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佐藤大创立引领的日本设计工作室Nendo推崇先锋设计、简约和极简主义风格，总是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喜。它倾向于打破行规和惯例，创造‘惊奇’效果，而且作品立意鲜明，易于理解。

“好的设计就是妇孺皆懂。”建筑师、设计师佐藤大以日语中的“粘土模型”这个词命名工作室，意指其设计作品趣味十足。

最近的“Stop Asian Hate”是继“Black Lives Matter”规模最大的少数族裔觉醒运动，也是让主流社会意识到亚裔被歧视和被忽视的现状。这个故事讲了NPR亚裔记者Emily Kwong（鄺文美）学习中文的经历。Kwong是中美混血儿，她的父亲Chris是一个1958年出生在纽约的华裔。Chris的经历和很多在美国出生的二代华裔经历很像，他从小失去了学习中文的机会，因为他的一代移民父母希望他能融入美国社会（这也是中国二代移民是最少会说母国语言的移民的原因）。但是，Chris在唐人街听到人们用中文说话会十分焦虑，这种焦虑来源于自己失去了融入自己根源文化的机会。而随着Kwong的成长，她越来越意识到，失去说中文的能力，不会让她更融入美国，而是无法理解自己的祖父母的语言、情感和思想，为了不再有父亲那一代的遗憾，她决定从头学习中文。

1947 年，IBM 推出了一款中文打字机，有 36 个键能打 5400 个汉字。在演示中，一位华裔女性熟练的敲出了一个个汉字。她是谁？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史教授 Tom Mullaney 一篇关于中文打字机的博文吸引了一则留言，留言者称她就是那位打字员。她叫 Lois Lew，在 IBM 的宣传片里，她只有 22 岁，现在她 95 岁了。她出生在纽约，后来回到了中国。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她与家人一起逃往南方，一直到逃到香港。她的母亲为她在美国找了一个丈夫。她当时只有 16 岁，独自一人去了纽约。她的丈夫经济状况一般，在纽约开了一家洗衣房，而她还没到纽约州的法定结婚年龄。她不会多少英文，工作机会寥寥。这个时候 IBM 需要一位会说中文的人去演示它的中文打字机。 Lew 去应聘时工程师首先问她会不会拼 encyclopedia，她以为工程师可能要她回家。但发明中文打字机的工程师 Kao Chung-chin 意识到他没有多少人可供选择，因此留用了她。但中文打字机从未能进入市场，而 Lew 在离开 IBM 之后开了一家中餐馆。

Snap 终于推出了真 AR 眼镜，但人们并不会买它

【六十年代 The Sixties (2013)】【全10集，高清720P】由汤姆·汉克斯担任制作人的系列纪录片，带领大家共同回顾一些有关时代变迁的记忆，共十集：《电视的时代》、《战争边缘的世界》、《肯尼迪遇刺》、《越南战争》、《自由路漫漫》、《英国人的入侵》、《太空竞赛》、《1968》、《变革的时代》、《性、毒品和摇滚》。

《Aniara》是诺贝尔奖得主Harry Mattinson在1956年完成的小说，同时也是电影《安尼亚拉号（Aniara）》的原著。这部小成本科幻作品，在释放出人类通过高科技逃离生存危机的欣喜之后，又一点点将其剥夺，最终把极低的生存希望拉长到了天文数字般的年限后才能达成——这时我们大概才会如梦初醒：所谓的时间，原来只不过是神用来把玩人类的道具罢了。

从工业机器诞生之日开始，我们就已经幻想这些非碳基生物有一天会成为人类的精神主宰了：1909 年，英国作家E.M.福斯特的科幻短篇《大机器停止（The Machine Stops）》，就已经描述了一个人类被机器控制甚至拜机器为神的极端工业化时代。

Not Boring 的这篇文章非常详细的讲了 Shein 所在行业的特点以及他们的优势之处。例如 Shein 将设计到生产的时间缩短到三天，而传统的典型时间是 5~7 天；取消了中间商，采用了拼多多创造的 C2M 模式，从用户需求直达设计师，同时依托中国的供应链让 Shein 的产品可以更快更便宜的被生产。目前 Shein 已经是一家估值 3000 亿美金的公司，在最有价值且还未上市的创业公司榜单中已经能排得上号了，也算是中国公司走出去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值得持续关注。

Sketch 在这个月发布了自己的新产品战略，主要聚集在：实时协作、Workspace、浏览器内的直接预览。整体来看可以说是非常的老生常谈了，都是早就应该有的功能没想到拖到了现在才出来，从我的角度看 Sketch 过去的迭代真的是非常令人失望：坚定不移走原生应用协作路线、性能迟缓、至今没有 Windows 版本…这里有一条评论很好：「一次虚张声势的影响活动，用大量误导性的描述让人觉得 Sketch 更像 Figma。」

从 Photoshop 到 Sketch 再到 Figma 是一条很有趣的 UI 设计工具迁移路线，每个环节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变化：

Photoshop → Sketch：1）扁平化的设计潮流兴起，UI 界面设计门槛降低，不需要过去那么复杂的工具完成高频操作；2）移动互联网普及，行业红利带来更多非设计背景的从业人员，需要更易上手的工具；3）原有工具在新场景下没有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和升级（性能、标注、预览…）。

Sketch → Figma：1）设计本身从独狼式工作转变为组织性工作，需要在生产力工具层面支持；2）设计落地需要更多部门的配合，需要更「云端」的协作方式；3）原有工具的支持力度糟糕，需要大量第三方应用配合才能完成基础和高频的工作。

从根本上两个软件走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尤其到了今天，两个产品的差异越来越大。Sketch 和 Figma 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生产力工具竞争案例，从结果看两者都做出了更好用的 UI 设计工具，但选择的路线完全不同，目前来看 Figma 逐步走上了领先地位，过去还很期待 Sketch 准备如何反击，现在看来 Sketch 基本没什么还手之力了，走向衰落也成为板上钉钉的结局了。这里有一个反思或者教训是：如果决定做生产力工具，在造一匹跑更快的马同时，更要花大力气思考未来人们如何出行。在一个迭代速度没那么快的领域中可以先造马赢得市场，然后再投入造车，但如果你所在的领域迭代速度极快，同时已经有一些苗头在技术、需求等侧面初步证明汽车已经在眼前了，那就需要做出更具 vision 的决策或选择：像 Figma 一样投入超长时间耐住寂寞专心打造产品，当产品成熟之时，就是重新划分行业格局之日。

如果你有关注 Twitter 近况的话会发现，他们最近半年上线的功能几乎要比过去十年上线的功能还要多了。Twitter 的 CTO Parag Agrawal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提到了主要的原因：从 Twitter 建立之初，他们就在使用自己的机房运行整个服务，随着时间的推进，整个技术架构变成一团乱麻，严重影响到了产品迭代速度。2016 年的时候技术团队有过一次讨论要不要把自己的整个服务迁移到公有云上，但经过评估之后认为这个事「冒险、昂贵且具有破坏性」从而被放弃，至此之后技术债越堆越多，最终在 2018 年实在受不了了，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开始迁移，尽管整体还没有完成，但目前业务已经感受到了好处，产品迭代相比过去也快了很多。

Paul Graham 的新博客讲了他是如何看待新想法的：在一个新生、反共识的东西诞生时，看衰是最安全的做法，因为确实绝大多数类似的东西最终都会失败。Paul Graham 给出了另一个角度的观察：如果你仔细研究「发表新想法」和「评判新想法」的「回报」会发现，「发表新想法」的回报是这个想法最终被证明后的价值，所以只有当成功概率大于 10% 且回报收益是 10 倍以上时，这样做才是值得的。但是攻击一个新想法的「回报」是固定的，无论攻击的目标是什么，回报都一样稳定。

有两个问题是非常有趣的：1）你有哪些和自己周围人观点都不一样想法？2）你认为未来 5 年大概率会出现哪些大变化？

这篇文章采访了 Stripe 的支付业务负责人，他讲述了 Stripe 的产品文化，除了老生常淡的快速迭代、深度思考、重视设计之外，提到了大家会思考 30 年后的产品趋势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以此来矫正短期行为，是否出现了方向偏差。以 Stripe 举例则是他们认为商业行为未来一定会转向到互联网之上，因此才有了 Stripe。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很像大家聊起苹果时经常会讨论的问题：为什么人家可以花大成本重视设计，不断挑战工程极限，我们就不行呢？一般的讨论结果会变成：因为他们有极大冗余，资源丰厚，有议价能力，所以他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你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更务实的解决当下的问题。这里其实反映出了两个问题：到底是谁创造了谁？是先有长期愿景和文化，再有的成功；还是先有了眼下的成功获得了冗余的资源，才能更加长远思考？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更长期的观察才能得到一些靠谱的结论。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没有资源冗余的创业公司来说，只能通过靠谱的长期思考得出的愿景以低于市价的方式获得相信这些的人加入，同时以足够强的凝聚力和 ownership，这样才能有可能在小概率下获得初步成功继续滚动这个雪球，当然在实际操作中会复杂很多。

