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疫情的洗礼，未来的办公模式会是什么样？重返办公室？远程和办公室混合？还是完全远程？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所有人都在争论这件事，而 Steven Sinofsky 给出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式：疫情给大家了一个重新思考「完成工作的基本结构是什么」的机会，过去的大规模创新都不是单一因素的变化，而是对于所有影响因素的大规模重新思考。他认为办公模式是一个表现，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公司的组织形式，组织形式的变化会带来新的寻求，办公室只是其中之一，「公司」是一个二战后的落后概念，而只有诞生于互联网和疫情时代之下的管理者可以带来新的变革，就像走下战场的士兵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军队一样。

• VR and AR are the enabling technologies for more immersive digital experiences. VR 和 AR 是实现更多沉浸式数字体验的技术。
• Gaming is key to widespread behavior change—what starts in gaming spreads to broader social adoption. 游戏是广泛的行为改变的关键——在游戏中开始的东西会被更广泛的传播，并被社会采纳。
• And crypto is central to the ethos of virtual worlds and economies: decentralized and user-owned. 加密货币是虚拟世界和经济精神的核心：去中心化和用户产权。

有一小部分人生活在现实世界的环境中，这种环境是丰富的，甚至是泛滥的，有光辉的物质，美丽的环境，丰富的刺激，还有许多迷人的人可以交谈，可以工作，可以约会。这些人也都是能提出像你这样的探究性问题的人。其他所有人，人类的绝大多数，都缺乏现实特权——他们的网络世界比他们周围的大多数物理和社会环境都更丰富，更充实，或将是不可估量的。

TikTok vs. YouTube：TikTok 在创作工具和流程上的简化，比 YouTube 的创作门槛低很多，吸引了很多不可能成为 YouTuber 的创作者进场。

TikTok vs. Instagram：讲述了一个 22 岁的女生，大三辍学，在 Ulta 美妆店工作又被辞退。想要找一个能做的事情，开始 TikTok 和 Instagram 创作。2020 年缴税额超过百万美金。特别提到了 99% 的商单都是 TikTok 的，因为 TikKok 的分发机制会有助于内容的病毒传播。

如果没有叙事，公司就会在第 2 条地平线上挣扎，使自己容易受到最糟糕的那一种颠覆：显而易见的颠覆机会。无论是互联网之于微软，还是流媒体之于 Comcast，或者是阅后即焚、短视频或互动音频之于 Facebook ，这些发生在第二条地平线上的颠覆仅在几年内就可以形成，其最令人沮丧的部分是，其发生都是已知的。掌权者看到了颠覆的到来，但没有发现足够有意义的机会。有关于这些机会的叙事，但这些叙事不够吸引人。

1. 第 1 条地平线是指公司专注于其当前的商业模式和核心能力。可以认为这是在下一个季度或半年内实现利润最大化。
2. 第 2 条地平线是指公司通过创新将其现有业务扩展到新市场或新客户。把这看作是创立一个最终会带来利润的新项目，但必须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
3. 第 3 条地平线是指一个公司创造完全不同的业务或能力，这些业务或能力是基于彻底的破坏。可以认为这是在研究新技术或播种新市场，在十年内可能（或可能不）成为公司的未来。

这是一篇关于缅甸的“饭圈女孩”在社交媒体上参与政治的报道。缅甸军事政变至今已经有5个多月，一些民众依然在抵抗。Twitter是缅甸民众试图维持国际社会对缅甸局势关注度的主要平台。有一群喜欢韩国K-Pop的缅甸“饭圈女孩”和“饭圈男孩”，因为早已在追星过程中熟练使用Twitter，并且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因此成为了一批“键盘战士”。他们使用统一的标签持续发布各类消息，维持缅甸话题在Twitter热搜榜上的位置。很多人还学会了使用各类事实核查的工具和资源，确保自己传播的消息是真实的。

我相信中国对比特币挖矿的清理是短期看跌，但长期看涨比特币和更广泛的加密货币。它表明，一个强大的政府可以对加密网络进行最好的打击，唯一会发生的事情是产能会转移到其他地方。

这篇文章是一篇 DAO =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的科普文。

读完之后发现，DAO 利用区块链技术解决的问题及解题的思路并不是新的，而就来自于社会生活的日常，但由于技术的加入，使得它可以解决更大规模的群体共同参与的协作、信任和决策问题。

要义在于：

DAOs can help you find serious people to work with by leveraging both monetary rewards and proof of seriousness. DAO 可以通过利用货币奖励和严肃性证明来帮助你找到认真工作的人。

DAOs can help their members coordinate and decide on what memes to buy and sell using simple algorithmic-based frameworks. DAO 可以帮助他们的成员协调并决定使用简单的基于算法的框架购买和出售什么 memes（这里用买卖 memes 作为例子）。

DAOs can also contain governance provisions. DAO 也可以包含治理条款。

严肃性证明（proof of seriousness）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说法，和 proof of work 不同，这个证明是在人们开始合作之前，彼此证明对方长期合作的意愿的。比如工作面试就是一个严肃性证明的案例。DAO 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的方法简化证明的过程。

让大量的陌生人能够在不见面的情况下保持协作关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历史上能够完成这一目的的手段往往是中心化的，而 DAO 则宣称自己能够去中心化的达到这一目的。传统意义上，人们建立信任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这种信任关系也很脆弱，也难以大规模复制，除非是在重大危机来临的时候，才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团结起来。DAO 有可能大大的缩短信任建立的过程，或者说根本不需要这一过程，因为一切都是在算法设定的框架之下的发生的。时间的尺度改变之后，原本难以达成的交易将变得司空见惯，就像高频股票交易改变了资本市场一样，DAO 将可能重塑资产流动性的分级。

在线零售拆分为两个子问题：

Logistics: how do I get it? Discovery: what do I want? 用这两个维度，可以组合出不同的模型来。以此来看，Amazon、Shopify、美团、滴滴等一系列公司，都可以在这两个坐标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所有对物流的解法中，density 密度都是最重要的变量。只有在这个前提下，需求和供给的撮合才有可能在经济意义上可行。

密度一方面存在于物理空间（物流），特别是在供应链的最初一公里，如果能够尽可能的密集，就可能产生集群效应；另一方面，密度也存在于信息空间（发现），比如推荐算法能够密集的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或者垂直品牌建立的强大心智。如果在两侧都不能产生足够的密度，那么整条供应链必然是效率低下的。

在文章结尾，Evans 提到了一家位于东京的书店 Morioka Shoten，这是一家每次只销售一本书的书店。他认为，这是一种「反物流」的零售模式，因为它足够的特立独行，使得消费者不得不自己走上门去。Evans 把这种现象称为 things that don't scale。

然而，正是这种「反物流」的模式，却做到了在发现侧的极致密度：只贩卖一本书的书店。新心智份额（mindshare）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并能在日常生活中从潜意识里浮现出来。

《大西洋月刊》的这篇长文作者是哈佛大学法学和计算机科学教授Jonathan Zittrain。他谈论的是互联网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链接会因为各种原因失效，内容会被更改。如果说链接是互联网的一个核心特性，那么失效的连接正在让互联网腐烂。

如何拯救正在腐烂的互联网？存储网页历史记录的Internet Archive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作者和其他哈佛同事开发的Perma也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互联网的发明堪称奇迹，它没有以电话系统为模型创造单一的中心化系统，而是允许任何地方的任何设备与其它设备实现互操作，允许任何供应商为网络增加容量。互联网的发明者们也从未设想从中牟利和垄断，他们设想一切顺其自然。互联网储存了无数的信息，就如 Google 所言，它就像一个不断增长的图书馆，但没有中心文件系统。但这个没有中心文件系统的互联网面临的一大风险是里面的超链接会不断失效，可能是内容转移了，可能是相关域名被放弃了。这种现象被称为链接腐化和内容漂移。对美国最高法院司法意见书和《哈佛法律评论》的研究发现，自 1996 年以来，司法意见书里嵌入的超链接 50% 失效；《哈佛法律评论》中四分之三的链接失效。对《纽约时报》200 万外链的分析发现，四分之一的深链接失效。文章的年份越古老，超链失效的比例越高，以 1998 年为例，72% 的链接失效。《纽约时报》超过半数包含深链接的文章至少有一个链接失效。2016 年对超过 350 万学术性文章的分析发现，四分之三的引用漂移。今天的电子书籍也不像以前那样能永久保存，亚马逊曾远程删除用户 Kindle 里购买的电子书（如奥威尔的《1984》），Nook 曾把其出售的电子书里的文字 Kindle 全部替换为 Nook，畅销书作者 Elin Hilderbrand 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因包含被批评反犹的文字而被迫道歉并要求出版商从销售的电子书里立即移除相关段落。在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时代，ULR 所代表的统一资源定位符也可能定位不到你所想要的资源。

