些平日稍显冷清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也开始排队。家住北京朝阳区常营乡的邱秋12月7日出现高烧、乏力、四肢刺痛等新冠症状，到12月18日抗原转阴，但转阴后出现心脏早搏，经常有心跳漏跳的不适感。26日下午3时许，她来到家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拿到350号，而当时叫号才刚刚叫到第150号，她只得先行返回家中，5时许再回来简单面诊，次日再测心电图。

为应对急诊就医高峰，医院普遍大量启用“临时床位”：一张行军床，一个便携式氧气瓶，一个监护仪，便可成为“战时状态”下的一张重症床位。12月21日，在北京普仁医院的急诊室，14张ICU床位已然全满，12张普通床位旁都配上了监护仪转换为ICU床位，还有三十多张医院或家属自带的行军床，铺满了约一百平米的急诊室大厅。

与此同时，急救车仍在源源不断地进来，一位80多岁的女性患者到达时，血氧已经低至65，但厅内已经没有多余的行军床。无奈之下，医护和家属将老人抬到轮椅上，连上了氧气，但监护仪再也找不到更多。“我上哪去搞一台监护仪？哪里有得借？”护士打电话沟通着情况，语气中难掩焦躁。

缺床、缺氧的急诊室，又将压力传达回救护车。当患者无法及时就诊，急救车组只能陪着他们等待。“我们有一组同事一下午只送了两车。”在12月21日的中日友好医院，一个急救员无奈地表示。他送的患者满头银发，正躺在床上呻吟。35分钟后，患者才等到抢救室内搬出两具遗体，得到一张空床位。“不要再往我们这送了！”医生一边把患者推进抢救室，一边对急救员说。“我们也不想啊！”急救员们大声答道。

2022年12月21日，中日友好医院急诊，大量临时床位将抢救室占满。图：财新 丁可（实习） 2022年12月21日，中日友好医院急诊，大量临时床位将抢救室占满。图：财新 丁可（实习） 　　这名急救员还说，他在当日下午送的一名患者，正好用掉了朝阳区最后一张急救室空床位，在北京市小庄医院。

刘芳母亲疼得无法自主行动，家人也没有提前准备行军床，等待期间，她只能一直躺在从救护车上搬下来的担架床上。刘芳为占用床位连说了好几声抱歉，急救员表示体谅：“我们去外面等着，真的要等三、四小时，也只能等，现在去哪家医院都不一定能马上看上病。”目送急救员离开后，刘芳俯身对母亲说：“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不到救护车了吗？救护车也得等人呢。”

12月27日，据财新了解，120急救转运的响应时间有所缩短，但急诊依旧一床难求。中日友好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表示，眼下科室压床严重。重症ICU门外的走廊里塞了六张病床，仅留一张病床通过的宽度，医护在其间匆匆穿梭。

告别 　　即便等到床位，家属也丝毫不能松懈，重症ICU门口挤满疲惫的人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都等不到一声告别。

“让老人安安静静地走吧。”12月27日，一名医生劝说等在中日友好医院抢救室外的家属。

这名家属告诉财新，此刻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是自己86岁、患有高血压的母亲，新冠阳性一周内出现气促，家人于27日上午8时左右拨通“120”热线，一小时后救护车赶到，送往医院抢救。但抢救过后，母亲仍不治身亡。

一周前，他93岁的父亲刚刚在家中溘然长逝，同样是在感染新冠四五天后。他回忆，当时全市急救资源更为紧张，父亲等候近十小时，直到闭眼前都没有等来救护车。

“看身边的人症状很轻，家里老人平时看着身体很好，得上时甚至没怎么发烧，我就没有在意。”他语气低沉，流露悔意。

悲戚、疲惫的家属守在抢救室门口，茫然等待着或好或坏的结果，这样的场景在这半月内不鲜见。12月21日晚8时许，一名家属在朝阳医院重症ICU门外拨通了视频电话，与病房中陪护的护工，以及尚在境外的患者女儿连线。“爸爸，你坚持住！你不能睡！”女儿带着哭腔的声音回荡在医院走廊里。

“他有反应，他流眼泪了。”ICU门外的家属说。等护工挂断，他转而安慰女儿：“你要注意好情绪。”然而，当医生从ICU门口走出时，他当场跪了下来，恳求医生尽全力抢救。

而在抢救观察室门前，一位护士出来高声寻找1号床家属：“1号床心跳停止了，心脏按压和气管插管做吗？”守在门外的家属只有一人，他先是没有反应过来似的签了字，放弃了有创的抢救手段。

在护士转身回到抢救观察室后，家属又拨通了两个电话，另一端传来的说话声很急，挂断后家属跑过去猛敲抢救观察室的门：“我们改主意了，心脏按压、气管插管、呼吸机都同意做！”“行，那你们得重新签字，我先和你说明，抢救希望不大。”走出来的护士给出程式化的回答。

当日更早些时候，一个中年男子蜷在自带的小板凳上，微微打着盹，又不时被出入的医护惊醒。当财新询问他是否家中老人在里面时，他的音量骤然提高：“是我老婆，44岁！在里面插管抢救。”随即又颓然垂下头去，慢慢喝了口水，他拿着水瓶的手在抖：“人已经进ICU五天了。”

而经历生离死别9小时后，李明的情绪已经逐渐平复：“老人身体不好，任何一场感冒都可能扛不过去，我们其实早有心理准备。”

李明岳父86岁，患有糖尿病，在17日检出新冠阳性，此前没抢到退热药，家里只有连花清瘟胶囊和双黄连口服液。发病第四天，岳父呼吸困难，被紧急送至医院抢救，次日凌晨两点离世，医院告知家属的直接死因是乳酸中毒。然而，一直等到11时许，家人们仍难见到老人最后一面。太平间已满，遗体一直在病房内停放，无法移出。李明先后联系了四家殡仪馆，希望将岳父的遗体直接接走火化，但最快的也要排到1月2日。

同日中午，张岳也等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的接待洽谈室外，希望为父亲尽早预约最后告别的日期。父亲于20日晚间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癌症过世，21日清晨遗体被接往八宝山殡仪馆。殡仪馆的火化炉冒出阵阵白烟，他却迟迟排不上火化和举办遗体告别仪式的队，连停放遗体的冻柜也满了，遗体只能放在关了暖气的空房子里。

当时，八宝山殡仪馆已经取消殡葬服务的线下预约，只能拨打动辄占线半小时以上的预约电话。透过接待室的窗向内看，里面坐着10名工作人员，都在一刻不停地接着电话。

焦急的家属们拦下了路过接待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询问为何不能现场预约。“我们的火化人数已经到极限了，”工作人员无奈地说，“平时一天150人，现在一天600人，即便是这样，什么时候能排到我也没法给您准信。”

“干这行五六年了，头一次见到这种场面。能开车到天津火化的话，现在都拿到灰了。”12月21日晚上，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外，排队等待五个多小时的灵车司机王辉感叹。他说，自己上周遇到过更极端的案例，从接到遗体到真正进入殡仪馆，花了近两天时间。他所在的殡葬服务公司平时与朝阳区一家二级医院有合作关系，此时医院的太平间里还停放着二、三十具遗体等待着他和同事运送。另一名北京市殡葬服务行业人士则告诉财新，秋冬季死亡率高，本就是行业忙季，但像现在家属普遍等候四、五天仍难约上火化服务的情况也十分少见。

北京市东郊殡仪馆是北京首家国家一级殡仪馆，也是北京朝阳区最大的殡仪馆。12月21日下午6时许，财新走访现场时看到，殡仪馆门前，三十辆载着遗体的车辆在夜色中排起长队，半小时内放行了三辆。停车场内，绝大多数车辆里亮着灯光，多是逝者家属在车内等候着消息。当时，东郊殡仪馆仅允许每位逝者的一名家属凭死亡证明进入馆内预约殡葬服务，三名以下家属参与遗体告别仪式。

2022年12月21日傍晚，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停尸间。图：财新 丁刚 　　一些小型殡仪馆的运转同样承压。12月10日，通州区殡仪馆发布通告，12月11日起严格实行预约火化制度，通州区户籍亡故居民和非通州区居民在通州区域内医院亡故的可直接预约火化。非通州区户籍且在通州区域以外医院亡故居民每日限约20具。通州区民政局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期通州区需要火化的遗体增多，以前一天大概40具，12月20日左右加班加点一天有140-150具。与此同时，殡仪馆部分工作人员感染新冠病毒，人力紧张，殡仪馆已经超负荷运转。

补救 　　补短板，还欠账——对北京乃至全国的医疗卫生系统而言，面对奥密克戎带来或即将带来的急重症医疗资源挤兑，床位、人手、氧气等各项资源的全方位补足和协调成为当务之急。

12月23日，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医保局下发《关于进一步提升重症救治服务能力的通知》，要求二、三级医院按照国家和北京有关要求，加强重症医学科建设，根据医院类别和级别，做好综合ICU床位、可转换ICU床位、重症监护病房准备。

就床位来说，曾有参与武汉抗疫的重症医学专家对财新表示，中国ICU床位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不够。

11月12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雷海潮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每10万人口ICU床位不到4张。

但仅过不到一个月，官方披露的数字就有了翻倍增长。12月9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的ICU床位接近每10万人口10张的水平，总数为13.81万张，其中10.65万张在三级医院。

即便如此，床位仍需扩容。焦雅辉给出的标准线是4%——三级医院综合ICU要达到床位总数的4%。而各专科ICU也要按照床位总数4%的比例改造可转换ICU床位，保证综合ICU和可转换ICU能够达到医院床位总数的8%。她也一并给出了扩容完成的时间节点——12月底。目前，各地正在紧急招标重症相关的医疗设备。

重症的人手也不充足，对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北京来说也如此。据财新了解，山东、湖北、江苏已经先后派出重症救治团队赴京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据焦雅辉在前述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中国重症医学的医师总数8.05万人，“可转换ICU”储备医师10.6万人，重症专业的护士是22万人，另有“可转换ICU”护士17.77万人。

焦雅辉要求，要按照现在床医比和床护比，再额外扩充20%-30%的医疗力量作为重症力量的补充。内科、急诊科、儿科等相关专业医护，都要开始培训综合ICU知识技能——同样务必在12月底前完成。

除重症资源扩容以外，保证氧气与药物的可及性是当务之急。日前，北京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症早期干预服务的通知》，该文件在12月26日面向市内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了传达和培训。

前述《通知》对重症早期干预规划了数条路径，其中一是要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结合自身实际，应设尽设吸氧区，同时为有需求的居民提供氧气灌装服务，方便居民居家氧疗。

二是对于有重症危险因素的新冠重点人群，经医务人员评估指导，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选择早期应用小分子新冠病毒治疗药物，降低病亡率、重症率。

关于第一条路径，血氧饱和度需要及时监测，家庭最好为老人常备血氧仪。一位北京81岁老人有高血压、脑梗、慢阻肺等基础病，未打疫苗，12月13日感染后家人紧急抢购了血氧仪，发现血氧饱和度读数已经低到了88（低于90需要立即就医），紧急拨打120。“当时接线员说排队的人太多了，有60-70人。”家属回忆。

幸运的是，由于老人有慢阻肺，家中常备制氧机，“吸了大概40分钟，血氧值上来了，感觉好一些了。”家属说，后来吃了退烧药，老人慢慢好转。

老人的“沉默性缺氧”需警惕。据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12月21日的公开发言，有的老年患者送医时为时已晚，是因为他们对缺氧反应迟钝，甚至完全感觉不到胸闷、呼吸困难等，即“沉默性缺氧”。而如果缺氧短时间内不能得到纠正，患者很容易进展到危重症肺炎。所以，一定要将发现重症风险的关口往前推。

对此，北京市卫健委在前述培训中，明确了新冠重症居家监测预警的参考标准，65岁以上的新冠重点人群如果出现以下任一指征，需要及时去医疗机构就诊：一是静息状态下血氧饱和度小于90%；二是呼吸困难或者出现气促，呼吸频率大于30次每分钟；三是血压高于或者低于基础血压30%；四是发热超过3天。

关于第二条路径，小分子新冠病毒治疗药物的早期使用可以缩短病程，降低重症风险。以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商品名：Paxlovid）为例，其附条件获批的适应证为轻中度新冠病毒感染伴有进展为重症高风险因素的成人患者。其关键性临床试验（EPIC-HR）显示，对于未接种疫苗的适应证内患者，在出现症状5日内服药，可将第28天的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 89%。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满祥曾对财新表示，对高龄的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包括未接种疫苗的患者，即使当下症状看着不重，但是存在较大风险转化为重症，因此除了密切的监测、对症治疗外，需要及早服用抗病毒药物，来防止轻症变为重症，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将需要在出现症状5日内服药的Paxlovid下沉社区，提高可及性是应有之义。

符合北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药条件的患者为《新冠肺炎相关健康风险评估标准》中的红色标识重点人群，分为三类，一是年龄小于65岁，基础疾病不稳定，未全程接种疫苗；二是年龄在65至85岁之间，基础疾病不稳定，无论是否全程接种疫苗；三是年龄大于80岁，无论基础疾病稳定或不稳定，未全程接种疫苗。目前，药物供应仍紧，据财新了解，除北京外，广州、杭州等地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尚未收到Paxlovid将下沉基层的通知。

此外，疫苗接种也需要继续推进。12月13日，“第四针”正式开打——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实施方案》，提出现阶段可在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基础上，在感染高风险人群、60岁以上老年人群、具有较严重基础性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人群中开展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然而，在面对感染高峰时，基层医疗机构如何协调分级诊疗和疫苗接种间的资源和人力分配，仍有待观察。

12月21日，张文宏在“现代疫苗与药物创新发展论坛”上发表主题为“大流行第一波的临床应对”报告时，在认为“第四针”政策“非常好”的同时，指出其仍有改善的空间：“要开始针对新的奥密克戎毒株，研发多价疫苗，对脆弱人群进行充分的保护。”

“奥密克戎现在的第一波应对，我们身处其中，并最终会度过这一波，迎向季节性或者是地方性流行，但是这一波目前非常艰难。”做报告时，张文宏如是总结现状，“今天决定国内能否顺利走出来的一项关键点就是，能不能把这一波疫情控制到医疗资源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相应地，他给出走出疫情的16字建议：“适度管控，分级诊疗，药物储备，加强免疫。”

（文中刘芳、李明、张岳、王辉均为化名）

文｜财新周刊 周泰来，吕嘉鑫、黄佳钰（实习）

2022年4月，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中车共享城”开发商通知二期业主收房。一位大学教授顺手用仪器测了一下他房子里的放射物浓度——让他意外的是，室内氡浓度大幅超标。

教授在业主群里把这个事情抖了出来，很多业主都自行委托检测机构去检测自己的房子，结果都是氡超标。“高的400多（Bq/m3），低的都有200多（Bq/m3）。” 花300多万元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房子的业主王女士说。《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50325-2020）要求，民用建筑工程在竣工验收时，必须检测包括氡在内的污染物浓度，氡的浓度要小于150Bq/m3。Bq（贝可）是放射性活度单位，放射性元素每秒有一个原子发生衰变时，其放射性活度即为1贝可。

室内氡浓度主要源于建材。氡是一种放射性气体，它是导致肺癌的第二大环境因素，仅次于吸烟。人类接受氡暴露的主要途径是吸入氡的短寿命子体，这些子体衰变时产生的α射线可损伤肺和支气管上皮细胞，产生随机性效应最终导致肺癌。

关于中车共享城二期室内氡超标的孰是孰非，业主与开发商在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已部分达成和解。这只是室内氡浓度问题的一个片段和缩影。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室内氡浓度呈显著上升趋势。专家认为，这与两大因素有关：一是墙体材料的改革，从黏土砖到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墙材带来了室内氡浓度的上升；二是建筑节能的推广，近年来大力提倡的建筑节能政策带来的通风换气率降低，是室内氡浓度上升的另一大原因。

氡浓度争议

业主和中车方面的一大争议焦点是建材是否合格。一些中车共享城业主在自行整改过程中，逐步锁定了造成氡超标的建材源头。自行整改首先是拆自流平地面，其成分是石膏。业主们发现虽然氡浓度有所下降，但依然还有100—200Bq/m3。于是又接着拆地暖回填层，回填层的成分是水泥砂浆。这两个部分拆除以后再测，部分房屋的氡浓度就直接达标了。剩余仍不达标的业主再拆屋里的灰渣板二次墙体。“拆除二次墙体后一般都能达标。”业主们由此认为，氡超标主要源自自流平地面、地暖回填层和灰渣板二次墙体。

王女士表示，拆除并恢复自流平和地暖回填层的花费在一两万元，如果拆除二次墙体的话，花费可能就要上10万元了。为此，业主们要求开发商中车科技园（成都）有限公司（下称“成都中车”）赔付相应费用，或者进行房屋整改，交付符合国家标准的房子。成都中车是中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车科技园”）的子公司，后者是央企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王女士提供的成都市成华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2022年7月25日发给中车共享城二期业主信访回复称，针对业主反映的室内氡超标问题，区住建交局约谈了该项目相关责任主体单位，要求尽快核实情况，回应业主关切。目前，开发企业正在组织拆除和替换自流平相关工作。待施工完成后，将由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对室内氡浓度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但中车科技园副总经理徐厚广对财新称，中车方面在业主监督下对室内建材原地取样了60多份，统一进行了放射性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而且是远远低于国家限值的”。他表示，按照《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建材的内照射指数要小于1，中车共享城的建材测出来大部分都是0.1，有个别的是0.2、0.3。

徐厚广认为，上述中车共享城的业主和第三方检测机构测得的氡浓度，是在新风系统尚未开启的条件下，在自然通风情况下测出来的初值。按照《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国家标准管理组2022年6月29日向成华区住建交局的复函，在自然通风情况下测出来的氡浓度值，如果超过150Bq/m3的限值，并不能判定氡超标，需对氡超标房间用“示踪气体测试法”测定房间通风换气次数，并换算出换气次数为0.5次/小时情形下的氡浓度。换算后室内氡浓度不超150Bq/m3的，采取通风换气措施加强通风，把氡浓度降下来后可判定氡符合标准要求。

徐厚广表示，中车共享城二期的住宅是按照绿色节能建筑的标准盖的，能耗低，所以气密性很好。“密闭测试过一些房间，通风换气率在0.1到0.3不等。”因此业主和第三方检测机构测得的氡浓度，并不能判定房子就是氡超标的，需要换算成0.5次/小时通风换气率下的值。

事实上，在后续处理中，成都中车方面认为中车共享城是“集中通风”建筑，而非“自然通风”建筑，因此必须在新风开启的条件下进行检测。徐厚广表示，其依据为中车科技园向住建部去函咨询和得到的答复。他提供的住建部2022年8月4日的回函答复称：关于集中通风民用建筑氡浓度检测，统一设计安装和提供新风系统，并作为工程配套一起销售或交付使用的民用建筑，竣工验收时，在设计工况状态下，按集中通风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50325）等标准规定的方法检测。新风量等设计工况指标应符合现行有关标准规定；未提供新风系统的民用建筑，竣工验收时，在设计工况状态下，按自然通风检测。

“住建部的解释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徐厚广表示，成都中车共享城二期是“统一设计安装和提供新风系统，并作为工程配套一起销售或交付使用的民用建筑”，所以应该按集中通风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50325）等标准规定的方法检测，即在新风系统开启的情况下进行检测。

徐厚广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10月初成都中车曾委托国家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对中车共享城两宗地共19栋楼的85户检测了室内氡浓度。检测方法为，客厅、卧室和书房采用集中通风状态进行检测，在室内氡浓度检测前门窗关闭24小时，封闭期间和检测期间集中通风系统处于高挡位正常运行，检测期间门窗保持关闭状态。检测结果显示，氡浓度全部合格，检测值都在几十Bq/m3的水平，有极少数的主卧和书房的氡浓度达到了104Bq/m3、106Bq/m3的水平，但也低于前述150Bq/m3的国家标准值。

但王女士对此有不同看法，她认为住建部的该答复仅仅是列举了集中通风和自然通风的两种检测要求，并未定性中车共享城是哪种性质的通风。“不能要求老百姓始终使用新风系统。”她说，新风开启后噪音比较大，影响晚上睡眠。其次开新风有能耗问题，一边开暖气或者空调，一边开新风把室内的空气置换出去，会导致能耗高、电费高。

一位知情人士也对财新表示，如果仅按照初测值，不换算通风换气次数的话，成都市面上很多新房子氡浓度都会超标，反而是比较老旧的房子不超标，“特别是新建的绿色建筑，因为密闭性太好了”。

目前，成都中车已和部分业主达成和解。业主提供的和解协议显示，房屋出卖人已委托国家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再次对中车共享城二期住宅项目室内氡浓度进行抽检，抽检比例不低于房间总数的5%，检测结果认定项目合格，买受人认可检测方法和检测结果。但包括王女士在内的一些业主并未签订协议，目前正在走法律程序，将与成都中车对簿公堂。

室内氡浓度普升

成都中车共享城的氡超标争议，是中国室内氡浓度问题的一个缩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退休研究员尚兵介绍，中国组织的第一次全国室内氡水平调查，是由卫生系统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的。调查结论为，中国室内氡浓度的平均值为24Bq/m3。“当时做完觉得没什么问题，咱们国家室内氡浓度很低”。

2002年—2004年在科技部社会公益基金支持下，尚兵组织了一次对中国26个城市室内氡污染的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室内氡浓度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明显升高，达到43.8Bq/m3。

这次调查结果也让辐射防护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十分意外，因为43.8Bq/m3的水平基本上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上翻了1倍。“当时潘院士说要核对这个数据，我还专门给潘院士写了一个我们调查的具体设计。”尚兵回忆说。

2006年到2010年之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住建系统的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也分别组织了室内氡浓度的调查。前者调查了浙江省和另外7个城市，均值为30.7Bq/m3，氡浓度超过100Bq/m3的房间有36间，约占总调查房间的1.8%；后者则调查了10个城市，均值为36.1Bq/m3，浓度超过100Bq/m3的有23户，占被调查总户数的3.3%。

虽然这两个调查的结果都低于尚兵的调查结果，但也都明显高于上世纪80年代的调查结果，确认了中国室内氡浓度的显著上升趋势。

十年之后的2020年底，以“环境氡污染监测、评价与防治技术”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据《科技日报》报道，尚兵在这次会议上介绍，继2005年中国26个地区室内氡浓度调查之后，2018年至2019 年，她所在的研究所又陆续对深圳、广州、北京、长春、哈尔滨、海口等地开展了室内氡水平调查。阶段性调查结果显示，与2005年调查结果相比，6个城市室内氡水平均呈现出整体增高趋势。以深圳为例，论文《深圳市室内氡浓度水平调查与研究》介绍，1992年测得的深圳市室内氡浓度均值为26.8Bq/m3；1997年为33.7Bq/m3，2007年为47Bq/m3，2016年为64Bq/m3，2018—2019年为63Bq/m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09年出版的《WHO室内氡手册—公共卫生层视角》，估计全世界室内氡平均浓度为 39 Bq/m3，其中高的国家比如捷克为140Bq/m3，芬兰为120Bq/m3；低的国家如澳大利亚为11Bq/m3，日本为16Bq/m3。而美国的水平为46Bq/m3。 《WHO室内氡手册》称，为了限制个人风险，建议设定国家氡浓度参考水平为100 Bq/m3。即使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实现，所选择的参考水平也不应超过300 Bq/m3。

需要严格控制室内氡浓度，是因为氡是紧随吸烟之后的第二大致肺癌环境因素。据中国疾控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2022年的一篇论文，假设中国室内氡浓度平均值为30Bq/m3，则中国约6.62%的肺癌死亡是由居室内氡暴露造成的——2015年中国肺癌死亡人数为84万人，由此估算由居室内氡暴露致肺癌死亡人数约5.5万人；若假设中国室内氡浓度水平为40Bq/m3，则约有8.82%的肺癌死亡可归因于居室内氡暴露。中国疾控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近年来组织开展的氡浓度监测数据初步结果，中国居室内氡浓度水平已经接近70Bq/m3，据此水平估计，约15.38%的肺癌死亡是由居室内氡暴露导致的。