Ken：对于 Stripe 来说，长期意味着什么？你们的眼光有多远？ Michael：我们经常谈及建立数十年的抽象概念。我个人喜欢考虑 10 到 30 年，以摆脱 3 到 5 年的模式，但一般来说，这里的人确实经常说「数十年」。Patrick 和 John 以及整个领导团队都清楚，这是一个长期的赌注，我们仍然是非常早期的。这种长期的视野来自于高层，而且是文化的一部分。我的感觉是，在 Stripe，从第一天起就是这样的。

本文是对 Stripe 支付业务的负责人 Michael Siliksi 的访谈。

谈到 Stripe 的产品文化，Siliksi 讲到两个点：deep-thinking 和 moving fast——它们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Siliski 也谈到他们如何用很长的书面文档来进行沟通，以及聘用头脑聪明且行动力强的人，但这些都难以保证思考深入的同时，行动速度还能不受影响。

有投资者在 Spotify 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上提出疑问「现在市面上的音频产品几乎都是录好的，你们为什么要收购一家做实时音频的公司？」， Spotify CEO Daniel Ek 解释说「实时音频是下一个 Stories」，主要原因是：1）实时连线可以让创作者和粉丝关系更近，这和 Stories 的效果很接近；2）每个平台都会吸引这样的音频创作者，但 Spotify 专注音乐和音频，因此更加符合这类创作者的诉求；3）当你关注的创作者做了一个优秀的作品，你作为粉丝难道不想更早听到么？

在这其中有个有趣的点是：Stories 几乎是每个内容/社交产品都标配的产品，而且发展都不错，但在国内 Stories 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反过来（语音）直播则是每一个国内内容/社交产品的标配且作为收益来源发展的都不错，但在国外产品上似乎并不是这样 🤔。

科技公司的 offer 一般由现金和股票两个部分构成，而股票一般分 4 年兑现，不同的公司会选择不同的策略，比如按年兑现，每年 25%；第一年按年兑现，后续每月归属；按年兑现，4 年分别为 10%、20%、30%、40% 等等，不过最近越来越多公司开始放弃这种传统的归属方式，例如 Snap 开始尝试 3 年期归属，Stripe、Lyft 开始尝试一年拿完，这样可以释放更多被锁定的股票，方便公司雇佣更多新员工，对于员工来说收入更可预测，毕竟谁也不知道 4 年后公司股价到底是什么水平（比如最近上市的快手，这才几个月，相较于高点已经腰斩）。

对于 Coinbase 来说，除了一年归属之外还决定薪水对标同行 75% 分位，同时他们看到对薪酬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掌握薪酬谈判的人，因此他们取消了薪酬谈判，所有同水平的人薪酬一致，差异化由入职之后的绩效决定。算是一个很有趣的尝试。

为什么人变老之后，会觉得时间过得更快，而小时候会觉得时间很漫长？这则4分钟的科普短视频（存放在YouTube上，墙内需要梯子观看）生动清晰地解释了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当我们的大脑在处理新信息的时候，就会付出更多的努力，我们就会觉得时间更长；而当我们在重复自己熟悉的事情时，大脑就不会付出什么努力，所以就容易产生“怎么一年这么快就过去了”的感觉。 所以，即便生理寿命相同，我们也可以通过不断尝试新鲜的事物，来“活得更久”。

挪威哲学家Guttorm Fløistad这样形容这些层出不穷的“慢运动”：

“今天的社会给人们传达的信息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所有东西都在变化，变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如果你要抓紧时代的列车，你就得加快速度了。然而，我们应该提醒每个人：其实，我们的基本需求从来不会变化——被看见的需求，被欣赏的需求，对归属感的需求，对附近性和关怀的需求，对一点点爱的需求。这些需求，只能通过人类关系中的慢才能获得。所以，要想掌握变化，我们首先要恢复慢速，恢复反思，恢复团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更新。”

关注游戏中的风险掩盖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游戏不再是可选的。每个人都必须玩。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稳定的工作、负担得起的房屋、持续一生的教育和无忧无虑的退休都不再是一种选择。甚至钱本身也不再是以前的东西了。仅仅是把钱存在银行里，就已经贬值了。

这篇文章在开头的时候讲到了 1950 年代的美国：你不需要有特别高的才华和天赋，就可以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而且可以买一个很好的房子和汽车。

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陷入了无尽的游戏中。这个游戏看起来上限很高，你可以只是坐在家里做一个创作者，就可能拥有百万粉丝，成为百万富翁。在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普通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但这样的致富故事，听上去很像是「足够真实」的那一个。一个穷小子，通过不懈努力，加上自己的天赋，最终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我们已经学会在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先问问这是不是真的。

乐事薯条（Frito-Lay）公司有一位清洁工，名叫 Richard Montañez。一天，他从装配线上的一台坏掉的机器中取出一包未经调味的薯条带回家。他进行了试验，并提出了制作辛辣薯条的想法。受到乐事 CEO 一段励志视频的启发，他打电话给 CEO 助理，要求向董事会提出他的想法。两周后，在加州库卡蒙加牧场，他向 100 多人的高层管理会议上进行了汇报。后来，Montañez 的产品 Flamin' Hot Cheetos 将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薯条之一。最终他成为了乐事公司的一名高管。

故事还没有讲完。这个堪称完美的成功故事被全国媒体报道，并已经改编为电影剧本，准备开拍。

故事可以一直讲下去。直到 Flamin' Hot Cheetos 真正的发明者 Lynne Greenfeld 发现，他的发明被安在别人身上，演变成了一个荒唐的闹剧。关键在于，乐事公司也把这个故事作为塑造企业形象的好故事，而推动了事态的发展和传播。洛杉矶时报随即曝光了这一丑闻。

尽管如此，电影编剧仍然认为故事「足够真实」：一位清洁工，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成为了知名企业的高管。实际上，编剧应该更加喜欢这个故事的现实版本，就是在谎言被揭穿之后的神转折，更能让观众感受一次现实的过山车，在恍然大悟后瞠目结舌。

这是 Hustle Culture and the Big Lies of Success 一文开头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前半段足够真实，甚至于已经让人觉得有些乏味。而后半段的反转如期而至，让整个故事充满了戏剧性。技巧纯属的故事讲述者，会用慢条斯理的语气平铺直叙，然后在让你觉得故事快要完结的时候，突然反转。只要结局没有来，谁也不敢先走出剧院。

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新技术出现所导致的⼈们对 我们这个世界在哲学层⾯的理解所发⽣的变化。⽽我们 当下的时代与启蒙时期相⽐，在技术进步和哲学思考的 互相作⽤⽅向上是相反的。我们⼀直在寻求⼀种指导纲 领性的哲学，⽽在寻求这种哲学的过程中，我们却创造 出了⼀种很可能将主导⼀切的技术。

在美国洛杉矶，去年开始出现一大批TikTok网红「公馆」——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创作，并培训新人。这些公馆吸引了来自全美的青少年，不少人辍学前来追寻网红梦。

《哈泼斯》杂志的这篇长文，记录了作者在一家网红公馆里面看到的东西：一面是热闹和繁华，这些网红就好像当年的西部淘金者一样，他们在TikTok这样的平台上圈地赚钱，有人随便拍摄一条15秒的广告视频就可以拿到几万美元；另一面则是空洞和忧伤，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而即便是有着几十上百万粉丝的年轻人，他们大多也是浮夸而肤浅，甚至很难集中注意力——比如，每次到篮球场上准备打球，吵吵闹闹分好队伍之后，还没开打，他们就被其他东西吸引，四散跑掉了。

文章的作者是一名大学老师。他在行文间，频繁回想起自己的手机上瘾的学生，以及问题重重的高等教育制度。他说，如今人们的共识似乎是：“我们的学生不是有着复杂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的人，而是填补就业市场不足的潜在劳动力。”正是因为我们人之为人的定义被扁平化了，所以，无论是那些到办公室找他诉说心理问题的学生，还是那些在网红公馆里的年轻人，他们看上去都是那么的悲伤。

曾有一个男生跟作者说，他在整个隔离期间一直躺在床上，刷TikTok、Instagram，看各种电视节目。而最让他感到慌张的是，他发现这和他疫情前的状态其实差不太多。作者跟这位男生说：你需要的也许是文学理论家肯尼斯·柏克所谓的“equipment for living”（生存所需的设备），读几本好书也许有用。

TikTok 时代创造网红。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自从媒介自印刷术开始有着大众化趋势以来，人们就开始探讨原本稀缺的影响力，变得唾手可得，会对世界和人类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当下这个时代，除了重复安迪·沃霍尔那句每个人都可以成名 15 分钟以外，我们还能对此探讨些什么？