当科学结论彼此矛盾，我们该相信什么？

记忆研究协会（The Memory Studies Association）网站，如此界定“记忆研究”这一领域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如何向自己和他人再现（represent）过往？在诸多过往中，我们再现哪个版本？在何时何地，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会改变再现过往的方式？这些对过往的再现，如何形塑了我们的行动、身份认同和理解方式？个体层面与集体层面的再现历程，彼此如何关联互动？在如此宽泛的层面上思考‘记忆’，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何种层面而言，在伦理上、在政治上，我们有责任去铭记？而承负起这些责任，或未能承负起这些责任，又各将带来何种后果？”

1992年，一个叫凯尔·汤普森 (Kyle Thompson) 的男孩出生在芝加哥的郊区，19岁时的他偶然发现了八十年代美国女摄影师Franchesca Woodman的黑白自拍并且深深为之感动，一直都对家乡附近的森林和废弃房屋特别感兴趣的他，决定开始属于自己的创作生涯。

Kyle的作品许多都是自画像，而且经常发生在空旷的森林和废弃的房屋中。那种微妙的幽暗与不真实感，则来自他童年时所居住的郊区房屋。你很少能在他的作品里看到都市的繁华，有的只是无人的房间和寂静的自然。

由于从小受到自闭症的困扰，拍摄变成了Kyle情绪和心灵上的出口，他喜欢在森林里花几个小时徘徊构思，然后自己当模特边看边拍。2013年，他还进行了一场为期半年的公路之行。旅行中，Kyle独自探索了美国境内更多的荒野景观，然后以《Somewhere Else》为名，将自己的旅行时所创作的图像整理出版。在探索的过程中，Kyle不仅会亲身走进旷野，甚至还会短暂居住在那些即将或已经被废弃的小镇里。

Kyle喜欢给自己的作品设定一个看起来仿佛带着某种危险故事的情境，有时是趴在光秃秃的铁栅栏上，有时是困在被水淹没的屋子里，有时则是躺在沙滩的床垫上。他所描摹的情绪也往往是下陷和沉郁的，好像马上就要同这些被常人所摒弃的地方融为一体，而身处画面之中的他，就像是一位在上升的世界中试图寻找最后一片失落之地、却发现自己陷入危险的观察者。

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对策研究院教授马丁·道尔的《大河与大国》一书将美国河流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一幅河流与美国社会相互交织共同演化的历史画卷。作者从联邦制、主权与所有权、税收、监管、环境保护这五个维度出发，揭示了河流对美国历史的重要影响和对美国未来发展的深远意义。同时，作者试图向读者展示建国以来美国人对河流的塑造以及各种各样的塑造方式所带来的生态影响，启发人们对河流的开发利用方式和联邦政府的河流政策进行反思。马丁·道尔的足迹踏遍美国众多河流，整本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河流的那份迷恋和真挚情感。作者借鉴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巧妙地穿插了引航员、工程师、农场主、牧场主、印第安人等的故事，引人入胜，趣味横生。同时，大量原始文献的运用使得本书又不失学术性和严谨性。

Mac 的灵魂 macOS 就脱胎于 NeXT ComPuter 的系统，世界首个应用商店 AppWrapper 也是在 NeXT 电脑上构建的。

当时电脑还是个时髦的玩意，使用的人并不算太多，人们获取软件也并不方便，甚至于只能开车前往像 Egg Head 这样的软件零售店购买软件，费时又费力。

AppWrapper 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参与构建 AppWrapper 的开发者 Jesse Tayler 介绍，起初他们也是用杂志目录加邮寄 CD 的方式分发应用。

失序年代的隐秘心灵：女巫、宗教裁判所和农民的宇宙起源论

1997 年，Reed Hastings创立 Netflix，这家公司经过了 24 年的发展，至今始终保持着极高的人才密度和极强的创新生长力，Netflix 出品的原创内容在 2020 年获得 24 项奥斯卡提名。

此前，Reed 分享过奈飞的管理哲学，他与时任 Netflix 的首席人才官 Patty McCord 一起做了一份 127 页的 PPT，命名为《自由&责任的文化》，在网上产生巨大影响力，点击量超过 600 万次。Facebook 的 COO 桑德伯格称为硅谷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并认为 Netflix 独特的企业文化是近年来硅谷最重要的创新。

这是一本讲述了图画书发展历程和重要节点的历史书。虽然名字叫“小史”，但全书有整整300页，分量很厚的一本书。书的内容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总括篇，概括地介绍了世界图画书的百年发展；第二部分是分论篇，展开讲述了图画书发展历程史中重要的人和事；第三部分“人物篇”则由13篇创作者侧记构成，可以视为对前两部分的补充。

我们怀旧不是沉溺过去，而是为了抵御失望

当时苏联唯一的国营跨境旅游机构“Intourist”，相当于“苏联国旅”。通过投放在海外市场的海报，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苏联——不是苏联官方对本国人宣传的样子，也不是西方主流媒体宣传的样子。一个美丽、富饶、热情好客的大国。

Intourist 成立于1929年，出于商业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它构建了一套特别的外宣审美体系。在吸引国外游客的同时，又不让他们被过强的政治元素“吓到”。

Intourist 在海外开设了30多个办事处，致力于宣传苏联的温泉度假村、文化活动和苏维埃生活方式的乐趣——尽管完全是乌托邦式的，但很诱人。

佛罗里达大学 Baldwin 图书馆开放了 6000 余本 19 世纪的童书扫描版电子书。

《被统治的艺术》的作者：宋怡明。

他十六岁高中毕业时在肯尼亚、印度和中国间挑选了最便宜的一张机票，从加拿大不远万里来到这片影响了他一生的土地。在武汉，他做过外教，拿过高额的工资，又把这笔钱节省下来周游全国各地，骑摩托，搭顺风车，睡在峨眉山的寺庙，坐着卡车从云南到西藏再到新疆。

等归国读大学后，他意识到中国注定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于是他拿着罗德奖学金在牛津大学学习中国史，接着回到福建，开始他对宗族组织的调查。在他后来对明朝宗族留下的历史遗产的研究中，三十年的时间他都持续秉承着他的“祖师爷”傅衣凌先生的话——“历史研究不可以在图书馆做”。

于是他走进乡镇，与当地贫苦的农民家庭六个人共挤两张床，参加当地的游神仪式，同戏台中拴着的一百匹马共度夜晚，目睹自己的儿子和语言不通的当地小孩打电脑游戏，记录和倭寇作战的士兵的后裔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最终，将他亲身感受过的一段段曾被淹没的历史，编写成“中国东南沿海的《百年孤独》”，回望600年前的百姓经历的《被统治的艺术》。再现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下，普通百姓的生存智慧，还原了埋藏在宏达历史叙事之下，那些细微、无声、边缘，实则占据了中国古代社会最普遍生态的潜规则和秘密。

1991年12月26日，锤子镰刀旗最后一次在克里姆林宫上方降下。然而，就在六年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并任命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为外交部长，冷战似乎会在世界政治中永远存在。在冷战结束之前，西方和苏联的政治家们均没有预见到，两个超级大国经过数十年在安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各领域的斗争，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结束对峙。同样不可预知的是，苏联政治领导层会实施巨大的内部变革，以及核战末日的威胁会和平地消失。

借助开创性的档案研究，罗伯特•瑟维斯对冷战最后几年扣人心弦的调查明确了罗纳德•里根、戈尔巴乔夫、乔治•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之间的非凡关系，他们在那个全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找到了合作的方法。《冷战的终结》展示出一小圈子运筹帷幄的政客是如何坚定地在他们的任期内结束冷战，不可逆地改变了全球政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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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标注上限为 104 岁，鼓励成年人也一起来玩。

怎样介绍一款字体？很多人都曾听过那个关于 Helvetica 字体的故事，一名来自纽约的字体设计师试图过一天没有 Helvetica 的日子，他避开了将这种字体用在商标中的衣服，放弃搭乘纽约地铁，拿出钱包里的新版美钞，删除了自己电脑里的 Helvetica，却发现网络才是更大的“重灾区”。

这个故事被收录在一本名为 Just My Type: A Book about Fonts 的书中，它入选了 2011 年《纽约时报》畅销榜的前十位。知名设计师 Michael Bierut 曾盛誉此书的作者是“我们设计界期待已久的那位文化大使”，打破了专业壁垒，让字体设计的话题进入公众视野。在它之前，市面上常见的是千篇一律的字体编年史。

这本书如此开头：“在布达佩斯，外科医生们为十七岁的印厂学徒哲尔吉·绍博施以手术，因为失恋，他将心上人的姓名铸成铅字，吞入腹中。”它同样介绍了 Gill Sans 设计者的“花边新闻”，这个设计狂人的另一面是他无休止不顾伦理的性交实验。