另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22年的一篇论文，取当前中国公民接受室内氡暴露的平均浓度为40Bq/m3，初步试算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室内氡致肺癌的人群归因危险度可达6.39%以上，若以中国2020年的肺癌新发病例数82万估算，中国目前每年可能约有5万人因接受室内氡暴露而诱发肺癌。

尚兵表示，化学污染一般是有味道的，而氡污染无色无味，隐蔽性很强，因此需要提高重视程度。

此外，中国室内平均氡浓度持续上升，也意味着超标的房子越来越多。从区域来看，由于严寒和高寒地区的房屋墙体较厚，即建材用量增加，且实施节能技术以后房间更为封闭，室内氡就更加容易超标。南方如广州这些城市，由于建材原料的辐射水平较高，室内氡浓度在竣工验收检测中较高，但平时居民开窗通风较多，所以室内氡浓度水平并不高。据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氡活度浓度随建筑年代呈现增长趋势，且新建的多层、高层建筑氡活度浓度偏高，在日常的工程验收检测中发现超过200Bq/m3的房间比率在10%左右。而海南近年来室内氡浓度上升较快，可能与当地空调使用率提高、开窗通风减少相关。

复旦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卓维海对财新记者称，虽然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过几次室内氡浓度调查，但相较房屋总量，调查样本量还是偏少。目前亟须有关部门牵头开展足够样本数量的调查，以摸清中国目前的室内氡浓度水平。

新型墙材氡问题

多位专家对财新称，中国室内氡浓度水平上升，与两大因素有关：一是墙体材料改革；二是建筑节能的推广。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化进程提速，大部分中国居民从平房住进高层楼房，主流的建筑结构也从平房的砖混结构变成了高层楼房的框架结构。由于框架结构的墙体不承重，因此高层楼房的墙体可以选择各种轻质材料，而非传统的黏土砖。与此同时，传统黏土砖的生产对耕地破坏很大，国家大力推进墙体材料改革，淘汰黏土砖。

以加气混凝土砌块为代表的新型墙体材料由此得到大力推广。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王栋民对财新称，一方面加气混凝土砌块不使用黏土，以粉煤灰、矿渣等为原料，能够消纳固废，降低能耗；另一方面加气混凝土砌块比较轻，能浮在水上，保温、隔热、隔音等性能好。2017年，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联合印发《新型墙材推广应用行动方案》，要求到2020 年全国县级以上城市禁止使用实心黏土砖，地级城市及其规划区限制使用黏土制品，副省级以上城市及其规划区禁止生产和使用黏土制品；新型墙材产量在墙材总量中占比达 80%，其中装配式墙板部品占比达20%；新建建筑中新型墙材应用比例达 90%。然而，包括水泥、混凝土、砖、砌块在内的建筑主体材料都含有放射性核素，是室内氡气的主要来源。从黏土砖到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墙材革命，同时带来了室内氡浓度的上升。尚兵介绍，从原材料上，粉煤灰和黏土不一样，粉煤灰放射性核素含量高；其次，黏土砖的致密度很高，氡很难析出来，但轻型加气混凝土孔隙度高，氡就容易析出来。

墙材行业是消纳固体废弃物的大户。西安墙体材料研究设计院党委书记唐玉娇2022年1月在《中国建材报》撰文称，目前我国墙体材料行业年利用工业固废、建筑废弃物等各类废弃物已超1.35亿吨，节约能源3200万吨标煤。比如北京市2021年墙材生产过程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57.8万吨，主要为建筑垃圾25.8万吨、水渣10.4万吨、粉煤灰10.1万吨。

以粉煤灰为例，粉煤灰是火电厂煤燃烧的烟气中捕集下来的微细飞灰，其主要组成是各类氧化物，包含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等。发表于2019年的《贵州典型电厂粉煤灰的放射性安全评估》一文介绍，估计中国2010年—2015年年均产出5亿—6亿吨粉煤灰。粉煤灰综合利用率稳定在68%—69%，主要用于水泥、商业混凝土和墙体材料（砖）等建筑材料。煤中含有一定量的放射性元素，绝大部分会富集在粉煤灰中，粉煤灰中放射性元素相对原煤可富集3倍左右。

上述论文称，调研贵州不同区域的六家电厂后发现，黔北地区桐梓电厂和二郎电厂粉煤灰的内外照射指数均明显大于《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要求的1.0，需要明确限制掺杂比后方可作为建筑主体材料使用。目前贵州电厂粉煤灰主要用于复合硅酸盐水泥生产。“黔北地区电厂粉煤灰的放射性水平较高，如果不加以监管进入民用建筑，可能导致较大的放射性安全隐患”。

发表于2006年的《新型墙材用工业废渣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分布研究》介绍，新型墙体材料利用量比较大的粉煤灰、炉渣（矿渣）和煤矸石中，粉煤灰和炉渣的放射性核素含量较高，均有超过国家放射性核素限量的样品出现。因此粉煤灰和炉渣在掺入比例上要严格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建议掺入量不宜超过70%。同一电厂不同时间采集的粉煤灰的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也会有很大差异，最大值可达到最小值的2倍以上。因此新型墙材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经常性地检测放射性水平。

但中国加气混凝土协会一位相关技术负责人对财新称，加气混凝土产品主要为加气混凝土砌块和板材，目前全国有几千家生产企业。加气混凝土产品并非纯粉煤灰制品，有些厂家掺一部分粉煤灰，粉煤灰用量占比50%—60%。据他了解，加气混凝土产品每年都要按照国家要求进行放射性方面的检测，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放射性超标，“有专家可能认为用到了粉煤灰原料，而粉煤灰可能有放射性，但实际检测情况是粉煤灰并不超标”。

新型墙材除了放射性核素含量较高，氡析出率也较高。2010年就有论文介绍，当时中国发现许多用符合《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6566-2001）标准的建筑材料所建造的房屋内氡浓度超标的例子。一些建筑材料，特别是一些新型建筑材料采用了发泡等技术，尽管建筑材料的放射性核素比活度相近，但氡析出率有很大差别。有专家指出，现行的建筑材料放射性控制标准不能达到有效控制居民辐射照射的目的，氡的析出率能够反映建筑材料的综合特性和较为全面的信息，有必要对掺渣建筑材料的氡析出率加以控制。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是工信系统的标准，2010年修订发布《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6566-2010）时，并未增加氡析出率控制指标。但住建系统于2010年修订发布的《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2010）则增加了氡析出率的控制指标，要求民用建筑工程所使用的加气混凝土和空心率（孔洞率）大于25%的空心砖、空心砌块等建筑主体材料，其放射性限量应符合表面氡析出率小于等于0.015Bq/(m2×s)。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的主要起草人员、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王喜元告诉财新，根据实验结果，空心材料不管是加气混凝土砌块还是空心砖，均比实心的材料“释放氡厉害”，所以把氡析出率加上去了。

“现行建材标准中氡的母体核素镭含量的控制指标仍滞留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平，不适用于多孔材料和轻型加气混凝土。”尚兵建议收紧《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限值，将氡的母体核素镭的含量控制在更低水平。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技术物理系教授郭秋菊对财新称，如果要修订建材的核素标准，需要定量回答建材对室内氡浓度的贡献到底是多少。相关部门应该有一个科学方案主导的实际测量调查，以查明目前高层建筑建材其成分是什么样的、放射性核素含量怎么样、氡析出率怎么样、构不构成安全问题。

中国建材联合会副秘书长兼标准质量部主任周丽玮对财新称，目前《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正在修订。此次修订最主要的原因是该标准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要求，要从条文强制修订成全文强制。她表示，此次修订也在做很多调研，“比如说住建部有氡的析出率，我们就要看析出率能不能加到标准里头。但目前争议很大，主要是测量方法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稳定成熟的测量方法，是不能纳入标准的”。

一些专家认为，对于工业废弃物用于建材，需要更加严格的标准和监管。全国人大代表、同济大学土木工程材料系教授张雄在2019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建议，修订用于建筑材料的工业废弃物有害成分相关标准。张雄称，工业废弃物主要是各类尾矿和冶炼废渣，其主要资源化利用途径是制造墙体材料、水泥混合材、混凝土掺合料等。工业废弃物往往残存含有重金属或辐射性物质，这些有害组分一旦进入建材产品，将与人类日常近距离接触，长期对人的健康会有危害。中国对资源化利用的工业废弃物虽然在有害成分方面有控制规定，但控制项目不完善且标准要求偏低，资源化过程存在二次污染风险。

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废弃物资源化作为建材原材料时，往往是一次性鉴定其有害成分种类与数量，建材工厂进料时也没有每批监测有害成分，而工业废弃物有害成分波动很大。

张雄建议，修订和完善用于建筑材料的工业废弃物有害成分相关标准，制定工业废弃物资源化过程中无缝隙和可追溯的工业废弃物有害成分监控规范程序，防范综合利用工业废弃物制造的建材产品二次污染风险。

节能建筑也有弊端

多位专家对财新表示，近年来大力提倡的建筑节能带来的通风换气率降低，是室内氡浓度上升的另一大原因。“从我们实际处理的氡超标事件来看，很多地方就因为建筑节能做的通风换气率很低，氡积累导致超标”。

中国从1986年开始推广节能居住建筑。原建设部首先在北方集中供暖地区实施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要求采取增强建筑围护结构隔热保温性能和提高空调、供暖设备能效比的节能措施，在保证相同的室内热环境的前提下，与未采取节能措施前相比全年空调和供暖总能耗减少30%。1996年，采暖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进行修订，其目标节能率为50%。2010年以后，我国寒冷和严寒地区推出要求更高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居住建筑执行65%的节能标准。

建筑节能的一大途径是提高门窗气密性等级。对自然通风建筑来说，建筑外门窗是室内通风换气的主要通道，除了开关门窗，通风换气主要靠对外门窗的缝隙徐徐进行。通风换气率是在门窗关闭的条件下，每小时室内空气更换的次数。

王喜元等人所著《中国室内环境概况调查与研究》一书介绍，门窗的气密性是通风换气效果的重要指标。气密性等级越低，空气渗透量越大，通风换气效果越好。以一个50立方米、窗户面积为2平方米的房屋为例，气密性等级为1级时，其换气一次需要2小时，即通风换气率为0.5次/小时。每提高1级气密性等级，空气渗透量就减少，当窗户按照6级气密性窗计算时，换气一次需要5小时，通风换气率为0.2次/小时。也就是说，门窗气密性越高，室内外空气对流越小。

为了节能，现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门窗应用技术规范对建筑外门窗的气密性都有具体规定。比如《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要求，严寒和寒冷地区外窗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中规定的6级。

虽然《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规定，夏热冬冷地区、严寒及寒冷地区等采用自然通风的一类民用建筑最小通风换气次数不应低于0.5次/小时，必要时应采取机械通风换气措施，但目前建筑的门窗气密性大体是按6级要求的，相当于只能满足通风换气率0.2次/小时要求。

“中国室内环境概况调查与污染防治研究”课题对 2015年—2016年5省市住宅（含个别办公室）130个自然通风房间进行的通风换气率现场实测表明，住房通风换气率在0.5次/小时及以上的房间数仅占比约30%。

通风换气率与氡浓度直接相关。发于2020年的《建筑节能设计对严寒和寒冷地区居室氡浓度和换气率的影响》论文介绍，2018年11月到2019年11月，研究团队在哈尔滨、佳木斯、沈阳、西宁、银川等5个城市的25户多层和高层住宅中测量了室内氡及其子体浓度与换气率，其中21户房屋的室内换气率均值为0.19次/小时，明显低于1980年代北京地区典型建筑物室内换气率测定结果0.5次/小时。

该研究结果表明，密闭门窗24小时测量氡及其子体浓度，这25户室内氡浓度均值为122Bq/m3，范围为33-255Bq/m3。其中9户房屋24小时均值超过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50325-2020）规定的限值150Bq/m3。

该研究还显示，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室内氡浓度是砖混结构房屋的1.7倍，而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的换气率仅为砖混结构房屋的60%。2010年以后城市新建住宅多为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严寒和寒冷地区采用更严格的节能设计标准，建筑结构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材料绝大多数采用新型墙体材料加气混凝土砌块，密闭性增加、换气率降低，导致室内氡浓度明显高于2000年左右的砖混结构住宅。

“要正确地处理好建筑节能与室内环境的关系问题，两者处理得不平衡，过分强调建筑节能，忽视室内环境，这是不可持续的。”王喜元对财新称，人在不通风的房子里捂的时间长了就会出问题，“不要说氡了，就是二氧化碳都会中毒。”

尚兵认为，改变生活方式，养成开窗通风的习惯，是解决室内氡污染的成本低且非常有效的方法。她在哈尔滨的一个研究中看到，一户人家关闭门窗后，室内氡浓度非常高（超过700Bq/m3），她让这户人家夏天多开窗通风，在冬天每天定时开窗15到30分钟进行有意识的自然通风，该户人家室内的氡浓度就能达标了。有论文显示，开门窗情况下房间换气率平均为关门窗和关门窗开空调情况下的41 倍和35倍，氡浓度很快接近外部环境水平。

“我历来主张从源头控制，尽快把多孔建材中的镭含量控制到低于120到140Bq/kg的水平，室内年换气率在0.3次/小时，严寒地区冬天至少每天开窗换气一次，早上起来开窗15分钟—30分钟，就可以低于世卫组织限值。”尚兵说，“脱离健康一味强调节能，是不科学的教条主义。”另外中国地域广阔，有多种地质背景和气候条件，在制定控制标准上也需要细化，将节能环保与控制辐射污染结合起来。

个人意识的体现。

学习分析工具和创作者的个人意识相联系

学习分析技术行为数据多样性

大概率也会出现在其他工商业用户身上。

红星新闻记者丨陈卿媛 周炜皓 实习生丨曾怡

编辑丨官莉 于曼歌

位于深圳城中村的“家味猪脚饭”餐馆在外卖平台的一条用餐评价，近期被网友截图转发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触动了不少人。

这是一则有23行、数百字内容的评价，充满着感激和谢意。评价者写道，她是一个即将离开深圳的四川女孩，原本独自来实习，却被学校和中介坑了。她称在离开深圳前的最后一天，无意中点了一份猪脚饭，没想到久违地吃了一顿饱饭。“可能大家觉得我这样说很搞笑，但是这种感激的心情，也许只有我自己体会了……”

商家给该点评也留下了长长的回复，告诉她人生有起有落，不要太在意一时的失意。“你可以搜一下约翰库提斯。看看他的坎坷不平，你会发现自己是幸福的！”

而看到用餐评价和商家回复的截图后，不少网友说看到女孩所写内容，就想起自己刚刚实习或步入社会时的辛酸经历。也有网友被老板的实在打动，特意在店内点外卖。

红星新闻记者一直试图联系评价留言的女孩未果，而“家味猪脚饭”餐馆的老板肖祥金，8月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

8月11日，红星新闻记者又来到肖祥金的店里，发现菜单上最贵的主食是肥肠饭和牛腩饭，每份17元，最便宜的是青菜面，每碗6元。肖祥金说，他开店希望做的是熟客生意，注重薄利多销。

而红星新闻记者发现，外卖平台上那则长文评论已经不见了，疑似被删除。记者通过女孩ID搜索，发现无法搜索到相关信息。

关于长文留言

网友：“救人的可能只是一份猪脚饭”

在某外卖平台的深圳“家味猪脚饭”餐馆评论中，7月17日出现了一则“我没想到我离开这里前，还能吃到一顿饱饭”的长文留言。在这则留言中，网友自称是一个即将离开深圳的四川女孩，原本独自一人来实习，却被学校和中介坑，她经常“敷衍地吃一些东西”，很多外卖“贵得要死，少得可怜”。然而在离开深圳前的最后一天，她无意中点了一份实惠又好吃的猪脚饭。“我没想到离开前还能吃到一顿饱饭，可能大家觉得我这样说很搞笑，但这种感激的心情，也许只有我自己体会了。”

8月8日，“家味猪脚饭”餐馆老板肖祥金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当时大概是第二天晚上，我洗完澡出来乘凉时，打开手机看了一下后台，就看到这条7月17号的评价了。”

他说：“当时感觉有点小小的惊讶，觉得自己做的饭有人认可，有点小开心。看到她的经历又有点心酸，就想劝劝她。”

肖祥金今年32岁，是一名充满干劲的90后小伙，老家在福建三明，来深圳打拼已经有四五年了。他称店铺是2021年11月份盘下的。“60平方米的空间，摆了四张桌子，店的规模不算大。”

据介绍，店铺位于深圳坂田地铁站附近的一个城中村。“这里有个扬马市场，每天来来往往的人中，不少都是离开家乡来深圳的打工人。”

肖祥金告诉记者，平时店里的菜都是自己和一个师傅做，只有中午忙的时候，会请一个钟点工帮忙。他家的饭店既做堂食又做外卖。

↑有网友看到长文用餐评价后，慕名来点猪脚饭外卖 留言评论截图

在深圳开饭店的四五年里，肖祥金也帮助过不少身处困境没有办法吃饭的人。“有男生、女生，也有小孩子。他们对我说，没吃饭，肚子饿，过几天打工赚钱了还给我。我说可以不用给。要吃鸡腿饭、猪脚饭，我都会给。”

这则食客的评价留言被一名网友看到后，截图放在了社交平台。这名网友的账号以往发送的内容，只有数十个赞，但这条内容却有上千条评论。评论区中，很多人表示心疼这名女孩，产生了共情，也想起了自己刚步入社会的人生经历。

受到网友关注后，肖祥金的猪脚饭店收到了很多慕名前来的订单。有些人来尝试味道，并给出了用料实在、味道好的评价，还有些人因为女孩的留言而感慨良多。8月8日晚上9点左右，一名网友在平台下单并备注“此单不用配送，请骑手小哥吃。”在随后的晒图评价里，该名网友表示自己同为普通打工人，“压倒人只是一根稻草，拯救人的也可能只是一份猪脚饭。”

关于留言中的“这么多和实在”

走红前餐馆一个月纯收入四五千元

肖祥金称，自己21岁左右进入社会，那时身上没有什么技能，只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没有赚到多少钱。2014年，他开始学习烹饪，最后学成厨师，工资可以达到上万元。

“但当时就感觉瓶颈了，后面就自己开店。”肖祥金说，听说福建有许多人到深圳打拼都成功了，于是也打算闯一闯。但在深圳罗湖区开店三年后突逢疫情，饭店亏损，宣布倒闭。最后，肖祥金把车卖了还了贷款。

↑肖祥金的小店 受访者供图

到了2021年底，肖祥金来到离市中心相对较远的龙岗区，重新开店。随着时间的推移，肖祥金的小店凭借质量和用料收获了不少回头客和熟客。“在对面上班的人，有几个小哥经常过来吃，对我的味道还是比较认可的。”

8月11日，红星新闻记者来到肖祥金的店里，菜单上，最贵的主食是肥肠饭和牛腩饭，每份均为17元，最便宜的是青菜面，每碗只要6元。而记者了解到，周边餐馆这样的餐食，二三十元一份。肖祥金说，他开店希望做的是熟客生意，注重薄利多销。

之前那则餐后留言的长文中，写着“没想到，拿到手后，这么多，这么实在。”记者点了一份标价为15元的猪脚饭，发现一盘饭有一个煎蛋，许多青菜，以及十余块肉，看起来着实丰盛。

按照肖祥金计算，每份饭堂食的利润约6元，外卖由于有20%的抽佣以及配送费、打包费等成本，利润要低许多。在这次因为女孩的长文评论走红前，店里每天的生意差不多有80多单，日营业额在600元到700元左右，去掉每个月六七千的房租水电，一个月纯收入差不多为四五千元。

一位连续两三个月，几乎每天都在“家味猪脚饭”吃晚饭的老顾客说，自从发现这家店以后，自己就没有为晚上吃什么发过愁了，“这里很实惠的，老板人也好”。看到肖祥金忙得脚不沾地，她一边吃着饭一边调侃，“你这里成网红店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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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以顾客身份体验的肖祥金小店的堂食

关于爆火和质疑

“没有炒作，仁者见仁”

随着之前那条长文评论的刷屏，肖祥金店里的生意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以记者来采访的8月11日为例，截至21时，仅外卖平台的单数就超过150单，从18时到21时，订单打印机一直没有空闲，“你有新的订单”的提示音不断响起。采访也只能在肖祥金进进出出的间隙进行。

肖祥金说，生意好，他虽然高兴，但也难免手忙脚乱。就在前几天，店里的厨师因为家里有事请假回家，肖祥金本来以为自己一个人应付得下来，结果突然每天都是“爆单”的日子，让他不得不想办法找人帮忙。

一开始，肖祥金找了一个小学徒，结果对方干了一下午，看到近乎“恐怖”的订单量，直接说不来了。幸好隔壁店的老板是肖祥金的福建老乡，放下自家生意过来帮了忙。这两天又招到了两位临时工阿姨，总算帮他分担了些压力。

据肖祥金介绍，平时店里的外卖订单一天也就80个左右，以前也不是没有过一天140、150个外卖订单的日子，但那都是他主动花钱在外卖平台上买来的推广。现在每天都这样，让他有些应接不暇，“明明没开推广，但（订单数）一直在涨。”

原本备的一天的量，这几天卖到中午就全没了。肖祥金现在每天都要准备上百斤猪脚，他不得不把上班时间提前，每天早上6点就到店里做准备。关店时间也从以前的晚上10点，提前到晚上9点左右。最近的工作量让肖祥金有些吃不消。“需要早点回家休息，太累了。”

网络上不乏一些质疑肖祥金的声音，有些网友怀疑他策划用这个评论炒作店铺的声誉。对此，肖祥金表示自己也看到了这些评论，但那则长文留言，自己也是无意中看到的，从未策划过，“我的感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部分网友）搞销售、搞营销的，觉得是那个（营销）。”

8月11日，红星新闻记者发现，外卖平台上这家猪脚饭店铺的那则长文评论已经不见了，疑似被删除。记者通过女孩ID搜索，发现无法搜索到相关信息。

关于留言中的“约翰·库提斯”

被猪脚饭“耽误”的文学爱好者

“人生起起落落坎坎坷坷总会有的，咬咬牙就过去了”“不要太在意一时半会的失意，而迷失了大好时光”……肖祥金给女孩的回复里满是对生命的感悟与思考，而这源于他“猪脚饭店老板”背后的另一个身份——文学爱好者。

肖祥金称自己平时喜欢看书，尤其是看哲学类型的书。他原来工作的饭店对面有一个图书馆，他常常在中午下班有空闲时，就去那里读书。也正是在那时，他看到了约翰·库提斯的故事。

说起约翰·库提斯，肖祥金的语气里满是敬佩，“他天生残疾，没有脚。父母把他送进小学之后就被人欺负，他被丢进垃圾桶里，受尽各种折磨。也想过死，也迷茫过，成长经历很心酸。我如果遇到这种事情，都没办法处理了，但是他一路走过来，成功了，所以很触动。你能感觉到自己所有的委屈，跟他比起来都不算委屈。”

肖祥金称，他想告诉那个女孩，其实人生不用那么迷茫，做好3件事就会更幸福。第一就是身体要保持健康，不要过度劳累。第二就是要有一份事业，有生活的来源，独立自强。第三就是一个合适的人生伴侣。

“但是，其实我现在还是单身。”肖祥金说到这里，笑着告诉记者，“现在不爱回家，就过年回去，因为回家，爸妈就催我找对象。但是我天天泡在猪脚饭店里快愁死了，谁都不认识！”

文｜财新周刊 张而弛 屈运栩 于宁 覃敏 翟少辉

中国半导体行业掀起反腐风暴。

7月30日10时30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宣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文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工业和信息化部（下称“工信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北京市监委监察调查。

多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早在数日前，丁文武家中已被搜查，他失联的消息也已不胫而走。

在中国芯片行业，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被称为“大基金”，一期募集资金1387.2亿元，二期2041.5亿元，代表的是芯片投资的国家支持政策。大基金同时还是元禾璞华、武岳峰基金、中芯聚源等众多半导体投资基金的母基金，以此撬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投资国内芯片产业。此外，通过持股芯鑫租赁，还为企业间接提供债权融资。

自2014年9月成立以来，大基金以直接和间接的股权、债权投资等形式，扶持了中芯国际、上海华虹、长江存储、长电科技、北方华创和中微公司等一大批半导体上下游的明星和头部企业，仅持股的上市公司就达到34家，在整个芯片行业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此，2022年7月，当数名与大基金有关的人士陆续因相关调查而失联时，便迅速引发了整个中国芯片行业的地震。