哈珀斯杂志的这篇文章提供的视角是，网红是否是时代症候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视角，从弗洛伊德时代开始，个人心理和时代精神之间的链接就已经被明确的建立起来了。而这篇文章多少页充斥着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陈词滥调。

​脑洞大开的海上“旋转酒店”来了！24小时自动旋转，发电、污水处理完全靠自己！

《星际火狐》1993年宫本茂访谈

“浩劫”仍未结束：关于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的迷思和可能

Vice 的这篇文章介绍了在印度尼西亚，一些帮助外卖骑手的工作好过一些的灰色 APP 市场。

这些 APP 功能各不相同。有的帮助骑手自动接单，而这是外卖公司自有 APP 不具备的功能。有的则可以帮助骑手修改定位，帮助骑手能够接到更适合自己的订单。还有的可以让骑手筛选自己想要接的订单，避免一些长距离订单或者超低价订单等等。

而这篇文章或许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存在一定的阅读障碍。在中国，人们对于外卖骑手的工作有了一些大致的认识，但是这种工作方式却未必是印尼外卖骑手的工作方式。他们的 APP 有着不同的派单逻辑，而印尼城市的不同特质，例如超过北京的拥挤程度，也为骑手的工作造成了别样的困难。

但核心的问题仍然是一致的。是否存在用技术真正提升生产效率的可能性？而不仅仅只是将剥削隐藏在不可见的代码之后？

Mark Lilla 是当代最出色的政治理论学者以及思想史学者。这篇文章是他发表于 New Republic 上的一篇书评，而后收录进了他的个人文集《搁浅的心灵》，该书中文版于 2019 年经由三辉图书发行出版。

文章讨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理解当今社会的反动思潮？反动（reactionary）大致是指诸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与启蒙精神倡导自由、平等等价值观相悖的意识形态。关于反动，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媒体与大众的关注大多集中于现实层面上，例如全球化创造了更大的不平等，以至于许多人在其中受到损害，因而选择了许多反动意识形态作为救赎的方式。

而 Lilla 的论点是，问题的根源来自于一种接近于本性的心理，当人们面对现实生活的失意，总是会幻想曾经黄金时代的辉煌，继而期盼一种力量能够让黄金时代重临世界。这种心态，始终潜伏在历史中，并且会经由各种人的表述不断复活。而这篇文章追溯的大致就是这样一个历程。

追溯这段思想史的意义是什么？Lilla 认为，思想史证明的是，所有关于黄金时代的理解都不过是妄想。而人类要摆脱神话的迷思，要做的只能是承担起未来的责任。

Get Things Done，一种源自于国外的自我管理方式，教导人们用各种工具让自己的生活井然有序且效率十足，包括番茄时钟、待办列表、闹铃提醒、再到更精神层面的断舍离、冥想等等，不一而足。而所有的 GTD 文章多少都点冷冰冰。他们会引用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指出人类的特性是如此这般，因此对症下药，你需要使用我们的 APP 或者硬件设备……简而言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要更柔软一些。作者 Amitava Kumar 只做了一件事情。每一天，只要她完成了当日的写作任务，就会在用的笔记本最后一页，写上当天的日期，然后再打一个勾。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只是一个勾而已。

更让人惊讶的是，Kumar 在这里完成的一个转换。有时候，人们会批评 GTD。他们说，人们过于执着于用复杂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人生，以至于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工具之上，反而忽视了自己真正在做的事情。但是 Kumar 说，通过用一个勾，仅用一个勾的方式，她发现勾起到了完全不同的作用：“我所做的事情，定义了我是谁。而这个勾，则是我所做事情的具象化符号。”

“勾才是真正的生活，而日常工作只是活着而已。“

设计的影响力如何衡量？恐怕这更需要被设计！

谢丽尔·海勒（Cheryl Heller）是纽约视觉艺术学院（School of Visual Arts）社会创新设计硕士项目的创始主席，也是设计实验室CommonWise的创始人，并联合发起了MeasureD Group。海勒现在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整合设计实践与创新设计的教授。她因其在设计领域的贡献而获得AIGA奖章。她是一位商业战略家和沟通设计师，曾向世界各地的领导者和组织传授创造力，帮助企业从小型地区性公司成长为价值数十亿的全球市场领导者，并帮助数百名成功的企业家设计战略。

Nicolas Monterrat来自法国巴黎，本职工作是摄影师兼插画师，风平浪静的生活，平平无奇的工作，自学成才的麻瓜有着意想不到的潜力：业余时间的Nicolas，成了一位动图艺术家。

Nicolas的第一个尝试，是将希区柯克《迷魂记》里的一个片段做成动图动图。他的灵感来自某一天的灵光乍现，身边的黑白老照片和曾经看过的经典影视作品突然从他的脑中闪过，让这些严肃而沉默的图像动了起来。

Nicolas的作品带着超现实主义的美学，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从有到妙的“锦上添花”，不光好玩还有点魔性，幽默的画面仿佛伸出一只无形的手，侵袭了你的大脑和视觉，将你拽进了这个奇奇怪怪的魔法世界。

“动图能在那个原本有些暗淡的世界中建立一个虚构而积极的想象，我为这种想象力的娱乐而着迷”，带着年代感的复古照片和不同的素材拼接，不同形式的动图制作技巧就像缝纫的线，把这些素材一针一线组合在一起。可以荒诞，可以幽默，还可以惊悚或可爱，Nicolas把自己汹涌的想象力都注入了照片之中，在旧图片里打开了一扇超现实的大门。

1971年7月4日，在这台「Xerox Sigma V」电脑上，古腾堡计划创始人Michael S. Hart 创造了有史以来第一本电子书：《独立宣言》。

他将文字输入电脑，将文件分享给网络上的其他用户，并注明可以免费使用和传播。

「Xerox Sigma V」当时造价30万美元，内存16K。

「维基」一个不断变化的知识载体，每分钟都有成百上千的编辑发生，现在可以用环境音乐来体验这种动态。

「Listen to Wikipedia」跟踪每一条增减和新用户注册，以不同的音调表示。

村上春树超级书迷Masamaro Fujuki，在Spotify 制作了一个名为「Haruki Murakami's Vinyl Collection」，即「村上春树的黑胶收藏」的Playlist ，收录了作家曾在个人网站上公开、以及他的作品中出现过的音乐。

Ed Needham，曾是《FHM》和《滚石》的编辑。2018年他推出了自己的杂志《Strong Words》，每一期有100多篇书评。

Needham会读或听每本需要评论的书。

“我只有找到时间，没有其他办法。”

“每六周制作一期《Strong Words》，我们计算过，在这六周中的前五周，我每周读的书相当于一套《战争与和平》。”

亚马逊即将推出一个新的阅读应用程序「Kindle Vella」。

作者将以连载的形式逐步呈现自己的作品。前几集免费，读者可以选择付费购买后续故事。

Kindle Vella 中包含社交功能，读者可以直接与作者对话。读者的反馈将影响作者创作走向。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HathiTrust Research Center 发布了一个交互可视化在线工具：

可追踪1800-2007年间，英文小说中不同性别的书中人物，和不同性别的作者，使用同一词汇的频率变化。

海洋之声的白噪音网站「VirtOcean」，再现大海的声音，从平静如镜到波澜壮阔；支持增加帆船、海鸥、鲸鱼、海豹、海豚、沙滩散步等音效。

艺术家 Alex da Corte 操刀的动态雕塑《As Long as the Sun Lasts》，名称取自作家卡尔维诺的短篇小说集，造型来自芝麻街大鸟。

装置位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屋顶，由底座和三个连动的活动零件组成。微风吹来，装置会缓慢的旋转。

创作者想要为人们的心灵带来一丝平静，因为无论绕了多少圈，它最后总是会停在轨道之内，总算是在无法预测的变数之中，带来一点确定性和踏实感。

「Seminar Live」一个在线学术讲座资源平台，分享、追踪、保存、参与在线学术讲座

「Animagraffs」一个科普网站，有高清动画 、视频和360度旋转科普图。

Google Arts & Culture推出「Scan the World」计划，将全球超过1.8万件艺术品，扫描后上传到协作平台My Mini Factory，供大家下载打印。

只要有3D打印机，就能将自己喜欢的艺术品打印成迷你版尺寸。目前已经扫描的作品，从埃及鱼造型陶器、刻有铭文的古代石碑、埃及法老半身像，到大卫像、沉思者等。

受禁书行动影响的高三学生即将成年，他们将约会、恋爱，将面对真实的世界。阻止孩子们阅读我的书，或者任何一本书，并不能保护他们。

不允许读，不允许谈论，这可能会使他们失去机会：在即将遭遇之前，先对这个世界有所了解。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禁书行动的本质：短视、暴力和不可原谅？

《耶鲁评论》推出在线杂志网站TYR，整合原有纸质期刊和独家在线内容，包括专栏、诗歌、小说、视频等。

《耶鲁评论》是美国最早的文学刊物之一，成立于1819年。很多作家如托马斯·曼、弗吉尼亚·伍尔芙都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作品。