两年后，TIB 的两位撰稿人吴涛和刘庆翻译了这本书，中文标题是《字体故事：西文字体的美丽传奇》。同年，TIB 的另一位成员厉致谦出版了《西文字体的故事》。介绍经典西文字体和它诞生的历史背景成为 TIB 常用的故事线。

Type is Beautiful （以下简称 TIB）创办于 2007 年，第一篇文章分析 Helvetica 和 Arial 两种字体的区别，到底后者是不是前者“无耻廉价的替代品，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它的作者是 Rex，也是网站的主编。

TIB 的核心团队只有六人，除了一人全职做运营，其余都各有“正职”，他们住在不同时区，TIB 的作者群也来自英国、日本、荷兰、俄罗斯、港澳台和内地的不同城市。

“松散”和“兴趣小组”是他们常用来形容这个媒体计划的词，但在这里很少能看到新发布字体的拼图“赏析”。米拉是 TIB 的全职编辑，她告诉《好奇心日报》：“随着字体设计热，人们对平面设计关注上升，类似的报道在很多自媒体、大众媒体或是 Pinterest 上都能看到，我们不需要再做搬运，TIB 想做的是从那个单纯视觉美学的框里跳出来。”

2003 年 Google 成立名为“Search by Location”的内部项目，输入邮政编码或者地址，Google 给出一系列基于这个位置的搜索结果。这本质上还是搜索，只不过是搜索经过认证的黄页信息，组织形式还是一个个网页。

“实事求是的说，这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项目。”当时的产品经理 Bret Taylor 回忆说，Search by Location 甚至一整天都没有一个用户。Taylor 后来任职 Facebook 的 CTO，现在是协作工具 Quip 的 CEO。

2004 年，Google 收购了三家地图数据服务商 Keyhole、Where2 和 Zipdash。其中 Keyhole 的核心技术，就是把无数个碎片化的卫星图组合，对应到地图之上。

2005 年 2 月 8 号，第一版 Google 地图被分享到技术社区 Slashdot 上。“用鼠标拖动显示出来的地图，Cool！”、“这是我见过最棒的网页应用了。”Google 地图一开始得到的评价还不错。

现在看其实非常简陋。地图的地点信息不可点击、不会打开任何网页——就是一张放在网上的地图纸。覆盖的最大范围是美洲大陆，有地理信息的也只有美国本土，隔壁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只是轮廓。

《川流之岛》本身就是以台湾“国道收费员”事件为背景：2013 年 12 月 30 日，台湾国道全面改为计程收费后，原收费员因此面临失业，现实中导致了长期抗争事件。电影并未着力于抗争，而是描绘了一位女员工，在面临失业、儿子遭到“强奸”指控的痛苦中，和一位客车司机开始了金钱搭建的情欲关系。影片结尾，车灯闪烁之中的收费站，就像是“川流”之中的岛屿。

此前，37 岁的蔡成杰是一位央视普法栏目剧的导演，但已经为梦想筹备多年：“现在人家都说，你怎么着，突然冒出来一部（电影）。其实真不是突然，从十年前就一直想进（行业），这十年间一直在找机会。”

蔡成杰今年过年前写好了剧本，大年初八回河北老家平泉县开机。他和摄影师兼合伙人搭档焦峰两人掏的预算，只够支撑 9 天拍完。但至少这 9 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拍。

如何才能打造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公共空间？

但是，我们还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城市公共空间——不是从权利的角度，而是从信任的角度。在 1958 年出版的《人类处境》（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里，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人们的矛盾无法避免。但是我们却可以小心的利用这种矛盾，进而将其当作各方达成一致的工具。她在描写古希腊城邦时说：“要做参与政治的城邦公民，那就要通过言语辩论和有理有据的演讲来进行决策。人们绝不会用暴力解决问题。”她觉得任何一种政治问题都有很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不过，最公平的解决之道需要照顾到最广泛群体的利益和感受。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在公共场合中与其他人接触：他们要将自己的生活、恐惧和价值观暴露给别人，更多参与到不同的事情之中。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阿伦特表示：“让别人倾听到自己的声音具有重大意义，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能从不同角度理解周围人的感受。”如此一来，我们便能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也能根据这种多样性来调整自己的观点和认知。

城市规划专家将这一理论适用到实践当中，呼吁人们尊重“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这个名词最早由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1968年提出。自那以后，“城市的权利”这个理念便受到活动人士、思想家、联合国家科文组织以及“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国际性社会政治运动，主要针对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和缺乏真正民主等问题提出抗议——译者注）的拥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2012年出版的《反叛的城市》（Rebel Cities）一书中对这个理念进行了总结：

我们想要怎样的城市？我们不能单独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应该将其与其他问题联合起来一同思考：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人？我们想要建立怎样的社会关系？我们想要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想过什么样的日常生活？我们觉得什么样的技术才是合理恰当的？我们秉持什么样的审美观？因此，城市的权利远不止个体或者团体使用城市资源这么简单。这是一种让我们根据内心的渴望来改变和重建城市的权利。

大宅壮一文库这个名字，是在 1971 年出现的。

1970 年 11 月 22 日，日本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非虚构作家大宅壮一逝世，他收藏了 20 万册图书的私宅，被他的妻子大宅昌改造成了大宅壮一文库。直到 2007 年大宅昌逝世，她一直都是文库的理事长。

大宅壮一出生于 1900 年，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展露出了不凡的文学才华。二战后，他自称是“无思想之人”，但却凭借着犀利的社会、人物评论活跃在日本媒体圈。不仅如此，他还是一名编剧，最著名的作品是冈本喜八导演的 1967 年版的《日本最长一天》。在他去世前创办的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也是日本文坛相当有分量的奖项之一。

2017年 5 月 18 日，大宅壮一文库的事业部主管鸭志田浩，在日本众筹网站 Readyfor 上发起了众筹。在一篇名为《守护大宅壮一文库！它是日本最初的杂志图书馆》的文章里，鸭志田浩称文库现在财政困难，希望募资 500 万日元用于文库的日常运营。到了 5 月 30 日，文库的众筹金额就轻松突破了 630 万日元，比起原定的截止日期要提前了一个月。

你可能没听说过一个叫纸托邦（Paper Republic）的网站，它的日用户访问数量（UV）大约在 300 至 400 之间，但已经是目前英语世界了解中国文学最好的平台。

它完全不做推广，绝大多数流量来自自然搜索。当英文世界的人们搜索中国作家、中国作品、中国文学关键词的时候，纸托邦通常是第一个搜索结果。如今，每天都有陌生人给艾瑞克·阿布汉森（Eric Abrahamsen）写信，希望这个“纸托邦”的创立者可以解答一些关于中国文学的问题。

艾瑞克是美国人，身高近两米，说着一口极为流利的中文。这个非盈利项目始于 10 年前。时年 29 岁的他和几个同样做中国文学英译的译者成为了好朋友，希望有个地方把自己的翻译项目、最近看的书、对中国文学的一些看法等放在一起交流。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己对自己说话”的行为，完全没想到它后来会吸引海外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人的注意，“甚至有一些出版人士是通过这个网站寻找一些中国作家或者出版的可能性”。https://paper-republic.org/

有明确史料记载的第一辆实用自行车出现在 1817 年，距今恰是 200 年。德国巴登公爵领地上的一名林务员 Karl von Drais 制造出 celerifere 的升级版 Laufmanschine，同样是两个尺寸相同的车轮，装在一个木制车架上，骑行者可以坐在位于车身中间的鞍座上，身体前倾，两脚轮流大步蹬地推动自己前行。一年之后，Karl von Drais 为他的设计注册了专利，也奠定了现代自行车的基本轮廓。

21 世纪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分人都在拿教育做实验，他们都干了什么？

曾收获普利策奖的建筑评论家 Paul Goldberger 甚至说道，他一生都在与建筑和文字打交道，但在面对流水别墅时竟也不知怎样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他之后，美国还没有别的建筑师可以与他相比。”

建筑评论家 Rowan Moore 最近在《卫报》发表的《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幻想家还是天才？》 （Frank Lloyd Wright: fantasist or genius?）一文中也有提到：尽管他最伟大的作品流水别墅和古根海姆博物馆也存在着缺陷，但如果没有它们的话，这个世界肯定不会比现在更好。

1956 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做客美国 CBS 著名电视娱乐节目《明星猜猜看》（What’s My Line?）。

他先是在一个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回答蒙着眼睛的社会名流（包括专栏作家、演员、诗人等）组成的讨论小组提出的一系列“是与不是”问题——他只能回答 Yes 或 No，然后由提问者猜测身份。