7月15日晚，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吉林省纪委监委消息，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芯投资”）原总裁路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华芯投资是大基金惟一的管理人（GP，即普通合伙人），负责基金日常的投资运作。

据财新了解，路军于7月14日被有关部门带走，同日被带走的还有大基金子基金深圳鸿泰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鸿泰基金”）合伙人王文忠。

此后，华芯投资投资三部副总经理杨征帆也被带走。他负责的是大基金的材料设备类投资，并身兼十多家半导体企业的董事之职。

7月16日，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紫光集团前联席总裁刁石京以及北京紫光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禄媛亦被带走。紫光集团旗下的长江存储和紫光展锐曾是大基金重点投资的芯片企业。2020年11月，紫光集团因债券违约而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短短两周，多名相关人士被带走调查或者处于失联状态。这些人要么涉及中国最大的集成电路产业投资机构，要么涉及吸纳大基金最多投资的半导体项目。

此次围绕大基金的风暴，看似来得突然。有近期见过路军的人士告诉财新，路军被带走前还意气风发，为到广州执掌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而高兴。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成立于2021年11月，是广东省为打造中国集成电路“第三极”而设立的大型产业集团，主要投资粤港澳大湾区的集成电路重大项目，由路军出任首任董事长兼总裁。

丁文武则在7月16日到访福建厦门，出席一场半导体行业峰会。他在会上致辞称，前两年半导体行业的形势非常好，甚至有人说“赚不到钱就是傻子”，但现在开始，半导体行业正从波峰向波谷的趋势发展，要适应这种变化。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的行业会议。

反腐风暴并非无迹可寻。多家芯片企业和投资机构告诉财新，2021年9月起，国家审计署陆续对大基金、大基金被投企业、参投的股权基金和融资租赁公司进行审计；整个审计持续数月，限时要求管理层回答问题，查询大基金的资金款项用途，涉及包括丁文武、路军等大基金管理层在内的沟通互动。此后数月间，不少相关主体收到了审计结果和整改要求，迄今审计结果仍未完全告知所有公司。

这不是大基金第一次“出事”。2021年11月1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山东省监委发布消息，华芯投资原副总裁高松涛涉嫌严重违法，正接受监察调查。在入职华芯投资之前，高松涛曾在工信部担任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副主任，与曾在工信部担任电子信息司司长的丁文武相熟。

大基金、华芯投资及部分子基金出现多人腐败，显示资本盛宴之下，运行了八年的大基金管理机制出现致命裂痕，必须修补之后才能继续前行。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博弈在科技行业的竞争已趋白热化。美国2018年制裁中兴，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缺芯少魂”之痛。此后，美国政府步步紧逼，先后制裁华为、海康威视、中芯国际等一大批中国科技企业，政策上全面打压中国对半导体高端和前沿技术的探索与进步。“科技自立自强”是必然之选。

2022年，全球补贴芯片企业的法案层出不穷。2月，欧盟公布《芯片法案》草案，计划投资430亿欧元（约合3031.43亿元人民币），扩大欧盟芯片产能，并防止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7月，美国国会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设立美国芯片基金、美国芯片国防基金、美国芯片国际科技安全和创新基金、美国芯片劳动力和教育基金四个基金，以五年527亿美元的补贴，支持美国芯片产业。

在这些背景下，针对中央财政支持的国家芯片大基金的反腐风暴尤其触动市场神经。市场化的投资主体、融资中介、国资投资人、地方国有投资机构人士，纷纷表示出对芯片行业未来发展的关切：“国家队还投芯片吗？”

市场对大基金的态度也出现分化，一些人认为其应进一步支持“老大难”项目，拉长投资周期；另一些声音则认为，中央财政资金撬动社会化资本参与半导体投资的历史使命已完成大半，地方政府等主体可以接力，大基金后续必要性已然减弱。

方正证券通信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宏涛向财新表示，目前很多国内半导体企业还处在爬坡期，尚未盈利，生存仍是问题：“有大基金的保驾护航，有利于这些企业快速突破成长瓶颈，走得更加稳健，进入良性循环。”

“芯片投资的周期非常长，很多企业需要的金额也很大。有些重大的战略项目，传统的市场型基金不一定敢投，此时从国家层面去助力无可厚非，也体现了国家意志。”一家芯片企业高管向财新表示，希望大基金能在此次反腐风暴之后，继续坚持这一初衷。

一家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风险投资）负责人指出，大基金由国家资本引导，通过社会化资本放大，既投资不求财务回报的战略性项目，又投资市场化项目，是国家投资体制中开天辟地的举措，此后很多国家级基金和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均参考了大基金的模式。他认为，不能因噎废食，重要的是完善制度，包括监管措施，真正做到“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

大基金的体制碰撞 　　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下称《纲要》），对2030年前的集成电路产业进行谋篇布局。《纲要》首次提出，要设立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主要吸引大型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资金，采取市场化运作，重点支持集成电路等产业发展。大基金自此应运而生。

彼时，大基金是国务院批准的规模最大的产业投资基金，一期最初计划募资1200亿元，实际募资1387.2亿元，实现了超募。一期的投资期为5年，回收期亦为5年。

前述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负责人向财新回忆称，2006年之前，国家层面对半导体的支持，主要体现在“863计划”中部分涉及集成电路的项目，以及信息产业部发起的电子发展基金。这两类支持都以研发项目为主，加在一起每年只有几亿元。2006年之后，国家层面对半导体的支持则主要体现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01和02号专项。

所谓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际上是2007年开始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它确定了16个国家在15年内重点发展的科技领域。其中，第1号、2号专项都与集成电路相关，被简称为“核高基”的第1号专项指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三类技术，包括国产CPU（中央处理器）、操作系统、数据库和应用软件等；第2号专项则是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与成套工艺专项（简称“集成电路制造专项”）；过去几年被认为中国芯片制造必须突破的核心装备光刻机，以及中芯国际的先进制程晶圆制造等项目，即属于第2号专项。

第1号和第2号专项之后，国家层面对半导体的投资从每年四五亿元增加至数十亿元，但主要支持的仍是科研项目。对产业而言，专项资金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比如当时晶圆代工厂产能不够，但扩产需要数百亿元投资，回报周期在十年以上，急需国家给予战略性投资。

2013年，国家层面投资在考虑如何支持半导体产业时，曾有两个选择，一是借鉴大飞机、高铁等模式，合并已有的中国电子、中国电科等国有企业形成一家大型国有公司，集中资源干大事；二是成立市场化基金，以投资方式孵化一批龙头企业。由于半导体行业市场化程度高，最终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因此，从大基金成立的那一刻起，市场化就是其烙印。2014年9月24日，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开金融”）、中国烟草总公司、北京亦庄国投、中国移动、上海国盛、中国电科、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华芯投资等共同签署《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标志着大基金设立。

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基金公司”）中，财政部出资360亿元，成为第一大股东，持股36.47%；国家开发银行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出资220亿元，持股22.29%，排名第二；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均低于12%，比如紫光集团旗下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持股0.1%。

市场所说的大基金投资，实际指一个双层的主体。第一层是基金公司，从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方向，核准重大项目、推动政策及协调重大问题、保障与平衡各股东方权益。第二层则是委托一家专业化公司作为基金的惟一管理人，即华芯投资，由国开金融持股45%，其他股东包括北京赛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科创集团等。基金公司与管理公司之间，通过委托管理协议，界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实现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

本次被带走调查的丁文武和路军正是双层架构的负责人，在加入大基金前均是政府官员或金融机构公职管理人员身份。丁文武是基金公司的首任总裁，此前重要履历包括2008年8月任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2011年升任司长，参与了中国芯片政策的制定。路军则是华芯投资的首任总裁，此前曾任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2010年5月履职国开金融，先后任副总裁、纪委书记等职。

2017年，丁文武接受《中国电子报》专访时曾如此解释两家公司的分工：在项目投资决策方面，管理公司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一般项目管理公司通过了投资决策就可以投资，而重大项目还需基金公司董事会进行核准。

丁文武还称，基金公司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所有员工的身份都是市场化的，没有一人是公务员编制，“即使原来一些人员来自机关单位，现在也都脱离体制进入市场了”。

“按照市场熟悉的架构，可以理解大基金和华芯投资是单一LP（有限合伙人）和GP的角色定位。”一位曾经接受大基金投资的市场化基金人士告诉财新。

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华芯投资也和其他市场化基金类似，分具体行业设立团队，共设三部：投资一部主攻芯片制造，二部主攻芯片设计，三部主攻材料装备。大基金二期成立后，近期华芯投资新设了四部，可以不分领域进行投资。

大基金一期在设立之初就明确，至少60%的额度要投入芯片制造。根据广发证券研报，到2018年9月，大基金一期基本投资完毕；以投资金额计算，67%投向芯片制造，17%投向设计，10%投向封测，6%投向设备和材料。2019年至2023年，一期基金进入回收期，开始逐步减持所持股份。

2019年10月，大基金二期正式成立，注册资本高达2041.5亿元，继续接力投资。

过去几年，大基金的投资总体较为稳健，成功避开了那些争议较大的“烂尾项目”。有熟悉大基金的人士告诉财新，华芯投资的人大多出身政策性银行，总体非常勤奋，不仅与芯片产业沟通密切，还能迅速融入芯片圈内。在一次行业论坛上，华芯的投资经理拿着笔记本记录行业公司的纯技术分享，并向财新解释其技术路线和中国产业的适配性。

此外，大基金投资时还有很多外部专家提供咨询。“每过一个项目，投资决策都要经过专家打分，太差的企业是过不了这种专家的。”上述人士表示。

大基金国家队的身份也带来天然优势，各芯片企业都希望获得背书，愿意留出股份。一位市场化芯片业投资人士告诉财新，为确保没有国资流失，财政部要求大基金必须盈利，大基金几乎每次投资都很在意价格，较其他国资基金相对更严格。

作为大型平台，大基金一开始吸引了部分市场化人员加入，但红火的开局未能持续。多位熟悉大基金的人士告诉财新，大基金几乎没有对投资人的激励机制，华芯投资的员工大部分拿的是固定工资，人事上仍归国家开发银行管理，仍然属于体制内人员。

针对大基金的内部激励问题，曾有过长时间的讨论或尝试，但最终未能兑现。到2020年，伴随着多个国有大型基金成立，以及诸多市场化机构蜂拥进入半导体行业，大基金和华芯投资的人员流失加剧。目前，华芯投资的投资一部和二部的负责人都已换人。

“华芯投资走了至少四分之一，很多人离开时会直接带着团队一起走。”一位“国”字头基金负责人告诉财新。

“他们拿着一个月一两万元的工资，却创造了那么多亿万富翁，会不会有一些心态上的失衡？”一位芯片企业人士向财新提出，科创板的造富运动近两年明显对大基金形成冲击；随着更多市场化基金涌入芯片投资赛道，很多大基金员工都被外部基金以几倍薪酬挖走，剩下的员工也必须面对体制外利益的诱惑。

来自体制内外的诸多碰撞，给之后问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直投功过 　　在芯片行业，有关大基金人士在部分被投企业暗中持股获利的传闻一直不断。

2020年11月18日，北京，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公司总经理丁文武在北京微电子国际研讨会暨IC WORLD学术会议上演讲。 　　在不少人看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大基金一期的内部管理还不完善，另一方面也与掌舵者路军的风格有关。多位熟悉路军的人士向财新表示，路军做事有一种“带头大哥”的气质。2020年11月，路军被调回国家开发银行，担任国开发展基金管理部副主任，兼任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述熟悉路军的人士告诉财新，这是因为有关路军的举报信太多，不得不将他调离华芯投资进行内部调查。知情人士透露，2021年9月，路军离职国家开发银行时，其离任审计并未通过。

据财新统计，大基金一期投资超过60家企业，其中过半已成上市公司。在这些项目中，既有存储器等战略性项目，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市场化项目，为大基金带来财务回报。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大基金一期取得的成绩超出预期，在推动国家战略的同时，基本兑现了市场化运作的承诺。

前述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负责人指出，大基金成立前，仅有的几家市场化半导体投资基金基本只投芯片设计公司，因为其周期相对较短、风险相对较低；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的设备及材料公司，2014年—2015年在产业化过程中遇到困难，许多陷入财务困境，大基金正好接力扶持；扶持了一批这样的公司，目前都成为了行业龙头企业，解决了国家卡脖子问题。同时，大基金投资的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等扩产从每年增长不足5%提升至20%，解决了设计公司急需的代工厂产能问题。此外，中国急需的半导体存储芯片，大基金则支持了长存和长鑫两个技术路线不同的公司，解决了从0到1的问题：“2019年，芯片行业被美国卡的时候，要是没有这些公司，可能情况更加困难，这是大基金提前五年布局的结果。”

2016年，上海，某公司合伙人大会上，华芯投资时任总裁路军发言。 　　市场熟知的大基金“雪中送炭”的例子是中微公司。由“海归”尹志尧创立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中微公司，2014年由于亏损，急需资金。大基金以40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和4000万美元的夹层可转债的混合投资方式，帮助其解了燃眉之急。此后，中微公司作为科创板首批上市企业，于2019年7月成功上市，其刻蚀机已被国际主流客户用于5纳米工艺。相比大基金入股时的2美元/股，中微公司当前股价超过130元/股，为大基金带来了丰厚的财务回报。

另一个例子是国内封装龙头企业长电科技。2014年12月，长电科技（ 600584.SH ）宣布，以7.8亿美元收购新加坡封测企业星科金朋，后者体量约是前者的2倍。大基金为此提供了约3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帮助长电科技完成“蛇吞象”并购，成为全球前三的封装企业。

“当时如果没有大基金的话，长电科技收购应该是蛮难完成的，因为那时候星科金朋是亏损的，资本市场对去海外收购亏损企业，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积极。”芯谋研究首席分析师顾文军对财新表示。

而在大基金一期中，投入最多的半导体公司当数紫光集团，至少284亿元投入紫光集团旗下企业，其中至少277亿元投入长江存储、约7亿元投入手机及物联网芯片厂商紫光展锐。

长江存储是国内惟一一家规模研发3D NAND存储芯片的厂商，今年8月3日推出的第四代三维闪存，堆叠层数达到232层，成功用6年时间追上了美国美光和韩国SK海力士等竞争对手。紫光展锐的手机芯片已采用6纳米工艺，虽然产品定位比高通、联发科低端，但凭借每年出货几百万颗芯片跻身全球前五大手机芯片厂商之列。

然而，这两家公司却因母公司的债务问题卷入风波。2020年11月，紫光集团出现债券违约，自此引爆债务危机。2021年7月16日，在债权人申请下，紫光集团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由管理人对外招募战略投资者，化解债务风险，并最终确定智路建广联合体为接盘人，承接紫光展锐等公司股权；长江存储则由地方国资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出资51亿元收购紫光集团所持股权。

2022年7月16日，就在紫光集团重整完成的第三天，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曾负责芯片板块的紫光集团前联席总裁刁石京和北京紫光科技服务集团董事长李禄媛被有关部门带走。不同信源均称，赵伟国身涉调查或与其个人所控公司和原紫光集团旗下公司之间利益输送相关，比如设备采购、装修工程等未经公开招投标的问题等。

大基金一期的投资也不乏争议项目。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00672.SZ ）主营业务为广播电视芯片，其研发的广电直播星芯片主要用于国家“户户通”工程，国内市场份额一度超过50%。2015年，由于机顶盒厂商开打“价格战”，国科微被迫下调广播电视系列芯片的销售价格，导致这块业务的销售收入迅速下滑，并进入竞争激烈的视频监控芯片市场。

就是这样一个细分赛道的企业，大基金在2015年对其投资4亿元，在上市前持有其21.05%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丁文武也不断在其公司活动或媒体采访中为其背书。2018年6月，国科微还宣布，拟与大基金、深圳子基金鸿泰基金共同投资，设立常州红盾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鸿泰基金任GP，大基金和国科微任LP，以寻求有协同效应的产业并购投资。最终，该基金定名为湖南芯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湖南芯盛”），惟一的对外投资是在2018年成立了芯片设计公司江苏芯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该公司中，湖南芯盛持股50.1%、大基金持股49.9%。随着丁文武被调查，市场传出国科微创始人向平被带走的消息。目前，向平的手机无法接通、微信朋友圈也已停更，国科微董秘对此未予回应。

华芯投资投资后，一般会派出高管并在投资项目公司担任董事职务。被带走的杨征帆就在沪硅产业（ 688126.SH ）担任副董事长，在长川科技、中微公司、北方华创、万业企业、雅克科技、拓荆科技等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这些企业均是华芯投资三部投资的企业。沪硅产业生产单晶硅，在大基金的牵线下，沪硅产业进入长江存储的供应链；其在科创板上市三个月股价涨超10倍，市值一度破千亿元。

此次杨征帆失联，影响到十多家公司发布半年报。有相关企业告诉财新，大基金计划让杨征帆从这些企业辞职，但走完董事会流程还需要一些时间；辞职之后，杨征帆的案件进展便不需要再由上市公司进行被动性披露。

大基金的另一大隐患在于内幕交易。2019年12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高松涛在华芯投资任职期间，曾卷入一起内幕交易。汇顶科技（ 603160.SH ）是一家做屏下指纹识别的芯片设计公司。当时由于6名原始股东的限售股将于2017年10月解禁，为避免造成股价波动，汇顶科技找到华芯投资，沟通由大基金受让减持股份。最终，大基金受让汇顶科技6.65%的股权，而高松涛全程参与该事项的筹划、决策、执行。

王萍在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工作时，曾与高松涛是直接上下级关系，两人离职后仍保持联系。在从高松涛处获悉大基金持股信息后，王萍曾买入汇顶科技合计约45.17万股，成交金额约4696.75万元，最终亏损396.24万元。证监会决定，对王萍处以55万元罚款。

间接投资“埋雷” 　　除了被投企业，本轮大基金反腐还涉及其投资的市场化基金。路军被带走的当天，鸿泰基金的合伙人王文忠亦被带走。鸿泰基金随后在官网删除了与王文忠相关的信息。

2016年8月，深圳南山鸿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大基金出资7亿元，占43.75%；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4亿元；深圳市南山区国资旗下的深圳市汇通金控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亿元；紫光集团旗下的西藏紫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资8000万元。基金管理人（GP）为鸿泰基金，曾投资传音控股、江波龙等。

大基金虽为主要出资人，但并未向鸿泰基金直接派驻管理人员。鸿泰基金注册资金1000万元，董事长黄学良占33.34%股份，王文忠占33.33%股份，曾之杰控制的深圳市厚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33.33%股份。

据财新了解，鸿泰基金合伙人王文忠与路军是同学关系，曾经在国家开发银行共事。王文忠本科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后在北京大学获金融学硕士学位。王文忠在北京先后成立过几家公司，如2007年成立北京恒融焱兴管理顾问有限公司，2009年成立北京新锐阳光会务有限公司，2010年成立北京融蚨祥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历显示，王文忠并无大型或知名投资机构任职经历。

一位曾经和路军及王文忠在国开金融共事的人士称，王文忠和路军关系密切，路军会将其看好但职能范围外的项目介绍给国开金融内其他团队，王文忠则负责后续项目跟进和落地。

“在用人上，路军安排王文忠进驻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合伙人，为日后埋下了隐患。”一名接近鸿泰基金的人士称。

实际上，鸿泰之外，大基金还投资了10家基金。其中，大基金与地方国资等合作的基金有五家，分别是北京集成电路制造和装备基金、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与并购子基金（武岳峰基金）、盈富泰克（深圳）环球技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龙头企业共同设立的投资基金有三家，分别是与京东方设立的芯动能基金、与中芯国际设立的中芯聚源基金、与三安光电设立的安芯基金。

和鸿泰基金类似，出资人是社会化资本的基金还有元禾璞华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上海超越摩尔股权投资基金。

鸿泰基金在大基金内外部的评价中，均不及其他市场化机构。一家半导体风险投资机构负责人直言，鸿泰基金并不是知名的GP在管理，投资的项目也不突出：“路军最不该派一个自己的人去所投资的基金，国资就应该避嫌。”

通过参与设立主攻半导体投资的基金，大基金又进一步投资了大批半导体企业，比如北京君正、积塔半导体、翱捷科技、恒玄科技等。这些基金的管理人不少是芯片业的知名人士，比如武岳峰资本的创始合伙人武平和元禾璞华的陈大同曾联合创立展讯通信，并带领其上市。展讯通信后来与锐迪科合并，形成了今天的紫光展锐。

前述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负责人告诉财新，大基金由于体量太大，更适合做PE（私募基金），而早期的VC项目，大基金一期预留约100亿元，投入VC子基金，等初创企业孵化成熟后，再由大基金接手。

2021年10月10日，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现场，紫光集团展区。 　　“这在当时非常有必要。2008年到2014年，绝大多数VC都不投半导体，市场上看半导体的VC只有几只。”前述专注半导体投资的VC负责人认为，大基金的这一尝试是必要的，最后也被证明是成功的，这些VC孵化的很多企业最后都成了大基金的被投企业，“芯片投资不能是一艘航母，应该是一个航空母舰舰群”。

另有一位芯片业人士也向财新证实，在参股子基金里，大基金会通过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派代表的方式参与，上会项目一般需要先跟大基金汇报并获得认可之后，才会发起投决流程。

2018年，大基金二期组建时，市场曾希望大基金加大对市场化基金的投资。但最终大基金二期已经确定放弃继续投资VC机构。

另一边，伴随着社会化的半导体投资基金逐步站稳脚跟，其更为灵活的机制也吸收了诸多来自大基金的人才。此前，华芯投资二部的负责人就加入了武岳峰基金。

芯鑫租赁的角色 　　在大基金的投资战略中，一家名为芯鑫租赁的融资租赁公司从侧面发挥作用。路军担任华芯投资总裁期间，还有三年兼任芯鑫租赁董事长，双方投资对象多有重合，“联动”引发市场猜测。

芯鑫租赁于2015年8月由大基金牵头在上海自贸区成立，成立伊始董事长正是路军。2017年，公司完成首次增资；2018年6月，杜洋接替路军成为董事长。杜洋此前任职国开金融，大基金成立后是华芯投资的投资总监和上海分公司经理。

“路军作为股东委派的董事，是所有股东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的议事规则选举产生的。”一位芯鑫租赁的高管如此回应财新关于路军从2015年到2018年任芯鑫租赁董事长原因的问询。

根据工商资料，芯鑫租赁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为56.8亿元，大基金认缴20亿元，成为占股35.21%的第一大股东；并明确融资租赁公司40%资金需投向半导体行业的底线。

2014年，大基金成立时，市场上对半导体投资的股权类机构仅两三家。而2015年芯鑫租赁成立时，市场债权类的投资情况更严峻。银行鲜少投资半导体，因为公司亏损、回报周期长、波动性大，除了设备没有土地等质押物。前述芯鑫租赁的高管称，在欧美，半导体行业的融资中以设备为标的的租赁债权融资，能够占到其整体融资的30%；芯鑫租赁组建时即借鉴了海外模式：“70%到80%的资金都是从银行出来，融资租赁公司针对半导体行业的债权融资起到增信作用。”

2020年11月9日，上海，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现场展示的光刻机工作原理。光刻机过去几年被认为是中国芯片制造必须突破的核心装备。 　　芯鑫租赁设立之初就明确的一项业务，是给中芯国际提供融资租赁服务。根据工商资料，芯鑫租赁成立时，中芯国际出资10.56亿元，占股10.56%，是大基金之后的第二大股东，此后又在2017年和2020年两次增资和股转中持续增持，目前以8.17%的占股维持第三大股东地位。“没有芯鑫租赁，就不可能有中芯国际上市后的财务表现。”中芯国际内部人士曾如此形容芯鑫租赁的作用，中芯国际也一直是芯鑫租赁的第一大客户。其基本业务模式是：由芯鑫租赁购买设备，租借给中芯国际，由此，将中芯国际在设备一次性投入和后续折旧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移出上市公司体外。设备租赁期结束后，中芯国际可选择回购或续租，也可由芯鑫租赁继续将二手设备租给其他用户。