125位英美作家列出自己最喜欢的十本书，第一名10分、第十名1分，一共544种书，在2007年集结出版《The Top Ten》。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最新上线了一个精美的交互式可视化项目 Visualizing SEP，将不同观点、流派、哲学家条目联结为一个强大的知识网络。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EP）是一部由斯坦福大学营运的免费线上哲学百科全书，内容主要以经同行评审认可的论文为主。该百科内的每一篇论文均由一位该领域的专家撰写并维护，作者涵盖来自世界各地学术机构的教授。

《哈佛商业评论》一篇文章中关于「生产力工具」的举例：

有「高尔夫球」课程，但没有「高尔夫球杆」课程。球杆只是工具，真正要学习的是如何有技巧的打高尔夫球，不应舍本逐末。老虎伍兹即使用一副破旧的二手球杆，也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

作者给出的建议：先将重点放在方法上。当有了方法后，对工具的要求就显而易见了。

“ocearch”一个可以实时追踪海洋里鲨鱼动向的网站

我们为什么没能等来飞行汽车？格雷伯论技术减速 / 翻译

从祖先到婴孩，从宗教到科学：为什么想象力是人类最宝贵的生存工具？

一次偶然的机会，来自柏林的建筑师Sara Perovic在家中发现一本由祖父编写的网球训练手册，画册中那些关于运动姿势的陈述，让他想到了自己同为网球运动员的父亲。由于职业身份的特殊性，父亲在Sara 的童年中总是忙于训练，网球运动也因此成为了Sara与父亲的亲子关系间的一道屏障。

为了追溯自己童年时对于父亲的回忆，Sara展开了一个关于父亲的腿的摄影项目。在这一项目中，Sara让丈夫模仿年轻时的父亲，在各种环境下摆成正在进行网球运动的姿势。此后，Sara则将父亲年轻时的黑白腿部照片与她拍摄的彩色腿部照片共同整理成册，并将其命名为“My Father’s Legs”。

除了增强对父亲职业身份的理解外，Sara的项目也为影像中关于性别关系的探讨提供了一次珍贵的素材。以往镜头中以男性视角来看待的女性身体，如今与女性视角下的男性双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就如Sara母亲对她所说的那样，“我是因为你父亲的那双美腿而爱上他的，”女性对于男性身体的凝视或许一直都存在，也正有待人们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探讨它。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来自意大利的艺术家Piero Percoco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困在了他所成长的南部小村庄中。乡村生活的无聊日复一日地加剧着Piero内心的绝望和窒息，但是，女友送给自己的一部iPhone让Piero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

Piero并没有选择轻快简单的拍摄，而是用了一种严肃的方式摆脱无聊。他决定用一种陌生的视角探索周围的世界。他将镜头对准了身边的老人。并将摄影意义定义为“意大利南部的生与死”。

Piero镜头下的身体往往并不完美，苍老松散的背、布满褶皱的胳膊、扭曲且拥有伤疤的脚……有这些“瑕疵“，是因为人们时常裸露在温暖如夏的海滩。摄影师也没有选择刻意去遮掩这些“缺陷”，而是诚实地将这些细节凝重且审慎地放大，并以一种平淡自如的姿态，和人们分享着来自这些老人身体的故事。

这些将镜头从青年人身上移开、转而投向年老者的摄影，反而成就了另一种来自人类身体的诗意。每一张照片浓缩的经历，非几十年生活所不能得。Piero认为，这些照片是在日常生活中的“那些被人们忽视了的彩虹”，所以在2019年，他也将这些作品整理成册发行，并将其命名为“彩虹被低估了（The Rainbow is Underestimated）”。

在道具布景设计师Michelle Maguire和摄影师Kelsey McClellan共同创作的“Wardrobe Snacks”中，“吃东西”变成了一件优雅而端庄的事情。或者说得很准确些，是人们手捧食物的动作。

Michelle Maguire的灵感来源于日常看到的那些离开了桌子的进食者：继父把装有三明治的盘子放在腿上，边看电视边吃；挤上公交的陌生上班族，从包里掏出早餐……这些动作看上去琐碎，但人们从容的姿态让Michelle Maguire感受到了一种禅意。

（完整或残缺）食物、（戴有饰物）的手、以及人们的穿着共同构成了“Wardrobe Snacks”。为了营造出优雅和谐，Michelle Maguire统一了食物和服装的颜色。事实上，在Michelle Maguire的认知中，个人记忆中的食物就是有色彩的。她小时候会用粉色的碗吃麦片，如今看到粉色，就会联想到吃早餐的场景。

关于Michelle Maguire的另一个与食物相关的趣事是，她专门拍过一段时间冰淇淋。在那段时间里，她的相机闻上去一股奶味。在吃了那么多的冷饮后，冰淇淋在这位摄影师的眼里已经不再是食物，“只是一种会化的物质”。

组织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词汇——“languishing”，用来形容这种感受。

“不是精疲力尽，我们仍然有精力；也不是抑郁症，我们并不感到无望。我们只是觉得生活有些无趣，感觉看不到方向。”

“过着一种平静的绝望的生活”。

languishing 就是这样一种停滞和空虚的感觉，它会让人难以集中注意力，很难有兴奋的情绪，“感觉就像是你在浑浑噩噩地度日，隔着一个雾蒙蒙的挡风玻璃观看自己的生活。”

除此之外，他还表示，这可能是2021年蔓延在人们之间的一种主导情绪。

封闭拥挤的空间里，眼神所及之处皆是他人。这也让地铁成了许多艺术家和摄影师的灵感来源。

然而与绝大多数摄影师不一样，汉娜·拉·佛莱特·瑞安（Hannah La Follette Ryan）的镜头里几乎没有脸。

她对陌生人的手有一种特别的痴迷——地铁上通勤的人们脸上往往缺乏表情，比起观察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有时手传递的内容会更丰富。

2015年大学毕业后，25岁的她搬到了纽约，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乘地铁，通勤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之间。

初到纽约，一切都充满新奇。“我看着地铁上的其他人，对他们的生活特别好奇。我观察着人们，注意到在地铁上人们的手有如此多的动作，他们的手是如此具有表现力，你可以从中看到很多情绪。”

过去几年里，她就这样在每天的通勤路上，用手机记录了上千张地铁乘客的手，捕捉和记录下许多有趣的瞬间。

2016年，荷兰设计师Maarten Baas为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创作了一件奇妙的时钟装置艺术，也是他的“真实的时间（Real Times）”系列作品之一：随着时间的移动，每一分钟都会被藏身巨大钟面里的“时间看守人”抹去，再重新绘制下一分钟，“时间的流动” 在机场变成了现实。这个影像装置的秘密在于，Maarten Baas花了12个小时制作这段视频，而整个时钟表演的时长也是12个小时，“非场所”的超现实意义在这里被展现了出来。

今年5月，德国航空摄影师Tom Hegen在新作品“Aerial Observations on Airports”中，就展现出了机场意想不到的美：他被获准进入德国最大的六个机场上空拍摄两个小时，为停放的飞机寻找到对称和几何的瞬间。在摄影师的镜头里，仓库、停车场、集装箱和航站楼这些机场设施都在的画面中营造出一定的规模感和秩序感，机场地面复杂的彩色沥青标志，也让机场的运营系统带上了几何美学的色彩。换了一个角度之后，飞机和机场内的各个元素仿佛也有了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要探索宇宙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DeepMind 提出了一种机器学习模型，能够自动生成此类草图，且结合了通用语言建模技术以及现成的数据序列化协议，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各领域的复杂性，并且对于无条件合成和图像到草图的转换都表现良好。

具体而言，研究者开展了以下工作：

• 使用 PB（Protocol Buffer）设计了一种描述结构化对象的方法，并展示了其在自然 CAD 草图领域的灵活性；
• 从最近的语言建模消除冗余数据中吸取灵感，提出了几种捕捉序列化 PB 对象分布的技术；
• 使用超过 470 万精心预处理的参数化 CAD 草图作为数据集，并使用此数据集来验证提出的生成模型。事实上，无论是在训练数据量还是模型能力方面，实际的实验规模都比这更多。

借助Transformer，DeepMind新模型自动生成CAD草图，网友：建筑设计要起飞了

2021年4月21日，阿卜杜尔-阿里·穆罕默德（Abdul-Aliy Muhammad）在《费城询问报》（The PhiladelphiaInquirer）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批评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以下简称宾大博物馆）持有1985年MOVE爆炸案中遇难者的遗骸，并将其用作课堂教学目的。作者要求宾夕法尼亚大学及宾大博物馆将遗骸归还给遇难者家属，为持有这些遗骸郑重道歉，并对相关家属和社群进行补偿（reparation）。