赖特接到的问题，包括“您的声音那么好听跟您从事的职业是否相关”，“您的工作是否涉及法律”，“您会不会画画”，“人们是不是常去找您”等等，当被问到“既然您会画画您是不是设计师或是建筑师，就像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那样”时，现场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而这时距离赖特上场不过 7 分钟时间。

“伊斯兰，正像其他宗教一样，有一个阶段会在它的信众中激起一股仇恨和暴力的情绪。这是我们的不幸，有一部分的穆斯林世界正在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一大部分的仇恨正瞄准了我们（西方世界）。”

这一段话摘自《大西洋月刊》上一篇名为《穆斯林仇恨的根源》的评论。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专门研究中东历史的名誉教授伯纳德·刘易斯 (Bernard Lewis) 。

这段评论看上去稀松平常，但是考虑到这篇文章发布于 1990 年，彼时美国刚刚入侵伊拉克挑起了海湾战争，以色列还在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斗争，没有人会想到，未来对于世界的最大问题会是穆斯林极端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怖主义。《大西洋月刊》的这篇评论可以说是对未来最精准的预言。

“奴隶制，像其他任何错误的系统一样，根源都在于人类的自私。它存在已久，并且没有失去自己的土壤。它慢慢地对周围的一切施加影响，以便自身能够延续下去。”在同年的《大西洋月刊》中，道格拉斯在题为《重建》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种族问题始终是《大西洋月刊》最关注的问题。爱默生在 1862 年一篇以《美国文明》为题的文章中就分析了一个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多个维度，并鲜明地指出：“解放（黑奴）是文明的要求。这是一条准则，而其余的都是阴谋。”

Google 对教育做了什么？它 5 年里在美国人身上做的实验值得关注

这个心理学教授筹建了一个失败博物馆，展出了 60 多家知名公司的 70 多件失败产品

我坐火车横跨美国，只为看看 50 年前反主流的“爱之夏”还剩下什么

“棉花俱乐部的现场音乐吸引到了一群留着长发的音乐家和抽着大烟的嬉皮士，他们把棉花俱乐部铭刻在了上海的文化地图上。”在《上海夜生活：一个全球化城市的夜行传记》一书中，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James Farrer 和他的合作者 Andrew Field 也单独辟出了一节介绍棉花俱乐部。

风如何吹进了我们的生活，又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心情？

《Drift》“这是一本关于咖啡、喝咖啡的人以及他们居住的城市的杂志”。

之所以叫 Drift，是因为每一期，杂志的摄影师和撰稿人都会被派往不同的城市，并深潜入那个城市中，去挖掘和咖啡有关的故事。

咖啡和城市是两个天然联系的角色，而在这两个角色中间，又有无数与之产生联系的人。除了采访咖啡店老板和服务员等对某座城市较为熟悉的对象之外，这本杂志的作者们还会在城市中，按照咖啡店的地理分布，与无数手持咖啡的人偶遇，通过他们的故事，来挖掘城市与咖啡的故事。

《King’s Review》这本杂志是由英国的国王学院出版。这本杂志讨论的主要是如何让学术研究更易推进且更具吸引力。杂志中的不少文章，都用访谈的形式进行。投稿人，不局限在校内。而杂志的内容都发布在线上，纸质杂志一年只出一本。

这本杂志的好内容主要是靠学校及学术圈内的各类丰富资源支撑。杂志的编辑队伍也很强大，有剑桥大学的在读学生，也有《金融时报》、《时代》和《卫报》的撰稿人。

《The White Review》这本谈论文学与视觉艺术的伦敦季刊，自 2011 年 2 月发出第一本杂志后，反响一直不错。

杂志的创始人 Benjamin Eastham 和 Jacques Testard，创建这本杂志的目的，是想要把这个平台打造成一个让年青一代不受拘束地表达各类想法的地方，因而各类新颖的创作方式以及充满想象与表现力的小说、诗歌、摄影作品、各类艺术作品等，都能在杂志上进行发表。

而每期杂志，他们还会有一篇对作家和艺术家进行的长篇采访。

《The Outpost magazine》这本杂志很纪实，每期会讨论不同的话题，这期“The Possibility of Finding Home”。这本杂志，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邀请了近 200 名作家、艺术家、思想家等人来谈论年轻阿拉伯人的归属问题。

创始人 Ibrahim Nehme 想要通过这本杂志去记录阿拉伯社会文化的变迁，向身处在这个世界内外的人，呈现生活在那里的不同个体的生活。

而“可能性”，是 Ibrahim Nehme 想要在杂志中展开讨论的话题。对于这个备受争议、变化不断的区域，用这些个人化的故事尽可能地呈现社会的全貌，或许更能破除人们对该地区的刻板印象。

《The Happy Reader》这是一本由男性时尚杂志《Fantastic Man》和企鹅出版集团共同出版的季刊。书，是他们每期的主题。每本杂志分为两部分内容，前一半是一个深度访谈，对象是一位著名的书虫；而另一半则会挑选一本内容优质的书，对其进行深入地讨论。谈人物和书，可以说是集合了《Fantastic Man》和企鹅出版集团的优势。

专注且深入地去谈书，其实意味着同样专注且深入地去谈论人世间的各种话题。因而，这本杂志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受众面也会相对比较广，相比其他的独立杂志，是一个比较大众的存在。

《Voortuin》这本荷兰双月刊，长得并不像一本杂志：页面和页面之间凌乱地错开，像是一把被随意甩在桌子上的海报。不过，这恰恰是它的三名创始人 Tom Jassen、Sim Kaart 和 Nanda Meijer 想要的效果。

他们想要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可能是“失业、流行文化、酗酒”，甚至有可能是“你妹妹的学术表现”、“写在洗手间门上的黄段子”。他们表示，在创办杂志之初，他们觉得根本没人会理解他们，不过这本杂志还是活了下来。

而这道他们认为的“没有人会理解”的小裂缝，即他们所谈论的精神健康问题以及 20 多岁的人都会纠结以及不一定会纠结的问题，其实恰恰是这本杂志能够存活的理由。

他们最新的一期杂志很特别，讲述的是一名 28 岁的青年 Melinda Ströder 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并不按惯常的逻辑线展开，而是像医生写病例一样，将关于这个人的一切，像扔进一个病例袋中一样凌乱地组合在一起。因而，他们郑重其事地在杂志中提醒读者“请把它全部读完，不要只看图片”。而当读完这本杂志，你会发现，那些发生在千千万万 20 多岁的青年身上的故事，被这个青年零碎的人生片段，拼凑在了一起。

这本纽约的美食杂志，一年出两期。因为出色的内容，曾获得被称为美食界的奥斯卡奖 James Beard Awards。

和美食挂钩，这本杂志的图片自然都很诱人。不过和其他的美食杂志相比，它的良心之处（此处，应该也可以被解释为核心竞争力）在于，它主打原创食谱。那些印在图片上的美食，因而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遥不可及，读者可以按照它的食谱去超市采集食材，并按照步骤进行制作。

目前，这本杂志还推出了一个付费 APP。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这是便民之举。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带着手机，参照着移动端的食谱去超市采购原料了。

《Ladybeard》这本杂志一共有六位创始人，全是女性。她们对自己杂志的定位是“新女权主义杂志”。而这本英国独立杂志，定题的方式很有趣，也很有野心，挑选的是那些在大众媒体中时常被误导或解释不充足的主题。比如，她们在第一期谈论的“性”。

“男性与女性生而不同”，“出生决定了性别”，“性只存在异性个体之间”……她们认为这些想法，需要搬到台面上来认真探讨。第一期的杂志，她们邀请了一些朋友进来，组成了 14 人的团队，并邀请了几十名作者，细致地探讨了与性别和身份认同相关的、许多人好奇却又不敢谈论的问题。

她们的第二期、也是最新一期的杂志选择了“精神”这个主题。究竟什么是疯狂，而什么又是理性？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她们希望这本杂志让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古怪的存在。

《Parterre de Rois》这本意大利半年刊关注的是人人都在谈的流行文化。但展开讨论的方式很特别，以图片为主，辅以极少量文字。

两位创始人 Molly Molloy 和 Gianni Tozzi 这样解释他们的杂志：它更像是一场图片晚宴，菜单上只有一个字。而这个字，被印在杂志的封面上，也是每期杂志的主题。因而，当你拿到杂志的那一刻，你就知道，它究竟想谈什么，之后翻开杂志专注地读图即可。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阅读方式既熟悉又新鲜。

比如第四期主题是“Happiness”。封面是一张抽象的笑脸，而里面的内容是受邀的各位“撰稿人”用视觉化的方式所展开的呈现。有随意的钢笔画、色彩丰富的拼贴画、装置艺术以及简单的照片等。

他们的第一期杂志更加好玩，主题是很有噱头的一个词，“肉体”。受邀诠释这个词的人也很有趣，除了摄影师、音乐家、插画师、导演、书法家等对象之外，神经科学家、纹身师以及屠夫也参与了其中。