因为中芯国际是美元计价的公司，因此其融资租赁业务其实是境内的美元业务，汇率敞口和风险亦需由租赁公司承担。一位接近芯鑫租赁的人士称，芯鑫租赁给中芯国际累计租赁债权融资一度达到18亿美元。

在实际业务运作中，芯鑫租赁扮演的角色更多样。大基金战略扶持的长江存储也是芯鑫租赁大客户。长江存储的初期债权投资超过200亿元，主要由银团提供。但国有银行为主的银团到款流程长，长江存储的资金需求却不能断。2019年，芯鑫租赁为长江存储提供了100亿元、5年至8年的长期融资租赁产品，但实际的用途是给长江存储在银团资金到位前解决短期流动性问题。“长江存储一年后就归还了60亿元，剩下的40亿元目前仍在按期偿付。”前述接近芯鑫租赁人士透露。

据财新了解，芯鑫租赁和企业确有在相关国家共同设立子公司，这些企业也多为大基金的被投企业。而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多为海外并购。典型的项目，是半导体封测公司长电科技收购全球排名靠前的新加坡同行星科金朋。长电科技经营平稳，但本身微利，而星科金朋有巨额亏损，加之收购的贷款利息超过10%，收购后公司短期流动性压力大增。

2016年，芯鑫租赁为长电科技提供了多笔境外的设备租赁业务，缓解资金压力后就以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设立子公司的方式帮助长电科技重组了海外高息债务。前述接近芯鑫租赁人士称，在长电科技收购后的两年时间内，其主要融资来自芯鑫租赁而非银行贷款。

业务多元的芯鑫租赁从2015年就实现了盈利。根据财新获得的一份公司募资材料，芯鑫租赁2019年到2021年的收入分别为26.39亿、26.83亿和27.47亿元，其中融资租赁业务和经营性租赁业务的收入占比基本维持3比1。同期，公司的应收款净额分别为399.43亿、329.08亿和440.41亿元；融资租赁业务毛利分别达到5.31亿、5.83亿和4.92亿元。

据前述高管介绍，经所有股东同意，2018年，芯鑫租赁开始启动股份制改造工作。大基金一期于2014年设立，2019年进入退出期，2020年大基金部分转让芯鑫租赁股权，系进入退出期后退出计划的一部分。

2020年10月，大基金将芯鑫租赁的24.05%股份挂牌上海联合交易所转让。最终，三个地方国资——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湖南省财信新兴投资合伙企业接手了大基金的股份，大基金持股下滑至6.66%，为公司的第六大股东。

几乎同期，一家名为浙江鸿鹄半导体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半导体投资企业，出资18.35亿元接手了芯鑫租赁五家中小股东的股份，最终成为占比13.89%的第一大股东。

大基金退出，第一大股东易主，但相关部门对芯鑫租赁投资半导体的资金要求不降反升，从设立之初的占比40%到2020年提升至50%。

据前述高管介绍，应后续增持的股东要求，希望公司整个管理团队保持稳定。到2021年，公司中层及以上管理团队自行出资成立了员工持股平台，部分参股了第一大股东的GP。第一大股东的GP中，除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外，其他主要投资人均有参股并委派了董监事。员工持股平台对GP无控制权，也无任何超额收益。穿透后，大基金及华芯投资人员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芯鑫租赁股份。

“对大基金的延伸审计在2021年9月进入芯鑫租赁，现场审计持续了三个月。”前述接近芯鑫租赁人士告诉财新，目前尚未收到公司有重大审计问题的通知。

芯片投资何处去？ 　　“对大基金的反腐不应变为对大基金投资策略和成果的口诛笔伐，忽略大基金对中国整个集成电路投资市场的拉动作用。”前述“国”字头基金负责人直言，目前一些舆论对中国芯片投资“砸出千亿元毫无成果”的评判有失公允。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第2号专项技术总师叶甜春则告诉财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基金和科创板实际上形成了中国集成电路发展的链路和“新型举国体制”模式：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研发积累约10年，2014年成立的大基金跟进投入，“大基金一期的项目80%都是国家专项前期支持的项目，两者可以说实现了科技创新加产业投资的双轮驱动，科创板推出后则形成了产业、科技和金融的三链融合”。

2020年10月15日，上海，第三届全球IC企业家大会暨第18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博览会现场。 　　在他看来，大基金一期对半导体行业的投资基本实现了全行业布局，投入的大部分是关键性的项目，其中制造业投入最多，也包括装备、材料和零部件企业：“无论是中芯国际、长江存储、长鑫存储还是长电科技的收购，都是龙头企业，代表的是国家意志，大基金投资也提振了整个市场投资的信心。”

截至8月4日收盘，科创板已上市的半导体相关企业共74家，约占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的16.7%；总市值约1.64万亿元，约占科创板总市值的27.23%。而科创板半导体领域市值前十的公司中，有四家都是大基金的投资企业。

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的时间是15年不同，大基金一期的投资时间仅为5年。其间诸多被投企业上市后大基金进入退出期，陆续减持，企业股价一度波动，大基金旋即被指“赚钱割韭菜”。例如，2020年1月至2020年10月，大基金两次减持汇顶科技，两次减持的比例均为1%，合计套现超20亿元。从公布减持计划，到减持完成后一个月的时间段，汇顶科技股价在两次减持前后分别上涨28.33%、下跌28.63%，振幅分别达到99.01%和40.84%。

诸多市场人士都曾表示，希望大基金二期可以拉长投资周期，并进一步走向早期投资，不必过度追求固定回报，风险承受能力适当提高等建议。

路军调离大基金后，华芯投资新的负责人投资策略更为谨慎。目前已经投资的项目仍主要集中于中后期、Pre-IPO轮，甚至已上市的项目。根据中信建投4月的统计，大基金二期共宣布投资38家公司，累计协议出资790亿元。其中，晶圆制造投资额约594亿元，占比达75%；集成电路设计工具、芯片设计投资额约81亿元，占比10%；封装测试投资额约21亿元，占比2.6%；装备、零部件、材料投资额约75亿元，占比10%；应用投资额约19亿元，占比2.4%。

“二期跟一期的投资名单大量重合，说明很多人为了避责，要投那种安全性最高的企业。”一位芯片业人士向财新分析称。

而大基金二期通过定向增发投资的诸多企业，如沪硅产业、北方华创、中微公司等，已是上市公司，并不缺钱。前述“国”字头投资人直言，大基金二期出资力度减弱，但对被投公司的要求更为严格，在市场并不缺钱的情况下，企业对于拿大基金的钱兴趣有所下降。

顾文军也表示，大基金二期可以考虑分析产业的环节属性，看哪些是可以通过市场化解决的，就交给市场基金去投资；哪些是短期内很难通过市场化解决的，比如光刻机，让大基金更多专注在“硬骨头、老大难、无人区”上：“从全面带动转向带点式突破，查缺补漏。”

叶甜春认为，不应要求大基金二期去承担早期科研项目阶段的投资，而应尽快启动国家科技专项第二期，继续维持两者接力联动的作用。大基金二期完成后，三期基金在资金投入量上的必要性将大大减弱：“市场和地方政府都已经被激活，金融链条也已经齐备，届时大基金应投资更长期项目，体现国家意志的作用会更明显。”

针对目前市场对于半导体投资风向转变的担忧，叶甜春认为很快会有明确信号释放，国家对半导体行业的支持方向不会变：“芯片和钢铁一样，是最重要的基础技术，运动式发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努力，才能久久为功。我坚信国家有战略定力，决不会动摇。”

实际上，从2020年到2021年，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纷纷加注半导体行业，行业泡沫已现。股权融资火热之外，银行也已经直接参与诸多债权融资，部分项目给出的条件相当激进。

目前，中国省市两级政府对半导体投资的力度正在进一步加大，较为积极的省市包括湖北武汉、上海、绍兴、南京、广东等。

路军被带走前，已经入职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担任董事长。这一基金正是“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的模式。基金2021年10月29日成立，注册资本160亿元，其中广州和珠海国资类主体认缴70亿元和55亿元，其他资金则由社会化资本出资，其中被带走的王文忠负责的鸿泰基金和路军持股的GP都在社会化出资人之列。

“如果路军不出事，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就是挺好的事情。”一位了解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的负责人说，广东是目前各地投资芯片中较积极的地区，“如此重要的国家战略，以它们既有的产业版图不应该缺位。”他指出，路军到广州前，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已基本搭建完毕，不会因为人事变动停滞。

文｜财新周刊 王石玉 彭骎骎

“8·11汇改”将满七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已成常态。在云谲波诡的汇市中如何避险，成为企业等市场主体必须直面的挑战。

以最近两年多为例，在2022年3月前的24个月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7开始一路升值，并在2022年2月一度触及6.3034，累计升值幅度超过10%；然而，随后一个月，人民币骤然回调，当月跌幅就超过4%。截至8月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抹平了近两年来的涨幅，基本回归6.70至6.75之间。

汇率的波动起伏令部分没有及时避险的企业措手不及。“2021年年初时，由于人民币半年多的升值趋势，有一些企业认为人民币可能贬值而没有对冲，导致全年来看仍然出现了汇兑损失。”磬律咨询董事长郑红对财新表示，“前段时间人民币回调后，看到美联储加息、中美国债利差倒挂，有的企业觉得人民币今年会贬到7，就又想搏一把，干脆全敞口，什么（套期保值）都不做了。”

近几年，为了帮助企业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的理念、管理好汇率风险，外汇管理部门从总局到地方分局都做了大量工作，增设新的外汇期权品种是相应的举措之一。此外，从2022年开始，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汇局”）要求银行专门上报汇率避险“首办户”的数量，即两年内首次办理外汇风险对冲相关业务的客户，鼓励银行开发这类客户。

2022年以来，在稳外贸、稳市场主体的背景下，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陆续出台支持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措施。5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意见》，其中一条意见为“加快提升外贸企业应对汇率风险能力”。同日，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外经贸企业提升汇率风险管理能力的通知》，作出完善汇率避险产品服务、建立“政银企”对接机制等具体安排。

外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在7月下旬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2年上半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规模达到7558亿美元，外汇套保比率比2021年全年上升4.1个百分点至26%。

“这显示出市场主体汇率避险意识在增强，适应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能力在提高。”她解释道。

2022年7月，外汇局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小组发布了详尽的《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指引》 （下称《指引》），从何谓外汇风险中性，到汇率风险管理框架如何制定、汇率风险产品介绍与区别、套期保值的会计操作等，全面深入地介绍了企业如何进行套期保值，被视为企业汇率避险的实操宝典。

对于汇率风险中性原则，《指引》解释，主要强调降低风险敞口、降低波动性、锁定成本，通过降低不确定性进而降低风险，不强调增值和追求正收益。

一位外汇市场资深人士认为，监管部门花了不少功夫帮企业树立风险中性理念，但是“小孩不摔跤哪能学会走路”，只有让市场看到不断有企业因为在汇率波动中“裸奔”而亏损，它们才能更加重视汇率风险对冲；同时，监管部门对企业参与汇率风险对冲的损益也应该有一定宽容度，这样企业才能在试错中吸取经验。

郑红指出，企业应当尽早对自身汇率风险进行压力测试。“一方面要了解目标货币可能的最大汇率波动，并且明确企业能承受多大幅度的波动；另一方面，要考虑企业现金流情况，汇率风险管理的策略最终要落实到企业的财务计划中，形成一套整体方案。”

丰富套保工具箱 　　在实需原则和汇率风险中性原则下，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金融对冲，是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

2021年，中国外汇交易市场累计成交36.9万亿美元，其中衍生品成交22.6万亿美元，占比61%。目前中国境内外汇市场的衍生品包括远期、掉期和期权三大类。其中，交易规模最大的是掉期业务，2021年成交量达20.5万亿美元，期权和远期业务分别有1.2万亿美元和0.9万亿美元。

掉期（swap）又称为互换，外汇市场的掉期产品就是交易双方约定货币A与货币B以一定比例交换，并在未来约定时点再以约定比例换回。外汇市场的掉期又分为外汇掉期和货币掉期（或称“货币互换”），区别在于前者两次交换汇率不同，本金不同，但是不进行利息交换；后者两次交换汇率相同，本金相同，主要进行利息交换。

在中国外汇市场，掉期合约交易的参与者主要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而在客盘外汇衍生品市场，掉期合约仅占10%左右，企业运用最多的套保产品是远期结售汇。

2021年，银行对客远期结售汇累计签约8820亿美元，占对客衍生品总量的六成以上。

“其实，大部分企业通过远期合约已经可以满足目前汇率风险管理的需求。”交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外汇财资部高级产品经理王非同对财新表示，“现在大部分银行推得比较多的也是远期合约，产品相对简单，客户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接受。”

然而，当汇率变动上下波动较大时，只能确定未来时点汇率且必须交割的远期合约就显得略微死板，而外汇期权就更加灵活。例如，企业购买一个看跌期权，即约定汇率低于目前的汇率，如果之后汇率上涨，期权买方可以放弃行使以约定汇率买卖外汇的权利，付出的代价仅为期权费，并可以继续持币享受汇率上涨的收益。

由于期权较远期更为复杂，因此尚未成为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首选。2021年，企业累计签约期权合约3446亿美元，占比近三成。然而其增长速度颇为可观，近五年的年均增速超过10%。

按行权时间不同，期权合约可分为欧式期权、美式期权，这两者均属于“传统期权”。此外，还有数种“奇异期权”，例如亚式期权。

此前，境内外汇市场通行的是普通欧式期权及其组合。2022年5月20日，外汇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外汇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有关措施的通知》 （下称《通知》），对客户外汇市场以及银行间外汇市场均新增人民币对外汇普通美式期权、亚式期权及其组合产品。

王春英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通知》的制定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支持市场主体更好地管理汇率风险，“近年来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外汇风险管理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但也要看到，当前部分银行外汇服务与适应高质量发展、满足多样化需求还存在一些差距”。

新推出的美式和亚式期权，怎样满足企业多样化的外汇风险管理需求？

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的主要区别在于行权日期的选择。欧式期权只能在期权到期日当天行权，而美式期权的买方可以在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任何一天或到期日前约定的时段行权。亚式期权与欧式、美式期权的主要差别在于结算或行权价的计算方法：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的结算和行权价都是时点价格；亚式期权为区间内的平均价。

法国巴黎银行环球市场部大中华区主管孙鸿志表示，客户套期保值合约可长达数月甚至一年，其间企业的外汇需求或账期可能发生变化。“如果使用美式期权，客户不用等候至到期日，就能提前实现套保的价值，以更优的行权价进行结汇或售汇。”

王非同也表示，对于收付汇时间不确定或者希望结售汇时间更加灵活的企业，可以优先选择美式期权。

而亚式期权的平均价格计算方法可以更好地平滑期权套保合约的到期损益。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金融市场部总经理杨京表示，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由于汇率市场在靠近期权到期日出现短期波动，造成合约出现极端盈利或损失的情况。此外，对于进出口订单具备稳定周期性特征的企业，或者内部汇率成本核算采用一定周期平均价格的企业，也可以尝试亚式期权。

除了账期汇率成本使用平均价格进行估算的企业，孙鸿志指出，还有一些跨国企业的人民币资产负债表的估值也采用平均汇率，“亚式期权的定价方式很好地契合了以上两类企业的需求”。

因“平均价格”平滑了汇率波动，亚式期权的价格比欧式、美式期权更具优势，期权费更低。“有了亚式期权的选择后，一方面可满足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可降低财务支出。”王非同解释道。

一位外资行客户经理称，目前整个市场做新期权业务的并不多，对不同衍生工具的选择主要看企业的外汇风险敞口。如果敞口是个时间点，就选择远期或欧式期权；如果敞口是个时间段，就选择美式或择期远期；亚式期权一般适用于交易以均价报价的场景。

银行提升服务效能 　　“假设提供好的衍生品套期保值服务是做一桌好菜，那么，推出新的期权产品就像是给餐厅提供了新的烹饪工具。”孙鸿志说。

远期、掉期、期权均是国际外汇衍生品市场上较为成熟的产品，但不同品种的市场风险特性及定价模型不尽相同。银行作为汇率避险产品的提供方，如何提升服务能力？

根据外汇局的数据，截至2021年末，具备远期和掉期代客衍生品业务资格的银行有118家，具备期权代客业务资格的银行有86家。

“银行不仅要帮助企业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更要协助企业搭建汇率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建立汇率风险管理工作机制。”《指引》提出，银行要与企业高管层、执行层深入沟通，梳理汇率风险管理架构，对企业初步形成的工作机制给出专业建议，帮助企业明确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制定细化的操作流程等。

工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朱长法近日在外汇局旗下的《中国外汇》杂志撰文指出，可在充分发挥各层级人员的优势、明确职责分工的基础上，采取固定岗位和柔性团队相互协作的方式，提升客户汇率风险管理服务效能。例如，网点客户经理主要负责主动识别客户汇率风险管理需求，初步开展对客汇率风险中性宣导；二级分行产品经理着力于进一步引导客户树立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开展客户适合度评估并根据客户汇率风险敞口特点推荐避险产品；针对客户较为复杂的汇率风险敞口，总行及一级分行联动基层分行组建柔性团队，共同完善对客专业汇率避险方案等。

代客外汇衍生产品日益丰富，也对银行内部系统、服务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内部金融风险控制流程、IT系统，到对一线人员的培训，银行都要做相应的匹配。”王非同说。

杨京以新推出的亚式期权为例解释：“从银行自身来看，开展亚式期权业务的银行在强化面向企业客户的套保产品方案介绍及自身市场风险管理的同时，银行内部也应在估值报价模型、产品风险管控、会计处理及清算等前中后线完成相应的系统开发建设。”

“亚式和美式期权不仅是定价时使用的数学模型比欧式复杂，在与客户的沟通环节上也需要比欧式更为周到。”孙鸿志解释，“例如客户计算平均汇率，是否需要每个汇率数据出来后都比对；客户有了提前行权的权利后，银行如何和客户沟通最佳的行权时机等。”

此外，不同于较为成熟的客盘远期交易市场，期权由于交易量较小，银行相应的客盘业务平盘难度更大。

跨境金融研究院院长王志毅指出，银行的客盘远期平盘主要是在银行间市场做一笔即期和相反掉期，由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掉期产品流动性较好，因此也是银行平盘和补充短期流动性头寸的主流选择。客盘期权要彻底平盘，一般只能靠相反方向的期权产品，然而由于期权流动性远不如掉期，银行不一定每次都能找到完全匹配的期权合约，而新增的美式期权、亚式期权比欧式期权更为复杂，因此银行的平盘难度更大。

“一般来说，平盘难度越高，流动性越差，银行的报价也就越差，最后客户可能就不会用这种工具。”王志毅说。

衍生品交易并非“洪水猛兽”，但管理不善可能带来的风险也不可忽视。在过去20年里，企业衍生品交易管理不善导致巨额亏损的案例时有发生。较典型的是，2008年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曾因在境外市场套保策略不当，导致156亿港元的巨额亏损。

因此，中国境内外汇市场的改革一直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一方面丰富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类型，给企业提供更多套保选择，另一方面亦坚持实需原则，不鼓励复杂的衍生品交易。因此，在《通知》征求意见期间，关于增设如障碍期权、数字期权等复杂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产品的建议，外汇局反馈称，因中国外汇市场尚不具备开展复杂衍生品交易的条件，未采纳上述意见。

目前，银行对客外汇期权业务中，还未涉及除亚式期权外的其他奇异期权，但银行间外币对市场对此已经先行试水。

外币对市场即外汇兑外汇的市场，规模远小于人民币外汇市场，但由于参与者专业性更强，一直是人民币外汇市场各项改革的试验田。2022年5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币对市场新增了普通美式期权及其组合交易、亚式期权、欧式障碍期权和欧式数字期权。

企业痛点何解 　　“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政策应规定，每种类型的风险敞口必须采取的保护措施以及要使用的对冲工具。”《指引》手把手教企业怎么做。

例如，已经确认的“交易性敞口”，一般选择远期等线性产品对汇率风险予以锁定。通过预期未来交易活动而认定的“预测风险敞口”，对于一年内的风险，大多数企业通过远期产品进行分层对冲。“或有风险敞口”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单独管理，“避免超额套保，如果对冲，大多数（企业）通过外汇期权进行套期保值”。此外还有“折算风险敞口”和“海外净利润风险敞口”，一般通过远期、外汇期权或期权组合产品进行汇率风险管理。

既然衍生品对于汇率避险如此重要，为什么企业用得不多呢？

《指引》总结道，大型企业和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挑战各异。其中，大型国有企业的主要困难包括对衍生品的认识不足、由于考核评价不科学担心被追责、专业化集中管理执行不到位等。例如，有的国企担心“正常套保情况下，衍生品交易自身产生的亏损，会不会被作为重大损失而受到监管部门追究”；小微企业则面临更多的困难，包括手段更少、交易成本更高、达不到银行准入门槛等。

企业汇率避险，首要的痛点是认知不到位。前述外汇市场资深人士称，中国中小企业财务核算不成熟，对汇率风险管理还是“散户心态”，没有风险中性意识，很多中小企业认为，如果猜对汇率走向就能赚钱，肯定选择赌一把；而国际上套保成熟的中小企业，财务规划科学，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要给股东一个交代，保证安全的汇率环境。但国内的中小企业尚未形成这样的现代管理思维。

面对常态化的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郑红建议，中小企业应当敬畏汇率风险，“要保持一定的套保比例，在六成左右，而不是简单地去赌人民币贬值或者升值”。

另一个痛点是能力不足。有企业表示，《指引》的内容很专业，但部分内容理解起来有困难。有银行客户经理称，这些内容需要银行“翻译”，企业才能明白。

前述外汇市场资深人士说：“很多中小企业认为，跟即期交易相比，汇率风险管理技术难度高，又麻烦，而且比较贵。企业跟银行打交道，跟做汇率对冲相比，企业更希望银行给它们做贷款。汇率对冲还得签一大堆协议，财务人员跟领导解释半天，可能领导也不太能明白。”

郑红也表示，当前针对企业汇率避险的培训，仍面临落地成本较高、资源整合较难的一些困境。同时，大多数企业内部也尚未形成专门的“汇率风险管理小组”，尤其对一些中小企业来说，“可能整个公司的财务部门一共就一两个人”。

此外，一些有心做汇率避险的小微企业，还面临现实的障碍。《指引》中的案例显示，在实务中，一些小微企业或部分轻资产、高流量的外贸型企业难以获得银行授信，缴存保证金占用资金、成本较高，从而制约企业开展汇率避险。

朱长法在前述文章中也指出，对广大中小微外贸企业而言，衍生交易保证金占用是制约其开展汇率风险管理的关键因素之一。

银行拓展汇率避险“首办户”，是监管部门鼓励的方向。王春英在前述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2年上半年，新增汇率避险“首办户”企业将近1.7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

“‘首办户’的意义是很重要的，企业只有首次接触，认识、了解汇率避险的好处，以后才会进一步使用。”王春英指出。

2022年以来，人民银行、外汇局等多次发文，鼓励银行、担保机构让利实体经济，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避险成本。

扩大汇率避险业务覆盖面，除了银行让利和创新服务，还需要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等多方发挥合力。

2022年4月，央行与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的通知》，其中就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强化政银企合作，探索完善汇率避险成本分摊机制，扩大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汇率避险业务的担保，减少涉外企业授信占用和资金占压。

近期，多地相继出台具体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例如，2022年1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作用支持小微企业汇率避险增信服务的实施意见》，让浙江省从事外贸业务的小微企业，在不缴纳保证金、不占用授信额度的情况下，与银行签订汇率避险业务协议，无任何资金负担进行套期保值。

具体操作流程是，企业根据实际需要向银行提交汇率避险业务申请，银行和担保机构审核通过后，按照不超过申请总额5%的额度出具等值人民币担保保函，单个企业保函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政策不限定时间，将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在浙江省实施；目前，纳入政策支持的产品为远期结售汇业务，后续将视情况拓展。

朱长法介绍，从工行的工作实践看，其联动担保公司落地全国首笔第三方担保项下中小微外贸企业远期结售汇业务，有效在期初免除交易保证金对企业资金流的占用，提升企业办理汇率避险业务的意愿。目前该模式已在四川、吉林、安徽、北京等地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小微企业达不到大行的业务准入门槛，而主要为其服务的中小银行却不具备代客衍生品业务资格。对此，外汇局5月20日的《通知》提出，扩大合作办理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业务范围，不具备经营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业务资格的银行，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可以与具备资格的银行合作来提供衍生品服务。