MOVE是一个非裔美国人激进环保组织，由约翰·阿非利加（John Africa）于1972年创立，总部位于费城。1985年5月3日，手持逮捕令的费城警察在试图进入MOVE成员居住的排屋时与后者发生武力对峙。警察向屋内投掷催泪弹，MOVE成员开枪回敬，警方也用自动武器予以还击。随后，警方从直升机投下两枚炸弹，爆炸引起大火，焚毁了周围的65间房屋。最终，包括约翰·阿非利加在内的6名成人和5名儿童死亡，超过250人无家可归，MOVE居住的排屋内仅有两人幸存。2020年11月，费城市议会通过投票表决，为爆炸事件正式道歉。

1985年，在体质人类学家阿兰·曼恩（Alan Mann）的监管下，宾大博物馆通过费城市法医办公室接收了MOVE爆炸案的遗骸进行检查。由于对其中的某些遗骸是否属于特定MOVE成员这一问题产生了争议，此后宾大博物馆一直保留着这些遗骸，直到2001年曼恩教授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时将遗骸随他一起带走。2016年，宾大博物馆曾暂时取回遗骸进行调查，到2019年它们被送回至普林斯顿大学。

201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的一门法医人类学线上课程中，主讲人宾大博物馆体质人类学负责人珍妮特·蒙格（Janet Monge，她在1985年曾作为博士生在曼恩手下工作）手持被严重烧毁的股骨和盆骨（它们来自MOVE爆炸案的遇难者遗体）给学生们授课。这一系列课程的标题为“真实的骨头：法医人类学的冒险”。

此消息传出后，阿非利加家族以及更广泛的非裔社群表达了强烈的痛苦和愤怒。他们质问为何这些同伴的遗骸会进入博物馆的收藏陈列，以及为何它们会被用于科研和教学目的。对非裔美国人而言，在36年之后，MOVE爆炸案尚未愈合的伤疤又被无情撕开，而宾大博物馆距离当年爆炸的案发地仅有几个街区之遥。不少人类学者也积极声援非裔群体，认为博物馆和研究者未获得当事人生前或事后的知情同意，严重违背了研究伦理。而且，此次事件凸显了非裔美国人遭受的双重暴力：一方面是以MOVE爆炸案为极端体现的、由国家施加的身体暴力；另一方面是学术机构留存遗骸以供“科学研究”、不交予遇难者家属/社群善后的学术种族主义暴力。

在狂风四起的下雨天，一把抗风力强大的伞可以解决不少烦恼。Blunt umbrellas工程设计师Greig Brebner创造了钝角伞边，让伞蓬张力平均分布，可以对抗12级强风。

在撑伞时，基本是没办法看手机、回消息的，而韩国工作室SWNA设计的雨伞KT Umbrella，在伞柄上做出了创造改变，在撑伞状态下，伞柄可以很容易地搭在手腕处，保持了滑动手机时的完美角度。

Sa“折纸雨伞”是设计师Justin Nagelberg和Matthew Waldman共同开发的一款新型雨伞，他们从折纸艺术中获取灵感，用漂亮、环保、防水的蓝色塑料做伞面，没有伞骨的设计玩起了不一样的“雨中折纸艺术”。

水，是万物之源。在大自然的生命旅程中，从天空飘落而下的雨，是在伟大的生命轮回中完成着它的使命。当人们举着伞，匆忙地在城市中穿行时，殊不知从伞上滑落的雨水，蕴含着生命的意义。

有一次，设计师Volkan Ugurel在绵绵细雨中漫步，伴着雨水打在伞面的声响，一个创作灵感顿时明朗——做一把可以收集并净化雨水的伞。

一段无序而浪漫的遐想，让物理实验由此开始。Volkan Ugurel想办法把过滤系统放入雨伞的杆身中，顶部的粗颗粒过滤由金属网阻挡，雨水中的所有有机化学物质以及令人讨厌的味道和气味，在完成过滤后滴入底部220毫升的玻璃瓶中，过滤水可以饮用。

在设计制作的过程中，Volkan Ugurel常常听音乐唱片《Nonagon Infinity》，这张唱片被设计为无限循环播放，一首歌的结尾便是下一首歌的开始，像极了雨水永无止境的生命周期。而这正是Nonagon Umbrella伞名字的由来。

“雨伞是目前最方便的四季雨具，但并不利于回收，它们经常被扔进垃圾填埋场中。” Studio Mesh工作室的设计师解释道：“尼龙是雨伞中使用的主要材料，其次是金属，但金属作为雨伞中最可持续的材料，却很少被回收利用。同时，玻璃纤维和塑料等材料也被用于雨伞的折叠和扣紧结构，多种材料的使用让回收成为挑战。”

为此，Studio Mesh工作室希望能找到合适的防水涂料，确保材料的可回收性，一方面让雨具的使用寿命尽可能地长久；另一方面可以实现闭环回收。

在经过反复的思考、实验和调整后，Studio Mesh工作室找到了一种可再生材料，用一块圆形、单一、柔软的再生聚酯制成了Urbanella雨衣，没有任何需要密封的解封，面料之上涂抹了防水且透气的涂层。Urbanella雨衣可以穿戴在任何服装上，不使用的时候可以打包成一个小袋子。

自2018年起，摄影师兼艺术家Nathan Head便开始沉迷于描绘那些散落在海面上的星星点点。由于海面的千变万化，Nathan每张作品中的星星都呈现着迥然不同的生面貌。虽然这些星星看起来既脆弱又短暂，但海面却因为它们的存在显得流光溢彩。

不同于那些空中的恒星，Nathan作品中的星星仿佛本就成长和生活于海洋之中。你甚至可以通过这些图画，“解读”出不同星星的性格和它们的生活方式。爱热闹的星星往往在翻涌的海浪里嘻嘻攘攘；懒散的星星在太阳光线的照耀下，身体都仿佛被晒化了；喜欢安静的星星则偏居一偶，如果不是从远处望去的几点光，它们可能一生都不会被人发现。

或许是为了让人们更加亲近地观赏这些海洋中的奇妙生物，Nathan还别具匠心地“创造”了多条通往这片海洋的观光地铁：地铁窗外往往是一望无际的平整海面，图像笼罩着一层糖果般的梦幻色彩，仿佛时刻提醒着人们，你我正身处于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独特地带。

Roger设想中的宇宙，同样可以让人类自由进出。或许是因为担心地球上来到这里旅行的人数太多，宇宙中的交通秩序成为了Roger首要关注的问题。于是，他在创作的宇宙中修建了各式各样的高速公路，隧道和立体交通网络供人们井然有序地通行。

与这些热闹的交通场景不同的是，Roger设想中的星球本身倒是可谓平淡无奇，大多是一片灰色的荒凉之地。人们三三两两地停在路边回望地球的景色。因为没有座位，他们往往只能选择站着或席地而坐——有些是一起出来星际观光朋友，有些是大人和孩子，有些则像是正在约会的恋人。

所以，为什么人们会愿意离开繁华的地球生活来到这里呢？或许，只是因为这里足够遥远空旷，能够不受打扰地和喜欢的人说说话吧。

在Bruno的作品中，宇宙汽车，火车，轮船，飞机都成为了人类可以去往宇宙的交通工具。到达目的地之后，那里还有着餐厅，酒店，加油站供我们息和继续旅行。

Bruno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用好奇心四溢的儿童作为观察者。他的世界里确实有太多奇观了。相比于已经人们习以为常的地球景观，这里的天空飘着巨大的水母，鸟类甚至大象。踏上这里的陆地，人们还会与一种身形巨大的猫咪不期而遇。

艺术家想象中的宇宙，特别之处远不止如此：他会把一个西瓜放大到一个星球那么大，然后向人们展示它切开之后的果瓤；出于对女性力量的赞叹，他还会把巨大而沉静的女性雕像安置在星球各处：“我不知道原因，只是觉得女人散发出一种强大的气场，只要在她们身边，我就会感到强大。”

虽然拥有如此想象力，但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其实并没有接受过完整的艺术教育。他从小成长于保守的天主教学校，长大后由于性格叛逆，又选择离开去学习广告专业，并在2014年开始他的拼贴创作。生活中的Bruno还是一位DJ和游戏发烧友。他对自己以后的创作计划也很轻松随意：希望能在街道上通过海报的方式创造巨型拼贴画。

因为一张加了“专属bling bling特效”的Billie Eilish照片，VOGUE对艺术家Sara Shakeel进行了一次专访。

这位出生自巴基斯坦、定居在伦敦的艺术家，开拓出了一种“像水晶般闪亮”的艺术风格，借由数字技术和现实中的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她可以做到“将目之所及的一切都用星星填满”。借助持续多样的创作，她在Instagram上也获得了超过百万的关注者。

Shakeel的创作源于她2017年的一段沮丧时光。那一年，27岁的她多次报考牙医资格都被拒绝。感觉与社会格格不入的Shakeel便开始在卧室中，用自己仅有的一台旧手机制作拼贴画，试图疗愈自己。