《Real Review》 是英国的一本双月刊杂志。用两位创始人 Jack Self 和 Shumi Bose 的话来说，他们想要探讨的是“生活的意义”。针对这个宽泛甚至有些被说烂的话题，他们选择以建筑为基点展开。一切与空间设计有关的话题，他们都会谈，比如住房短缺，当下生活与工作空间的设计，未来的建筑可能会是怎样的。

通过邀请建筑行业内外的人士撰写的评论，这本杂志想要讨论的是，我们所生活的空间以及进行空间设计的设计师，会如何塑造我们的行为和文化价值。

杂志的设计也很特别，像是一本小手册，可以方便地从包里掏出，在不同的场合方便地阅读。

杂志的两位创始人都毕业于英国著名的建筑联盟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通常简称为 AA）。Jack Self 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和作家，Shumi Bose 毕业后曾在 AA 做过六年的助教。

AA 的资源非常丰富，校友遍布全球 50 多个国家，声名大噪的雷姆·库哈斯、伊东丰雄等著名建筑设计师，都是它的会员，不少建筑学院的院长都从该校毕业。而这也为两位创始人杂志的创办的过程中提供了不少便利。

比如他们第一期邀请到的作者有《金融时报》的建筑评论家 Edwin Heathcote，建筑设计师 Sam Jacob，以及目前在 AA 授课的 Pier Vittorio Aureli 等人。专注介绍建筑设计的媒体 Archdaily 帮他们做了推广，而杂志的设计又是由英国著名的设计工作室 OK-RM 负责的。

《MacGuffin》 是一本丹麦的杂志。这是一本有些“任性”的杂志：不但出刊的日期不固定，探讨的内容也有些反潮流。

从内容上看，它可以被归为设计类杂志。不过当几乎所有的设计类媒体都在追随最前沿、最新鲜的设计产品时，他们却选择关注人们生活中常见到会被忽视的事物，比如床、窗户和绳子。

每一期，他们只选择一件物品，用一整本杂志去探讨它背后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等内容，以及它与人之间产生的联系。

比如第一期，他们的讨论对象是“床”。在杂志的主编 Kirsten Algera 和 Ernst van der Hoeven 看来，人和床的关系非常有趣：一个人的一天，总是从躺在床上睁眼的瞬间开始，而那天的结束，又会以躺回床上、睡眠模式的开启为标志。

于是，他们挑选了各式各样的床，比如用于出租的 Airbnb 的床，人们手工制作的床，泄了气的空气床，并选择了作家、设计师、手工艺人、摄影师等角色，来挖掘人们和床之间的故事。

由于所有文图都是通过纸面呈现，编辑们希望这本杂志，既是人们想读的，也是他们想要触摸与保存的。因而他们特意选择了 Arcoprint Milk，一种“你每天都想去触摸的”奶白色的软棉纸。还搭建了一个线下的俱乐部 MacGuffin Field Club，会不定期地组织出游活动，在咖啡馆、野外或展览现场，和人们一起讨论设计与工艺。

20 年了，你还记得那种电子宠物玩具曾经抚慰过你的寂寞吗？

前苏联兴奋剂计划：一段漫长又隐秘的历史

我们如何来到现在？哪个时代才是最伟大的变革时代？

一位摄影师拍摄了一组名为 Removed的照片，通过后期去掉照片中的手机

小龙斯派罗，这个 1998 年被游戏开发商 Toys For Bob 设计出来的游戏角色从来没有马里奥和索尼克那么知名，但是他们相信这个角色的潜力。2005 年，Toys For Bob 被动视收购，他们依旧心心念念这个自己原创的角色。当时，动视停掉了诸多的游戏项目并渴望寻找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动视说他们需要重塑小龙斯派罗和它的游戏，他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获得投资回报，并保持竞争力。”Toys For Bob 的创始人之一 Paul Reiche 说道。

“好渴啊，你这几天忘记给我浇水了。”——你接到了家里那盆兰花打来的电话。

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你只需来一套名为 Botanicalls 的设备——它是一块叶子形状的电路板，插在花盆中设置好，植物就会给你打电话、发短信或者更新自己的社交网络帐号。

谈到这个 2008 年的项目，它的创作者罗博·弗劳迪至今依然非常开心。“如果这植物是比较难养的类型，我们会让它的说话方式更拽一点。”就像乐高机器人乐队、爸爸给儿子做的太空舱，或者纸杯蛋糕形状的电动车，Botanicalls 的存在是因为它们的创作者对世界存有幻想，并且不满足在货架上贩售产品。

“纽卡索的隐秘之处”由“泰恩·威尔档案博物馆”（Tyne & Wear Archives & Museums）筹资设计，第一版在 2012 年的苹果和安卓系统上发布，花了 11,500 英镑（约 11 万人民币）。带领这个电子化团队的约翰·科本（Johon Coburn）说，这个应用中的几十个小故事并不谈大成就、大事件，而是一些败落的、诡异的、甚至毛骨悚然的故事，有些跳脱，却引人入胜，“是‘历史的诗意’。”

Tetrageddon Games 是伪装成游戏的网络艺术——1990 年代的那种把互联网、万维网等新媒介当成创作载体与素材的艺术作品。它对于电脑、游戏、互联网以及数字文化的历史有着高度的自觉和刻意的指涉。根据 Lawhead 本人在游戏中的介绍，它是「一部开源的免费街机游戏」，并且「对作为艺术的游戏、作为游戏的互联网、音乐诠释以及游戏中的喜剧主题进行了探索。」这段简介是 Tetrageddon Games 里为数不多的正经文字。如果你注意到了 games 用的是复数的话，没错，这不是一款游戏，而是聚合了九个小游戏的「九合一」。

Once you can realistically simulate anything…that’s the endgame. The endgame is (the illusion of) omnipotence: know everything, do everything, indistinguishable from reality. That’s gonna come out of gaming. It’s not gonna come out of television, it’s not gonna come out of live theatre, it’s not gonna come out of music, gaming is trying to get there. Way out thousands of years in the future, games are the only form of anything and eventually destroy the entire human race. It’s at the end of the line, waiting. For all of us.

（一旦我们能够高度拟真地模拟一切，那就是终局来临的时刻。终局就是无所不能（的幻觉）：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做，一切与现实无异。这将来自游戏——不是电视，不是剧场，不是音乐，是游戏正在奔向那个终点。在遥远的未来，游戏将会是任何东西的唯一形态，并最终将人类毁灭。它会在终点线那里等着。等着我们大家。）

— John Siracusa, Accidental Tech Podcast 播客第七十集。

外国论坛 Reddit 上有一个玩家发了帖子说：“我今天 20 了，这意味着我的整个童年都献给了魔兽世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就有不少人跟帖，诸如：“哥当年玩的时候才高中，现在哥博士都要毕业了”，“我儿子 8 岁，意味着我从他 6 个月大就开始玩了，现在他也加入了。”魔兽世界已经成为这些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身份栏总比别人多一项：联盟或是部落。

Zynga 的成名作 Mafia Wars（2008）和 FarmVille（2009），但它在游戏形式上并无分毫创新。其创始人马克·平卡斯（Mark Pincus）在公司里说过的一句话广为流传：“我他妈才不要创新。你们不比竞争对手聪明到哪儿去，抄他们的东西、拿到他们的数字就好。”

NASA 的Goddard Space飞行中心曾经发布过名为“火星进化”的动画片，展示了火星四十年前的可能样子——“十亿年以前，火星非常年轻，厚厚的大气层包裹着它让它足够温暖，大洋得以存在”和它的变迁——“从温暖湿润到干燥寒冷，天空也从如地球般的蓝色到现在布满渣尘的粉色和褐色”。

几个月前，TikTok 开始流行聚焦工厂生产线的视频，吸引了无数人浏览和订阅，用户通过这些视频能一睹工业化世界的背后。上传视频的用户看起来连用户名都没有，直接使用了 TikTok 生成的数字代号，似乎是真的工厂工人拍摄的。但对这些视频的跟踪发现，它们其实都是内容工厂的产品，一个目的是帮助不同的工厂销售相关产品。湖北公司 Bioa Mall 的发言人称，该公司成立不到一年，一个 30 人的团队操作了约 300 个 TikTok 账号，其业务主要是充当中间人，在不通过大型平台的情况下帮助中国工厂与外国客户建立联系。亚马逊最近因为刷好评等行为封杀了许多中国公司的账号。Bioa Mall 的一个视频团队会被派遣到工厂去拍摄生产线的视频。它的视频已经积累了 24 亿浏览量。

（环境老年学：为老年人创造有意义的场所）。 讲述了老年人如何感知环境，如何记忆环境，如何对场所依恋，并且怎么样的场所对他们来说是有家的感觉的，且安全的。适合做老年友好城市设计与环境，老年友好规划，以及做养老院的设计师和照护者参考。