朱长法在文章中也指出，大中小型银行应在监管部门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切实用好合作办理人民币外汇衍生品等业务，将汇率风险管理产品的服务触角延伸至更广泛的客户群体。

在最大的 PC 数字游戏平台 Steam，其畅销榜通常会有一个非游戏类应用——Wallpaper Engine。这是一个墙纸应用，允许玩家在桌面上使用动态墙纸，它支持创意工坊，允许用户分享自制墙纸。你可能注意到最热门的墙纸通常有中文名字。据估计中国用户占到了 Wallpaper Engine 总用户数的至少四成，中文玩家发表了大量评论，也制作分享了大量墙纸。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中国玩家会去购买一个墙纸应用？他们真的这么喜欢更换墙纸？一位中国记者指出了早已并非秘密的秘密：分享成人内容。在 Wallpaper Engine 用户递交的逾 160 万墙纸中有 7.5% 被归类为成人。

摘要

近期多地烂尾楼业主联名发布“强制停贷告知书”，要求楼盘复工并按期交付，否则将集体停止偿还贷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并进一步掀起是否应取消期房预售的讨论。本文重点回答以下问题：本轮房贷断供风波的根源是什么？将造成哪些影响？应如何妥善处置？

一、本轮断供的根源：预售制下，部分房企发生流动性风险导致期房烂尾

1、预售制的初衷和制度安排

期房预售是我国商品房销售的主要方式，占比近九成。当前商品住宅期房销售面积占总销售面积的比重由2005年的57.7%快速升至2021年的89.6%。

引入预售制的初衷，是缓解房企资金压力，加快城镇住房建设。2021年销售回款（定金及预收款、个人按揭贷款）占房企到位资金和各项应付款的42%。

为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预售资金监管成为期房预售的配套措施。商品住房预售资金要全部纳入监管账户，由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确保预售资金用于商品住房项目工程建设。

若预售制按理想状况运行，购房者、房企、银行、地方政府将实现共赢。购房者能以更低的价格选择更多的新房，房企提前回笼资金并能使用大量无息资金，银行获得高质量的按揭贷款业务，地方政府取得土地出让和房地产相关税费收入。

2、房企违规挪用预售资金进行“高周转”，加剧流动性风险

按照规定，各地产项目的预售资金应专款专用，确保期房顺利竣工交付。但在实际执行中，房企违规挪用预售资金的现象较为突出。与此同时，监管缺位也使得房企的违规行为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房企将挪用的资金用于“高周转”，杠杆上升、资金链紧张，流动性风险加剧。各地产项目的预售资金本应专款专用、风险隔离，但在房企违规挪用之后，实际上形成了资金池、风险共担。通过这样的违规操作，房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快速做大资产规模。随之而来的是房企杠杆率快速攀升，资金链紧张，流动性风险加剧。

这一模式顺利运转的前提是房地产市场景气、房企融资环境宽松，一旦地产销售下滑、融资条件收紧，极易引发房企资金链断裂，项目停工烂尾。2020年监管部门相继推出房地产融资“三道红线”和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集中度管理，房地产市场降温、房企融资难度加大，此前过度加杠杆的部分房企于2021年密集爆发债务风险，并进一步削弱金融机构和购房者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

3、当前高风险房企经营状况仍在恶化，资金链紧张

按照监管部门制定的“三道红线”标准，根据2021年的财务数据，将A股和港股的200多家上市房企分为“红橙黄绿”四档。可以发现，红档和橙档房企经营状况仍在恶化，风险较高。例如2021年红档房企现金短债比的中位数只有0.1，极易发生资金链断裂风险。

二、本轮断供的影响：楼市进一步降温，各地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1、房企销售、融资难度将明显增大，若未妥善处置，或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本轮断供风波属于非典型断供，总体风险相对可控。第一，涉事项目大多是之前已经暴雷的房企，而非刚暴露的新风险。第二，断供更多是烂尾楼业主的维权工具，为了自身征信和房产，并未真的全部断供。第三，监管部门出面积极回应，新增停贷告知书数量明显下降。

但本轮断供风波将进一步加剧房企经营困境和房地产市场风险，若未能妥善处置，或引发重大金融风险。第一，居民购房更加审慎，房地产销售再度下滑。第二，房企融资进一步收紧，资金链更加紧张。第三，房企债务违约、购房者断供，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2、各地纷纷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为保障辖区内楼盘的顺利交付，各地将普遍收紧预售资金监管。然而当前各地若全面收紧预售资金监管，将加剧房企资金链断裂风险。只能保障后期开发的楼盘，却可能导致本地和外地前期被挪用资金的楼盘爆发风险，有些类似商业银行遭遇“挤兑”。

事实上，在2021年部分房企爆发债务风险之后，各地便收紧了预售资金监管，但部分地区存在一刀切、监管过严等问题，对房企资金链造成较大冲击。今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陆续有28个省市适度放松了预售资金监管，包括加快审批效率、放宽资金监管比例、增加拨付节点及比例、银行保函等额替换等。因此，加强预售资金监管方面需要全国统一协调，避免重蹈去年的覆辙。

三、政策建议：当务之急是促进楼盘复工，治本之策是完善预售资金监管机制

本轮断供风波的起因是楼盘烂尾，因此当务之急是促进楼盘复工，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具体举措包括：监管部门牵头，指导银行主动参与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的方案研究，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协助推进项目快复工、早复工、早交付；督促房企履行自身责任，千方百计“保交楼”；支持项目并购重组，由有能力的房企来接收项目后续开发等。

预售制下的预售资金监管不足是造成本轮断供风波的制度性原因，需要从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两方面予以完善和加强。一是要有基本的全国统一标准，避免部分地方因为监管过松导致风险集聚；二是明确各部门的监管权责，防止出现监管缺位。

此外，预售制还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购房者承担了过重的风险。相较于取消预售制，或可对烂尾风险进行重新分配。例如将房款留存一定的比例，直至交房才能打给房企；按揭贷款以抵押的房产作为偿债的全部保证，购房者只承担有限责任，若楼盘烂尾，银行应向房企而非购房者追索贷款。如此安排将更加公平，房企和银行将更加合规经营，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得到更好保障。

风险提示：房地产销售下滑风险、房企流动性风险

目录

一、本轮断供的根源：预售制下，部分房企发生流动性风险导致期房烂尾

（一） 预售制的初衷和制度安排

（二） 房企违规挪用预售资金进行“高周转”，加剧流动性风险

（三） 当前高风险房企经营状况仍在恶化，资金链紧张

二、本轮断供的影响：楼市进一步降温，各地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一） 房企销售、融资难度将明显增大，若未妥善处置，或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二） 各地纷纷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三、政策建议：当务之急是促进楼盘复工，治本之策是完善预售资金监管机制

正文

一、本轮断供的根源：预售制下，部分房企发生流动性风险导致期房烂尾

（一）预售制的初衷和制度安排

期房预售是我国商品房销售的主要方式，占比近九成。根据1994年颁布的《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承购人，由承购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当前商品住宅期房销售面积占总销售面积的比重由2005年的57.7%快速升至2021年的89.6%。

引入预售制的初衷，是缓解房企资金压力，加快城镇住房建设。土地购置和工程建造等均需大量资金，期房预售有助于房企提前回笼资金，并降低财务成本。2021年销售回款（定金及预收款、个人按揭贷款）占房企到位资金和各项应付款的42%。

为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预售资金监管成为期房预售的配套措施。2010年住建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 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商品住房预售资金要全部纳入监管账户，由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确保预售资金用于商品住房项目工程建设；预售资金可按建设进度进行核拨，但必须留有足够的资金保证建设工程竣工交付。”

若预售制按理想状况运行，购房者、房企、银行、地方政府将实现共赢。购房者能以更低的价格选择更多的新房，房企提前回笼资金并能使用大量无息资金，银行获得高质量的按揭贷款业务，地方政府取得土地出让和房地产相关税费收入。经济增长，城市更新，城镇化推进，居民住房条件提升，全社会实现帕累托改进。

（二）房企违规挪用预售资金进行“高周转”，加剧流动性风险

按照规定，各地产项目的预售资金应专款专用，确保期房顺利竣工交付。预售资金监管制度是“一城一策”，细则由各地方管理部门自行拟定。资金收存方面，预售资金的监管范围为全部购房款，包括首付款、分期付款、一次性付款、银行按揭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等，通常要求直接存入监管账户。资金取用方面，预售资金分为重点监管资金和一般监管资金。重点监管资金规模一般按照保障项目实现交付的原则进行设定，与工程款金额相当，并根据工程进度支取，不得挪作他用；一般监管资金的取用相对宽松，例如山东、天津等地规定企业可自行提取。

但在实际执行中，房企违规挪用预售资金的现象较为突出。例如，预售资金未全部进入监管账户，而是存入房企的其他账户，逃避监管；压低工程造价，从而降低重点监管资金额度，方便抽逃资金；虚报工程进度，超额支取资金等。

与此同时，监管缺位也使得房企的违规行为未能得到有效遏制。预售资金监管制度下，各地住建部门主导辖内预售资金监管，人行负责管理商业银行办理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户开立、变更和撤销业务，银保监局配合住建部门开展行业监管工作，商业银行在主管部门指导、监督下，对专用账户进行监管。但由于多头监管、利益相关等，监管存在诸多漏洞。例如，非监管银行可能为了争夺存款而未按规定将按揭贷款打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监管银行为维护客户关系，未严格审查，提前向房企拨付预售资金；部分地区对预算资金监管规定过于宽松，对区域内项目资金安全情况未严格监管等。

房企将挪用的资金用于“高周转”，杠杆上升、资金链紧张，流动性风险加剧。各地产项目的预售资金本应专款专用、风险隔离，但在房企违规挪用之后，实际上形成了资金池、风险共担。房企将A项目的预售资金挪给B项目开发，B项目的预售资金挪给C项目开发，而当A项目需要工程结款时，若C项目已开始预售，再将C项目的预售资金挪给A项目使用。通过这样的违规操作，房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快速做大资产规模。随之而来的是房企杠杆率快速攀升，资金链紧张，流动性风险加剧。

这一模式顺利运转的前提是房地产市场景气、房企融资环境宽松，一旦地产销售下滑、融资条件收紧，极易引发房企资金链断裂，项目停工烂尾。2020年监管部门相继推出房地产融资“三道红线”和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集中度管理，房地产市场降温、房企融资难度加大，此前过度加杠杆的部分房企于2021年密集爆发债务风险，并进一步削弱金融机构和购房者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

期房烂尾之下，购房者资产端无法按期收房、蒙受巨大损失，负债端房贷刚性、必须继续还款，由此导致本轮断供风波。通常情况下，购房者断供是因为自身现金流不足、无法按时偿还贷款，或者房价跌幅过大、房屋市值低于未偿还的房贷，但本轮断供主要是烂尾楼业主用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主要诉求是地产项目复工和交付。

（三）当前高风险房企经营状况仍在恶化，资金链紧张

按照监管部门制定的“三道红线”标准，根据2021年的财务数据，将A股和港股的200多家上市房企分为“红橙黄绿”四档。可以发现，红档和橙档房企经营状况仍在恶化，风险较高。

1、从剔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来看，红档房企中位数仍在80%以上。相比之下，黄档房企杠杆率明显下降，绿档房企则争夺市场份额，杠杆水平略有上升。

2、从销售毛利率来看，各档房企均呈下降态势，其中红档房企降幅最大。房地产市场降温，房企降价促销、抓紧回款，增收不增利，导致毛利率下滑。

3、从财务费用率来看，红档和橙档房企仍处于较高水平。红档和橙档房企财务状况和信用资质较差，导致融资成本较高。红档房企的财务费用率自2019年起快速攀升，目前仍处于6%的高位。

4、从销售利润率来看，各档房企总体呈下降趋势。受销售毛利率大幅下降、融资成本高企影响，红档房企销售利润率甚至转负。

5、从现金短债比来看，红档房企流动性紧张，中位数只有0.1，且自2016年底的1.2一路下滑。在外部融资收紧、销售下滑的背景下，红档房企极易发生资金链断裂，风险较高。

二、本轮断供的影响：楼市进一步降温，各地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一）房企销售、融资难度将明显增大，若未妥善处置，或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本轮断供风波属于非典型断供，总体风险相对可控。

第一，涉事项目大多是之前已经暴雷的房企，而非刚暴露的新风险。据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统计，在200份停贷告知书中，已暴雷的大型房企涉及的项目占比达58%。

第二，断供更多是烂尾楼业主的维权工具，为了自身征信和房产，并未真的全部断供。且7月14日，有17家银行进行了回应，包括6家国有大行、8家股份行和3家城商行，均表示相关业务整体规模较小，总体风险可控。7月18日以来，A股银行板块明显反弹。

第三，监管部门出面积极回应，新增停贷告知书数量明显下降。7月14日，银保监会表示将引导金融机构市场化参与风险处置，加强与住建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协同，支持地方政府积极推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新增停贷告知书也由7月13日的98份快速回落至7月16日的3份。

但本轮断供风波将进一步加剧房企经营困境和房地产市场风险，若未能妥善处置，或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第一，居民购房更加审慎，房地产销售再度下滑。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销售便受到疫情反弹和房企债务风险的制约，居民购房信心本就较为脆弱。而今年7月的这轮由楼盘烂尾引发的断供风波，严重冲击市场信心，导致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快速回落。

第二，房企融资进一步收紧，资金链更加紧张。金融机构对于房地产行业的信用风险担忧上升，风险房企在银行贷款和信用债等方面的融资难度进一步上升，叠加销售回款下滑，加剧资金链断裂风险。

第三，房企债务违约、购房者断供，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引发重大金融风险。若房企资金链持续紧张，一方面导致房企债务违约，另一方面项目烂尾引发购房者断供，二者共同冲击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将造成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重大金融风险。

（二）各地纷纷收紧预售资金监管，或引发“挤兑”风险

为保障辖区内楼盘的顺利交付，各地将普遍收紧预售资金监管。例如7月14日，西安市住建局等五部门率先出台《关于防范商品房延期交房增量问题工作措施的通知》，包括确保购地资金合规、项目建设全程监管、预售资金全额入账、严格拨付标准、夯实银行责任等13项具体措施，从土地出让、工程建设、预售管理等多个方面加强监管。

然而当前若全面收紧预售资金监管，将加剧房企资金链断裂风险。如前所述，房企普遍采取资金池运作模式，A项目的预售资金被挪给B项目开发，B项目的预售资金被挪给C项目开发，而A项目的竣工则依赖于C项目的销售回款。若各项目的预售资金监管全面收紧，固然C项目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但被挪用的A项目和B项目都将面临停工风险。因此各地加强预售资金监管，只能保障后期开发的楼盘，却可能会导致本地和外地前期被挪用资金的楼盘爆发风险，有些类似商业银行遭遇“挤兑”。

事实上，在2021年部分房企爆发债务风险之后，各地便收紧了预售资金监管，但部分地区存在一刀切、监管过严等问题，对房企资金链造成较大冲击。今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陆续有28个省市适度放松了预售资金监管，包括加快审批效率、放宽资金监管比例、增加拨付节点及比例、银行保函等额替换等。

因此，加强预售资金监管方面需要全国统一协调，避免重蹈去年的覆辙。同样是解决存在资金池问题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资管新规进行了新老划断并安排了三年的过渡期，最终实现平稳收官。

三、政策建议：当务之急是促进楼盘复工，治本之策是完善预售资金监管机制

本轮断供风波的起因是楼盘烂尾，因此当务之急是促进楼盘复工，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具体举措包括：监管部门牵头，指导银行主动参与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的方案研究，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协助推进项目快复工、早复工、早交付；督促房企履行自身责任，千方百计“保交楼”；支持项目并购重组，由有能力的房企来接收项目后续开发等。

预售制下的预售资金监管不足是造成本轮断供风波的制度性原因，需要从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两方面予以完善和加强。一是要有基本的全国统一标准，避免部分地方因为监管过松导致风险集聚；二是明确各部门的监管权责，防止出现监管缺位。

此外，预售制还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购房者承担了过重的风险。若楼盘烂尾，房企已拿到预售资金，银行将继续追索按揭贷款，购房者将承担主要损失。然而在这一事件中，购房者并无过错，与之相反，银行可能存在按揭贷款资金违规划入非监管账户，或未积极履行资金监管义务等问题，房企则存在违规挪用预售资金的行为。

相较于取消预售制，或可对烂尾风险进行重新分配。例如将房款留存一定的比例，直至交房才能打给房企；按揭贷款以抵押的房产作为偿债的全部保证，购房者只承担有限责任，若楼盘烂尾，银行应向房企而非购房者追索贷款。如此安排将更加公平，房企和银行将更加合规经营，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得到更好保障。

(本文作者介绍：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注册会计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学博士。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宏观经济第三名（团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财政理论与政策。)

责任编辑：王婉莹

平成末年的裱糊匠经济学 Original 洞中观察 洞中观察 2022-07-14 17:10 Posted on 四川 Image

“平成”这个年号取得特别好，1989-2019年，恰好是日本失去的30年。从泡沫破灭，到持续的低迷与衰退，诞生了很多独具特色的平成词汇，比如“废宅”“低欲望社会”“断舍离”等，突显一个时代萎靡的精神面貌。

众所周知的日本政治特色，自民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但首相如过江之鲫，换得像衣服一样随意。安倍创造了日本首相执政时长的纪录，8年，是平成最后八年的日本掌舵人。

安倍何德何能，能执政日本8年？日本在他手上起死回生了吗？结束了经济衰退，欣欣向荣？

没有。平成31年，都是日本持续走下坡路的历史，2021年，日本GDP的份额从最高峰占世界经济总盘的17.9%，滑落到5.1%，再次回归到1960年代的水平。在平成最后8年连续执政的安倍，面对这个下降趋势，并没有成为力挽狂澜的那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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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个玩笑，大概平成最后几年是真正的躺平之年，日本人早已经放弃了通过换人来改变颓势的想法。当然，玩笑仅仅是玩笑。

解释日本失去30年，已经是经济学界的一门显学，我认为只看宏观数据就试图解释日本衰退的，都是陷入数字帷幕的“会计经济学”，包括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承载GDP的，是产业。最近30年，日本的中低端产业不断被中韩所替代、蚕食，而高端产业美国又视为禁脔，以举国之力限制，怎么可能不衰退？

一个国家可以承载的财富，自始至终离不开它的政治能级，从未有一个二流政治小国，成为一流经济大国。集成电路、互联网、大飞机、军工，都是政治大国所专有的产业。如果你要介入，必须靠自身的政治能力、甚至军事能力才能拿到入场券。

中国面对美国举国之力的打压，如果认输，也将一直被钉死在低端产业链分工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日本作为政治上的美国附庸国，面对70-80年代的美国接连发起的贸易战，除了投降认输别无选择。高端产业不能突破，不敢逾越美国划出的禁地，中低端产业不断被中韩所蚕食，失去的三十年，是日本作为一个拿到过多财富而无力保卫的政治侏儒的必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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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美国凭借着美元霸权、几大互联网巨头这种高效的收租工具，是西方唯一保持了世界经济份额的国家，30年过去，依然占世界经济总盘子的1/4，欧洲诸国，大部分份额都下降了一半。日本，经济份额只剩原来的1/3。其余的部分，基本被中国所分食。韩国，依靠美国的扶持，份额增加而新晋G7。

互联网行业趋向天然垄断，要抵制美国的收租，只能靠墙。而墙，是一国政治独立的附属品。中国和美国是世界唯二有互联网主权的国家，互联网主权，何尝不是政治主权的一部分？

日本在难以抗拒的下跌趋势面前，安倍又是如何在平成最后八年坐稳首相位置的呢？这里不得不提有名的“安倍经济学”。

什么是“安倍经济学”？实际上关心政治经济的人都能说个七七八八，因为日本把事情做得太极致了。无非是印钱，花钱，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用到丧心病狂，用到刷新人类经验的程度。

比如，日本政府发债，央行购买，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膨胀到GDP的226%，这个债务水平几乎是美国的两倍。这种行为是一种印钞，也是一种收税。

比如，日本央行购买了日本股市80%的ETF基金，央行持有日本股市总市值的7%。

比如，持续的，天量的，占到日本经济总投资规模20%的，已经严重边际收益递减的基建投资，美国阿列克斯·科尔在《犬与鬼》这么写日本：

今天，几乎没有一座山腰不是由碍眼的水泥建筑所支撑；大型水坝蓄满了根本就不用的水和电；壮观的大桥连接着荒无人烟的岛屿。日本举国上下修建了无数没有乘客的铁路、没有集装箱的码头、没有汽车的高速公路、没有租户的租赁市场、没有美术品的美术馆。

日本其实基础设施早早就达到了饱和，李迅雷文章提到：

日本似乎创造一个完全人造的自然界。至1993年，55%的海岸线被混凝土覆盖，巨大的四角水泥砌块“护卫”着美丽的海岸。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日本修建了超过2800座水坝，年平均投入2000亿日元。单是1995年至2007年的基础建设预算就高达650兆日元，超过美国同期3至5倍。早在1998年，公共建设的产业工人就占据了总劳动力的10%，达690万人。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安倍的这些措施没有什么用，但很少有人说破，安倍这是在贿赂选票，贿赂有产者，贿赂富人与资本财阀。这正是平成最伟大的裱糊匠连任8年，创造日本首相连续执政纪录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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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股市从2012年安倍执政开始的8000多点，涨到安倍离任时的23000多点，涨了近3倍，这都是谁在获利呢？

日本30%的家庭，没有任何金融资产，而这个金融资产是包含银行存款的。那又有多少日本家庭拥有股票？3倍的股市涨幅，又能惠及多少日本家庭。最终的结果，只是造成日本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

犹如特朗普把股市上涨当做自己最重要的政绩，以此取悦资产者与企业界，安倍的行为逻辑完全一样。

其次，日本的重复而没有什么产出的基建，一样是为贿赂产业界获取支持的行为。日本国内的基建业务，建筑基本为三菱、住友、三井垄断，电力电信设施为东芝、日电、日本电报电话等公司所垄断，日本常年的高额基建投入，是一种对财阀大企业的贿赂。

还有有名的日本农协，以农业保护为名，用高额关税规避国际市场竞争，让日本民众忍受高于国际市场几倍的食物价格。在经济繁荣期，普通民众尚可忍受，而在经济衰退期，食物都成为生活重负。由于食物不足，日本人身高竟然变矮，无法想象这是在一个发达国家。甚至发生多名自卫队队员，因为多吃一块面包，而被停职处分的闹剧。

这些都是国内顽固如堡垒的利益集团，安倍采取的策略是，尽情的贿赂，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方式，都有它的上限，一种新技术冲击，都会到投资收益边际收益递减阶段。如果持续不看回报地投资，最终都会陷入内卷。这个时候，如何维持经济增长呢？

要么新开赛道，用新技术掀起下一波由技术创新推动的经济增长。要么对内革命，打扫国内垄断收租势力，将本来被垄断限制的市场强行扩大，让更多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

很明显，中国现在是在两手抓两手硬，一边顶住西方的政治压力，突破西方技术封锁，开新赛道，一边对内收拾垄断收租势力，打开新的市场增量空间。

但安倍，反其道而行之。对上不敢进取，不敢冒犯美国的核心产业利益，对下积极与美国联手，封堵中国，试图阻断中国对日本产业份额的蚕食。同时贿赂国内的资产阶级、财团等利益集团换取支持，并任由贫富差距的扩大。

安倍经济学本质是一种“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不解决具体问题，只管贿赂利益集团的选票经济学、权术经济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安倍大印钞票却连2%的通胀水平都实现不了的原因。因为钱，从来没有进入日本普通民众的腰包，从未增加日本民众的真实购买力。

作为平成末年最伟大的裱糊匠，安倍用实际行动演绎了何谓“反动”。以上，就是所谓的“安倍经济学”的全部奥义。

扩展阅读：失去的30年与日本集成电路的兴衰 从产业角度对日本衰退的解释。

文｜财新周刊 白宇洁（特约） 屈运栩

“抢额度抢得很激烈。”一家“国字头”投资人对财新提起捷氢科技Pre-IPO轮融资情况时透露，当时收到了大约150份战略意向书，“连某石油央企的‘一把手’都去拜访他们。最终，十几家国资、产业资本和头部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分食了公司8.8亿元的融资份额”。