选择水晶创作拼贴艺术品，一部分原因是Shakeel小时候把玩祖母的水晶收藏品时的深刻记忆（“水晶的颜色会随着我的每个动作而发生变化”），另外也还因为她自己开放的艺术观念。用她的话来说：“艺术与创造整个自我的概念有关，它从不局限于绘画，音乐，戏剧，表演等形式。”

从一个普通女孩到受众人瞩目的创作者，Shakeel的走红其实相当偶然：2019年，刚开始创作不久的在她飞往米兰的旅行前，创作了一幅被水晶涂满的阿联酋航空飞机图片。正是这张从色调到风格都极其梦幻的图片，让她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飞机降落后，她发现自己Instagram上涨了近30万粉丝。

除了美丽的形式，Shakeel也在不断地为作品填充情感内涵，比如在她建立的另一个账号@glitterstretchmarks中，Shakeel用水晶涂抹了那些被人们看作是缺点的伤痕、色斑和妊娠纹，因为她觉得这才是 “它们在上帝眼中原本的样子”。

用电子阅读器跟踪阅读的速度，如果确认真的读完大部分的内容，就全额退款给你，并倒贴一点钱。算是付钱请你来读完一本书。很多读者是买书后不读完的，所以整体来讲出版社应该能赚钱？

类似的思路：健身房付钱请你来锻炼。每个月来健身一定天数后，退钱给你。

几十亿网民都在玩同一个大型线上游戏。各社交平台，各种网上的互动/发帖/聊天/做任务，都是游戏里的一部分。游戏里有随机事件，后果能影响到线下的人生（如突然成为网红，人生轨迹改变）。

好的游戏设计四要素：Feedback Loops（如别人的转发点赞打赏）；Variable Outcomes（如小概率地一夜爆红）；Sense of Control（努力会有回报，技能会有所长进）；Connection to the Meta Game（有可能影响到你线下的人生/职业生涯）。

这个大型线上游戏里，还有各种小游戏（如朋友圈秀炫晒）。如果你不想在别人的小游戏里内卷，那你可以自己定义游戏规则（如彻底退出朋友圈），在你自己设计的小游戏里，你也能玩得好，玩得开心。

本文讨论了在 Substack 等创作者平台上写虚构作品（小说等）这个话题。

开头先释放了不少关于图书出版行业的数字。从作者的角度看，写书真的不是一件财务回报很好的事情。这个行业当然会冒出一些超级畅销书，但比例极低（2020 年中 260 万本在线销售的图书中，只有 268 本销售量超过了 10 万份）。出版社想要和已经成名的作家合作，而非挖掘新人。国内市场的数据也是类似，去年按照码洋计算的十大畅销书中，只有 1 本是当年出版的新书。

作者随后也分享了 Substack、Patreon 和 Wattpad，结果仍然很惨淡。有趣之处在于，虚构作品的商业化还不如非虚构。在 Substack 和 Patreon 上都已经出现了年入百万美元的创作者，而在 Wattpad 这个美国版阅文上，创作者的付费内容只能收到很少的钱（每年分摊到每个作者身上只有 1818 美元）。

背后的隐忧在于：如果传统出版和线上平台都无法为虚构类作者支付足够的报酬，那么新的故事从何处诞生呢？当然，影视和游戏公司也在为好的故事付钱。但我们必须理解到，文本仍然是创作和挖掘好故事最高效的方式。从近年越来越多的影视和游戏改变作品来看，经典的故事就像是被不断开采的原油一般被快速的探明挖掘，但这是不是会有尽头呢？

文中提到了一个词：serialzied，正是虚构创作的要义。普通人类并不缺乏讲述短故事的能力，但难在构建多个人物、多个视角、长时间跨度的世界（或宇宙）。这是一种少有的能力，因为它需要极高的共情能力，也就是说能够站在上帝视角观照全局，又能下放灵魂到某个角色身上，替他感受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连续不断的延伸创作，让故事可以讲下去。

读者因此可以陷入到作者构建的世界中，尽管他们也会挑战其中不合理的地方，但这些都无伤大雅。

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书不再是一个合适的故事载体。书的物理形态制约了它的创作流程中。在线平台对长度不加限制，连载能力最终受限于作者的能力。Freemium 的收费模式本质上是为稀缺的世界构建能力付费。一旦成功构建了世界，作者就应延续这个世界的生命周期，其收入也与此能力正相关。

这篇来自 Farnam Street blog 的文章介绍了第一性原理的基本知识。

第一性原理已经不是一个新鲜概念了，但我相信很多人都对这个词似懂非懂。实际上，解释它并不难，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运用它是更难的。

根据本文的定义，第一性原理就是无法从其它定理或假设中推导出来的原理。

如果头脑中有基本的逻辑概念，这个定义很好理解。但应用起来，第一性原理需要你放弃所有思维中的参照物，从事情的本源开始思考：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比如文中讲到的橄榄球教练，从比赛的规则开始思考，应该如何排兵布阵，如何应用战术，如何训练球员。而不是参照其它球队的比赛，照猫画虎。

大部分人的思维模式并不是这样的。比如很多人很热衷于讨论的，是 A 和 B 两家公司的竞争关系，孰强孰弱。这不是教练的视角，这是观众的视角。如果要赢得比赛，就应该关心得分有哪些方式。如果要收入增长，那么就应该关心消费者还有什么需求没有满足好。

这篇长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电子设备给使用者带来的身体不适，来理解技术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在这种视角中，重要不再是机器的硬件和软件，而是人的身体、感受和行为。

比如，文中提到，当电脑最早在办公室出现的时候，往往是女性使用。那时，使用电脑主要是为了打字，这种工作被认为是低等的，而且确实让人身体不适。在既有的性别秩序中，这样的工作自然是被分配给了女性。那时有人专门推出针对女秘书/打字员的健身操。那时的电脑广告中，女性都是具体操作电脑的人，而男人则只需要站在身后对着屏幕指指点点。直到鼠标发明之后，公司里的男性主管才真正开始自行操作电脑。

在这篇文章中，作家、学者Tressie McMillan Cottom说，她在写作前都要做足够的阅读。如果你有无限的时间，当然可以把一个话题相关的书和文章都读完。但是我们往往没有那种奢侈，那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更有效的阅读？

她的建议是：reading around a subject，也就是说，不仅仅阅读你想了解的人物/话题本身，还要阅读那些相关的话题。比如，你要写一个美国南方出身的白人女性乡村歌手，那么除了歌手生平之外，你还应该阅读美国南方的历史文化、白人女性在美国南方的位置、乡村音乐与性别及地理的关系等。这些“周边话题”才是让你的思考和表达变得更有趣的地方，就好像你把一根大蟹腿剪开之后，最好吃的部位其实要从远处的关节部分拉出来。如果你只吃开口地方的蟹肉，那就浪费了最美妙的东西。

vuca是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缩写。VUCA这个术语源于军事用语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普遍使用。随后被用于从盈利性公司到教育事业的各种组织的战略这种新兴思想中去。

1886年，费利克斯·费内翁（Félix Fénéon）首次提出“新印象派”的观念，并解释了新印象派的创作方法和理论。

关于费利克斯·费内翁，MoMA举办了《费利克斯·费内翁：无政府主义者和先锋派——从希涅克到马蒂斯》（Félix Fénéon The Anarchist and the Avant-Garde—From Signac to Matisse and Beyond），介绍了他在艺术史上做出的重要贡献。

费利克斯·费内翁在世时是新印象派的理论奠基者和重要推手，虽然供职于政府单位，但他本身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现实的矛盾让他更倾心于新印象艺术里所追求的色彩的饱满与和谐。

他所在的19世纪后期的法国进入了一种两极化的“美好年代”——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现代生活所带来的便利和文化的繁荣让他们甘之如饴；而对于连最低工资也领不到的工人阶级来说，“美好”只是莫大的讽刺。

可汗学院在2019年末从python转到Go技术栈。可汗学院的工程师在编写了几十万行go代码后，写出了自己对Go的一些感悟。

这是一款完全基于“探索”的游戏，没有敌人可供战斗、没有案件可供解决，也没有固定的流程必须遵循。搭乘母亲的车来到度假公园后，小鸟克莱尔将在此度过自己的假期。她的姨妈在此担任管理员，她告诉克莱尔，整个园区除了山顶之外，都没有手机信号。克莱尔正在等待一个电话，所以决定独自上山。而攀上这座山，也是克莱尔家族的成年礼，每代人都曾完成这一挑战。

Eureka Vol.7

特德·尼尔森语录集

又一家二手电商火爆上市，为什么买卖“旧东西”在美国这么火？

5年没有新游上线，Square Enix蒙特利尔在准备什么？

阅读障碍是一种病吗？

六十年代的许多激进建筑师都对富勒持批判态度，即使是强调系统理论的乌尔姆造型学院(Hochschulefur Gestaltung, Ulm)系主任托马斯·马尔多纳多(Tomas Maldonado), 也曾在他的著作《设计，自然，和革命(Design, Nature, Revolution)》中批判富勒的技术至上主义。他认为政治问题无法被简化为技术问题。然而，或许将建筑作为一个能量，信息，和物质流动的阀门，变建筑为生态的手段本身已经让建筑变成了以技术为载体的政治。毕竟信息流能够组织的不仅是生命体，机械体，更是社会团体。只有重新考虑稳态建筑与动态流动的关系，才能真正地介入政治。