这篇文章描述了中国互联网从桌面跨越式的进入到手机时代，对长半衰期内容和弱连接陌生人沟通的影响。

这篇文章记录了疫情期间崛起的创业公司之一：Calm。这是一个帮人冥想、摆脱焦虑的付费app（15美元/月，70美元/年，400美元/终身），疫情初期的下载量大增，目前已经估值20亿美元。它的业务已经拓展到售卖冥想垫、拼图，甚至准备组织海岛放松旅行。

如作者所言，Calm的崛起充满了有趣的矛盾：它是一家硅谷创业公司，但它的核心业务是已经有几千年历史的冥想；它针对的是这个智能手机时代人们感受到的焦虑，但要使用它，你必须打开手机；它由风投资金支持，进取的资本瞄准的是丰盛的利润，而它的商业模式是教你不要做任何事情。

这家创业公司的成功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推特上一个关于居家远程办公大趋势的预测帖，要点包括：

• 人们会向小城市迁移，降低生活成本，生活品质提高，但小城市必须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和更快的网速。
• 异步工作：办公室里大家同时上下班，其实会给工作带来很多干扰，大家在家里按照不同的时间来工作，反而效率会更高。
• 人们会更积极地投入线下兴趣群体，和当地社群建立联系，摆脱孤独感。
• 公司团队将可以变得极为多元和包容，从全世界吸纳人才。
• 对工作表现的评估将更以结果为导向，而不是看你在办公室待了多久、下班后是不是去陪老板喝酒了。
• 公司往往担心员工在家摸鱼，但实际上，员工在家反而可能工作更努力，以至于出现过劳。
• 省下的通勤时间相当于25天，可以用来做很多有利于身心健康的事情。
• 可以支持随处工作的房车会成为大热，特斯拉说不定会专门开发这种房车。
• 写作能力会非常非常重要，在远程办公的场景下，它的重要性远胜过口头表达能力。

BBC 国际频道制作了 10 集播客《The Lazarus Heist》（YouTube），试图还原 2016 年发生的孟加拉银行大劫案。这宗抢劫央行大案现在被认定是朝鲜黑客组织 Lazarus 所为。2016 年 2 月，黑客向 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网络）发出 35 条欺诈指令，要求将 10 亿美元从美国纽约联邦储备局转入孟加拉央行账户，5 条被确认，成功转走 1.01 亿美元，但另 30 条涉及 8.5 亿美元的转款指令被纽约联储局拒绝，因为指令中发现拼写错误。流向菲律宾的 8100 万美元赃款尚未全数追回，但流向斯里兰卡的 2000 万美元已追回。黑客作案从 2 月 4 日周四孟加拉时间晚上 20:00 时开始，纽约时间是周四上午，正常工作时间。孟加拉银行周五、周六休息，等到发现黑客袭击时，已经是纽约的周末。选择周四晚上作案显然是有精心考虑的。

*COLORS杂志：每季出版一次，以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为对象，分为三种版本，通过四种语言在40个国家发刊。COLORS最初构想由Luciano Benetton 与 Oliviero Toscani提出，1991年由Tibor Kalman负责创立，编辑方针上尊重文化歧异、所有文化价值均等。该杂志于2015年停刊。

这是一首关于生活在美国哈代区普通人的诗，关于围着点唱机的青少年，关于在消防栓天井旁玩耍的儿童，关于深夜的地铁。艺术家Roy DeCarava和作家Langston Hughes在这本书的合作里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表达了他们对于城市街区生活的所见所闻以及感受。DeCarava的照片带我们进入了一种感官的世界，这些感知的思考超越了简单的观察，触碰到了生活更深层的意义上。

In Plain Air 是一幅关于布鲁克林展望公园的抒情画像，通过Rozovsky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在展望公园的每一位游客，都在寻求远离城市的喧嚣。在那里家庭、恋人、朋友、来自于文化和种族的人们，都分享着这片土地和美好的时刻。在这个平等的小空间里，我们可以窥见美国社会大熔炉的缩影。

The Color of a Flea’s Eye: The Picture Collection 介绍了纽约公共图书馆图片收藏的历史，这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宝库，里面有一百多万张印刷品、照片、明信片、海报以及废弃书籍和期刊的图片。自1915年成立以来，图片档案库一直是作家、历史学家、艺术家、电影制片人、时装设计师和广告公司的重要资源。

西蒙花了数年时间筛选信件、备忘录和记录，展示了档案库与艺术家、媒体、政府和更广泛的公众之间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文件还透露了20世纪80年代末，当照片的市场价值变高时，档案库的照片也从面向大众流通转型为图片收藏。趁此契机，西蒙从这些照片中挑选出了美国的性别、移民、种族和经济，以及摄影的技术发展等等不同系列的档案资料。

66年前，荷兰画家迪克·布鲁纳（Dick Bruna）创造出了米菲。她的线条简单，一张圆脸，两个长耳朵，两个圆点是眼睛，还有最标志性的 x 型嘴巴。至于为什么，布鲁纳表示，“因为我从小就认为兔子的嘴巴是个×。”

几十年来，虽然米菲的形象略有变化，但总体上保持着简单的轮廓。在布鲁纳看来，米菲成功的秘诀或许就在于这种简单：

“从我一开始创作米菲，她就很受欢迎，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也在找答案。也许是因为她平凡，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既会做好事，也会犯错。她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像你我，她也很友善，喜欢交朋友。”

“寿塔”本来是传统礼俗里给老人和神明贺寿的用品，严格遵循传统礼节的老人慢慢减少，寿塔也日渐没落。但擅长恶搞的年轻人们让寿塔迎来了二度春光，年轻人之间过生日送寿塔成为一种恶趣味，台湾正修科技大学的 3 位毕业生突发奇想，为寿塔制定出年轻世代的美学标准，他们的作品就取名“寿塔美学 Tribute to the gods”。

把创作和改进的过程分开。你不能同时进行写作和编辑，不能同时雕刻和抛光，不能同时制作和分析。如果你这样做，编辑会阻止创造。当你发明时，不要选择。当你画草图时，不要检查。当你写第一稿时，不要反思。在开始的时候，创造者的头脑必须从评判中解放出来。

永远要有一个deadline。deadline能够排除不相关的东西。避免追求完美，你必须追求与众不同，与众不同比完美更好。

凯文·凯利给年轻人的 68 条人生建议

Scenius（场域天才）和genius（天才）很接近，只是它是蕴含在「场域」中而不是基因中。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例子可能就是巴黎左岸孕育出无数天才的咖啡馆。

事实上，大多数高校和顶尖的科技公司，都是以成为够激发个体潜在才能的「场域」为目标。事实上打造场域天才的方法远比想象的要简单的多，就是：当这样的场域出现时，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抹杀它，不要让它过早的正式化。让它保持低效、浪费、边缘的状态，在地下室、市中心、郊区、边缘地带。给它机会让它孕育闪耀群星。

美国人口生态学家保罗·艾里奇夫妇写过一本书叫《灭绝》，前言里讲了一个寓言故事。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旅客注意到一个机修工正从他将要乘坐的飞机机翼上敲出铆钉。机修工解释说航空公司将因此获得一大笔钱。同时，机修工也向这位震惊的旅客保证，飞机上有上千铆钉，绝对是万无一失的。事实上他已经这样做了一阵子了，也没见有飞机掉下来。

这则寓言的重点在于，我们无从知晓究竟哪一颗铆钉会是导致飞机失事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乘客而言，哪怕敲掉一颗铆钉都是疯狂的行为。然而艾里奇教授却严正指出，在地球这艘大型宇宙船上，人类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敲掉一颗颗的“铆钉”：“生态学家并不能预言失去一个物种的结果，正如乘客无法估计飞机失去一颗铆钉会有什么后果一样。”

这个寓言精妙地显示了，我们每一年都在依靠运气生存。因此，存在风险的研究者希望我们能够结束导致危险的全球局势，而不是仅仅试图度过每一年的危险。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它将对未来产生巨大的决定性影响。

HaptiHug 远程拥抱交互背心

远程拥抱交互背心是日本庆应大学的舘研究室（Tachi Lab）的概念性感觉增强系统iFeel IM! 的一部分。背心可将远程交流者的情感转化为一个真实的拥抱。发明者的目标是创造“一种情感的4D 沉浸式体验”。我们真能完全复制出亲身会面的真实感觉吗？（承蒙丰桥技术科学大学电子启发跨学科研究所[EIIRIS] 的DzmitryTse tserukou）

任天堂公布的这款产品叫《Game Builder Garage》，从画风、配色到UI设计都很任天堂，不同的是这款游戏将创作权交由给玩家，通过游戏提供的工具玩家能创作属于自己的游戏，并且还能够分享给其他玩家，这也是任天堂再一次推出第一方UGC平台。