2022年6月28日，上汽集团旗下燃料电池业务主体捷氢科技发布IPO招股书，拟在科创板募资10.6亿元。这家成立于2018年的氢燃料电池企业，诞生四年来已完成五轮融资，上述上市前最后一轮私募融资完成于2021年9月，市场追捧热度超预期，投后整体估值约41.28亿元，约为公司2020年末净资产的9.6倍。

“有一个好爹”是捷氢科技受资本追捧的主因。氢燃料电池由于成本等因素，目前主要由财政补贴和政府采购支撑发展，市场化需求尚未爆发，上汽集团作为母公司，是稳定的下游订单来源。

捷氢科技在挑选财务投资人时，重点考量的也是资源而非资金。一家国资机构虽然只有5000万元的投资份额，却凭借为捷氢科技带去的700个订单，最终提升份额并获得了董事会席位。隐山资本负责人董中浪也对财新指出，隐山资本得以入局捷氢科技，是因其母公司普洛斯近年部署了规模庞大的分布式光伏项目，未来光伏制氢技术可与氢燃料电池形成战略协同。隐山资本最终获得了捷氢科技0.48%的股份。

捷氢科技并非特例。目前，重塑科技、东岳氢能、国富氢能、上海治臻、国鸿氢能等氢能源电池厂商都完成了数轮融资，明确提出了上市计划，各家背后都有不同城市集群的政策扶持以及数十家各类投资机构。

尽管氢能产业链企业整体处于技术重投入、经营亏损的阶段，但一名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人对财新指出，燃料电池车像是一个“未来市场”，当下之所以有大量机构入局，是因为短期之内，各类政策在引导、描摹出一个相对确定的市场，“大家盯的就是政策规划能释放出来多少市场需求”。

氢能作为一种零碳排放的二次能源，在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获得了明确的政策支持。2022年3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下称《规划》），首次将氢能定位为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绿色能源转型载体，并计划在未来15年逐步建立完备的氢能产业体系。《规划》提出，2025年，中国的氢燃料电池车保有量要达到5万辆，在“十四五”期间扩张4倍。

各方都在押注氢燃料电池车复制电动车市场的成功。但就市场规模而言，氢车当前不及纯电动车市场的千分之一，市场预期氢车和氢燃料电池未来在长距离运输卡车等商用车领域先行突破。

目前，燃料电池低水平建设、产能过剩的虚火苗头已经出现。一些投资早期项目的机构已明确不再看单纯的燃料电池项目，而是跟随上述《规划》“探索氢能在工业、电力等多元领域的应用空间”，开始在可再生能源制氢、氢储能等领域布局。

催热融资竞赛 　　在氢能投资领域，燃料电池是最大的风口。根据清科研究院数据，2020年，氢能领域一级市场投资额23.35亿元，比2019年的13.43亿元几乎翻倍；到2021年，投资额升至38.27亿元。截至2022年4月，超过60%的氢能产业投资事件与燃料电池有关。

另据高工产研氢电研究所统计，2022年前五个月，未势能源、氢途科技、爱德曼氢能、国氢科技等八家燃料电池相关企业完成了亿元以上的融资，总融资额超过23亿元。

燃料电池之所以受到青睐，与产业成熟度相关，氢燃料电池车是目前产业基础相对较好的氢能细分领域。早在2001年，燃料电池车与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一同被列入国家“863计划”，拉开了中国学界、业界攻关燃料电池技术的序幕。此后20年，电池系统和关键部件的国产化占比逐步提升。

据香橙会研究院数据，2015年至2020年，一级市场共有179家机构参与燃料电池行业投资，其中产业投资机构126家，财务投资机构仅53家。雄韬股份（ 002733.SZ ）、中石化资本以及“清华系”基金水木资本等几家与燃料电池业务较为协同的产业投资者，动作尤为频繁。而从2021年开始，财务投资者的活跃度明显提升，当年36家获得融资的氢能产业企业，有21家获得了财务投资。

国内氢燃料电池企业多为高校产学研孵化企业或海外技术引进转化。比如清华大学背景的“燃料电池第一股”亿华通（ 688339.SH ），被市场认为是本轮氢能投资热之前最擅长资本运作的公司。2016年，亿华通收购了电堆技术公司上海神力科技后挂牌新三板，伴随订单增多，2019年市值近40亿元，于2020年8月转战科创板募资15.5亿元后，市值跃升至130亿元。

据海通证券研报，2021年，国内燃料电池汽车销量1586辆，亿华通一家销售了543辆，占比34%。但市场竞争逐步加剧，这一年，市场整体增长34.75%，亿华通同比仅增9.92%，市场占有率下滑。

资本正推动像亿华通这样的高校背景企业进入市场。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孵化了电堆企业氢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则设立了四川荣创新能动力系统有限公司。2021年，两家公司分别获得了A+轮和两轮股权融资。

一、二级市场的融资能力和速度，攸关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2015年成立的燃料电池企业重塑科技，到2019年融资六轮，估值18亿元。亿华通上市后，重塑科技以一个季度融一轮的速度追加资本投入，到2021年3月提交科创板上市申请时，按拟募资20.17亿元计算的公司估值达80亿元。但当年8月，重塑科技撤回IPO申请。此前，证监会曾就其关联交易、客户集中度过高等问题进行了两轮问询。

技术创业公司之外，还有一类企业通过并购合作，依靠技术转化实现国产化。国鸿氢能创始人马东生做钢铁出身，2013年成立燃料电池系统公司碧空氢能，主要依赖加拿大燃料电池头部企业巴拉德（ballard）授权的技术专利生产。2016年，国鸿氢能转向自主研发，到2022年3月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筹备上市。据最近一次公开融资信息测算，投前估值超过45亿元。

传统电池制造商雄韬股份从2010年开始设立燃料电池相关子公司，进军该领域；汽车配件供应商潍柴动力（ 000338.SZ ）则于2018年收购巴拉德，从而拓展出氢能业务；同年，长城汽车（ 601633.SH ）收购上燃动力控股权，衍生出燃料电池公司未势能源，未势能源目前完成了A轮融资。

科尼尔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能源及高科技业务负责人滕勇告诉财新，从装机累计上市占有率来看，四家企业占据70%的市场份额，“国鸿氢能约占40%至50%，新源动力以及亿华通收购的神力科技各占12%，氢源科技占9%”。

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下称《推荐车型目录》）的次数，是业内衡量燃料电池厂商市场份额情况的另一个指标。滕勇称，从这一维度来看，亿华通、重塑科技、国鸿氢能、雄韬股份、潍柴动力分列行业前五。这些企业大多在2017年各地密集出台氢能产业规划之前入行，具有一定先发优势。

国家电投氢能科技公司（下称“国氢科技”）和上汽集团旗下捷氢科技进入市场相对较晚，但电池系统和电堆产品指标均处行业前列。业内判断，资本加持下，这两家公司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一名投资了多家氢能公司的头部私募基金投资人告诉财新，随着燃料电池系统集成和电堆生产技术自主化率提高，创投关注点逐渐向燃料电池领域的“卡脖子”原材料延伸。“三年前，中国的很多电堆、膜电极从加拿大进口，现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主化，那我们就要再往上提升一层。”

膜电极是电堆的主要构成部件，所谓“卡脖子”原材料，主要指组成膜电极的质子交换膜、催化剂以及用作气体扩散层的碳纸。原材料品质直接关系到燃料电池的性能和寿命，基础化学功力则是燃料电池车产业链上最难迈过的技术门槛之一。“现在质子交换膜的优势企业是美国的戈尔（Gore），催化剂是日本的田中贵金属，碳纸是德国企业。我们投的中国企业就在做这三个国家的替代。”上述头部私募投资人对财新称。

产业投资机构也持类似投资逻辑，2022年3月，中石化资本恩泽基金总经理周雨萱在2022年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介绍，其公司投资方向之一，即以燃料电池为切入点，向电池的上下游延伸，寻找电极、膜材料、催化剂等原材料领域的优质项目。

国氢科技是燃料电池原材料端突围的代表。国家电投在给财新的书面回复中介绍称，国氢科技已完成质子交换膜自主化产品的开发，量产产线也已建成应用；同时，初步完成了“卡脖子”最严重的原材料——碳纸的自主化开发，并开始建设产线，计划在2022年内解决这一瓶颈。国氢科技获得了16家机构10.8亿元的A+轮融资，为2021年氢能领域最大的单笔融资。

“过去几年，大家看到了原材料领域的市场机遇，投入比较多，部分环节的关键技术指标也在降低。但总体来说与国外一线企业相比仍有差距，可能还需要五到十年来追赶。”滕勇称。

据滕勇介绍，相对燃料电池系统和零部件企业来说，电池原材料行业的整体格局更小、更散。“目前也有相对成熟的企业，包括做催化剂的贵研铂业、做质子交换膜的东岳集团、做气体扩散层的通用氢能和国氢科技。”后三家企业为氢能创业公司，其中通用氢能拟被华电重工收购；东岳集团则在2020年10月开始上市辅导，计划冲刺科创板；国氢科技计划在2023年至2025年完成IPO。

政策力造“氢车蛋糕” 　　与动力电池发展初期类似，燃料电池也是典型的政策导向行业，但此轮政策的密集程度与力度，远超十余年前的政府示范项目，有效激发了市场热情。

2020年9月，财政部等五部门发起燃料电池示范应用行动（下称“五部门示范行动”），京津冀、上海、广东、河南、河北等五个城市群入围首批试点，主要完成扩大车辆规模、攻克燃料电池核心技术、提升全产业链经济性、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等任务。对于完成初始目标的示范城市群，中央财政予以事后奖励，每个城市群最多可获得17亿元的财政奖励。

中国科技部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自2003年起在北京、上海、佛山等八个城市陆续开展过燃料电池应用试点。相较而言，“五部门示范行动”进一步扩大了氢车使用范围。2021年9月至12月，五个首批试点城市群方案陆续获批，47个示范城市计划在2025年前推广应用车辆3万辆以上。这是市场短期内能看到的最大的“氢车蛋糕”。

与此同时，地方自主布局氢能产业的热情高涨。据国融证券统计，2021年，有29个省市制定了与燃料电池车相关的政策规划，其中包括没有入围国家奖补试点的城市，譬如成都、重庆、武汉。“各方热情高涨，最终能够落地的氢能应用场景，主要还是政策驱动的氢能公交车。”一家股权投资机构人士向财新感慨道。

据滕勇介绍，此前多年，国内80%以上的燃料电池车都是以政府采购的公交车为代表的客车。而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燃料电池车应用场景显著丰富，自卸车、牵引车、环卫车、叉车等商用领域的车辆明显增加，客车比例总体下降，“目前公交客车和其他车型占比基本‘五五开’”。

乘用车领域已被锂电池拔得头筹，燃料电池车相较电动车的突出优势是加氢时间短、续航里程长，运输距离较长的商用场景是燃料电池的机会所在。因此，“五部门示范行动”向物流车等中远途、中重型商用车倾斜。上述《规划》更明确指出，未来燃料电池车应用的推进重点是中重型车辆。这也意味着，政策层意在港口、物流园区、工矿企业等非政府采购的商用场景，推动燃料电池车打开市场。

地方试点紧跟政策，上海首个示范年度计划推广1000辆车，其中仅210辆为小型乘用车和大型客车，其余79%为生鲜冷链、城际物流、重载物流等商用货车。

中国城市燃气氢能发展创新联盟秘书长赵吉诗对财新称，目前不少物流、工矿企业看到了燃料电池车在节能减排、能源转化效率等方面的优点，“但这些市场化领域很多是民营企业，要考虑赚不赚钱的问题”。他分析说，由于整车购置成本较高，且氢能基础设施尚未形成有效的网络，市场主体自发推广燃料电池汽车的动力仍然不足。

政府试图通过奖励和补贴，减少普通卡车和氢卡车的成本差。“五部门示范行动”车辆购置中央财政奖补总额共计7亿元，而北京、上海、郑州、鄂尔多斯等多个入围城市还出台了与“国家奖补”配套的地方奖补政策。例如在北京市大兴区，一辆示范达标的49万吨牵引车可获得来自国家、市、区三级奖补，示范期第一年，三级奖补比例为1∶1∶0.4，四年示范期累计达427.98万元，远高于该类车型约150万元左右的购置成本，还可覆盖部分运营成本。

五个城市群政策落地进度不一，赵吉诗透露，受益于北京冬奥会，京津冀城市群第一年度（2022年）的车辆推广任务截至目前完成约60%；但受今年疫情影响，上海和广东两大城市群的车辆推广目标完成进度仅在10%左右；河南、河北两个示范城市群在2021年12月获批，进展也相对较慢。“预计各城市群第一年度任务的完成情况可能都不会太乐观。”他说。

燃料电池头部企业和地方政府“强绑定”趋势明显。“几乎每个地方都会主推本地公司，比如亿华通在京津冀地区占优，北京冬奥会的大量订单就给它了；捷氢科技主要拿上海的订单；广东的订单给国鸿氢能多一些。”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方向投资人说。

单一客户结构难以保证企业业绩的持续增长。亿华通历年年报均提示客户集中度过高的经营风险：2021年，公司前五大客户带来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84.16%。其中，对第一大客户北汽福田的销售额比重高达54.01%，主要订单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事服务车辆。重塑科技的客户集中度也备受质疑，2018年至2020年，重塑科技前五大客户占比分别为89.57%、87.18%、68.08%。

从中期来看，疫情影响下，各地财政收入形势普遍严峻，地方政府为燃料电池车埋单的能力越来越有限，“财政输血”模式的未来堪忧。

“氢燃料电池我们不投。”一名投资人向财新直言，其公司进入氢能产业链较晚，目前在燃料电池端看到的投资机会不多，只能将目光往上游原材料端延伸。另外，在下游需求主要来自政府的情况下，燃料电池行业的技术门槛被弱化，政府资源成为更重要的竞争力。“我们希望投资有技术含量的企业，而非一个更多靠政府关系资源推动的行业。”他说。

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投资人则告诉财新，很多投资机构已经不看单纯“攒系统”的公司了。“我们经常碰到一些项目，公司本身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只是觉得自己有很强的政府关系，能拿到订单。但其实这类公司的产品同质化很严重，里面的电堆可能都是买的，对行业的进步完全没有帮助。”

产能过剩冒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国内燃料电池车销量分别为629辆、1272辆、1527辆、2737辆，保持上涨态势。而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突袭，加上当年行业进入补贴政策调整期——4月开始，“十城千辆”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暂停；9月，“五部门示范行动”方案对外公布，但未正式落地。多重因素影响下，2020年燃料电池车销量同比下滑53.07%至1497辆。

2021年，随着“五部门示范行动”落地，燃料电池车销量恢复至1586辆；进入2022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1月至5月售出燃料电池车935台，销量同比增加3.5倍。

对比来看，国内纯电动车同期销量达158.6万辆，燃料电池车的市场规模不及其千分之一。上述《规划》指出，一些地方盲目跟风、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建设的苗头有所显现。“很多规划都不是以省为单位，而是以市，甚至是区为单位。供给一端已经出现产能过剩倾向。”一名市场人士感慨道。

一家头部风险投资机构新能源投资负责人指出，按照《规划》，到2025年，氢能源车辆的保有量是5万辆，但目前各地准备投产或宣布要做的项目已经远远超过这个目标。他分析，目前的氢能产业仍处于政策鼓励期，地方出于招商引资需求希望建厂投厂。因此未来还会继续出现大量投产情况。“先拉着大家上，上完之后再来规范。”

相对既有规划而言，燃料电池和上游原材料已然过剩。“2021年国内的燃料电池车销量仅1600辆左右，今年即便翻一番，也就几千辆的体量。如果看国内已建和在建电堆产能，可能到10万辆左右了。”滕勇称。

赵吉诗指出，对照实际需求看，从膜电极、双极板到气体扩散层，整个燃料电池产业链各环节都有过剩迹象。“按现在大家公布的已建好投产的产能情况来看，‘十四五’期间乐观预计的5万到10万辆燃料电池车所需的核心零部件，开足马力一年就能赶出来。”

产能过剩压力之下，价格战已起。2020年10月，国鸿氢能发布的鸿芯GI电堆产品给出最低1999元/千瓦的“战略合作价”，成为第一款价格低于2000元的电堆产品。一个月后，氢璞创能以新品1699元/千瓦的价格打破国鸿氢能的低价纪录。短短一周后，雄韬氢瑞公布的电堆产品报价低至1199元/千瓦。

燃料电池企业不计成本地打价格战，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吸引整车厂合作。赵吉诗指出，燃料电池系统、电堆等产品要想投放市场，必须先找到整车厂开发样车，并通过一系列性能评测、入选工信部《推荐车型目录》，而在这个过程中，整车厂往往处于强势地位。“燃料电池及系统供应商不仅要承担‘上公告’过程中的所有成本，还要在后续整车销售过程中优先保障整车厂的利润诉求。”

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企业毛利率压缩。亿华通财报显示，2019年至2021年，燃料电池系统销售均价从2019年的2万元/千瓦降至2021年四季度的9000元/千瓦，毛利率由47.2%降至40.44%。亿华通近年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为负、亏损加剧，2019年至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分别净亏损1400万元、4000万元、1.78亿元。2022年2月，亿华通披露港股招股书，拟继续融资“输血”。

重塑科技、捷氢科技等其他有上市计划的燃料电池企业也无一盈利，全行业仍处于技术迭代的高投入期。2017年至2020年前三季度，重塑科技研发费用在2775.94万元至1.47亿元之间，占营业收入比例也由12.16%增至89.41%。此外，原材料进口依赖仍是大部分燃料电池系统厂商面对的问题，质子交换膜、氢气循环泵等零部件进口比例仍高，成本压缩不易。

电池之外还有什么？ 　　燃料电池虚火渐显，交通以外的氢能应用场景，以及氢气制取、储运、氢储能等中上游环节，开始受到资本关注。这与产业政策的导向一致，《规划》明确提出，要丰富氢能应用场景，除了有序推进氢能在交通领域的示范应用，还要拓展在储能、分布式发电、工业等领域的应用。

可再生能源制氢（下称“绿氢”）被市场看好。实际上，在中国年产3000万吨的“氢能蛋糕”里，汽车用量仅占约1%。作为一种工业原料，氢气更多使用在合成氨、合成甲醇、炼化等工业领域。但一直以来，工业用氢以煤制氢、工业副产氢等产出过程中伴有碳排放的“灰氢”为主。

“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以绿氢替代灰氢是大势所趋。相较于燃料电池车这个“未来的故事”，绿氢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确定性更强。“因为这是个既有市场。”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投资人说。

《规划》指出，绿氢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制氢量每年达到10万吨至20万吨，成为氢能消费增量的重要部分。

大规模且廉价的绿氢制取技术尚不成熟。滕勇介绍说，目前绿氢成本约35元/千克，比工业副产氢10至15元/千克的成本高几倍。成本主要来自光伏和风电的用能成本和电解水制氢装备的成本。

目前最靠近市场的电解水制氢技术路线有三条，分别是碱性电解水（AWE）、质子交换膜电解水（PEM）、固体氧化物电解水（SOEC）。中国的碱性电解水技术处于全球第一梯队，但这种路线的电解效率较低，存在制备成本高、耗电量大等缺点；而后两种电解水制氢路线在全球都未实现大规模应用，涉及的基础原材料瓶颈尚待突破。

综合来看，中国制氢装备企业分三类：一类是老牌制氢企业，如被业内称为“老三家”的中船重工718所、苏州竞立、天津大陆。据招商证券研报测算，这三家公司在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领域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第二类是近年跨界入局的风电、光伏制造商和能源企业，具有代表性的有隆基氢能、阳光电源（ 300274.SZ ）、国氢科技；第三类则是新兴的独立创业公司，例如深圳的瑞麟科技、山东的赛克赛斯、南通的安思卓。目前，中国制氢企业主要在碱性电解水、质子交换膜电解水两条技术路线上布局。

产业资本同样关注这一赛道。周雨萱透露，中石化恩泽基金也瞄准可再生能源制氢方向，目前对碱性电解水、质子交换膜电解水这两条技术路线均保持关注。2021年，中石化资本与康明斯集团1∶1合资成立了一家电解水制氢装备制造商，第一批产品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下线。此外，国氢科技也布局了制氢装备。国家电投对财新称，这样的布局思路是以业态培育、突破关键技术、推动产业发展为目的，主要看重中长期的战略目标。

2022年5月，电解水制氢催化技术产品研发商莒纳科技得到了来自联想之星的天使轮融资，融资金额未披露。现阶段，绿氢制取还未走向大规模应用，现有项目基本以示范为主，且以传统大型能源企业牵头居多。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方向投资人指出，这意味着绿氢的下游市场仍然离不开政府和国企。“怎么和这个领域的巨头玩在一起，对这些创业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上述头部风险投资机构新能源投资负责人直言，从实践来看，老牌制氢企业和跨界入局的大厂更占拿单优势，因为它们具有规模化制造能力，且积累了一定的客户资源。比如2021年底，中石化在新疆库车启动建设全球在建最大的光伏制氢项目，总投资29.62亿元，投产后绿氢年产量可达2万吨。5月6日，该项目电解水制氢成套装置评标结果公示，入围的三家企业是苏州竞立、隆基氢能、中船重工718所。

但前述风险投资机构氢能投资人指出，绿氢领域的创业企业仍有机会，因为绿氢技术还处在早期阶段，大型能源制造商虽已切入市场，但并不具备技术优势，“氢能未来最重要的应用领域是储能”。

氢气能量密度高、可以长期存放，如果将难以消纳的可再生能源通过电解水氢气储存起来，有利于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力度，也有助于跨季节调峰。因此，政策层也将氢储能列为与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等并行推广的技术。《规划》提出，要开展氢储能在可再生能源消纳、电网调峰等应用场景的示范，探索培育“风光发电+氢储能”一体化应用新模式。

氢能产业链上，储运装备的技术瓶颈一直难以打破，是掣肘全产业链降本的一个关键因素。滕勇介绍称，目前相对成熟的储运企业包括中集安瑞科（ 03899.HK ）、富瑞特装（ 300228.SZ ）等，主要产品涉及运氢车辆、液氢容器、车载储氢瓶。2022年4月，从事氢气液化装置生产的中科富海低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B轮融资，投资方包括中石化资本、中化资本等15家机构。

上述头部风险投资机构新能源投资负责人认为，储运环节的投资机会不算多，因为氢气储运手段主要包括管道运氢、高压槽车运氢、液氢、合成氨运氢等几类，其中管道运氢涉及基础设施，创业公司和普通财务投资人难以参与。

罗国平、卢羽桐、余聪对此文亦有贡献

文中嵌入视频为：减排36计（9）氢动力赛车，出发！

视频说明：零排放方程式赛车开上赛道；氢动力赛车自组联赛，欲与F1分庭抗礼。

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AI 在四月发布了 DALL-E 2，2021 年发布的 DALL-E 的继任者。两个人工智能系统都能根据自然语言文本描述生成令人惊叹的图像；它们能制作看起来像照片、插图、绘画、动画，以及基本上你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任何艺术风格的图像。DALL-E 2 有诸多改善：更好的分辨率、更快的处理速度和一个编辑器功能，编辑器允许用户仅使用文本命令对生成的图像进行修改，例如“用植物替代花瓶”或“让狗的鼻子变大”。用户还可以上传自己的图像，然后告诉人工智能系统如何对其进行调整。世界对 DALL-E 2 的最初反应是惊叹和高兴。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将任何物体和生物组合在一起；可以模仿任何艺术风格；可以描绘任何位置；并且可以描绘出任何照明条件。例如看到一副毕加索风格的鹦鹉翻煎饼图像，谁能不印象深刻呢？可当人们思考哪些行业容易被这种技术颠覆的时候，担忧出现了。

OpenAI 尚未向公众、商业实体甚至整个人工智能社区发布该技术。OpenAI 研究员 Mark Chen 对 IEEE Spectrum 表示：“我们也和人们一样对滥用感到担忧，这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事情。”该公司邀请了一些人尝试 DALL-E 2，允许他们与全世界分享他们的成果。有限公开测试的政策与 Google 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刚刚发布了自己的文本到图像生成器 Imagen。在发布该系统时，Google 宣布不会发布代码或公开演示，因为存在滥用和生成有害图像的风险。Google 发布了一些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图片，但没有向世界展示任何它所暗示的、有问题的内容。