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在一篇题为《纵则生，横则死(Vertical is to Live, Horizontal is to Die)》的文章中提及了他对阿波罗九号成功发射的观感,“环绕月球的宇航员拍摄的地球照片，只需要两秒钟，就能传送回地球，出现在成千上万的电视机屏幕上，并让人们意识到这颗被云层包裹的宝石蓝星球存在于几十亿年的虚空之中（太空之深就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无光黑暗。)”对于富勒来说，《地出》提供的宇宙视角彻底改变了人类在现象世界中的经历。人类口中习以为常的左右上下，对于他来说不过是宇航时代之前的幻觉。宇宙中不存在方向，也无所谓漂浮。“纵则生，横则死”延续了启蒙时代的普世理想，希望将人类从自我催眠的幼稚之中唤醒。纵向发展是客观和成熟的表现，而横向发展则是主观而不独立的婴儿姿态。富勒，作为对逆文化运动产生巨大影响的发明家，或许正像阿仑特所担心的那样，渴望占据能够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点。他着迷于航天项目，并拒绝以地球为中心的人类经验。阿波罗航空项目中的太空船与他的建筑和规划思想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了在富勒的世界里统领一切，并解释一切的比喻。

中心再难维系。这个国家随处可见破产通告,拍卖通知,谋杀报道,寻人启事,被遗弃的房屋,以及无法正确拼写四字单词的涂鸦。这个国家的家庭随时随地可能消失，留下跳票的支票和房屋充公的报告。青年们从城市漂泊到破败的城市，甩掉过去和未来就像蛇脱掉旧皮。小孩们从未被教育也不再能习得维系社会稳定的游戏。人群失踪。儿童失踪。父母失踪。留下的人潦草地发表了寻人启事后便不再等待。这不是一个公开革命的国家，也不是一个被敌军包围的国家。这是1967年晚春的美利坚合众国。市场平稳，GNP高涨，而且那些思路保持清晰的人们似乎仍然能看到社会的终极目标。或许对这些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坐拥伟大希望的春天。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琼恩·迪迪安(Joan Didion),《缓缓走向伯利恒(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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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rk.art 是一家位于布鲁克林的艺术工作室，由 Andrey Alekhin 和 Misha Libman 创立于 2020 年 6 月，定位小预算艺术品藏家，大多数作品的售价都低于 1,500 美元，少数作品高达 33,000 美元。艺术家包括 Eve Sussman、Kendell Geers、Ilya 和 Emilia Kabakov。

和其他 NFT 平台一样，Snark.art 会定期发布艺术家们创作的 NFT drop，但其不同之处在于，平台方只收取少量的费用，每一件艺术品销售产生的收益，都会将其中的 30％分发给平台上其他艺术家共享，艺术家本人赚取 60％，剩下的 10％归平台方用于支付开发和托管费用。也就是说，只要有一名艺术家的作品成功拍卖，平台上的其他艺术家也从中获得分成收益。

DADA 是一个艺术创作社交网络，由 Beatriz Helena Ramos、Yehudit Mam 和 Abraham Milano 创立于 2014 年。最初，DADA 并不涉及区块链和加密货币，而只是一个基于绘画创作的交流平台。

DADA 一直致力于探索一种新的营收模式，即在不依赖广告和出售用户数据的情况下实现一个自我维持的社区模式，这让 DADA 开始实践去中心化应用和区块链技术。2017 年，DADA 在以太坊区块链上推出首个数字艺术市场，开始探索区块链和艺术相关用例。2018 年，DADA 获得 ConsenSys 的投资，并在其帮助下建立代币经济模式，为艺术家提供有保障的基本收入。

《小王子》作者与妻子情书出版，其继承纷争或暂告一段落

Patreon是一个众筹网站，创建于2013年，创立者分别为Sam Yam和Jack Conte，其中前者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业，连续创业者，在创立Patreon之前已经创立过AdWhirl（后被谷歌收购），后者是音乐人，其组合Pomplamoose在2009年在线销售了约100,000首歌曲。

Patreon的创立最早是希望通过一个众筹平台来解决音乐人的创作和收益转化问题，后来发展为面对所有的艺术创作，包括摄影（视频）、音乐、写作、插画、动画、播客、游戏等等。他在2013年获得首次融资，融资额$210万，随后在2014、2016年分别获得进一步的融资，融资额分别为$1500万和$3000万。

截至2021年4月，Patreon有活跃的创作者20万，付费用户六百万，平台为创作者累计带来20亿美元以上的收入，其中，Patreon依服务内容向创作人抽取收入的5%、8%、12%的收入作为平台费用，此外还有一些数据上的增值服务。

Pateron对用户审核力度较弱，注册个人信息后即可成为创作者，不过在提现方面需要填写Pateron的W-8BEN格式表格。

踩和赞一样重要：互联网时代的势利与偏好

回溯建立 Gumroad 的原因，Sahil 称只是自己有售卖设计图标的需求，但不想自建网站，没有找到太满意的售卖平台，他意识到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拥有一门手艺却不想自己建立网站。

这家公司只有 1 个员工，却每年帮打工人赚 1.75 亿美元

作为一本专注于平面设计和印刷排版的杂志，《idea》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印刷工艺上的精心与特别。每一期《idea》都会采用不同方式的拉页、不同特性的纸张、专色印刷以及专色叠加技术等近百种的技术创意，以此来带给各位创意爱好者新的呈现。

多年来，《idea》杂志常用大篇幅的内容来介绍一位设计师或一个主题、一个年代。这样的优质呈现使《idea》早已不局限于“启发与传播者”，它是一本让人乐于推崇、享受其中的平面设计参考书。也因此，《idea》走在行业前沿，营利上甚至无需依赖广告收益，销量可观。

New York Times 有个关注隐私和互联网变革的栏目 The Privacy Project ，其中 2019 年 7 月的文章 「Google’s 4,000-Word Privacy Policy Is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Internet」里有一幅非常震撼的图，是谷歌三个版本的隐私协议。

最左边这个是1999年的版本，非常短。中间这个是2009年的版本，2019年是我们右手边看到的版本 —— 篇幅是第一个版本的10倍（第一个版本只有400个字，现在这个版本是4000个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从互联网诞生到今天，为什么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服务条款（Terms of Services）是霸王条款呢？

美国西部的中国城遗迹

有了Dfinity，未来可能就再也没有科技巨头了

Kubo是来自丹麦的无屏编程套件，主创团队来自乐高教育。它的编程卡片，完全从计算机编程的核心知识出发，程序、子程序、嵌套、循环等等知识都可以用编程卡片来拼接。和代码编程的语法知识衔接紧密。

教学解决方案简单直接，而且根据场景主题可以自由的设计创意地图。它是无屏幕的，并且附上了大量精美的教案和任务卡，以及一些有趣的教程和入门指南。

Kubo不依靠其他配件进行指令传输，而是将基于编程指令的卡片拼接在一起，进而创建指令和代码，由“机器人”去读取卡片程序，然后在场景地图上执行程序。在这样的设计下，孩子们通过拼图就可以创建一系列代码，在无形中锻炼自己的编程和计算思维。

Cubetto是一个木制机器人，它可以通过冒险和动手游戏的方式，教给孩子们计算机编程的基础知识。与之配合的套件有编码块、控制板、地图等。其中，编码块代表你可以触摸和操作的编程语言，控制板是执行程序的开关，地图是可以辅助你的挑战工具。

要制作高尔夫球场，首先需要将毛毡切成有趣的形状，并将它粘成一块波浪长条。随后在毛毡的一端，切一个比球稍大的孔，作为球的进洞之处。如果想增加一点难度，我们还可以在毛毡长条上设计一些障碍物。

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将Cubetto放在毛毡的另一端。利用Cubetto上的控制板，我们可以控制“球杆”向左或向右移动，想办法将球击打进洞。期间，孩子们可以通过对编码块的调整与设计，让球的路线发生变化，增加该项目的趣味性。

Cubetto还可以被用来设计圣诞节面具、万圣节服装等一系列创意作品。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在没有屏幕的情况下进行编码教学，提高学生参与度。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儿童进行协作游戏，锻炼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而且使用它的门槛也很低，零编程基础的孩子也可以很快上手。

两个超野的小男孩用玩具船挑战环球旅行

一个叫做“Happy Science”的日本极右宗教组织和政党，如何成为坚定的川普支持者，并选择社交媒体作为主要的影响力阵地。这个案例再次展示了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帮助边缘、极端的政治团体和思潮崛起。