《Game Builder Garage》除了采用了任天堂一贯的卡通风格，最大的特色之一便是简单便捷易上手。在平台中，创作者只需要根据自身的需求将不同的节点进行连接，即可完成游戏的创作工作。

为了让玩家能够更好的熟悉平台中的创作流程以及各类工具的使用方法，任天堂将《Game Builder Garage》分为了两种模式：“课程模式”与“自由模式”。

把区块链和养鸡放在一起更是令人困惑。华裔作家，艺术家，和程序工程师王筱玮在2020年出版的《区块链养鸡场(Blockchain Chicken Farm)》一书中，就通过第一人称的视角探索了数字技术、农业生产、与食品安全的问题。她走访的人中，既有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和工程师，也有卷入农业科技化进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连区块链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信息技术正在农业领域迅速蔓延，然而我们对此却近乎一无所知。

奥运会的秘密：东德曾用电子音乐代替兴奋剂？

2018 年上线之初，IRL 主打线下活动推荐，IRL 的含义是「in real life」。基于地理位置，IRL 向用户推送其附近有趣的活动，鼓励用户离开平台，走到线下和朋友相聚。

2020 年初疫情爆发后，线下聚会暂停，IRL 重点迭代了「发现」页，为用户推荐更多线上活动，IRL 的含义也变成了「in remote life」，鼓励用户通过 IRL 探索互联网上更多远程虚拟活动的乐趣。

伯尼·桑德斯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体现了他的左翼立场。他反对20年前的贸易协定，也反对如今越来越带有敌意和对立色彩的政策倾向。

有一份传播学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很直接，叫做《Fuck individual resilience》，大概可以翻译成《让所谓“个人适应能力”去死吧》。文章说的就是，在疫情的大背景下，学术界更有必要提供支持性的网络，尤其是向女性、少数族裔、年轻学者提供支持，不能只是轻飘飘地说一句：你们要自己努力适应。

Buffer 公司开发社交媒体管理工具，有 89 名员工，它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老板：所有员工包括 CEO 的薪水都是公开的；所有员工都远程办公，唯一的办公室在六年前关闭；公司的一项福利是所有员工想买的书都由公司买单。去年的疫情影响了无数人，Buffer 的回应是将五天工作制减少到四天，不减薪，至今仍然延续。神奇的是，公司在减少一天工作时间的情况下仍然完成了相同的工作量。会议和社交活动减少了，而员工加快了工作节奏。Buffer 人力资源部的 Nicole Miller 说，当我们一周工作 40 小时，我们会找到方法干 40 小时。四天工作制的员工表示他们更健康更快乐更少赶工；而雇主报告员工更有效率更专注。这些实验四天工作制的公司的成功故事指出了一种可能性：有关工作和生产效率的传统方法从根本上被误导了。生产力的提高让四天工作制成为可能，但我们的社会仍然将更长时间的劳动视为一种荣誉勋章。

我们生活在表演性阅读的时代。

尽可能多地阅读书籍是当代知识工作者的新竞赛，我们相信疯狂输入信息才是正道，于是我们不停的从一个顿悟跳到另一个顿悟——只想要干货但拒绝思考——对学习的痴迷已经沦为对消费的痴迷，仿佛我们需要采取行动的答案就潜伏在下一本书、下一部纪录片或下一个Netflix节目中。

而事实上很多最成功的人都是像查理芒格说的那样："把一个简单的想法，认真对待"。这篇文章就是从这样的切入点讲述了Rich Barton和Richard Mosse的故事，前者是一个多次创业（且多次成功）的创业者，后者是一个摄影师。

认真地看，这篇文章似乎在暗示一个全新的硅谷版本：从研发软件来支持现有机制到创造机制本身的转移。如果 Andreessen 对建设的劝诫是对「积极投资于新产品、新产业、新工厂、新科学、大跃进」的呼吁，那么它也是对权力的呼吁。建设的时代也可能是硅谷政治行为的时代。

第一类文明可以在他们的星球上使用和储存所有可用的能量，第二类文明可以在他们的太阳系中做同样的事情，第三类文明则可以统御所处的星系。

我所知道的最引人注目的「畏难盲区」例子是 Stripe，或者说是 Stripe 的想法。十多年来，每一个曾经不得不在网上处理付款的黑客都知道这种经历有多么痛苦。成千上万的人肯定知道这个问题。然而，当他们开始创业时，他们决定建立菜谱网站，或本地活动的聚合平台。为什么？当你可以修复世界上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时，为什么还要去解决很少有人关心的问题，也没有人愿意付钱？因为「畏难盲区」使人们甚至无法考虑解决支付问题的想法。

ZKP 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法。它在此类信息交换中提供了一层隔离，允许消费者在给出信息的时候只需要给出必要的部分。必要性的尺度在于：再少一点信息，就无法建立信任，也无法达成交易。因此，Zero Knowledge 并不是真的「零信息」，而是「必要的信息」。它本身也是一种对信息的有效压缩，从而让交易能更加广泛的达成。

信息的多寡是一种取舍。信息量太大，就会带来认知过载，信息量太小，就无法做出判断。我们经常讲的 the right level of details 听上去是一种玄妙的职场黑话，但它的确告诉我们「界面」在信息传播和建立信任中的价值。

中间人也可以作为「界面」。KOL 就是一种中间人，他们推荐各种商品给我们，并且以自己的「人设」作为担保。从机制角度来看，这并不可靠，而且很难规模化。而 ZKP 这样的机制则更加稳定和可规模化，「知乎高赞」和「拼多多」都近似于一种 ZKP。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的狂轰滥炸使得33万日本公民死亡，43万人受伤。超过970万人无家可归，223万间房屋被毁，200多个城市被破坏。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她的左脚，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被火弹瞬间掠夺了双腿，另一个幸存的男孩被全身烧伤，他虽然活下来，但却在一瞬间失去了6个家庭成员，并落下了终身烧伤残疾。

在战后日本社会迅速进入了重建的氛围，经济开始走向复苏。当时经济的飞速增长甚至被称为日本经济的“黄金时期”。然而，与当时耀眼的经济光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带着战争创伤的孩子们，他们依旧过着困苦的生活，被迫面对战争留下的创伤。他们一直生活在阴影中，试图通过隐身来掩盖自己的伤疤，掩盖痛苦。Kazuma Obara完成了这本精致的手工书，让他们被历史掩盖、沉寂了60年之后得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本书中包括快照、班级照片、1945年被轰炸的地区和它们的现状。摄影师拍摄了6位幸存者的近照，并以影像和其他档案来讲述他们的个人故事。这些故事中还穿插了每个人的政府残疾证的印刷品（这些残疾证事实上毫无价值，因为即使过了70年，受害者也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补偿）和战时宣传杂志的印刷复制品。

摄影师Arseniy Kotov出生于1988年，没有太多一手苏联生活体验的他，在面对快速发展的城市中逐渐消散的景观时依然感到震撼。在怀旧之情的催使下，2016年，他决定用相机为这些旧日的建筑留下名片，于是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拍摄。在这三年里，他走访了数百个俄罗斯城市，从大型城市到无人问津的小镇，冰冷的混凝土建筑被定格，建筑中日暮清晨也一样被留存。

Arseniy Kotov对城市建筑的探索始于22岁，在他的家乡、同时也是大型工业城市的萨马拉（Samara），有超过一半的建筑还保留着上个世纪的风格，他便先从自己的家开始，爬上屋顶、钻出阳台、跑上山坡，站在不同的角度观察和记录这些建筑，从那个时代特有的风格当中找到独特的美。

你还能记起自己小时候的城市和街道吗？

1948年出生的荷兰艺术家Theo Jansen，因为在不同学科中的探索和进展，被赋予了“现代达芬奇”的称号。他有自然科学的背景，也尝试过画画和雕塑。而最终融会贯通各种才能的作品，则是一只只在海边利用风能行走甚至飞行的“仿生兽”。

Theo Jansen从1990年正式开始“海滩仿生兽”（Strandbeest，荷兰语）的创作。它们由塑胶、木头、胶带等常见材料构成，在风的推动下，却能像生物一般行走。夏天是艺术家测试的季节，秋天和冬天则留给了思考和改进——想象一下，一位老先生和一头巨大的“仿生爬行动物”在沙滩上且行且停，引来各种好奇的围观，这场景可以说是很爱死机了。

那个带着巨型仿生兽在海边散步的人

Heath Robinson 1872 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艺术家世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看着科技如何急速改变世界。他父亲及兄长都从事美术和插画工作，在耳濡目染下，他在皇家艺术学院主修美术，希望成为风景画家 ，不过现实是他在出版社当插画家展开了一生事业。