文｜财新周刊 罗国平 陈雪婉，白宇洁（特约作者）

6月，随着疫情扰动因素减弱，基建领域迎来赶工行情，多家市场机构预测，2022年国内基建投资或在三季度加速，并达到年内高点。

基建投资常被用来刺激内需，以进行托底经济的逆周期调节。2021年底以来，中央多番强调要“适度超前”、全面加强基建，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分别以1998年、2008年为起点，中国几乎每隔十年经历一次大基建周期，20年间快速城镇化。其中，21世纪初以“电热水气”（电力、热力、燃气、水）等能源公用领域投资为主，2008年以来靠交通投资拉动，近十年则是市政类投资加速。

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统计，近五年，中国基建投资规模基本在17万亿至18万亿元高位，但比此前15年15%至20%的年增速已显著放缓。中国广义基建投资分为三类：最大体量在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规模约8万亿至9万亿元；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规模约6万亿至7万亿元，“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即在其中；三是“电热水气”，规模约2万亿至3万亿元。

那么，这一轮基建投资的增长潜力在哪里？

市场的一种普遍看法是，尽管中国在基建领域长年“狂飙突进”，但截至目前城镇化率刚过六成，距离发达国家仍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铁路密度、道路质量、供水安全可靠性、航空港口服务效率等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4月底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所提“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与专项债聚焦的11大领域，都强调新老基建并重，覆盖交通、能源、水利、新基建、城市基建升级改造、农村基建、国家安全基建等领域；其中，现代能源体系则包括大基地、外送通道、储运以及系统调节能力等。

专项债即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针对项目、定位精准且不归入财政赤字，是此轮大基建的财政支持主力。今年中央安排新增专项债规模3.65万亿元，加上去年结转的1.2万亿元，意味着2022年专项债可使用资金达到4.85万亿元，较2021年增量近半。中信证券预计，2022年专项债中投向基建的比例约达65%，要比过去两年高出2到4个百分点。

国务院在5月底下发的33项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中要求，2022年新增专项债须在6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力争8月底前基本使用完毕。截至6月28日，年内新增专项债累计规模约3.4万亿元，比2021年上半年发行量接近翻番。

2022年以来的基建投资数据，已经开始呼应政策导向：1至5月，作为专项债发力重点的“电热水气”投资增长了11.5%，水利环境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9%；而非专项债投资重点的交通运输仓储投资增速最低，为6.9%，其中铁路运输投资下降3%。

纵观经济全局，要达成年初提出的5.5%的GDP增速目标，任务十分艰巨。要稳住经济，市场机构普遍预计，基建投资增速须达到8%至10%。而新增专项债发行到形成实物工作量，至少需要三个月。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预估，二季度后半段和三季度，基建集中发力，增速或超过10%，高点有望至15%，“全年基建投资有望实现10%左右的增长”。

不过，今年上游原料价格高企，基建投资的实际增幅有所折扣。如一季度，上游建筑材料价格同比上涨约7%，一季度表面增速10%的基建投资刨去通胀，实际增速仅在约3%左右。

国研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能源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继峰对财新称，此轮低碳投资应多元布局，补短板、锻长板、除隐患，方向包括新能源大基地、储能、电网、充电站以及城燃管网改造等；而服务低碳目标的基础设施投资，往往更有经济回报潜力，只要有产能和技术进步支撑，都可适度超前。

在中环控股（ 01735.HK ）副总裁王策看来，追求有效投资，是本轮基建投资与过去的本质不同。传统领域基建投资会带动初级材料的采购和二次加工等基础原材料行业，通过新增项目可以向绿色生态、环保、5G、数据中心、数据库等倾斜，在投资结构上进行调整，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进而带动更长期的宏观经济发展。他认为，2022年仍需用大规模的传统基建投资稳住大局，新基建或要等2023年再规模化递进。

多名受访人士共同担心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中国2008年基建投资规模约在3.8万亿元，而2022年的基建投资体量预计超过20万亿元。”瑞银证券亚太区工业及基础设施行业主管徐宾对财新称。经多年高速发展，本轮基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14年前，在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经济增长承压等因素下，无论中央财政、地方政府，还是央企、国企和社会资本，当前面临的资金压力都比上一轮大得多。

基建重担 　　2022年以来，地产投资持续负增长，制造业景气度受疫情和成本冲击，仍处于缓慢复苏期；基建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头戏”。

基建项目审批、开工、规模都呈加速趋势。今年前五个月，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48个，总投资6542亿元，同比增长215%，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大项目带动作用明显，期内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0.2%，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3.3%。

据中银证券统计，2022年全国19个省份重点项目数量合计2.371万个，较上年增加9.4%；年度计划投资额合计9.91万亿元，同比增幅达到17.2%。比如浙江省年投资计划额同比大增138.3%。

从行业指标看，2022年以来，建筑业PMI持续保持在临界点50%以上；尤其5月的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达到62.7%、59.1%，连续三个月处于高位景气区间。

不过，疫情影响开工，“基建强、施工弱”。5月，中国小松挖掘机开工小时数为104小时，同比下降17.1%，但环比提高1.9%，环比连续三个月上升。作为滞后指标的挖掘机销量，5月，26家挖掘机制造企业国内销售挖掘机1.2万台，同比降44.8%，降幅较前两个月收窄。基建施工进度慢，也体现在实物消费量上，据我的钢铁网测算，今年前24周，周度螺纹管表观消费量均值为260.85万吨，同比降26.16%。

机械装备制造商三一重工（ 600031.SH ）在6月中旬的一次调研中称，目前公司挖掘机开工率约为80%，比5月的73%有好转；起重机开工率明显回升；预计挖掘机销售会在7到8月恢复正增长。

“最差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三一重工说。

中金研究院认为，基建投资增速与终端施工“冷热不同步”是流程问题。因为2022年基建新开工项目数量较多，但项目需要经过土地征拆等费用高且耗时的流程。一旦开工，设计勘察费等项目前期费用就计入投资，但尚未对下游挖掘机、建材形成需求。六家基建央企的数据亦证实，一季度基建新签合同额同比增幅普遍高于其他业务类型，而勘察设计咨询新签合同额的同比增速更高，大多超过20%。

江苏南钢贸易公司首席期现分析师蔡拥政总结称，此轮基建需求整体趋势是：中西部补短板；东部沿海城市城市群建设，以及城镇化向县城发展；中部地区则以市政产业园区、棚改为主导。

宁夏、内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省份的基建投资在明显加快。5月，内蒙古五类设备平均作业量同比正增长并领先全国，其中拖泵、汽车起重机、桩工设备作业量均列全国第一；同月，宁夏履带起重机、压路机平均作业量居全国之首。

中基宁波集团黑色产业研投部钢材研究负责人李青谦在5月底介绍调研情况时称，西北基建“较好”，如甘肃建投资金到位情况较好，银行贷款支持、项目新增都较多。宁夏在6月明确了首批364个全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1.6万亿元，正在推进的大项目包括了川藏铁路、西宁至成都铁路、海平高速、“西电东送”和“东数西算”等。

不过，明明认为，2022年专项债分配、项目审批向债务压力较小、财力相对充足的省份倾斜，优先保证重大项目加快开工和建设，因此，还是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省份的基建投资会增长较快。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急转直下至负增长，冲击国内工业生产与就业；当年11月，中国推出两年新增约4万亿元投资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直接刺激2009年广义基建投资增速飙升至42.5%，其中交运仓储投资的同比增速高达50%。回头去看，该轮过量投资带来了产能过剩、不良贷款、巨额地方债务等后遗症，但“铁公机”等基建领域投资也获得了一定的长期红利，为中国制造升级提供了基础环境。

此后多年，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抑制供给端无序扩张。多名专业人士指出，当前新增产能等供给端已问题不大，主要矛盾正在转向需求大幅下降。比如钢铁需求已连续三个月下降，钢企陷入亏损，再传导至供给端减产。

基建咨询公司济邦咨询董事长张燎认为，2008年和2022年这两轮大基建都是危机驱动，当年基础设施是真缺，投错概率不大；但当前是结构性短缺，有效的基建项目不似上一轮好找，需要警惕投资风险。

比如，此轮大基建投资中，“铁公机”领域投资仍然重要，但整体可挖潜力不大。2021年，全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62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1%。徐宾预测，2022年交通运输业基建投资增速可能加快至7%，公路、铁路、轨道交通、民航的投资增速或在7%至8%之间。其中公路投资规模将在2.5万亿元左右。中国公路干线、沿海省份路网已经比较完善，中西部及内陆省份还有空间；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分别将达8000亿元、6000亿元左右；民航体量相对较小，约在2000亿元左右。

交通运输部5月20日公布的《扎实推动“十四五”规划交通运输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显示，“十四五”期间，公路领域重大项目主要包括沿边沿海公路建设工程、“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工程等四大类。其中，既有线路改扩建是一大重点，比如京沪、京港澳、长深、沪昆、连霍等建设年代较早、车流量大、交通繁忙拥堵的国家高速公路主线扩容改造，以及其他沿边地区的低等级路段改造等项目。

铁路领域，目前中国铁路营运里程达15万公里，优势在客运，货运端支线与专用线仍有待增强。但无论前期审批还是后期施工，铁路建设周期漫长，短期内难以形成立竿见影的投资拉动效果。例如，川藏铁路林芝至雅安段、沿江高铁（重庆至上海）是“十四五”期间开工投资最大的两个项目，估算投资总额分别达5500亿元、3198亿元，预计建成时间皆为2030年。

一名山东铁路投资公司人士告诉财新，他所在省份的铁路规划布局在本轮疫情前基本已经完成，新建项目增量有限。“在投资拉动上，铁路方面可挖的潜力不是特别大了。”他说。

城市更新强需求 　　6月以来，天津市宝坻区、山东省泰安市、河北燕郊等地相继发生燃气爆炸事故，引起社会极大关注。2021年，全国燃气事故1140起，造成106人死亡、763人受伤。

以陕气进京、西气东输为发端，中国城市燃气自2000年开始大规模开发，这些老旧管网如今到了安全事故爆发期。“当年因陋就简，投资标准不高。运行近20年后，跑冒滴漏危险频出，确实到了更新或再投资的新周期。”张燎称。

2022年前五个月，燃气生产和供应投资增长18.1%，在基建细分领域中增速最快。国务院6月下发的《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2022—2025年）》要求更新改造城市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管道的老化问题。

上述方案明确，在2025年底前，要改造完约10万公里老旧城市燃气管网。据财新了解，更新改造老旧燃气管道及配套警报设施、燃气表等，涉及资金总体量或达2000亿至3000亿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称，到今年6月底前，将完成城燃管道普查和评估，年底前力争开工改造约2万公里、完成投资500亿元。

基建咨询公司大岳咨询董事长金永祥分析称，城市燃气管网有改造、新增两方面需求：除了老旧管网改造，还须整治“城市火药桶”——不符合标准的液化气罐及分布在城市中、由多类主体供气的零散区域；此外，还有城区燃气管网新建或下沉建设农村地区。

除了燃气管网这类涉及城市安全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更新范畴还包括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方面的投资。浙商证券测算，到2025年，全国380余万公里的市、县管网要实现智能化，市场规模在千亿元量级，在中性情境下，总投资规模可达1233亿元。

所谓数字化，也在“新基建”范畴，后者覆盖七大领域：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城际高铁与城轨、特高压、新能源充电桩、工业互联网。国家发改委于2022年2月启动“东数西算”工程，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已完成总体布局设计。

在贝恩资本亚洲私募股权联席主管竺稼看来，2022年新基建领域的投资加速还不明显，或会在下半年提速。但他看好新基建投资，认为在疫情之下，远程办公、远程娱乐、远程消费等新增需求，都需要通过数据网络来实现。“我们投资的数据中心，基本上能建多快，就能有用户。”贝恩资本投资的新基建项目，包括秦淮数据（NASDAQ：CD）、能链智电（NASDAQ：NAAS）、中国物流资产（ 01589.HK ）等，其中秦淮数据2022年一季度资本开支同比增长87.2%；IT总容量同比增长43.4%。

竺稼认为，数据中心服务器的运行、降温都需消耗大量电能，因此选址非常重要，需综合考量土地、电力、气候条件以及网络互联互通等多种因素。秦淮数据的数据中心即布局在气温和湿度较低的张家口怀来、山西灵丘，未来还会优先在可再生能源富集区以及“弃风弃电”比例较高的地区布局数据中心。

能链控股是国内最大的充电桩服务商，线上运营管理着中国约30%的充电桩。竺稼认为，普及新能源汽车所需的充换电等基础设施网络有较大发展机会。

多省份公布了新基建规划，如浙江省在2022年计划在新基建领域投资布局约4400亿元；宁夏则明确了“东数西算”等35个信息基础设施，总投资3101亿元。

在5G通信网络方面，过去三年，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相关累计资本开支规模约在5000多亿元，鉴于4G网络应用仍未饱和，2022年5G新增投资有所放缓：中国移动计划5G投资1100亿元，同比降约3.5%；中国电信计划5G投资约340亿元，同比降10.5%；中国联通管理层则表示，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5G网络规模建设，整体资本开支保持平稳。

风光再跃进 　　在甘肃省金昌市，2022年9月底，该市“十四五”第一批240万千瓦风电、光伏项目将完成并网，并继续申报国家大型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基地（下称“风光大基地”）第二批项目。

能源项目是此轮基建投资的一大重点方向，中央要求加快推动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眼下，第一批风光大基地等项目正进入建设高峰期。

2021年11月，第一批风光大基地项目清单涉及19个省份，总规模9705万千瓦，风电、光伏比例约为4：6，其中陕、甘、青、宁、新疆、内蒙古等西北六省份占比超六成，建设并网时点集中在2022年和2030年。截至2022年一季度，第一批项目开工约8400万千瓦。

第二批项目业已启动。6月24日河北省已按照第二批风光大基地通知要求，完成了2022年度风光大基地项目公示，总规模为585万千瓦，其中风电60万千瓦，光伏525万千瓦，华能、华润、大唐三家发电集团分羹。

2022年2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下发了《以戈壁、沙漠、荒漠为重点地区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方案》，总装机约4.55亿千瓦，预计2030年建成。风光大基地，是未来一段时期的投资主线。据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所长李琼慧预测，“十四五”期间，风光大基地规模超2亿千瓦，预计在所有新增新能源装机中占比超三分之一。

近期，为落实稳住经济和“碳中和、碳达峰”要求，各央企、国企密集上马风电、光伏及配套煤电、储能、电网等项目。6月15日，大唐集团宣布开工64个项目，包括能源大基地和“风光水火储”项目等，总投资额近600亿元。其中包括陕西渭南、河北蔚县、广西红水河、湖南娄底等国家第一批风电光伏基地项目等，以及西部北部“风光火储”、内陆“风光储”、西南“风光水储”一体化等新能源和多能互补高效清洁煤电项目，总容量1100万千瓦。

5月18日，国家能源集团宣布开工陆上新能源基地、海上风电、大型水电、煤电扩容升级和天然气发电等11个项目，总装机1238万千瓦，总投资861亿元。

华能集团则称，预计2022年上半年新能源开工规模将超1500万千瓦，总投资将超900亿元。华能集团一名内部人士告诉财新，去年公司新能源新增并网、开工约1000万千瓦，今年预估翻番。“十四五”以来，公司新增核准备案项目突破5000万千瓦，但最终能落地多大规模，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上一轮大规模投资新能源基地是在2010年左右，甘肃、内蒙古等省份风电项目大干快上，号称打造“风电三峡”。“我们一定要汲取上一次教训。”李琼慧称，上一轮“风电三峡”建设，没有同步明确消纳市场空间，输电通道也未在当时的规划中明确，导致后续弃风问题突出。这一轮风光大基地建设，承载的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所以大基地不仅仅是规模，更在于风光的电量，关键在于消纳与经济性问题。

6月1日，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的通知》，明确“十四五”期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倍，达到1.45万亿千瓦时左右；明确可再生能源消纳指标，要求到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提至33%左右，可再生能源电力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达18%。这是政策首次给出明确的中期消纳目标。

从目前规划看，“十四五”风光大基地绝大部分以外送为主，而由于风光出力特性不能单独外送，解决消纳问题，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增加煤电、储能等灵活性资源，促进风光绿电消费、增加中东部对风光电量需求同时促进西部本地消纳都很关键。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研究员时璟丽认为，近期优选的方式是发挥煤电调节能力，包括存量煤电的灵活性改造和少量新增煤电项目，同时辅以各类储能设计。“近期量大面广的就是煤电，发挥煤电容量支撑作用，同时降低煤电电量的出力。”在宁夏重大项目中，即包括宁夏至湖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及配套的200万千瓦火电、1300万千瓦新能源大基地。

按照此前对新能源项目开发管理的政策，风光大基地项目同样也分为保障性并网、市场化并网两类。时璟丽称，预计国家层面或优先将风光基地纳入保障性并网规模，但具体纳入方式和比例，各省有所不同。

经济性是风光大基地能否长久发展的关键。西北电力设计院新能源工程公司设计总工程师李海认为，目前外送基地主要边界条件是落地电价不能超过受端的燃煤基准价，倒推过来，相当于送端低价上网，同时还要承担调峰煤电、储能等灵活调节成本。这对项目的经济性提出了较高要求。

供应链成本也阻碍光伏项目落地进度，比如硅料价格就比年初上涨了大约两成，攀升至29万元/吨。时璟丽称，目前风机价格正持续下行，但光伏行业各产业链价格居高不下，同时上涨的还有储能成本，光伏即使不配置储能，也仅是基本达到平价上网水平。2022年一季度，电化学储能价格大幅上涨，如果叠加储能成本，光伏平价上网仍有一定困难。

前述华能集团人士也称，解决方法只能是放缓项目推进，“要不然算不过来账，或者是寻求技术进步等途径来抵消上游供应链增加的成本”。

特高压方面，分为存量和增量线路。存量上，政策要求提高利用率，新能源输送占比最低30%，增量线路可再生能源电量占比则不低于50%。6月2日，国家电网披露，2022年电网投资将达5000亿元以上，为历史最高水平，计划开工川渝主网架、张北—胜利、武汉—南昌、黄石特高压交流，金上—湖北、陇东—山东、宁夏—湖南、哈密—重庆特高压直流等八项特高压工程，同时开工一批500千伏及以下重点电网项目；南方电网也上调了2022年的投资计划，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超过1300亿元。

特高压成本高、利用率低、送受端利益协调难等问题，历来受市场关注。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经济与电力市场研究所所长陈皓勇认为，电能利用应优先就地平衡，如果中东部加强新能源就地开发与利用，远距离传输需求就会越来越小，而且随着产业向西部转移，电力资源配置应重新优化设计，“特高压投资大幅增加，还会推高输配电价，进而提升全社会用电成本”。

在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上，新出炉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规划强调了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大基地项目主要包括新疆、黄河上游、河西走廊、黄河几字弯、冀北、松辽、黄河下游新能源基地、海上风电基地集群、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等；分布式则主要集中于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油气矿区、公共建筑和厂房屋顶光伏等区域。

如此大规模的风光跃进，可能面临土地方面的制约。中国电建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新能源工程院设计总工程师惠星提到，文件要求大基地项目单体建设规模不小于100万千瓦，相当于每个项目2万至3万亩土地，“这么大规模，即便在新疆、内蒙古的荒漠戈壁，也同样存在生态恢复的问题，而且有的保障性并网项目不一定具备荒漠戈壁条件，还需要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来降低单位面积新能源用地的指标”。

因多年来风、光补贴历史拖欠问题，新能源开发企业现金流及投资能力受到较大影响。前述华能新能源人士称，公司投资来源约30%是自有资金，其余依靠贷款、发债等，“拖欠补贴目前得到部分解决，企业现金流有所改善；此外，现在项目投资收益率要求较此前8%有所放宽，约为6%左右”。

为解决资金问题，今年5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在前期向中央发电企业拨付可再生能源补贴500亿元、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注资200亿元基础上，再拨付500亿元补贴资金；此外，5月底落地的《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中称，通过将新能源项目纳入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支持范围、首次将新能源公益性建设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支持范围等方式，筹措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所需资金。

储气蓄水补短板 　　中国提出“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后，天然气作为过渡能源的重要性凸显，但中国在天然气储、运能力上仍有待提升。据中国石油分析，目前中国天然气管网密度为0.009公里/平方公里，分别仅为美国、欧洲的17.3%、39.1%，仍需加快建设，以促进能源调配、提升区域气化水平，因此资源调配型管道投资存在需求。

世创能源咨询公司研究员车晓波认为，油气管网的增量空间主要在支线管道。业内把管道分为四类：一是国家基干管道，即跨省大型长输管道；二是国家支干线，主要是联络线、LNG（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外输管道等；三是跨地市的省级干线；四是省内支线。支线管道，即指大型长输管道之外的其余管道。

在储气库方面，截至目前，中国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约在160亿立方米，占总消费量的5%左右，远低于全球平均12%、欧美发达国家16%至20%的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指出，中国储气库建设较之国际晚，原来规划的储气库调峰能力没有考虑到天然气给可再生能源发电调峰。“（储气库建设）必须加速。”他说。

“储气能力建设动静很大。”一名接近国家管网LNG接收站的人士告诉财新，国家管网须在2026年前建设61亿立方米的LNG储罐，对应大约35个储罐，2022年已经启动；下一步还要建设大量地下储气库。

不过，有多名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主干管网项目按规划推进，谈不上加速。目前能看到的项目包括西三线中段、西四线、西五线、中俄管道、川气二线等，由于未来资源将形成以就近供应为主的方式，其他国家级干线管网增量或有限。

在储能系统中，最成熟、最具经济性的方式是抽水蓄能。郭焦锋指出，抽水蓄能可起到区域性的调峰作用，是防止拉闸限电等能源运行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在光伏发电投资加速后，装机容量必须有储能系统相匹配。当前东部地区发展了很多分布式光伏发电，也需要抽水蓄能来平衡电网供需。

6月2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公开表示，发改委将组织地方和企业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动全国抽水蓄能电站开发建设，全力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和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水利水电是此轮基建投资的一大重点。2022年1月至5月，新开工10644个水利建设项目，投资规模4144亿元；已落实投资6061亿元，较2021年同期增长34.5%；完成投资3108亿元，较2021年同期增长54%。

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6月17日表示，2022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完成要争取达到1万亿元，底线规模是8000亿元。而近五年间，中国水利投资规模维持在6000亿至7500亿元。

整体而言，中国水利设施不足，蓄水和调水能力较弱。国盛证券报告显示，中国水利行业仍较为落后，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的库容系数（河流径流量与水库蓄水总量的比值）分别在0.9、0.66，而中国库容系数尚不足0.4。

徐宾指出，2022年水利增量将源自防洪防灾和引水灌溉项目。过去两三年，中国遭遇郑州暴雨等较大洪灾，加上水资源分布不均，乡村振兴也需农田水利支撑，预计此后两年会有较大规模的水利投资加码。

郭焦锋也称，完善农业灌溉与农业用水系统，涉及粮食安全，也可促进缺水地区的供水平衡。如近期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严重，可通过水利进行采灌平衡。

至2022年6月中旬，中国在建最大引水工程——云南滇中引水工程已开挖438公里，较计划工期提前半年。该工程一期投资825.76亿元，于2018年10月开工，可将水量从金沙江干流引水至滇中地区，缓解云南中部缺水。

一名水电行业人士告诉财新，他所在公司完成前期论证的两个水电站，核准速度在加快。2021年3月《长江保护法》出台之前，水电项目由省里核准；出台后，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上的大中型水电站须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部门核准，项目一度因为“不知道谁来审核”而耽搁，现已明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

钱从哪里来？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据张斌统计，近五年在每年17万亿至18万亿元左右的基建投资盘子中，仅有2万亿至3万亿元来自民间资本投资。

国盛证券梳理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投资事权下放地方政府，逐步建立起城投为主的基建投融资模式；2008年“4万亿”计划让城投平台公司大发展，隐性债务风险积累；2014年“43号文”规范城投、鼓励PPP（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和地方政府债券；2018年起，隐性债务监管持续高压，专项债成基建主要资金增量。