组织心理学家Adam Grant最近炒热了一个叫做“languishing”的概念。他说，2021年大家的共同感受不是筋疲力竭，也不是抑郁，而是languishing（失去活力），也就是感到停滞，感到空虚，混混沌沌，糊里糊涂。

而在这篇后续文章中，《纽约时报》的作者提出：languishing的反面是flourishing，也就是茂盛生长。那么，如何达到flourishing？文章分享了一些方法：

• 多多庆祝，哪怕只是一些小事；
• 定期写下自己感激的事情和人；
• 做一些利他的事情，比如参与志愿组织，或者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介绍两个可能会互相感兴趣的人认识，分享一则好的文章、播客（或者这封newsletter！）给你的朋友；
• 找到社群和与他人的联结；
• 从每天固定的习惯中寻找意义；
• 尝试一些新东西。

这是一本出版于 17 年前（2004 年）的书，写的是 Oracle 的创始人 Larry Ellison。在 2000 年前后，Oracle 这家公司一度被认为是微软的有力挑战者，而 Larry Ellison 本人也经常被拿来和 Bill Gates 相比。Ellison 超前十年看到了互联网将替代 Client/Server 架构的前景，并以此为愿景，推动 Oracle 成为最重要的软件公司。

我们已经知道这场竞争的结果。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Ellison 联合 Sun Microsystems 等公司联合推出了售价 500 美金的 Network Computer（NC），但没想到 Intel + Microsoft 的联盟也很快推出了相近售价的上网本。两者都没有取得足够大的成功，某种程度上，都是在路线竞争上做出的超前决策，并不是从消费者角度出发的推演。

Kevin Kelly：

历时十年之久的旅程使他改变了。他说：“我在亚洲非常偏远的地区，从服饰，建筑，信仰，行为等各个方面来看，这些地区实际上都是中世纪的社会。” “我看到了完全没有车辆的城市，人们在街上扔垃圾，没有厕所。更不用说没有金属的腹地村庄了。” 1979 年回到美国后，他对使生活更轻松的技术产生了深深的欣赏。

Kirkpatrick Sale：

Sale 仍然坚信文明注定要失败。几年前，他曾建议他的两个女儿不要生育。他们不理他。现在，他有一个成年的孙女，有一天他可能会向他提供相同的建议。“她可能也会无视我，”他今年对一位采访者说。

本文记叙了 25 年前 Kevin Kelly 和 Kirkpatrick Sale 的 1000 美金赌注：2020 年，人类文明会不会（因为技术）而崩溃。这个 25 年的赌注已经到期了，Kevin Kelly 所代表的乐观主义赢了赌局。

整个赌注最终的评判过程并不简单，而是通过对经济崩溃、全球环境灾难和贫富之间的战争三个方面来分别评判的。在这三个回合中，Kevin Kelly 甚至几乎输掉了后面两个，但最终结果仍然是他获胜了。文明尽管遭受了重创，但仍然没有崩溃。Sale 也接受了这个结局，尽管他还是保持悲观。

• 学习循环：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是通过经验来学习的，但这根本不是我们学习的方式。我们通过反思经验来学习。
• 如何做读书笔记——用一张空白纸：在开始阅读新书之前，请取出一张空白纸。写下所有关于该书或其主题的已知知识的基本脚手架-如果可能的话，请绘制一个粗略的思维导图。
• 如何管理个人时间——和自己预定会议：我确保中午前没有会议——我每天早上都保持空缺，只有很少的例外。当我在一家大公司工作时，我养成了与自己预约会议的习惯，这是没人能接手的时间，那是我真正完成工作的时间。一开始是 8:30 到 9:00。然后逐渐从 8:30 到 9:30，然后从 8:30 到 10:30。
• 如何决策：我保留决策日记，以此作为真正校准决策方式的一种方式。我为所有人提倡它们。这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方法，它使我变得非常诚实，对自己也很脆弱。

A. 一张地图的结构可能与领土的结构相似或不相似。 B. 两个相似的结构具有相似的「逻辑」特性。也就是说，如果在一张正确的地图上，德累斯顿被列为巴黎和华沙之间，那么在实际的领土上也会发现类似的关系。 C. 地图并非真正的地形。 D. 一张理想的地图会包含地图的地图，地图的地图的地图，等等 ... 我们可以把这个特性成为自我反身性。

太阳能供电的网站。没有阳光就下线。

Tag1 公布了采访 Linus Torvalds 的第二部分：开源开发和在美国的生活。

Torvalds 说他是一个死心眼的人，与其他开源项目没什么互动，这是他在 30 年后仍然在维护内核的一个原因。Linux 以及 Git 的成功部分可能是幸运部分可能是时机合适，也就是在“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情。他说，维护一个庞大项目需要大量的工作，长时间维护一个项目并不好玩，但非常有意思，极具挑战性。不是每个人都想做这样的事情。 维护一个大开源项目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公开，你不能靠一个内部圈子秘密讨论后公开结果，你需要把一切都敞开。Linux 能够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并没有庞大计划，没有事情将会如何走向的高度期望，这让很多开发者很容易能参与进来，因为他对 Linux 怎么走是持开放立场的。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诚实，你不想在背后玩政治，你可以不喜欢你合作的每一个人，他们也不需要喜欢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们能信任彼此。信任真的非常重要。Torvalds 说沟通技能真的非常关键，他生活在记者家庭，父母是记者，祖辈还有一位是诗人，英语是他的第三语言，沟通对他而言不是难事，但对其他人来说因为个性或语言障碍沟通可能会成为一大问题。 很多人在做同一件事情很长时间之后会感到筋疲力尽或 burn out，Torvalds 也不例外，他感到受不了之后会抽身去读读书，以及度假潜水。他通常一年会去潜水数次（去年因疫情没去），而潜水的地方通常是没有网络的，他会中断外界沟通大约一周，然后精神抖擞的回来工作。 Torvalds 说他对 Linux 的未来没有任何长远计划，他不知道五年后的 Linux 会怎么样，更不知道三十年后怎么样，他最多知道几个月后会怎样。作为一名工程师，他对细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细节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搞定了细节，那么一切就顺理成章。Torvalds 称，他有一个很自觉的观念是不为一家 Linux 公司工作，不是因为他认为商业兴趣是错误的，而是因为他希望被视为一个中立方，不被看作是一个竞争对手。他认为部分开源项目因为过于反商业化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Torvalds 一家是在 1997 年移居美国的，当时诺基亚是最大的手机制造商也是芬兰最大的公司，他对手机（还没有变成微型电脑的手机，只能打打电话）没什么兴趣，而美国有很多更令他感兴趣的地方，因此和妻子以及十个月大的女儿一同去了美国。美国现在是他的家，他也有点怀念芬兰一些好的地方。比如美国的教育系统是灾难，上好的学校需要搬到好的学区，上好的大学需要支付大量金钱，医保系统也是灾难，政治气候从略微奇怪变成非常可怕。但美国一个好的地方是气候比芬兰好多了。Torvalds 称美国的政治系统让他感到担忧，美国例外论和民族主义可悲又可怕，人们经常对一无所知的事情胡说八道。一位医生说美国的医保系统是全世界最好的，他从未生活在其他国家，他也是特朗普支持者。民族主义在全世界都存在，但美国的版本有点毒性。他居住的地方偏自由派，看不到多少特朗普或邦联旗帜。Torvalds 说他家里有两狗一猫。

如果你想改变一个系统的工作方式，并使系统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状态，更接近你的目标，串行的努力不会有什么作用。你需要的是并行的努力：你需要几件不同的事情同时发生，让系统真正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发展并保持在那里。

Vibes 为互联网而生，不仅因为它们是视听的，而且因为像所有的 memes 一样，它们是参与性的。任何人都可以组装自己的版本。它们不是稀缺的，也不是限量版的。

当然，我们知道「氛围」这个词的含义。它是一种你无法确定的抽象品质的占位符——一种气氛（「一种悠闲的氛围」）。它是你喜欢或不喜欢某事或某人的原因（好的氛围与坏的氛围）。它是一种没有明显解释的直觉（「只是我感受到的一种氛围」）。许多氛围没有具体的名字，但有些氛围有。

纽约客杂志考古般的追溯了 Vibes 一词的起源及其现代含义。它最初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加州，并和嘻哈文化紧密相连。

由于内容创作越来越简单，更多人开始利用这一点来创造各自版本的现实，而这些不同版本的现实在不同传播力量的驱使下，又影响了不同数量的人。

多种现实并存并不一定是有害的。不过，它在很多情况下的确造成了混乱和混淆。比如 Trump 讲的 alt facts，就会让人怀疑世界的正当性。大部分人无法区分谎言欺骗和平行现实的区别，就像大部分人都无法区分事实和观点的区别一样。

Torenberg 在文中也提到了 Bruno Macaes 写的 The History Has Begun 一书，这本书最精彩的比喻，就是把华盛顿、华尔街和硅谷都和好莱坞做了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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