刚开始是为爱伦坡诗集、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和莎士比亚的著作绘制插画。在1902年他开始为他自己的第一本儿童读物《鲁宾叔叔历险记》作画，故事里这位与他同名的英雄的任务是照顾他的侄子彼得，一天侄子被一只大鸟带走了。随后，鲁宾开始了一系列机器辅助的冒险，他自行建造了一系列飞艇和潜水船来寻找他：开始了成为“小玩意儿人”的旅程。

从这里开始，Heath Robinson 打开了一个真正属于他的世界，开始“发明”一系列复杂的机械装置来“解决”普通生活中的日常问题，比如不妨碍楼下睡觉的“静音party”，把人直接打造成形的“减肥引擎”，向前一步往外扩展的折叠花园……

为何争执是毫无意义的？

《城市：人类这样聚集于大地》一书，便将数百张卫星拍摄的城市图像一股脑儿展现在读者眼前。在震撼人心的视觉冲击之后，你会开始思考，城市怎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城市又可以拥有怎样多元的可能——是整齐如棋盘，还是蜿蜒似水蛇？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还是汪洋中的一个港湾？是将人紧密联系，还是把文化死死隔离？答案都在图像之中。

首届 Monocle 设计大奖，都有哪些好东西和好地方？

在众筹的帮助下，现代设计的宝藏拥有了新读者，并拥有了这本由 Rudolph de Harak 所著的、美丽的小书：《理性的简单》（Rational Simplicity）。这个项目由 De Harak 工作室的前合伙人 Richard Poulin 撰写及设计，分析了 De Harak 的作品，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专辑艺术和平装书封面将现代主义的简约观念和抽象的几何设计相结合。这本咖啡桌读物（the coffee-table book）㊟ 现在由 Thames & Hudson 出版，在成功的宣传活动之后，可能将于明年年初发行。

它由丹麦建筑公司 Adept 设计而成，主体以木材为主，包括一个微型啤酒厂、咖啡馆和活动空间，在设计时巧妙地考虑了其有限的寿命。Adept 公司的合伙城市人 Anders Lonka 说：“我们设计的是‘为拆掉而生的房子’。它的结构只用机械连接，也不涂任何油漆。”这个酒馆已经成了社区的重要一员，也让人们逐渐熟悉这块即将被开发成观光地的区域。

在《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博士亚当·阿尔特（Adam Alter）看到，那些生产和设计高科技产品的人自己却仿佛遵守着毒品交易的头号规则——自己绝不能上瘾。乔布斯的孩子从未用过iPad，Twitter创始人没有给两个儿子买过平板电脑，游戏设计师对“魔兽世界”避之不及，很多硅谷巨头根本不让自己的孩子靠近电子设备。“这就好比宗教领袖不让孩子参加宗教活动。”

《后资本主义时代》一书作者、京都大学心灵未来研究中心教授广井良典道出，“科学”和资本主义在基本世界观和态度上是同构的。两者发展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人从共同体中的独立和人与自然的割裂这种双重“起飞”，来实现“市场经济+增长与扩张”。经过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等阶段，资本主义伴随着科技的力量，让全世界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也即“进步”。资本主义和科学是不会停止增长和扩张的，会不断加大对机器和对生产效率的投入，以实现速度更快和效率更高。因此，资本主义一方面不断在地理空间进行扩展，去寻找更多的原材料、潜在市场和廉价劳力；另一方面，随着可以扩展的地理空间越来越小，在不断强化的竞争语境里，新的时间景观也在出现。

“太空乌托邦”是文森特的第一个项目，从2007年一直拍摄至今，他深入到地球上各个角落的天文站、太空研究中心与航空机构，去拍摄人类探索太空的过程。

文森特通过镜头想要讲述的，是一种虚构的未来，他想要呈现一种1980年代的浪漫主义。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太空和人类的未来充满积极的幻想，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去构想未来，显示出一种不属于当下时代的怀旧精神，时间在宇航员的手套中被冻结了，发生在冻结前一刻的，是一种太空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既有过去，现在，也有未来——这是一种溶解在过去迷宫中的未来。

“太空探索折射出一种人类普遍的渴望，不仅是对着天空沉思，人类自身也被投射到其上。‘渴望’一词，其拉丁文词源的意思是：遗憾、对一颗遗失的星星所产生的乡愁。但是，人们怎么会怀念一种未知的事物呢？或者有没有可能，我们其实就是星辰，仰望太空让我们想起了漂浮在宇宙中的最初时刻？或者，人类不是从天空中降落人间的神，怀念是我们曾经遗失的那颗星星？”文森特说。

太空乌托邦：人类对太空的浪漫和怀想

SvalSat卫星站是一个巨大的白色圆形球体，外表面又被切割成一个又一个神秘的三角形，顶部的红色小灯一直闪烁，每一秒，它都在接收距地面约840公里的轨道上的卫星传来的数据。这些卫星被称为“极轨卫星”，它们的轨道与太阳同步，每天，会两次飞越地球表面上的同一个点，而且总在同一个时刻。

《爱，为什么痛》一书作者、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斯发现，前现代时期的信息匮乏会促使当事人“高估”另一方，甚至可能会将其“理想化”；然而现下由于数字通信技术等快速发展，信息渠道不断通畅，对他者的认识多始于先入为主的信息罗列，碎片化的信息冗余而又缺乏整体性，在这种环境之下，被“理想化”的不再是对方，而是主体在不断扩大的选择自由之下骤升的愿望与期待值，失望的可能性也就随之上升。

Blob Opera 是谷歌少为人知的艺术和文化发展部门，旗下的一个实验性项目，由数字艺术家大卫·李（David Li） 主导开发，去年首次面世的时候就曾经引发不小的轰动，甚至还展开了一场”全球巡演“——当然是虚拟的。在项目网站上，玩家可以自己创建一个”合唱团“，定制每一位”歌手“的音调，或者让它们演唱已经保存好的曲目。

PubMed是全球科研人员使用的免费论文引文数据库平台，生物医药领域的科研人员发表论文后，一般都会将论文上传至PubMed，从而方便更多的人检索，提高论文曝光以及下载量。

PubMed由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NCBI）开发和管理，NCBI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一个下属单位，而NIH直属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其主任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

美国莱斯大学哲学教授伊丽莎白·布雷克（Elizabeth Brake）创造了“爱情规范”（anatonormativity）一词，用于概述那些认为人人都会也都应该走入爱情的社会规范。在《最小化婚姻》一书中，布雷克写道：“坚信婚姻和浪漫激情之爱有特殊价值的看法，忽视了其他关爱关系的价值。这种对于婚姻和爱欲不成比例的强调，以及将浪漫爱情视为普遍目标的预设，我称之为‘爱情规范’。它假定对人而言，一种具有排他性和集中性的情爱关系才是正常的，亦假定这是所有人的普遍追求。这种关系是带有规范性的，在这种规范之下，追求情爱关系的优先性胜过其他各种关系。”

Web 3.0的3个革命

万维之笼

无权者与有权者之间的对抗充满了欺骗——无权者假装恭敬有礼，有权者则故意夸大他们的名望与掌控能力。如果仅接受这些表面价值，我们将无法把握权力关系中的各种矛盾、紧张和内在可能性。

通过考察世界各地文学、历史学、政治文化中的实例，著名政治学、人类学者詹姆斯· C·斯科特深入探讨了支配者与从属群体的公开剧本及潜隐剧本之间的联系、区别和界限。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有权者与无权者会心照不宣地在公开互动中合作共谋，这使得公开剧本往往带有程式化和仪式化的色彩。

相对地，任何从属群体都会在其苦难之中创造出特定的潜隐剧本，这些发生在后台的话语、姿态与实践代表着他们对支配者的某种权力批判。与此同时，有权者亦会发展出他们的潜隐剧本，即那些使其统治得以维系但又不能公开承认的措施和观点。

斯科特指出，在公开剧本和潜隐剧本之间最具分歧的地方，话语和权力关系会得到最为显著的表露；两者的交界之处，则是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斗争的重要地带。这部里程碑式著作，将修正我们对从属、抵抗、霸权、民间文化和反叛背后的各种观念的理解，并为权力关系的研究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未竟的杰作》图文并茂地勾勒出一部令人心碎的“另类文学史”。书中选取了文学史上一系列未能完成的遗憾之作，深入地探讨每一部命运不济的作品背后的故事。

从维吉尔的史诗作品《埃涅阿斯纪》，到卡尔·马克思的喜剧小说《斯科皮恩和菲力克斯》，再到马尔克斯离世前仍未放弃的《我们八月见》，从作家的创作瓶颈到编辑的吹毛求疵，从命运坎坷到英年早逝，每一部未竟之作都有着独特而迷人的故事，充满趣味又发人深思。

龟的故事