发展至今，基建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预算资金（一般公共预算、包含专项债的政府性基金）、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自筹资金（包含专项债的政府性基金、城投债、非标及其他融资等），以及银行贷款。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守清认为，下一阶段基建投融资模式将主要是专项债、资源补偿或使用者付费PPP，以及REITs、ABS（资产证券化）、产权交易等盘活存量资产的方式。过去中国PPP项目中主要由政府付费或补贴，未来PPP项目空间在于做使用者付费以及资源补偿的PPP项目，即由地方政府给予政策、税收、土地、矿产等资源补贴投资者，但这比较考验社会资本的复合型能力。

在王守清看来，经过疫情几番冲击，地方财政已然艰难，社会资本不容易撬动，如果仅考虑当前刺激经济，最快且有效办法还是动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用，由政府发行地方债、专项债，甚至特别国债，先渡过眼下难关。但要特别注意项目的选择，避免无效投资和不可持续项目。

投资回报率不高的基建项目向来筹资难，公益性强的民生工程更难。比如免费的农村公路几乎不可能吸引社会投资。“我们省没有收益的农村公路基本来自财政，由省、市、县统筹出资。”一名熟悉浙江省交通投资情况的人士告诉财新。

当下土地出让收入减少，一般公共预算亏空较大，还得从土地出让收入里面调一部分去保运转。“剩下搞基建的钱肯定少很多。”张燎称，2021年7月起，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开始大幅下滑，2022年前五个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合计1.86万亿元，同比下滑近三成。

专项债成基建资金的重要来源。但据财新了解，当下不少咨询公司业务已改为替地方政府编制专项债项目方案，专项债发行快、时间短，审核难免松懈，发行文件质量堪忧。

王守清提醒，专项债由地方政府上报项目，再由省级地方政府统借统还，“以后地方政府还不上怎么办？”他称，个别地市级政府还不上还有省政府负责；但如省级政府也还不上就麻烦了，故省政府要考虑省内总体平衡。

张燎则指出，专项债额度逐年增加，项目要求收支平衡，对行业有限制，要求地方配资本金，后续还有审计跟进，会有越来越多的省份、地市的专项债找不到合格项目，3.5万亿元专项债或面临结构性投放困难问题。“这些年形成的去杠杆、防风险、各种红线，其实给地方政府这个‘孙猴子’念了很多‘紧箍咒’，可腾挪空间实际已经很小了。”他说。

国家在大力推动基建行业发展的同时，还强调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不能新增地方隐性债务。财政部在5月18日问责通报了八个地方城市的新增隐性债务案例。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重提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增量。但2022年前五个月银行贷款同比减少13.8%，企业层面仍普遍感到融资难。前述山东铁路投资人士就对财新称，他感受到的贷款政策环境暂无明显变化。“现在跟银行沟通，他们对合法合规的基建项目融资是支持的，银行也缺优质资产，但对合规审核越来越严格，没有任何放松。”上海隧道股份（ 600820.SH ）财务资金部经理张天舟5月也如此公开称。

5月底，国务院调增了政策性银行8000亿元信贷额度，新增贷款主要投向基建领域。同时，国务院33项稳经济措施中也提出，支持中国铁路集团发行3000亿元铁路建设债券。6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提出，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筹资3000亿元，用于补充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不超过全部资本金的50%），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

张燎认为，2008年中国GDP总规模为30万亿元，“4万亿”投资刺激显得“很猛烈”；但现在中国GDP规模约在115万亿元，几万亿元投资刺激再叠加杠杆，才可能推动基建较快增长，进而稳住经济。

基建项目投资体量较大，很多地方政府仍希望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去寻找一些合适的社会资本方进行项目投融资、施工建设和后期运营。推进PPP、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是近期政策常提的拉动民间投资增长方式。

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自2014年开始力推PPP，但发展初期较为激进，导致这一模式被简化、异化，名股实债问题严重。2017年下半年起，监管层开始对PPP“踩刹车”，加之资管新规实施，金融机构对PPP项目热情骤减。

王守清认为，2019年以来，财政部对专项债与PPP项目的结合，态度有些摇摆，没有非常明确的政策；近年不同部委、省际、相关方之间对PPP项目的认知也存分歧。由于审计原因，2021年，西部省份部分央企参与的PPP项目被认定存在隐性债务风险被要求整改。国资委现在对央企考核时，投资损失在500万元以上须终身问责；同时，央企受制于负债率考核、自有资本金紧张，央企高管现在对地方财力不足的PPP项目整体持更谨慎的态度。上述熟悉浙江交通投资的人士向财新指出，PPP模式的主要逻辑是预先借支，类似于“寅吃卯粮”，当前符合PPP条件的项目并不多，该模式未来发挥作用或有限。

公募基础设施REITs，或为融资新路径。目前有13个公募REITs项目上市，有现金流回报的高速公路项目就有5个。张燎指出，REITs底层逻辑是再融资和提高资产流动性——即用更便宜的资金，置换出原来更贵的债务结构与融资结构，以及将未来现金流部分提前兑现。但REITs综合交易成本不一定比银行长期贷款便宜，这在选择REITs底层资产，考察资产相关既有债务成本、期限与担保时需特别关注。但徐宾比较看好REITs发展。他认为，盘活存量基础设施资产方法有三：股市、债市或REITs。REITs作为介于股、债的产品，可为基建提供比较健康且可持续的增量资金。如PPP即可通过REITs退出，募集所得资金可继续再投到新的项目上，打通资金通道。要提高回报率，也可允许拉长回报周期。

竺稼则指出，基建要提前修建，但消费能力在后，投资回报周期长；且部分基建行业存在自然或行政垄断情况，价格受监管。相比电网、5G等行业，市场化资金可参与应用场景分散的工业互联网、分布式发电等领域，像充电桩运营等部分细分领域，也能满足私募股权投资五到七年的投资周期。

“难就难在没有效益的项目。”金永祥说，社会资本进入的前提是能赚钱，基础设施存量资产体量很大、存在使用价值，但问题在于如何通过推进改革，使这些资产具有投资价值，增加现金流。比如通过费价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理顺自来水、燃气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财政资源仅补贴弱势群体，大部分人则按成本付费；再如，抽水蓄能发电的经济性，还要看电价市场化改革的进展。

当前经济面临国内外四大风险：疫情反弹、地产下行、输入性通胀、欧美货币政策收紧 　　第一，疫情大范围反弹，严重冲击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4月1日国家卫健委消息，3月1日至31日，全国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10.4万例，波及29个省份，呈现出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近日全国报告新增感染者90%来自于吉林省和上海市。其中，吉林省疫情仍处于发展阶段，累计报告感染者超过4.4万例，吉林市和长春市管控区域内社区传播还没有阻断；上海市疫情正处于快速上升阶段，累计报告感染者超过3.6万例，并外溢到部分省份，近期感染者数量仍将增加。此外，辽宁沈阳、河北唐山、福建泉州疫情社区传播的风险依然较高；山东、江苏、浙江的疫情整体趋好；广东疫情整体平稳，但外防输入压力时刻存在。

疫情反弹和防控趋严对线下聚集性活动形成明显制约，高频数据显示经济活跃度明显下降。3月1日至31日，全国百城拥堵延时指数下降5.4%，上海下降28.5%；10大城市地铁客运量下降29.2%，上海下降88.4%；全国整车货运流量指数下降9.2%，上海下降23.4%，吉林下降82.1%；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降幅一度高达37.8%，上海下降84.2%。相较之下，疫情有效防控后的深圳，生产生活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

第二，房地产销售和投资过快下行，房企债务违约风险仍存。尽管去年12月以来各地稳地产政策频出，但居民购房意愿不足导致楼市持续低迷。居民收入增速放缓，预防性储蓄上升，购房决策更加谨慎；楼市遇冷和期房交付风险也使购房者保持观望态度。1-2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分别下降9.6%和19.3%，延续2021年7月以来的负增长态势。2月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更是首次出现负值，反映出居民部门加杠杆更加审慎。央行一季度城镇储户调查问卷结果显示，预期未来房价上涨的比例降至16.3%，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快速下滑。

房企债务风险仍未充分释放，上半年债务将集中到期。克而瑞数据显示，2022年100家典型房企的到期债券金额超过6000亿元。到期债券主要集中在上半年，3、4、6月份的到期量均超过600亿元。特别是境外债的偿还压力较大，1-6月境外债到期占今年总债券到期量超过60%。今年一季度已有多家房企发生债券违约或展期。

第三，俄乌冲突加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尽管市场对大宗商品涨价已有充分预期，但涨幅之高、涨速之快依然超出想象。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农产品和镍钯等金属的出口国，战乱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各项制裁将严重影响这些大宗商品的供应，短期内供需缺口快速扩大引发价格剧烈波动。

中国原油、铁矿石、铜、镍、大豆等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较高，国内价格走势跟随国际价格，相关系数较高。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通过三大渠道影响国内通胀：一是直接推高相关商品价格，例如CPI中的水电燃料、交通工具用燃料同比上升；二是将成本向下游传导进而影响终端消费价格，例如油价上涨导致化肥成本上升，进而传导至粮价；三是推升公众通胀预期，形成“工资-通胀螺旋”。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将制约国内货币政策空间，同时会挤压下游行业利润，影响相关行业正常生产经营及投资意愿。

第四，欧美加速货币政策紧缩，影响中国出口、汇率、金融市场等的稳定。今年美联储加息可能超预期，欧央行退出QE后或于年内加息，英格兰银行已连续三次加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将通过贸易往来、资本流动、金融市场等多种渠道对中国产生外溢效应。去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转向是2022年重要的外部不确定性。

整体而言，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十分稳健，货币政策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国内通胀水平温和，充足的外储是人民币汇率的压舱石。但需未雨绸缪警惕四个压力：一是美国加息后外需放缓，国内稳增长压力增大；二是资本流出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增大汇率贬值风险；三是避险情绪导致投资者风险偏好降低，国内金融市场风险资产价格下跌；四是个别行业基本面和融资条件变差，或引发美元外债偿债风险。

一季度GDP增速或降至5%以下，中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面临生存困境，民生压力显著增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经济增速目标定在5.5%左右，是高基数上的中高速增长，体现了主动作为，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实现。若一季度GDP增速降至5%以下，二季度又面临高基数和经济短期下行压力仍大的双重挑战，全年经济增速目标实现难度将显著增大。

我们此前预计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为5.2%。疫情前一季度GDP环比增速基本稳定在-15.8%左右，若照此估算，今年一季度经济将同比增长5.2%。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消费、投资、出口也均超预期增长，原本有望顺利实现该预测增速。

但疫情冲击下，一季度GDP增速或降至4.8%左右。3月以来疫情大规模反弹，对一季度经济增速造成严重拖累。线下聚集性活动受到限制，餐饮旅游、房地产销售等下滑明显，建筑、货运物流等也受到显著干扰。投资和出口或难以有效对冲消费下滑，存在四大挑战：一是房地产销售下滑，房企拿地谨慎，房地产投资仍较低迷；二是基建投资有待继续发力，但疫情防控、建筑、货运物流等会造成限制；三是制造业投资将受企业经营预期转弱拖累；四是俄乌冲突进一步推高欧美通胀，生活成本上升或挤压海外消费需求。

国家统计局3月制造业和服务业PMI均跌至收缩区间。3月制造业PMI为49.5%，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其中生产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49.5%和48.8%，较上月下降0.9和1.9个百分点；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5.7%，较上月下降3.0个百分点。3月服务业PMI为46.7%，较上月大幅下降3.8个百分点。

4月6日公布的3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PMI）录得42.0，较2月大幅回落8.2个百分点，为2020年3月以来最低。此前公布的3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录得48.1，同样落入收缩区间。两大行业景气度双双下降，拖累3月财新中国综合PMI下降6.2个百分点至43.9，为2020年3月以来最低，显示近期疫情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再度收缩。

经济增速放缓将直接体现为中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的生存困境，民生压力显著增大。李克强总理在两会答中外记者问时曾提到：“今年需要就业的城镇新增劳动力达到约1600万人，是多年来最高。高校毕业生1076万，是历年最高。还有近3亿农民工要有打工的机会，还要保障退役军人就业。还有一些企业生生死死，有些人要再就业。”就业目标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速，经济下行势必增大就业压力。尤其是疫情冲击下，受损最严重的恰恰是那些收入较低、存款较少、风险抵御能力较弱的中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他们面临“手停口停”的巨大风险和压力。

政策建议 　　第一，对受疫情防控影响的中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提供财政补助。本轮疫情反弹与前几轮相比，波及范围更广、感染人数更多、防控更严，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也更大。餐饮行业及相关从业人员等弱势群体受损更为严重，或面临现金流中断、生活开支紧张等困难，财政方面应提供适当支持，以避免出现微观上的民生问题和宏观上的总需求收缩。

第二，适当下调房贷利率，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房地产既是本轮经济下行压力的来源之一，也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要多措并举稳定房地产市场。通常而言，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风险较低，因此利率要低于一般的企业贷款。但是自2020年以来，二者出现明显倒挂；且自2021年以来，倒挂程度持续增强。2021年四季度，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63%，而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仅为5.19%。

第三，满足房企正常融资需求，防范化解房企债务风险。3月16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关于房地产企业，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此后，央行表示要“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银保监会表示要“积极推动房地产行业转变发展方式，鼓励机构稳妥有序开展并购贷款，重点支持优质房企兼并收购困难房企优质项目”；证监会表示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有力有效化解房地产企业风险”。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将有助于缓释市场风险，增强市场信心。

第四，财政货币政策靠前发力，有效提振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力度。加快专项债发行和财政支出进度，加快项目审批和重大项目工程建设，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扩大新增贷款规模，降低实体融资成本，提振制造业信贷和投资需求，实现从“宽货币”到“宽信用”的顺畅传导。

第五，确保粮食能源安全，全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粮食方面，重点保障化肥、玉米、大豆和生猪等的供应和价格稳定；能源方面，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重点是做好煤炭保供稳价工作。打击资本恶意炒作，维护正常的交易和生产经营秩序。执行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及时启动、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清理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支持地方对特殊困难行业用电实行阶段性优惠政策。

一般的财务哪会两周对一次呀. 都是做账的时候才弄. 所以要把记录的事情分给下面, 让财务半月对一次. 月底做报表就行. 财务的时间节省出来, 去教大家记账好了, 以及自己处理好管理账和财税账即可.

二战期间，英国要保证大西洋海上运输线，非常缺乏优秀的海员，而中国的上海等地是大型港口，有很多有经验的海员，于是英国人从中国招募了多达2万名海员，帮助英国从事大西洋运输任务，战争极为残酷，盟军一方有3500艘商船被击沉，7.2万名商船海员丧命，卫报的报道中估计中国海员有数千人（thousands）丧命。

在战争胜利后的1945 年 10 月 19 日，13 个英国官员聚集在伦敦（white hall）白厅举行秘密会议。会议由内政部高级官员考特尼·丹尼斯·卡鲁·罗宾逊 (Courtenay Denis Carew Robinson) 主持，外交部、战争运输部、利物浦警察和移民检查局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内政部的外国人部门拟定了一个新文件，指定为 HO/213/926。其内容不得在下议院或上议院讨论，不得与新闻界讨论，也不得向公众承认。它的标题是“强制遣返不受欢迎的中国海员”。

英国当局制定这个文件，是因为起先官员们想以犯罪的名义驱逐，但是发现大约2000名中国人中只有18个人有犯罪，缺乏正当的理由，所以拟定这个秘密文件进行驱逐。但是问题在于，除去那些本来自愿就想返回中国的船员外，有数百人已经和当地的英国女子结婚或者未婚生子，已经有很多小孩出生。

按照英国的法律规定，这些已经组建家庭的人，他们有留在当地的权利，让中国海员和他们的妻子们知晓这个权利，不利于驱逐行动的完成。所以英国当局认为驱逐行动必须秘密进行，由移民局官员和警察组成的搜捕队，在街头，码头，唐人街搜捕中国男子，有的中国海员在码头和朋友一起聚会，有的是在打麻将，结果被抓捕并且带走。

英国内政部的文件显示，截至1946年3月23日，有800名中国船员被遣返出境，其中231名甚至遭到了政府的搜索拘捕。到同年7月11日，被驱逐出境的中国海员数量已增至1362人。

于是很多英国妇女发现他们的中国丈夫突然失踪了，再也没有回家，很多人以为是被自己的丈夫抛弃了，他们不管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独自返回了中国。

2002年，英国的电视台放了BBC的一个节目，名字叫做《上海》（Shanghai'd），讲的是一个名字叫做Keith Cocklin的英国华裔小孩寻找自己的中国父亲Soong Kwai Sing的故事，他的父亲1946年在利物浦突然失踪。

他在研究中发现了1945年内政部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不仅充满了对中国船员的负面描述，吸食鸦片，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说超过一半患有性病和肺结核病，不仅如此，报告在结尾还说中国船员的英国妻子许多是妓女阶层，不想陪丈夫去中国，似乎以此说明把中国海员驱逐的正当性，而无视很多英国妇女根本不知晓丈夫去了哪里的事实。Keith Cocklin被结尾的妓女描述激怒了，因为他的母亲只是一名普通的英国妇女。

记录片在电视台播出后，被一个叫做Yvonne Foley（伊冯娜.弗利）的女子看到了，1946年2月出生的她此时已经56岁了，她也是中国船员的后代，在此之前，她只知道自己的父亲名字叫做Nan Young，是中国上海的一名船舶工程师，但是并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故事。看完记录片之后，她前往政府部门去查阅相关的报道，也看到了对于中国船员的妻子们许多是妓女的描述，伊冯娜对此也很生气，因为她的母亲出生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富裕家庭。

于是伊冯娜决心寻找中国船员的后代，还建了个网站，叫做half and half,有很多人来找过她，并且回忆其小时候的模糊片段，有一个叫做Leslie Gee的男子告诉她，他的父亲叫做Lee Foh，也被利物浦当局驱逐了，之后母亲嫁给了另外一个中国人，长大之后他试图寻找自己父亲的下落，后来在美国移民局的帮助下，发现他的父亲去了美国。

在伊冯娜的受访者中，一些孩子讲述了幼年难以置信的艰辛。由于家庭的主要养家糊口的人被驱逐出境，许多海员的孩子都记得饿着肚子上床睡觉，挤在一两个房间里，靠朋友的好意生存。对于嫁给中国人的人来说，获得国家援助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他们自动丧失了英国公民身份，他们自己也被官方归类为“外国人”。 一些女性也因为嫁给了中国男人而被家人拒绝。有些人无法应付，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养老院或收养，有些人考虑过自杀。

一位受访者说，对许多孩子来说，他们早年的标志是贫困、种族主义虐待和“酗酒”的继父。有一个叫做Peter Foo的混血男子，他的父亲是被驱逐出境的海员之一。当他 14 岁时，Foo 的母亲和继父移民到美国，将他与祖母留在利物浦，祖母不久后去世，将他交给他的哥哥照顾。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辉煌的生活，”他阴暗地笑着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感到震惊，真的，因为我一生都不得不忍受种族主义，”他说。“我从来没有谈过补偿，我对钱不感兴趣。我只想要一个该死的道歉。”

1958年美国好莱坞拍了个电影，叫做《六福客栈》，20世纪福克斯公司出品，里面的中国场景其实是在威尔士拍摄的，Peter Foo和其他一些来自利物浦的中国混血孩子在片子中饰演了中国小孩，此片的主演是好莱坞巨星英格丽·褒曼，她还饰演了《卡萨布兰卡》，《东方快车谋杀案》等知名电影。

他的父亲1903 年出生于宁波，原名 Chann Tan Yone，战争期间曾在 Blue Funnel 发动机室担任操作工，他在战争期间工作的船只中，有两艘船被德国的鱼雷击中，他被德国人俘虏后，被送往德国的战俘营呆了一段时间，后来战争结束后返回英国，1946年他被强行遣返回中国，留下了自己的英国妻子Frances(弗朗西斯)，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

回国之后的Chann Tan Yone决定想办法回到利物浦和妻子女儿团聚，他乘坐当时用来驱逐中国船员的船只，在1949年返回利物浦，和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团聚，为了避免被再次驱逐，他改名叫做Tse Pao Lee，并且在1952年Perry Lee出生。 “我一生中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归功于我父亲设法回来的事实”，Perry Lee骄傲的说，他是利物浦当地的一个大人物，有相当的成就。

伊冯娜把她这些年的寻访写成了一本书，叫做《海之龙：利物浦和她的中国海员》 [Sea Dragons：Liverpool and Its Chinese Seamen] ，目前在国内也有中文版出版。

乐事薯条（Frito-Lay）公司有一位清洁工，名叫 Richard Montañez。一天，他从装配线上的一台坏掉的机器中取出一包未经调味的薯条带回家。他进行了试验，并提出了制作辛辣薯条的想法。受到乐事 CEO 一段励志视频的启发，他打电话给 CEO 助理，要求向董事会提出他的想法。两周后，在加州库卡蒙加牧场，他向 100 多人的高层管理会议上进行了汇报。后来，Montañez 的产品 Flamin' Hot Cheetos 将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薯条之一。最终他成为了乐事公司的一名高管。

故事还没有讲完。这个堪称完美的成功故事被全国媒体报道，并已经改编为电影剧本，准备开拍。

故事可以一直讲下去。直到 Flamin' Hot Cheetos 真正的发明者 Lynne Greenfeld 发现，他的发明被安在别人身上，演变成了一个荒唐的闹剧。关键在于，乐事公司也把这个故事作为塑造企业形象的好故事，而推动了事态的发展和传播。洛杉矶时报随即曝光了这一丑闻。

尽管如此，电影编剧仍然认为故事「足够真实」：一位清洁工，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成为了知名企业的高管。实际上，编剧应该更加喜欢这个故事的现实版本，就是在谎言被揭穿之后的神转折，更能让观众感受一次现实的过山车，在恍然大悟后瞠目结舌。

这是 Hustle Culture and the Big Lies of Success 一文开头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前半段足够真实，甚至于已经让人觉得有些乏味。而后半段的反转如期而至，让整个故事充满了戏剧性。技巧纯属的故事讲述者，会用慢条斯理的语气平铺直叙，然后在让你觉得故事快要完结的时候，突然反转。只要结局没有来，谁也不敢先走出剧院。

两个信息

• 墙代表工况，工况变化，工具也得变
• 第三方插件市场，带来的是自定义和自由配置的权利和可能。小到css插件关系到外观和体验，大到api接口和脚本的可配置。开放带来的是可能性，可能性等于可选择性

成立于1994年的测量公社，是荷兰科学文化艺术的重要推手。测量工社的工作以实验室作为基础，并分为教育、生态、生物技术、医疗等不同的特定主题。

公会其中一个分支实验室Open Wetlab，专注研究生物科学和生命相关的道德伦理规范。他们提倡生物科学应与社会环境相结合，利用艺术家、设计师和群众的参与，创造新的媒介形式，以催化剂的角色推进全球范围内的生物科技发展。其研究的对象是生命体，像植物、动物和人；现有的项目包括合成防弹皮肤、微生物研究、干细胞育种牙、开放基因组等。生物科学利用生命系统和生物体来发展和生产出有用的产品，艺术家则运用了这种科学实验方法，以新的审美角度和直面生命体生长的态度创造出一系列的作品。

测量公社一直将技术视为社会变革的工具，致力于探索实际的解决方案，以期在未来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这项伟大使命也让测量公社汇聚了广泛的合作者：从普通市民、研究人员、教育者、技术人员到艺术家，设计师和管理人员等等。

德文版《青岛及周边导游手册（1904）》是青岛历史上最早的导游手册，记录了开埠初期青岛城市发展的宝贵材料，对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书包括两部分内容，德文部分完全按照原件影印，中文部分为译文和相关内容的注释。全书共收入8幅地图，为青岛全图或青岛地区的细节图，由德国柏林的制图机构制作，C.L. Keller石印公司印制；图、文、影相互对照，在青岛历史地理研究方面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原书中并无本书地图的目录，为了便于查阅，编者在内容索引后面增补了该部分目录。附录的广告也极具历史研究与文化旅游价值，见证了青岛早期工商业发展状况。

伪城市化的点是在于户籍制度是界限以及给城市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不足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